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斥《戳穿中国是所谓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荒谬骗局》
来源：多彩博客
原作者不详
《戳穿中国是所谓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荒谬骗局》一文在网上广为流传，很多网友明明知道其观点不对，却欲辩乏力，只能恶言相向。其实网上有真知，也有枪手，下面就揭开其文章的画皮。
谁都知道当今的西方确实比中国强出不止一点，但真正的强者根本用不着这么诋毁仇恨中国文化。————反思历史不是象《戳穿中国是所谓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荒 谬骗局 》那样，那是“历史虚无”、“民族虚无”，倒是某些人有诋毁和攻击中国文化的需要，理解了这点，就可以明白某些说汉语用汉字的的人为什么如此仇恨中国文化 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的心态了。
本人虽主张必要反思，反对将学术研究泛政治化，但对于别有用心之人的言论不得不反击批驳！
《戳穿中国是所谓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荒谬骗局 》一文始作俑者是纳兰性德，蒙古族人士，曾用笔名阴山铁骑，sarenhuu，重金属乐队等.多年来他使用不同的名号， 冒用不同的民族， 写了不下于50万字文章，在网上广为传发，专门诋毁中国， 狂贬中华文化. 该人颇有见识，对历史、哲学也有见解，但其用意很深，在网络上颇有危害性，不了解其为人，极易被蛊惑.
此人发表过一系列文章，《“四大发明”的无稽之谈》，《东西方文明之比较》，看似理性反思，但宗旨在与根本否定汉族的古代成就，行文充满对汉族的不屑. 他曾经以sarenhuu笔名写过《二十四史究竟出于何人之手考辩》《汉字、美术和染缸》，内容非常低俗无聊.
那兰性德在蒙人网站上的“理论”。为了便于归纳，我们姑且将之称为理论。他有些什么“理论”呢？
一是，汉族人命贱，屠杀之有何不可？
二是，没有杀那么多汉人，你们汉人夸大其词。
三是、说当今汉人并非纯种汉人。由于蒙古军南下後大量强奸汉族妇女，所以现在的汉人大多是蒙汉杂种。（该血统论在这篇《戳穿中国是所谓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 荒谬骗局 》中也羞羞答答的有所体现，如那段“北方是纯粹的蒙古人种”、“真正的古华夏文明在宋以後就消亡了”等等，大家细细体会，HEHE）
对那兰性德的行踪追踪得十分清楚的丰年先生指出，那兰性德的言论在以汉族人士为主要网民的论坛上，以贬辱汉族为主，而在蒙人网站上则是直接了当地鼓吹蒙族优越论。这才是纳兰性德的真实目的！
反思是必需的，但是假借反思之名，打击我中国人的自信心必须要警惕！
该文的错误到处都是。只看该文的第一段：
“一直以来，中国官方在对国内的宣传中都宣称什么中国是所谓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我们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古老国家，以此做为愚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可笑的论调还流传颇广，深入人心，其实呢，只要稍有一点世界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这只是个笑话。”（原文）
第一、看了该篇文章，可能会得出一种错误的印象，以为“西方人”对中国文化之不属于四大文明，或不是当今世上最久，都已经下了定论。 ”想必作者精通英、法、德、俄、意、西、拉丁、希伯来等等西语，HEHE！
其实四大文明古国的提法是西方史学家首先提出来的，不是中国官方提出来的。只要稍有一点世界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一点。例如我有一本西方人写的《世界史》就 是将中国放在第二大文明古国来讨论的。顺序是：古埃及、中国、印度、古希腊（含後来的罗马）。这本书的原名：World History， edited by Peter N. Stearns， Happer & Row， Publishers， New York，1987.
这类英文史学书有很多很多。到图书馆一查，能够查到数十种！中国文明为四大文明之一，以及中国文化为至今延续最长的文明(longest suriving continuous civilization)，是在英文史书里非常常见的一句话。
第二、5000年的提法是五四时代的中国历史学家的提法，也不是中国官方的提法。从前亦有学者研究中国时只注意3500年来的历史，是因为这3500年的 历史比较辉煌且证据确凿，并不是说中国文明史只有3500年。（中原文明外的三星堆好像是公元前6500年，或者是6300年，河坶渡文化具体时间有点记 不得了，是探索*发现上看到的：）
第三，有些文明很古，例如巴比伦文明。但是不足以以“大”相称。“四大文明古国”，强调的是大和古两个方面。这是西人最初提出四大文明古国的依据。
再举一个例子，让我们看看该文的荒谬。
“有一次我听一个《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演讲，主讲的“考古学者”给我们展示了他们宣称是所谓的“夏王朝”的“都城遗迹”复原图，我仔细一看，原来就是几个 烂草棚子，一个标准的原始村落，他们把这个叫做“伟大的”“夏王朝”的“都城”？还有什么呢，考古现场的几个烂泥堆，那是什么——夯土遗迹，夯土是什么， 就是把泥巴堆在一起压紧做墙基，原始部落用来建造窝棚的最原始技术，俗称“干打垒”。他们把这个叫做“伟大的”“夏王朝”的“都城”？还有就是一些铜渣 子，大量的石器，骨器！这问题不是很清楚了吗？只不过是新石器时代的氏族部落遗迹。所谓的“夏王朝都城”纯属胡扯！”（原文）
作者认为，夏朝遗址是“夯土遗迹”就是“新石器时代的氏族部落遗迹”，事实上，河南二里头以遗址是不是夏都尚待确定，但是从出土规模来看，总面积达300 万平方米，有城桓、有宫殿区、有坟墓区，最大的宫殿达1万平方米，在宫殿区的外围钻探出2条东西方向、1条南北方向共3条垂直相交的大道。其中南北向大道 的长度近700米，2条东西向大道的长度均超过300米，3条大道之间是密集的夯土建筑基址群。这显然不是一个“原始村落”的规模，当为城市无疑，即便不 是夏都，也必定是与夏同期的一个城市遗址。出土文物有铜器、玉器、陶器等等。还有部分器物刻画有尚待破译的类文字符号。出土的铜器规置完整。
这就是作者所谓的“新石器时代的氏族部落遗迹”？所谓的“铜渣子”？他对二里头文化遗址嗤之以鼻，他是不是认为国外的所谓文明遗址都具有现代城市的规模？ 恐怕这只能证明作者自己的偏见而已。另外，夯土也不是什么原始部落的专用技术，甚至连秦朝阿房宫、唐朝大明宫含元殿的台基都是用夯土筑就的。而这位作者为 了攻击的需要，连考古上的常识都不顾，实在是很令人遗憾的。
如果没有甲骨文，他会说商朝是不存在的。可殷墟的发现让他闭了嘴，只好拿夏朝开刀了。或许有一天，我们也会发现夏的遗迹。商朝时已经有度量衡，有法典，有制度，具备一切现代人类社会的特征。那么，这些东西都是一夜之间形成的吗？相信大家都已经有了答案。
其实中国的考古与西方考古相比，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考古是在印证历史。我们的历史，有籍可查的就有4000年，很多考古发现都是在印证历史书上的记 载。中国那么大的土地，我们能做到反复挖掘么？能做到寸土详查么？发现殷墟前，20世纪初，西方连商朝都认为是传说的。中国考古，基本上不会出现挖出一个 大墓，但是却不知道墓主人是谁的事情。但是在西方，这种事情太多了。经常会出现，一次重大考古发现，能让人们找到一段失落的历史的故事。很多西方的历史学 家，考古学家非常羡慕中国的同行，称中国是历史学家的天堂。
《史记》中确实有些现在不能理解的东西，但是，谁能否认《史记》的历史价值？如按原文作者所贬低的“《史记》是一部小说”，那《荷马史诗》、《圣经》记载 的不是神话故事吗？1871年德国人海因李希•谢里曼在奥斯曼土耳其境内发现特洛伊遗址，世界为之轰动，并成为了现代考古学的发端。谢里曼除了自小爱好希 腊历史外，所能找到的资料，就只有希腊古代神话故事中的记载。而除去《圣经》的神话外衣，我们看到的是古代犹太民族在中东地区的生活画面！为什么作者对中 国史书的信任度竟还不如一部口头流传改的面目全非的史诗？
不能因为这些资料中记载了一些现在看来不可思议的东西，便去否定其历史价值，这是对古人的亵渎，同时也是对後人的犯罪！以前历史学家对《史记》中记载的 “荆轲刺秦”时嬴政那柄急切间拔不出的丈长的长剑百思不得其解，按当时的技术，这么长的剑早就断了，一直到兵马俑中出土了该类兵器才解开了这个疑团。
原贴後面的文字更加无聊，把已经消失的几大文明苏美尔文明、印度河文明、古埃及文明强行和现在中东、印度以及埃及拉上关系，苏美尔人居然成了含米特人，恒 河的雅利安文明居然成了融合印度河文明的结果，古埃及文明在只能从传说和历史遗迹中寻找痕迹的今天居然被说成在被现代埃及人很好的继承。
现代疑古之风起源于清末，其产生与发展，无不有当时的历史背景作後盾，其中的大师就是“百日维新”的领袖人物——梁启超。到了今天，这种疑古似乎在扩大化，什么都怀疑，而且直接与西方挂钩，西方人说没有，国内就有声音跟着说没有，这到底是西方古代史，还是中国古代史？
原文作者先有观点，再罗织证据，这种做法本身就是违背学术传统的。何况作者对很多史料的掌握还大成问题，中华文明是否是在世界范围最先发展的，显然是否定 的。但，如果我们深入地研究，就会知道，事实上，任何一个文明发展的先後不同并不能成为判断这个文明先进程度的重要标尺，因为在偶看来，任何文明，都是 “人群”和当地环境创造性的结合。
比如说，西方一直将青铜，文字作为文明的重要标识，但谁知道世界上最早的水稻栽培，丝织物出现在哪里呢？是在中国，最早的水稻栽培据今超过1—0.9万 年，在8000年前的河姆渡，中国有了丝织物，而中国对丝绸的垄断一直到了中国南北朝时代，西方才获得中国丝绸织造的秘密。比中国足足晚了大概7千年 ——————但偶并不认为这两项成就可以证明中国的文明能够比西方先进多少多少倍（事实上这种提法本身就体现了无知），————而是想指出，由于中国文明 特殊的气候，地理条件，在某一些领域，中国的文明有他们领先的特色。
根据同样的原则，假设（因为俺还没有对此进行研究），如果在其他文明地域，如果他们有自己的特色，比如铜矿丰富，便于采矿和冶炼，那么假设因此这些文明能 够更早一步进入青铜时代的话，是否就应该据此认为这些文明要先进的多呢？————-还是更应该深入地在分析这些文明所在地理，气候条件之上给出更恰当的评 价？
但是作者对于这些基本上是视而不见，反而拼命贬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提到国外的历史遗迹则一律是辉煌壮丽之类的形容词，似乎他亲自去过那些现场亲眼见到了 他口中克里特岛上比4000年後中国大多数王宫还要辉煌壮丽的“克诺索斯王宫”（这个王宫面积是3英亩，好像不是很大吧）。我看了真是觉得无话可说。
在世界中心论上，很久以前，各个国家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至少西方的地心学说不是中国提出来的，那么作者单单指责古中国以自己为中心就是很荒谬的。作者在 《“四大发明”是谎言》中谈到埃及人纸草的使用方法，和编竹席差不多，这就算发明了？那么，中国人的黑火药明确交待了原料，配置的方法和比例就不是发 明？？说到西方，就很宽松；讲到中国，就极其严苛。埃及人用纸草实际上不过就是对自然物简单加工，而中国却创造了自然界根本没有的东西，作者却认为纸草就 是最早的发明了。但是讲到火药，却非认为定义为近代炸药。逻辑混乱！对中西方如此双重标准，何谈理性精神！！！
这篇文章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作者的立场上。这个作者遣词造句极尽挖苦中伤之能事，极力贬低中华文明，对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采取双重标准，不但将中华文明说的 一文不值，而且还部分青红皂白，肆意进行人身攻击。它的论调，同他所称的所谓“流氓学者”，“泼皮无赖”毫无二致，甚至更胜一筹！————看看原文作者的 目的，HEHE，也就不奇怪了！
我觉得正常的探讨辩论是为了求得思想的交融，互相促进提高以求得出一个最真实的结论。可是这篇文章却让人觉得这不是一篇为了上述目的而发表的文章，纯粹是为了彻底否定中国文明。与这样的文章争论：
1.任你说的口吐莲花，作者以及其同类也不会被你说服，因为他们本身就不是为了学术而来的，他所希望地就是水越混越好；
2.你即使不说，大部分人还是能分辨出其中的谬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一点不假；
3.文章的作者引用了大量似是而非的史料，然後得出莫名其妙的论点，或者混淆逻辑，在一些字眼上和大家抬杠，如果要驳斥他，就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其中每一条辩论起来，都将是一篇洋洋洒洒的鸿篇大作），如原文作者提到以前的国学大师顾颉刚写了本书《古史辩》认为没有夏朝，大禹是个虫子。但原文作者 阉割了一个事实，就是随着考古发掘的成果，顾先生在和学生谈话时，也承认了夏代的存在。
普通人没有这个时间和精力，专业人士因为前两个原因则一笑置之。————————这就是广大网友明明知道不对，却欲辩乏力的原因所在。
我们应当都有一客观的心。既不能盲目自大，也不必妄自菲薄。中国是文明发源地之一，不能被引来成为咱今天的骄傲资本，但历史探寻的是事实。不能说"爹有钱，儿子就光荣"，但也不能因为儿子没钱，就连爹也就啥不是了！
Monday, October 30, 2006
Sunday, October 29, 2006
重新寻找国际角色的时代
重新寻找国际角色的时代
［杜平］ （2006-10-27）
对于任何一个对世界事务有雄心大志的国家来说，最痛苦的事情之一，莫过于找不到自己的角色。战后几十年，英国由于国力不济，在国际事务中始终找不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所以其外交政策只好寄生于美国之上，勉强维持着大国地位。
同样，法国也有力所不及之痛苦。但为了体现大国的地位和作用，法国采取了与英国不同的做法，那就是反其道而行之。自戴高乐总统开始，历代法国政府都试图与美国拉开距离，甚至有意与之抗衡。与此同时，法国更借助欧洲的联合进程以及自己在法语世界的影响力，努力扮演能够体现自我的角色。
欧洲大国重新审视自我定位
但是，近两年来，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双方的角色现状都受到了挑战。在伦敦方面，由于在世界事务中与华盛顿保持过于亲密的合作，使得英国的国家利益和外交自主权都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
而在巴黎方面，由于欧盟政治和经济联合的进程近年连遭重挫，使得法国指望通过集体力量来提升自身国际地位的目标，突然变得遥远起来。法国无疑依然雄心勃勃，但它热心投入欧盟事务的政策和努力，却未能带来相应的回报。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法两国当前所面对的问题，在本质上是相似的。虽然依然是“伟大的国度”，但却不再是“伟大的强国”。若以“世界大国”的身份来规划自己的外交目标，那自然就难以准确找到自己的位置。
欧盟前外交事务专员彭定康在其新著《Not Quite A Diplomat》中指出，历史的浪潮早已淹没了大英帝国的光辉。英国不再是一个重量级国家，其分量只是中等而已。因此，英国当权者必须从中看到确切的含义，否则，当其他国家都在为未来奋斗时，英国却把自己囚禁在历史之中。
事实上，法国又何尝不是如此。假若GDP总量能够基本说明一个国家的实力，那么，法国的国力在欧洲三大国中排名居末。不仅如此，法国目前遇到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似乎也更多，本来是指望在欧盟一体化进程中予以解决，但现在看来，至少在目前已无希望。
希拉克寄希望于中国
这两天，法国总统希拉克正在中国访问。很多媒体已经注意到，大批法国企业家也同时抵达北京，并且与中方签订了巨额商贸合同。西方不亮，东方亮。法国虽然不可能放弃欧洲联合的目标，但其目光显然正更多地转向中国。
在国际和国内不少事务中，希拉克总统近年来受到很多责难。但是，不能说完全出自主观上的好感，笔者始终认为，希拉克是当代世界政坛上一位难得的政治家。其难得之处，在于比欧洲其他领导人更有政治远见。
在前往北京之前，希拉克自己及其发言人数次向媒体表示，所有迹象都在表明，中国今日之演变将极大地影响明日的世界。因此，法国未来在世界事务中能扮演多大角色，影响国际事务的能力有多大，在相当大程度上，都要取决于法国能否与中国建立特别稳固的关系。
法国是一个自尊意识和优越感非常强烈的国度，但其元首把自己国家的未来与另一个国家公开地维系在一起，这是极其罕见的。笔者过去所闻之一切，均是“法国的前途在于欧洲的团结和强大”。如今乍听法国要借助中国的影响力，不禁心生感慨。假若“伟大”来自于谦卑，那么，法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黄金时代”，是否还有去而复还的那一天？
英法地位的坠落，是欧洲整体力量下降的标志。从势力均衡的角度看，这意味着美国不会受到欧洲的抗衡，其作为唯一超强的地位似乎更加稳固。
可是，与此同时，由于战后国际格局主要是由欧美两端共同支撑，所以，当欧洲承担国际义务的能力在减弱时，美国所要担负的国际义务将更加沉重，其主导世界事务的能力也会下降。
而从布什政府的很多言行和政策看，虽然现存的国际秩序基本上是美国一手推动建立，但现在它却开始自我怀疑起来，甚至带头违背过去的承诺。美国将来又会扮演什么角色？这不只是外界的疑虑，更是美国决策者必须回答的问题。
以公正形象达到近悦远来
希拉克总统抵达北京之日，正巧碰上中国政府纪念重返联合国35周年。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在国际上先后扮演了多种角色，彼此反差之强烈，足以反映世界和中国的历史性变迁。
然而，虽然中国的国际地位这些年来有大幅度上升，角色定位在理论上也很明确，但在实践中，其面孔依然不够清晰。由于实力不够，影响力远非一言九鼎，所以，某些时候保持角色的相对模糊，在战略上是一个必要的选择。
可是，模糊的角色也不容易赢得朋友、信任和威信。希拉克总统在看好中国影响力的同时，也对中国未来的“全球雄心”存有疑虑，其原因大概就在这里。这不能责怪别人，因为中国还有待把自己的真实意图，清晰而完整地展现在世界面前。
希拉克寄望于中国，绝不是希望在国际事务中出现“美国第二”，想必其他国家也是如此。中国外交以维护自身利益为出发点，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在这个前提之下，还需要更智慧、更大胆地树立公正、正义与诚实的形象。只要这样，才更有可能达到近悦远来的境界。而目前处于微妙状态的朝核危机，便是中国可遇而不可求的机遇。
·作者是《联合早报》评论员
［杜平］ （2006-10-27）
对于任何一个对世界事务有雄心大志的国家来说，最痛苦的事情之一，莫过于找不到自己的角色。战后几十年，英国由于国力不济，在国际事务中始终找不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所以其外交政策只好寄生于美国之上，勉强维持着大国地位。
同样，法国也有力所不及之痛苦。但为了体现大国的地位和作用，法国采取了与英国不同的做法，那就是反其道而行之。自戴高乐总统开始，历代法国政府都试图与美国拉开距离，甚至有意与之抗衡。与此同时，法国更借助欧洲的联合进程以及自己在法语世界的影响力，努力扮演能够体现自我的角色。
欧洲大国重新审视自我定位
但是，近两年来，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双方的角色现状都受到了挑战。在伦敦方面，由于在世界事务中与华盛顿保持过于亲密的合作，使得英国的国家利益和外交自主权都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
而在巴黎方面，由于欧盟政治和经济联合的进程近年连遭重挫，使得法国指望通过集体力量来提升自身国际地位的目标，突然变得遥远起来。法国无疑依然雄心勃勃，但它热心投入欧盟事务的政策和努力，却未能带来相应的回报。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法两国当前所面对的问题，在本质上是相似的。虽然依然是“伟大的国度”，但却不再是“伟大的强国”。若以“世界大国”的身份来规划自己的外交目标，那自然就难以准确找到自己的位置。
欧盟前外交事务专员彭定康在其新著《Not Quite A Diplomat》中指出，历史的浪潮早已淹没了大英帝国的光辉。英国不再是一个重量级国家，其分量只是中等而已。因此，英国当权者必须从中看到确切的含义，否则，当其他国家都在为未来奋斗时，英国却把自己囚禁在历史之中。
事实上，法国又何尝不是如此。假若GDP总量能够基本说明一个国家的实力，那么，法国的国力在欧洲三大国中排名居末。不仅如此，法国目前遇到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似乎也更多，本来是指望在欧盟一体化进程中予以解决，但现在看来，至少在目前已无希望。
希拉克寄希望于中国
这两天，法国总统希拉克正在中国访问。很多媒体已经注意到，大批法国企业家也同时抵达北京，并且与中方签订了巨额商贸合同。西方不亮，东方亮。法国虽然不可能放弃欧洲联合的目标，但其目光显然正更多地转向中国。
在国际和国内不少事务中，希拉克总统近年来受到很多责难。但是，不能说完全出自主观上的好感，笔者始终认为，希拉克是当代世界政坛上一位难得的政治家。其难得之处，在于比欧洲其他领导人更有政治远见。
在前往北京之前，希拉克自己及其发言人数次向媒体表示，所有迹象都在表明，中国今日之演变将极大地影响明日的世界。因此，法国未来在世界事务中能扮演多大角色，影响国际事务的能力有多大，在相当大程度上，都要取决于法国能否与中国建立特别稳固的关系。
法国是一个自尊意识和优越感非常强烈的国度，但其元首把自己国家的未来与另一个国家公开地维系在一起，这是极其罕见的。笔者过去所闻之一切，均是“法国的前途在于欧洲的团结和强大”。如今乍听法国要借助中国的影响力，不禁心生感慨。假若“伟大”来自于谦卑，那么，法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黄金时代”，是否还有去而复还的那一天？
英法地位的坠落，是欧洲整体力量下降的标志。从势力均衡的角度看，这意味着美国不会受到欧洲的抗衡，其作为唯一超强的地位似乎更加稳固。
可是，与此同时，由于战后国际格局主要是由欧美两端共同支撑，所以，当欧洲承担国际义务的能力在减弱时，美国所要担负的国际义务将更加沉重，其主导世界事务的能力也会下降。
而从布什政府的很多言行和政策看，虽然现存的国际秩序基本上是美国一手推动建立，但现在它却开始自我怀疑起来，甚至带头违背过去的承诺。美国将来又会扮演什么角色？这不只是外界的疑虑，更是美国决策者必须回答的问题。
以公正形象达到近悦远来
希拉克总统抵达北京之日，正巧碰上中国政府纪念重返联合国35周年。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在国际上先后扮演了多种角色，彼此反差之强烈，足以反映世界和中国的历史性变迁。
然而，虽然中国的国际地位这些年来有大幅度上升，角色定位在理论上也很明确，但在实践中，其面孔依然不够清晰。由于实力不够，影响力远非一言九鼎，所以，某些时候保持角色的相对模糊，在战略上是一个必要的选择。
可是，模糊的角色也不容易赢得朋友、信任和威信。希拉克总统在看好中国影响力的同时，也对中国未来的“全球雄心”存有疑虑，其原因大概就在这里。这不能责怪别人，因为中国还有待把自己的真实意图，清晰而完整地展现在世界面前。
希拉克寄望于中国，绝不是希望在国际事务中出现“美国第二”，想必其他国家也是如此。中国外交以维护自身利益为出发点，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在这个前提之下，还需要更智慧、更大胆地树立公正、正义与诚实的形象。只要这样，才更有可能达到近悦远来的境界。而目前处于微妙状态的朝核危机，便是中国可遇而不可求的机遇。
·作者是《联合早报》评论员
Saturday, October 28, 2006
从美国精英教育中反思自己
从美国精英教育中反思自己
作者: 薛涌
来源：南都周刊
盎格鲁撒克逊有一套培养精英的办法，避免了中国那种“富不过三代”的宿命。
北大建高尔夫练习场不了了之，但高尔夫风却刹不住。厦门大学最邪乎，要让高尔夫成为几个专业的必修课。上海财经大学稍微理性一些，仅开设了高尔夫选修课，结果此课在校园中热得烫人，学生要在电脑上随机抽取才能获得选课的权利。这无疑给推动高尔夫教育的人打了一剂强心针：大学不是要为学生服务吗？这是学生的要求！
中国人多地少，基本的体育用地也没有，哪里有地方打高尔夫？如今大学生失业率奇高，起薪接近民工。无论是厦门大学还是上海财经大学，即使在中国也属于二流。校方不操心改进教学，提高学生的竞争力，学生不好好修练本领，想想毕业怎么谋生，大家为什么不约而同地对高尔夫有这么大的热情？说到底，还是精英情结在起作用。厦门大学直言不讳：高尔夫是精英教育的一部分。在上海，中高阶层不惜重金把自己六七岁的孩子送进贵族学校进行高尔夫训练。财大学生的举止，也就不奇怪了。
希望成为精英，并不是非分的野心。相反，大学本应该培养未来社会的领袖。而能否培养堪当大任的精英，也关系到一个民族和文明的兴衰。我这两年连续写了两本书：《美国是如何培养精英的》，《精英的阶梯：美国教育考查》，集中探讨的，就是以美国为中心的盎格鲁撒克逊的精英教育的传统。
在我看来，现代社会的形成，和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崛起直接相关。从大英帝国到今天的美国，这一传统主宰世界将近三百年，至今仍然看不到终结的苗头。人家能够如此长盛不衰，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有一套培养精英的办法，避免了中国那种“富不过三代”的宿命。如今美国种族和文化多元，犹太人、黑人、亚裔纷纷崛起，打破了盎格鲁撒克逊对精英教育的垄断。但是，盎格鲁撒克逊的文化精神，还是给美国的精英教育提供了最基本的框架。研究这种精英教育，是发展中国精英教育必不可少的步骤。
你是不是精英，不在于你有多么高贵的嗜好，而在于你对周围的人有没有感召力。
那么，美国精英教育的核心是什么呢？以我观察，一个最基本的核心，就是打破精英的 entitlement的意识。所谓entitlement，直译是“资格”，实际上在中文中很难找到对应的概念。这大概和我们的文化中缺乏类似的意识有关吧。Entitlement实际上是指一种“理所当然的权利”。这就像“老子英雄儿好汉”一样，当爹的是条龙，儿子当然就不能是一条虫。有了这种 entitlement的意识和优越感，儿子就容易躺在老子的业绩中坐享其成。几代之内，祖先艰苦创业留下的遗产就会被挥霍干净。
盎格鲁撒克逊的传统虽然起源于贵族文化，但对这种entitlement的祸害却防范很严，孩子从小不娇生惯养，要经过跌打。同时，西方古典的传统，特别是古希腊的文化，对启蒙主义以来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有强大的塑造力量。在古代雅典，平等是立国之本。这一平等的精神，即使是盎格鲁撒克逊的贵族也无法抵挡。特别是后来盎格鲁撒克逊文明在美国开花结果，创造了一个平民主义社会，平等就更加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
当今美国的精英文化和培养精英的方式，必须放在这一平等的传统中来理解：不管你出生于什么家门，作为一个人，你和任何一个其他人都是平等的。这不仅体现在法律上，也体现在一人一票的政治权利上。所以，你是不是精英，不在于老子给你留下了什么，不在于你有多么高贵的嗜好，而在于你对周围那些和你享受平等权利的人有没有感召力，人家愿不愿意跟随你。也就是说，别人愿不愿意推举你为他们的领袖。不管是从政还是做生意，这种能和大众沟通的“人气”是成功的前提。
那么，怎么让人家把你推举为领袖呢？首先要对被你领导的人们有深刻的理解和真诚的关心。美国人的教育，从学前班开始就灌输精英理念，你到处可以听到“领袖才能”(leadership)这类字眼。但人家这种精英意识和我们大为不同。比如，有一次我参加女儿的一个活动，每个家长要当众表彰自己的孩子的“业绩”，以鼓励好的品行。一位家长讲自己的女儿：“奥利维亚组织小朋友演节目。录音机打开后，她特别摁了暂停键，要确定所有小朋友都听过这段音乐，会跟着唱歌，才重新开始。这体现了她对他人的关怀和她的领袖才能。”事实也确实如此。那个孩子是个典型的孩子王。总之，想当领袖，首先要谦卑，要体贴他人，让别人信服。
稍微大一些，美国的家长为了孩子将来成为领袖，争先恐后地送他们打义工。特别是有钱人家，甚至会自己掏腰包把孩子送到非洲，在南非的孤儿院、艾滋病救济站做志愿人员。大学生则更不落其后。2005年，美国330万大学生打义工。一些研究表明，这些义工，不仅利他，更是利己。通过义工，大学生了解了社会，了解了底层，发展了自己的领袖才能，建立和被领导的人的基本纽带。毕业后老板雇人，常要看义工的经历。至于你有些贵族嗜好，不是不可以，但最好别到处炫耀。2004年总统大选，克里玩一些贵族运动的镜头被共和党拿来作攻击他的广告，最后被喜欢平民的棒球的布什所击败。
精英教育从化解entitlement的意识开始，以培养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为目标。
美国的大学生争着打义工，生怕自己和下层不接近；我们的大学生挤破高尔夫练习场，生怕自己和草民无法区分。这样的对比说明了什么呢？人家的精英教育，是要让学生从社会底端艰苦卓绝地奋斗上去。因为精英是领袖，他们要说服跟从者：我是你们的一员，但我从小就当志愿人员，更愿意也更有能力为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精英教育从化解entitlement的意识开始，以培养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为目标。
我们的精英教育，则教学生怎么坐享其成，刻意塑造的就是人家想方设法要摆脱的 entitlement意识：我有资格与别人不同，我必须享受别人享受不了的东西。甚至在学生还没有任何成就，毕业后能否找到工作都还不清楚的情况下，学校就用高尔夫把这种entitlement的意识灌输给学生。而如今的大学生大多是独生子女。他们从小的家庭教育，就是entitlement的教育：别人围着自己转，想要什么都必须获得满足。这样的孩子，有着舍我其谁的本能，对高尔夫当然反应热烈。现在某些大学生，已经被娇惯到找工作面试时被问一句能否扫地就会暴怒的程度，受了高尔夫的教育后，他们还肯干什么呢？
也许我们应该想一想：人家三百年长盛不衰，我们“富不过三代”，这一切难道都是偶然？
作者: 薛涌
来源：南都周刊
盎格鲁撒克逊有一套培养精英的办法，避免了中国那种“富不过三代”的宿命。
北大建高尔夫练习场不了了之，但高尔夫风却刹不住。厦门大学最邪乎，要让高尔夫成为几个专业的必修课。上海财经大学稍微理性一些，仅开设了高尔夫选修课，结果此课在校园中热得烫人，学生要在电脑上随机抽取才能获得选课的权利。这无疑给推动高尔夫教育的人打了一剂强心针：大学不是要为学生服务吗？这是学生的要求！
中国人多地少，基本的体育用地也没有，哪里有地方打高尔夫？如今大学生失业率奇高，起薪接近民工。无论是厦门大学还是上海财经大学，即使在中国也属于二流。校方不操心改进教学，提高学生的竞争力，学生不好好修练本领，想想毕业怎么谋生，大家为什么不约而同地对高尔夫有这么大的热情？说到底，还是精英情结在起作用。厦门大学直言不讳：高尔夫是精英教育的一部分。在上海，中高阶层不惜重金把自己六七岁的孩子送进贵族学校进行高尔夫训练。财大学生的举止，也就不奇怪了。
希望成为精英，并不是非分的野心。相反，大学本应该培养未来社会的领袖。而能否培养堪当大任的精英，也关系到一个民族和文明的兴衰。我这两年连续写了两本书：《美国是如何培养精英的》，《精英的阶梯：美国教育考查》，集中探讨的，就是以美国为中心的盎格鲁撒克逊的精英教育的传统。
在我看来，现代社会的形成，和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崛起直接相关。从大英帝国到今天的美国，这一传统主宰世界将近三百年，至今仍然看不到终结的苗头。人家能够如此长盛不衰，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有一套培养精英的办法，避免了中国那种“富不过三代”的宿命。如今美国种族和文化多元，犹太人、黑人、亚裔纷纷崛起，打破了盎格鲁撒克逊对精英教育的垄断。但是，盎格鲁撒克逊的文化精神，还是给美国的精英教育提供了最基本的框架。研究这种精英教育，是发展中国精英教育必不可少的步骤。
你是不是精英，不在于你有多么高贵的嗜好，而在于你对周围的人有没有感召力。
那么，美国精英教育的核心是什么呢？以我观察，一个最基本的核心，就是打破精英的 entitlement的意识。所谓entitlement，直译是“资格”，实际上在中文中很难找到对应的概念。这大概和我们的文化中缺乏类似的意识有关吧。Entitlement实际上是指一种“理所当然的权利”。这就像“老子英雄儿好汉”一样，当爹的是条龙，儿子当然就不能是一条虫。有了这种 entitlement的意识和优越感，儿子就容易躺在老子的业绩中坐享其成。几代之内，祖先艰苦创业留下的遗产就会被挥霍干净。
盎格鲁撒克逊的传统虽然起源于贵族文化，但对这种entitlement的祸害却防范很严，孩子从小不娇生惯养，要经过跌打。同时，西方古典的传统，特别是古希腊的文化，对启蒙主义以来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有强大的塑造力量。在古代雅典，平等是立国之本。这一平等的精神，即使是盎格鲁撒克逊的贵族也无法抵挡。特别是后来盎格鲁撒克逊文明在美国开花结果，创造了一个平民主义社会，平等就更加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
当今美国的精英文化和培养精英的方式，必须放在这一平等的传统中来理解：不管你出生于什么家门，作为一个人，你和任何一个其他人都是平等的。这不仅体现在法律上，也体现在一人一票的政治权利上。所以，你是不是精英，不在于老子给你留下了什么，不在于你有多么高贵的嗜好，而在于你对周围那些和你享受平等权利的人有没有感召力，人家愿不愿意跟随你。也就是说，别人愿不愿意推举你为他们的领袖。不管是从政还是做生意，这种能和大众沟通的“人气”是成功的前提。
那么，怎么让人家把你推举为领袖呢？首先要对被你领导的人们有深刻的理解和真诚的关心。美国人的教育，从学前班开始就灌输精英理念，你到处可以听到“领袖才能”(leadership)这类字眼。但人家这种精英意识和我们大为不同。比如，有一次我参加女儿的一个活动，每个家长要当众表彰自己的孩子的“业绩”，以鼓励好的品行。一位家长讲自己的女儿：“奥利维亚组织小朋友演节目。录音机打开后，她特别摁了暂停键，要确定所有小朋友都听过这段音乐，会跟着唱歌，才重新开始。这体现了她对他人的关怀和她的领袖才能。”事实也确实如此。那个孩子是个典型的孩子王。总之，想当领袖，首先要谦卑，要体贴他人，让别人信服。
稍微大一些，美国的家长为了孩子将来成为领袖，争先恐后地送他们打义工。特别是有钱人家，甚至会自己掏腰包把孩子送到非洲，在南非的孤儿院、艾滋病救济站做志愿人员。大学生则更不落其后。2005年，美国330万大学生打义工。一些研究表明，这些义工，不仅利他，更是利己。通过义工，大学生了解了社会，了解了底层，发展了自己的领袖才能，建立和被领导的人的基本纽带。毕业后老板雇人，常要看义工的经历。至于你有些贵族嗜好，不是不可以，但最好别到处炫耀。2004年总统大选，克里玩一些贵族运动的镜头被共和党拿来作攻击他的广告，最后被喜欢平民的棒球的布什所击败。
精英教育从化解entitlement的意识开始，以培养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为目标。
美国的大学生争着打义工，生怕自己和下层不接近；我们的大学生挤破高尔夫练习场，生怕自己和草民无法区分。这样的对比说明了什么呢？人家的精英教育，是要让学生从社会底端艰苦卓绝地奋斗上去。因为精英是领袖，他们要说服跟从者：我是你们的一员，但我从小就当志愿人员，更愿意也更有能力为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精英教育从化解entitlement的意识开始，以培养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为目标。
我们的精英教育，则教学生怎么坐享其成，刻意塑造的就是人家想方设法要摆脱的 entitlement意识：我有资格与别人不同，我必须享受别人享受不了的东西。甚至在学生还没有任何成就，毕业后能否找到工作都还不清楚的情况下，学校就用高尔夫把这种entitlement的意识灌输给学生。而如今的大学生大多是独生子女。他们从小的家庭教育，就是entitlement的教育：别人围着自己转，想要什么都必须获得满足。这样的孩子，有着舍我其谁的本能，对高尔夫当然反应热烈。现在某些大学生，已经被娇惯到找工作面试时被问一句能否扫地就会暴怒的程度，受了高尔夫的教育后，他们还肯干什么呢？
也许我们应该想一想：人家三百年长盛不衰，我们“富不过三代”，这一切难道都是偶然？
可以容忍的荒唐与不能容忍的荒唐
可以容忍的荒唐与不能容忍的荒唐
作者：黄广明
来源：南都周刊
本期话题讨论的是大学里的荒唐事，仔细一想，这个选题本身，已经体现出大学在世人心目中形象的流变。
并不久远的20年前，20世纪80年代，大学意味着什么？象牙塔、知识殿堂、高山仰止的教授学者、意气风发的天之骄子……大学里的一切，都让人们投来艳羡的目光。
世易时移，20年弹指一挥，大学已由当年的捷报频传变成今天的噩耗不断，学者教授们忙着走穴赚钱，加上此起彼伏的学术造假，斯文扫地；高校普遍性地钱字当头，学位批发，“博士大跃进”；大学生则由当年的骄子变成了“焦子”，从刚迈入大学校门的那一刻就为日趋严峻的就业形势焦虑——大学生就业已从当年的“皇帝女儿不愁嫁”变成了今日与民工竞低薪水。
日益高涨的学费，日趋严峻的就业，日薄西山的薪水，让不少学生和家长觉得上大学的投入和产出不合理，甚至不乏后悔上大学者。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腾讯网新闻中心最近联合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34.7%的受访者在谈到自己的大学生活时，都觉得“后悔”。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觉得大学在中国的处境挺像文学在中国的处境，20世纪80年代文学中国呈现的万众瞩目趋之若鹜之像颇似当年之大学，而今日文学的破落之境与文坛丑闻迭爆又与今日大学相仿。冷静的分析，当年的大学与文学都被人仰视了，被人赋予了不合理的期望，而今日的大学与文学则处在一个“被人轻薄”的时期，两种状态，我以为都是不正常的。
比如，究竟哪些事是大学的荒唐事？飞速变化飞速发展中的中国大学，一如其所寄存的社会母体，乍一看乱象丛生，荒唐事不断，但，仔细分析，有些是真荒唐，有些却是假荒唐，有些貌似荒唐，实则却体现了进步。
记者列出了中国大学十大荒唐，像上海交大教授、博导陈进“汉芯一号”造假事件，北大假引进海外人才，西安翻译学院院长的丁祖诒在《洛杉矶时报》自费发布“当选为最受美国高校尊敬的中国民办大学校长”的虚假新闻，山东聊城大学践行“大学者，大门之谓也”斥巨资修建中国高校最豪华大门事件……这一看就是荒唐事(尽管国人已见怪不怪)；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陆德明因嫖娼被抓辞去院长职务，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在本校推行高尔夫运动课程，北大教授阿忆哭穷称走穴是迫不得已等事，是否算得上是荒唐事，就可存疑了。
比如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在本校推行高尔夫运动课程遭非议，被指伪精英的教育，“中国大学的超前腐败”等等，我们可否从另一个角度看——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高校作为相对独立的教育机构，大学作为有着自由精神的学术思想领地，当然有权根据自己人才培养的定位，依据自身校园文化的特征，开设一些独创性、有价值的课程，这也是大学创新性的体现。与那些墨守陈规，几十年抱着一套教学范式不变的大学相比，敏感且具有时代气息的大学当然更符合一个好大学的标准。
再如北大教授阿忆哭穷被迫走穴事件，在一种理想的大学环境里，这当然是一件非常“荒唐”的事，但这个荒唐是不是更大荒唐的产物呢？比如高校的体脑倒挂，官僚治校而非学者治校，国家层面的教育经费无保障等等。
中国大学荒唐事确实很多，但不同的荒唐事却要具体分析，有的是大荒唐之下的并发症，有的更像是控诉，有的则是危机中蕴含着转机。
作者：黄广明
来源：南都周刊
本期话题讨论的是大学里的荒唐事，仔细一想，这个选题本身，已经体现出大学在世人心目中形象的流变。
并不久远的20年前，20世纪80年代，大学意味着什么？象牙塔、知识殿堂、高山仰止的教授学者、意气风发的天之骄子……大学里的一切，都让人们投来艳羡的目光。
世易时移，20年弹指一挥，大学已由当年的捷报频传变成今天的噩耗不断，学者教授们忙着走穴赚钱，加上此起彼伏的学术造假，斯文扫地；高校普遍性地钱字当头，学位批发，“博士大跃进”；大学生则由当年的骄子变成了“焦子”，从刚迈入大学校门的那一刻就为日趋严峻的就业形势焦虑——大学生就业已从当年的“皇帝女儿不愁嫁”变成了今日与民工竞低薪水。
日益高涨的学费，日趋严峻的就业，日薄西山的薪水，让不少学生和家长觉得上大学的投入和产出不合理，甚至不乏后悔上大学者。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腾讯网新闻中心最近联合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34.7%的受访者在谈到自己的大学生活时，都觉得“后悔”。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觉得大学在中国的处境挺像文学在中国的处境，20世纪80年代文学中国呈现的万众瞩目趋之若鹜之像颇似当年之大学，而今日文学的破落之境与文坛丑闻迭爆又与今日大学相仿。冷静的分析，当年的大学与文学都被人仰视了，被人赋予了不合理的期望，而今日的大学与文学则处在一个“被人轻薄”的时期，两种状态，我以为都是不正常的。
比如，究竟哪些事是大学的荒唐事？飞速变化飞速发展中的中国大学，一如其所寄存的社会母体，乍一看乱象丛生，荒唐事不断，但，仔细分析，有些是真荒唐，有些却是假荒唐，有些貌似荒唐，实则却体现了进步。
记者列出了中国大学十大荒唐，像上海交大教授、博导陈进“汉芯一号”造假事件，北大假引进海外人才，西安翻译学院院长的丁祖诒在《洛杉矶时报》自费发布“当选为最受美国高校尊敬的中国民办大学校长”的虚假新闻，山东聊城大学践行“大学者，大门之谓也”斥巨资修建中国高校最豪华大门事件……这一看就是荒唐事(尽管国人已见怪不怪)；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陆德明因嫖娼被抓辞去院长职务，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在本校推行高尔夫运动课程，北大教授阿忆哭穷称走穴是迫不得已等事，是否算得上是荒唐事，就可存疑了。
比如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在本校推行高尔夫运动课程遭非议，被指伪精英的教育，“中国大学的超前腐败”等等，我们可否从另一个角度看——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高校作为相对独立的教育机构，大学作为有着自由精神的学术思想领地，当然有权根据自己人才培养的定位，依据自身校园文化的特征，开设一些独创性、有价值的课程，这也是大学创新性的体现。与那些墨守陈规，几十年抱着一套教学范式不变的大学相比，敏感且具有时代气息的大学当然更符合一个好大学的标准。
再如北大教授阿忆哭穷被迫走穴事件，在一种理想的大学环境里，这当然是一件非常“荒唐”的事，但这个荒唐是不是更大荒唐的产物呢？比如高校的体脑倒挂，官僚治校而非学者治校，国家层面的教育经费无保障等等。
中国大学荒唐事确实很多，但不同的荒唐事却要具体分析，有的是大荒唐之下的并发症，有的更像是控诉，有的则是危机中蕴含着转机。
中国高校十大荒唐事件 从象牙塔到大观园
中国高校十大荒唐事件 从象牙塔到大观园
来源：南都周刊
中国大学里多少荒唐事……
