从阿富汗看美国“输出民主”的悖论

从阿富汗看美国“输出民主”的悖论

[于时语] (2006-09-08)

　　曾经是布什政府向穆斯林国家“输出民主”成功典型的阿富汗，塔利班势力正在卷土重来，“民主改造” 前途未卜。《纽约时报》新近的社论《输掉阿富汗》，以及英国《卫报》报道阿富汗北约驻军司令、英军中将理查兹（David Richards）近日承认： “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在这里可能真的失败”，都彰显这一“民主样板”岌岌可危。

　　阿富汗局势恶化，固然与塔利班的顽强宗教信仰和巴基斯坦境内宗教势力的大力支持密切相关。但是最根本的原因，说到底是白宫一手扶立的卡尔扎伊“民主政权”未能获得广大民众的认同和支持，而始终被看成是华盛顿的傀儡，号令不出西方重兵驻扎的有限城市地区，以至卡尔扎伊总统本人经常被人蔑称为“喀布尔市长”和“美国大使助理”。

　　而卡尔扎伊“民主政权”不得人心的根本原因，正如《纽约时报》社论指出，是新政府普遍和深刻的腐败：上至政府大员，下到小小警察，无不滥用权力谋取私利，法院和法官也未能例外。

　　亲西方的代理人唯利是图　　　　

　　根据德国《明镜》周刊新近披露：就连卡尔扎伊总统的小弟、掌握南方要区暨塔利班根据地坎大哈省行政和“救济”大权的阿赫迈德，竟然也涉嫌卷入鸦片贩卖，获取巨额“保护费”。

　　以笔者之见，阿富汗新政权的腐败决不是偶然现象，也不能全部怪罪政治生命眼看来日无多的卡尔扎伊，而代表了布什政府向穆斯林国家“输出民主”的一个必然和根本的悖论。

　　美国要在穆斯林世界扶植亲西方的“民主政权”，必须先摧毁当地反殖运动以来的左翼民族主义，埃及故总统纳塞尔和伊拉克、叙利亚等地的复兴社会党代表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是其例子。此后华盛顿要坚决打击更为险恶的死敌——宗教势力主导的“政治伊斯兰”运动。

　　一旦实现“政权更易”，扶立了中意的西方代理人，美国“输出民主”的下一步便是推行利润第一的美国经济模式。这便是“输出民主”的基本悖论所在。

　　这是因为这些亲西方的代理人既无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崇高精神，又缺乏严格的宗教信仰和道德约束，唯一剩下的“信仰”便是唯利是图的拜金主义。当然拜金或曰“利润第一”是市场经济的主要原则，也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在原则上与民主制度并非不可调和，在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可以说是并行不悖。可是关键是西方社会数百年来经过痛苦的过程，发展和完善了制约政治腐败的社会机制和环境。这是大部分穆斯林世界，尤其是饱受战乱的国家完全不具备的社会条件。于是从上到下的全面腐败，成为华盛顿“输出民主”的必然结果。

　　华盛顿选择亲西方代理人的条件，也加速了这一腐败过程。就以卡尔扎伊为例，他与美国有很深的渊源，许多亲属早已移民美国。法国《世界报》首先揭露，卡尔扎伊本人旅居美国期间，也曾经为企图在阿富汗铺设输油管的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也即中海油企图竞购而被美国国会阻挠的石油公司）作过咨询服务。自己亲弟弟涉嫌保护鸦片贩运之外，卡尔扎伊领导的政府缺乏廉洁无私的道德权威和献身精神，因此毫不稀奇。

　　关键在于防止政治腐败　　　　

　　阿富汗新政权的迅速腐败，与美国占领伊拉克之后扶植的临时政府如出一辙。华盛顿当时急急要将伊拉克大批国有企业私营化，为衣锦还乡的“民主斗士”混水摸鱼创造了良好条件。例如五角大楼原先奉为“伊拉克的乔治·华盛顿”的查拉比，本是在约旦开设银行后侵吞巨额存款潜逃、被缺席判决17年徒刑的巨贪。临时政府其他成员也都不是省油的灯，包括私运数千万美元现金去国外“购买军火”的某国防部长。直到今天，伊拉克“民选政府”仍然腐败公行，非宗教背景的世俗官员尤甚。

　　世俗的巴解组织和哈玛斯宗教组织的力量消长，是这一现象的另一例子。据法国《费加罗报》，这一现象也在黎巴嫩战后重建过程中再演：真主党在重建和救援工作中的效率和廉洁，与世俗政府的颟顸迟缓形成鲜明对比。而西方许诺的大笔重建和救济资金，即使真正到位，也难免中饱腐败官员的私囊。

　　总之，布什政府急忙要在穆斯林世界现有社会条件下建立西式民主，就像毛泽东要通过“大跃进”，使得“一穷二白”的中国一步跨入共产主义社会一样荒唐。

　　最后必须指出，市场经济和发展民主社会之间的矛盾，是许多转型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尤其是防止政治腐败。在这一方面，新加坡可以说是为数很少的成功例子。相比之下，意识形态幻灭和精神道德约束弱化之后出现惟利是图的严重腐败，在中国大陆的经济改革和苏东巨变以来十分明显，令人担忧。以笔者之见，当务之急是尽快建立各种制约腐败的机制和环境，诸如政企界限、舆论监督和公民社会，而不是徒劳无功的过时“精神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