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之下
中国的大学体无完肤
象牙塔变得与社会越来越相似
爆出的很多荒唐新闻
也越来越超出我们的想象
高尔夫必修课、食堂观光电梯、彩票学硕士
还有，芯片造假、教授嫖娼
是我们对大学要求太高，
还是大学迷失了自己？
教授哭穷
高尔夫成必修课
“汉芯一号”造假
院长嫖娼
中国高校十大荒唐事件
1. “汉芯一号”造假奇闻
2003年2月，在摩托罗拉公司做测试的工程师陈进，将一片从美国买来的MOTO-freescale 56800芯片，雇人磨掉原有标志再加上自己LOGO，“研制”成了“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汉芯一号”，并借此当上了上海交大教授、博导、微电子学院院长。借助“汉芯一号”，陈进申请了数十项重量级的科研项目，进而骗取了高达11亿元的科研基金。2006年1月，造假事件东窗事发，震撼全国。
2. 复旦经济学院院长嫖娼
2004年10月28日，复旦大学宣布，经济学院院长陆德明因8月份嫖娼被抓，学校党委决定开除其党籍，学校也给予行政开除处分。之后陆德明发表声明承认嫖娼的事实并向公众道歉。
3. 大学女生停课陪舞领导
2006年9月27日，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2003级舞蹈编导专业全体10名女生，被学校“强行组织”提前下课去参加了一次前所未有的任务——陪来校察看的领导跳舞。当教育与官场同流合污后，产生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性贿赂也不足为奇。
4. 最受美国高校尊敬的中国民办大学校长
2004年10月，时任西安翻译学院院长的丁祖诒在《洛杉矶时报》自费发布“西安翻译学院丁祖诒校长当选为最受美国高校尊敬的中国民办大学校长”的虚假新闻，后为方舟子调查撰文揭穿。丁祖诒给我们开了一个“国际玩笑”，面对如此高校，我们却无法言笑。
5. 毕业论文集体被“枪毙”
2006年6月，上海师范大学2002级油画本科班12名学生论文被集体“枪毙”。事件背后真正的原因涉及院长徐芒耀与该班指导老师刘大鸿之间的学术分歧。12篇论文成了学术分歧的陪葬品，冤啊！
6. 女博士无端被开除
2006年4月18日，北京外国语大学认定该校2002级女博士生卫英(化名)以小广告、电子邮件等方式对导师进行骚扰、辱骂和人身攻击，并对另外两名老师进行骚扰，决定开除该学生学籍，并表示这是一个证据充分的“铁案”。随后卫英在申诉无效情况下，向北京教委提起行政复议，最终北京教委撤销了北外的开除决定。究竟是卫英如北外所说的荒唐，还是北外如外界所论的荒唐？
7. 引进人才也造假？
2006年7月末，著名美籍华裔教授丘成桐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北京大学从海外引进的人才，大部分是假人才。”其后北大发表声明指责丘成桐歪曲事实。一时间丘成桐、北大、诸专家学者、教育部均卷入这场广受关注的纷争。丘成桐向左，北大向右，却无人知晓我们的高等教育路在何方。
8. 豪华面子工程
2006年8月初，媒体报道了中国人民大学耗资百万给三层食堂修建了豪华观光电梯；10月初，有网友披露山东聊城大学校门为“高校最大、造价最高的大门，造价居然达8000万元”(后校方声明为300万元)，甚至有人编撰了“天价校门排行榜”，引起舆论的哗然以致骂声四起。看来爱面子的不只官员们，还有高校老爷们。
9. 教授公布工资单哭穷
2006年9月，北大副教授阿忆在其博客上公布他在北大的工资单，以作为他对“教师和走穴”看法的证据，在外界看来这却是阿忆“哭穷”的证据。
10. 高尔夫成了必修课
2006年10月14日，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在一次会议上有关高尔夫与精英教育的发言，使得在8月份就因北大建高尔夫练习场而热闹起来的高尔夫进高校新闻更加引人非议。
来源：南都周刊
中国大学里多少荒唐事……
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之下
中国的大学体无完肤
象牙塔变得与社会越来越相似
爆出的很多荒唐新闻
也越来越超出我们的想象
高尔夫必修课、食堂观光电梯、彩票学硕士
还有，芯片造假、教授嫖娼
是我们对大学要求太高，
还是大学迷失了自己？
教授哭穷
高尔夫成必修课
“汉芯一号”造假
院长嫖娼
中国高校十大荒唐事件
1. “汉芯一号”造假奇闻
2003年2月，在摩托罗拉公司做测试的工程师陈进，将一片从美国买来的MOTO-freescale 56800芯片，雇人磨掉原有标志再加上自己LOGO，“研制”成了“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汉芯一号”，并借此当上了上海交大教授、博导、微电子学院院长。借助“汉芯一号”，陈进申请了数十项重量级的科研项目，进而骗取了高达11亿元的科研基金。2006年1月，造假事件东窗事发，震撼全国。
2. 复旦经济学院院长嫖娼
2004年10月28日，复旦大学宣布，经济学院院长陆德明因8月份嫖娼被抓，学校党委决定开除其党籍，学校也给予行政开除处分。之后陆德明发表声明承认嫖娼的事实并向公众道歉。
3. 大学女生停课陪舞领导
2006年9月27日，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2003级舞蹈编导专业全体10名女生，被学校“强行组织”提前下课去参加了一次前所未有的任务——陪来校察看的领导跳舞。当教育与官场同流合污后，产生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性贿赂也不足为奇。
4. 最受美国高校尊敬的中国民办大学校长
2004年10月，时任西安翻译学院院长的丁祖诒在《洛杉矶时报》自费发布“西安翻译学院丁祖诒校长当选为最受美国高校尊敬的中国民办大学校长”的虚假新闻，后为方舟子调查撰文揭穿。丁祖诒给我们开了一个“国际玩笑”，面对如此高校，我们却无法言笑。
5. 毕业论文集体被“枪毙”
2006年6月，上海师范大学2002级油画本科班12名学生论文被集体“枪毙”。事件背后真正的原因涉及院长徐芒耀与该班指导老师刘大鸿之间的学术分歧。12篇论文成了学术分歧的陪葬品，冤啊！
6. 女博士无端被开除
2006年4月18日，北京外国语大学认定该校2002级女博士生卫英(化名)以小广告、电子邮件等方式对导师进行骚扰、辱骂和人身攻击，并对另外两名老师进行骚扰，决定开除该学生学籍，并表示这是一个证据充分的“铁案”。随后卫英在申诉无效情况下，向北京教委提起行政复议，最终北京教委撤销了北外的开除决定。究竟是卫英如北外所说的荒唐，还是北外如外界所论的荒唐？
7. 引进人才也造假？
2006年7月末，著名美籍华裔教授丘成桐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北京大学从海外引进的人才，大部分是假人才。”其后北大发表声明指责丘成桐歪曲事实。一时间丘成桐、北大、诸专家学者、教育部均卷入这场广受关注的纷争。丘成桐向左，北大向右，却无人知晓我们的高等教育路在何方。
8. 豪华面子工程
2006年8月初，媒体报道了中国人民大学耗资百万给三层食堂修建了豪华观光电梯；10月初，有网友披露山东聊城大学校门为“高校最大、造价最高的大门，造价居然达8000万元”(后校方声明为300万元)，甚至有人编撰了“天价校门排行榜”，引起舆论的哗然以致骂声四起。看来爱面子的不只官员们，还有高校老爷们。
9. 教授公布工资单哭穷
2006年9月，北大副教授阿忆在其博客上公布他在北大的工资单，以作为他对“教师和走穴”看法的证据，在外界看来这却是阿忆“哭穷”的证据。
10. 高尔夫成了必修课
2006年10月14日，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在一次会议上有关高尔夫与精英教育的发言，使得在8月份就因北大建高尔夫练习场而热闹起来的高尔夫进高校新闻更加引人非议。
Saturday, October 21, 2006
印度穷人不仇富？
印度穷人不仇富？
2006-10-21 00:40:00 来源: 中国青年报(北京)
核心提示：印度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加塞尔先生说，全国大概有6～7亿穷人，其中有2．5亿人生活在最低贫困线以下。
2006-10-21 00:40:00 来源: 中国青年报(北京)
核心提示：印度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加塞尔先生说，全国大概有6～7亿穷人，其中有2．5亿人生活在最低贫困线以下。
在印度，究竟什么是穷人，究竟有多少穷人？印度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加塞尔先生说，全国大概有6～7亿穷人，其中有2．5亿人生活在最低贫困线以 下。按照印度政府的标准，每天收入不足10个卢比者（约2元人民币），即处在贫困线以下。我到印度之后，不仅看到了印度富人真富，富得可谓“流油”，穷人 真穷，穷得只能“滴血”，而且还看到了我从未想到过的现象：穷人整体上安分守己，再穷也并不怎么思变，更少有人因为穷而铤而走险。
走在印度新德里、孟买等各大城市街头，穷人比比皆是，贫民窟总是让人难以回避。其实，还有不少人实在太穷，连贫民窟这样的栖身之地都没有，只能睡在大街上。
印度穷人整体上生活成本低同印度的国情有关系，也就是说，国情决定了穷人生活成本不高。一是吃的成本很低。印度人吃饭是用手抓饭，筷子、勺子等 都不需要。此外，印度人半数以上不吃荤，穷人的饮食结构中不包括鸡鸭鱼肉非常正常，绝大多数富人也从不开荤。二是穿的成本很低。印度天气炎热，特别是在印 度的南部一年四季穿件短衣短裤就够了。印度男人本来就流行用一块布裹在下身，就算是穿裤子了，国父甘地就喜欢这样。所以，对穷人来说，缝衣钱、鞋钱、袜子 钱等，统统可以省去。三是住的成本很低。不少印度人就睡在大街上、操场上、过道上，只需一块布、一张纸铺在地上，甚至连布或纸都可以不要，蚊帐钱、被褥 钱、照明钱、取暖钱等都可以省去。四是其他方面的成本很低。例如，在孟买，用水免费，游览公立的博物馆、公园，到公立医院看病等，都不用掏钱，或基本免 费。
我曾探访过孟买等地的贫民窟。在仿佛无边无际、望不到头的贫民区里，挤满了一排排低矮的用泥坯、破布、烂席、塑料搭起的破房，里面大都空空荡荡。相比这些颇具规模的贫民窟，那些散居在马路旁、荒丘上、野地里，甚至在废弃的破车厢、旧水泥管道内的贫民更是“家徒四壁”。
让我感到奇怪的是，印度穷人尽管再穷，一般也只是怨前世造了孽，很少会把怨气发到富人身上，他们整体上没有嫉富、仇富的“红眼病”，更没有杀富 济贫的造反意识。印度人相信因果报应、业报轮回的宗教思想，害怕做了坏事会遭报应，因而只希望神保佑他们从苦海中解脱。正因为如此，印度贫富之间基本上能 相安无事，和平共处。我来印度几年时间，亲眼所见，印度穷人，包括乞丐，虽然也听说过有的有时难免贪小便宜，顺手牵羊，小偷小摸，但绝大部分人即使再穷， 一般也不会去偷盗抢劫，穷人报复富人者，鲜有所闻。
印度乞丐很多，却极少抢劫。游览各地的庙宇名胜，游客一律要把鞋子脱了放在大门口，但不论是什么样的名牌鞋，放在那里也绝不会丢失。中国总领事 馆的各种车辆，多年来晚上就停在大街上，从来没丢过。2004年元月，国内一家新闻单位的记者结伴到孟买印度门参观时，随身带了1个照相机，离开时竟然忘 在那儿了。记者们往回走的路上，后边一个稚气未除的乞丐一面紧紧跟着，一面高声大叫。记者们以为是追上来要钱，仔细一听，原来他说的是：“先生，您的照相 机！”并把相机送到记者手上。
在印度，富人即使再富，也都觉得很有安全感。我所认识的印度富豪们，也没有被抢，被偷的，更没听说被杀的。偷、抢、骗，甚至杀人越货的事，在印 度有，但相对其他同类的国家来说确实不多。在印度，社会贫富悬殊到了极致，但穷人富人竟能井水不犯河水，截然分明，彼此相安无事，这确实值得我们思考。
（作者为原中国驻印度孟买总领事 黄军军／荐）
（节选自《感受印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年7月出版 定价：49元）索尼，失落的技术帝国
索尼，失落的技术帝国
2005-03-21 17:14 来源:互联网周刊 作者:唐潇霖
当索尼传出由一位不会说日语的英国爵士接替出井伸之执掌帅印后，人们都大吃一惊。而在这位新上任CEO眼前的索尼，正面临着丧失技术及产品竞争优势的不利局面。
2005年3月7日早晨，索尼的员工收到了霍华德·斯金格(Howard Stringer)发来的一封电子邮件：
致索尼集团全体员工：
能获安藤先生和出井先生垂青我深觉荣幸和深深感激。感谢他们对我的信任，我也很感激董事会对这个任命的支持。
……
而就在这天早上，斯金格才刚刚获悉，索尼董事会已经一致通过，任命他为索尼新任掌门人，取代原来的CEO出井伸之。2006年，将是索尼公司成立60周年，届时，斯金格能否像郭士纳拯救IBM一样重振索尼的品牌声誉？
尽管斯金格表示索尼现在并不存在所谓的“危机”，它需要的只是加速前进并改进内部的运作机制。但是，相比以前那种依靠划时代的产品傲视群雄，在消费电子领域取得骄人战绩的“贵族”公司索尼来说，目前的状况远不能令投资者满意。
这次高层换血是索尼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人事调整，而斯金格更是成为为数不多的执掌日本公司帅印的外国人之一。一个没有在日本公司中受过太多 “专业训练”的前美国电视台记者，要想把自己的风格更好的带给索尼，他上台之后势必会培植自己的“左膀右臂”，相信更多的非日籍人士会进入索尼的管理层。索尼管理层和董事会刮起的这股“欧美风”，或许还仅仅只是个开始。
索尼的“文官武将”
索尼的这次任命传递出一个信号，那就是索尼正在开始进行全面的企业战略调整。而这一次调整，其实还是出井伸之以前关于索尼未来设想的一个延续。
为什么是斯金格、中钵良治和井原胜美接受任命？为什么原先凭借PS2帮索尼度过难关的实权派人物久多良木反而退出了董事会？在这三人组成的最高管理层中，每个人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现年63岁、出生在威尔士的斯金格其实对日本文化并没有很深的了解，他甚至不会说日语。不过，正是这位此前出任美国索尼CEO的英国爵士，成功的使索尼旗下的音乐、电影业务成为近几年日本企业在全球市场上为数不多的业务亮点。
尽管斯金格没有工程学背景，但他的就任将使索尼拥有一位对媒体、大众文化和科技领域都深有研究的首席执行官。斯金格曾经在维亚康姆旗下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从事了30年的新闻报道工作。1976年到1981年的5年中，他在CBS Reports纪录片部门担任制片主任，在他的领导下，该部门获得了电视新闻行业几乎所有的荣誉，其中包括31项艾美奖。1981年到1984年，斯金格在CBS晚间新闻部门担任制片主任。1988年，斯金格被提升为CBS总裁，在此职位上他工作了7年。1997年5月，斯金格被出井伸之邀请加入索尼，后担任索尼美国公司首席执行官。
由专业的、以“内容”见长的斯金格负责索尼的消费电子和娱乐业务，这似乎暗示着出井伸之早先关于索尼转型于“个人宽带网络解决方案公司”的设想。出井从上任之始，便构想着把索尼的AV与IT相结合的硬件产品以及索尼的音乐、电影和游戏更有效的结合成一个整体。
而另一个关键人物中钵良治，将接过索尼电器产品部门这块烫手山芋，他还将从安藤国威手中接过社长帅印。出井伸之在介绍中钵时称他是一位“一直处于电子业务一线的纯粹的工程师”。
1977年进入索尼集团的中钵曾从事磁盘开发等工作并取得重大成果，1992年担任该公司记录介质业务本部录像带业务部部长，1999年任核心技术＆网络公司（CNC）记录媒体公司NC总裁，2002年任公司常务执行董事，2003年担任微系统网络公司NC总裁。2004年至今除了担任副社长兼首席运营官外，还兼任生产战略本部部长。中钵的工作始终是围绕着支撑最终产品（成套）的元件和制造部门展开。索尼公司的内部人员认为，“通过让一直在 ‘背后’支撑着索尼产品生产的中钵担任社长，预示着索尼风格的产品制造又将返祖归宗。” 同时外界也相信，让一个“纯粹的工程师”担任总裁，也是为了弥补斯金格的技术短板。
斯金格和中钵这一“文”一“武”，一“软”一“硬”，或许能将出井伸之时代没有结合好的硬件和娱乐内容更完美的融合在一起。而集团CFO井原胜美，曾在索尼工作了24年，之前成功扭转了索尼与爱立信手机合资企业的业绩，则在兼任副社长后，从经营战略和经营资源分配的角度辅佐斯金格和中钵良治。
从这种角度看，斯金格、中钵和井原胜美所组成的“三驾马车”，就要比久多良木和其他人的组合更均衡，而索尼这次更换CEO当然要完全服从企业战略调整的需要。久多良木曾经被认为是出井伸之最有力的接替者，当索尼的消费电子产品跌入低谷时，正是久多良木手下的游戏娱乐部门帮助索尼度过了难关。不过，在面对媒体记者抛出的“外界呼声很高的久多良木为何落选”这样的问题，出井并没有给予正面回答，只是说“中钵是一个善于听取意见的人。他能够认真听取他人意见，在正确的时机做出正确的决断。”不过综合斯金格上任的情形来看，久多良木将不能像中钵那样给予斯金格更多有关技术方面的支持，反而可能会在未来游戏娱乐的发展上与斯金格产生不同的想法。
新的架构将在2005年6月开始正式施行，届时出井伸之和安藤国威都将退出索尼董事会。不过相信在斯金格上任的最初一段时间内，公司的实际权利仍然会掌握在前任CEO出井伸之手中。据消息人士透露，任命斯金格为索尼CEO是出井伸之的主意，而今后出井伸之将继续留在公司担任顾问。
技术的缺失
其实，索尼的变革并不是从斯金格的接任才开始的。早在1999年，出井伸之上任伊始就首先把完全被公司高管占领的38个董事席位裁减到了10 个，并大力引进外部董事。与此同时，他关闭了索尼全球70个制造基地中的15个，裁员1.7万人。但出井伸之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并没有解决令索尼最头疼的问题—索尼需要减弱对消费电子产品主业的依赖，但同时又不能失去这个赖以成功的基石。
然而这两个问题，在出井在任期间都没有得到解决。今天，这个非索尼背景、非技术人员出身的新任CEO，又该如何处理出井任期内没有解决的难题？
几年前，只要到日本东京的秋叶原电器一条街逛逛，随便与老板、店员聊聊天，就一定会听到他们在大骂索尼新推出的PS2游戏机，害得其它品牌的 DVD机全都卖不出去。那个时候，索尼曾经凭借Walkman和PlayStation等创新的消费电子产品改变了一代人的生活方式，而在CRT彩电领域，索尼也凭借特丽珑技术横扫市场。
可是，看看现在的索尼还在哪些方面享有遥遥领先的优势呢？
一直是消费电子领域发烧友的《新世纪周刊》主编也无奈的说，索尼在家电领域的优势现在已经不突出了。这位发烧友刚刚花13500元买了一台日立47英寸16：9的背投放进了新布置好的家中，并配备了一台支持7.1声道的雅马哈功放。尽管购买背投时他曾在日立与索尼之间反复犹豫，但考虑到索尼的投影管也是用日立的，并且当时同样的价格只能买到索尼46英寸大小的背头，他最终还是放弃了索尼。
凭借创新技能，索尼曾孕育出一个又一个充满锐气而创新独特的产品，从口袋般大小的晶体收音机到Walkman、CD、特丽珑彩电……但是，现在看看索尼的网站就会发现，索尼近几年已经显示不出多少技术优势了。
在索尼公司网站上的“公司简史”中，把索尼历史按照每十年划分为一个段落。在2000年之前的每个段落里，处处充满了“第一”、“首次”的字样。然而，从2000年以后，“first”这样的词汇再也没有出现过。
在家电市场，由于索尼认为特丽珑要比平面电视强，因此在研发过程中全力以赴，以至于几乎彻底放弃了对平板电视的研发，而当平板电视成为主流方向的时候，索尼已经失去了大片市场。现在，当人们提起液晶电视和显示器，三星是第一品牌，索尼甚至不得不借助三星的技术力量来建设液晶面板厂；在等离子彩电市场，先锋、日立的技术已经逐渐超越了索尼，目前先锋和索尼在日本国内的销售比达到了4:1。
同样，索尼在家电领域的老对手松下电器和夏普，也凭借着平板电视、DVD机和录音录像机等产品大幅提升了公司的营业收入。
而曾经给索尼带来丰厚利润的电影行业，如今也是表现平平。在索尼以60亿美元并购了美国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后，蜘蛛侠、黑衣人II等影片的成功使索尼娱乐业务赢利猛增，影视业务创下了索尼销售额与营业利润的最好水平，分别达66.9亿美元和4.91亿美元。但是，影视业务最致命的弱点是缺乏稳定性，因为谁也不能保证每部影片都成功。
而最让索尼痛心的，是它在数字音乐市场的失利。这个发明了Walkman和CD的企业，却彻底失去了MP3市场。随着苹果iPod 的热销，该公司的iTunes音乐商店到目前为止已经销售了超过3亿首歌曲，平均每天的音乐下载销售量达到100多万首。而与之相反，索尼自己的网络音乐服务却访问者寥寥。由于索尼的VAIO Music Clip播放器只能播放索尼自己格式的乐曲文件，所以用户每次下载MP3都需要进行一次格式转换，这就让使用者在传送乐曲时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尽管索尼后来也推出了能支持MP3格式的播放器，但显然它已被苹果甩在了身后。
“在出井的任期内，索尼几次失去了领先的机会。LCD、MP3、半导体，一次一次把市场送给了别人。”一位在索尼日本总部工作过的员工说，“尤其是iPod，把索尼内部的人都快逼疯了。”
在索尼的游戏平台，尽管PS2还占有优势，但也面临着拥有雄厚技术、资金实力的微软公司的全面挑战。微软在2005年1月表示，包含Xbox 业务在内的家庭娱乐部门自五年前开始研发这一游戏主机以来首次获利。随着微软Xbox主机最畅销的一款游戏《最后一战》（Halo）续集《最后一战2》的推出，Xbox业务在2004年最后三个月的收入增长了20%。由此，微软将对Xbox主机的全球销量预期提高至2100万~2200万部，而此前微软的预期还低于2000万部。目前，微软最新款的Xbox主机正在加紧研制，预计将在今年下半年推出，以抗衡索尼新版的PS3。
由于战线过长，涉及笔记本电脑、手机、DVD、数码相机、机顶盒、游戏、娱乐、金融……以至于索尼内部一位高层不无埋怨道：“索尼插手各种业务，想要在各项业务领域中都成为老大，这首先要在各方面创造出新一代的产品，这要求太高了。”甚至与出井伸之私交不错的比尔·盖茨还曾就此问过出井：“你是不是病了？”
“索尼必须加快步伐。”曾专门研究过索尼案例的泛太平洋管理研究中心董事长刘持金评论说。在他看来，此前在数字技术进入娱乐行业的通道上，索尼采用的是“买保险的战略”，对几乎所有的娱乐内容进入家庭的途径，索尼都投资进行了足够的研究。但问题的关键是，如果这些关键技术转化成产品的时间过久，则这一战略将导致企业资源的高度分化。正是因为资源的分散，才致使索尼几乎在各个领域的技术优势丧失殆尽。
受电视机、DVD等产品大幅度降价的影响，索尼在2005年2月初就发布预警，称集团对2004年营业利润的预测为1100亿日元，营业利润率仅为1.5%。而此前的规划是，2004年，营业利润要实现1600亿日元。
出井伸之的失误
面对众多韩国企业的紧逼，索尼业绩的下滑还不是最致命的，它在消费领域品牌优势的逐渐丧失才更为可怕，因为这完全颠覆了索尼当初赖以成功的运作模式。
索尼的成功在于它独有的战略：针对不同顾客生产不同的电子产品然后高价销售，并用独特的方法进行市场营销，强调产品技术的原创性。以往，索尼靠大力研发创造出的新产品，一般都能获得30%以上的高额利润回报，并由此树立了高端的“贵族”品牌形象。
但是，索尼书写辉煌的时代是一个割裂的时代，收音机就是收音机，电视就是电视，彼此孤立。同时，产品技术的更新换代也较缓慢，一个公司只要研发出一个领先的产品，就可以坐享多年的收益。但当网络时代来到后，游戏规则发生了突变，在这种大环境下，新技术不仅更新得更快，而且需要更广泛的合作分工。
在全球消费电子产品持续的价格战压力下，2003年索尼公司电子产品的利润率约下降到1%，而十年前则为10%。虽然出井伸之一直希望开拓新业务，降低消费电子业务在索尼整体业务中的比例，但根据索尼2004年第三季度的财务资料显示，电子部门在索尼的营收中占到了70%的比例。不过，运营利润却仅占36%。另外那些出井希望能弥补消费电子利润下滑的新项目却迟迟没有出现预期的表现。
在记者发布会上，出井承认此次的高层人事变动纯属公司运作不利的被迫之举，而分析人士更是毫不留情的把索尼的低谷状态归咎为出井的领导不力。曾经让整个日本骄傲的索尼，今天也让很多日本人懊恼又无奈，痛骂出井伸之对索尼的改革毫无成效。
无疑，出井伸之的战略眼光是足够长远的。“互联网和宽频就是划破制造业天空的两颗陨石。”出井伸之曾经这样表述。出井给人的印象是，在他面前，没有什么新的概念不能接受，没有什么新的变革不能理解。因此，如火如荼的互联网浪潮深深的刺激了出井。出井认为，21世纪是网络时代，如果索尼不从根本上进行从“产品策划至上”到“经营模式至上”的思维方式的转变，索尼就无法在网络时代继续生存。所以，出井要把索尼从网络企业的“原料供应商”转化为“内容供应商”。
2000年，出井伸之提出要在宽带时代打造索尼梦幻世界，把电视机、生物技术、移动电话、PS2作为连接宽带的4个网关。2001年度更进一步提出要将索尼转型为个人频道网络解决公司，把电子、娱乐、游戏、互联网、金融作为索尼的5个骨干业务。到了2002年，出井伸之又提出索尼要成为“传媒 +技术企业”，实现技术和内容的完美融合。
然而，超前的思维和三年来变幻莫测的企业定位，并没有为索尼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利润增长。随着索尼把精力更多地投入到游戏、娱乐方面，致使索尼在电子技术的研发上也放缓了脚步，逐渐失去了它赖以成功的技术领袖地位。
出井伸之的噩梦始于2003年4月，该年度第一季财报显示，公司亏损了大约10亿美元。这一消息令投资者极为震惊和恐慌，两天之内索尼股价就下跌了25%左右，造成了著名的“索尼冲击波”，并且整个2003年对于索尼来说都是灾难性的。
为应对这种困局，2003年10月28日，出井伸之在东京召开了该年度第二次公司发展战略会议，索尼集团开始启动名为 “Transformation 60”的转型计划，也就是索尼目前正在进行的“TR60”重构项目，开始了一系列基础性改革措施。通过这一计划，出井伸之希望，到2006年集团的利润率能提升到10%，这是索尼2002年度利润率的5倍。
现在，索尼已经把新的希望寄托在了基于Cell芯片的PS3和被索尼称为最“酷”的产品便携主机PSP上。PSP集游戏、电影、网络三重功能与一身，已经在去年12月与《蜘蛛侠2》的影碟捆绑销售，索尼希望PSP能达到“21世纪的随身听”的效果。不过，索尼的Cell仍处于原型阶段。
正处于过去与未来间的断层的索尼似乎需要一种新的灵感，而人们期待的，正是斯金格重新恢复索尼原有的创新活力。
2005-03-21 17:14 来源:互联网周刊 作者:唐潇霖
当索尼传出由一位不会说日语的英国爵士接替出井伸之执掌帅印后，人们都大吃一惊。而在这位新上任CEO眼前的索尼，正面临着丧失技术及产品竞争优势的不利局面。
2005年3月7日早晨，索尼的员工收到了霍华德·斯金格(Howard Stringer)发来的一封电子邮件：
致索尼集团全体员工：
能获安藤先生和出井先生垂青我深觉荣幸和深深感激。感谢他们对我的信任，我也很感激董事会对这个任命的支持。
……
而就在这天早上，斯金格才刚刚获悉，索尼董事会已经一致通过，任命他为索尼新任掌门人，取代原来的CEO出井伸之。2006年，将是索尼公司成立60周年，届时，斯金格能否像郭士纳拯救IBM一样重振索尼的品牌声誉？
尽管斯金格表示索尼现在并不存在所谓的“危机”，它需要的只是加速前进并改进内部的运作机制。但是，相比以前那种依靠划时代的产品傲视群雄，在消费电子领域取得骄人战绩的“贵族”公司索尼来说，目前的状况远不能令投资者满意。
这次高层换血是索尼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人事调整，而斯金格更是成为为数不多的执掌日本公司帅印的外国人之一。一个没有在日本公司中受过太多 “专业训练”的前美国电视台记者，要想把自己的风格更好的带给索尼，他上台之后势必会培植自己的“左膀右臂”，相信更多的非日籍人士会进入索尼的管理层。索尼管理层和董事会刮起的这股“欧美风”，或许还仅仅只是个开始。
索尼的“文官武将”
索尼的这次任命传递出一个信号，那就是索尼正在开始进行全面的企业战略调整。而这一次调整，其实还是出井伸之以前关于索尼未来设想的一个延续。
为什么是斯金格、中钵良治和井原胜美接受任命？为什么原先凭借PS2帮索尼度过难关的实权派人物久多良木反而退出了董事会？在这三人组成的最高管理层中，每个人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现年63岁、出生在威尔士的斯金格其实对日本文化并没有很深的了解，他甚至不会说日语。不过，正是这位此前出任美国索尼CEO的英国爵士，成功的使索尼旗下的音乐、电影业务成为近几年日本企业在全球市场上为数不多的业务亮点。
尽管斯金格没有工程学背景，但他的就任将使索尼拥有一位对媒体、大众文化和科技领域都深有研究的首席执行官。斯金格曾经在维亚康姆旗下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从事了30年的新闻报道工作。1976年到1981年的5年中，他在CBS Reports纪录片部门担任制片主任，在他的领导下，该部门获得了电视新闻行业几乎所有的荣誉，其中包括31项艾美奖。1981年到1984年，斯金格在CBS晚间新闻部门担任制片主任。1988年，斯金格被提升为CBS总裁，在此职位上他工作了7年。1997年5月，斯金格被出井伸之邀请加入索尼，后担任索尼美国公司首席执行官。
由专业的、以“内容”见长的斯金格负责索尼的消费电子和娱乐业务，这似乎暗示着出井伸之早先关于索尼转型于“个人宽带网络解决方案公司”的设想。出井从上任之始，便构想着把索尼的AV与IT相结合的硬件产品以及索尼的音乐、电影和游戏更有效的结合成一个整体。
而另一个关键人物中钵良治，将接过索尼电器产品部门这块烫手山芋，他还将从安藤国威手中接过社长帅印。出井伸之在介绍中钵时称他是一位“一直处于电子业务一线的纯粹的工程师”。
1977年进入索尼集团的中钵曾从事磁盘开发等工作并取得重大成果，1992年担任该公司记录介质业务本部录像带业务部部长，1999年任核心技术＆网络公司（CNC）记录媒体公司NC总裁，2002年任公司常务执行董事，2003年担任微系统网络公司NC总裁。2004年至今除了担任副社长兼首席运营官外，还兼任生产战略本部部长。中钵的工作始终是围绕着支撑最终产品（成套）的元件和制造部门展开。索尼公司的内部人员认为，“通过让一直在 ‘背后’支撑着索尼产品生产的中钵担任社长，预示着索尼风格的产品制造又将返祖归宗。” 同时外界也相信，让一个“纯粹的工程师”担任总裁，也是为了弥补斯金格的技术短板。
斯金格和中钵这一“文”一“武”，一“软”一“硬”，或许能将出井伸之时代没有结合好的硬件和娱乐内容更完美的融合在一起。而集团CFO井原胜美，曾在索尼工作了24年，之前成功扭转了索尼与爱立信手机合资企业的业绩，则在兼任副社长后，从经营战略和经营资源分配的角度辅佐斯金格和中钵良治。
从这种角度看，斯金格、中钵和井原胜美所组成的“三驾马车”，就要比久多良木和其他人的组合更均衡，而索尼这次更换CEO当然要完全服从企业战略调整的需要。久多良木曾经被认为是出井伸之最有力的接替者，当索尼的消费电子产品跌入低谷时，正是久多良木手下的游戏娱乐部门帮助索尼度过了难关。不过，在面对媒体记者抛出的“外界呼声很高的久多良木为何落选”这样的问题，出井并没有给予正面回答，只是说“中钵是一个善于听取意见的人。他能够认真听取他人意见，在正确的时机做出正确的决断。”不过综合斯金格上任的情形来看，久多良木将不能像中钵那样给予斯金格更多有关技术方面的支持，反而可能会在未来游戏娱乐的发展上与斯金格产生不同的想法。
新的架构将在2005年6月开始正式施行，届时出井伸之和安藤国威都将退出索尼董事会。不过相信在斯金格上任的最初一段时间内，公司的实际权利仍然会掌握在前任CEO出井伸之手中。据消息人士透露，任命斯金格为索尼CEO是出井伸之的主意，而今后出井伸之将继续留在公司担任顾问。
技术的缺失
其实，索尼的变革并不是从斯金格的接任才开始的。早在1999年，出井伸之上任伊始就首先把完全被公司高管占领的38个董事席位裁减到了10 个，并大力引进外部董事。与此同时，他关闭了索尼全球70个制造基地中的15个，裁员1.7万人。但出井伸之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并没有解决令索尼最头疼的问题—索尼需要减弱对消费电子产品主业的依赖，但同时又不能失去这个赖以成功的基石。
然而这两个问题，在出井在任期间都没有得到解决。今天，这个非索尼背景、非技术人员出身的新任CEO，又该如何处理出井任期内没有解决的难题？
几年前，只要到日本东京的秋叶原电器一条街逛逛，随便与老板、店员聊聊天，就一定会听到他们在大骂索尼新推出的PS2游戏机，害得其它品牌的 DVD机全都卖不出去。那个时候，索尼曾经凭借Walkman和PlayStation等创新的消费电子产品改变了一代人的生活方式，而在CRT彩电领域，索尼也凭借特丽珑技术横扫市场。
可是，看看现在的索尼还在哪些方面享有遥遥领先的优势呢？
一直是消费电子领域发烧友的《新世纪周刊》主编也无奈的说，索尼在家电领域的优势现在已经不突出了。这位发烧友刚刚花13500元买了一台日立47英寸16：9的背投放进了新布置好的家中，并配备了一台支持7.1声道的雅马哈功放。尽管购买背投时他曾在日立与索尼之间反复犹豫，但考虑到索尼的投影管也是用日立的，并且当时同样的价格只能买到索尼46英寸大小的背头，他最终还是放弃了索尼。
凭借创新技能，索尼曾孕育出一个又一个充满锐气而创新独特的产品，从口袋般大小的晶体收音机到Walkman、CD、特丽珑彩电……但是，现在看看索尼的网站就会发现，索尼近几年已经显示不出多少技术优势了。
在索尼公司网站上的“公司简史”中，把索尼历史按照每十年划分为一个段落。在2000年之前的每个段落里，处处充满了“第一”、“首次”的字样。然而，从2000年以后，“first”这样的词汇再也没有出现过。
在家电市场，由于索尼认为特丽珑要比平面电视强，因此在研发过程中全力以赴，以至于几乎彻底放弃了对平板电视的研发，而当平板电视成为主流方向的时候，索尼已经失去了大片市场。现在，当人们提起液晶电视和显示器，三星是第一品牌，索尼甚至不得不借助三星的技术力量来建设液晶面板厂；在等离子彩电市场，先锋、日立的技术已经逐渐超越了索尼，目前先锋和索尼在日本国内的销售比达到了4:1。
同样，索尼在家电领域的老对手松下电器和夏普，也凭借着平板电视、DVD机和录音录像机等产品大幅提升了公司的营业收入。
而曾经给索尼带来丰厚利润的电影行业，如今也是表现平平。在索尼以60亿美元并购了美国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后，蜘蛛侠、黑衣人II等影片的成功使索尼娱乐业务赢利猛增，影视业务创下了索尼销售额与营业利润的最好水平，分别达66.9亿美元和4.91亿美元。但是，影视业务最致命的弱点是缺乏稳定性，因为谁也不能保证每部影片都成功。
而最让索尼痛心的，是它在数字音乐市场的失利。这个发明了Walkman和CD的企业，却彻底失去了MP3市场。随着苹果iPod 的热销，该公司的iTunes音乐商店到目前为止已经销售了超过3亿首歌曲，平均每天的音乐下载销售量达到100多万首。而与之相反，索尼自己的网络音乐服务却访问者寥寥。由于索尼的VAIO Music Clip播放器只能播放索尼自己格式的乐曲文件，所以用户每次下载MP3都需要进行一次格式转换，这就让使用者在传送乐曲时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尽管索尼后来也推出了能支持MP3格式的播放器，但显然它已被苹果甩在了身后。
“在出井的任期内，索尼几次失去了领先的机会。LCD、MP3、半导体，一次一次把市场送给了别人。”一位在索尼日本总部工作过的员工说，“尤其是iPod，把索尼内部的人都快逼疯了。”
在索尼的游戏平台，尽管PS2还占有优势，但也面临着拥有雄厚技术、资金实力的微软公司的全面挑战。微软在2005年1月表示，包含Xbox 业务在内的家庭娱乐部门自五年前开始研发这一游戏主机以来首次获利。随着微软Xbox主机最畅销的一款游戏《最后一战》（Halo）续集《最后一战2》的推出，Xbox业务在2004年最后三个月的收入增长了20%。由此，微软将对Xbox主机的全球销量预期提高至2100万~2200万部，而此前微软的预期还低于2000万部。目前，微软最新款的Xbox主机正在加紧研制，预计将在今年下半年推出，以抗衡索尼新版的PS3。
由于战线过长，涉及笔记本电脑、手机、DVD、数码相机、机顶盒、游戏、娱乐、金融……以至于索尼内部一位高层不无埋怨道：“索尼插手各种业务，想要在各项业务领域中都成为老大，这首先要在各方面创造出新一代的产品，这要求太高了。”甚至与出井伸之私交不错的比尔·盖茨还曾就此问过出井：“你是不是病了？”
“索尼必须加快步伐。”曾专门研究过索尼案例的泛太平洋管理研究中心董事长刘持金评论说。在他看来，此前在数字技术进入娱乐行业的通道上，索尼采用的是“买保险的战略”，对几乎所有的娱乐内容进入家庭的途径，索尼都投资进行了足够的研究。但问题的关键是，如果这些关键技术转化成产品的时间过久，则这一战略将导致企业资源的高度分化。正是因为资源的分散，才致使索尼几乎在各个领域的技术优势丧失殆尽。
受电视机、DVD等产品大幅度降价的影响，索尼在2005年2月初就发布预警，称集团对2004年营业利润的预测为1100亿日元，营业利润率仅为1.5%。而此前的规划是，2004年，营业利润要实现1600亿日元。
出井伸之的失误
面对众多韩国企业的紧逼，索尼业绩的下滑还不是最致命的，它在消费领域品牌优势的逐渐丧失才更为可怕，因为这完全颠覆了索尼当初赖以成功的运作模式。
索尼的成功在于它独有的战略：针对不同顾客生产不同的电子产品然后高价销售，并用独特的方法进行市场营销，强调产品技术的原创性。以往，索尼靠大力研发创造出的新产品，一般都能获得30%以上的高额利润回报，并由此树立了高端的“贵族”品牌形象。
但是，索尼书写辉煌的时代是一个割裂的时代，收音机就是收音机，电视就是电视，彼此孤立。同时，产品技术的更新换代也较缓慢，一个公司只要研发出一个领先的产品，就可以坐享多年的收益。但当网络时代来到后，游戏规则发生了突变，在这种大环境下，新技术不仅更新得更快，而且需要更广泛的合作分工。
在全球消费电子产品持续的价格战压力下，2003年索尼公司电子产品的利润率约下降到1%，而十年前则为10%。虽然出井伸之一直希望开拓新业务，降低消费电子业务在索尼整体业务中的比例，但根据索尼2004年第三季度的财务资料显示，电子部门在索尼的营收中占到了70%的比例。不过，运营利润却仅占36%。另外那些出井希望能弥补消费电子利润下滑的新项目却迟迟没有出现预期的表现。
在记者发布会上，出井承认此次的高层人事变动纯属公司运作不利的被迫之举，而分析人士更是毫不留情的把索尼的低谷状态归咎为出井的领导不力。曾经让整个日本骄傲的索尼，今天也让很多日本人懊恼又无奈，痛骂出井伸之对索尼的改革毫无成效。
无疑，出井伸之的战略眼光是足够长远的。“互联网和宽频就是划破制造业天空的两颗陨石。”出井伸之曾经这样表述。出井给人的印象是，在他面前，没有什么新的概念不能接受，没有什么新的变革不能理解。因此，如火如荼的互联网浪潮深深的刺激了出井。出井认为，21世纪是网络时代，如果索尼不从根本上进行从“产品策划至上”到“经营模式至上”的思维方式的转变，索尼就无法在网络时代继续生存。所以，出井要把索尼从网络企业的“原料供应商”转化为“内容供应商”。
2000年，出井伸之提出要在宽带时代打造索尼梦幻世界，把电视机、生物技术、移动电话、PS2作为连接宽带的4个网关。2001年度更进一步提出要将索尼转型为个人频道网络解决公司，把电子、娱乐、游戏、互联网、金融作为索尼的5个骨干业务。到了2002年，出井伸之又提出索尼要成为“传媒 +技术企业”，实现技术和内容的完美融合。
然而，超前的思维和三年来变幻莫测的企业定位，并没有为索尼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利润增长。随着索尼把精力更多地投入到游戏、娱乐方面，致使索尼在电子技术的研发上也放缓了脚步，逐渐失去了它赖以成功的技术领袖地位。
出井伸之的噩梦始于2003年4月，该年度第一季财报显示，公司亏损了大约10亿美元。这一消息令投资者极为震惊和恐慌，两天之内索尼股价就下跌了25%左右，造成了著名的“索尼冲击波”，并且整个2003年对于索尼来说都是灾难性的。
为应对这种困局，2003年10月28日，出井伸之在东京召开了该年度第二次公司发展战略会议，索尼集团开始启动名为 “Transformation 60”的转型计划，也就是索尼目前正在进行的“TR60”重构项目，开始了一系列基础性改革措施。通过这一计划，出井伸之希望，到2006年集团的利润率能提升到10%，这是索尼2002年度利润率的5倍。
现在，索尼已经把新的希望寄托在了基于Cell芯片的PS3和被索尼称为最“酷”的产品便携主机PSP上。PSP集游戏、电影、网络三重功能与一身，已经在去年12月与《蜘蛛侠2》的影碟捆绑销售，索尼希望PSP能达到“21世纪的随身听”的效果。不过，索尼的Cell仍处于原型阶段。
正处于过去与未来间的断层的索尼似乎需要一种新的灵感，而人们期待的，正是斯金格重新恢复索尼原有的创新活力。
Friday, October 20, 2006
台湾反贪倒扁运动成败论
台湾反贪倒扁运动成败论
[陈子帛] (2006-10-19)
迹象显示，台湾反贪倒扁运动在10月10日“天下围攻”之后，转入了战略调整的阶段，大致已画上了休止符。在倒扁运动处于气势如虹时，笔者曾在本栏指出，一旦陷入欲罢不能、无果而终的境地，这场运动究竟会走向何方？现在，这个疑问依然存在。
此前的预测有两个极端结果：一是迅速走向极端，被动迎合激进主张和抗争路线，和当局发生正面、激烈、不妥协冲突；二是维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温和路线，坚持体制内抗争，主导下阶段政治博弈的基本方向。
威权时代人物的凋零
对于前者，人们在亚洲地区，乃至在世界范围内，都可以顺手拈来无数事例。至于前者，尽管也有成功或接近成功的个案，只是代价太大，或者枪声大作，或者血流成河。而后者尽管值得提倡和尊重，但迄今为止还没有成功的范例。
严峻的事实是师老兵疲，决策反复，导致倒扁运动陷入困局。在发育不成熟的政治环境中，由于司法、立法系统缺乏独立性，也由于总统的权力毫无法律约束与节制，因此，尽管陈水扁在政治道德层面已濒临破产，诚信荡然无存，但他摇摇晃晃坚持到2008年，将是不得不正视的客观现实。
两岸三地的政治和社会转型，台湾是先行者。对于威权体制的抗争，本土势力无论左右，都曾有过悲壮的尝试，都有可歌可泣的牺牲和奉献。其中，在对抗和推翻威权体制，颠覆国民党统治之上，终身追求台独理念，并为此入狱25年的施明德，以及坚持社会主义理想、追求两岸和平统一的左翼社会政治家陈映真，他们的出发点是相近的，但在国家认同问题上走上殊途，永远无法同归。
已被视为是政治边缘人的陈映真，在北京因二度中风陷入昏迷，无缘见证和参与声势浩大的倒扁运动。而施明德却因为体力、精神透支过度而进入医院。烈士暮年，还能重振旗鼓么？红衫军能否蓄积能量，东山再起？无人有准确答案。
“长使英雄泪满襟”
诚如倒扁总部执行副总指挥简锡堦所言，倒扁运动错过9月底的决战期，造成师老兵疲，决策混乱，群众失去信心，这是最大败笔；更有批评者率直指出，反贪倒扁运动归纳一句话，就是“成也施明德，败也施明德”。
报载，在“围城之战”后的气势和能量达到最高点时，就连李登辉等人也都主张政治协商，所以当时就该一鼓作气提出决战规划。但倒扁总部却拖到10月10日，为民进党和陈水扁提供了喘息和调整策略的时间与空间。
施明德倒扁的目的和动机，与绝大多数红衫军有高度重叠之处，共识点是反贪，是回归“礼义廉耻”的传统价值观。但在维护台湾主体认同、延续本土政权、避免本土政权因贪渎腐败而夭折的问题上，他有自己的坚持。
李登辉在冷静观察之后，对倒扁运动作出了“民主内战”的定性。对陈水扁包庇亲信、纵容家族成员贪渎腐败的鄙弃，李登辉与施明德的立场是一致的。而施明德无意像当年推动总统直选那样采取和警方直接冲突的对决，最主要的原因不在于势单力薄，而在于政治生态和政治环境今不如昔，体制内缺乏当年类似李登辉一类重量级人物的里应外合，遥相呼应。
这里既有政治势力的介入，亦有不同色彩政治人物的盘算。而广场上的“乌合之众”，只能靠一个浪漫主义、理想主义色彩浓郁的“过气政治人物”。尤其他已逾六旬，刚刚做完肝癌切除手术，体力和精力无法应付如此错综复杂的政治博弈。这也许是黄昏之战，是政治旅途尽头的落日余晖。因此，这场运动不是“一将功成万古枯”，而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悲情结局。
中产阶级抗争的界碑
对于施明德曾经的执着与坚持，笔者仍愿意给予必要的尊重和敬意。且不臧否其“铁杆台独”立场。施明德在人格和道德境界，与陈水扁的卑劣低下，无法同日而语。
台湾中产阶层在政治转型的不同阶段，都有令人印象深刻的表现。而他们的政治性格，包括和平、理性、守法、有序，展示了中产阶层在政治过程的成熟。
不少人以为，台湾中产阶层的局限性也是今次运动无果而终的主因。笔者以为，正是这些局限性，才促使台湾民主化转型逐渐远离民粹政治，回归常态轨迹。
香港50万人上街表达民意，中产阶层是主要的参与者。台湾持续一个月的倒扁运动，出现了多次数十万人乃至百万人的大规模集结，全然没有政党动员背景，也没有经济补贴动力。尽管暂时不能动撼陈水扁的权位，但却给未来领导人和执政党一个戒惕。谓之“新公民运动”，并不为过。
台湾倒扁运动以及香港的七一大游行，均属于华人社会中产阶层政治参与的两个范例。不以成败论英雄。若说倒扁运动是中产阶层政治参与的界碑，应该不会有多大争议。
[陈子帛] (2006-10-19)
迹象显示，台湾反贪倒扁运动在10月10日“天下围攻”之后，转入了战略调整的阶段，大致已画上了休止符。在倒扁运动处于气势如虹时，笔者曾在本栏指出，一旦陷入欲罢不能、无果而终的境地，这场运动究竟会走向何方？现在，这个疑问依然存在。
此前的预测有两个极端结果：一是迅速走向极端，被动迎合激进主张和抗争路线，和当局发生正面、激烈、不妥协冲突；二是维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温和路线，坚持体制内抗争，主导下阶段政治博弈的基本方向。
威权时代人物的凋零
对于前者，人们在亚洲地区，乃至在世界范围内，都可以顺手拈来无数事例。至于前者，尽管也有成功或接近成功的个案，只是代价太大，或者枪声大作，或者血流成河。而后者尽管值得提倡和尊重，但迄今为止还没有成功的范例。
严峻的事实是师老兵疲，决策反复，导致倒扁运动陷入困局。在发育不成熟的政治环境中，由于司法、立法系统缺乏独立性，也由于总统的权力毫无法律约束与节制，因此，尽管陈水扁在政治道德层面已濒临破产，诚信荡然无存，但他摇摇晃晃坚持到2008年，将是不得不正视的客观现实。
两岸三地的政治和社会转型，台湾是先行者。对于威权体制的抗争，本土势力无论左右，都曾有过悲壮的尝试，都有可歌可泣的牺牲和奉献。其中，在对抗和推翻威权体制，颠覆国民党统治之上，终身追求台独理念，并为此入狱25年的施明德，以及坚持社会主义理想、追求两岸和平统一的左翼社会政治家陈映真，他们的出发点是相近的，但在国家认同问题上走上殊途，永远无法同归。
已被视为是政治边缘人的陈映真，在北京因二度中风陷入昏迷，无缘见证和参与声势浩大的倒扁运动。而施明德却因为体力、精神透支过度而进入医院。烈士暮年，还能重振旗鼓么？红衫军能否蓄积能量，东山再起？无人有准确答案。
“长使英雄泪满襟”
诚如倒扁总部执行副总指挥简锡堦所言，倒扁运动错过9月底的决战期，造成师老兵疲，决策混乱，群众失去信心，这是最大败笔；更有批评者率直指出，反贪倒扁运动归纳一句话，就是“成也施明德，败也施明德”。
报载，在“围城之战”后的气势和能量达到最高点时，就连李登辉等人也都主张政治协商，所以当时就该一鼓作气提出决战规划。但倒扁总部却拖到10月10日，为民进党和陈水扁提供了喘息和调整策略的时间与空间。
施明德倒扁的目的和动机，与绝大多数红衫军有高度重叠之处，共识点是反贪，是回归“礼义廉耻”的传统价值观。但在维护台湾主体认同、延续本土政权、避免本土政权因贪渎腐败而夭折的问题上，他有自己的坚持。
李登辉在冷静观察之后，对倒扁运动作出了“民主内战”的定性。对陈水扁包庇亲信、纵容家族成员贪渎腐败的鄙弃，李登辉与施明德的立场是一致的。而施明德无意像当年推动总统直选那样采取和警方直接冲突的对决，最主要的原因不在于势单力薄，而在于政治生态和政治环境今不如昔，体制内缺乏当年类似李登辉一类重量级人物的里应外合，遥相呼应。
这里既有政治势力的介入，亦有不同色彩政治人物的盘算。而广场上的“乌合之众”，只能靠一个浪漫主义、理想主义色彩浓郁的“过气政治人物”。尤其他已逾六旬，刚刚做完肝癌切除手术，体力和精力无法应付如此错综复杂的政治博弈。这也许是黄昏之战，是政治旅途尽头的落日余晖。因此，这场运动不是“一将功成万古枯”，而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悲情结局。
中产阶级抗争的界碑
对于施明德曾经的执着与坚持，笔者仍愿意给予必要的尊重和敬意。且不臧否其“铁杆台独”立场。施明德在人格和道德境界，与陈水扁的卑劣低下，无法同日而语。
台湾中产阶层在政治转型的不同阶段，都有令人印象深刻的表现。而他们的政治性格，包括和平、理性、守法、有序，展示了中产阶层在政治过程的成熟。
不少人以为，台湾中产阶层的局限性也是今次运动无果而终的主因。笔者以为，正是这些局限性，才促使台湾民主化转型逐渐远离民粹政治，回归常态轨迹。
香港50万人上街表达民意，中产阶层是主要的参与者。台湾持续一个月的倒扁运动，出现了多次数十万人乃至百万人的大规模集结，全然没有政党动员背景，也没有经济补贴动力。尽管暂时不能动撼陈水扁的权位，但却给未来领导人和执政党一个戒惕。谓之“新公民运动”，并不为过。
台湾倒扁运动以及香港的七一大游行，均属于华人社会中产阶层政治参与的两个范例。不以成败论英雄。若说倒扁运动是中产阶层政治参与的界碑，应该不会有多大争议。
Friday, October 06, 2006
漫谈匈奴和突厥的历史概况
漫谈匈奴和突厥的历史概况
作者：惊涛飞雪
出处：盛唐社区
匈奴在罗马被称为Huni或Huna, 他们最早大概于公元前10世纪前后就生活到了欧亚大陆的东北大草原上，并在那时候就为远古的中国人所得知。这群人是匈奴民族的直接祖先，并在日后分化成了亚欧平原上的两大种族，突厥和蒙古种族。
前9到8世纪，当时的周人称为“严狁”的胡人，被认为就是最早和中国人打交道的匈奴人。当时他们生活在今天的内蒙鄂尔多斯，山西和河北的北部。春秋时，被称为“北戎”的匈奴部落，开始对燕晋等边境国家形成了直接的威胁。
战国赵武灵王（大约在前320-295在位）为了对付北方胡人，，改他们的重车兵为灵活的骑兵（胡服骑射），并一举降服了山西大同地区和鄂尔多斯河套地区的胡人部落,从此这两个地区纳入中国版图，被中国人牢牢掌握至今。
战国时代，为了防御匈奴人，赵国及其邻近诸国包括秦，魏，燕的中国人开始沿其北部边境垒起最初的城墙，后来秦始皇统一和完成了城墙的建筑，成为了长城。
根据《史记》记载，大约在公元前三世纪后半叶，在中国完成统一的差不多同一时代，匈奴似乎也成为了一支统一的、强大的民族，他们由一位名叫单于的首领统帅着，并产生了自己的文字，其文字中可以明显发现和后世的蒙古和突厥词根的被继承关系。
统一的匈奴疆域广大，单于住在鄂尔浑河上游的山区，以后成吉思汗蒙古人的都城哈拉和林就建在这儿，左贤王（原则上是单于的继承人）住在东面，可能在克鲁伦高地。右贤王住在西面，在杭爱山区、今乌里雅苏台附近。这个游牧民族，所有的人员在行进时，被组织得像一支军队，所以他们的每一个游牧民，都是军人，而他们的行进方向，始终习惯性地朝南，于是，和中国的冲突不可避免。
匈奴人非常凶悍，据史记记载，他们的战术往往是，当他们被追赶时，他们会引诱中国军队深入大戈壁滩或是草原荒凉之地，然后埋伏起来，以雷雨般的箭惩罚追赶者，直到中国军人被拖垮，被饥渴弄得精疲力竭，他们才一举而消灭之。汉代中匈奴埋伏而遭屠杀的中国军人的数量惊人。加上匈奴的骑兵的机动性以及他们的弓箭技术相当先进，匈奴军队成为了中国军队的劲敌。
公元前公元前214年秦蒙恬把匈奴再次赶出了鄂尔多斯黄河河套地区。与此同时，匈奴头曼单于打败了甘肃的大月氏人。
头曼之子、继承者冒顿在约前209年打败了满洲边境上的另一支蛮族东胡，冒顿利用秦汉鼎革之际中国的楚汉内战于公元前201年入侵中国山西省，围其首府太原。汉高祖奔赴太原，驱赶匈奴，然而反被匈奴围困在平城附近的白登山，即今山西边境的大同地区。后经谈判，方得解围，协议中，汉高祖给予匈奴优惠。把一位中国公主或者是宫女嫁给单于为妻。这是匈奴对中国取得的第一次军事胜利。
大约在公元前177或176年，冒顿彻底征服了甘肃西部的大月氏人。冒顿之子，继承者老上单于在结束了大月氏人的威胁后，把大月氏人驱逐出甘肃，迫使他们向西迁徙，由此产生了发端于亚洲高原的有史记载的第一次各民族大迁徙。
大月氏人西迁的一个直接后果是，结束了希腊在阿富汗地区的巴克特里亚希腊王国，（该王国是由亚历山大的希腊王公继承者所建立的）。大约在在公元前140－130年间，游牧部落实际上已经从希腊国王赫利克勒斯手中夺取了巴克特里亚，建立了大夏国。而大夏国不久就臣服于大月氏人在“妫水”以北（即今阿姆河以北，和锡尔河之间）建立的大月氏国。并在前126年左右被大月氏吞并。在公元1世纪左右，大月氏人统一了各部落，在这些地方建立了古代历史上非常著名的贵霜王朝。其疆域从阿富汗扩张到了北印度的旁遮普。在这其中，值得一提的事件是公元前128年，汉使张骞访问了大月氏。
言归正传，继续讲匈奴。
公元前167年，匈奴老上单于进入陕西，直至彭阳（都城长安以西），放火烧了这里的一座皇宫。
公元前158年，他们返回渭河以北，直接威胁着长安。
公元前142年，他们进攻山西北部大同附近雁门方向的长城。
在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时，中国边境各处都遭受着匈奴的威胁。
汉武帝即位后，立刻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要将匈奴赶回漠北去（所谓漠北，一般就是指匈奴的原住地（杭爱山，鄂尔浑河，克鲁伦河一线以北地区）。于是他派遣张骞出使西域，想联络大月氏一同对付匈奴。张骞两度出使西域，历时20年，遍历西域大月氏，大宛，康居，乌孙诸国，虽然未能说服西域国家对匈奴用兵，但对中国和中亚的联系，做出了很大贡献。
从公元前129年开始，汉武帝开始了对匈奴的持续用兵。
前129年，大将卫青从山西北部地区出发，穿过戈壁，远征至翁金河畔的龙庭，把匈奴赶跑。
公元前127年，中国在鄂尔多斯和阿拉善之间、地处黄河岸边的朔方进行了屯军，以保卫河套。
公元前124年，匈奴侵入朔方边境，卫青把他们赶跑。
公元前121年，少年英雄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1万骑兵把匈奴从原大月氏人和乌孙人占领的、离今凉州、甘州和瓜州不远的甘肃部分地区赶走。并完成了占领。
公元前119年，汉朝大军对匈奴取得了一次决定性的胜利。卫青和霍去病——前者从山西北部的库库河屯地区出发，后者从北京西北、今宣化附近的上谷出发——横穿戈壁，深入匈奴帝国的中心。她出其不意地袭击了伊稚斜单于，迫使匈奴人溃逃，卫青消灭或俘虏2万人。(这个数字可能要占当时匈奴总人口的5%）。霍去病进行了一次更大胆的远征，深入漠北2000里，一直到达鄂尔浑河上游。他俘虏匈奴头目80余人。霍去病回国后不久，这位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武将之一，于公元前117年去世。
此次战役，让匈奴在整个西汉时期再也没有对长城脚下和漠南地区产生过威胁，这次作战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对北方蛮族最成功的一次反击作战。汉武帝于是在前127-111年间，着手在甘肃建立了武威郡、张掖郡、酒泉郡和敦煌郡四个军郡，从此，从兰州到玉门关的丝绸之路正式建立，并永归中国所有。
以后西汉和匈奴的争夺基本上围绕这对西域的宗主权展开，汉宣帝时，前67年，大将郑吉降服吐鲁番，前65年，另一位大将军冯奉世收服叶儿羌，公元前60年，郑吉正式占领吐鲁番，从此西汉对塔里木盆地建立了绝对的控制权。
公元前60年，匈奴发生内战，呼韩邪和郅支两位单于互相争位，前51年，呼韩邪归顺汉宣帝，在西汉军队帮助下，打败郅支单于，占领了匈奴故地，被称为东匈奴。
郅支单于则向西攻击，在咸海流域打败乌孙人和康居人，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被称为西匈奴。然而这支不愿归顺中国的匈奴人依然没有逃脱中国的功击。公元前36年，西域校尉陈汤在一次异常大胆的袭击中直抵楚河畔，袭杀了郅支。西匈奴迅速瓦解，并向西逃循。
这支向西迁徙的匈奴人，由于缺乏和其他文明势力的接触，所以在以后的400年间，就此不为人所记录，直到公元4世纪末，他们渡过伏尔加河和顿河入侵欧洲时，这些匈奴人以及他们的首领巴拉米尔和阿提拉才再次让世人震惊。
再说说东匈奴。
由于西汉对于东匈奴的绝对优势，东匈奴非但无法对中国北方边境形成威胁，而且也无力与西汉争夺西域的控制。
可是当新汉更迭时，中国失去了对西域的控制，匈奴乘机夺取了对吐鲁番和西域的控制。
可是匈奴的运气始终不太好，中国迅速从混乱中恢复过来，东汉政权的迅速稳定和强盛，对匈奴来说是相当致命的。
公元48年，东匈奴发生分裂，南方的8个匈奴部落在首领的率领下起来反对蒲奴单于，并归附中国。光武帝把他们作为盟邦安置在内蒙古，在戈壁南部边境，以及山西与甘肃的边境上。建立起了南匈奴国，南匈奴其实是东汉的保护领地，听命于东汉的边疆大员，对东汉已经没有威胁。
而北匈奴则继续与东汉为敌。 这时东汉政府开始扶持辽东的鲜卑部落，让他们来对付北匈奴，从此鲜卑人开始出现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
东汉从公元73年开始，开始了对北匈奴的全面出击，在西域，车骑将军窦宪的部将班超和耿恭，利用极少量的军队，纵横千里，深入虎穴， 破于阗，取喀什，灭库车，平车师，并不断打退了由匈奴策动的西域诸国的多次叛乱，十年间让东汉帝国在西域重新获得了绝对控制权。班超和耿恭不愧为中国历史上最为出色的特种作战英雄。
而窦宪率领的东汉主力部队，则于公元89年，大破北匈奴于稽落山，又向北追击匈奴诸部，出塞三千余里，匈奴降者八十余部，命班固作铭记汉威德，刻石于燕然山（今杭爱山）而还。
公元91年，中国将军耿夔使匈奴再次遭到决定性的失败。他进军至外蒙古，很可能达到鄂尔浑河，在金微山，俘虏了单干的母亲及其家庭的全体成员，立单于的弟弟於除踺为继承人。
93年，当於除踺反叛中国时，中国派遣一支来自满洲边境的鲜卑人对付他，他们打败并杀死新单于，北匈奴再也没有恢复过来，并逐渐消亡，最终在公元2世纪年，完全被鲜卑人所降服。其作为一个民族和部落的历史基本结束。北匈奴败亡后，鲜卑各部占据了原来匈奴帝国的土地，但他们对中国远不能形成威胁，直到4世纪的民族大迁徙。
让我们回到另一支匈奴人的命运，他们就是内附的南匈奴。
南匈奴作为东汉的臣属，除了在公元144年由过规模不大的叛乱，基本和东汉相安无事。但到了汉末，由于鲜卑人的进一步崛起，南匈奴不得不逃离内蒙草原，进一步内附，南下迁徙到了河套以内。甚至进入了长城以内定居，南匈奴的呼厨泉单于在官渡之战（202年）前后，山西腹地平阳居住下来，改姓刘。(大概是想跟了远祖的汉公主的姓吧）。并逐渐强大起来。
304年，在太原的匈奴首领刘渊，从西晋获得了五部落单于的称号，308年，他率领5万匈奴军，借口是汉朝的合法继承人在太原称帝，是为前赵。
311年刘渊子刘聪占领晋都洛阳，火烧帝国宫殿，俘获晋怀帝，然后向长安逼近，在长安屠杀了一半居民（312年）。匈奴人凶残的一面在蛰伏200年后，再次爆发。
被俘的普怀帝被送往刘聪驻地平阳，强迫他作为刘聪的斟酒侍者，直到313年被杀。
316年刘聪卷土重来，又包围了长安城，迫使晋愍帝投降。西晋灭，这位匈奴皇帝又一次地在平阳接见了被俘虏的中国皇帝，迫使他在宴会上洗刷碗碟，最后，于318年把他处死。
可是昙花一现的匈奴政权在329年被羯族后赵所灭。
但南匈奴部落依然存在，直到公元350年，后赵大将汉人冉闵立国，大肆屠杀胡人，见到高鼻深目的格杀无论，致使二十余万人暴尸于野（主要是匈奴人和羯族，以及部分鲜卑和氐、羌、巴氐人），残存的匈奴人几乎被灭族。从此，匈奴人在亚洲的历史和作为一个民族的历史结束了。
匈奴人的历史还没有完，而它的终结篇，却如同超新星爆发，眩目而残酷。
在亚洲的匈奴人被基本消灭后，还没来得及被世人遗忘。公元375年，一支更为强悍的匈奴人突然出现在顿河的左岸，从此走上了让欧洲震惊的征服之旅。
这支匈奴人的来源，我们现在基本上可以猜测是公元前36年被西汉征服的西匈奴郅支单于的后代，至于他们这400年间的历史，由于他们没有和任何一个当时的文明势力所接触而记录，所以已不可考。
匈奴人一进入欧洲，没有受到过欧亚平原的蛮族冲击的欧洲文明国家和半文明国家对他们几乎是束手无策。
公元375年，匈奴征服了顿河至捷列克河之间的阿兰人。幸存的阿兰人辗转流离到了高卢南部，成为了现代加泰罗尼亚人的祖先。
公元376年，匈奴打败了当时在第聂伯河以西的东哥特王国，使大多数东哥特人臣服。残存的东哥特部落，进入了巴尔干。
同年，西哥特人，为了躲避匈奴人的入侵，被迫放弃在中欧平原的土地，度过多瑙河南下，进入罗马帝国。
由于东西哥特人的离去，匈奴人到405年左右，已经完全占据了乌拉尔山和喀尔巴阡山之间的广大草原，并开始进攻欧洲。
406年，他们经喀尔巴阡山豁口占据了匈牙利平原，他们由此扩张到多瑙河右岸，成为了罗马帝国的邻国。
在随后的30年间，虽然匈奴帝国对罗马帝国的巨大财富充满渴望，但由于忙于自身内部的权利混战，所以基本上两大帝国的边境依然保持平静。
直到435年，阿提拉杀兄即位后，阿提拉统一了匈奴全境，恐怖的“上帝之鞭”开始了挥舞了。
441年，阿提拉东罗马宣战，他度过多瑙河，横穿今天塞尔维亚和保加力亚，然后劫掠了色雷斯，东罗马帝国强悍的重步兵方阵，在阿提拉的骑兵箭手冲击下，几乎不堪一击，（阿提拉的进攻基本上淘汰了罗马步兵方阵的作战方式）历时7年的不断进攻，让整个东罗马帝国几乎崩溃。448年，无力再战的东罗马帝国，隔地求和，将多瑙河以南的大片土地，割让给阿提拉，这块土地，包括了今天的塞尔维亚全部，马其顿和保加利亚的大部。除此之外，东罗马还承诺了高额的岁贡，并允许了阿提拉在希腊北部的劫掠。
451年，阿提拉对西罗马帝国的领土和联姻要求遭到拒绝后，阿提拉开始进攻西罗马帝国。阿提拉统领惊人的五十万大军进入高卢，1月度过莱茵河，4月，阿提拉火烧梅斯，接着围困奥尔良。7月，由于阿提拉担心东罗马帝国的援军，主动撤退。
452年春阿提拉入侵意大利，攻克并焚毁了阿奎莱亚。他还占领了米兰和帕维亚，进行了恐怖的大屠杀，并开始向罗马进军，罗马皇帝瓦伦丁三世从罗马逃走，7月，罗马主教利奥一世答应交纳贡赋，并把罗马皇族公主荷罗丽娜嫁给他。阿提拉于是撤退。
阿提拉的恐怖征服在453年他离奇身亡后，突然终止。
阿提拉的匈奴帝国，在他死后如同潮水一样退却了。归顺的东哥特人在后方立刻反叛，并在454年杀了他的长子。他的另外几个儿子，有的率部退到了黑海沿岸，有的归附了西罗马帝国，还有的继续向东罗马帝国进攻，468年，阿提拉的儿子顿吉兹奇在多瑙河下游被东罗马帝国击败，其本人兵败被杀，头颅被拿到了君士坦丁堡示众。
最后，就是那些残留在黑海北岸的匈奴人部落了。他们分为了在亚速海西北和顿河河口的两个部落，由于东罗马帝国的挑拨，两支部落不久成为敌人。自相残杀了几十年，其中还有进攻君士坦丁堡的举动，但被击败。两支匈奴部落，在内战中日趋式微，最后在6世纪来自俄罗斯平原的阿瓦尔人的征服中消亡。我们所知道的匈奴的最后一点踪影是，那支在亚速海的匈奴人，最后和当地人融合通婚后，形成了另一支游牧民族保尔加人，他们在阿瓦尔人的征服中，逃离了南俄平原，进入了巴尔干，是保加利亚民族的先祖之一。
在人类历史上神奇的匈奴民族，就此消亡了，这个民族给历史留下的最难忘的记忆是，他们居然可以纵横万里，对当时世界上的三大文明巅峰，汉，波斯，罗马，都造成极大的威胁，在巨大文明的笼罩下，依然不改其民族本色，其生命力之顽强，令人感叹。只可惜，匈奴人有点生不逢时，他们面临的对手，尤其是汉帝国，是当时世界上最朝气蓬勃的帝国，以匈奴的实力，是完全无法抗衡的，其失败毕竟还是有点悲剧色彩的。
突厥民族是世界历史上最古老的民族之一，突厥民族在几乎所有的文明中心都留下了他们的历史，并至今生生不息着。他们曾是欧亚草原的霸主，他们在历史上首度在西域建立了统一的大帝国。他们做过中国的皇帝。他们主宰过伊朗高原，他们征服了神话般的罗马帝国，他们统治了半个欧洲。也是他们，是伊斯兰人民中的第一个觉醒的民族，开展了资产阶级的民主运动。
由于突厥民族的部落非常多，因而突厥人在历史上建立了非常多的国家，这里只能按照时间顺序，把一些重要的突厥国家历史介绍一下。
突厥民族可能是诞生于阿尔泰山和叶尼塞河上游地区。在这一地区，出土过许多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3世纪的古代文物，包括青铜面具，匕首，动物饰片，铁制马具，以及棺木中的木雕等等，从这些文物的纹饰和风格看，他们应该是突厥人的早期文化，俄罗斯人将这一文化称为塔锡蒂克文化。
随着匈奴人的衰落，突厥人开始在欧亚平原崛起。
突厥人建立的第一个大国，根据突厥史家的观点，就是大名鼎鼎的拓跋部落国家，但中国历代史家拒绝承认拓跋氏是突厥部落，而认为他们属于拓跋鲜卑部，笔者无意介入这个讨论，这里姑且认为北魏君主不是突厥人。（这样也比较有面子，毕竟鲜卑人早已为中国人所同化，中国人带点鲜卑血统，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如果要中国人承认自己具有突厥血统，这恐怕就不太有面子了）
公元6世纪初，统治漠北的是蒙古柔然部，当时各突厥部落臣属于柔然汗国。6世纪中叶，突厥部在西域崛起，西魏为了拉拢突厥共同对付柔然，把一个公主家给了突厥首领土门（看来真有可能是同族的阿），552年突厥和西魏一起夹攻柔然，柔然阿拉瑰可汗自杀，柔然败亡，突厥于是占领了柔然故地，土门称可汗。建立了广大的突厥帝国。
土门可汗不久去世，他的庞大帝国，被他的儿子和弟弟继承，其子木杆可汗得到蒙古地区建立了东突厥汗国。其弟室密可汗，继承了西域的疆土，包括准噶尔、额尔齐斯河流域、、伊犁河流域、直到怛逻斯河流域，建立了西突厥汗国。
先来看看东突厥汗国。
从木杆可汗统治期间553－572年，东突厥开始迅速强大起来。
560年前后，木杆打败了契丹人，势力到达了辽河西岸。
565年，北周武帝为了全力对付北齐，谦卑地向木杆之女求婚。并向东突厥进献了大量财富。
581年，东突厥沙钵略可汗即位，西突厥达头可汗拒绝承认沙钵略可汗名义上的宗主地位，东西突厥正式分裂，并引发内战。达头联络辽西的契丹一起进攻沙钵略。当时隋文帝立国不久，在面临突厥有可能重新统一的关头，非常英明地排部队地支持了沙钵略可汗一同对付达头，并在达头退走后，在东突厥内部不断制造权力纠纷。
587年，东突厥都蓝可汗即位，隋文帝支持突利反叛，599年突利失败，隋文帝立刻隆重迎接突利,承认他的可汗地位，并让他在河套地区做隋的盟邦，东突厥自此分裂。
600东突厥都蓝可汗死，西突厥达头可汗再次企图统一突厥，为了吓唬隋朝，西突厥于601年进攻长安，602年进攻内蒙的突利。可惜他们遇到的还是老辣的杨坚。随文帝不用军事手段，只是暗中利用小恩小惠在达头的后方策动西域各部落反叛达头，达头准备不及，偌大帝国居然被迅速瓦解，其本人也只能逃往青海。隋文帝确实是中国历代帝王中玩弄政治最娴熟的一个。其分裂鼎盛时期突厥的功绩，对于刚从大分列时期走出的中国来说，值得大笔称颂。
西突厥瓦解后，东突厥政权落到了亲隋的突利可汗中，隋文帝也被尊为了突厥的保护者和“天可汗”，突厥的威胁似乎已经要过去了。
可惜隋炀帝东征高丽的失败，使隋朝威信扫地，也大大鼓舞了突厥人，615年，突利的儿子东突厥始毕可汗叛乱，在山西雁门关大败隋军，隋炀帝本人几乎成为了俘虏，于是隋文帝的所有心血全部白费，一切都要重来了。
618年隋朝的覆灭，中国开始了大内战，东突厥的实力急剧膨胀，内战各派纷纷拉拢始毕和继任者颉利可汗。东突厥又迎来了一次复兴的机会。
624年，颉利可汗率突厥精锐骑兵，打到长安附近，京城一片震怖。对突厥来说，不幸的是，遇上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统帅李世民。这里允许我在介绍突厥历史的文字中，不妥当地来吹吹李世民的英勇事迹。
当时颉利可汗占据战场的绝对优势，李世民不仅力排众议，反对迁都，反而率少量部队直接来到颉利对面，与突厥大军对峙.李世民以坚定的姿态，通过欺骗，威慑的手段，未发一箭，让对手慑服，颉利与各部首领在一起协商，他们被李世民的气势所震慑，认为唐军早有准备，居然决定退军了。正当颉利退军时，天降大雨，李世民鼓励众将 “突厥人众，如鸟铩翮”， 命令唐军“此而不乘，夫复何时？”，李世民身先士卒，唐军居然利用突厥不习水战，大破颉利，东突厥败退后乞和。李世民几乎以一人之力，挽救了大乱后的中国，不愧千古中华大帝。
继续说东突厥和李世民。
626年，李世民即位，东突厥颉利可汗以为唐朝政局不稳，有机可乘，再次发动骑兵远征，10万大军直抵长安城下，唐太宗似乎只有很少人马，他采取了大胆的行动。他召集了所有可用的人，打开城门，把他们置于各城门前，而他亲自率领小部分骑兵沿着渭水向敌军背后扑去。突厥诸首领见其不可思议的英勇，皆大惊，下马便拜。太宗纵马到突厥营前，训斥颉利可汗及众首领背信弃义，破坏停战协定。颉利可汗羞愧低头。次日，太宗与颉利按传统习俗，歃白马而盟。此役李世民恩威并重，其光辉形象如同天人。
为了继续削弱颉利可汗，唐太宗学习隋文帝，支持薛延陀部反叛(627年），随后在630年派出由李靖和李世绩率领的唐军猛攻颉利，击溃其部落。颉利本人被俘。在随后大约50年中（630－682年），东突厥汗国臣属于中国。突厥“贵族子弟，陷为唐奴，其清白女子，降作唐婢”。
李世民面对蛮族，不求和，不献金，决不妥协，偌大的东突厥帝国在十年间就被他征服，造就了一个史诗般的大唐王朝。但另一方面，对于刚刚崛起在欧亚平原的突厥民族来说，遇上了盛唐和李世民这样的人物，运气也是实在是太差了。
借东突厥汗国臣服之机，让我们把注意力从东突厥汗国转移一下，回头看看西突厥汗国。
前一节说道，突厥帝国的缔造者土门可汗死后，他弟弟室密可汗继承了西部地区，称为西突厥汗国。这时波斯的萨珊王朝日趋强盛，对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造成了很大威胁，于是拜占庭人看中了在波斯后方的室密，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二世与568年与西突厥结成反对共同敌人萨珊波斯的牢固联盟。接着，这位突厥王向波斯宣战。572年，拜占庭人也亲自向波斯宣战，这一战争持续20年（572－591年）。在此期间，西突厥与拜占庭人之间保持着亲密的关系。
575年，室密可汗去世，达头可汗即位。由于君士坦丁堡宫廷与柔然的残部，也就是阿瓦尔人达成了友好协定，达头非常不满，作为对该条约的报复（达头认为这一条约撕毁了两国之间的联盟），他派出一支由某个名叫波汗的统帅率领突厥骑兵去攻打拜占庭在刻赤附近（黑海沿岸）的潘蒂卡派（576年）。581年，突厥又兵临刻赤城下，直到590年，他们才完全撤出该地区。
西突厥与拜占庭之间的争吵没有妨碍前者继续对波斯的战争。在588至589年期间，他们入侵了巴克特里亚（今阿富汗），西突厥汗国完成了对兴都库什山以北的巴克特里亚的征服。630年，当玄奘途经该地时，巴克特里亚是昆都士的西突厥可汗儿子的封地。当时的西突厥从哈密一直延伸到威海和波斯。以阿姆河南岸为界与波斯相邻。
正如我们前节所述，如此强大的西突厥，由于达头可汗妄图重新统一突厥，被隋文帝动用政治手腕，鼓动西域的铁勒族（回纥的祖先）叛乱，抄了达头的后路，603年达头逃往青海，西突厥立刻瓦解。
达头之孙射匮可汗只获得了塔什干附近一小块地盘。但射匮可汗以此为中心，又开始了统一西突厥的事业。611年，阿尔泰地区的薛延陀部归降于西突厥。611至618年间射匮可汗统治着从阿尔泰山到里海和兴都库什山之间的地区。几乎恢复了西突厥全境
射匮之弟、继位者统叶护可汗进一步扩张势力。他已经征服了叛乱的铁勒部，重新获得了对阿富汗的统治，并取得了对塔里木盆地部分地区的霸权。
但西突厥的复兴依然是昙花一现，盛极一时的唐朝征服东突厥后，立刻把手伸向了西突厥。
630年，唐策动葛逻禄部反叛并杀害了统叶护，西突厥分裂为葛逻禄部和咄陆部两部互相混战，咄陆部可汗为了避免唐朝插手，统一西突厥，不惜进攻唐朝在哈密地区的屯军，但是唐将郭孝恪在今天的乌鲁木齐附近的博格达拉山附近打败了他（约642年）。逼其逃往阿富汗。唐朝获得了对西突厥汗国的宗主权。
651年，咄陆部贺鲁可汗得到葛逻禄部的承认，恢复了西突厥汗国。为了谋求独立，贺鲁可汗发动了反叛中国的宗主权的叛乱，为了镇压这次叛乱，唐和回纥突厥人（从前的铁勒部）结成联盟。
唐高宗派遣大将苏定方直入西北部不毛的荒凉之地。当时冬季来临，地上覆盖着两英尺厚的雪。苏定方对其部下说：“虏恃雪，方止舍，谓我不能进，若纵使远超，则莫能禽。” 于是，唐军冒着暴风雪袭击了敌人，在准噶尔地区艾比湖击败贺鲁，后来然后又在楚河流域再次打败了他，迫使他逃到西突厥的老巢塔什干（657）。而塔什干人民抓了贺鲁，把他交给了中国。此后，唐朝宫廷任命忠心为中国效劳的突厥人阿史那弥射为咄陆部新可汗（657），而立另一位依附于唐朝的突厥人阿史那步真为葛逻禄部的可汗（659）。
从此西突厥完全成为唐的殖民地，唐成为整个中亚的保护者。
写到半路，笔者想把匈奴和突厥史中可能出现的重要的历史地理名词总结一下。
漠南：主要指今天的内蒙地区，这一地区是蒙古高原边缘和长城之间的戈壁和戈壁草原地区，进入漠南地区的标志是雁门关和大同，根据双方军队在这一线的位置，可以判断双方的军事态势。
鄂尔多斯：指黄河河套地区，北起雁门，南到宁夏的朔方。这块地区，深入中国腹地，但由于土壤沙化严重，只长夏季牧草，基本上不能产生种植农业，所以这一地区，历史上也是游牧民族的活动区域，但由于鄂尔多斯地区离长安和洛阳都不远，所以在这里的游牧民族可以直接威胁中国的统治中心。
漠北：在历史上是匈奴，突厥，蒙古人的活动中心。位于今天的蒙古高原，海拔平均在1500米左右。南以戈壁为界，东大致到克鲁伦河，西以杭爱山，阿尔泰山一线。
克鲁伦河：鄂嫩河的支流，一般来讲，这条河流是分隔漠北各部和满洲各部的自然界限。
鄂尔浑河：贯穿蒙古高原的中部，是贝加尔湖最重要的一条支流，水量丰富，牧草茂盛，是蒙古的母亲河，历代漠北游牧民族，都把夏季的王庭设在这条河流边。
杭爱山：汉代中国称为燕然山，位于蒙古高原的西北，离雁门关大概在1800公里左右，是历代中国军队可以深入漠北追击游牧民族的极限。杭爱山以北，中国人称为“极北”，基本上被视为地狱。
西域：指今天的南疆塔里木盆地地区。历史上的界限，东以玉门关，敦煌为界。北线以盆地边缘一系列弧形绿洲，哈密，吐鲁番，库车，等等，最后到达喀什。南线比较荒凉，出敦煌后，经楼兰，米兰，尼雅，和田，叶尔羌等最后和北线在喀什会合。
回部：指我后面要讲的回纥帝国的后继部落，基本上在西域地区，后来还包括了北疆的准葛尔地区。
中亚草原：是西突厥各部和后继突厥人诸王朝历史上的主要活动地区。东以阿尔泰山，鄂尔齐斯河上游于漠北各部相邻。北线沿巴尔喀什湖，楚河一线，直到咸海。南线先以天山山脉与西域及回部相邻，然后经过兴都库什山脉同伊朗高原的波斯帝国为邻。西线的界限比较模糊，一般可以以咸海和阿姆河为界，但游牧民族的活动，有时可以到达里海沿岸，甚至可以越过里海，到达亚美尼亚高原，伏尔加河，极限可以到达黑海和亚速海之间的博斯普鲁斯海峡。
巴克特里亚：中国古籍中叫吐火罗，今天的阿富汗地区，是以昆都士，巴米安为中心的中亚文明中心，早在公元前4世纪就被希腊人征服，并很快形成了希腊化的文明，在公元1世纪左右，被中亚游牧民族（大夏，大月氏）征服后，成为中亚文明程度最高的地区，中亚游牧民族和波斯各王朝之间往往为争夺这块地方打得头破血流。
河中地区：中亚的两河流域，位于咸海的两条支流阿姆河和锡尔河（中国古代称为乌浒河和药杀水）之间。包括了今天吉尔吉斯，乌兹别克，和土库曼的大部分地区。牧草丰盛，是游牧民族休养生息的家园。
塔什干：锡尔河上游的历史名城，可能是突厥人建立的第一个永久定居点。
撒马尔罕：阿姆河上游的历史名城，突厥人历史上建造的最伟大的城市，盛极一时的花喇子模哈拉汗王朝的中心，被成吉思汗野蛮毁灭。
楚河：锡尔河的支流，是中国军队进攻突厥人的北限，中国人不愿意想象，过了河还会有些什么东西。
坦罗斯(旋风按：也作怛逻斯)：位于楚河流域，盛唐在中亚的征服活动曾经盛极一时，唐帝国曾经在几乎整个中亚草原建立了霸权，但751年坦罗斯一役，结束了中国人向中亚扩张的全部历史。从此以后，中亚草原的历史中，再也没有出现过中国人的身影，也不再有任何如同药杀水那样的汉字地名了。
作者：惊涛飞雪
出处：盛唐社区
匈奴在罗马被称为Huni或Huna, 他们最早大概于公元前10世纪前后就生活到了欧亚大陆的东北大草原上，并在那时候就为远古的中国人所得知。这群人是匈奴民族的直接祖先，并在日后分化成了亚欧平原上的两大种族，突厥和蒙古种族。
前9到8世纪，当时的周人称为“严狁”的胡人，被认为就是最早和中国人打交道的匈奴人。当时他们生活在今天的内蒙鄂尔多斯，山西和河北的北部。春秋时，被称为“北戎”的匈奴部落，开始对燕晋等边境国家形成了直接的威胁。
战国赵武灵王（大约在前320-295在位）为了对付北方胡人，，改他们的重车兵为灵活的骑兵（胡服骑射），并一举降服了山西大同地区和鄂尔多斯河套地区的胡人部落,从此这两个地区纳入中国版图，被中国人牢牢掌握至今。
战国时代，为了防御匈奴人，赵国及其邻近诸国包括秦，魏，燕的中国人开始沿其北部边境垒起最初的城墙，后来秦始皇统一和完成了城墙的建筑，成为了长城。
根据《史记》记载，大约在公元前三世纪后半叶，在中国完成统一的差不多同一时代，匈奴似乎也成为了一支统一的、强大的民族，他们由一位名叫单于的首领统帅着，并产生了自己的文字，其文字中可以明显发现和后世的蒙古和突厥词根的被继承关系。
统一的匈奴疆域广大，单于住在鄂尔浑河上游的山区，以后成吉思汗蒙古人的都城哈拉和林就建在这儿，左贤王（原则上是单于的继承人）住在东面，可能在克鲁伦高地。右贤王住在西面，在杭爱山区、今乌里雅苏台附近。这个游牧民族，所有的人员在行进时，被组织得像一支军队，所以他们的每一个游牧民，都是军人，而他们的行进方向，始终习惯性地朝南，于是，和中国的冲突不可避免。
匈奴人非常凶悍，据史记记载，他们的战术往往是，当他们被追赶时，他们会引诱中国军队深入大戈壁滩或是草原荒凉之地，然后埋伏起来，以雷雨般的箭惩罚追赶者，直到中国军人被拖垮，被饥渴弄得精疲力竭，他们才一举而消灭之。汉代中匈奴埋伏而遭屠杀的中国军人的数量惊人。加上匈奴的骑兵的机动性以及他们的弓箭技术相当先进，匈奴军队成为了中国军队的劲敌。
公元前公元前214年秦蒙恬把匈奴再次赶出了鄂尔多斯黄河河套地区。与此同时，匈奴头曼单于打败了甘肃的大月氏人。
头曼之子、继承者冒顿在约前209年打败了满洲边境上的另一支蛮族东胡，冒顿利用秦汉鼎革之际中国的楚汉内战于公元前201年入侵中国山西省，围其首府太原。汉高祖奔赴太原，驱赶匈奴，然而反被匈奴围困在平城附近的白登山，即今山西边境的大同地区。后经谈判，方得解围，协议中，汉高祖给予匈奴优惠。把一位中国公主或者是宫女嫁给单于为妻。这是匈奴对中国取得的第一次军事胜利。
大约在公元前177或176年，冒顿彻底征服了甘肃西部的大月氏人。冒顿之子，继承者老上单于在结束了大月氏人的威胁后，把大月氏人驱逐出甘肃，迫使他们向西迁徙，由此产生了发端于亚洲高原的有史记载的第一次各民族大迁徙。
大月氏人西迁的一个直接后果是，结束了希腊在阿富汗地区的巴克特里亚希腊王国，（该王国是由亚历山大的希腊王公继承者所建立的）。大约在在公元前140－130年间，游牧部落实际上已经从希腊国王赫利克勒斯手中夺取了巴克特里亚，建立了大夏国。而大夏国不久就臣服于大月氏人在“妫水”以北（即今阿姆河以北，和锡尔河之间）建立的大月氏国。并在前126年左右被大月氏吞并。在公元1世纪左右，大月氏人统一了各部落，在这些地方建立了古代历史上非常著名的贵霜王朝。其疆域从阿富汗扩张到了北印度的旁遮普。在这其中，值得一提的事件是公元前128年，汉使张骞访问了大月氏。
言归正传，继续讲匈奴。
公元前167年，匈奴老上单于进入陕西，直至彭阳（都城长安以西），放火烧了这里的一座皇宫。
公元前158年，他们返回渭河以北，直接威胁着长安。
公元前142年，他们进攻山西北部大同附近雁门方向的长城。
在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时，中国边境各处都遭受着匈奴的威胁。
汉武帝即位后，立刻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要将匈奴赶回漠北去（所谓漠北，一般就是指匈奴的原住地（杭爱山，鄂尔浑河，克鲁伦河一线以北地区）。于是他派遣张骞出使西域，想联络大月氏一同对付匈奴。张骞两度出使西域，历时20年，遍历西域大月氏，大宛，康居，乌孙诸国，虽然未能说服西域国家对匈奴用兵，但对中国和中亚的联系，做出了很大贡献。
从公元前129年开始，汉武帝开始了对匈奴的持续用兵。
前129年，大将卫青从山西北部地区出发，穿过戈壁，远征至翁金河畔的龙庭，把匈奴赶跑。
公元前127年，中国在鄂尔多斯和阿拉善之间、地处黄河岸边的朔方进行了屯军，以保卫河套。
公元前124年，匈奴侵入朔方边境，卫青把他们赶跑。
公元前121年，少年英雄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1万骑兵把匈奴从原大月氏人和乌孙人占领的、离今凉州、甘州和瓜州不远的甘肃部分地区赶走。并完成了占领。
公元前119年，汉朝大军对匈奴取得了一次决定性的胜利。卫青和霍去病——前者从山西北部的库库河屯地区出发，后者从北京西北、今宣化附近的上谷出发——横穿戈壁，深入匈奴帝国的中心。她出其不意地袭击了伊稚斜单于，迫使匈奴人溃逃，卫青消灭或俘虏2万人。(这个数字可能要占当时匈奴总人口的5%）。霍去病进行了一次更大胆的远征，深入漠北2000里，一直到达鄂尔浑河上游。他俘虏匈奴头目80余人。霍去病回国后不久，这位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武将之一，于公元前117年去世。
此次战役，让匈奴在整个西汉时期再也没有对长城脚下和漠南地区产生过威胁，这次作战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对北方蛮族最成功的一次反击作战。汉武帝于是在前127-111年间，着手在甘肃建立了武威郡、张掖郡、酒泉郡和敦煌郡四个军郡，从此，从兰州到玉门关的丝绸之路正式建立，并永归中国所有。
以后西汉和匈奴的争夺基本上围绕这对西域的宗主权展开，汉宣帝时，前67年，大将郑吉降服吐鲁番，前65年，另一位大将军冯奉世收服叶儿羌，公元前60年，郑吉正式占领吐鲁番，从此西汉对塔里木盆地建立了绝对的控制权。
公元前60年，匈奴发生内战，呼韩邪和郅支两位单于互相争位，前51年，呼韩邪归顺汉宣帝，在西汉军队帮助下，打败郅支单于，占领了匈奴故地，被称为东匈奴。
郅支单于则向西攻击，在咸海流域打败乌孙人和康居人，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被称为西匈奴。然而这支不愿归顺中国的匈奴人依然没有逃脱中国的功击。公元前36年，西域校尉陈汤在一次异常大胆的袭击中直抵楚河畔，袭杀了郅支。西匈奴迅速瓦解，并向西逃循。
这支向西迁徙的匈奴人，由于缺乏和其他文明势力的接触，所以在以后的400年间，就此不为人所记录，直到公元4世纪末，他们渡过伏尔加河和顿河入侵欧洲时，这些匈奴人以及他们的首领巴拉米尔和阿提拉才再次让世人震惊。
再说说东匈奴。
由于西汉对于东匈奴的绝对优势，东匈奴非但无法对中国北方边境形成威胁，而且也无力与西汉争夺西域的控制。
可是当新汉更迭时，中国失去了对西域的控制，匈奴乘机夺取了对吐鲁番和西域的控制。
可是匈奴的运气始终不太好，中国迅速从混乱中恢复过来，东汉政权的迅速稳定和强盛，对匈奴来说是相当致命的。
公元48年，东匈奴发生分裂，南方的8个匈奴部落在首领的率领下起来反对蒲奴单于，并归附中国。光武帝把他们作为盟邦安置在内蒙古，在戈壁南部边境，以及山西与甘肃的边境上。建立起了南匈奴国，南匈奴其实是东汉的保护领地，听命于东汉的边疆大员，对东汉已经没有威胁。
而北匈奴则继续与东汉为敌。 这时东汉政府开始扶持辽东的鲜卑部落，让他们来对付北匈奴，从此鲜卑人开始出现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
东汉从公元73年开始，开始了对北匈奴的全面出击，在西域，车骑将军窦宪的部将班超和耿恭，利用极少量的军队，纵横千里，深入虎穴， 破于阗，取喀什，灭库车，平车师，并不断打退了由匈奴策动的西域诸国的多次叛乱，十年间让东汉帝国在西域重新获得了绝对控制权。班超和耿恭不愧为中国历史上最为出色的特种作战英雄。
而窦宪率领的东汉主力部队，则于公元89年，大破北匈奴于稽落山，又向北追击匈奴诸部，出塞三千余里，匈奴降者八十余部，命班固作铭记汉威德，刻石于燕然山（今杭爱山）而还。
公元91年，中国将军耿夔使匈奴再次遭到决定性的失败。他进军至外蒙古，很可能达到鄂尔浑河，在金微山，俘虏了单干的母亲及其家庭的全体成员，立单于的弟弟於除踺为继承人。
93年，当於除踺反叛中国时，中国派遣一支来自满洲边境的鲜卑人对付他，他们打败并杀死新单于，北匈奴再也没有恢复过来，并逐渐消亡，最终在公元2世纪年，完全被鲜卑人所降服。其作为一个民族和部落的历史基本结束。北匈奴败亡后，鲜卑各部占据了原来匈奴帝国的土地，但他们对中国远不能形成威胁，直到4世纪的民族大迁徙。
让我们回到另一支匈奴人的命运，他们就是内附的南匈奴。
南匈奴作为东汉的臣属，除了在公元144年由过规模不大的叛乱，基本和东汉相安无事。但到了汉末，由于鲜卑人的进一步崛起，南匈奴不得不逃离内蒙草原，进一步内附，南下迁徙到了河套以内。甚至进入了长城以内定居，南匈奴的呼厨泉单于在官渡之战（202年）前后，山西腹地平阳居住下来，改姓刘。(大概是想跟了远祖的汉公主的姓吧）。并逐渐强大起来。
304年，在太原的匈奴首领刘渊，从西晋获得了五部落单于的称号，308年，他率领5万匈奴军，借口是汉朝的合法继承人在太原称帝，是为前赵。
311年刘渊子刘聪占领晋都洛阳，火烧帝国宫殿，俘获晋怀帝，然后向长安逼近，在长安屠杀了一半居民（312年）。匈奴人凶残的一面在蛰伏200年后，再次爆发。
被俘的普怀帝被送往刘聪驻地平阳，强迫他作为刘聪的斟酒侍者，直到313年被杀。
316年刘聪卷土重来，又包围了长安城，迫使晋愍帝投降。西晋灭，这位匈奴皇帝又一次地在平阳接见了被俘虏的中国皇帝，迫使他在宴会上洗刷碗碟，最后，于318年把他处死。
可是昙花一现的匈奴政权在329年被羯族后赵所灭。
但南匈奴部落依然存在，直到公元350年，后赵大将汉人冉闵立国，大肆屠杀胡人，见到高鼻深目的格杀无论，致使二十余万人暴尸于野（主要是匈奴人和羯族，以及部分鲜卑和氐、羌、巴氐人），残存的匈奴人几乎被灭族。从此，匈奴人在亚洲的历史和作为一个民族的历史结束了。
匈奴人的历史还没有完，而它的终结篇，却如同超新星爆发，眩目而残酷。
在亚洲的匈奴人被基本消灭后，还没来得及被世人遗忘。公元375年，一支更为强悍的匈奴人突然出现在顿河的左岸，从此走上了让欧洲震惊的征服之旅。
这支匈奴人的来源，我们现在基本上可以猜测是公元前36年被西汉征服的西匈奴郅支单于的后代，至于他们这400年间的历史，由于他们没有和任何一个当时的文明势力所接触而记录，所以已不可考。
匈奴人一进入欧洲，没有受到过欧亚平原的蛮族冲击的欧洲文明国家和半文明国家对他们几乎是束手无策。
公元375年，匈奴征服了顿河至捷列克河之间的阿兰人。幸存的阿兰人辗转流离到了高卢南部，成为了现代加泰罗尼亚人的祖先。
公元376年，匈奴打败了当时在第聂伯河以西的东哥特王国，使大多数东哥特人臣服。残存的东哥特部落，进入了巴尔干。
同年，西哥特人，为了躲避匈奴人的入侵，被迫放弃在中欧平原的土地，度过多瑙河南下，进入罗马帝国。
由于东西哥特人的离去，匈奴人到405年左右，已经完全占据了乌拉尔山和喀尔巴阡山之间的广大草原，并开始进攻欧洲。
406年，他们经喀尔巴阡山豁口占据了匈牙利平原，他们由此扩张到多瑙河右岸，成为了罗马帝国的邻国。
在随后的30年间，虽然匈奴帝国对罗马帝国的巨大财富充满渴望，但由于忙于自身内部的权利混战，所以基本上两大帝国的边境依然保持平静。
直到435年，阿提拉杀兄即位后，阿提拉统一了匈奴全境，恐怖的“上帝之鞭”开始了挥舞了。
441年，阿提拉东罗马宣战，他度过多瑙河，横穿今天塞尔维亚和保加力亚，然后劫掠了色雷斯，东罗马帝国强悍的重步兵方阵，在阿提拉的骑兵箭手冲击下，几乎不堪一击，（阿提拉的进攻基本上淘汰了罗马步兵方阵的作战方式）历时7年的不断进攻，让整个东罗马帝国几乎崩溃。448年，无力再战的东罗马帝国，隔地求和，将多瑙河以南的大片土地，割让给阿提拉，这块土地，包括了今天的塞尔维亚全部，马其顿和保加利亚的大部。除此之外，东罗马还承诺了高额的岁贡，并允许了阿提拉在希腊北部的劫掠。
451年，阿提拉对西罗马帝国的领土和联姻要求遭到拒绝后，阿提拉开始进攻西罗马帝国。阿提拉统领惊人的五十万大军进入高卢，1月度过莱茵河，4月，阿提拉火烧梅斯，接着围困奥尔良。7月，由于阿提拉担心东罗马帝国的援军，主动撤退。
452年春阿提拉入侵意大利，攻克并焚毁了阿奎莱亚。他还占领了米兰和帕维亚，进行了恐怖的大屠杀，并开始向罗马进军，罗马皇帝瓦伦丁三世从罗马逃走，7月，罗马主教利奥一世答应交纳贡赋，并把罗马皇族公主荷罗丽娜嫁给他。阿提拉于是撤退。
阿提拉的恐怖征服在453年他离奇身亡后，突然终止。
阿提拉的匈奴帝国，在他死后如同潮水一样退却了。归顺的东哥特人在后方立刻反叛，并在454年杀了他的长子。他的另外几个儿子，有的率部退到了黑海沿岸，有的归附了西罗马帝国，还有的继续向东罗马帝国进攻，468年，阿提拉的儿子顿吉兹奇在多瑙河下游被东罗马帝国击败，其本人兵败被杀，头颅被拿到了君士坦丁堡示众。
最后，就是那些残留在黑海北岸的匈奴人部落了。他们分为了在亚速海西北和顿河河口的两个部落，由于东罗马帝国的挑拨，两支部落不久成为敌人。自相残杀了几十年，其中还有进攻君士坦丁堡的举动，但被击败。两支匈奴部落，在内战中日趋式微，最后在6世纪来自俄罗斯平原的阿瓦尔人的征服中消亡。我们所知道的匈奴的最后一点踪影是，那支在亚速海的匈奴人，最后和当地人融合通婚后，形成了另一支游牧民族保尔加人，他们在阿瓦尔人的征服中，逃离了南俄平原，进入了巴尔干，是保加利亚民族的先祖之一。
在人类历史上神奇的匈奴民族，就此消亡了，这个民族给历史留下的最难忘的记忆是，他们居然可以纵横万里，对当时世界上的三大文明巅峰，汉，波斯，罗马，都造成极大的威胁，在巨大文明的笼罩下，依然不改其民族本色，其生命力之顽强，令人感叹。只可惜，匈奴人有点生不逢时，他们面临的对手，尤其是汉帝国，是当时世界上最朝气蓬勃的帝国，以匈奴的实力，是完全无法抗衡的，其失败毕竟还是有点悲剧色彩的。
突厥民族是世界历史上最古老的民族之一，突厥民族在几乎所有的文明中心都留下了他们的历史，并至今生生不息着。他们曾是欧亚草原的霸主，他们在历史上首度在西域建立了统一的大帝国。他们做过中国的皇帝。他们主宰过伊朗高原，他们征服了神话般的罗马帝国，他们统治了半个欧洲。也是他们，是伊斯兰人民中的第一个觉醒的民族，开展了资产阶级的民主运动。
由于突厥民族的部落非常多，因而突厥人在历史上建立了非常多的国家，这里只能按照时间顺序，把一些重要的突厥国家历史介绍一下。
突厥民族可能是诞生于阿尔泰山和叶尼塞河上游地区。在这一地区，出土过许多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3世纪的古代文物，包括青铜面具，匕首，动物饰片，铁制马具，以及棺木中的木雕等等，从这些文物的纹饰和风格看，他们应该是突厥人的早期文化，俄罗斯人将这一文化称为塔锡蒂克文化。
随着匈奴人的衰落，突厥人开始在欧亚平原崛起。
突厥人建立的第一个大国，根据突厥史家的观点，就是大名鼎鼎的拓跋部落国家，但中国历代史家拒绝承认拓跋氏是突厥部落，而认为他们属于拓跋鲜卑部，笔者无意介入这个讨论，这里姑且认为北魏君主不是突厥人。（这样也比较有面子，毕竟鲜卑人早已为中国人所同化，中国人带点鲜卑血统，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如果要中国人承认自己具有突厥血统，这恐怕就不太有面子了）
公元6世纪初，统治漠北的是蒙古柔然部，当时各突厥部落臣属于柔然汗国。6世纪中叶，突厥部在西域崛起，西魏为了拉拢突厥共同对付柔然，把一个公主家给了突厥首领土门（看来真有可能是同族的阿），552年突厥和西魏一起夹攻柔然，柔然阿拉瑰可汗自杀，柔然败亡，突厥于是占领了柔然故地，土门称可汗。建立了广大的突厥帝国。
土门可汗不久去世，他的庞大帝国，被他的儿子和弟弟继承，其子木杆可汗得到蒙古地区建立了东突厥汗国。其弟室密可汗，继承了西域的疆土，包括准噶尔、额尔齐斯河流域、、伊犁河流域、直到怛逻斯河流域，建立了西突厥汗国。
先来看看东突厥汗国。
从木杆可汗统治期间553－572年，东突厥开始迅速强大起来。
560年前后，木杆打败了契丹人，势力到达了辽河西岸。
565年，北周武帝为了全力对付北齐，谦卑地向木杆之女求婚。并向东突厥进献了大量财富。
581年，东突厥沙钵略可汗即位，西突厥达头可汗拒绝承认沙钵略可汗名义上的宗主地位，东西突厥正式分裂，并引发内战。达头联络辽西的契丹一起进攻沙钵略。当时隋文帝立国不久，在面临突厥有可能重新统一的关头，非常英明地排部队地支持了沙钵略可汗一同对付达头，并在达头退走后，在东突厥内部不断制造权力纠纷。
587年，东突厥都蓝可汗即位，隋文帝支持突利反叛，599年突利失败，隋文帝立刻隆重迎接突利,承认他的可汗地位，并让他在河套地区做隋的盟邦，东突厥自此分裂。
600东突厥都蓝可汗死，西突厥达头可汗再次企图统一突厥，为了吓唬隋朝，西突厥于601年进攻长安，602年进攻内蒙的突利。可惜他们遇到的还是老辣的杨坚。随文帝不用军事手段，只是暗中利用小恩小惠在达头的后方策动西域各部落反叛达头，达头准备不及，偌大帝国居然被迅速瓦解，其本人也只能逃往青海。隋文帝确实是中国历代帝王中玩弄政治最娴熟的一个。其分裂鼎盛时期突厥的功绩，对于刚从大分列时期走出的中国来说，值得大笔称颂。
西突厥瓦解后，东突厥政权落到了亲隋的突利可汗中，隋文帝也被尊为了突厥的保护者和“天可汗”，突厥的威胁似乎已经要过去了。
可惜隋炀帝东征高丽的失败，使隋朝威信扫地，也大大鼓舞了突厥人，615年，突利的儿子东突厥始毕可汗叛乱，在山西雁门关大败隋军，隋炀帝本人几乎成为了俘虏，于是隋文帝的所有心血全部白费，一切都要重来了。
618年隋朝的覆灭，中国开始了大内战，东突厥的实力急剧膨胀，内战各派纷纷拉拢始毕和继任者颉利可汗。东突厥又迎来了一次复兴的机会。
624年，颉利可汗率突厥精锐骑兵，打到长安附近，京城一片震怖。对突厥来说，不幸的是，遇上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统帅李世民。这里允许我在介绍突厥历史的文字中，不妥当地来吹吹李世民的英勇事迹。
当时颉利可汗占据战场的绝对优势，李世民不仅力排众议，反对迁都，反而率少量部队直接来到颉利对面，与突厥大军对峙.李世民以坚定的姿态，通过欺骗，威慑的手段，未发一箭，让对手慑服，颉利与各部首领在一起协商，他们被李世民的气势所震慑，认为唐军早有准备，居然决定退军了。正当颉利退军时，天降大雨，李世民鼓励众将 “突厥人众，如鸟铩翮”， 命令唐军“此而不乘，夫复何时？”，李世民身先士卒，唐军居然利用突厥不习水战，大破颉利，东突厥败退后乞和。李世民几乎以一人之力，挽救了大乱后的中国，不愧千古中华大帝。
继续说东突厥和李世民。
626年，李世民即位，东突厥颉利可汗以为唐朝政局不稳，有机可乘，再次发动骑兵远征，10万大军直抵长安城下，唐太宗似乎只有很少人马，他采取了大胆的行动。他召集了所有可用的人，打开城门，把他们置于各城门前，而他亲自率领小部分骑兵沿着渭水向敌军背后扑去。突厥诸首领见其不可思议的英勇，皆大惊，下马便拜。太宗纵马到突厥营前，训斥颉利可汗及众首领背信弃义，破坏停战协定。颉利可汗羞愧低头。次日，太宗与颉利按传统习俗，歃白马而盟。此役李世民恩威并重，其光辉形象如同天人。
为了继续削弱颉利可汗，唐太宗学习隋文帝，支持薛延陀部反叛(627年），随后在630年派出由李靖和李世绩率领的唐军猛攻颉利，击溃其部落。颉利本人被俘。在随后大约50年中（630－682年），东突厥汗国臣属于中国。突厥“贵族子弟，陷为唐奴，其清白女子，降作唐婢”。
李世民面对蛮族，不求和，不献金，决不妥协，偌大的东突厥帝国在十年间就被他征服，造就了一个史诗般的大唐王朝。但另一方面，对于刚刚崛起在欧亚平原的突厥民族来说，遇上了盛唐和李世民这样的人物，运气也是实在是太差了。
借东突厥汗国臣服之机，让我们把注意力从东突厥汗国转移一下，回头看看西突厥汗国。
前一节说道，突厥帝国的缔造者土门可汗死后，他弟弟室密可汗继承了西部地区，称为西突厥汗国。这时波斯的萨珊王朝日趋强盛，对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造成了很大威胁，于是拜占庭人看中了在波斯后方的室密，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二世与568年与西突厥结成反对共同敌人萨珊波斯的牢固联盟。接着，这位突厥王向波斯宣战。572年，拜占庭人也亲自向波斯宣战，这一战争持续20年（572－591年）。在此期间，西突厥与拜占庭人之间保持着亲密的关系。
575年，室密可汗去世，达头可汗即位。由于君士坦丁堡宫廷与柔然的残部，也就是阿瓦尔人达成了友好协定，达头非常不满，作为对该条约的报复（达头认为这一条约撕毁了两国之间的联盟），他派出一支由某个名叫波汗的统帅率领突厥骑兵去攻打拜占庭在刻赤附近（黑海沿岸）的潘蒂卡派（576年）。581年，突厥又兵临刻赤城下，直到590年，他们才完全撤出该地区。
西突厥与拜占庭之间的争吵没有妨碍前者继续对波斯的战争。在588至589年期间，他们入侵了巴克特里亚（今阿富汗），西突厥汗国完成了对兴都库什山以北的巴克特里亚的征服。630年，当玄奘途经该地时，巴克特里亚是昆都士的西突厥可汗儿子的封地。当时的西突厥从哈密一直延伸到威海和波斯。以阿姆河南岸为界与波斯相邻。
正如我们前节所述，如此强大的西突厥，由于达头可汗妄图重新统一突厥，被隋文帝动用政治手腕，鼓动西域的铁勒族（回纥的祖先）叛乱，抄了达头的后路，603年达头逃往青海，西突厥立刻瓦解。
达头之孙射匮可汗只获得了塔什干附近一小块地盘。但射匮可汗以此为中心，又开始了统一西突厥的事业。611年，阿尔泰地区的薛延陀部归降于西突厥。611至618年间射匮可汗统治着从阿尔泰山到里海和兴都库什山之间的地区。几乎恢复了西突厥全境
射匮之弟、继位者统叶护可汗进一步扩张势力。他已经征服了叛乱的铁勒部，重新获得了对阿富汗的统治，并取得了对塔里木盆地部分地区的霸权。
但西突厥的复兴依然是昙花一现，盛极一时的唐朝征服东突厥后，立刻把手伸向了西突厥。
630年，唐策动葛逻禄部反叛并杀害了统叶护，西突厥分裂为葛逻禄部和咄陆部两部互相混战，咄陆部可汗为了避免唐朝插手，统一西突厥，不惜进攻唐朝在哈密地区的屯军，但是唐将郭孝恪在今天的乌鲁木齐附近的博格达拉山附近打败了他（约642年）。逼其逃往阿富汗。唐朝获得了对西突厥汗国的宗主权。
651年，咄陆部贺鲁可汗得到葛逻禄部的承认，恢复了西突厥汗国。为了谋求独立，贺鲁可汗发动了反叛中国的宗主权的叛乱，为了镇压这次叛乱，唐和回纥突厥人（从前的铁勒部）结成联盟。
唐高宗派遣大将苏定方直入西北部不毛的荒凉之地。当时冬季来临，地上覆盖着两英尺厚的雪。苏定方对其部下说：“虏恃雪，方止舍，谓我不能进，若纵使远超，则莫能禽。” 于是，唐军冒着暴风雪袭击了敌人，在准噶尔地区艾比湖击败贺鲁，后来然后又在楚河流域再次打败了他，迫使他逃到西突厥的老巢塔什干（657）。而塔什干人民抓了贺鲁，把他交给了中国。此后，唐朝宫廷任命忠心为中国效劳的突厥人阿史那弥射为咄陆部新可汗（657），而立另一位依附于唐朝的突厥人阿史那步真为葛逻禄部的可汗（659）。
从此西突厥完全成为唐的殖民地，唐成为整个中亚的保护者。
写到半路，笔者想把匈奴和突厥史中可能出现的重要的历史地理名词总结一下。
漠南：主要指今天的内蒙地区，这一地区是蒙古高原边缘和长城之间的戈壁和戈壁草原地区，进入漠南地区的标志是雁门关和大同，根据双方军队在这一线的位置，可以判断双方的军事态势。
鄂尔多斯：指黄河河套地区，北起雁门，南到宁夏的朔方。这块地区，深入中国腹地，但由于土壤沙化严重，只长夏季牧草，基本上不能产生种植农业，所以这一地区，历史上也是游牧民族的活动区域，但由于鄂尔多斯地区离长安和洛阳都不远，所以在这里的游牧民族可以直接威胁中国的统治中心。
漠北：在历史上是匈奴，突厥，蒙古人的活动中心。位于今天的蒙古高原，海拔平均在1500米左右。南以戈壁为界，东大致到克鲁伦河，西以杭爱山，阿尔泰山一线。
克鲁伦河：鄂嫩河的支流，一般来讲，这条河流是分隔漠北各部和满洲各部的自然界限。
鄂尔浑河：贯穿蒙古高原的中部，是贝加尔湖最重要的一条支流，水量丰富，牧草茂盛，是蒙古的母亲河，历代漠北游牧民族，都把夏季的王庭设在这条河流边。
杭爱山：汉代中国称为燕然山，位于蒙古高原的西北，离雁门关大概在1800公里左右，是历代中国军队可以深入漠北追击游牧民族的极限。杭爱山以北，中国人称为“极北”，基本上被视为地狱。
西域：指今天的南疆塔里木盆地地区。历史上的界限，东以玉门关，敦煌为界。北线以盆地边缘一系列弧形绿洲，哈密，吐鲁番，库车，等等，最后到达喀什。南线比较荒凉，出敦煌后，经楼兰，米兰，尼雅，和田，叶尔羌等最后和北线在喀什会合。
回部：指我后面要讲的回纥帝国的后继部落，基本上在西域地区，后来还包括了北疆的准葛尔地区。
中亚草原：是西突厥各部和后继突厥人诸王朝历史上的主要活动地区。东以阿尔泰山，鄂尔齐斯河上游于漠北各部相邻。北线沿巴尔喀什湖，楚河一线，直到咸海。南线先以天山山脉与西域及回部相邻，然后经过兴都库什山脉同伊朗高原的波斯帝国为邻。西线的界限比较模糊，一般可以以咸海和阿姆河为界，但游牧民族的活动，有时可以到达里海沿岸，甚至可以越过里海，到达亚美尼亚高原，伏尔加河，极限可以到达黑海和亚速海之间的博斯普鲁斯海峡。
巴克特里亚：中国古籍中叫吐火罗，今天的阿富汗地区，是以昆都士，巴米安为中心的中亚文明中心，早在公元前4世纪就被希腊人征服，并很快形成了希腊化的文明，在公元1世纪左右，被中亚游牧民族（大夏，大月氏）征服后，成为中亚文明程度最高的地区，中亚游牧民族和波斯各王朝之间往往为争夺这块地方打得头破血流。
河中地区：中亚的两河流域，位于咸海的两条支流阿姆河和锡尔河（中国古代称为乌浒河和药杀水）之间。包括了今天吉尔吉斯，乌兹别克，和土库曼的大部分地区。牧草丰盛，是游牧民族休养生息的家园。
塔什干：锡尔河上游的历史名城，可能是突厥人建立的第一个永久定居点。
撒马尔罕：阿姆河上游的历史名城，突厥人历史上建造的最伟大的城市，盛极一时的花喇子模哈拉汗王朝的中心，被成吉思汗野蛮毁灭。
楚河：锡尔河的支流，是中国军队进攻突厥人的北限，中国人不愿意想象，过了河还会有些什么东西。
坦罗斯(旋风按：也作怛逻斯)：位于楚河流域，盛唐在中亚的征服活动曾经盛极一时，唐帝国曾经在几乎整个中亚草原建立了霸权，但751年坦罗斯一役，结束了中国人向中亚扩张的全部历史。从此以后，中亚草原的历史中，再也没有出现过中国人的身影，也不再有任何如同药杀水那样的汉字地名了。
李世民在玄武门政变中成功的原因
李世民在玄武门政变中成功的原因
作者：nononono 转自:轩辕春秋文化论坛
首先看一看事变的全过程。
武德九年六月一日，太白金星于白天划过长空，据“刘书.天文志”的说法，金星白昼 划过长空是预兆着会发生政权更迭。六月三日，金星再次于白天划过长空，太史令傅奕向李渊呈送密奏，称“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李渊将这份密奏转交给李世民，其用意是暗示要他自杀来澄清嫌疑.
李世民马上回复一份密奏，控告李建成、李元吉二人淫乱后宫，并欲冤杀他，奏章中有一句：“臣于兄弟无丝毫负，今欲杀臣，似为世充、建德报仇。臣今枉死，永违君亲，魂归地下，实耻见诸贼！”李渊看后愕然，回复李世民说，他将于明日在宫中召见两兄弟和众大臣，一起来对质明白。
这件事马上被李建成由张婕妤处得知。如前所述，李建成决定和李元吉一起入宫拆穿李世民的谎言。
与此同时，李世民却已率领尉迟敬德、长孙无忌、侯君集、张公谨、刘师立、公孙武达、独孤彦云、杜君绰、郑仁泰及李孟尝等人，于六月四日凌晨埋伏于玄武门内，同时命高士廉释放狱中囚犯，分发武器，来增强秦王府的兵力。
到六月四日清晨，李建成和李元吉进入玄武门，走到临湖殿，发现殿边有马影闪动，心知不妥，拨转马头，回奔东宫。李世民从后面呼叫二人停下，李元吉回关张弓连射三箭，但心慌意乱之下三次都没能将弓接满，以致三箭未射到李世民马前已经力衰而落。
李世民却勒停坐骑，稳稳当当地对准李建成一箭射出，当场将之射杀。那边李元吉也被尉迟敬德射伤落马，但并不致命。李世民的坐骑却为流箭所伤，失去控制冲入林中，致使李世民被树枝勾住腰带而附坠马。李元吉追过去夺他的弓欲将之绞杀。尉迟敬德及时赶到将他赶跑，最后也将之射杀。
玄武门的事情很快传到东宫、齐王府，冯立、薛万彻、谢叔方等人率精兵来救。秦王府将领张公瑾神力惊人，独力将宫门关上。宫门才关上，东宫兵将的马匹已撞到门上。
当时驻扎在玄武门的兵将大多持观望态度，两不相助。而其中有敬君弘挺身助李世民一方作战，他的亲随劝他观望一下，至少等兵力集结起来后再战。但他不听，和同是玄武门守将的吕世衡一同出战，结果战死。
东宫、齐王府等兵将攻打玄武门不成功，又另生一计。薛万彻率兵转而攻击秦王府。此时秦王府兵力大部分集中在玄武门，府中只剩几个文官留守，所以众人大惧，眼看一时三刻间就会被攻破。
在这千钧一发中，尉迟敬德想出妙计，将李建成、李元吉的首级割下来，送到秦王府示众。东宫、齐王府等人见首脑已死，登时军心焕散，顿作鸟兽散。薛万彻见无法约束手下，率骑兵数十人逃离长安，躲进终南山中。
李世民派尉迟敬德全身披挂，手持长矛直入宫中面见李渊。李渊大惊失色，问：“今日乱者谁邪？卿来此何为？”尉迟敬德答：“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惊动陛下，遣臣宿卫。”
李渊对旁边的大臣说：“不图今日乃见此事，当如之何？”萧瑀、陈叔达等本是“秦王派”的官员回应：“建成、元吉本不预义谋，又无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为奸谋。今秦王已讨而诛之，秦王功盖宇宙，率土归心，陛下若处以元良，委之国务，无复事矣。”
李渊到此地步，也只得说：“善！此吾之夙心也。”于是依言下旨。
当时双方军队还在酣战，尉迟敬德将圣旨宣布，裴矩又到东宫传旨，东宫、齐王府的军心更加无法收拾，终于全部散走。
最后，李世民将李建成五个儿子李承道、承德、承训、承明、承义和李元吉五个儿子李承业、承鸾、承将、承裕、承度全部杀死。李渊眼见一群心爱的孙子全被砍下人头，哼都没敢哼一声，自知身处危境，李世民血淋淋的屠刀只怕下一次就要架到他脖子上了，急忙在事变后第三天（六月七日）立李世民为太子；过了几天就表示要退位；两个月后（八月），李世民就正式在东宫显德殿继位为帝。
之所以是在东宫里登基，是因为他向李渊许诺，只要李渊有生之年，皇宫都由他来住，自己只住在东宫。但到贞观三年，李世民政权稳固后开始大举清洗武德年间的旧臣，以便提拔新人。李渊从中闻到火药味，连忙表示自己愿让出皇宫。李世民自然要表示坚持前诺，李渊当然也坚持不再住皇宫了。于是最后还是李世民从东宫搬到皇宫里住，李渊迁往弘义宫（改名大安宫）。
玄武门事件大致如上，其中有许多记载不尽不实或含糊其辞之处，这里先要澄清和明确一下。
首先，关于“金星白昼经秦地”一事，由于涉及到预言的问题，后世史家多斥为迷信，或斥为是李世民为自己继位寻找藉口而捏造出来的。这一问题我在92年的一篇专门考证隋末唐初的预言的文稿中详谈过。隋末唐初有许多预言出现，而且经考证而证实不可能出于后人伪造，其中尤以“李氏将代杨氏居天下”与“武则天当为女皇帝”这两条预言最为证据充足、无懈可击。
胡戟、胡乐所写的“试析玄武门事变的背景内幕”中的“太白见秦分的天象引发六月初四事变”一节亦评论到这件事：“李渊拿出傅奕此状给李世民看，这不是给他一个天意要他当皇帝的喜讯，而是像拿到李世民要谋反的罪证，出示当面，要治他罪。这件事殆非史官虚构，因为天文志上有此星象的记录，后来唐太宗也曾对傅奕说及此事，‘汝前所奏，几累于我’，可证当时李世民相当狼狈。”
我92年的文稿中也证明过这一密奏的确存在。当时所举的证据也是上述李世民对傅奕说的那句话，载于武德九年十二月，即李世民夺位后不到半年。但因我不能肯定这一记载本身会否也是出于伪造，所以不能完全证实密奏的真实性，这一预言的真实性也就远不如“李氏将代杨氏居天下”与“武则天当为女皇帝”那两条预言那样可靠了。
其次，李世民在玄武门事件前夜所上的奏章，其中控告李建成、李元吉淫乱后宫，这一事情早在司马光写“资治通鉴”时已疑心其中有伪。所以司马光非常谨慎地评论，说宫闱之事，讳深难测，这种事情恐怕说不清。
后世史家多认为此事出于伪造。胡如雷认为，李世民无凭无据这样控告李建成，既不明智，也不成体统，根本不近情理。而这种涉及男女关系的事情，所谓“家丑不外扬，李渊怎么可能会答应召集众大臣，让两兄弟当面对质？所以，他断定这份奏章根本不存在。
胡如雷所说很有道理，可证明奏章内容是经过伪造和歪曲的，但他因此而将写奏章之事也否定了可就走得太远了。因为后来李建成正是由于从张婕妤处得知奏章内容，这才决定入宫与李世民对质，从而在玄武门内遭伏被杀的。所以，若这份奏章不存在，就不存在李建成入宫之事，也就不会发生玄武门事变。由此可见，这份奏章是起到“引蛇出洞”的关键作用。
很可能当时李世民的确写过一份奏章给李渊，内容也一定是控告李建成某些问题，而且还应该有一定的威胁性，否则李建成就不会坚持入宫与之对质，以免不去对质就会被坐实了李世民对他的诬告。但内容当然不可能是说李建成淫乱后宫，否则李渊不会公然召集大臣旁听。
李世民后来这样伪造奏章的内容，大概恰恰正是从张婕妤报信这件事得到了启发。张婕妤、尹德妃二人亲近李建成，只是为了找个靠山，不可能和他真的有什么肉体上的来往，否则李世民早就拿出来向李渊告密以打击李建成了。但正因这二人的相助，李建成对后宫情形总能最快地了解清楚，平日必定已是对李世民造成诸多打击。李世民因此对二人怀恨在心，在编写史书时就乘机污蔑二人的贞洁，加以报复。
此外，奏章后半部分提到魂归地府、无面目见王世充、窦建德云云，应该是真实的，是李世民在暗示李渊不要忘了他有平定天下之大功，以激起李渊的不忍之心。李渊虽然在“杨文干事件”后有了牺牲李世民之心，但这种决心仍然常常有动摇的迹象，如他本来要听从李元吉的建议削李世民的王号，给陈叔达劝上几句又改变主意了。对于他自己亲自动手直接伤害李世民性命的事，李渊还是犹豫得很的。
至于奏章的前半部分到底攻击了李建成什么，现在已无法推测。可以推测的仅是，李世民对于李建成一定愿意入宫与他对质是极有把握的，否则这份奏章就会“打草惊蛇”，令李建成警觉他要有所行动，而达不到“引蛇出洞”之效了。
李世民凭什么有这种把握？这可追溯到“杨文干事件”去。当初，李建成受李世民诬陷造反，被李渊召去仁智宫。如前所述，曾有谋士建议他据城起兵，但李建成终于还是孤身前往谒见李渊，澄清事实，使李世民的谋划落空。李建成有此经验教训在前，这次又得知李世民对他有所谄告，自然认定只要自己前往对质，就可以一如“杨文干事件”那样真相大白，说不定还可由此反告李世民诬陷。他倒没想到，李世民既已失败过一次，又怎么会重施故技？
这条计策，表面上与“杨文干事件”一计相似，实际上用心却是完全不同。李建成不加细察，终于遭伏而死。反而李元吉一开始时对李世民此举心生疑惑，劝李建成称病不入宫。李元吉长期跟随李世民在外作战，亲眼目睹他如何设谋定策、破敌攻城，大概是更熟悉李世民的思维方式。所以他个人才智不见得优于李建成，却反而能有所警觉。但他并未坚持己见，最后也是自陷绝地。
再次，李世民何以能伏兵于玄武门内呢？玄武门是皇宫北门，入宫者决不能有寸兵于手，更何况是大队人马进入？唯一的可能是玄武门守将一早已为李世民所收买，所以他才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在那里设下布袋阵，待李建成来自投罗网。
当时驻守在玄武门的将领是常何。陈寅恪根据现收藏于巴黎图书馆的“常何碑”，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之“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一文中断言，常何本来隶属于李建成，被李世民收买过去了，所以在玄武门事件中，李建成还以为屯守玄武门的是自己的心腹，丝毫不加防范，以致李世民有机可乘。
但胡如雷反驳此说。他引用“常何碑”的碑文指出，常何是在李世民早于武德二年派其手下大将刘弘基招揽过来的。在对王世充之战中，常何还被任何为左右骁骑，由于其作战英勇而深受李世民的赏识。常何与李建成之间发生关系，是迟至对刘黑闼第二次作战中，随同他平定河北。李建成可能确实在那时对他有所拉拢。但在武德七年，李世民将他调入长安，赏赐他金刀子一枚、黄金三十挺，委派他在玄武门做统领。
由上述种种可见，李世民一直对常何信任有加，非常重用，而在政变前两年将之调到玄武门任职，虽然在那时他已开始在玄武门部署势力，以应不测。则李建成怎会对他视为心腹而不加猜疑呢？
也有人猜测常何是李世民安排到李建成身边行反间计的，即故意假装背弃李世民这旧主子投靠李建成。虽然李建成曾经想收买李世民的手下大将尉迟敬德而被拒绝，尉迟敬德将此事告知李世民时，李世民反劝他“相遗但受，何所嫌也！且得以知其阴计，岂非良策！”可见李世民确实有过让身边受李建成拉拢的将领行反间计之心。
但我觉得此事还是比较可疑。其一，李建成怎会如此信任一个原来是李世民的爱将的人呢？其二，到底常何在玄武门的职位是李世民安排还是李建成安排的呢？如果是李建成安排，那么可以说李建成把他当成了心腹。但如果是李世民安排的，李建成又怎会当他是心腹？
除非“常何碑”的内容本身也有伪造的成份，如果信之不疑的话，那就只能说是李建成本人太过掉以轻心了，压根没想到、也不相信李世民以如此弱势兵力，竟敢在京城内发动政变；同时也显示他认识不到玄武门的战略地位，对李世民在那里安插亲信长达两年竟都不加留意。
李世民发动政变成功，玄武门始终控制在他手中是最大的关键。所以常何在此事中立有大功，虽其人并无卓异才能，后来却可官至中郎将。
至此，史实已大致澄清，可谈一谈事变中李世民成功的原因了。原因当然有很多，但大致可分为两种：偶然性原因和必然性原因。即李世民的成功，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结合。
先说必然性。胡如雷总结过三点，我认为很有见地，不妨先看看他的总结.
胡如雷认为，李世民成功的第一个原因是他拥有一个人才济济的心腹集团，他们团结一致，投入战斗，因而致胜。
这一点很重要，我认为须为两层来谈。第一层是，李世民身边聚集了大量的人才，这一点是李建成所远远不及的，这一点早在太原起兵之前已经充分地表现出来。
不过，能吸纳人才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若仅仅是将各方人才集中到身边，而不能用他们，或这些人不忠心于己、为己所作，那也是有不如无。因此，第二层是聚集人才之余还能使这些人才为己效忠。前面已经提到过李世民收复尉迟敬德的故事。这里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当时尉迟敬德恐怕未必没有叛逃之心，只是他乃一代名将，声誉所系，一旦叛逃就一世英名付诸流水，所以他不能如寻相等人那样毫无顾忌地逃走。犹豫之间，若非李世民示之以诚，结果只怕大为不同。
因此，在李世民的身边，既有房玄龄、杜如晦这些智计百出而又忠心耿耿的谋士，又有尉迟敬德、段志玄等不为重金所收买的猛将（李建成曾送金银珠宝给此二将，欲将之收买，但二人均拒绝，且于事后如实告知李世民），还有张亮不受严刑拷打所屈服、程咬金宁死抗旨等这样为之卖命的心腹。
反观李建成，虽然他手下也有魏征、王圭等良臣，但王圭在“杨文干事件”中被谪。至于魏征，史书所载他在李建成手下时的事迹只有两件，其一是劝李建成参与对刘黑闼的第二次战争以固东宫势力，其二是劝他及早诛杀李世民。除此之外似乎就没有什么作为了。
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很可能后来魏征为李世民重用而成唐初重臣，史官因此而掩饰他为李建成办事的情况，所以不怎么记载他在东宫的作为。二是可能魏征在李建成手下真的没有受到很大的重用，所以无所作为。若情况属于后者，则更可见李建成在用人上与李世民的差距来。
即使李建成有重用魏征，而东宫中可称道的谋士唯魏征、王圭、韦挺三人，武将唯薛万彻等寥寥数人，与秦王府中谋士有名者十八人以上、猛将更是如云之数相比，显然是相形见拙的。
而从史书记载来看，李建成有要事商量，总只是与李元吉二人一起谈论，不见有什么心腹自始至终参与其中。而李世民身边至少始终有杜如晦、房玄龄、长孙无忌三人环绕在侧。他与这三人事无臣细、机密，都必定开心见诚地讨论。集四人之智慧，其谋划自是非同小可。
秦王府人才济济而又精诚团结，所以李世民的一切策划从无一次泄露于外。相反，东宫的机密却一再地被李世民事先掌握。
如李世民事先得知李建成派人送武器给杨文干，才能以小化大，弄出一场“杨文干事件”出来。而后来他又提前得知“昆明池政变”的谋划，得以抢先而先发制人，发动玄武门事变。
李建成两次收买尉迟敬德和段志玄，都告失败。李世民先后收买尔朱焕、桥公山、王至（有“日”字偏旁）、吕世衡、敬君弘等，都获成功，且均在关键时刻助其一臂之力。
这里也涉及到收买的对象与策略。李建成专收买秦王府的高级官员将领，以他们对李世民的忠心，成功的机会甚微，反而打草惊蛇，可谓极不明智。而李世民不同，他压根就不会动念去收买魏征等人，而是专向那些地位较低但因参与行动而必定能得知机密的人下手。像王至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胡如雷所举的第二个原因是李世民能控制玄武门，这是他取胜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这一点，前面已经提到过。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之“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中独具慧眼地指出，玄武门在唐代多次政变中均处于关键地位，谁能控制它，就容易在军事上处于优势，取得胜利，因此乃兵家必争之地。
事实上，唐代政变中有三次玄武门事变之多，只是李世民这一次最为著名，所以一般提到玄武门事变，若不特别说明，均指李世民发动的这一次。
这跟唐代长安宫城的设计有关。唐初打破了汉长安的格局，以北方为宫城重心，所以北门（即玄武门）成了影响宫城安全的最重要关口。
李世民作为军事家，对于这种战略要害肯定是特别敏感的。他收买禁将领、安插心腹亲信，至少有两年之久经营该地。这说明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变，决非一时之间心血来潮、灵感涌现而致，而是经过细心策划、长期准备的。
“枭雄兴亡录”中对此以下围棋来作比喻，有很形象的说明：“就像下围棋一样，全面处于劣势的一方，只能紧紧咬住一个可能的机会，置生死存亡于不顾，全力搏击，以求一逞。”
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前面已谈及，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变，其导火线是李建成、李元吉设下“昆明池政变”的计划泄露为他所知，以及李渊转交傅奕的密奏有暗示逼他自杀之心。但此处又说到李世民在玄武门上已处心积虑达二年之久，则他发动玄武门事变又似乎非由上述两原因所引起。
这其实并不矛盾。李世民当初布置玄武门，就是为了不豫之需，是最后一步杀着，不到迫不得已的最后关头，他也不想用到这一招。原因有二：其一，以李世民当时兵力之弱（如上所述，是以不足一千人对抗东宫几万人），发动政变成功的机率实在微乎其微。若非李世民已到了走投无路、狗急跳墙之际，他怎么会愿意冒这大险呢？
其二，这其中也有道德成份的考虑在内。“枭雄兴亡录”说李世民是“具有雄才伟略而根本蔑视公认道德的政治家”，这种说法极不妥当。李世民决不蔑视当时的封建道德。相反，他是十分顾忌的。否则他就不必千方百计在后来编写史书时干预史官的著撰，将“玄武门事件”作道德上的美化了。反而是杨广，他才是真正蔑视公认道德，一方面弑父杀兄，一方面即位后从没想过派人编写史书来隐瞒真相。
只是，在那个生死存亡取决于一念之差的时候，李世民已无暇去顾及道德不道德了。一旦在这种政治斗争中落败，不仅是失了权柄，丢了性命，全家覆亡；又据中国传统的“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观念，一切罪过和难听的名头都将派到失败者头上，那时身败名裂，李世民留在历史上的将是一个野心家可耻地覆灭的记录。
顾念道德，不外也是为了留下一个身后美名。这下子还有什么身后美名可言？所以在此之前，如在“杨文干事件”中，李世还可以答应李渊的要求，不杀李建成，以免有杀害同胞兄弟的道德污点，可见他还是非常顾忌道德的；但正是在“杨文干事件”之后，李世民已意识到欲以不流血手段击败李建成已是不可能.
有趣的是，恰恰是在那个时候，他将常何调入长安屯守玄武门。只是未到最后关头，李世民还是不愿轻易走这一步棋的。
但到了玄武门事件前夕，血腥已经扑面而来，不是你抢先动手杀人，就是被别人抢先动手杀你。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件，还是有其迫不得已之处的。只是应该指出的是，形势逼人是主因，道德考虑是次要的。而这种形势逼人，最初的成因却也在于李世民个人不甘屈居于李建成之下的野心所致，李建成并不是始作俑者。
还须指出的是，当时李世民面临的并不只有发动政变一途。如前所述，他还可以潜逃出长安，到洛阳召集支持力量来与李建成周旋。而李建成等人事实上也几乎都认定他会选择后一条路，所以没有防备到他会选择发动政变。料敌不准，错失先机，才造成了李建成最后的失败。
李世民大概是有想到这一个选择的。因为后一条路，至少在表面上看来，较之发动政变所冒的风险要少得多。但正因为如此，所以李建成及许多人才料定他会这样选择，那么李建成必定已设下计谋来对付。李世民可能正是考虑到这一点，偏偏反其道而行之，出乎众人意料之外，采取了看似冒险的政变。
在李建成已有防备的情况下，逃出京城，一路上关卡重重，未必能成功。而发动政变，只要在一开始就击杀李建成这主脑人物，控制李渊，即使兵力极度悬殊，还是有希望取胜的。事后的发展果然一如他的预料。
胡如雷的第三点原因是，李世民获胜，还与其先发制人的战略有关。胡指出，在争权的总形势来说，李世民是主动的。但在武德后期，李世民逐渐处于劣势下风，李建成等一再打击秦王府的势力，李世民已转为被动挨打的地位。而在玄武门事件中，李世民抢先动手，再次占了先发制人之利，在这一点上大大弥补了其兵力不足的弱点。这对李世民在整场争权斗争中地位的多次转变，分析得非常中肯。
在玄武门事变前夜，据史书所载，李世民曾召集秦王府的将领谋士来商量。众人纷纷劝李世民先发制人。李世民叹道：“骨肉相残，古今大恶。吾诚知祸在朝夕，欲俟其发，然后以义讨之，不亦可乎！”
尉迟敬德反对说：“人情谁不爱其死！今众人以死奉王，乃天授也。祸机垂发，而王犹晏然不以为忧，大王纵自轻，如宗庙社稷何！大王不用敬德之言，敬德将窜身草泽，不能留居大王左右，交手受戮也！”
长孙无忌也说：“不从敬德之言，事今败矣。敬德等必不为王有，无忌亦当相随而去，不能复事大王矣！”
但李世民仍说：“吾所言亦未可全弃，公更图之。”
尉迟敬德进一步苦劝：“王今处事有疑，非智也；临难不决，非勇也。且大王素所畜养勇士八百馀人，在外者今已入宫，擐甲执兵，事势已成，大王安得已乎！”
李世民还欲以占卜来决疑，张公谨见了抢过占卜的龟具，掷到地上，道：“卜以决疑；今事在不疑，尚何卜乎！卜而不吉，庸得已乎！”
李世民于是下定决心。
当时杜如晦、房玄龄二人已因李建成等的诬陷而被李渊下旨驱逐出秦王府，严禁二人再听从李世民的号令。李世民派尉迟敬德去召二人回府。二人却回答：“敕旨不听复事王；今若私谒，必坐死，不敢奉教。”这话的意思其实是：如果李世民仍未决断，只是空泛地商量，他们就不愿奉陪了。
李世民闻言大怒，摘下配刀来给尉迟敬德，说：“玄龄、如晦岂叛我邪！公往观之，若无来心，可断其首以来。”
这次长孙无忌和他一起前去。最后房杜二人化装成道士，与长孙无忌走一条路，尉迟敬德就走另一条路，齐集秦王府。
以上记载，我认为基本属实，问题只在于怎样透过表面的文字去看内里的乾坤。
李世民表现得退缩迟疑，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其一，他是装出来的，以此来激起秦王府上下人等的敌忾同仇之心。以上已说过，秦王府与东宫、齐王府相比，兵力极其悬殊，秦王府中的兵将除非能以一敌十，才勉强够与敌方打个平手。所以士气在这里起了很大的作用。李世民一再退缩，引得尉迟敬德等人急不可耐，憋了一身的气力，到真正开战时就能勇不可当。这就是所谓的“遣将不如激将”了。而且，借尉迟敬德等人的劝说，也可统一思想，同样有激发士气之效。
其二，他的迟疑有一部分恐怕是真的。正由于兵力太悬殊，行动太冒险，要说下决心就下决心，谈何容易！李世民迟疑的不是应否发动政变，而是应否在这个时候发动政变，能否再等一等，看是不是还有更好的时机到来。
其三，可能他心中仍有道德上的顾虑。李世民表示想让李建成等先动手，然后就可以比较名正言顺地反击。这显然是出于道德上的考虑，而不合于战略。所谓“先发者制人，后发者受制于人”，李建成一旦发动政变，以他的压倒性优势，李世民根本无反击的余地。他唯一的造反只能是乘动议不备，先发制人。李世民当然明白这一点，所以稍一犹豫，权衡利弊后，还是决心舍道德顾虑而从战略要求。而先发制人，确是他最终获胜的关键之一。
胡戟、胡乐所写的“试析玄武门事变的背景内幕”中的“瞽瞍和舜的故事的启示”一节，谈到上述众人纷纷劝李世民抢先动手，而李世民一直犹疑退缩时的一段对话。
根据“资治通鉴”，这一段对话的这样的：世民犹未决，众曰：“大王以舜为何如人？”曰：“圣人也。”众曰：“使舜浚井不出，则为井中之泥；涂廪不下，则为廪上之灰，安能泽被天下，法施后世乎！是以小杖则受，大杖则走，盖所存者大故也。”
两胡的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段对话有力地说明了李渊在两兄弟的争权中是与李世民对立的，因此李世民在发动政变前须顾虑与李渊公开闹翻的后果，以及要负上的“不孝”之名。
文章指出：“这瞽瞍（即舜的父亲）与舜是父子关系，世民与建成、元吉是兄弟关系，风马牛不相及。因此这里明明白白说的是李渊，是李渊在害他。……贞观史臣记述这段史实时有所掩饰，回避直接提到李渊，因为如果把李渊主使或默许杀死李世民的话如实写来，那李世民就如同一个被父亲嫌弃的儿子，他的形象就不大光彩了。”
文章又谈及上述那段话是谁说出来的，因史书中只含糊其辞地说“众曰”。文章从李世民登基后表彰功臣，将第一等功臣列为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和侯君集五人，而推断说这番话的很可能是侯君集。这五人中，前四人的功劳都很明显，自不待言，而侯君集名列其中，确实令人疑惑，因史书中不见记载他有何功劳可言。
文章论证说：“（侯君集）出将入相，有胆有识，也很有点阴谋家的花花肠子，能想出那些话来捅破李渊这层干系，打消李世民的疑虑。”并引用“旧唐书”中的“侯君集传”中所载“建成、元吉之诛也，君集之策居多”及“往者家国未安，君集实展其力”等来证明侯君集是说这一席话之人。
我认为以上论证固可成立，却并不充分。因为若仅凭一席话为李世民找到政变的道德开脱，就能与长孙无忌等人并列一等功臣之中，那这功劳也未免太易立了，又何来“君集之策居多”的“多”呢？
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想，即可能侯君集正是李世民派去收买东宫下属的居间人，使王晊、敬君弘、吕世衡乃至更早时期“杨文干事件”中的乔公山、尔朱焕等纷纷变节背叛李建成而效忠于李世民。若这猜想不差，则侯君集这一功劳的确大到无以复加，足以与长孙无忌、杜如晦、房玄龄、尉迟敬德等并驾齐驱。
前面三点原因分析李世民成功的原因出自胡如雷之手，只是我加以整理，补充了一些更充分的论证而已。
这三点总结相当准确，但我认为他仅从李世民的角度来分析问题，仍不够全面，还应从李建成一方来看他落败的原因。
我认为，李建成失败的最主要原因是他自己本人的优势意识太强，危机感太弱，对政治斗争的残酷性认识不足，太过掉以轻心了。
前面已经讲过太多李建成的优势地位了。他身为长子，继承皇位是名正言顺的，又得到李渊的全力支持，所以朝中大臣、后宫妃嫔大多认定他必胜无疑，纷纷站到他的一边。而他手握京师重兵，只要将李世民困住在长安，他就不必担心李世民能动用军队来对付他。
正因为他拥有这样绝对的优势，所以他过份自信，以致看不到对方的优点，也看不到自己可能有的弱点。他曾得意地对李元吉说：“（秦王）留之长安，则一匹夫耳，取之易矣。”但他却恰恰是死在李世民的弓箭这匹夫之勇下。
因为看不到对方的优点，所以李建成对李世民事先在玄武门安插亲信的举动毫不在意达两年之久。对玄武门这样一个战略要地，竟认识不到它的重要性，说明他比之李世民是太缺乏军事头脑了。
又因为看不到自己的弱点，李建成对于自己的行动一再泄密的危险情况竟从不曾予以改进。在“杨文干事件”中，李世民因成功收买他的下属尔朱焕和桥公山来诬陷他，几乎令他丢了太子之位。这样的经历不可谓不惨痛，但李建成竟未能吸取教训，手下人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李世民收买过去，以致机密泄露，被李世民早占先机。
而李建成仅仅将李世民看成是一介匹夫，对敌手如此估计不足，轻视侮蔑，焉得不败？
不过，应该指出的是，当时认定李世民必败无疑的，并不仅仅是为优势蒙蔽了双眼的李建成。有一件事可作证明。如前所述，李世民曾向李靖和徐世勣请求施予援手，但二人都婉拒了。
他们为什么会拒绝呢？由于李渊对非血亲大将的极度猜忌，他们二人在武德年间掌握不到实际的兵权，官途上应是郁郁不得志的吧。而召集李世民向二人暗示他要夺权，若他成功将意味着政治上会有变革。
一般而言，在现行政治下的失意者往往都热情欢迎和支持变革，有时甚至会盲目到不及考虑这变革是否真的能为他们带来更好的地位。因为变革必将导致权力的重新分配，所以失意者大多是“穷则思变”。而既得利益者却恐惧和抵制变革，同样有时会盲目到不去考虑变革是否真的会剥夺他们现有的利益，甚至会否反而更提升他们的地位。
从这个意义上说，李靖二人竟没答应支持李世民，是非比寻常的反应。唯一可以解释的是，他们二人与其他人一样，根本不相信李世民能成功，而认为若去支持他，只会得罪太子，招致杀身之祸。
哪怕李世民是多一点点取胜之机，他二人都会考虑支持他的。原因除上述所说的失意者欢迎变革外，还因为他们必须考虑到李世民一旦取胜，他们会因事前不愿施援而受怨恨、遭到打击。这样他们非但不能从变革中得到好处，反而要遭殃。他们决不可能在事前预见到后来李世民能不计前嫌，重用他们的。
连李靖、徐世勣这样的大智大慧者尚且不能预见到李世民会成功，可见李世民发动政变的成功机率实在是微乎其微，此举之冒险性是何等之大。则作为后知后觉的我们又岂能苛求身在局中的当事人李建成能洞烛先机呢？
此外，这一事中也反映出李氏兄弟在个人气质上的差别。李建成长期居于京师，身处安乐顺境之中太久了，免不了缺乏高瞻远瞩、洞微观细的眼光，也缺乏通观全局、深谋远虑的才智。既囿于生活圈子的狭隘，更缺少积极进取的雄心。
李世民则不然。他自小就跟随李渊随官职升迁而辗转迁徙，生活虽不安定，对他来说却是一种很好的锻炼，使之见闻广博，年纪尚轻就通晓世事人心。在太原起兵中，他虽非主谋，但积极行动，养成了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习得了处理人际关系矛盾的手腕。到进军长安和统一战争中，更在军事上迅速成熟，既知道每事必先谋定而后动，又懂得一有机会就要迅速果断地行动，不畏风险、全力以赴。
前面谈论李世民的军事思想特点时已指出，李世民在顺境中时，其思想中之过份乐观、轻率急进的倾向会抬头；反而越是身处逆境劣势之中，就越能发挥其优点——头脑冷静、坚韧不拔，擅于捕捉和创造最有利的时机。
回顾他与李建成争权的全过程，上述特点都可找到。李建成和李元吉曾多次用计打击他，但这些计策之间缺乏联系，不成系统，虽然能使李渊对他越来越疏远，但始终没有一次打击能沉重致命到令他彻底垮台。
而李世民对付李建成的阴谋——根据史书的记载而有案可稽的——只有两次，一次是“杨文干事件”，一次就是“玄武门事件”。这两次都是计划周详，能予李建成以沉重打击。“杨文干事件”中若非李世民未能识穿封德彝的真面目，以致被他暗中破坏，李建成早就被废掉太子之位了。而“玄武门事件”更是一举成功。
可见李世民的手段是贵精不贵多。而事实上，李世民由于处在劣势，也不能事事挑衅李建成，否则轻则自招羞辱，重则自取灭亡，而只能伺机而动，再突然下手。
而“玄武门事件”与“杨文干事件”又环环紧扣，互为呼应。若非在“杨文干事件”中埋下伏笔，李建成在得知李世民上奏章之事时，未必会坚持入宫与之对质，那样玄武门的谋划布置就要落空了。此二计连环照应，不由得李建成不自投罗网、上当中计。
由此可见，李世民对夺权之事，是当成一场战争来打的。所以，在“玄武门事件”中，与其说李世民是因其政治家（抑或阴谋家？）的才干而取胜，倒不如说是作为军事家而成功。至少玄武门事件的第一阶段胜利（即六月四日事件的胜利）是这样的。
至于第二阶段的成功，即处理政变后遗症的成功，才显示出他作为政治家的卓异手腕，以宽大处理的方式招揽敌对阵营的人转为效忠于己，迅速消除了政局动荡的因素。
以上说的都是必然性原因，还有偶然性原因。其实前面分析必然性原因的时候已经有所涉及。李世民以如此弱势兵力发动政变，实在是九死一生。由政变全过程来看，惊险镜头层出不穷，如李世民的堕马、玄武门刚一关上东宫兵马已撞上城门、秦王府几乎被破等。这些胜败逆转的契机都发生在实际接战中，决定只有顷刻之间，偶然性在这里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一点点的差池都足以令李世民的苦心谋划全盘落空。即使杀了李建成，他自己也不见得能保住性命。
尤其有一点是，李渊在尉迟敬德逼宫时那么迅速地表现出妥协，既可看成是必然性，也可看成是偶然性。其实如果当时李渊稍为硬气一些，或至少是推三阻四拖上一段时间，李世民一方不能及时取得奉旨平叛的名义，以其不足一千对东宫、齐王府的三千多兵马，即使是多么精良的将士，时间拖久了也是危险得很的。
李渊妥协得那么快，这恐怕与他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前面已经比较过李氏兄弟的个人气质上的差异，这里不妨也对比一下李氏父子在性格上的不同。
从太原起兵到进军长安的情形来看，已经可以清楚地展现出李渊和李世民这对父子在性格上很大的差别。李渊的小心谨慎得过份，以致于有时显得胆小怕事；而李世民的奋勇急进，以致于有时显得冒进大意。而另一方面，从陈叔达劝阻李渊不要无理治李世民之罪的话“且性刚烈，若加挫抑，恐不胜忧愤，或有不测之疾”来看，李世民的性情是属于那种刚强激烈的人。黄仁宇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谈到李世民的性格时也指出“李世民是一个容易性情冲动的人物。”并引用吕思勉的评价“骄暴之习，卒难尽免”。前面分析李世民从不肯屈服于李渊的无理旨意中，也可以看得出李世民是一个受不得委屈胁迫的人。
因此，可以想象，如果当时是李世民处于李渊的地位之上，恐怕他是宁可被杀也不肯屈从尉迟敬德的威吓而下那圣旨的。如果李渊是这样的话，恐怕李世民或是迟疑不能决而错失时机致败，或是一狠心之下连这个父亲也宰了，负上的罪名就更大，局面会否变得更加难以收拾，实在是无法逆料。
当然，二人性格上的差别，很大程度可能是后天的环境所造就的。李渊长期处于杨坚、杨广父子的猜忌之下，习惯了韬光养晦，低头做人，对于环境变化很能委曲求全，因此性格近于阴柔。而李世民年纪轻轻就是身居高位，少数人之下、万人之上，基本上没受过什么称得上重大的打击挫折，因此性格偏于阳刚。
若非李渊在玄武门事变后见风转舵转得那样快，李世民也是很为难的。
关于这一点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到底在这诸多使李世民成功的原因中，是必然性为主因，还是偶然性是主因？我认为还是偶然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因为朝中大臣，连李靖这么远见卓识之辈尚且不能预料李世民可以成功，可见若仅有必然性因素在其中起作用，还是无济于事。
相反，如果历史的结果是李世民失败的话，今天我们再在这里开列必然性原因和偶然性原因时，恐怕就会说必然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了。
作者：nononono 转自:轩辕春秋文化论坛
首先看一看事变的全过程。
武德九年六月一日，太白金星于白天划过长空，据“刘书.天文志”的说法，金星白昼 划过长空是预兆着会发生政权更迭。六月三日，金星再次于白天划过长空，太史令傅奕向李渊呈送密奏，称“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李渊将这份密奏转交给李世民，其用意是暗示要他自杀来澄清嫌疑.
李世民马上回复一份密奏，控告李建成、李元吉二人淫乱后宫，并欲冤杀他，奏章中有一句：“臣于兄弟无丝毫负，今欲杀臣，似为世充、建德报仇。臣今枉死，永违君亲，魂归地下，实耻见诸贼！”李渊看后愕然，回复李世民说，他将于明日在宫中召见两兄弟和众大臣，一起来对质明白。
这件事马上被李建成由张婕妤处得知。如前所述，李建成决定和李元吉一起入宫拆穿李世民的谎言。
与此同时，李世民却已率领尉迟敬德、长孙无忌、侯君集、张公谨、刘师立、公孙武达、独孤彦云、杜君绰、郑仁泰及李孟尝等人，于六月四日凌晨埋伏于玄武门内，同时命高士廉释放狱中囚犯，分发武器，来增强秦王府的兵力。
到六月四日清晨，李建成和李元吉进入玄武门，走到临湖殿，发现殿边有马影闪动，心知不妥，拨转马头，回奔东宫。李世民从后面呼叫二人停下，李元吉回关张弓连射三箭，但心慌意乱之下三次都没能将弓接满，以致三箭未射到李世民马前已经力衰而落。
李世民却勒停坐骑，稳稳当当地对准李建成一箭射出，当场将之射杀。那边李元吉也被尉迟敬德射伤落马，但并不致命。李世民的坐骑却为流箭所伤，失去控制冲入林中，致使李世民被树枝勾住腰带而附坠马。李元吉追过去夺他的弓欲将之绞杀。尉迟敬德及时赶到将他赶跑，最后也将之射杀。
玄武门的事情很快传到东宫、齐王府，冯立、薛万彻、谢叔方等人率精兵来救。秦王府将领张公瑾神力惊人，独力将宫门关上。宫门才关上，东宫兵将的马匹已撞到门上。
当时驻扎在玄武门的兵将大多持观望态度，两不相助。而其中有敬君弘挺身助李世民一方作战，他的亲随劝他观望一下，至少等兵力集结起来后再战。但他不听，和同是玄武门守将的吕世衡一同出战，结果战死。
东宫、齐王府等兵将攻打玄武门不成功，又另生一计。薛万彻率兵转而攻击秦王府。此时秦王府兵力大部分集中在玄武门，府中只剩几个文官留守，所以众人大惧，眼看一时三刻间就会被攻破。
在这千钧一发中，尉迟敬德想出妙计，将李建成、李元吉的首级割下来，送到秦王府示众。东宫、齐王府等人见首脑已死，登时军心焕散，顿作鸟兽散。薛万彻见无法约束手下，率骑兵数十人逃离长安，躲进终南山中。
李世民派尉迟敬德全身披挂，手持长矛直入宫中面见李渊。李渊大惊失色，问：“今日乱者谁邪？卿来此何为？”尉迟敬德答：“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惊动陛下，遣臣宿卫。”
李渊对旁边的大臣说：“不图今日乃见此事，当如之何？”萧瑀、陈叔达等本是“秦王派”的官员回应：“建成、元吉本不预义谋，又无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为奸谋。今秦王已讨而诛之，秦王功盖宇宙，率土归心，陛下若处以元良，委之国务，无复事矣。”
李渊到此地步，也只得说：“善！此吾之夙心也。”于是依言下旨。
当时双方军队还在酣战，尉迟敬德将圣旨宣布，裴矩又到东宫传旨，东宫、齐王府的军心更加无法收拾，终于全部散走。
最后，李世民将李建成五个儿子李承道、承德、承训、承明、承义和李元吉五个儿子李承业、承鸾、承将、承裕、承度全部杀死。李渊眼见一群心爱的孙子全被砍下人头，哼都没敢哼一声，自知身处危境，李世民血淋淋的屠刀只怕下一次就要架到他脖子上了，急忙在事变后第三天（六月七日）立李世民为太子；过了几天就表示要退位；两个月后（八月），李世民就正式在东宫显德殿继位为帝。
之所以是在东宫里登基，是因为他向李渊许诺，只要李渊有生之年，皇宫都由他来住，自己只住在东宫。但到贞观三年，李世民政权稳固后开始大举清洗武德年间的旧臣，以便提拔新人。李渊从中闻到火药味，连忙表示自己愿让出皇宫。李世民自然要表示坚持前诺，李渊当然也坚持不再住皇宫了。于是最后还是李世民从东宫搬到皇宫里住，李渊迁往弘义宫（改名大安宫）。
玄武门事件大致如上，其中有许多记载不尽不实或含糊其辞之处，这里先要澄清和明确一下。
首先，关于“金星白昼经秦地”一事，由于涉及到预言的问题，后世史家多斥为迷信，或斥为是李世民为自己继位寻找藉口而捏造出来的。这一问题我在92年的一篇专门考证隋末唐初的预言的文稿中详谈过。隋末唐初有许多预言出现，而且经考证而证实不可能出于后人伪造，其中尤以“李氏将代杨氏居天下”与“武则天当为女皇帝”这两条预言最为证据充足、无懈可击。
胡戟、胡乐所写的“试析玄武门事变的背景内幕”中的“太白见秦分的天象引发六月初四事变”一节亦评论到这件事：“李渊拿出傅奕此状给李世民看，这不是给他一个天意要他当皇帝的喜讯，而是像拿到李世民要谋反的罪证，出示当面，要治他罪。这件事殆非史官虚构，因为天文志上有此星象的记录，后来唐太宗也曾对傅奕说及此事，‘汝前所奏，几累于我’，可证当时李世民相当狼狈。”
我92年的文稿中也证明过这一密奏的确存在。当时所举的证据也是上述李世民对傅奕说的那句话，载于武德九年十二月，即李世民夺位后不到半年。但因我不能肯定这一记载本身会否也是出于伪造，所以不能完全证实密奏的真实性，这一预言的真实性也就远不如“李氏将代杨氏居天下”与“武则天当为女皇帝”那两条预言那样可靠了。
其次，李世民在玄武门事件前夜所上的奏章，其中控告李建成、李元吉淫乱后宫，这一事情早在司马光写“资治通鉴”时已疑心其中有伪。所以司马光非常谨慎地评论，说宫闱之事，讳深难测，这种事情恐怕说不清。
后世史家多认为此事出于伪造。胡如雷认为，李世民无凭无据这样控告李建成，既不明智，也不成体统，根本不近情理。而这种涉及男女关系的事情，所谓“家丑不外扬，李渊怎么可能会答应召集众大臣，让两兄弟当面对质？所以，他断定这份奏章根本不存在。
胡如雷所说很有道理，可证明奏章内容是经过伪造和歪曲的，但他因此而将写奏章之事也否定了可就走得太远了。因为后来李建成正是由于从张婕妤处得知奏章内容，这才决定入宫与李世民对质，从而在玄武门内遭伏被杀的。所以，若这份奏章不存在，就不存在李建成入宫之事，也就不会发生玄武门事变。由此可见，这份奏章是起到“引蛇出洞”的关键作用。
很可能当时李世民的确写过一份奏章给李渊，内容也一定是控告李建成某些问题，而且还应该有一定的威胁性，否则李建成就不会坚持入宫与之对质，以免不去对质就会被坐实了李世民对他的诬告。但内容当然不可能是说李建成淫乱后宫，否则李渊不会公然召集大臣旁听。
李世民后来这样伪造奏章的内容，大概恰恰正是从张婕妤报信这件事得到了启发。张婕妤、尹德妃二人亲近李建成，只是为了找个靠山，不可能和他真的有什么肉体上的来往，否则李世民早就拿出来向李渊告密以打击李建成了。但正因这二人的相助，李建成对后宫情形总能最快地了解清楚，平日必定已是对李世民造成诸多打击。李世民因此对二人怀恨在心，在编写史书时就乘机污蔑二人的贞洁，加以报复。
此外，奏章后半部分提到魂归地府、无面目见王世充、窦建德云云，应该是真实的，是李世民在暗示李渊不要忘了他有平定天下之大功，以激起李渊的不忍之心。李渊虽然在“杨文干事件”后有了牺牲李世民之心，但这种决心仍然常常有动摇的迹象，如他本来要听从李元吉的建议削李世民的王号，给陈叔达劝上几句又改变主意了。对于他自己亲自动手直接伤害李世民性命的事，李渊还是犹豫得很的。
至于奏章的前半部分到底攻击了李建成什么，现在已无法推测。可以推测的仅是，李世民对于李建成一定愿意入宫与他对质是极有把握的，否则这份奏章就会“打草惊蛇”，令李建成警觉他要有所行动，而达不到“引蛇出洞”之效了。
李世民凭什么有这种把握？这可追溯到“杨文干事件”去。当初，李建成受李世民诬陷造反，被李渊召去仁智宫。如前所述，曾有谋士建议他据城起兵，但李建成终于还是孤身前往谒见李渊，澄清事实，使李世民的谋划落空。李建成有此经验教训在前，这次又得知李世民对他有所谄告，自然认定只要自己前往对质，就可以一如“杨文干事件”那样真相大白，说不定还可由此反告李世民诬陷。他倒没想到，李世民既已失败过一次，又怎么会重施故技？
这条计策，表面上与“杨文干事件”一计相似，实际上用心却是完全不同。李建成不加细察，终于遭伏而死。反而李元吉一开始时对李世民此举心生疑惑，劝李建成称病不入宫。李元吉长期跟随李世民在外作战，亲眼目睹他如何设谋定策、破敌攻城，大概是更熟悉李世民的思维方式。所以他个人才智不见得优于李建成，却反而能有所警觉。但他并未坚持己见，最后也是自陷绝地。
再次，李世民何以能伏兵于玄武门内呢？玄武门是皇宫北门，入宫者决不能有寸兵于手，更何况是大队人马进入？唯一的可能是玄武门守将一早已为李世民所收买，所以他才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在那里设下布袋阵，待李建成来自投罗网。
当时驻守在玄武门的将领是常何。陈寅恪根据现收藏于巴黎图书馆的“常何碑”，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之“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一文中断言，常何本来隶属于李建成，被李世民收买过去了，所以在玄武门事件中，李建成还以为屯守玄武门的是自己的心腹，丝毫不加防范，以致李世民有机可乘。
但胡如雷反驳此说。他引用“常何碑”的碑文指出，常何是在李世民早于武德二年派其手下大将刘弘基招揽过来的。在对王世充之战中，常何还被任何为左右骁骑，由于其作战英勇而深受李世民的赏识。常何与李建成之间发生关系，是迟至对刘黑闼第二次作战中，随同他平定河北。李建成可能确实在那时对他有所拉拢。但在武德七年，李世民将他调入长安，赏赐他金刀子一枚、黄金三十挺，委派他在玄武门做统领。
由上述种种可见，李世民一直对常何信任有加，非常重用，而在政变前两年将之调到玄武门任职，虽然在那时他已开始在玄武门部署势力，以应不测。则李建成怎会对他视为心腹而不加猜疑呢？
也有人猜测常何是李世民安排到李建成身边行反间计的，即故意假装背弃李世民这旧主子投靠李建成。虽然李建成曾经想收买李世民的手下大将尉迟敬德而被拒绝，尉迟敬德将此事告知李世民时，李世民反劝他“相遗但受，何所嫌也！且得以知其阴计，岂非良策！”可见李世民确实有过让身边受李建成拉拢的将领行反间计之心。
但我觉得此事还是比较可疑。其一，李建成怎会如此信任一个原来是李世民的爱将的人呢？其二，到底常何在玄武门的职位是李世民安排还是李建成安排的呢？如果是李建成安排，那么可以说李建成把他当成了心腹。但如果是李世民安排的，李建成又怎会当他是心腹？
除非“常何碑”的内容本身也有伪造的成份，如果信之不疑的话，那就只能说是李建成本人太过掉以轻心了，压根没想到、也不相信李世民以如此弱势兵力，竟敢在京城内发动政变；同时也显示他认识不到玄武门的战略地位，对李世民在那里安插亲信长达两年竟都不加留意。
李世民发动政变成功，玄武门始终控制在他手中是最大的关键。所以常何在此事中立有大功，虽其人并无卓异才能，后来却可官至中郎将。
至此，史实已大致澄清，可谈一谈事变中李世民成功的原因了。原因当然有很多，但大致可分为两种：偶然性原因和必然性原因。即李世民的成功，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结合。
先说必然性。胡如雷总结过三点，我认为很有见地，不妨先看看他的总结.
胡如雷认为，李世民成功的第一个原因是他拥有一个人才济济的心腹集团，他们团结一致，投入战斗，因而致胜。
这一点很重要，我认为须为两层来谈。第一层是，李世民身边聚集了大量的人才，这一点是李建成所远远不及的，这一点早在太原起兵之前已经充分地表现出来。
不过，能吸纳人才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若仅仅是将各方人才集中到身边，而不能用他们，或这些人不忠心于己、为己所作，那也是有不如无。因此，第二层是聚集人才之余还能使这些人才为己效忠。前面已经提到过李世民收复尉迟敬德的故事。这里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当时尉迟敬德恐怕未必没有叛逃之心，只是他乃一代名将，声誉所系，一旦叛逃就一世英名付诸流水，所以他不能如寻相等人那样毫无顾忌地逃走。犹豫之间，若非李世民示之以诚，结果只怕大为不同。
因此，在李世民的身边，既有房玄龄、杜如晦这些智计百出而又忠心耿耿的谋士，又有尉迟敬德、段志玄等不为重金所收买的猛将（李建成曾送金银珠宝给此二将，欲将之收买，但二人均拒绝，且于事后如实告知李世民），还有张亮不受严刑拷打所屈服、程咬金宁死抗旨等这样为之卖命的心腹。
反观李建成，虽然他手下也有魏征、王圭等良臣，但王圭在“杨文干事件”中被谪。至于魏征，史书所载他在李建成手下时的事迹只有两件，其一是劝李建成参与对刘黑闼的第二次战争以固东宫势力，其二是劝他及早诛杀李世民。除此之外似乎就没有什么作为了。
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很可能后来魏征为李世民重用而成唐初重臣，史官因此而掩饰他为李建成办事的情况，所以不怎么记载他在东宫的作为。二是可能魏征在李建成手下真的没有受到很大的重用，所以无所作为。若情况属于后者，则更可见李建成在用人上与李世民的差距来。
即使李建成有重用魏征，而东宫中可称道的谋士唯魏征、王圭、韦挺三人，武将唯薛万彻等寥寥数人，与秦王府中谋士有名者十八人以上、猛将更是如云之数相比，显然是相形见拙的。
而从史书记载来看，李建成有要事商量，总只是与李元吉二人一起谈论，不见有什么心腹自始至终参与其中。而李世民身边至少始终有杜如晦、房玄龄、长孙无忌三人环绕在侧。他与这三人事无臣细、机密，都必定开心见诚地讨论。集四人之智慧，其谋划自是非同小可。
秦王府人才济济而又精诚团结，所以李世民的一切策划从无一次泄露于外。相反，东宫的机密却一再地被李世民事先掌握。
如李世民事先得知李建成派人送武器给杨文干，才能以小化大，弄出一场“杨文干事件”出来。而后来他又提前得知“昆明池政变”的谋划，得以抢先而先发制人，发动玄武门事变。
李建成两次收买尉迟敬德和段志玄，都告失败。李世民先后收买尔朱焕、桥公山、王至（有“日”字偏旁）、吕世衡、敬君弘等，都获成功，且均在关键时刻助其一臂之力。
这里也涉及到收买的对象与策略。李建成专收买秦王府的高级官员将领，以他们对李世民的忠心，成功的机会甚微，反而打草惊蛇，可谓极不明智。而李世民不同，他压根就不会动念去收买魏征等人，而是专向那些地位较低但因参与行动而必定能得知机密的人下手。像王至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胡如雷所举的第二个原因是李世民能控制玄武门，这是他取胜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这一点，前面已经提到过。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之“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中独具慧眼地指出，玄武门在唐代多次政变中均处于关键地位，谁能控制它，就容易在军事上处于优势，取得胜利，因此乃兵家必争之地。
事实上，唐代政变中有三次玄武门事变之多，只是李世民这一次最为著名，所以一般提到玄武门事变，若不特别说明，均指李世民发动的这一次。
这跟唐代长安宫城的设计有关。唐初打破了汉长安的格局，以北方为宫城重心，所以北门（即玄武门）成了影响宫城安全的最重要关口。
李世民作为军事家，对于这种战略要害肯定是特别敏感的。他收买禁将领、安插心腹亲信，至少有两年之久经营该地。这说明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变，决非一时之间心血来潮、灵感涌现而致，而是经过细心策划、长期准备的。
“枭雄兴亡录”中对此以下围棋来作比喻，有很形象的说明：“就像下围棋一样，全面处于劣势的一方，只能紧紧咬住一个可能的机会，置生死存亡于不顾，全力搏击，以求一逞。”
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前面已谈及，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变，其导火线是李建成、李元吉设下“昆明池政变”的计划泄露为他所知，以及李渊转交傅奕的密奏有暗示逼他自杀之心。但此处又说到李世民在玄武门上已处心积虑达二年之久，则他发动玄武门事变又似乎非由上述两原因所引起。
这其实并不矛盾。李世民当初布置玄武门，就是为了不豫之需，是最后一步杀着，不到迫不得已的最后关头，他也不想用到这一招。原因有二：其一，以李世民当时兵力之弱（如上所述，是以不足一千人对抗东宫几万人），发动政变成功的机率实在微乎其微。若非李世民已到了走投无路、狗急跳墙之际，他怎么会愿意冒这大险呢？
其二，这其中也有道德成份的考虑在内。“枭雄兴亡录”说李世民是“具有雄才伟略而根本蔑视公认道德的政治家”，这种说法极不妥当。李世民决不蔑视当时的封建道德。相反，他是十分顾忌的。否则他就不必千方百计在后来编写史书时干预史官的著撰，将“玄武门事件”作道德上的美化了。反而是杨广，他才是真正蔑视公认道德，一方面弑父杀兄，一方面即位后从没想过派人编写史书来隐瞒真相。
只是，在那个生死存亡取决于一念之差的时候，李世民已无暇去顾及道德不道德了。一旦在这种政治斗争中落败，不仅是失了权柄，丢了性命，全家覆亡；又据中国传统的“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观念，一切罪过和难听的名头都将派到失败者头上，那时身败名裂，李世民留在历史上的将是一个野心家可耻地覆灭的记录。
顾念道德，不外也是为了留下一个身后美名。这下子还有什么身后美名可言？所以在此之前，如在“杨文干事件”中，李世还可以答应李渊的要求，不杀李建成，以免有杀害同胞兄弟的道德污点，可见他还是非常顾忌道德的；但正是在“杨文干事件”之后，李世民已意识到欲以不流血手段击败李建成已是不可能.
有趣的是，恰恰是在那个时候，他将常何调入长安屯守玄武门。只是未到最后关头，李世民还是不愿轻易走这一步棋的。
但到了玄武门事件前夕，血腥已经扑面而来，不是你抢先动手杀人，就是被别人抢先动手杀你。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件，还是有其迫不得已之处的。只是应该指出的是，形势逼人是主因，道德考虑是次要的。而这种形势逼人，最初的成因却也在于李世民个人不甘屈居于李建成之下的野心所致，李建成并不是始作俑者。
还须指出的是，当时李世民面临的并不只有发动政变一途。如前所述，他还可以潜逃出长安，到洛阳召集支持力量来与李建成周旋。而李建成等人事实上也几乎都认定他会选择后一条路，所以没有防备到他会选择发动政变。料敌不准，错失先机，才造成了李建成最后的失败。
李世民大概是有想到这一个选择的。因为后一条路，至少在表面上看来，较之发动政变所冒的风险要少得多。但正因为如此，所以李建成及许多人才料定他会这样选择，那么李建成必定已设下计谋来对付。李世民可能正是考虑到这一点，偏偏反其道而行之，出乎众人意料之外，采取了看似冒险的政变。
在李建成已有防备的情况下，逃出京城，一路上关卡重重，未必能成功。而发动政变，只要在一开始就击杀李建成这主脑人物，控制李渊，即使兵力极度悬殊，还是有希望取胜的。事后的发展果然一如他的预料。
胡如雷的第三点原因是，李世民获胜，还与其先发制人的战略有关。胡指出，在争权的总形势来说，李世民是主动的。但在武德后期，李世民逐渐处于劣势下风，李建成等一再打击秦王府的势力，李世民已转为被动挨打的地位。而在玄武门事件中，李世民抢先动手，再次占了先发制人之利，在这一点上大大弥补了其兵力不足的弱点。这对李世民在整场争权斗争中地位的多次转变，分析得非常中肯。
在玄武门事变前夜，据史书所载，李世民曾召集秦王府的将领谋士来商量。众人纷纷劝李世民先发制人。李世民叹道：“骨肉相残，古今大恶。吾诚知祸在朝夕，欲俟其发，然后以义讨之，不亦可乎！”
尉迟敬德反对说：“人情谁不爱其死！今众人以死奉王，乃天授也。祸机垂发，而王犹晏然不以为忧，大王纵自轻，如宗庙社稷何！大王不用敬德之言，敬德将窜身草泽，不能留居大王左右，交手受戮也！”
长孙无忌也说：“不从敬德之言，事今败矣。敬德等必不为王有，无忌亦当相随而去，不能复事大王矣！”
但李世民仍说：“吾所言亦未可全弃，公更图之。”
尉迟敬德进一步苦劝：“王今处事有疑，非智也；临难不决，非勇也。且大王素所畜养勇士八百馀人，在外者今已入宫，擐甲执兵，事势已成，大王安得已乎！”
李世民还欲以占卜来决疑，张公谨见了抢过占卜的龟具，掷到地上，道：“卜以决疑；今事在不疑，尚何卜乎！卜而不吉，庸得已乎！”
李世民于是下定决心。
当时杜如晦、房玄龄二人已因李建成等的诬陷而被李渊下旨驱逐出秦王府，严禁二人再听从李世民的号令。李世民派尉迟敬德去召二人回府。二人却回答：“敕旨不听复事王；今若私谒，必坐死，不敢奉教。”这话的意思其实是：如果李世民仍未决断，只是空泛地商量，他们就不愿奉陪了。
李世民闻言大怒，摘下配刀来给尉迟敬德，说：“玄龄、如晦岂叛我邪！公往观之，若无来心，可断其首以来。”
这次长孙无忌和他一起前去。最后房杜二人化装成道士，与长孙无忌走一条路，尉迟敬德就走另一条路，齐集秦王府。
以上记载，我认为基本属实，问题只在于怎样透过表面的文字去看内里的乾坤。
李世民表现得退缩迟疑，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其一，他是装出来的，以此来激起秦王府上下人等的敌忾同仇之心。以上已说过，秦王府与东宫、齐王府相比，兵力极其悬殊，秦王府中的兵将除非能以一敌十，才勉强够与敌方打个平手。所以士气在这里起了很大的作用。李世民一再退缩，引得尉迟敬德等人急不可耐，憋了一身的气力，到真正开战时就能勇不可当。这就是所谓的“遣将不如激将”了。而且，借尉迟敬德等人的劝说，也可统一思想，同样有激发士气之效。
其二，他的迟疑有一部分恐怕是真的。正由于兵力太悬殊，行动太冒险，要说下决心就下决心，谈何容易！李世民迟疑的不是应否发动政变，而是应否在这个时候发动政变，能否再等一等，看是不是还有更好的时机到来。
其三，可能他心中仍有道德上的顾虑。李世民表示想让李建成等先动手，然后就可以比较名正言顺地反击。这显然是出于道德上的考虑，而不合于战略。所谓“先发者制人，后发者受制于人”，李建成一旦发动政变，以他的压倒性优势，李世民根本无反击的余地。他唯一的造反只能是乘动议不备，先发制人。李世民当然明白这一点，所以稍一犹豫，权衡利弊后，还是决心舍道德顾虑而从战略要求。而先发制人，确是他最终获胜的关键之一。
胡戟、胡乐所写的“试析玄武门事变的背景内幕”中的“瞽瞍和舜的故事的启示”一节，谈到上述众人纷纷劝李世民抢先动手，而李世民一直犹疑退缩时的一段对话。
根据“资治通鉴”，这一段对话的这样的：世民犹未决，众曰：“大王以舜为何如人？”曰：“圣人也。”众曰：“使舜浚井不出，则为井中之泥；涂廪不下，则为廪上之灰，安能泽被天下，法施后世乎！是以小杖则受，大杖则走，盖所存者大故也。”
两胡的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段对话有力地说明了李渊在两兄弟的争权中是与李世民对立的，因此李世民在发动政变前须顾虑与李渊公开闹翻的后果，以及要负上的“不孝”之名。
文章指出：“这瞽瞍（即舜的父亲）与舜是父子关系，世民与建成、元吉是兄弟关系，风马牛不相及。因此这里明明白白说的是李渊，是李渊在害他。……贞观史臣记述这段史实时有所掩饰，回避直接提到李渊，因为如果把李渊主使或默许杀死李世民的话如实写来，那李世民就如同一个被父亲嫌弃的儿子，他的形象就不大光彩了。”
文章又谈及上述那段话是谁说出来的，因史书中只含糊其辞地说“众曰”。文章从李世民登基后表彰功臣，将第一等功臣列为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和侯君集五人，而推断说这番话的很可能是侯君集。这五人中，前四人的功劳都很明显，自不待言，而侯君集名列其中，确实令人疑惑，因史书中不见记载他有何功劳可言。
文章论证说：“（侯君集）出将入相，有胆有识，也很有点阴谋家的花花肠子，能想出那些话来捅破李渊这层干系，打消李世民的疑虑。”并引用“旧唐书”中的“侯君集传”中所载“建成、元吉之诛也，君集之策居多”及“往者家国未安，君集实展其力”等来证明侯君集是说这一席话之人。
我认为以上论证固可成立，却并不充分。因为若仅凭一席话为李世民找到政变的道德开脱，就能与长孙无忌等人并列一等功臣之中，那这功劳也未免太易立了，又何来“君集之策居多”的“多”呢？
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想，即可能侯君集正是李世民派去收买东宫下属的居间人，使王晊、敬君弘、吕世衡乃至更早时期“杨文干事件”中的乔公山、尔朱焕等纷纷变节背叛李建成而效忠于李世民。若这猜想不差，则侯君集这一功劳的确大到无以复加，足以与长孙无忌、杜如晦、房玄龄、尉迟敬德等并驾齐驱。
前面三点原因分析李世民成功的原因出自胡如雷之手，只是我加以整理，补充了一些更充分的论证而已。
这三点总结相当准确，但我认为他仅从李世民的角度来分析问题，仍不够全面，还应从李建成一方来看他落败的原因。
我认为，李建成失败的最主要原因是他自己本人的优势意识太强，危机感太弱，对政治斗争的残酷性认识不足，太过掉以轻心了。
前面已经讲过太多李建成的优势地位了。他身为长子，继承皇位是名正言顺的，又得到李渊的全力支持，所以朝中大臣、后宫妃嫔大多认定他必胜无疑，纷纷站到他的一边。而他手握京师重兵，只要将李世民困住在长安，他就不必担心李世民能动用军队来对付他。
正因为他拥有这样绝对的优势，所以他过份自信，以致看不到对方的优点，也看不到自己可能有的弱点。他曾得意地对李元吉说：“（秦王）留之长安，则一匹夫耳，取之易矣。”但他却恰恰是死在李世民的弓箭这匹夫之勇下。
因为看不到对方的优点，所以李建成对李世民事先在玄武门安插亲信的举动毫不在意达两年之久。对玄武门这样一个战略要地，竟认识不到它的重要性，说明他比之李世民是太缺乏军事头脑了。
又因为看不到自己的弱点，李建成对于自己的行动一再泄密的危险情况竟从不曾予以改进。在“杨文干事件”中，李世民因成功收买他的下属尔朱焕和桥公山来诬陷他，几乎令他丢了太子之位。这样的经历不可谓不惨痛，但李建成竟未能吸取教训，手下人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李世民收买过去，以致机密泄露，被李世民早占先机。
而李建成仅仅将李世民看成是一介匹夫，对敌手如此估计不足，轻视侮蔑，焉得不败？
不过，应该指出的是，当时认定李世民必败无疑的，并不仅仅是为优势蒙蔽了双眼的李建成。有一件事可作证明。如前所述，李世民曾向李靖和徐世勣请求施予援手，但二人都婉拒了。
他们为什么会拒绝呢？由于李渊对非血亲大将的极度猜忌，他们二人在武德年间掌握不到实际的兵权，官途上应是郁郁不得志的吧。而召集李世民向二人暗示他要夺权，若他成功将意味着政治上会有变革。
一般而言，在现行政治下的失意者往往都热情欢迎和支持变革，有时甚至会盲目到不及考虑这变革是否真的能为他们带来更好的地位。因为变革必将导致权力的重新分配，所以失意者大多是“穷则思变”。而既得利益者却恐惧和抵制变革，同样有时会盲目到不去考虑变革是否真的会剥夺他们现有的利益，甚至会否反而更提升他们的地位。
从这个意义上说，李靖二人竟没答应支持李世民，是非比寻常的反应。唯一可以解释的是，他们二人与其他人一样，根本不相信李世民能成功，而认为若去支持他，只会得罪太子，招致杀身之祸。
哪怕李世民是多一点点取胜之机，他二人都会考虑支持他的。原因除上述所说的失意者欢迎变革外，还因为他们必须考虑到李世民一旦取胜，他们会因事前不愿施援而受怨恨、遭到打击。这样他们非但不能从变革中得到好处，反而要遭殃。他们决不可能在事前预见到后来李世民能不计前嫌，重用他们的。
连李靖、徐世勣这样的大智大慧者尚且不能预见到李世民会成功，可见李世民发动政变的成功机率实在是微乎其微，此举之冒险性是何等之大。则作为后知后觉的我们又岂能苛求身在局中的当事人李建成能洞烛先机呢？
此外，这一事中也反映出李氏兄弟在个人气质上的差别。李建成长期居于京师，身处安乐顺境之中太久了，免不了缺乏高瞻远瞩、洞微观细的眼光，也缺乏通观全局、深谋远虑的才智。既囿于生活圈子的狭隘，更缺少积极进取的雄心。
李世民则不然。他自小就跟随李渊随官职升迁而辗转迁徙，生活虽不安定，对他来说却是一种很好的锻炼，使之见闻广博，年纪尚轻就通晓世事人心。在太原起兵中，他虽非主谋，但积极行动，养成了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习得了处理人际关系矛盾的手腕。到进军长安和统一战争中，更在军事上迅速成熟，既知道每事必先谋定而后动，又懂得一有机会就要迅速果断地行动，不畏风险、全力以赴。
前面谈论李世民的军事思想特点时已指出，李世民在顺境中时，其思想中之过份乐观、轻率急进的倾向会抬头；反而越是身处逆境劣势之中，就越能发挥其优点——头脑冷静、坚韧不拔，擅于捕捉和创造最有利的时机。
回顾他与李建成争权的全过程，上述特点都可找到。李建成和李元吉曾多次用计打击他，但这些计策之间缺乏联系，不成系统，虽然能使李渊对他越来越疏远，但始终没有一次打击能沉重致命到令他彻底垮台。
而李世民对付李建成的阴谋——根据史书的记载而有案可稽的——只有两次，一次是“杨文干事件”，一次就是“玄武门事件”。这两次都是计划周详，能予李建成以沉重打击。“杨文干事件”中若非李世民未能识穿封德彝的真面目，以致被他暗中破坏，李建成早就被废掉太子之位了。而“玄武门事件”更是一举成功。
可见李世民的手段是贵精不贵多。而事实上，李世民由于处在劣势，也不能事事挑衅李建成，否则轻则自招羞辱，重则自取灭亡，而只能伺机而动，再突然下手。
而“玄武门事件”与“杨文干事件”又环环紧扣，互为呼应。若非在“杨文干事件”中埋下伏笔，李建成在得知李世民上奏章之事时，未必会坚持入宫与之对质，那样玄武门的谋划布置就要落空了。此二计连环照应，不由得李建成不自投罗网、上当中计。
由此可见，李世民对夺权之事，是当成一场战争来打的。所以，在“玄武门事件”中，与其说李世民是因其政治家（抑或阴谋家？）的才干而取胜，倒不如说是作为军事家而成功。至少玄武门事件的第一阶段胜利（即六月四日事件的胜利）是这样的。
至于第二阶段的成功，即处理政变后遗症的成功，才显示出他作为政治家的卓异手腕，以宽大处理的方式招揽敌对阵营的人转为效忠于己，迅速消除了政局动荡的因素。
以上说的都是必然性原因，还有偶然性原因。其实前面分析必然性原因的时候已经有所涉及。李世民以如此弱势兵力发动政变，实在是九死一生。由政变全过程来看，惊险镜头层出不穷，如李世民的堕马、玄武门刚一关上东宫兵马已撞上城门、秦王府几乎被破等。这些胜败逆转的契机都发生在实际接战中，决定只有顷刻之间，偶然性在这里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一点点的差池都足以令李世民的苦心谋划全盘落空。即使杀了李建成，他自己也不见得能保住性命。
尤其有一点是，李渊在尉迟敬德逼宫时那么迅速地表现出妥协，既可看成是必然性，也可看成是偶然性。其实如果当时李渊稍为硬气一些，或至少是推三阻四拖上一段时间，李世民一方不能及时取得奉旨平叛的名义，以其不足一千对东宫、齐王府的三千多兵马，即使是多么精良的将士，时间拖久了也是危险得很的。
李渊妥协得那么快，这恐怕与他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前面已经比较过李氏兄弟的个人气质上的差异，这里不妨也对比一下李氏父子在性格上的不同。
从太原起兵到进军长安的情形来看，已经可以清楚地展现出李渊和李世民这对父子在性格上很大的差别。李渊的小心谨慎得过份，以致于有时显得胆小怕事；而李世民的奋勇急进，以致于有时显得冒进大意。而另一方面，从陈叔达劝阻李渊不要无理治李世民之罪的话“且性刚烈，若加挫抑，恐不胜忧愤，或有不测之疾”来看，李世民的性情是属于那种刚强激烈的人。黄仁宇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谈到李世民的性格时也指出“李世民是一个容易性情冲动的人物。”并引用吕思勉的评价“骄暴之习，卒难尽免”。前面分析李世民从不肯屈服于李渊的无理旨意中，也可以看得出李世民是一个受不得委屈胁迫的人。
因此，可以想象，如果当时是李世民处于李渊的地位之上，恐怕他是宁可被杀也不肯屈从尉迟敬德的威吓而下那圣旨的。如果李渊是这样的话，恐怕李世民或是迟疑不能决而错失时机致败，或是一狠心之下连这个父亲也宰了，负上的罪名就更大，局面会否变得更加难以收拾，实在是无法逆料。
当然，二人性格上的差别，很大程度可能是后天的环境所造就的。李渊长期处于杨坚、杨广父子的猜忌之下，习惯了韬光养晦，低头做人，对于环境变化很能委曲求全，因此性格近于阴柔。而李世民年纪轻轻就是身居高位，少数人之下、万人之上，基本上没受过什么称得上重大的打击挫折，因此性格偏于阳刚。
若非李渊在玄武门事变后见风转舵转得那样快，李世民也是很为难的。
关于这一点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到底在这诸多使李世民成功的原因中，是必然性为主因，还是偶然性是主因？我认为还是偶然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因为朝中大臣，连李靖这么远见卓识之辈尚且不能预料李世民可以成功，可见若仅有必然性因素在其中起作用，还是无济于事。
相反，如果历史的结果是李世民失败的话，今天我们再在这里开列必然性原因和偶然性原因时，恐怕就会说必然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了。
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出自：新浪读书频道
作者：梅毅
"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遥想伟大汉人当年
讲起汉元帝，总是和王昭君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元朝戏曲家马致远（1250—1321）所作《汉宫秋》，写画工毛延寿因未收到金钱心中积怨，把王昭君画成丑八怪，汉元帝因而把昭君赐给匈奴单于，临别一看，竟是天仙美人，元帝心中如刀割，在戏中唱到："她，她，她伤心辞汉主，我，我，我携手上河梁。她部从入穷荒，我銮舆返咸阳。返咸阳，过宫墙；过宫墙，绕回廊；绕回廊，近椒房；近椒房，月昏黄；月昏黄，夜生凉；夜生凉，泣寒杨；泣寒杨，绿沙窗；绿沙窗，不思量。"把汉元帝的悲凄通过歌辞衬托得无比悲凉，似乎汉元帝是为强辽强金欺压下宋朝皇帝那样的无奈君王，又好象堂堂汉室受过多大的凌辱。特别是在第二折中，汉元帝叹道："我呵，空掌着文武三千队，中原四百州，只待要割鸿沟。"千般无奈，万种委屈，没有丝毫大汉气象，反而很象距马致远所处时代不久前亡国的南宋君王的屈辱叫喊。
果真是这样吗？果真势与天齐的强汉一直向金戈铁马的匈奴低三下四吗？汉与匈奴的关系，还要上溯到西汉刘邦开国之初。
汉家青史上， 计拙是和亲。
公元前200年，汉朝初立。被刘邦徒至代地的韩信（是韩王信，不是淮阳侯韩信）同匈奴在马邑作战时失败投降，冒顿单于引兵攻太原，包围晋阳。气势正盛又有大流氓习气的汉高祖刘邦亲自带兵进击匈奴。其时正赶上大寒雨雪，冒顿单于假装兵败撤退，引诱汉兵追击。汉军一路势如破竹，只见匈奴都是老弱残兵，于是聚集三十二万大军乘胜冒进，刘邦自己亲率先头部队抵达平城，立马未稳，冒顿单于忽然率领一直埋伏等待的三十多万精锐骑兵把刘邦军队切断。堂堂大汉皇帝被围于白登七天七夜，缺水少粮，军士冻得瑟瑟发抖。四下望去，匈奴士马强悍，东西南北的战马都各分一色，铠色鲜明，雄壮整齐。情急之下，刘邦确实是个能使各种伎俩的奇才，他走"枕边风"路线，派人给冒顿夫人送去厚礼，其间详情，史无所载（这真是个千古之谜，不知用何语言打动单于老婆劝老公撤兵）。单于夫人对冒顿单于说："两主不相困。今得汉地，单于终非能居之。且汉主有神，单于察之。"前句话有理，后句话则说不通。如果"汉主有神"得天助，也不会陷于被围的绝地。美人说话管用，加上降将韩王信的兵马迟迟未到，冒顿单于就听从夫人劝告，在包围圈中敞开一个空道，刘邦令军士引弓持满外向，解围而出，狼狈不堪地与后军相会。随后，双方罢兵，刘邦派宗室刘敬与匈奴结和亲之约，并嫁宗室女为单于侧室，约为兄弟以和亲，实际上是给汉廷一个面子借送女人之机进贡，这种事情仔细想想确实很窝囊。刘邦死后，倨傲的冒顿单于还给吕后写信，表示"你我都单身，不如配对一起大家欢乐。"吕后大怒，她有勇无谋的妹夫樊哙也大言要"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间"，（这位樊哙历史上只在鸿门宴的表现出众，在霸王项羽面前狠吃生猪腿。他最佩服淮阴侯韩信。韩信被免掉王爵后，终日怏怏不快，到樊哙家里串门，这位大将跪接跪送，喜出望外，感激涕零，说"大王您竟然肯到为臣我这里来！"韩信离开樊哙处，对随从叹息说："我现在沦落，竟与樊哙这样的人为伍！"刘邦死前他在外打仗，被人告发要谋反，刘邦派人杀他，幸亏他是吕后妹夫，大臣们留他一命，怕吕后在刘邦死后反攻倒算。）最终大臣季布解劝："高祖军队三十二万被围白登十日，当时樊哙任上将军就在附近不能解围，现在夸口领兵十万击匈奴简直就是欺君。夷狄（冒顿单于）就如禽兽，得其善言不足喜，恶言不足怒。"吕后闻言息怒，卑辞报书，晓之以理，双方又互换礼物和亲。
汉文帝之时，继续和亲政策。匈奴右贤王常率兵侵掠边塞，俘夺人民，气得文帝亲自带兵到太原征讨，恰巧国内济北王造反，不得已收兵。当时冒顿单于刚刚大破月氏国，对属下右贤王略夺汉境之事假装不知道，又遣使来请和亲，汉朝慑于其势强，不得不答应，依常例送大批珍宝礼物过去。不久冒顿单于病死，其子稽粥立，号老上单于。汉文帝又送宗室女去匈奴，让太监燕地人中行说作为陪同侍臣一起去。中行说不肯去，被汉廷强行派遣。怨恨之下，他到了匈奴就归降，并深受老上单于欢喜（此人大概是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汉奸"）。中行说竭力劝说匈奴不要太看中汉朝衣服食物的精美，增加匈奴对自己食物、器械、风俗的自信心，还教给匈奴人记数方法，从此这些蛮族才知道算数。在中行说的鼓动下，老上单于在给汉帝回书中口气傲慢，对汉朝使臣也威逼利诱，动不动就索要钱物金银，不给就威胁秋熟后大发兵马入汉境中践踏。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十四万入侵，杀汉朝北地都尉，俘抢大量人畜。汉军赶到当地反击，人影也看不见，无获而还。老上单于死，其子军臣单于继位，也是时而和亲时而入侵，杀略汉人很多。汉景帝继位后，情形还是如此，七国之乱时，匈奴还想与反叛诸侯王里应外合攻击汉朝。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后，延续政策，匈奴继续和亲，通关市，厚赐单于。所以终景帝之世，匈奴没有太大的入寇。
汉武帝继位后，继续开通关市，厚遇匈奴。但刘彻为人坚毅勇猛，又承"文景之治"遗留的强大国力，憋了好几辈子对匈奴的仇恨太想一泄而出。恰逢马邑人聂壹愿意假降匈奴，想诱匈奴入关，献计说汉军可埋伏人马伏歼匈奴。武帝大喜，伏兵三十余万，等待匈奴入伏击圈。也许戏演得太过，匈奴单于还离马邑百余里，就见漫山遍野都是牛羊（汉军以此为诱饵），匈奴人感到非常奇怪。就近攻陷汉朝一个亭守，俘虏雁门负责巡边的一个尉史。此人怕死，把汉朝的计划告诉单于。匈奴连忙后退，自此汉与匈奴断绝关系，军臣单于变本加厉，汉朝边境不断受匈奴骑兵袭寇。
公元前129年，汉武帝遣四路大军进攻匈奴，这是汉朝建国以来的首次先发制人。最终三路皆北，只有卫青一军得胜，斩首七百。虽属小胜，已经为汉军大伐匈奴进行了热身训练。不久，卫青精骑三万出雁门，斩首数千。转年，又转战陇西，击败匈奴楼颂、白单二王，斩首数千，得羊百余万，尽取河南之地，筑朔方城（内蒙杭锦旗附近），修缮秦朝蒙恬所修的塞垒，凭依黄河为固。军臣单于死后，其弟伊稚斜单于立，不停地进攻雁门、代郡、定襄、上郡等地，杀略人民。汉武帝又派卫青率十万人马，出塞六七百里，击破匈奴右贤王，俘人众一万五千多人，小王十余人。隔年，卫青十多万大军又出定襄数百里击匈奴，前后斩首一万九千多级。骠骑将军霍去病（卫青外甥）师万余人马出陇西，过焉耆山千余里，斩首八千多，得休屠王祭天金人一座；又出陇西、北地二千里，过居延，攻祁连山，斩匈奴三万，俘小王数十，整个河西走廊全部为汉所有。逃之途中，匈奴人悲歌道："失我祁连山，任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元狞四年（前119年），霍去病与卫青相约会兵绝漠共击匈奴，两军大战一日，匈奴大溃，汉军连夜穷追不舍，斩首一万九千。霍去病出代郡二千多里，与匈奴左王交战，歼敌七万多，俘虏屯头王等匈奴贵族八十余人，乘胜杀至狼居胥山（今蒙古境内），并于此举行祭天仪式（封狼居胥）。自此，"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此时的霍去病才二十一岁，被封卫大司马。霍将军两年后病死，年仅二十三。恰如一颗闪烁灿烂的流星，来之急，去之也速。如此年青的英雄将一生四战匈奴，歼敌斩首十一万，河西、酒泉尽为汉有。他更有"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千古名句，真是人杰中的人杰。难怪连睥睨一切的李太白也有诗叹道："严风吹霜海草凋，筋干精坚胡马骄。汉家战士三十万，将军兼颇霍嫖姚。流行白羽腰间插，剑光秋莲光出匣。天兵照雪下玉关，虏箭如沙射金甲。云龙风虎尽交回，太白入月敌可摧。敌可摧，旄头灭，履胡之肠涉胡血。悬胡青天上，埋胡紫塞旁。胡无人，汉道昌。"（《胡无人》）（日后岳飞"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慷慨，实慕大汉豪情。）
汉武帝亲至朔方，以天子之尊巡边，随兵十八万，浩浩荡荡，遣使见乌维单于，扬言："南越王头已悬于汉北阙下。现今，单于敢于战斗则迎前，不敢就向汉朝南面称臣，何苦远逃遁走，藏于漠北苦塞之地！"又过数年，革是候单于立，惟恐汉朝来袭，反过来卑辞下意上书："我儿子，安敢望汉天子！汉天子，我丈人行。"直到武帝临死，当时的狐鹿姑单于虽然来信语气强横（"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不为小礼以自烦"），但前后被汉军勇追猛杀二十多年，疲苦已报。待到汉宣帝时已经没有太大的侵扰。呼韩邪单于继位后，与其兄郅支单于互攻不断，公元前54年，两个单于窝里斗大战，两败俱伤，同时向汉朝乞援，遣子入侍（送儿子当人质），同时依旧例请求和亲。
唐朝诗人戎昱有诗叹曰："汉家青史上，计拙是和亲。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岂能将玉貌，便拟静胡尘。地下千年骨，谁为辅佐臣。"另一个诗人苏郁就更损，他作诗道："关月明悬青冢镜，塞云秋薄汉宫罗，君王莫信和亲策，生得胡雏虏更多！"
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公元前51年，呼韩邪单于希望入朝朝见汉宣帝。汉朝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其所经过的州郡道边皆整齐地陈列甲骑，皇帝在甘泉宫亲自接见他，宠际殊礼，位在诸侯王上，赐单于冠带衣裳，黄金玺印，佩刀弓矢，锦绣绮谷杂帛。皇帝于长平接见单于，令群臣及各国使臣列观。汉宣帝登渭桥，众人夹道欢呼万岁。一个多月后，呼韩邪单于归国，汉朝遣一万六千骑护送他直到朔方鸡鹿塞。又派人运送军粮，出兵帮他诛除不附之人。西域诸国见匈奴降服中国，都望风使舵，纷纷向汉朝臣服。
呼韩邪单于的哥哥郅支单于西移后，兼并匈奴支部，又击破乌孙、乌揭、坚昆、丁零等国，并定都于坚昆故城。由于怨恨汉朝帮助呼韩邪单于，距离汉地又遥远，郅支单于开始态度对汉朝不恭敬，常常借故困辱汉朝使臣。汉元帝初元四年（前45年），郅支单于派使臣到长安，要求作为人质的儿子回国。朝廷想派遣卫司马谷吉送郅支太子回国，御史大夫贡禹等人认为郅支单于所在绝远，又归化之心未彰，建议朝廷使者送郅支太子到边塞就可以。谷吉也是个倒霉蛋，飞蛾扑火，自己上书表示："中国与夷狄的恩义绵延不绝，现在已经在国内养其太子十年，德泽甚厚，如果不把人送到老家，有弃捐不顾的意思，会使匈奴忘记前恩而生怨心。我有幸能成为使臣，肯定要勇敢前往。万一匈奴杀掉臣下，肯定会畏罪远逃，我国边境就会安宁清静。死掉一个使臣而使百姓安乐，正是为臣所愿。"汉元帝以谷吉上表宣示群臣，贡禹等人仍坚持不可，认为谷吉去匈奴内庭肯定会为汉朝取悔生事。右将军冯奉世认为可以，汉元帝就派谷吉等人出使匈奴。迢迢千里把郅支太子送回国都，单于不仅不领情，忆起这几年汉朝不帮自己偏向呼韩邪单于的旧怨，一怒之下把谷吉等人杀掉。痛快过后，细想已经和汉朝闹翻，呼韩邪单于又在近外觊觎不已，就率众往西直奔康居。康居国王和郅支单于互相嫁女于对方，成为姻亲。康居国王的原意是想狐假虎威，依靠郅支单于的影响威吓邻国。郅支单于多次借康居兵功打乌孙，杀略抢劫，乌孙不敢抵抗，空边千里无人居住。郅支单于打胜仗后更加骄横无礼，寻茬怒杀康居国王女儿及贵臣、人民几百人，有的杀掉后甚至肢解扔入河中。又强迫康居国人替他建筑城防，遣使威胁阖苏、大苑等国给他进贡。汉朝三次派使臣向郅支单于索取谷吉等人尸骨，郅支不肯，并且困辱使者，百般欺骂。
建昭三年（前36年），本文豪言状语的主人公陈汤奉命到西域。陈汤，字子公，好读书，善属文。他年青时家里很穷，常常四处向人借钱度日，同乡人很讨厌他。到长安后，富平侯张勃看中他的才能，于元帝初元二年上荐他为茂材。陈汤做官心切，父死也不回家奔丧，为司隶所究，连累得张勃也被削夺封户二百。根据汉法，陈汤不孝应下狱，后来因为他确实有才，被推荐为郎官。陈汤自己也觉自己在都城呆着很没面子，多次上书请求出使外派。正赶上甘延寿为西域都护，他就从西域副校尉的身份一同去往边塞。
陈汤为人深沉智勇，"多策谋，喜奇功"，一路上每经过城邑山川，都要登高望远，观察地形。到西域都护治所以后，陈汤对甘延寿说："夷狄之人畏服强者是他们的天性。西域本来就是匈奴的地盘，郅支单于又威名远闻，不时侵陵乌孙、大宛等国，又常常为康居国出主意四出劫掠，假设他哪天灭掉乌孙和大宛，挟众四处扩张，数年之间那些向汉朝进贡的城郭国家肯定都会被他灭掉。而且郅支单于为人剽悍凶猛，喜好征伐，屡战屡胜，长久姑息，以后必为西域大患。郅支单于虽然所在绝远，但匈奴传统上没有坚城劲弩的守备，如果我们调发屯田兵士，加上乌孙国士兵，出其不意直攻其城，他跑也没地方去，守城也不足自保，千载之功，一朝可成。"甘延寿觉得陈汤话很有道理，想上奏朝廷请求发兵。陈汤说，"朝廷那些公卿大夫议事，都是空讲道理侃侃而谈，肯定不会依从我们的计谋。"甘延寿坚持要上奏。正巧那些日子这位西域都护久病不愈不能听事，陈汤自己就假借朝廷名义征发西域各城郭国兵以及屯田的汉军。直到城外大军调动纷纷，甘延寿才惊觉，想出外制止。陈汤大怒，接剑怒叱甘延寿："大队人马已经集结，你小子敢阻挡众军吗？"甘延寿无可奈何，就依势就势，一起部勒行阵，增加扬威、白虎、合骑三个纵队，共有军人四万多。同时，他们上书自劾矫制出兵的情状，即日出兵。
四万大军分为六队。三队从南道越过葱岭直向大宛，另外三队从北道入赤谷，经过乌孙，到达康居国境。行进中赶上康居副王带数千骑人马侵掠赤谷城，他们不仅抢夺到大批畜产，还常常侵袭汉军。陈汤命所部西域联军进攻康居副王，杀死四百多人，夺回被康居副王俘虏的赤谷城民，把俘获的牛、羊、马作为军粮。到达康居东界后，又严禁军人抢掠当地人，并与当地的康居首领饮酒为盟，谕以威信。大军势如破竹，一直到单于城六十里才停军立营。同时，当地的康居人也怨恨郅支单于的残暴，把城内匈奴人的实情尽数告知给陈汤。
转日，大军又前行三十里，扎营待命。直到此时，郅支单于才知汉兵已到眼前，慌得他急派使臣前来问询："汉兵为什么来？"陈汤答："天子可怜单于远弃国土，屈身于康居境内，现在派西域都护前来迎接单于一家回去，怕惊动单于，所以没有直接抵达城下。"如此，双方使节往来数次问答。甘延寿、陈汤觉得时机差不多了，攻城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就责让郅支单于使臣："我们为单于而远道前来，至今没有名王大人前来拜见听命，郅支单于怎么这么无礼！我们兵来道远，人畜疲惫已极，军粮又快吃完了，恐怕这样子回不去，希望单于与大臣赶紧商量回复我们。"
第三天，联军前进，距城三里扎阵。向前望去，单于城上遍布五彩旗幡，数百人披甲站立于城上，又有百余骑在城下来往驰骋，以耀兵威。城门口还有百余步兵摆成鱼鳞阵，操练演习。城上人还不停向联军叫喊："前来进攻啊！"如此等等，反而暴露出郅支单于的胆怯和心虚，这就像人走夜路大声叫唤，给自己壮胆而已。正观望间，匈奴骑兵百余人朝联军阵前驰来，汉军把弩机瞄准来人，匈奴兵掉转马头跑了回去。陈汤命令联军向城门口的骑兵步兵放箭，吓得那些人都跑回城中。甘延寿、陈汤亲自击鼓，诸军立时齐向前冲，直扑城下，穿堑攻城，以劲弩射得楼上披甲兵士跑往楼下。由于土城外有木城，匈奴兵从木城栅格里向外射箭，杀伤不小。联军纵火烧掉木城，天黑时数百骑匈奴禁不住大火灼烧，趁黑往外逃，全被迎头射杀。
郅支单于刚开始知道汉兵来到的消息时，本来想逃跑。但他怀疑康居人怨恨自己而作汉兵的内应，又听说敌国乌孙及其他城郭国都出兵助汉人征伐自己，感觉无所逃遁。当时他已经带人出城，思前想后，决定回城坚守，对左右说："汉兵远来，不能久攻。"郅支单于身披甲胄在楼上指挥，他几十个大老婆小老婆（阏氏夫人）也很英勇，都操弓向汉军射箭。联军矢发如雨，一只箭不偏不倚已中郅支单于大鼻子，几十个夫人也死伤殆尽。郅支单于勉强支持，下城骑马，逃入内城。半夜，木城被联军攻陷，守城匈奴兵向城外大呼，当时还有亲匈奴的万余康居骑兵绕城环行，声援匈奴。黎明时分，四面火起，联军士兵大喊登城，锣鼓惊天动地，汉军推着攻城车攻进土城中。见势不好，康居兵逃走。汉兵攻入内城，到处纵火，联军士兵蜂涌入内，格斗中郅支单于被杀，脑袋为汉兵杜勋一刀割下。此次战役，共斩单于阏氏、太子、名王以下一千五百多级，生俘一百四十五人，投降的匈奴有一千多人。
大胜之后，甘延寿、陈汤给汉元帝发去那封流传千古、扬眉吐气的疏奏：
"臣闻天下之大义，当混为一。匈奴呼韩邪单于已称北藩，唯郅支单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为强汉不能臣也。郅支单于惨毒行于民，大恶逼于天。臣延寿、臣汤将义兵，行天诛，赖陛下神灵，阴阳并应，陷阵克敌，斩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悬头槁于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此雄辞壮语，想必非军中文书所为，是由陈汤自己亲自撰写，史中明载陈汤"善属文"，后来他还不断替人"写状子"，因此可以想见这位文武全才的大汉将军当时果真是"气吞万里如虎"。
功高赏微 后事默默
建立如此不世之功，书奏朝廷后，丞相、御史都怪罪陈汤、甘延寿两个人矫制发兵，中书令石显又因为怨恨甘延寿不娶她姐姐的前隙，乘间攻击两个人为国生事招难。由于陈汤本人确实有贪财的毛病，击败匈奴后把不少胜利品归为己有，也为司隶校尉所弹劾，并派人前去按验审查。陈汤上疏："臣与将士共诛郅支单于，万里振旅凯旋，应有使者于路上慰留欢迎。现在司隶来审查按验，是为郅支单于报仇阿。"元帝觉得有理，诏令州县准备酒食于路劳军。甘延寿、陈汤回朝后，石显等人不断上书二人乘危侥幸、矫制兴军之罪。汉元帝内心其实很叹赏两人大功，但汉法严历，因此迟疑不决，赏罚诏令一时间也拿不定。最后，宗室刘向上疏："郅支单于囚杀使者吏士以百数，伤毁大汉国威。甘延寿、陈汤总百夷之君，揽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绝域，斩郅支之首，悬旌万里之外，万夷慑伏，真不惧震。立千载之功，建万世之安，群臣功劳莫过于此！武帝时代贰师将军李广利兴师五万，费钱数亿，经四年劳顿，仅获骏马三十匹，武帝仍不录其过错，封拜军人共两侯、三卿、二千石一百多人。现在甘延寿、陈汤不劳汉师，不费斗粮，斩郅支之首，功高百倍于贰师将军。应该高官厚爵，以奖有功。"于是汉元帝拜甘延寿义成侯，陈汤关内侯，各食邑三百户，另赐黄金百斤。
甘延寿不久病死。汉成帝即位后，从前诋毁他们两人的匡衡等朝臣又复奏甘、陈二人盗收康居国财物，陈汤被免为民。后来，陈汤又犯事下狱当死，因前功被免贬为士兵。
十多年后，西域都护段会宗为乌孙兵围困，上书告急，希望朝廷征发敦煌士卒救援。当时的丞相王商、大将军王凤及百官商议数日也做不了决策。王凤最后对汉成帝说陈汤对西域事了解很多，可召见问他的意见。陈汤在攻打郅支单于时患上严重的风湿病，双臂都不能伸屈。皇帝召入后免其拜礼，把段会宗的告急文书给他看。陈汤久废在家，一肚子怨气，辞诉说："将相九卿都贤达聪明，小臣区区一个残废人，不值得问我国家大事。"成帝说："国家有急，您不要推辞。"陈汤想了想，说出自己的看法："臣以为肯定没有什么事，敌围自解。"成帝问其原因。陈汤说："胡兵五个才能当一个汉兵，因为他们的兵器质量不行。最近听说他们的铸造技巧已效仿汉人得以改进，仍然是三个当一个。现在包围段会宗的乌孙兵人数不足战胜汉军，又不能久攻，不出五天，当有好消息传来。"四天之后，段会宗疏奏果然送到，报告敌围已解。由此，大将军王凤上报皇帝以陈汤为从事中郎，参决军政事宜。从陈汤一席话中，可以想见当年的汉人是那么壮勇，身高马大的"胡兵"手执利刃，三个人仅仅能敌一汉军。孰料到了南宋末期，数万宋军乘人之危，攻击几千被蒙古打败的金国兵，反而又被这些残卒败兵所打跑。
陈汤复官后，老毛病又犯，常常受人金钱为作奏章。后来王凤的政敌成都侯王商执掌朝政（王凤王商虽为兄弟，但权利之争会使父子兄弟水火不容。另，此王商不是先前的丞相王商），又指奏陈汤惑众不道和大不敬之罪，贬至敦煌。敦煌太守奏："陈汤先前亲诛郅支单于，威行外国，不宜近边塞。"朝廷又把他迁到安定安置。最后，还是议郎耿育上书皇帝，称陈汤"老弃敦煌，正当西域通道，令郅支遗虏所笑！至今奉使外蛮者，未尝不陈说大汉诛杀郅支单于的国威。朝廷现在贬窜功臣，使其死无其所。今国家既无文帝累年节俭富饶之畜，又无武帝枭俊擒敌之臣，独有一陈汤耳！"书奏后，陈汤得于回归长安家中，不久病死。大英雄荣耀一时，大半生落寞，毕竟是节行有亏，不能善始善终。思及种种，反倒觉得他是个真正立体的人，有功有过，能喜能忧，千载之下，凛凛犹生。正是：
"寒日征西将，萧萧万马从。吹笳覆楼雪，视纛满旗风。枪垒依沙迥，辕门压寨雄。燕然如可勒，万里愿从公。"
何如一曲琵琶好 鸣镝无声五十年？
话说回头。郅支单于被诛后，呼韩邪单于又喜又惧，上书表示又要亲自来汉朝见皇帝。元帝竟宁元年（前33年），呼韩邪单于亲身来朝，礼赐如汉宣帝时，衣服锦帛则加倍。单于顿首拜谢，又提出愿作汉朝女婿永作皇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王昭君号宁胡阏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师，为右日逐王。"
观班固所著整部《汉书》，涉及王昭君的不过寥寥三十七字。班固是东汉史学家，其书大多承袭其父班彪的六十五篇《后传》（此书是为续补《史记》），几乎就是记载当实最真实情况的信史。）到了南朝宋范晔的《后汉书·南匈奴传》，有关王昭君的记载已经有所铺陈：
"初，单于弟右谷蠡王伊屠知牙师以次当（为）左贤王，左贤王即是单于储副。单于欲传其子，遂杀知牙师。知牙师者，王昭君之子也。昭君字嫱，南郡人也。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以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斐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然难于失信，遂与匈奴。生二子。及呼韩邪死，阏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书求归，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焉。"
自古至今，有关王昭君的诗词近千首，最早当属北朝诗人庾信的《昭君辞应诏》："片片红颜落，双双泪眼生"。众多诗篇中以杜甫和李商隐的诗句最为著名："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别怨恨曲中论。"（《咏怀古迹五首》杜甫）"毛延寿画欲通神，忍为黄金不顾人。马上琵琶行万里，汉宫长有隔生春。"（《王昭君》李商隐）。而支持汉朝和亲，认为王昭君幸福生活的最早当属唐朝张仲素："仙娥今下嫁，骄子自同和，剑戟归田尽，牛羊绕塞多"。还有北宋王安石："汉恩自浅胡思深，人生乐在相知心。"此外，今人翦伯赞也有诗："汉武雄图载史篇，长城万里遍烽烟。何如一曲琵琶好，鸣镝无声五十年。"
究其实也，一自幼生长于湖北的年青女子，迢迢万里，自长安远赴大漠苦寒之地，背井离乡，故国渺渺，置身于一个全然不同的陌生地方。艰苦定居下来，十多年后儿子被杀，想回国又因"政治任务"被迫继续留下，按匈奴风俗又下嫁给自己的儿子辈继续做"阏氏"，对于浸染于中原文化中的一个弱女子，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因此，万古千秋，我们都能在历史的回声中听见绝色美人王嫱微弱的、无可奈何的叹息。
公元48年，即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匈奴又分裂为南北两部分，南匈奴汉的呼韩邪二世单于臣服斗国。南北两部匈奴互攻，南匈奴不敌，东汉就把南匈奴全部迁入长城以内，并设置护匈奴中郎将、度辽将军等职，反而派兵去保护南匈奴免受北匈奴的侵掠。公元73年，东汉明帝永平十六年，大将窦固从酒泉出发，占领匈奴最肥沃的土地之一伊吾卢（今哈密），驻兵屯垦。公元89年，东汉和帝永元三年，大将窦宪与度辽将军邓鸿和南匈奴单于共同进军，会师涿郡山（蒙古阿尔泰山），深入大漠，一直追到稽落山（蒙古古尔班察汗山），终于击溃北匈奴主力，斩首一万三千级，共有二十多万匈奴人投降。窦宪"勒石燕然"，在燕然山上坚立巨大的石碑纪念这次大胜。公元91年，窦宪属下大将耿夔、任尚又再次大胜北匈奴，俘虏其太后亲王五千多人，北匈奴单于仅有数骑于混乱中落荒而逃。自此北匈奴残余部落在漠北再也无立足之地，一路向西流亡。3个世纪后，匈奴未被杀尽的余部终于侵抵黑海北岸，导致了原居民西哥特部落向西侵入多瑙河。而多瑙河原住民汪达尔部落又被这帮"失败者"赶得向西侵入罗马帝国。强盛一时的罗马帝国经不住这些野蛮民族的滚滚大潮，最终灭亡。所以，窦宪将军的一击，恰似一根强有力的手指推倒了一个多米诺骨牌，导致了影响整个世界格局的民族大迁徙。北匈奴汗国逃亡后，南匈奴内附中国，再也不成气候。公元216年，最后一位呼厨泉单于去邺城拜见曹操，大丞相"因留不遣"，分匈奴分五部，正式结束了匈奴的历史。这些部落只在西晋灭亡后会昙花一现过，建立过后汉、后赵，皇帝都姓刘，冒称是汉朝皇帝的后代，给中原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为"五胡乱华"的第一名。但很快就被鲜卑和羯人灭掉，消失并融和在中国北方民族之中。
作者：梅毅
"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遥想伟大汉人当年
讲起汉元帝，总是和王昭君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元朝戏曲家马致远（1250—1321）所作《汉宫秋》，写画工毛延寿因未收到金钱心中积怨，把王昭君画成丑八怪，汉元帝因而把昭君赐给匈奴单于，临别一看，竟是天仙美人，元帝心中如刀割，在戏中唱到："她，她，她伤心辞汉主，我，我，我携手上河梁。她部从入穷荒，我銮舆返咸阳。返咸阳，过宫墙；过宫墙，绕回廊；绕回廊，近椒房；近椒房，月昏黄；月昏黄，夜生凉；夜生凉，泣寒杨；泣寒杨，绿沙窗；绿沙窗，不思量。"把汉元帝的悲凄通过歌辞衬托得无比悲凉，似乎汉元帝是为强辽强金欺压下宋朝皇帝那样的无奈君王，又好象堂堂汉室受过多大的凌辱。特别是在第二折中，汉元帝叹道："我呵，空掌着文武三千队，中原四百州，只待要割鸿沟。"千般无奈，万种委屈，没有丝毫大汉气象，反而很象距马致远所处时代不久前亡国的南宋君王的屈辱叫喊。
果真是这样吗？果真势与天齐的强汉一直向金戈铁马的匈奴低三下四吗？汉与匈奴的关系，还要上溯到西汉刘邦开国之初。
汉家青史上， 计拙是和亲。
公元前200年，汉朝初立。被刘邦徒至代地的韩信（是韩王信，不是淮阳侯韩信）同匈奴在马邑作战时失败投降，冒顿单于引兵攻太原，包围晋阳。气势正盛又有大流氓习气的汉高祖刘邦亲自带兵进击匈奴。其时正赶上大寒雨雪，冒顿单于假装兵败撤退，引诱汉兵追击。汉军一路势如破竹，只见匈奴都是老弱残兵，于是聚集三十二万大军乘胜冒进，刘邦自己亲率先头部队抵达平城，立马未稳，冒顿单于忽然率领一直埋伏等待的三十多万精锐骑兵把刘邦军队切断。堂堂大汉皇帝被围于白登七天七夜，缺水少粮，军士冻得瑟瑟发抖。四下望去，匈奴士马强悍，东西南北的战马都各分一色，铠色鲜明，雄壮整齐。情急之下，刘邦确实是个能使各种伎俩的奇才，他走"枕边风"路线，派人给冒顿夫人送去厚礼，其间详情，史无所载（这真是个千古之谜，不知用何语言打动单于老婆劝老公撤兵）。单于夫人对冒顿单于说："两主不相困。今得汉地，单于终非能居之。且汉主有神，单于察之。"前句话有理，后句话则说不通。如果"汉主有神"得天助，也不会陷于被围的绝地。美人说话管用，加上降将韩王信的兵马迟迟未到，冒顿单于就听从夫人劝告，在包围圈中敞开一个空道，刘邦令军士引弓持满外向，解围而出，狼狈不堪地与后军相会。随后，双方罢兵，刘邦派宗室刘敬与匈奴结和亲之约，并嫁宗室女为单于侧室，约为兄弟以和亲，实际上是给汉廷一个面子借送女人之机进贡，这种事情仔细想想确实很窝囊。刘邦死后，倨傲的冒顿单于还给吕后写信，表示"你我都单身，不如配对一起大家欢乐。"吕后大怒，她有勇无谋的妹夫樊哙也大言要"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间"，（这位樊哙历史上只在鸿门宴的表现出众，在霸王项羽面前狠吃生猪腿。他最佩服淮阴侯韩信。韩信被免掉王爵后，终日怏怏不快，到樊哙家里串门，这位大将跪接跪送，喜出望外，感激涕零，说"大王您竟然肯到为臣我这里来！"韩信离开樊哙处，对随从叹息说："我现在沦落，竟与樊哙这样的人为伍！"刘邦死前他在外打仗，被人告发要谋反，刘邦派人杀他，幸亏他是吕后妹夫，大臣们留他一命，怕吕后在刘邦死后反攻倒算。）最终大臣季布解劝："高祖军队三十二万被围白登十日，当时樊哙任上将军就在附近不能解围，现在夸口领兵十万击匈奴简直就是欺君。夷狄（冒顿单于）就如禽兽，得其善言不足喜，恶言不足怒。"吕后闻言息怒，卑辞报书，晓之以理，双方又互换礼物和亲。
汉文帝之时，继续和亲政策。匈奴右贤王常率兵侵掠边塞，俘夺人民，气得文帝亲自带兵到太原征讨，恰巧国内济北王造反，不得已收兵。当时冒顿单于刚刚大破月氏国，对属下右贤王略夺汉境之事假装不知道，又遣使来请和亲，汉朝慑于其势强，不得不答应，依常例送大批珍宝礼物过去。不久冒顿单于病死，其子稽粥立，号老上单于。汉文帝又送宗室女去匈奴，让太监燕地人中行说作为陪同侍臣一起去。中行说不肯去，被汉廷强行派遣。怨恨之下，他到了匈奴就归降，并深受老上单于欢喜（此人大概是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汉奸"）。中行说竭力劝说匈奴不要太看中汉朝衣服食物的精美，增加匈奴对自己食物、器械、风俗的自信心，还教给匈奴人记数方法，从此这些蛮族才知道算数。在中行说的鼓动下，老上单于在给汉帝回书中口气傲慢，对汉朝使臣也威逼利诱，动不动就索要钱物金银，不给就威胁秋熟后大发兵马入汉境中践踏。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十四万入侵，杀汉朝北地都尉，俘抢大量人畜。汉军赶到当地反击，人影也看不见，无获而还。老上单于死，其子军臣单于继位，也是时而和亲时而入侵，杀略汉人很多。汉景帝继位后，情形还是如此，七国之乱时，匈奴还想与反叛诸侯王里应外合攻击汉朝。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后，延续政策，匈奴继续和亲，通关市，厚赐单于。所以终景帝之世，匈奴没有太大的入寇。
汉武帝继位后，继续开通关市，厚遇匈奴。但刘彻为人坚毅勇猛，又承"文景之治"遗留的强大国力，憋了好几辈子对匈奴的仇恨太想一泄而出。恰逢马邑人聂壹愿意假降匈奴，想诱匈奴入关，献计说汉军可埋伏人马伏歼匈奴。武帝大喜，伏兵三十余万，等待匈奴入伏击圈。也许戏演得太过，匈奴单于还离马邑百余里，就见漫山遍野都是牛羊（汉军以此为诱饵），匈奴人感到非常奇怪。就近攻陷汉朝一个亭守，俘虏雁门负责巡边的一个尉史。此人怕死，把汉朝的计划告诉单于。匈奴连忙后退，自此汉与匈奴断绝关系，军臣单于变本加厉，汉朝边境不断受匈奴骑兵袭寇。
公元前129年，汉武帝遣四路大军进攻匈奴，这是汉朝建国以来的首次先发制人。最终三路皆北，只有卫青一军得胜，斩首七百。虽属小胜，已经为汉军大伐匈奴进行了热身训练。不久，卫青精骑三万出雁门，斩首数千。转年，又转战陇西，击败匈奴楼颂、白单二王，斩首数千，得羊百余万，尽取河南之地，筑朔方城（内蒙杭锦旗附近），修缮秦朝蒙恬所修的塞垒，凭依黄河为固。军臣单于死后，其弟伊稚斜单于立，不停地进攻雁门、代郡、定襄、上郡等地，杀略人民。汉武帝又派卫青率十万人马，出塞六七百里，击破匈奴右贤王，俘人众一万五千多人，小王十余人。隔年，卫青十多万大军又出定襄数百里击匈奴，前后斩首一万九千多级。骠骑将军霍去病（卫青外甥）师万余人马出陇西，过焉耆山千余里，斩首八千多，得休屠王祭天金人一座；又出陇西、北地二千里，过居延，攻祁连山，斩匈奴三万，俘小王数十，整个河西走廊全部为汉所有。逃之途中，匈奴人悲歌道："失我祁连山，任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元狞四年（前119年），霍去病与卫青相约会兵绝漠共击匈奴，两军大战一日，匈奴大溃，汉军连夜穷追不舍，斩首一万九千。霍去病出代郡二千多里，与匈奴左王交战，歼敌七万多，俘虏屯头王等匈奴贵族八十余人，乘胜杀至狼居胥山（今蒙古境内），并于此举行祭天仪式（封狼居胥）。自此，"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此时的霍去病才二十一岁，被封卫大司马。霍将军两年后病死，年仅二十三。恰如一颗闪烁灿烂的流星，来之急，去之也速。如此年青的英雄将一生四战匈奴，歼敌斩首十一万，河西、酒泉尽为汉有。他更有"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千古名句，真是人杰中的人杰。难怪连睥睨一切的李太白也有诗叹道："严风吹霜海草凋，筋干精坚胡马骄。汉家战士三十万，将军兼颇霍嫖姚。流行白羽腰间插，剑光秋莲光出匣。天兵照雪下玉关，虏箭如沙射金甲。云龙风虎尽交回，太白入月敌可摧。敌可摧，旄头灭，履胡之肠涉胡血。悬胡青天上，埋胡紫塞旁。胡无人，汉道昌。"（《胡无人》）（日后岳飞"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慷慨，实慕大汉豪情。）
汉武帝亲至朔方，以天子之尊巡边，随兵十八万，浩浩荡荡，遣使见乌维单于，扬言："南越王头已悬于汉北阙下。现今，单于敢于战斗则迎前，不敢就向汉朝南面称臣，何苦远逃遁走，藏于漠北苦塞之地！"又过数年，革是候单于立，惟恐汉朝来袭，反过来卑辞下意上书："我儿子，安敢望汉天子！汉天子，我丈人行。"直到武帝临死，当时的狐鹿姑单于虽然来信语气强横（"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不为小礼以自烦"），但前后被汉军勇追猛杀二十多年，疲苦已报。待到汉宣帝时已经没有太大的侵扰。呼韩邪单于继位后，与其兄郅支单于互攻不断，公元前54年，两个单于窝里斗大战，两败俱伤，同时向汉朝乞援，遣子入侍（送儿子当人质），同时依旧例请求和亲。
唐朝诗人戎昱有诗叹曰："汉家青史上，计拙是和亲。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岂能将玉貌，便拟静胡尘。地下千年骨，谁为辅佐臣。"另一个诗人苏郁就更损，他作诗道："关月明悬青冢镜，塞云秋薄汉宫罗，君王莫信和亲策，生得胡雏虏更多！"
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公元前51年，呼韩邪单于希望入朝朝见汉宣帝。汉朝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其所经过的州郡道边皆整齐地陈列甲骑，皇帝在甘泉宫亲自接见他，宠际殊礼，位在诸侯王上，赐单于冠带衣裳，黄金玺印，佩刀弓矢，锦绣绮谷杂帛。皇帝于长平接见单于，令群臣及各国使臣列观。汉宣帝登渭桥，众人夹道欢呼万岁。一个多月后，呼韩邪单于归国，汉朝遣一万六千骑护送他直到朔方鸡鹿塞。又派人运送军粮，出兵帮他诛除不附之人。西域诸国见匈奴降服中国，都望风使舵，纷纷向汉朝臣服。
呼韩邪单于的哥哥郅支单于西移后，兼并匈奴支部，又击破乌孙、乌揭、坚昆、丁零等国，并定都于坚昆故城。由于怨恨汉朝帮助呼韩邪单于，距离汉地又遥远，郅支单于开始态度对汉朝不恭敬，常常借故困辱汉朝使臣。汉元帝初元四年（前45年），郅支单于派使臣到长安，要求作为人质的儿子回国。朝廷想派遣卫司马谷吉送郅支太子回国，御史大夫贡禹等人认为郅支单于所在绝远，又归化之心未彰，建议朝廷使者送郅支太子到边塞就可以。谷吉也是个倒霉蛋，飞蛾扑火，自己上书表示："中国与夷狄的恩义绵延不绝，现在已经在国内养其太子十年，德泽甚厚，如果不把人送到老家，有弃捐不顾的意思，会使匈奴忘记前恩而生怨心。我有幸能成为使臣，肯定要勇敢前往。万一匈奴杀掉臣下，肯定会畏罪远逃，我国边境就会安宁清静。死掉一个使臣而使百姓安乐，正是为臣所愿。"汉元帝以谷吉上表宣示群臣，贡禹等人仍坚持不可，认为谷吉去匈奴内庭肯定会为汉朝取悔生事。右将军冯奉世认为可以，汉元帝就派谷吉等人出使匈奴。迢迢千里把郅支太子送回国都，单于不仅不领情，忆起这几年汉朝不帮自己偏向呼韩邪单于的旧怨，一怒之下把谷吉等人杀掉。痛快过后，细想已经和汉朝闹翻，呼韩邪单于又在近外觊觎不已，就率众往西直奔康居。康居国王和郅支单于互相嫁女于对方，成为姻亲。康居国王的原意是想狐假虎威，依靠郅支单于的影响威吓邻国。郅支单于多次借康居兵功打乌孙，杀略抢劫，乌孙不敢抵抗，空边千里无人居住。郅支单于打胜仗后更加骄横无礼，寻茬怒杀康居国王女儿及贵臣、人民几百人，有的杀掉后甚至肢解扔入河中。又强迫康居国人替他建筑城防，遣使威胁阖苏、大苑等国给他进贡。汉朝三次派使臣向郅支单于索取谷吉等人尸骨，郅支不肯，并且困辱使者，百般欺骂。
建昭三年（前36年），本文豪言状语的主人公陈汤奉命到西域。陈汤，字子公，好读书，善属文。他年青时家里很穷，常常四处向人借钱度日，同乡人很讨厌他。到长安后，富平侯张勃看中他的才能，于元帝初元二年上荐他为茂材。陈汤做官心切，父死也不回家奔丧，为司隶所究，连累得张勃也被削夺封户二百。根据汉法，陈汤不孝应下狱，后来因为他确实有才，被推荐为郎官。陈汤自己也觉自己在都城呆着很没面子，多次上书请求出使外派。正赶上甘延寿为西域都护，他就从西域副校尉的身份一同去往边塞。
陈汤为人深沉智勇，"多策谋，喜奇功"，一路上每经过城邑山川，都要登高望远，观察地形。到西域都护治所以后，陈汤对甘延寿说："夷狄之人畏服强者是他们的天性。西域本来就是匈奴的地盘，郅支单于又威名远闻，不时侵陵乌孙、大宛等国，又常常为康居国出主意四出劫掠，假设他哪天灭掉乌孙和大宛，挟众四处扩张，数年之间那些向汉朝进贡的城郭国家肯定都会被他灭掉。而且郅支单于为人剽悍凶猛，喜好征伐，屡战屡胜，长久姑息，以后必为西域大患。郅支单于虽然所在绝远，但匈奴传统上没有坚城劲弩的守备，如果我们调发屯田兵士，加上乌孙国士兵，出其不意直攻其城，他跑也没地方去，守城也不足自保，千载之功，一朝可成。"甘延寿觉得陈汤话很有道理，想上奏朝廷请求发兵。陈汤说，"朝廷那些公卿大夫议事，都是空讲道理侃侃而谈，肯定不会依从我们的计谋。"甘延寿坚持要上奏。正巧那些日子这位西域都护久病不愈不能听事，陈汤自己就假借朝廷名义征发西域各城郭国兵以及屯田的汉军。直到城外大军调动纷纷，甘延寿才惊觉，想出外制止。陈汤大怒，接剑怒叱甘延寿："大队人马已经集结，你小子敢阻挡众军吗？"甘延寿无可奈何，就依势就势，一起部勒行阵，增加扬威、白虎、合骑三个纵队，共有军人四万多。同时，他们上书自劾矫制出兵的情状，即日出兵。
四万大军分为六队。三队从南道越过葱岭直向大宛，另外三队从北道入赤谷，经过乌孙，到达康居国境。行进中赶上康居副王带数千骑人马侵掠赤谷城，他们不仅抢夺到大批畜产，还常常侵袭汉军。陈汤命所部西域联军进攻康居副王，杀死四百多人，夺回被康居副王俘虏的赤谷城民，把俘获的牛、羊、马作为军粮。到达康居东界后，又严禁军人抢掠当地人，并与当地的康居首领饮酒为盟，谕以威信。大军势如破竹，一直到单于城六十里才停军立营。同时，当地的康居人也怨恨郅支单于的残暴，把城内匈奴人的实情尽数告知给陈汤。
转日，大军又前行三十里，扎营待命。直到此时，郅支单于才知汉兵已到眼前，慌得他急派使臣前来问询："汉兵为什么来？"陈汤答："天子可怜单于远弃国土，屈身于康居境内，现在派西域都护前来迎接单于一家回去，怕惊动单于，所以没有直接抵达城下。"如此，双方使节往来数次问答。甘延寿、陈汤觉得时机差不多了，攻城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就责让郅支单于使臣："我们为单于而远道前来，至今没有名王大人前来拜见听命，郅支单于怎么这么无礼！我们兵来道远，人畜疲惫已极，军粮又快吃完了，恐怕这样子回不去，希望单于与大臣赶紧商量回复我们。"
第三天，联军前进，距城三里扎阵。向前望去，单于城上遍布五彩旗幡，数百人披甲站立于城上，又有百余骑在城下来往驰骋，以耀兵威。城门口还有百余步兵摆成鱼鳞阵，操练演习。城上人还不停向联军叫喊："前来进攻啊！"如此等等，反而暴露出郅支单于的胆怯和心虚，这就像人走夜路大声叫唤，给自己壮胆而已。正观望间，匈奴骑兵百余人朝联军阵前驰来，汉军把弩机瞄准来人，匈奴兵掉转马头跑了回去。陈汤命令联军向城门口的骑兵步兵放箭，吓得那些人都跑回城中。甘延寿、陈汤亲自击鼓，诸军立时齐向前冲，直扑城下，穿堑攻城，以劲弩射得楼上披甲兵士跑往楼下。由于土城外有木城，匈奴兵从木城栅格里向外射箭，杀伤不小。联军纵火烧掉木城，天黑时数百骑匈奴禁不住大火灼烧，趁黑往外逃，全被迎头射杀。
郅支单于刚开始知道汉兵来到的消息时，本来想逃跑。但他怀疑康居人怨恨自己而作汉兵的内应，又听说敌国乌孙及其他城郭国都出兵助汉人征伐自己，感觉无所逃遁。当时他已经带人出城，思前想后，决定回城坚守，对左右说："汉兵远来，不能久攻。"郅支单于身披甲胄在楼上指挥，他几十个大老婆小老婆（阏氏夫人）也很英勇，都操弓向汉军射箭。联军矢发如雨，一只箭不偏不倚已中郅支单于大鼻子，几十个夫人也死伤殆尽。郅支单于勉强支持，下城骑马，逃入内城。半夜，木城被联军攻陷，守城匈奴兵向城外大呼，当时还有亲匈奴的万余康居骑兵绕城环行，声援匈奴。黎明时分，四面火起，联军士兵大喊登城，锣鼓惊天动地，汉军推着攻城车攻进土城中。见势不好，康居兵逃走。汉兵攻入内城，到处纵火，联军士兵蜂涌入内，格斗中郅支单于被杀，脑袋为汉兵杜勋一刀割下。此次战役，共斩单于阏氏、太子、名王以下一千五百多级，生俘一百四十五人，投降的匈奴有一千多人。
大胜之后，甘延寿、陈汤给汉元帝发去那封流传千古、扬眉吐气的疏奏：
"臣闻天下之大义，当混为一。匈奴呼韩邪单于已称北藩，唯郅支单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为强汉不能臣也。郅支单于惨毒行于民，大恶逼于天。臣延寿、臣汤将义兵，行天诛，赖陛下神灵，阴阳并应，陷阵克敌，斩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悬头槁于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此雄辞壮语，想必非军中文书所为，是由陈汤自己亲自撰写，史中明载陈汤"善属文"，后来他还不断替人"写状子"，因此可以想见这位文武全才的大汉将军当时果真是"气吞万里如虎"。
功高赏微 后事默默
建立如此不世之功，书奏朝廷后，丞相、御史都怪罪陈汤、甘延寿两个人矫制发兵，中书令石显又因为怨恨甘延寿不娶她姐姐的前隙，乘间攻击两个人为国生事招难。由于陈汤本人确实有贪财的毛病，击败匈奴后把不少胜利品归为己有，也为司隶校尉所弹劾，并派人前去按验审查。陈汤上疏："臣与将士共诛郅支单于，万里振旅凯旋，应有使者于路上慰留欢迎。现在司隶来审查按验，是为郅支单于报仇阿。"元帝觉得有理，诏令州县准备酒食于路劳军。甘延寿、陈汤回朝后，石显等人不断上书二人乘危侥幸、矫制兴军之罪。汉元帝内心其实很叹赏两人大功，但汉法严历，因此迟疑不决，赏罚诏令一时间也拿不定。最后，宗室刘向上疏："郅支单于囚杀使者吏士以百数，伤毁大汉国威。甘延寿、陈汤总百夷之君，揽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绝域，斩郅支之首，悬旌万里之外，万夷慑伏，真不惧震。立千载之功，建万世之安，群臣功劳莫过于此！武帝时代贰师将军李广利兴师五万，费钱数亿，经四年劳顿，仅获骏马三十匹，武帝仍不录其过错，封拜军人共两侯、三卿、二千石一百多人。现在甘延寿、陈汤不劳汉师，不费斗粮，斩郅支之首，功高百倍于贰师将军。应该高官厚爵，以奖有功。"于是汉元帝拜甘延寿义成侯，陈汤关内侯，各食邑三百户，另赐黄金百斤。
甘延寿不久病死。汉成帝即位后，从前诋毁他们两人的匡衡等朝臣又复奏甘、陈二人盗收康居国财物，陈汤被免为民。后来，陈汤又犯事下狱当死，因前功被免贬为士兵。
十多年后，西域都护段会宗为乌孙兵围困，上书告急，希望朝廷征发敦煌士卒救援。当时的丞相王商、大将军王凤及百官商议数日也做不了决策。王凤最后对汉成帝说陈汤对西域事了解很多，可召见问他的意见。陈汤在攻打郅支单于时患上严重的风湿病，双臂都不能伸屈。皇帝召入后免其拜礼，把段会宗的告急文书给他看。陈汤久废在家，一肚子怨气，辞诉说："将相九卿都贤达聪明，小臣区区一个残废人，不值得问我国家大事。"成帝说："国家有急，您不要推辞。"陈汤想了想，说出自己的看法："臣以为肯定没有什么事，敌围自解。"成帝问其原因。陈汤说："胡兵五个才能当一个汉兵，因为他们的兵器质量不行。最近听说他们的铸造技巧已效仿汉人得以改进，仍然是三个当一个。现在包围段会宗的乌孙兵人数不足战胜汉军，又不能久攻，不出五天，当有好消息传来。"四天之后，段会宗疏奏果然送到，报告敌围已解。由此，大将军王凤上报皇帝以陈汤为从事中郎，参决军政事宜。从陈汤一席话中，可以想见当年的汉人是那么壮勇，身高马大的"胡兵"手执利刃，三个人仅仅能敌一汉军。孰料到了南宋末期，数万宋军乘人之危，攻击几千被蒙古打败的金国兵，反而又被这些残卒败兵所打跑。
陈汤复官后，老毛病又犯，常常受人金钱为作奏章。后来王凤的政敌成都侯王商执掌朝政（王凤王商虽为兄弟，但权利之争会使父子兄弟水火不容。另，此王商不是先前的丞相王商），又指奏陈汤惑众不道和大不敬之罪，贬至敦煌。敦煌太守奏："陈汤先前亲诛郅支单于，威行外国，不宜近边塞。"朝廷又把他迁到安定安置。最后，还是议郎耿育上书皇帝，称陈汤"老弃敦煌，正当西域通道，令郅支遗虏所笑！至今奉使外蛮者，未尝不陈说大汉诛杀郅支单于的国威。朝廷现在贬窜功臣，使其死无其所。今国家既无文帝累年节俭富饶之畜，又无武帝枭俊擒敌之臣，独有一陈汤耳！"书奏后，陈汤得于回归长安家中，不久病死。大英雄荣耀一时，大半生落寞，毕竟是节行有亏，不能善始善终。思及种种，反倒觉得他是个真正立体的人，有功有过，能喜能忧，千载之下，凛凛犹生。正是：
"寒日征西将，萧萧万马从。吹笳覆楼雪，视纛满旗风。枪垒依沙迥，辕门压寨雄。燕然如可勒，万里愿从公。"
何如一曲琵琶好 鸣镝无声五十年？
话说回头。郅支单于被诛后，呼韩邪单于又喜又惧，上书表示又要亲自来汉朝见皇帝。元帝竟宁元年（前33年），呼韩邪单于亲身来朝，礼赐如汉宣帝时，衣服锦帛则加倍。单于顿首拜谢，又提出愿作汉朝女婿永作皇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王昭君号宁胡阏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师，为右日逐王。"
观班固所著整部《汉书》，涉及王昭君的不过寥寥三十七字。班固是东汉史学家，其书大多承袭其父班彪的六十五篇《后传》（此书是为续补《史记》），几乎就是记载当实最真实情况的信史。）到了南朝宋范晔的《后汉书·南匈奴传》，有关王昭君的记载已经有所铺陈：
"初，单于弟右谷蠡王伊屠知牙师以次当（为）左贤王，左贤王即是单于储副。单于欲传其子，遂杀知牙师。知牙师者，王昭君之子也。昭君字嫱，南郡人也。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以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斐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然难于失信，遂与匈奴。生二子。及呼韩邪死，阏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书求归，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焉。"
自古至今，有关王昭君的诗词近千首，最早当属北朝诗人庾信的《昭君辞应诏》："片片红颜落，双双泪眼生"。众多诗篇中以杜甫和李商隐的诗句最为著名："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别怨恨曲中论。"（《咏怀古迹五首》杜甫）"毛延寿画欲通神，忍为黄金不顾人。马上琵琶行万里，汉宫长有隔生春。"（《王昭君》李商隐）。而支持汉朝和亲，认为王昭君幸福生活的最早当属唐朝张仲素："仙娥今下嫁，骄子自同和，剑戟归田尽，牛羊绕塞多"。还有北宋王安石："汉恩自浅胡思深，人生乐在相知心。"此外，今人翦伯赞也有诗："汉武雄图载史篇，长城万里遍烽烟。何如一曲琵琶好，鸣镝无声五十年。"
究其实也，一自幼生长于湖北的年青女子，迢迢万里，自长安远赴大漠苦寒之地，背井离乡，故国渺渺，置身于一个全然不同的陌生地方。艰苦定居下来，十多年后儿子被杀，想回国又因"政治任务"被迫继续留下，按匈奴风俗又下嫁给自己的儿子辈继续做"阏氏"，对于浸染于中原文化中的一个弱女子，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因此，万古千秋，我们都能在历史的回声中听见绝色美人王嫱微弱的、无可奈何的叹息。
公元48年，即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匈奴又分裂为南北两部分，南匈奴汉的呼韩邪二世单于臣服斗国。南北两部匈奴互攻，南匈奴不敌，东汉就把南匈奴全部迁入长城以内，并设置护匈奴中郎将、度辽将军等职，反而派兵去保护南匈奴免受北匈奴的侵掠。公元73年，东汉明帝永平十六年，大将窦固从酒泉出发，占领匈奴最肥沃的土地之一伊吾卢（今哈密），驻兵屯垦。公元89年，东汉和帝永元三年，大将窦宪与度辽将军邓鸿和南匈奴单于共同进军，会师涿郡山（蒙古阿尔泰山），深入大漠，一直追到稽落山（蒙古古尔班察汗山），终于击溃北匈奴主力，斩首一万三千级，共有二十多万匈奴人投降。窦宪"勒石燕然"，在燕然山上坚立巨大的石碑纪念这次大胜。公元91年，窦宪属下大将耿夔、任尚又再次大胜北匈奴，俘虏其太后亲王五千多人，北匈奴单于仅有数骑于混乱中落荒而逃。自此北匈奴残余部落在漠北再也无立足之地，一路向西流亡。3个世纪后，匈奴未被杀尽的余部终于侵抵黑海北岸，导致了原居民西哥特部落向西侵入多瑙河。而多瑙河原住民汪达尔部落又被这帮"失败者"赶得向西侵入罗马帝国。强盛一时的罗马帝国经不住这些野蛮民族的滚滚大潮，最终灭亡。所以，窦宪将军的一击，恰似一根强有力的手指推倒了一个多米诺骨牌，导致了影响整个世界格局的民族大迁徙。北匈奴汗国逃亡后，南匈奴内附中国，再也不成气候。公元216年，最后一位呼厨泉单于去邺城拜见曹操，大丞相"因留不遣"，分匈奴分五部，正式结束了匈奴的历史。这些部落只在西晋灭亡后会昙花一现过，建立过后汉、后赵，皇帝都姓刘，冒称是汉朝皇帝的后代，给中原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为"五胡乱华"的第一名。但很快就被鲜卑和羯人灭掉，消失并融和在中国北方民族之中。
何新：我向你们的良知呼唤
我向你们的良知呼唤——何新1990年在北大的讲演
时间：1990年6月24日上午9－12时
地点：北大礼堂
演讲者：何新
说明：1990年6月，应北京大学党委及学生工作部邀请， 何新对1990年应届毕业生做了一次毕业前政治演讲。当时学生仍处在较严重的对立情绪中（6月4日曾发生事件）。何新事后说，那次演讲是他生平所经历最惊心动魄，也最艰难的场面之一。
一、开场白
（何新入场登讲台。满场哄闹。有人故意敲椅子，有嘲骂声，大声嘘和吹口哨）
看来大家很不欢迎我。
（学生笑，起哄。有人喊：“那你还来？”）
我没上过大学，可是跟北大好像还真有点缘分，1985年以来，每年总有机会来此讲一次。
（学生哄笑，嘘。口哨。有人喊：“话筒靠近点，后面听不见”）
（靠近话筒）上一次来，我记得是去年四月份，在那个电教报告厅。从那次到现在，过了一年多。这一年当中，北大、中国、世界都发生了很多事情。今天重来此地，感慨良多。什么感慨呢？我知道，我此时到此地来，不合时宜……
（有学生喊：“对！”“你还有自知之明！”鼓掌，笑声、嘘声）
但我今天既然来，就是准备上这个炉子烤。正如《三国演义》里说的……
（嘘声。有人喊：“你想舌战群儒吗？——“他是来单刀赴会！”）
我来之前，曾经有朋友劝我……
（有学生大声喊：“我们也劝你别来！”笑声，哄闹，鼓倒掌）
劝我的人说，你现在到北大干嘛去呀！“六·四”那天刚出了事情。老实讲，临来前，我也忧心忡仲。现在坐在这看着大家。……我心情很沉重。
（学生哄，笑，喊：“你沉重什么呀？”）
说句实在话，我来是想跟你们交流一下想法，刚才那位老师说，请我来是给你们作思想教育……
（学生大哗，笑声，嘘声，鼓倒掌）
你们笑，我也觉得可笑，我这个人自己受的教育还不完备，大学都没读完，我哪有资格教育你们呢？我来，就是想和大家说说心里话……
（有学生喊：“说吧！”有学生喊：“有屁快放！”“看你还能说什么？”……）
我刚才进来时听到有人骂我。骂，对我可不新鲜，我这个人挨骂是挨惯了。现在我的这个骂名呀，似乎传遍了全世界。我今天给你们带来了一点材料……
（学生大笑，鼓掌）
（举起材料给大家看）这是《纽约时报》。这么大一张照片，世界性的报纸，题目是“A Defender of Deng Tells Why He Is”（一个邓的卫道士陈述他为什么这么做）。
（学生笑，哄闹声）
这是《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也这么大的照片。题目“一个保守主义者如是说。”
（学生大笑，叫好，鼓掌）
（也笑）我就知道你们会喝倒彩。我还带来一些信（举信），你们想骂人，骂得可能不痛快。听听这些信，也许正是你们想骂的。先读一封匿名信：“何新，你是中国民主精神的叛徒，你是中国知识界的败类！因此，中国知识分子审判团，对你从精神到肉体宣判死刑。”
（全场哄笑，大声鼓掌，喝彩）
别急，还没念完呢：“我们要绞死你、砸烂你的狗头！让你下油锅。你做好准备吧！”署名“中国知识分子锄奸团”，1989年8月1日。这是典型的文革语言。
（大声哄笑、鼓掌）
还有更漂亮的呢（又举起一封信）：“何新，你这只卑鄙无耻、卖身投靠的哈巴狗，你将永远被钉在文明的耻辱柱上。如有可能，我***，再生一个人作何新！”
（笑声。台下有人大声说：“这有点太过分了！”）
他还说：“有胆量的话你可以举报。”放心，我不会举报。。这信我得留着，这是宝贝，纪念品。花钱还买不着，哪舍得交公安局？（举起一张有漫画的信纸）再看这件，这是艺术品！（读：）“何新，不老实的人，即使做了老实的事也不会赢得人的信任（作者是在引用去年8月间上海一张小报上骂我的话）。你的大作我们都在《中国青年报》上拜读了。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耻笑你，骂你是条疯狗，时机一到就想咬人。而我认为你充其量不过是一条劣等的疯狗。”署名：“一名大学本科读完的人。”这是暗示本人没上完大学。我不知道写这个信的人是否今天在座？
（学生交头接耳，叽喳议论，渐静）
去年到今年这一年当中，发生了这么多的事。让人如何不感慨啊！如果你们有兴趣。我还可以给你们念，看港台和老外的文章怎么骂。如今我里外不是人。这么挨骂，可我还是来了。干嘛来呢？来，当然不是希望来找骂的。有人现在传说，说何某现在做大官了。什么官呢？说鄙人要当社科院的副院长。还有这样那样的说法。我想在座的可能都听说过。这真应了古人一句诗：“于今腐鼠成滋味，猜疑鲲鹏议不休。”
可我告诉你们，如果何新真当上了什么官，你们可以任意拉一帮人，去把我家的大门扒掉。
（学生议论，笑，“这要犯罪啊，谁敢扒呀！”）
敢不敢，那是你的事。我的意思是，第一本人从来不想当官，第二我也不可能当官。其实我的处境是两面受困。洋老爷骂我是邓的走狗；另有人骂我是漏网的“精英”。各种匿名信写给中央，据说还有从美国寄过来的。当然自称不是搞“民主”的精英，署名是“海外爱国人士”。揭发我一贯搞自由化，整理出我所有著作里面的自由化言论，寄给各个有关部门。就我听说的呀，材料至少有这么厚一叠。所以我的日子并不好过。说不定哪天也会点我的名。
可是尽管如此，八面来风，我呢，清夜扪心，问心无愧，还是睡得踏踏实实。检点平生，我是既不懊悔，又无遗憾。仍然坚持我的观点，坚持我的立场。为什么？这就是今天我想跟大家谈谈的。
（会场稍静）
今天来，我是想告诉你们，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如果说，一个人不是想当官，不想往上爬，人们就会问：那你干嘛要帮共产党的忙？不是叫“走狗”嘛？为什么要做走狗啊？好吧，我要告诉你们为什么！
当然，我不想给大家搞什么思想教育，我也不会。我不是共产党员，也没做过政工干部。退一步说，我从来倒都是受教育的对象。那么有人就要问，既然如此，为什么你今天坐在这个台子上啊？你有什么资格坐在这儿啊？
有什么资格？不是以什么学者的资格，什么头衔的资格——这一套我从来蔑视之。就以我是一个中国人的资格！中国今天面临着危险，重大的危险！威胁你们，也威胁到我，威胁到每一个中国人！所以我不能不说话！
（会场稍肃静）
从去年4月到今天，我一直注视着你们。我知道你们有人怨恨我，因为我反对了你们。可是你们知道你们在做什么？你们为谁这样做？谁在为你们鼓掌？——我们民族的敌人！有人要借你们的手，拆碎中国，灭亡中国。而你们，却把他们看作中国的救星。在帮他们，那些为你们叫好的人中，就有这种人！
（学生骚动，交头接耳，议论）
是的。对去年的整个事件，我有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想法。和你们不同。不是据说要搞民主吗？思想自由吗？那么我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吗？可以坚持自己的想法吗？如果可以，为什么要写那种肮脏的匿名信？为什么要骂街？为什么搞人身攻击？为什么造谣诽谤？为什么威胁要搞暗杀？
（会场静）
我的想法从哪里来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从地下挖出来的，也不是任何人授意灌输给我的！从1985年以后，我几乎没参加过任何国内学术会议。我从未参加任何小集团。有人说我举报了三千知识分子。可是全中国出大名的知识分子，我平生真正认识的恐怕还没有超过一百人。什么这个圈，那个帮。我一概鄙视之！
我可能是有点知名度。要没有知名度的话，《纽约时报》、《基督教箴言报》，大家都知道，这都是世界第一流的大报，不会用那么大的篇幅来扭曲我、来骂我。正是他们这么骂我，我才知道自己可能有点重要性。但骂人？我不在乎。骂吧！我就不信人能被骂死。古人说：千夫所指，无疾而死。那是心里有愧，作了亏心事。或者是懦夫，胆小鬼。自从进入学术界以来，我挨了多年骂，至今没被骂死，照旧是我行我素。
我的知名度哪里来的？我非出身显贵，也没有什么大官人作背景。我知名仅仅就是因为对任何事物，我坚持自己的独立思想。我一不屈从．二不盲从。我从不怕什么名人的权威。但我也不怕多数人的另一种权威。我用自己的眼睛看事物，更用自己的脑袋想问题。就凭着我这一套独立的思想，我坚持自己独立不阿的人格。
当然，在实际生活中，我也有屈服的时候，那或是因为我错了，或者就是生存的一种策略，暂时的。
（学生笑声，低声议论）
我追求这种人格的独立。用一生来追求！所以我不会去从政作官。现在孔孟之道名声很臭啊。但是我喜欢孔孟的人格主义。孟子好像有这么一句话，叫作：“道之所在，虽千万人逆之，吾往矣！”我欣赏这句话，而且履行这句话。所以今天我到此来了，我告诉你们，不要说这只是一千人的会场，不要说这是一个火炉子，只要道义所在，哪怕千军万马，粉身碎骨，本人照去！
（学生低声议论）
今天在坐的有一位朋友，是某报的一位记者。他是见证。去年6月1日，有一个出版社的朋友，到我家来告诉我：“何新，我在天安门广场高自联的帐篷外听说，‘革命’成功以后，要把知识分子中的叛徒吊在天安门广场上的电线杆子上，据说第一个就是你！你出去躲躲吧。”
（学生交头接耳，议论）
我说老子不躲。我要组织人去广场，跟他们对抗。现在就去！老实说，当时我已经在作对抗的准备，死算什么呀！吓不倒我。
（零星有掌声，低声议论）
在今天有勇气的人，美国人说，在社会主义国家，是方励之一类。可依我看，此公是徒有虚名，其实是个懦夫。每个人都知道，从某个时期以来，坐在这个讲台上骂现实、骂这个制度，并不需要勇气，倒能得到国内外的满堂彩。谁敢替这个制度、替这个国家、替这个民族，辩护，讲话，那才真需要一点勇气。
1985年的时候，我第一次到北大讲演，说是一种邀请。可我难道不懂嘛？就因为当时我在《读书》上发表了一篇批评刘索拉、徐星那个无主题变奏的文章，有人就要炼我！
就是从那时起，给我造出无数的谣言。那天刚一进校门，就有人递过来一本刚出的杂志，贵校《研究生学报》的创刊号。第一篇文章是《评＜诸神的起源＞的谬误》，我的思想言论中肯定多有谬误。但是，我是不胜荣幸之至！这几年，凡是能臭我的东西，都有资格上头版头条。《历史研究》、《文艺报》，都是最权威的报刊，去查查嘛！所以那次来，我也是准备好被你们轰下去的。但是我感谢北大的同学们，那天我讲完后，你们还是给了我热烈的掌声。从那以后，我虽和北大人仍是多不相识，可是已成为有缘的
朋友。
从那时起，我就感到北大还是有一种精神。我今天到北大，就是要寻找和呼唤这种精神。我来寻找北大同学的良知，寻找你们内心中的理性。不是说这是民主与科学的校园嘛？好啊，我来试试。我跟大家讲真话。也许我说的是对的；也许我说的是错的。但是我保证只说出自内心的真话。
我现在和大家订一个君子协定，如果你们觉得我讲的是瞎话，你们可以采取任何行动。我也自动下台！
（学生议论，有人喊：“快讲吧，我们听你讲！”有嘘声。）
但是如果你们觉得，不管我讲什么，是真话还是假话，人话还是鬼话，根本没有必要听。少跟我们来这一套，滚！那么大家可以举起手来，超过50％，我马上提起包来，自动下台。
（学生议论，有人笑，有人喊：“说嘛，快说你的观点吧！我们想听。”）
（等待片刻）好像没有人举手。
（有学生急，喊：“讲啊，快讲吧，没有人举手。”仍有嘘声，）
我再等几分钟。我又听到几个嘘声。我知道今天有人在底下串好了要整我。这世界是怎么回事，难道我还不懂吗？要论捣乱，我从小就是捣乱分子。你们也许有人读过我的自传。什么起哄架秧子，什么暗杀、匿名信，黑社会，我都见识过。文革时期当反革命，手铐我带了半年多。你那个“嘘”声没意义，吓不倒我。
再说一遍。如果有人说何新，你给我滚蛋，我们根本不想听你讲任何话。就请举起手来。超过全场人数的50％，我马上夹起书包滚蛋！如果没人举手，那么对不起，我就要会场建立秩序！
（有学生喊：“别捣乱了！听他讲！”“我们北大允许你讲。”这时有十来人起身退席）
刚才有同学说，要听我讲。好，谢谢你！有人退场了（笑），我也谢谢你们。有人说，今天你这开场白太长了。干嘛拖这么长还不进入正题啊？我没办法！从我一进场就有人拿火炼我呀！不想让我讲啊！
我也是人，有我的感情。所以请原谅，我有一点动气，有一点激动。刚才的开场白长了，以下进入正题。（会场渐沉静，出现了秩序）
二、动乱的警告
记得去年我在北大报告厅作演讲时，正是动乱前夕（4月5日），当时我好像预言了中国将会发生某种事件，发生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因为那个时候，我感到，思想文化界中已经出现一种毒化的气氛，动员人们起来激进造反的气氛。
当时我曾对你们说，我有一种预感，感觉这个国家要出事。我说我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我说我思想中的许多概念，已经越来越糊涂。比如说，对当时人人热衷于谈论的“民主”这个概念，我说我越来越弄不懂了。
记得当时我向同学们提出过一个问题———今天到会的同学中，不知是否有那次也在场的？（有学生答：有！）我说，现在大家都说要民主，可是我却不懂，你们说的“民主”到底是什么？我说，我给大家时间， 请哪个同学起来具体地告诉我。当你说你需要民主的时候，第一你要的是什么？第二你要的是什么？第三你要的是什么？请站起来回答我。
但是我等了几分钟，却没有得到任何回答。于是我对你们说：我看你们所谓民主，只是对某种政治不满的情绪性宣泄，是政治目标毫不明确的鼓噪。我说这种情绪，是十分有害而危险的。因为它极容易被人所利用，它将使共和国陷入危险的境地。所以我担心，巨大的民族灾难就在前面等着我们！这不是事后诸葛亮的见解，当时在场的人都可以作证。
（会场肃静）
我可以说，在很多方面，很深的意义上，我理解在座的每一个人，理解你们经历了去年事件后内心的创伤和悲怆。我也理解当时在街头的所有的人们，所有的老百姓。为什么，就因为我和你们同样是普通百姓当中的一员。
而如果说区别，区别就在这一点上。我充分意识到1989年事件的复杂政治背景，意识到它可能毁灭中华民族的演化方向。因此我憎恨那些煽动民族分裂、国家动乱的内外挑唆者，痛恨那些准备坐收渔人之利的内外渔翁。
我知道，现在一些同学处于这样一种心态：我什么也不信了。我有的就是情绪，我要的就是斗争。但是你们想过没有，这样下去，这个国家的前途如何？
这里有份材料，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份材料是我在1988年发表在香港《明报月刊》上的。从这里面，我想，大家也许可以理解我，理解我为什么对你们的学潮，对所谓“民运”，会持有我现在的观点。
我在这篇文章中说：作为一种假想的政治预测，我们今天有必要考虑如下一种局面在今后十至二十年内发生的可能性。（以下读文章略）也就是说，我预言了街头抗议和暴力运动，预言了第二次文革和天安门事件重演的可能性。最后我断言，如果连续发生社会动乱，由于中国各地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状态，由于中国所处国际环境的复杂性，那么可以预测，将导致地方政府向藩镇割据的分裂局面演化。统一的中国将解体。中国在政治经济上
将进入一个复杂、动荡的分裂时代。
这是对未来形势演变的一种假想。这个假想是我在1988年11月份发表的。但是有人可能反驳我，说我受中国大一统的思想影响太深。说中国分裂未必不是好事。各地分散开，可能倒有利于经济发展。
无独有偶，曾经有一位外国人也对我发表过非常类似的看法。他说如果中国分裂，可能有利于经济发展。但是我反问他？为什么美国的各州不搞分裂、反而现在还要与加拿大、与拉丁美洲联合搞区域共同体呢？西欧各国自古倒是分裂的，为什么现在要通过欧共体走向欧联邦呢？
我确信，中国如果发生国家分裂，在数十年内的前途将只有一个，那就是发生割据和频繁的内战。人民将为这种分裂付出生命鲜血和经济倒退的巨大代价。事实上我很怀疑，这一套所谓“大一统”是落伍观念，不利于经济发展的理论，就是某些发达国家的战略家有意识地灌输给中国人的。目的，就是要为摧毁中国，分裂中国预先提供思想武器和舆论准备，从而彻底剥夺掉中国赶超先进国家的发展机会。
以上这篇东西是1988年6月写的，于1988年底发表。但这并不是一篇孤立的文章，是一组东西。其中还有一篇《当代中国战略形势分析》，发表时间是在1989年3月，也就是动乱即将发生之前。在文中我明白地预先预告了东欧将变色和苏联将濒临解体。我警告人们，90年代可能不是一个做美梦的时期，而是一个充满前所未遇的巨大危机、困难和挑战的时代。我提出了一个警醒的问题，这就是“中国现代化和美国、日本及发达国家的战略利益相矛盾”。
我当时认为有必要警告人们：有许多迹象表明，让中国陷入内乱和分裂局面，可能正是世界上一些有争霸世界战略意图的国家所期待看到的。在这类国家中，最应当注意的是美国和日本。
我说，如果认真反省美、日近年来对中国实行的全部政治。经济、技术和文化政策，我们就可以很深刻地意识到他们的对华战略始终是深谋远虑、意味深长的。
在他们眼中，中国人仍然是劣等民族，中国文化是弱者文化。而我们近年的所谓文化反思恰恰给外国人提供了蔑视中国的新论据。我们正在心理和政治上从事自我摧毁！
实际上，当中国为谋求现代化和经济高增长目标，而把寻求资金、技术的目光投向美国、日本时，我们忽略了极为重要也是极为关键的一点。中国经济、军事力量的强大，无论对美、日还是对西方列强，都只能意味在东亚形成一个新的超级大国。延滞或阻遏这一进程，必然成为他们真正追求的世界战略目标。特别是当苏联由一个进攻型的超级大国，衰弱成为地区性国家以后，以中国牵制苏联将不必要。
我对我当时发表的这套东西很感到自豪，我在历史面前没有愧色。它们发表出来在当时的舆论界无疑是一种不和谐音。但它们经受住了近年历史发展的检验。今天我介绍这些，并非意在炫耀。我只是想让大家知道历史是有逻辑的，是可以预测的。大家可能都还会记得1988年的思想界是什么情况？种种崇洋媚外。主张全盘西化，而中国人对自己的文明传统自轻、自贱、自虐。自我丑化的各种“新观念”、“新方法”滚滚而来，有势不可挡之势！
这些材料，我想你们的资料室会有。你们可以查阅一下。看看我刚才讲的有没有瞎话。顺便说明，这几篇东西，我的一些朋友曾设法把它贴到北大三角地，但当天夜里就被人撕去了，有人怕你们听到我的报警。
（会场极其肃静）
三、什么叫清谈误国？
对去年的事件，我采取了与你们，甚至与整个社会舆论不同的立场。有人以为我是搞投机，或者逞英雄。不，我讲那些话，不是想逞什么英雄。白痴才会在这种复杂、险恶的历史关头逞什么英雄！何况我是一个极普通的庸人。其实，我这人平生最怕热闹，最怕闹动静，最喜欢屏居独处，最喜欢孤独。然而近两年来，我的心境相当悲凉。
为什么悲凉呢？让我告诉你们，去年你们的几次游行我都是旁观者。我曾好多次在广场倘佯停留。6月3日那天晚上我也在街头旁观。而6．4清晨，我曾骑车环绕北京，当我目睹那布满烽火、瓦砾与残骸的长安街时，我的心破碎了！黑格尔说过，只有丧失和平和稳定，人才会知道这种已成为生活自然条件的东西，是多么值得珍重！那些日子，我时时感到一种中啮心的悲凉。我惊讶人性的愚蠢，奔向一场劫难，竟犹如奔赴一场盛大的节日！
我回忆起自己一年前写的那几篇东西，当时只是根据一种理性的推断，根据我掌握的一些材料和数字，根据我以当代中国的现实情况与世界历史情况所作的类比，而推导出若干结论。当时说出来，不过是以之作为一种假设。但我万万没有想到，它们却竟会在眼前成为现实！我惊讶地看到我所预言的一系列局面，似乎都在一步一步清晰地演现。我不能不为之悲哀和恐惧！
但是，最近我收到了一封读者来信。这封信出自广州地区一个匿名的知识分子。信中如是说：
我也不相信什么自由民主，我也不相信什么严家其之流的那一套理论。但是我同样不能支持你。我认为，中国应该大乱一下了！不乱不治。人口那么多，社会结构和政治组织那么腐败，不死他几亿人，不乱它一百年，不乱深乱透，如何能获得新的生机？让大毁灭早日降临于这个民族吧！毁灭是再生的唯一希望。只有大动乱，才能导致现存社会结构的突破，这是中国的唯一希望。所以我认为你是阻挡历史之潮的反动派！就是经历几十年动乱与战乱，也不像你描绘的那样可怕！
读完此信，我有一种感觉，这是一个冒充上帝的人在说话。这封信现在在《中国青年报》一个编辑手里，我一直建议他们登出来，让人们知道什么叫做冒充学术的狠毒和残酷！好一个“死他几亿人，乱它一百年”！这不是人类的声音，更不是上帝的声音，而是真正的恶魔之声。就发散在我们周围，而人们却还是懵懂不觉！
对这种人，我的答复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由你自己做起，请你首先自杀，为中国人作一个减少人口的楷模！凭什么别人都应该死而你却该活呢？我憎恨清谈误国。这种讲起来头头是道，一实行就要杀人的理论，就是清谈误国的典型样本！这些年社会科学理论很兴旺，种种各样的新理论都出现了。有好的，但也有添乱的。我这人玩世不恭。人家称我是什么学者、什么研究员，我记得过去在北大的讲台上就讲过，此类头衔，渺不足道，不过是混碗饭吃。去年我曾想辞职。这个打算并不作废。
说实在的，我本来没想当什么学者。我读书著文的初衷，本来是想求真知、辨是非，追求致学术于进步，致人生于改善。但殊不料竟触犯了一些学术山门、政治山头的既得利益。有个外国记者和我谈话，他看我为现在中国的政策辩护，说：“你怎么为共产党辩护，你是共产党吗？”我说不是。“为什么不是？”我说我从来没作过申请啊，没想过这个问题，我无意从政。我对政治本来不感兴趣。那么为什么发表政论？那实在是出于不得已。举个例子。如果我和大家共同住在一个房子里，这个房子破旧了。旁边有阔佬们的高楼大厦。我们存在于这个地方，碍了阔佬们的事，人家就总想拆我们的房子。而这房子里和我合住的伙伴也告诉我，说咱们这个房子太破了，咱把它拆了吧，拆了也盖阔佬那种高楼大厦。我反对，我说：“我们目前还没有钱。我们这个家底还不厚实，我们不应该和那些阔佬攀比。”可是你们已经拆起来了。这时，我能不能站起来喊一声：对不起，我反对你们！
而那些阔邻居们却兴高采烈，他们在旁边鼓励和助威，说：“干的好，小伙子们！这破房子是早该拆了。看看我们的高楼大厦，不拆你们就永远不会有！他们帮你们骂我，说我是混蛋，反对你们住新房子。我想你们知道我讲这故事是什么意思。我为什么是现在这个立场？因为我必须维护我们住的这个房子。我无意于政治，我不想当官，我不想给任何人拍什么马屁、当什么走狗。但是有人要拆我们合住的房子，我能不出来讲话吗？！
（学生笑）
四、殷鉴不远
中国的前景如何？两年前人们很乐观。后来连续发生一系列问题，有人说，这些问题都是由于改革不彻底，由于政治改革没有走到前面造成的。真是这样吗？大家可以睁眼看看目前的东欧和苏联。他们的改革不能说不彻底吧？政治改革也走到经济改革的前面了吧？怎么样呢？破产、倒闭、失业浪潮席卷这些地区。国破邦离，饥寒交迫。许多人单纯从政治制度演变的角度评论东欧的变色。但以我的看法，我认为东欧面临的困局，实际是工业破产、经济崩溃。是目前世界性经济大变局、世界经济危机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前景只能是以依附的垂直关系，或作为债务奴隶而隶属于西方发达国家集团。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但有人说，为了民主嘛，总要付出一些代价。目前它们这种情况只不过是一个过渡。这话真是太美妙了！但试问，第一，这苦难的、国家混乱、民族分裂、经济崩溃的“过渡时期”，时间到底需要多长？三年，十年，有希望吗？第二，什么事情不是过渡啊？我也可以跟你们说，中国现在的困难，也是暂时的，是个过渡。但是你们就不爱听吧？那么为什么对那边的情况这样讲，你们就相信呢？人就是喜欢自己骗自己。
刚才我引用了广州那个人的来信，他说中国啊，现在需要一 种变乱、突破，来打碎现存这个结构，在这个基础上，才能给中国带来生机，进入到一个新时代。但我这个人喜欢务实，我是从东北的农民堆里滚出来的。我不会算那么长远的账，我只会算一个眼前的账。你说三十年后世界将如何好我不知道，也许我看不见。我能看的就是眼前。按照他开的那种药方，眼前中国就该发生天下大乱、兵荒马乱、烽烟四起，人们流离失所。你们愿意不愿意接受？不都说社会主义如何不好嘛？社会主义究竟好不好，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它作为现存制度维系着千百万人的衣食住行，生存命运。有人说，一种制度好比一件衣服，感觉不好就可以换上一件。但我看不对！一种制度是长在社会上每个人的骨肉里的。你硬拔掉它，就要流血！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所以，我期待于对现状的改良而不是动乱和推翻。我有个好朋友，去年事件中，他家有人被误伤了。这个事情平定以后，他愤慨之极，他跟我说：他妈的，我是共产党的孩子，但我再也不跟共产党干了！他流眼泪很愤慨。我坐在他身旁，我什么也没说。我们家没死人啊，对不对？我理解他的心情。他是我的好朋友，我们过去经常交谈，所以他了解我的立场和观点。后来我就讲，我说共产党、社会主义怎么样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它现在维系着千百万人的身家性命，包括你我。如果真的天下大乱起来，你爹我爹将没处领退休金、养老金，他们住的公房啊，将来产权私有化，又没有秩序，不知道将交给谁。千百万的公务员、工人、市民，在动乱中将失去生计，流离失所。闹吧，大乱以后，社会正常经济联系将破坏，银行将发不出贷款，人民币崩溃、信用崩溃，银行关门，工资停发！现在有些国家就是这种局面。许多人讲，目前经济有困难，一些工厂不景气，停工待料。我知道。但是我还知道一点，乱吧，上街吧，上街的结果，你们现在停工待料，还有人给你发工资。但天下大乱三个月，如果哪个地方还能给你发一分钱，那就是奇迹。也许“美国之音”会给你发钱？也许靠美国的救济面包能养活10亿人？好，如果是这样，我们都到美国人那儿、到美国大使馆磕头去！
我这个人目光狭隘，就认实在的东西，高深的那套玩艺儿我是不懂。我知道的东西就是这么一点普通人过日子的道理。我是农民嘛！
（学生笑）
再说去年那个局面，现在许多人都有气啊。我知道。就说对政府，有人气憋得很足，说你这个政府，怎么当时就是不让步啊！有个日本人写了一篇文章，他说是学生和政府为争面子的心理，而酿成去年的偌大事件。这真是肤浅无比的观念。
但是据我观察，去年那个事件后面活动的，恐怕不是只有一种力量，不是只有你们大学生，不是只有你们这些要追求民主。追求光明、追求中国现代化的人。它后面有很深的国内外政治背景，真正揭开事件的全部真相，看来还需要一些年。
有人会讲，你的意思无非就是暗示有外国势力插手。但美国管你中国的事情干吗？中国这么穷，当殖民地都没人要！
也许是当殖民地都没人要。这就更表明，中国的前途只能靠自己！然而如果中国今天的制度解体，如果中国四分五裂，等待中国的将绝不是富裕与光明。如果打个比方的话，那么我可以断言，中国的前途只能是如下样板的合成：这就是经济的非洲化（缺水缺粮的荒漠化）！债务问题的拉美化！政治动乱和内战频仍的中东化！许多中国人将流离天涯，成为现代巴勒斯坦人。
（会场极其肃静）
我最近这两年啊，真是长见识。说实在的，好多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事都见过了。去年你们游行的时候，头上怎么都扎着白布条，打着黑布旗子？你们当时难道看不出那也是一种不祥的预兆？我这个人有点迷信呢，我曾经碰上一个和尚。那个和尚是一个知识分子，是我的忘年交，老朋友，不谈他的名字，他不愿意。他在大家游行的时候，也蹲在金水桥旁边看。我走到他身边，问：“你看这事情前景怎么样？”他说：“很不吉祥啊！去劝劝这些学生吧！”
（学生议论）
这是迷信，还是他有意的警言啊？但这老头，我讲出名字你们有人会知道，是很有名的，德高望重的一个出家老知识分子。当时他还指给我看纪念碑前面，挂在柱子上的那面黄布旗，大书“绝食”二字。大家知道啊，汉语的多义性，它后面还有很多间接的意义呢。那些日子，我有个朋友也起劲得不得了，狂热兴奋之极，天天上街游行。我就劝他说：“你还游啊？你们家的孩子才这么大，快给他备点奶粉、方便面吧。快了。”他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很反感。我说：“你没看见纪念碑前面的那块布帘子吗？天下真大乱，就得断粮了。”我是农民，不懂什么精英政治，关心的就是衣食住行问题。
当然，由于政府果断控制事态，后来这个事情没发展到那么严重。但我告诉你们，对此我只能为中国人额手称幸。历史又给了我们若干时间。但今后几年，三到十年，我可以肯定地说，是决定中国命运的时刻。中国的前途究竟会怎么样？甚至21世纪的世界上将来是不是还会有中国？两种可能，就是我刚才谈过的——完全取决于国家大局能否实现持久的政治稳定！我两年前在《明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并未作废。如果动乱再度起来，如果社会失控陷入无政府状态，那么不管这是以什么名义发生和动员起来的，国家的前途只有一种，那就必然是兵荒马乱、诸侯割据，老百姓流离失所。
国家的命运掌握在我们每个人手中，让大家自己去抉择吧！
五、中国外部环境虎狼在侧
我相信所有的大学生，当你们去年投入到那场运动中时，可能都是抱着一种真诚，一种追求中国振兴、中国进步的热望而投身的。
但是，你们是否看清中国当今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可以说是虎狼在侧！当你们这几年在激动地演讲、鼓动和造反的时候，我在做什么？我在读书。我读了一些书。特别是读了美国罗斯福时代以来关于美中关系，关于美国的世界地位，关于美国在本世纪末和下世纪所追求的世界目标的书。
读完这些书以后，我明白了一些问题。这就是最近我和那个法国记者谈话的时候说的：民主也好，人权也好，作为一种价值或理想很宝贵！但人们要警惕，不要让那种有世界图谋的国家，利用它们作为策动他国内乱的口实，达到乱人之国，灭人之邦，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目的！
现在，关于世界的前景问题，你们从各种各样的书刊和报刊上，可以读到很多说法。无非是两种：一种悲观；一种乐观。现在好像是乐观的占主流。西方有人认为，第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即将从地球上永远被清除出去。第二，模仿西方政治模式的民主化运动，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这个观点可以从国外的很多报刊杂志上（台湾、香港、美国之音）看到和听到。而这两种信念，也渗透到中国很多知识分子的思想中。我现在先不评论这两个观点，但是明确地说，我不同意它们！我对世界前景，从长期说是乐观的。但从近期看，却很难乐观。我没有看到可以乐观的根据。我看世界正面临前景莫测的巨大变局。世界如此，个人何足道？当然是——“无所谓”。
（学生笑）
（也笑）我说无所谓的意思是，我不怕那种要暗杀我的威胁。当然，如果有一天，把我干掉，有人会高兴。美国有人就会高兴。我给你们讲一件真事。我的一个亲属在某国留学。有一个相当有权威的外国学者请他吃饭。他是打工的自费留学生，时间就在前不久，今年4月间。那位学者说：“何新这个人，我们知道他的能力，我们知道他非常聪明，但是他被共产党收买了。他很危险。我们都是他的朋友，我们替他的命运担心。”
你们知道，“美国之音”播过骂我的文章。法国巴黎电台。英国BBC点过我的名。香港、台湾的刊物就更不用说了。有一个西方记者亲口告诉我，1988年我在《明报月刊》的文章发表，当天就被日本、美国、苏联在港新闻和谍报机关传报各国。他们干嘛这么注意我？无非是我作为一个普通中国知识分子，站在中国人自己的立场上讲了有利于中国人的话。因为我揭露了他们对中国心怀叵测的战略意图。于是他们就要毁掉我！我今天正式宣告，如果我有一天失踪，被绑架，被暗杀，甚或发生“自杀”，那都将是毫不奇怪的。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也不要求你们承认我。但是，我的文字，我的作为已经留在了历史上！我对得起你们，无负于这个民族和共和国，也对得起我的良心。这就够了！
（场上发出掌声）
我再告诉你们一件真实的事情。有一位非常有名的西方作家，她是我所遇到的真正热爱中国的外国人之一。她在外国读到了我揭露西方对华战略意图的论文，她说：“你写得非常好。但这话只能由你来讲，如果是我讲出来，我就要被悄悄地这个！——她用手作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
（学生低声议论）
对不起，我无法透露她的姓名，你们也许想不到吧，这就是现代民主的另一面！现实的世界并不是一个平等关系的世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有水平的关系，也有垂直的关系，在经济、政治上都是如此。有一个七发达国俱乐部，那就是今日世界经济的七个特权国、主宰国。美国就是他们的头。说到底，美国全球意图的根本目标是什么呢？是全球民主吗？是世界各国共同富裕和维护人权吗？美国有一个迪斯尼乐园，而这一套意识形态，也就是美国战略家提供给世界的另一种迪斯尼神话。
美国全球战略的根本目标是什么呢？从远期看，最终就是要在全球建立一个以美国为核心和担任政治领导，囊括全球的一体化经济政治体系，也就是“通过拥有一个中心首都即华盛顿的中心大陆——北美大陆，从自然地理上支配全球”。我说这个话，一定有人认为这是耸人听闻，你怎么知道？我告诉你们，这句话，是从美国人的书里抄出来的，这本书就是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写的《竞赛方略》。
这本书是写给美国的国会领导人读的，那个时候美苏还在竞争，东欧的阵营还没有解体。这本书中有一章，标题是《争夺欧亚大陆》。你们要想了解美国的世界战略吗，与其去读布什公开的施政文告，不如读些这种书。这本书第一章的题目叫《帝国冲突》。什么叫帝国冲突呢？有一个词，许多人认为已经过时了，就是“帝国主义”。但是这部书的第一章就讲这个问题，而且开宗明义。他告诉美国国会人士；美国和苏联的斗争，并不是像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仅仅是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也就是说，冷战的真实涵义，不仅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也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民主自由价值观念的斗争，说到底是由谁来主宰全球大陆、世界市场，由谁来建立这个世界帝国的斗争。这是两个主要帝国为争夺全球统治权力而战的斗争！这本书里有两张地图，非常有趣，分别是以美国为中心和以苏联为中心看到的世界。世界地图翻了一个角度，就把这个目的非常鲜明地突出来了。
还有一个美国战略家叫斯皮克曼。他早在1944年写的一本书中，就揭示了世界战略斗争的这一内容。这本书的名字有意思，叫《民主与和平的地理学》，1944年出版的。在这本书里，作者试图为美国决策集团设计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扩张战略，这就是著名的地缘战略。他清晰描述了美国应追求的世界地位，美国将会遇到的主要对手，以及美国必须拓展的新领地。他说，作为历史上的唯—一个世界性的民族，美国应当成为民族多元化、太平洋中心区域、世界新秩序的中心枢纽。只有在那个时候．美国立国者的伟大抱负才能实现。“美国的抱负不是追求一个多民族的世界，而在于完成世界统一的使命。”
由此我们可以体会美国人的战略精神。说实在的，我对美国有一种很矛盾的感情。一方面，我很钦佩它，它是那么有力量，那么强大，对吧？它的民族是世界化的，它能容纳很多东西。但是我也非常警惕这个国家。因为它那赤裸裸的弱肉强食哲学，它那种以帮助各国人民实现民主、人权、自由选择为名，而煽动内乱，贯彻自己战略目标的假仁假义和伪善！
去年中国发生的事件，我相信美国的战略家，早在事情发生之前很久就完全清楚地看到了（事实上费正清也在1988年底预测到中国将发生动乱）。而在6月事件以后，如果中国局面未能被政府所控制住的话，中国前景将四分五裂，这也是美国的战略家非常清楚的。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就是推波助澜，就是鼓励事态持续恶化。这一点从“美国之音”的鼓动中可以明白无误地意识到！可恨的是，他们要的实际就是这个前景，要的就是中国的颠覆和分裂局面！我讲得很累，我想休息5至10分钟，以后再和大家继续谈。好，谢谢大家。
（全场鼓掌。全场休息，学生除个别上厕所的以外，大都坐在原地未动。大约5分钟以后，学生们开始敲桌椅，催促何新：“快些开始下半场的演讲。”又过了5分钟，何新再次登台，场内一派肃静）
六、美国来信
我刚才抨击了美国的对华政策和世界战略，也许有人会认为我过于偏激。但是这儿还带来了几封美国人写给我的来信。这些信反映了一部分美国人对美国民主和去年中国事件的看法。这些美国人我一个都不认识，他们是看到我的文章，有的人还是看了国外骂我的文章而写信的。
下面我摘要读一读，由此，你们可以了解在美国还有不同于“美国之音”的另一种声音。有一位是华高自然科学工作者。他家人在美国已经生活了三代。他的信写得很长，我摘要念。他说：
“最近我们在美国的报刊上陆续看到关于您的观点的零星消息。感到非常有兴趣。过去一年，在中国，在我们这个越来越小的世界上，发生了很多困恼人的事情。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市面上也出现了大量与这种变革有关的书籍，在尽力地添补美国公众对中国人的辅辆饥肠。”
“但是。这些书籍和已发表的报纸文章，却给我们造成一种千篇一律的偏颇印象。对于拥有强烈好奇、而不愿人云亦云的人来说，对那种关于中国民主的空白论，愈来愈有普遍的乏味感 “以鄙人的陋见：一种判断、一种见解，最初不论曾经是多么勇敢、多么深刻，一旦变为被多数人不断重复而噪瞧不休的口头禅，也就可能丧失它可能一度具有的耀眼光彩，甚至存在将善良的人们，引向某种迷雾和灾难的危险。”
来信说：“二十年前的美国流行经过若干修补的左倾思想，曾经变为绝大多数知识青年狂热崇尚的火光。（他是指1970年美国大学生的校园造反运动）但是风云变幻20年后的今天，对于一个在美国生长了三代、受过教育、见过世面的美籍华人的我，却突然发现，在世界的另一角，在我的故土，竟会有那样多的成年人如醉如痴地，叫嚷着印在美国中学课本上那些最平庸、最陈词滥调的几句口号。
在洋洋自得之余，我也油然而生一种莫名其妙的冷嘲之感，历史的螺旋真像一个不解之谜。”
他又说：
“作为海外华人，大多数都不同意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制度可以适用中国。（其实，日本人、韩国人、新加坡人和国民党人都是这样。战后一群美国人给日本的忠告是：不适于日本人的美国制度就不能予以采用）
在不同的程度上，人们也都同意中国需要安定。国民党50年代强制维持台湾治安，甚至影响他们的声誉也再所不惜，才促进了台湾的经济发展。”
他还说：“从对你思想的评介中，知道你对游行者们把一切罪过归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点持反对态度。其实呢，这反映了中美间的文化冲突，实际也是一种政治文化的心理战。”他说：“每逢读到报刊上外国人称颂日本、南朝鲜人的苦干，教育普及，以及人们的多利等等道德时，都归功于孔夫子的教育。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只感到非常惭愧和受侮辱……”（略）
他的信还很长，我不详细念了。除此之外，我还收到很多外籍华人的来信，他们对我的观点态度和国内人们的想法，确有天壤之别。许多人早已加入了美国籍，但是作为一种根苗所在的故土，他们却仍深深钟情于中国，中国文化。再读一封信，这是三藩市一位纯粹的美国知识分子写给我的。他这样写道：
“您发表的谈话录中所表达的意见和观点，使我感到非常兴奋。因为，您看问题的角度，是大多数美国人很少有机会了解到的。
自从1989年春季以来，美国人得到了大量关于中国持不同政见者们的消息，如方励之、吾尔开希等等。许多关于1989年北京的游行示威的报道，失之于肤浅和偏颇。实际上，许多美国的新闻机构，并没有准确地报导示威者们所提出的具体要求。这些游行者们差不多总是被描画成要求推翻共产党的英雄。实际上，正如您所说，很多人其实只是要求共产党实现更清明的政治。
美国人从自己的政府和新闻机构那里得到一种片面的消息，这并不是第一次。在整个80年代，美国的电视、报纸、学界和政府，都制造了这样一种印象：即中国正因走向资本主义而带来经济的迅猛发展。而这一种解释的基调是一种由资本主义的胜利而来的沾沾自喜。这一种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为里根和布什的经济政策作了注脚。
由于人们得到的关于中国的消息仅仅是美国的资本家们所想要他们知道的消息，他们自然地把这些消息看成是一种资本主义的优越性的证据。（他们也正在运用同一种眼光来看待今天在苏联正发生的一些变化）
在这以前，在冷战的年代，他们制造的是一种完全相反的印象：中国被看作是一个头号敌人，一部巨型的共产主义机器，要将这种制度统治全世界。对于共产主义的敌意，加上对于亚洲人种的歧视，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美国对越南的侵略，以及对于其他亚洲国家的干涉。
很清楚，这种左右摇摆的极端印象同真正的中国——个巨大的发展中国家，承受着人口膨胀、环境恶化、教育落后、基础薄弱，以及历史、内战和外国入侵所遗留下来的一切问题——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
由于您大量地谈到了‘真正’的中国所遭遇的问题，我认为让美国人了解到您这一种观点，是很重要的。这样可以使他们更好地了解中国。
我也认为您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分析相当恰如其实。很少美国人意识到西方帝国主义和干涉主义在这个世界上造成的不幸。更少的美国人了解这些不幸所留下的感情伤痕。
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要使发达国家意识到发展中国家所遭遇到的深重的困难。但认识到这一点仅仅是一个开始。发达国家必须意识到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要为这些困难负责。并有责任为这些困难付出一定力量。若非如此，我恐怕西方国家有一天要为一些在历史上埋下的错误付出很重的代价（今天在中东的危险形势，就是一个信号）。”
他还说：“您对于美国的批评之所以令人信服，是因为您同样地愿意批评中国政府所犯下的一些严重错误。美国人在他人愿意承认自己的不是的时候，会更愿意接受批评的意见。口号式地谴责帝国主义是无法服人的。但理性的分析却可以让人服气。”
但是，一个美国知识分子认为服气的批评帝国主义的论点，一些中国人却并不认为服气。他们认为帝国主义没有那么坏，自己的祖国没有那么好。这也是近年的怪事之一！
七、爱国主义是否过时了？
现在流行的看法是外国月亮比中国的圆，外国人对中国人比中国人亲！可是据我知道，那些身在外国的中国人未必有这种体验。事实上中国人到了西方以后，心情往往是矛盾的，一方面可能钦佩、羡慕别人的发达。另一方面又有一种切身的非家园感，缺乏归属感，寄人篱下之感。叫做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家。你勤奋苦干，也许可以挣个几万美金，但是你却不容易挣到西方人、日本人对你的认同。结果定居了几代，还是被看作外国人。华人参政在美国是个大新闻。它是新闻本身就说明了这很稀罕。我们的传播界对于这类新闻也极乐于传播，似乎以此可以获得某种中国人的尊荣。以别人的价值为价值，以洋人的承认为承认，这本身就是自卑，就不光荣。你们不是有人崇拜尼采吗？可是尼采说过：价值由我出！我创造价值。这话有主观唯心论的色彩。但如果“我”不是只指个人，而是从民族的角度、国家意识的角度，勇于提出和敢于坚持独立的价值观，那么，这就是民族自豪感的基础！这样的民族、这样的个人、这样的精神，无论贫贱还是富贵，顺境还是逆境，弱小还是强大，是永远打不败的！
实际上，在西方人的眼睛里，对中国人在种族和文化上的轻蔑或歧视，始终是存在的。我们赞美李约瑟弘扬中国科学传统的工作。但是不要忘记，他的这一工作之所以获得重大的意义，恰恰是因为西方主流思想界普遍忽视或轻视古代中国科学。我认识一些西方人，所谓双学家，包括某些自称是非常友好，非常了解中国的汉学家，但我几乎无往不在地注意到，他们只拿中国文明当作一种早就过时的，像那种非洲木雕一类有趣、但却无足轻重的古玩。
这几年我们在国外获奖的一些作品，引起西方发生“轰动效应”或者号称“走向世界”的某一类作品，有些其实是中国人自轻自贱自虐，而且往往是很矫情地自轻自贱的文艺作品，这甚至一时成为时髦的风尚。怕得罪人，我不谈具体作品。
（学生议论）
当然，我也不是说凡在西方获奖的中国作品都是坏作品。西方确有一些知识分子是非常客观的、公正的（比如刚才我读的那些信）。但遗憾的是，他们并不总能把握西方舆论的主流。某些西方人认为中国文化只是世界文明的副流、支流，是已经被淘汰或必将被淘汰的！只有他们的希伯来、他们的希腊、罗马传统，才是正宗和主流，是常存不败的精神花朵。他们眼里的中国人，在文化和种族上是低能的，所以他们习惯于对我们用训诫、教诲的口吻说话。而我们这些年来，似乎也习惯了接受他们那一套口吻。
实际中国人应该有自知之明，如果我们不自强，我们是难以走向世界的！难以被世界承认！甚至就是被香港人承认也不容易。
我到香港去。香港大学有一个教授，他约我晚上到香港最热闹的海滩去散步。那里人很多，人挤人。他忽然推推我，说：‘这儿人多吧？”我说：“多。”他说：“比王府井怎么样？”我说：“还多。”他说：“你踢前面那人一脚。”我说：“我踢他干吗？”他说：“你踢他，看看他会不会像你们中国人，回过头来骂人？”我当时一听，觉得很憋气：“难道你不是中国人啊？”他也许是开玩笑。但事实是，甚至某些香港人也觉得他们在文明和价值上比大陆人（即所谓“中国人”）高一头。这一点，看看香港的某些政论刊物也可以证明。那种刊物不是在那里居高临下地骂街，就是在教训或训示中国应该做这个、做那个。其实他们自己未必真高明。20年前他们不敢如此。现在他们眼里的中国人似乎是野蛮人。
这种事多了。我想在座的许多同学，在海外都有当自费留学生的同学、朋友、亲属。他们在国外感觉如何？除极少数外，恐怕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我曾去过一个国家，主人临别时间我：“见到什么来前没有想到的？”我说：“我在国内就听说来贵国打工的自费生很苦，特别是那些女孩子。但我没想到有的人处境竟是这么惨！”
上次会见一位外国记者。这位先生上下发散着贵族气。我这人你们都看见了，土头土脑。他伸出两个手指头跟我握手，带着一种傲慢。上来他先跟我侃了一堆闲话：说什么他不关心政治。他只是从文化角度关注中国的民主和政治改革问题。但当我说民主啊，它就是政治！不但是政治，而且是战略问题。在今天的世界上，民主已经成了大国用来在一些国家内制造内乱的战略武器，这时候，他原来是这么坐着——向后仰靠在按发上，可是听到我说这些话时，他一下子就坐了起来。
他可能读了一些西方报刊上研究和评论我的文章，好奇而来找我。他想知道，中国知识分子中，为什么有这样的人，有这样一种观点呢？我知道他的来意，就像今天来北大之前，我也知道可能发生的事情一样。但是当我谈完这些观点的时候，却似乎出他意料，他赶快拿起笔来记录，在整个谈话的过程当中，他的姿态和调子，全变了。
他讲外语，不过我有一个非常高级的翻译，那个翻译很棒，一句盯一句。我讲的话很强硬。在整个谈话过程中，我的观点是这位老爷没想到的；有的话似乎触到了他的疼处。而在后面他的谈话就似乎变成了一种答辩。说实话，我那天和他谈完话的感觉是，我非常快乐，我跟朋友们说我今天痛快极了，没这么痛快过！我把这位傲慢的老外给炼了！
（学生笑，全场鼓掌）
那次谈话，本来他也许是想教训教训我。结果是我给他上课。而他反反复复在那儿重复的就是两个字：一个是“噢”；一个是法语的“是的”。直到最后谈到西方知识分子问题的时候，他才试图给我一个反击。他最后的那个答话，我印象很深，我也不得不佩服他还是有水平。中间有一件事，让我很感动，什么事呢？我提到了一位外国作家，是他们国家的人。我刚说完，翻译译过去，他就迅速而本能地反应说：谢谢你提到他！”这很体现了他的民族感情、爱国感情，以本国文化为自豪的感情啊。对这一点。我印象很深刻。反过来，我就想，要是我们中国人。会如何？假如外国有人对我们提到孔夫子，我们会如何反应？我们可能会说，提他干吗？ 2000年来中国落后，全是这个家伙造成的！别说他了！
（学生议论，笑声）”。
这位记者最后留下一段话，算是给我一个反击，那话也非常耐人寻味。他讲得既傲慢又很有趣，还不失身分。他说：“对于我们西方人来说现实的中国是并不存在的，我们对它也不感兴趣。对于我们，中国不过就像一个巨大的屏幕。自从17世纪以来．我们带着幻觉来到它面前，然后把我们的各种幻想、愿留和感受．都通通抛到这块屏幕上。”谈完这句话，不容我答复他就站起来，说：“谢谢！”（握手）从而结束了这次交谈。
这个话的含义是耐人寻味的。那里面仍然抱着一种对中国人的冷漠和傲视。你们自己去体会吧。后来报纸发表这次谈话的时候，把那段话删掉了。我觉得不该删。仔细玩味他的这些话，会知道他这里面隐含的意思：你们中国算老几？说实在我们对你们不感兴趣，我们之所以对它感兴趣，是从我们的立场和利益！（防人议论“应该互相利用”）
有人会说，好啊何新，你又把我们引上你这个套了，爱国主义，你不就是讲这个吗？好吧，我这儿还有一个材料，台湾的名人，陈映真。这个杂志是美国的中文杂志《海内外》，题目《记者与陈映真谈民运》。香港记者写的。
陈映真在台湾是个非常有名的不同政见人士。但是刘宾雁到台湾，几次要求见他，他说刘不够资格。他如何看待1989年的中国事件？文章太长，我不能多念，只能挑几段。
文章说：台湾最近举行选举。记者刚巧碰上陈映真，当时他正在美国驻台协会（也就是美国驻台湾的非正式的官方办事处）门外抗议美国国会议员索拉兹来台监督选举。是啊，台湾搞选举，你美国派人监察什么？
记者趁他喊完“索拉兹，滚回去”从宣传车爬下来时，把他拉到一边。谈及对中国民运的看法。陈映真说：“我懒得讲，我讲的话在香港登出来，一定要挨骂。”陈映真说：像方励之，他根本不应该跑到美国大使馆要求外国庇护他，他是应该这样的。”陈映真摆出双手，作被扣状。陈还说，他尤其痛恨中国知识分子及大学生盲目崇拜美式民主自由思想，及依赖外国势力援助这一点，他激动地说：“这是很混蛋的！现在在国外的反对力量，明显是有外国支持的。这肯定不会有前途，道德上也犯了罪。”他说：“最恨美国以人权外交为借口，染指各国的政治活动。”最耐人寻味的是他还说：‘什么自由民主、个人个性发展就好。我想是用科学、冷静态度检讨一下中国几十年来发展的时候了。”
这就是台湾的一个爱国知识分子讲的话。我们在意识形态上会有很多分歧。但在爱国这一立场上，应该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停顿，场内鸦雀无声）
我引他的话干什么？因为我知道，有些概念，有些东西，明明它是对的，但是它现在居然臭了，包括“爱国”这样的字眼。
爱国这样的主义，这样的意识形态，在全世界各国、在各种意识形态下都不能反对。但在我们这里，这些年，它居然会臭！谁提起来谁头疼，而且谁讲它就被嘘出去、赶下台。这本身就已经说明，国家已经危险到何等程度了。你们可以说我何新是共产党走狗，那么陈映真不是吧？他也是这么看问题。而且他认为今天应该冷静地、深刻地反省中国的发展进程。我赞同。
我们都关注中国的发展，关注中国的前途，但是我们应不应该让我们的这种热情、这种追求，把中国引到一个非常可怕的局面当中去？这是我今天必须提请大家深思的。
八、中国人何处是家园？
有人说，中国那么穷，美国要你干吗？现在世界上最后一个殖民地都独立了，世界上现在还有殖民主义吗？现在世界是什么潮流？对，20世纪的一个历史特点：政治的殖民主义垮台。正是由于出现了以现代社会主义运动为前驱的一系列历史运动以后，政治军事的殖民主义已经垮台了。但是今天，经济的殖民主义，却依然存在，只是换了新的形态。经济殖民主义，在西方人的著作里面有一个观念，叫做“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的关系”。就是中心发达国家用经济手段加政治和意识形态手段，剥削外自不发达国家的关系。这么一个世界经济关系，正在全球可以说是方兴未艾地发生。这一个新的历史动向，很值得深思和注意！
谈到爱国主义这个问题呀，方励之讲的那个话有点玄妙的意思。他说呀，爱国主义这个观念过时了，老讲爱国主义非常狭隘。今天的人应该是世界主义者。为什么呢？他说你看现在的跨国公司、资本都是世界化的。你看现在世界整个经济潮流，全球都在趋向一体化。还讲什么爱国主义呀！而且，人到这个国家定居、到那个国家定居，似乎很方便，很自由。世界正在变成地球村，还什么爱国不爱国。观念多么陈旧！
我注意到了这些情况。但是资本无祖国，利益有没有祖国啊？利润有没有祖国呀？！投资哪儿都可以去投，利润也能随便流吗？最大多数的利润往哪儿流啊？是由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这是有统计数字的。没有回流的利润，发达国家会来投资吗？对发展中国家，这是一个很矛盾的问题。一方面，你不能不要发达国家的先进的技术和资金，因为你要搞现代化、工业化，资金不够，技术水平低下。但是另一方面，你眼看着这个血，大量的回流到发达国家去。这是一种新的世界范围的斗争。这里面有两个问题：对于不发达国家来说，对于后起的要追求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国家来说，面临着，第一不得不引进资本和技术；第二，要计算流多少血给他？流到什么时候？流到什么程度？是否会得不偿失？面对这么一个问题，这也是一种选择。你光看到那些跨国公司、资本的世界化，你还必须看到事情的另一面。香港有多少人吃大陆饭？说香港富足，我们不去谈别的背景，有多少人是赚你大陆的钱！空手道！白手起家而成了百万富翁？知道吗？几年前我去过香港。我认识一些人，十年前还是皮包公司，十年后巨富，吃谁的？靠什么？靠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吗？
中国一些青年人今天到世界各国去搞洋插队。但混得不错的能有多少？主流社会有几个能够打入？比如说在美国定居的华人里面，有多少人可以打入他们的精英文化？打入那里的高级精英文化圈子？我们可以开个表，统计一下。美国多少人口？华人占的比例多大？这个华人精英的比例和那个华人在美国的总体比例，相称吗？大多数人呢？一流的人才，拿三流的报酬。如此而已。而且中国人很高兴，别人赏给我们饭吃。这就是今天一些人的心理。我想我讲的都是实话吧？澳大利亚前两年前那么多人蜂拥而去自费留学。有的发了财的暴发户也买了一个护照，买一个留学的那个卡，都去了。怎么样呢？澳大利亚是一个经济不怎么富足，但人力奇缺，劳力不足的半发达国家。它本身也要在亚太的经济圈里追求发展。它要追亚洲四小龙，劳力不足怎么办？巧妙利用留学生作杂工。《解放日报》前不久发表了一篇文章《狼鞋走遍了澳大利亚》所谓狼鞋就是一种中国生产的旅游鞋。大量的中国留学生（自费生），”穿着这鞋，从澳洲的这个角走到那个角，去谋求一碗饭吃，寻找工作。而且澳大利亚的政策才聪明呢，它让你半年交一次学籍登记，每次都要上缴他一笔钱。这些孩子辛辛苦苦挣来的那点儿钱，养饱肚子以后，多数都交了学费，这是事实吧？
所以，闹什么呢？究竟哪儿是中国人的家啊？我知道，有人说这个国家这儿不好，那儿不好，这有问题，那有问题，我们全看得见，但哪儿是家呢？哪儿是你的家园呀！美国好，是你的家吗？中国人不爱自己的家园，行吗？
现在，不错，已经没有军事政治的直接殖民主义，那多累呀！还需要军队，需要打仗。但是现在发明了巨额外债和跨国公司，你不是要发展工业吗？我借给你，国际高利贷。利滚利。现在拉美就是这个情况，大家都看到了，永远还不清的债务。拉美在地理上是美国的后院，一墙之隔，但穷困是惊人的。他们从富亲戚那里除了欠债，几乎没有沾到什么光！我在新华社有一位常驻那边的朋友，他说那里某些国家，穷得简直不可思议，仿佛是被现代文明所抛弃的地方。
西方发达国家为什么如此热衷于插手中国的事情？为什么在中国拉一帮，打一帮，拼命制造政治分裂和民族分裂？其最终目的，就是推翻中国政府，培植一个亲美并仰食于美国的政权。如果中国政府采取亲美的路线呢？让步啊？让步，美国对中国人就好了吧？我想告诉大家，如果退让的话，美国将以经济利益为诱饵，以渗透攻心，又拉又打的方式，在中国寻找能够实行亲美路线的代理人，最终搞散中国。
大家注意，这个工作现在已经开始在做了！现在中国呢？是个大核桃，这个核桃如果一敲碎它，就可以有选择地被国际资本一口口吃下去。
你这个核桃碍西方老板的事情，而且个头太大了。都说中国落后贫穷，但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有份量的一个大核桃。你们以为敲碎中国这个核桃以后，我们中国人就会得到幸福啊？就会得到源源不断的美元援助吧？满足有些人的黄金梦吧？
不！中国制度的变色，统一政权的颠覆，只能导致经济破产、民族工业倒闭，公职员工集体失业，国家财富和资源有选择地被廉价拍卖给外来的阔佬。
我们看美国的一些影片，可以看到他们那里商业性竞争的残酷。两个集团为了争夺利润，你死我活。例如最近放映的《鹰冠庄园》，那是电视剧中的一部杰作，我认为它实际就是现代美国的一部《红楼梦》。鹰冠庄园是美国的象征也是缩影！那里几代人，曾是亲骨肉，为一块能带来巨大利润的土地，生死相搏的拚争。仇杀，阴谋，诽谤，造谣，暗杀，倾轧，尔虞我诈，你死我活，无所不用其极，什么公平竞争，自由民主，在巨额利润面前，都不存在了。那么一家人为了利润，都炼成那个样子，就更别说国与国之间了。而且美国的价值观念中还有一条。你没算计过我，你没斗过我，你失败了，那么你活该！你笨蛋！
谁让你上当的？谁让你是二百五啊！你这个冤大头！
（学生笑）
这个世界始终是强者生存的世界。一千年前如此，一千年后还是如此。想生存就要发愤图强，而要图强只能靠自己。外人不会帮你，也没有义务帮你！中国人，中华民族，是真想富强，还是想在有一天成为那种被列强踩在脚下的冤大头呢？
所以，我的结论是，如果中国人不想自杀，真的不想在严峻的国际竞争中被淘汰，中国人就必须在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凝聚起来！
九、做人要做打不垮的人
我希望大家理解我，理解我今天感情很不平静。在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圈里，没有人像我这么挨人骂的！没有人像我这样左右被夹攻的。
其实我做了些什么坏事呢？我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人，既不比别人好，也没比别人坏。仅仅因为在政治和文化上，我持有与当今主导潮流的某些知识分子中的政见集团不同的观点，有人就说，你是走狗！于是有人有意识地布置和发动了二个搞臭我的运动（我这样讲是有根据、有见证的）。人性中有三种最丑恶的感情，这就是嫉妒、仇恨和畏惧。而我却饱览了这些丑恶的东西。各种加之于我的诽谤、造谣、栽赃、人身攻击、政治诬陷，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冷笑）这也是一场政治心理战。
去年7月间有一个大学生来告诉我，全国都在传播一个谣言，说我举报了三千多知识分子。说天安门的坦克是应我的要求而出动的。诸如此类。
（学生笑）
你们笑了，说明你们现在也不信！刚才我已经说过了，我认识的头面知识分子，加在一起恐怕还不超过一百人。我举报三千多人？请开出名单来。造谣也造得不高明！
其他各种各样的谣言就更多了。例如今年3月的“美国之音”，居然在“新闻人物”中点名根据诽谤性的材料骂我。我真是不胜荣幸！造谣诽谤，人身攻击，从来都是政治攻击的一种手段，古往今来都是如此！但这是卑鄙的手段，下流的手段，弱者的手段。有人集中对我造谣、攻击、谩骂，只不过说明有人特别怕我和恨我而已！
我知道他们目的就是搞臭我。可以说这是一种国际性的诽谤运动。目的达到了没有？相当意义地达到，历史上如此集中地调动各种政治宣传工具，不择手段地诽谤一个普通人，恐怕还很少有过。但是花这种本钱，说明他们受到了惊恐，有人对我既恨又怕。西方、港台某些政治势力如此注意我，无非是两点；第一，他们发现我说破了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是他们本来想做的，说破就不好做了。变戏法儿的人最恨戏法被人揭穿！第二，他们知道我在民众中有一定的影响力。所以拼命要孤立和搞臭我，以抵消我的言论的影响。诽谤性的人身攻击，这实际也是场心理战。
他们的推理模式是十分有趣的：
大前提：凡坏人的话都是错误的。
小前提：何新是一个混蛋加坏蛋。
结论：所以何新的话，中国人千万别去相信。
总之，就是试图以人废言。什么民主，什么多元化，什么尊重少数，什么绅士风度，统统不要了。最好让中国人认为，我说的话都是假话，这样人们才能跟着他们的宣传走，最终像东欧苏联那样。
还有人骂我是什么这个主义、那个主义，也有人称我为什么“学者”，但那都不过是一个语言问题，命名问题。改变不了事物的实体，而只不过寄托骂人者的感情而已！我相信的是事物本身的力量，真理的力量，人民的力量。只要我讲的是真话，我将继续讲下去！无论他们怎样骂，我毫无悔意。我从小信奉的格言是：做人要做打不垮的人！
（何新看表）好了，该打住了。已经12点多了。因为时间的原因，今天只能谈到这里，给大家留5分钟时间，请大家提问题。
（会场静）
如果没有问题，那么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热烈掌声）
今天刚开始的时候，我感觉到很多不友好的东西。（笑，学生也笑）
但后来，我发现真话还是有力量的，北大的同学也是讲道理的。所以，我再一次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今天的合作！
（场上发出雷鸣般掌声）
我并不要求你们同意我今天讲的一切。你们回去可以想一想，议论议论。想一想我讲的东西是不是真的？是不是在理？我何新有一条，我从来不认为我说的是真理。我承认自己是一个充满谬误的人。这个骂我，那个骂我，都无所谓。我视之盖如雾月清风。如果回去想想不服气，那么还可以继续骂。我把自己的一切都托付给历史。信不信？将来看！
好，再次谢谢大家！
（全场热烈长时间持续鼓掌）
时间：1990年6月24日上午9－12时
地点：北大礼堂
演讲者：何新
说明：1990年6月，应北京大学党委及学生工作部邀请， 何新对1990年应届毕业生做了一次毕业前政治演讲。当时学生仍处在较严重的对立情绪中（6月4日曾发生事件）。何新事后说，那次演讲是他生平所经历最惊心动魄，也最艰难的场面之一。
一、开场白
（何新入场登讲台。满场哄闹。有人故意敲椅子，有嘲骂声，大声嘘和吹口哨）
看来大家很不欢迎我。
（学生笑，起哄。有人喊：“那你还来？”）
我没上过大学，可是跟北大好像还真有点缘分，1985年以来，每年总有机会来此讲一次。
（学生哄笑，嘘。口哨。有人喊：“话筒靠近点，后面听不见”）
（靠近话筒）上一次来，我记得是去年四月份，在那个电教报告厅。从那次到现在，过了一年多。这一年当中，北大、中国、世界都发生了很多事情。今天重来此地，感慨良多。什么感慨呢？我知道，我此时到此地来，不合时宜……
（有学生喊：“对！”“你还有自知之明！”鼓掌，笑声、嘘声）
但我今天既然来，就是准备上这个炉子烤。正如《三国演义》里说的……
（嘘声。有人喊：“你想舌战群儒吗？——“他是来单刀赴会！”）
我来之前，曾经有朋友劝我……
（有学生大声喊：“我们也劝你别来！”笑声，哄闹，鼓倒掌）
劝我的人说，你现在到北大干嘛去呀！“六·四”那天刚出了事情。老实讲，临来前，我也忧心忡仲。现在坐在这看着大家。……我心情很沉重。
（学生哄，笑，喊：“你沉重什么呀？”）
说句实在话，我来是想跟你们交流一下想法，刚才那位老师说，请我来是给你们作思想教育……
（学生大哗，笑声，嘘声，鼓倒掌）
你们笑，我也觉得可笑，我这个人自己受的教育还不完备，大学都没读完，我哪有资格教育你们呢？我来，就是想和大家说说心里话……
（有学生喊：“说吧！”有学生喊：“有屁快放！”“看你还能说什么？”……）
我刚才进来时听到有人骂我。骂，对我可不新鲜，我这个人挨骂是挨惯了。现在我的这个骂名呀，似乎传遍了全世界。我今天给你们带来了一点材料……
（学生大笑，鼓掌）
（举起材料给大家看）这是《纽约时报》。这么大一张照片，世界性的报纸，题目是“A Defender of Deng Tells Why He Is”（一个邓的卫道士陈述他为什么这么做）。
（学生笑，哄闹声）
这是《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也这么大的照片。题目“一个保守主义者如是说。”
（学生大笑，叫好，鼓掌）
（也笑）我就知道你们会喝倒彩。我还带来一些信（举信），你们想骂人，骂得可能不痛快。听听这些信，也许正是你们想骂的。先读一封匿名信：“何新，你是中国民主精神的叛徒，你是中国知识界的败类！因此，中国知识分子审判团，对你从精神到肉体宣判死刑。”
（全场哄笑，大声鼓掌，喝彩）
别急，还没念完呢：“我们要绞死你、砸烂你的狗头！让你下油锅。你做好准备吧！”署名“中国知识分子锄奸团”，1989年8月1日。这是典型的文革语言。
（大声哄笑、鼓掌）
还有更漂亮的呢（又举起一封信）：“何新，你这只卑鄙无耻、卖身投靠的哈巴狗，你将永远被钉在文明的耻辱柱上。如有可能，我***，再生一个人作何新！”
（笑声。台下有人大声说：“这有点太过分了！”）
他还说：“有胆量的话你可以举报。”放心，我不会举报。。这信我得留着，这是宝贝，纪念品。花钱还买不着，哪舍得交公安局？（举起一张有漫画的信纸）再看这件，这是艺术品！（读：）“何新，不老实的人，即使做了老实的事也不会赢得人的信任（作者是在引用去年8月间上海一张小报上骂我的话）。你的大作我们都在《中国青年报》上拜读了。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耻笑你，骂你是条疯狗，时机一到就想咬人。而我认为你充其量不过是一条劣等的疯狗。”署名：“一名大学本科读完的人。”这是暗示本人没上完大学。我不知道写这个信的人是否今天在座？
（学生交头接耳，叽喳议论，渐静）
去年到今年这一年当中，发生了这么多的事。让人如何不感慨啊！如果你们有兴趣。我还可以给你们念，看港台和老外的文章怎么骂。如今我里外不是人。这么挨骂，可我还是来了。干嘛来呢？来，当然不是希望来找骂的。有人现在传说，说何某现在做大官了。什么官呢？说鄙人要当社科院的副院长。还有这样那样的说法。我想在座的可能都听说过。这真应了古人一句诗：“于今腐鼠成滋味，猜疑鲲鹏议不休。”
可我告诉你们，如果何新真当上了什么官，你们可以任意拉一帮人，去把我家的大门扒掉。
（学生议论，笑，“这要犯罪啊，谁敢扒呀！”）
敢不敢，那是你的事。我的意思是，第一本人从来不想当官，第二我也不可能当官。其实我的处境是两面受困。洋老爷骂我是邓的走狗；另有人骂我是漏网的“精英”。各种匿名信写给中央，据说还有从美国寄过来的。当然自称不是搞“民主”的精英，署名是“海外爱国人士”。揭发我一贯搞自由化，整理出我所有著作里面的自由化言论，寄给各个有关部门。就我听说的呀，材料至少有这么厚一叠。所以我的日子并不好过。说不定哪天也会点我的名。
可是尽管如此，八面来风，我呢，清夜扪心，问心无愧，还是睡得踏踏实实。检点平生，我是既不懊悔，又无遗憾。仍然坚持我的观点，坚持我的立场。为什么？这就是今天我想跟大家谈谈的。
（会场稍静）
今天来，我是想告诉你们，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如果说，一个人不是想当官，不想往上爬，人们就会问：那你干嘛要帮共产党的忙？不是叫“走狗”嘛？为什么要做走狗啊？好吧，我要告诉你们为什么！
当然，我不想给大家搞什么思想教育，我也不会。我不是共产党员，也没做过政工干部。退一步说，我从来倒都是受教育的对象。那么有人就要问，既然如此，为什么你今天坐在这个台子上啊？你有什么资格坐在这儿啊？
有什么资格？不是以什么学者的资格，什么头衔的资格——这一套我从来蔑视之。就以我是一个中国人的资格！中国今天面临着危险，重大的危险！威胁你们，也威胁到我，威胁到每一个中国人！所以我不能不说话！
（会场稍肃静）
从去年4月到今天，我一直注视着你们。我知道你们有人怨恨我，因为我反对了你们。可是你们知道你们在做什么？你们为谁这样做？谁在为你们鼓掌？——我们民族的敌人！有人要借你们的手，拆碎中国，灭亡中国。而你们，却把他们看作中国的救星。在帮他们，那些为你们叫好的人中，就有这种人！
（学生骚动，交头接耳，议论）
是的。对去年的整个事件，我有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想法。和你们不同。不是据说要搞民主吗？思想自由吗？那么我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吗？可以坚持自己的想法吗？如果可以，为什么要写那种肮脏的匿名信？为什么要骂街？为什么搞人身攻击？为什么造谣诽谤？为什么威胁要搞暗杀？
（会场静）
我的想法从哪里来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从地下挖出来的，也不是任何人授意灌输给我的！从1985年以后，我几乎没参加过任何国内学术会议。我从未参加任何小集团。有人说我举报了三千知识分子。可是全中国出大名的知识分子，我平生真正认识的恐怕还没有超过一百人。什么这个圈，那个帮。我一概鄙视之！
我可能是有点知名度。要没有知名度的话，《纽约时报》、《基督教箴言报》，大家都知道，这都是世界第一流的大报，不会用那么大的篇幅来扭曲我、来骂我。正是他们这么骂我，我才知道自己可能有点重要性。但骂人？我不在乎。骂吧！我就不信人能被骂死。古人说：千夫所指，无疾而死。那是心里有愧，作了亏心事。或者是懦夫，胆小鬼。自从进入学术界以来，我挨了多年骂，至今没被骂死，照旧是我行我素。
我的知名度哪里来的？我非出身显贵，也没有什么大官人作背景。我知名仅仅就是因为对任何事物，我坚持自己的独立思想。我一不屈从．二不盲从。我从不怕什么名人的权威。但我也不怕多数人的另一种权威。我用自己的眼睛看事物，更用自己的脑袋想问题。就凭着我这一套独立的思想，我坚持自己独立不阿的人格。
当然，在实际生活中，我也有屈服的时候，那或是因为我错了，或者就是生存的一种策略，暂时的。
（学生笑声，低声议论）
我追求这种人格的独立。用一生来追求！所以我不会去从政作官。现在孔孟之道名声很臭啊。但是我喜欢孔孟的人格主义。孟子好像有这么一句话，叫作：“道之所在，虽千万人逆之，吾往矣！”我欣赏这句话，而且履行这句话。所以今天我到此来了，我告诉你们，不要说这只是一千人的会场，不要说这是一个火炉子，只要道义所在，哪怕千军万马，粉身碎骨，本人照去！
（学生低声议论）
今天在坐的有一位朋友，是某报的一位记者。他是见证。去年6月1日，有一个出版社的朋友，到我家来告诉我：“何新，我在天安门广场高自联的帐篷外听说，‘革命’成功以后，要把知识分子中的叛徒吊在天安门广场上的电线杆子上，据说第一个就是你！你出去躲躲吧。”
（学生交头接耳，议论）
我说老子不躲。我要组织人去广场，跟他们对抗。现在就去！老实说，当时我已经在作对抗的准备，死算什么呀！吓不倒我。
（零星有掌声，低声议论）
在今天有勇气的人，美国人说，在社会主义国家，是方励之一类。可依我看，此公是徒有虚名，其实是个懦夫。每个人都知道，从某个时期以来，坐在这个讲台上骂现实、骂这个制度，并不需要勇气，倒能得到国内外的满堂彩。谁敢替这个制度、替这个国家、替这个民族，辩护，讲话，那才真需要一点勇气。
1985年的时候，我第一次到北大讲演，说是一种邀请。可我难道不懂嘛？就因为当时我在《读书》上发表了一篇批评刘索拉、徐星那个无主题变奏的文章，有人就要炼我！
就是从那时起，给我造出无数的谣言。那天刚一进校门，就有人递过来一本刚出的杂志，贵校《研究生学报》的创刊号。第一篇文章是《评＜诸神的起源＞的谬误》，我的思想言论中肯定多有谬误。但是，我是不胜荣幸之至！这几年，凡是能臭我的东西，都有资格上头版头条。《历史研究》、《文艺报》，都是最权威的报刊，去查查嘛！所以那次来，我也是准备好被你们轰下去的。但是我感谢北大的同学们，那天我讲完后，你们还是给了我热烈的掌声。从那以后，我虽和北大人仍是多不相识，可是已成为有缘的
朋友。
从那时起，我就感到北大还是有一种精神。我今天到北大，就是要寻找和呼唤这种精神。我来寻找北大同学的良知，寻找你们内心中的理性。不是说这是民主与科学的校园嘛？好啊，我来试试。我跟大家讲真话。也许我说的是对的；也许我说的是错的。但是我保证只说出自内心的真话。
我现在和大家订一个君子协定，如果你们觉得我讲的是瞎话，你们可以采取任何行动。我也自动下台！
（学生议论，有人喊：“快讲吧，我们听你讲！”有嘘声。）
但是如果你们觉得，不管我讲什么，是真话还是假话，人话还是鬼话，根本没有必要听。少跟我们来这一套，滚！那么大家可以举起手来，超过50％，我马上提起包来，自动下台。
（学生议论，有人笑，有人喊：“说嘛，快说你的观点吧！我们想听。”）
（等待片刻）好像没有人举手。
（有学生急，喊：“讲啊，快讲吧，没有人举手。”仍有嘘声，）
我再等几分钟。我又听到几个嘘声。我知道今天有人在底下串好了要整我。这世界是怎么回事，难道我还不懂吗？要论捣乱，我从小就是捣乱分子。你们也许有人读过我的自传。什么起哄架秧子，什么暗杀、匿名信，黑社会，我都见识过。文革时期当反革命，手铐我带了半年多。你那个“嘘”声没意义，吓不倒我。
再说一遍。如果有人说何新，你给我滚蛋，我们根本不想听你讲任何话。就请举起手来。超过全场人数的50％，我马上夹起书包滚蛋！如果没人举手，那么对不起，我就要会场建立秩序！
（有学生喊：“别捣乱了！听他讲！”“我们北大允许你讲。”这时有十来人起身退席）
刚才有同学说，要听我讲。好，谢谢你！有人退场了（笑），我也谢谢你们。有人说，今天你这开场白太长了。干嘛拖这么长还不进入正题啊？我没办法！从我一进场就有人拿火炼我呀！不想让我讲啊！
我也是人，有我的感情。所以请原谅，我有一点动气，有一点激动。刚才的开场白长了，以下进入正题。（会场渐沉静，出现了秩序）
二、动乱的警告
记得去年我在北大报告厅作演讲时，正是动乱前夕（4月5日），当时我好像预言了中国将会发生某种事件，发生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因为那个时候，我感到，思想文化界中已经出现一种毒化的气氛，动员人们起来激进造反的气氛。
当时我曾对你们说，我有一种预感，感觉这个国家要出事。我说我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我说我思想中的许多概念，已经越来越糊涂。比如说，对当时人人热衷于谈论的“民主”这个概念，我说我越来越弄不懂了。
记得当时我向同学们提出过一个问题———今天到会的同学中，不知是否有那次也在场的？（有学生答：有！）我说，现在大家都说要民主，可是我却不懂，你们说的“民主”到底是什么？我说，我给大家时间， 请哪个同学起来具体地告诉我。当你说你需要民主的时候，第一你要的是什么？第二你要的是什么？第三你要的是什么？请站起来回答我。
但是我等了几分钟，却没有得到任何回答。于是我对你们说：我看你们所谓民主，只是对某种政治不满的情绪性宣泄，是政治目标毫不明确的鼓噪。我说这种情绪，是十分有害而危险的。因为它极容易被人所利用，它将使共和国陷入危险的境地。所以我担心，巨大的民族灾难就在前面等着我们！这不是事后诸葛亮的见解，当时在场的人都可以作证。
（会场肃静）
我可以说，在很多方面，很深的意义上，我理解在座的每一个人，理解你们经历了去年事件后内心的创伤和悲怆。我也理解当时在街头的所有的人们，所有的老百姓。为什么，就因为我和你们同样是普通百姓当中的一员。
而如果说区别，区别就在这一点上。我充分意识到1989年事件的复杂政治背景，意识到它可能毁灭中华民族的演化方向。因此我憎恨那些煽动民族分裂、国家动乱的内外挑唆者，痛恨那些准备坐收渔人之利的内外渔翁。
我知道，现在一些同学处于这样一种心态：我什么也不信了。我有的就是情绪，我要的就是斗争。但是你们想过没有，这样下去，这个国家的前途如何？
这里有份材料，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份材料是我在1988年发表在香港《明报月刊》上的。从这里面，我想，大家也许可以理解我，理解我为什么对你们的学潮，对所谓“民运”，会持有我现在的观点。
我在这篇文章中说：作为一种假想的政治预测，我们今天有必要考虑如下一种局面在今后十至二十年内发生的可能性。（以下读文章略）也就是说，我预言了街头抗议和暴力运动，预言了第二次文革和天安门事件重演的可能性。最后我断言，如果连续发生社会动乱，由于中国各地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状态，由于中国所处国际环境的复杂性，那么可以预测，将导致地方政府向藩镇割据的分裂局面演化。统一的中国将解体。中国在政治经济上
将进入一个复杂、动荡的分裂时代。
这是对未来形势演变的一种假想。这个假想是我在1988年11月份发表的。但是有人可能反驳我，说我受中国大一统的思想影响太深。说中国分裂未必不是好事。各地分散开，可能倒有利于经济发展。
无独有偶，曾经有一位外国人也对我发表过非常类似的看法。他说如果中国分裂，可能有利于经济发展。但是我反问他？为什么美国的各州不搞分裂、反而现在还要与加拿大、与拉丁美洲联合搞区域共同体呢？西欧各国自古倒是分裂的，为什么现在要通过欧共体走向欧联邦呢？
我确信，中国如果发生国家分裂，在数十年内的前途将只有一个，那就是发生割据和频繁的内战。人民将为这种分裂付出生命鲜血和经济倒退的巨大代价。事实上我很怀疑，这一套所谓“大一统”是落伍观念，不利于经济发展的理论，就是某些发达国家的战略家有意识地灌输给中国人的。目的，就是要为摧毁中国，分裂中国预先提供思想武器和舆论准备，从而彻底剥夺掉中国赶超先进国家的发展机会。
以上这篇东西是1988年6月写的，于1988年底发表。但这并不是一篇孤立的文章，是一组东西。其中还有一篇《当代中国战略形势分析》，发表时间是在1989年3月，也就是动乱即将发生之前。在文中我明白地预先预告了东欧将变色和苏联将濒临解体。我警告人们，90年代可能不是一个做美梦的时期，而是一个充满前所未遇的巨大危机、困难和挑战的时代。我提出了一个警醒的问题，这就是“中国现代化和美国、日本及发达国家的战略利益相矛盾”。
我当时认为有必要警告人们：有许多迹象表明，让中国陷入内乱和分裂局面，可能正是世界上一些有争霸世界战略意图的国家所期待看到的。在这类国家中，最应当注意的是美国和日本。
我说，如果认真反省美、日近年来对中国实行的全部政治。经济、技术和文化政策，我们就可以很深刻地意识到他们的对华战略始终是深谋远虑、意味深长的。
在他们眼中，中国人仍然是劣等民族，中国文化是弱者文化。而我们近年的所谓文化反思恰恰给外国人提供了蔑视中国的新论据。我们正在心理和政治上从事自我摧毁！
实际上，当中国为谋求现代化和经济高增长目标，而把寻求资金、技术的目光投向美国、日本时，我们忽略了极为重要也是极为关键的一点。中国经济、军事力量的强大，无论对美、日还是对西方列强，都只能意味在东亚形成一个新的超级大国。延滞或阻遏这一进程，必然成为他们真正追求的世界战略目标。特别是当苏联由一个进攻型的超级大国，衰弱成为地区性国家以后，以中国牵制苏联将不必要。
我对我当时发表的这套东西很感到自豪，我在历史面前没有愧色。它们发表出来在当时的舆论界无疑是一种不和谐音。但它们经受住了近年历史发展的检验。今天我介绍这些，并非意在炫耀。我只是想让大家知道历史是有逻辑的，是可以预测的。大家可能都还会记得1988年的思想界是什么情况？种种崇洋媚外。主张全盘西化，而中国人对自己的文明传统自轻、自贱、自虐。自我丑化的各种“新观念”、“新方法”滚滚而来，有势不可挡之势！
这些材料，我想你们的资料室会有。你们可以查阅一下。看看我刚才讲的有没有瞎话。顺便说明，这几篇东西，我的一些朋友曾设法把它贴到北大三角地，但当天夜里就被人撕去了，有人怕你们听到我的报警。
（会场极其肃静）
三、什么叫清谈误国？
对去年的事件，我采取了与你们，甚至与整个社会舆论不同的立场。有人以为我是搞投机，或者逞英雄。不，我讲那些话，不是想逞什么英雄。白痴才会在这种复杂、险恶的历史关头逞什么英雄！何况我是一个极普通的庸人。其实，我这人平生最怕热闹，最怕闹动静，最喜欢屏居独处，最喜欢孤独。然而近两年来，我的心境相当悲凉。
为什么悲凉呢？让我告诉你们，去年你们的几次游行我都是旁观者。我曾好多次在广场倘佯停留。6月3日那天晚上我也在街头旁观。而6．4清晨，我曾骑车环绕北京，当我目睹那布满烽火、瓦砾与残骸的长安街时，我的心破碎了！黑格尔说过，只有丧失和平和稳定，人才会知道这种已成为生活自然条件的东西，是多么值得珍重！那些日子，我时时感到一种中啮心的悲凉。我惊讶人性的愚蠢，奔向一场劫难，竟犹如奔赴一场盛大的节日！
我回忆起自己一年前写的那几篇东西，当时只是根据一种理性的推断，根据我掌握的一些材料和数字，根据我以当代中国的现实情况与世界历史情况所作的类比，而推导出若干结论。当时说出来，不过是以之作为一种假设。但我万万没有想到，它们却竟会在眼前成为现实！我惊讶地看到我所预言的一系列局面，似乎都在一步一步清晰地演现。我不能不为之悲哀和恐惧！
但是，最近我收到了一封读者来信。这封信出自广州地区一个匿名的知识分子。信中如是说：
我也不相信什么自由民主，我也不相信什么严家其之流的那一套理论。但是我同样不能支持你。我认为，中国应该大乱一下了！不乱不治。人口那么多，社会结构和政治组织那么腐败，不死他几亿人，不乱它一百年，不乱深乱透，如何能获得新的生机？让大毁灭早日降临于这个民族吧！毁灭是再生的唯一希望。只有大动乱，才能导致现存社会结构的突破，这是中国的唯一希望。所以我认为你是阻挡历史之潮的反动派！就是经历几十年动乱与战乱，也不像你描绘的那样可怕！
读完此信，我有一种感觉，这是一个冒充上帝的人在说话。这封信现在在《中国青年报》一个编辑手里，我一直建议他们登出来，让人们知道什么叫做冒充学术的狠毒和残酷！好一个“死他几亿人，乱它一百年”！这不是人类的声音，更不是上帝的声音，而是真正的恶魔之声。就发散在我们周围，而人们却还是懵懂不觉！
对这种人，我的答复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由你自己做起，请你首先自杀，为中国人作一个减少人口的楷模！凭什么别人都应该死而你却该活呢？我憎恨清谈误国。这种讲起来头头是道，一实行就要杀人的理论，就是清谈误国的典型样本！这些年社会科学理论很兴旺，种种各样的新理论都出现了。有好的，但也有添乱的。我这人玩世不恭。人家称我是什么学者、什么研究员，我记得过去在北大的讲台上就讲过，此类头衔，渺不足道，不过是混碗饭吃。去年我曾想辞职。这个打算并不作废。
说实在的，我本来没想当什么学者。我读书著文的初衷，本来是想求真知、辨是非，追求致学术于进步，致人生于改善。但殊不料竟触犯了一些学术山门、政治山头的既得利益。有个外国记者和我谈话，他看我为现在中国的政策辩护，说：“你怎么为共产党辩护，你是共产党吗？”我说不是。“为什么不是？”我说我从来没作过申请啊，没想过这个问题，我无意从政。我对政治本来不感兴趣。那么为什么发表政论？那实在是出于不得已。举个例子。如果我和大家共同住在一个房子里，这个房子破旧了。旁边有阔佬们的高楼大厦。我们存在于这个地方，碍了阔佬们的事，人家就总想拆我们的房子。而这房子里和我合住的伙伴也告诉我，说咱们这个房子太破了，咱把它拆了吧，拆了也盖阔佬那种高楼大厦。我反对，我说：“我们目前还没有钱。我们这个家底还不厚实，我们不应该和那些阔佬攀比。”可是你们已经拆起来了。这时，我能不能站起来喊一声：对不起，我反对你们！
而那些阔邻居们却兴高采烈，他们在旁边鼓励和助威，说：“干的好，小伙子们！这破房子是早该拆了。看看我们的高楼大厦，不拆你们就永远不会有！他们帮你们骂我，说我是混蛋，反对你们住新房子。我想你们知道我讲这故事是什么意思。我为什么是现在这个立场？因为我必须维护我们住的这个房子。我无意于政治，我不想当官，我不想给任何人拍什么马屁、当什么走狗。但是有人要拆我们合住的房子，我能不出来讲话吗？！
（学生笑）
四、殷鉴不远
中国的前景如何？两年前人们很乐观。后来连续发生一系列问题，有人说，这些问题都是由于改革不彻底，由于政治改革没有走到前面造成的。真是这样吗？大家可以睁眼看看目前的东欧和苏联。他们的改革不能说不彻底吧？政治改革也走到经济改革的前面了吧？怎么样呢？破产、倒闭、失业浪潮席卷这些地区。国破邦离，饥寒交迫。许多人单纯从政治制度演变的角度评论东欧的变色。但以我的看法，我认为东欧面临的困局，实际是工业破产、经济崩溃。是目前世界性经济大变局、世界经济危机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前景只能是以依附的垂直关系，或作为债务奴隶而隶属于西方发达国家集团。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但有人说，为了民主嘛，总要付出一些代价。目前它们这种情况只不过是一个过渡。这话真是太美妙了！但试问，第一，这苦难的、国家混乱、民族分裂、经济崩溃的“过渡时期”，时间到底需要多长？三年，十年，有希望吗？第二，什么事情不是过渡啊？我也可以跟你们说，中国现在的困难，也是暂时的，是个过渡。但是你们就不爱听吧？那么为什么对那边的情况这样讲，你们就相信呢？人就是喜欢自己骗自己。
刚才我引用了广州那个人的来信，他说中国啊，现在需要一 种变乱、突破，来打碎现存这个结构，在这个基础上，才能给中国带来生机，进入到一个新时代。但我这个人喜欢务实，我是从东北的农民堆里滚出来的。我不会算那么长远的账，我只会算一个眼前的账。你说三十年后世界将如何好我不知道，也许我看不见。我能看的就是眼前。按照他开的那种药方，眼前中国就该发生天下大乱、兵荒马乱、烽烟四起，人们流离失所。你们愿意不愿意接受？不都说社会主义如何不好嘛？社会主义究竟好不好，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它作为现存制度维系着千百万人的衣食住行，生存命运。有人说，一种制度好比一件衣服，感觉不好就可以换上一件。但我看不对！一种制度是长在社会上每个人的骨肉里的。你硬拔掉它，就要流血！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所以，我期待于对现状的改良而不是动乱和推翻。我有个好朋友，去年事件中，他家有人被误伤了。这个事情平定以后，他愤慨之极，他跟我说：他妈的，我是共产党的孩子，但我再也不跟共产党干了！他流眼泪很愤慨。我坐在他身旁，我什么也没说。我们家没死人啊，对不对？我理解他的心情。他是我的好朋友，我们过去经常交谈，所以他了解我的立场和观点。后来我就讲，我说共产党、社会主义怎么样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它现在维系着千百万人的身家性命，包括你我。如果真的天下大乱起来，你爹我爹将没处领退休金、养老金，他们住的公房啊，将来产权私有化，又没有秩序，不知道将交给谁。千百万的公务员、工人、市民，在动乱中将失去生计，流离失所。闹吧，大乱以后，社会正常经济联系将破坏，银行将发不出贷款，人民币崩溃、信用崩溃，银行关门，工资停发！现在有些国家就是这种局面。许多人讲，目前经济有困难，一些工厂不景气，停工待料。我知道。但是我还知道一点，乱吧，上街吧，上街的结果，你们现在停工待料，还有人给你发工资。但天下大乱三个月，如果哪个地方还能给你发一分钱，那就是奇迹。也许“美国之音”会给你发钱？也许靠美国的救济面包能养活10亿人？好，如果是这样，我们都到美国人那儿、到美国大使馆磕头去！
我这个人目光狭隘，就认实在的东西，高深的那套玩艺儿我是不懂。我知道的东西就是这么一点普通人过日子的道理。我是农民嘛！
（学生笑）
再说去年那个局面，现在许多人都有气啊。我知道。就说对政府，有人气憋得很足，说你这个政府，怎么当时就是不让步啊！有个日本人写了一篇文章，他说是学生和政府为争面子的心理，而酿成去年的偌大事件。这真是肤浅无比的观念。
但是据我观察，去年那个事件后面活动的，恐怕不是只有一种力量，不是只有你们大学生，不是只有你们这些要追求民主。追求光明、追求中国现代化的人。它后面有很深的国内外政治背景，真正揭开事件的全部真相，看来还需要一些年。
有人会讲，你的意思无非就是暗示有外国势力插手。但美国管你中国的事情干吗？中国这么穷，当殖民地都没人要！
也许是当殖民地都没人要。这就更表明，中国的前途只能靠自己！然而如果中国今天的制度解体，如果中国四分五裂，等待中国的将绝不是富裕与光明。如果打个比方的话，那么我可以断言，中国的前途只能是如下样板的合成：这就是经济的非洲化（缺水缺粮的荒漠化）！债务问题的拉美化！政治动乱和内战频仍的中东化！许多中国人将流离天涯，成为现代巴勒斯坦人。
（会场极其肃静）
我最近这两年啊，真是长见识。说实在的，好多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事都见过了。去年你们游行的时候，头上怎么都扎着白布条，打着黑布旗子？你们当时难道看不出那也是一种不祥的预兆？我这个人有点迷信呢，我曾经碰上一个和尚。那个和尚是一个知识分子，是我的忘年交，老朋友，不谈他的名字，他不愿意。他在大家游行的时候，也蹲在金水桥旁边看。我走到他身边，问：“你看这事情前景怎么样？”他说：“很不吉祥啊！去劝劝这些学生吧！”
（学生议论）
这是迷信，还是他有意的警言啊？但这老头，我讲出名字你们有人会知道，是很有名的，德高望重的一个出家老知识分子。当时他还指给我看纪念碑前面，挂在柱子上的那面黄布旗，大书“绝食”二字。大家知道啊，汉语的多义性，它后面还有很多间接的意义呢。那些日子，我有个朋友也起劲得不得了，狂热兴奋之极，天天上街游行。我就劝他说：“你还游啊？你们家的孩子才这么大，快给他备点奶粉、方便面吧。快了。”他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很反感。我说：“你没看见纪念碑前面的那块布帘子吗？天下真大乱，就得断粮了。”我是农民，不懂什么精英政治，关心的就是衣食住行问题。
当然，由于政府果断控制事态，后来这个事情没发展到那么严重。但我告诉你们，对此我只能为中国人额手称幸。历史又给了我们若干时间。但今后几年，三到十年，我可以肯定地说，是决定中国命运的时刻。中国的前途究竟会怎么样？甚至21世纪的世界上将来是不是还会有中国？两种可能，就是我刚才谈过的——完全取决于国家大局能否实现持久的政治稳定！我两年前在《明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并未作废。如果动乱再度起来，如果社会失控陷入无政府状态，那么不管这是以什么名义发生和动员起来的，国家的前途只有一种，那就必然是兵荒马乱、诸侯割据，老百姓流离失所。
国家的命运掌握在我们每个人手中，让大家自己去抉择吧！
五、中国外部环境虎狼在侧
我相信所有的大学生，当你们去年投入到那场运动中时，可能都是抱着一种真诚，一种追求中国振兴、中国进步的热望而投身的。
但是，你们是否看清中国当今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可以说是虎狼在侧！当你们这几年在激动地演讲、鼓动和造反的时候，我在做什么？我在读书。我读了一些书。特别是读了美国罗斯福时代以来关于美中关系，关于美国的世界地位，关于美国在本世纪末和下世纪所追求的世界目标的书。
读完这些书以后，我明白了一些问题。这就是最近我和那个法国记者谈话的时候说的：民主也好，人权也好，作为一种价值或理想很宝贵！但人们要警惕，不要让那种有世界图谋的国家，利用它们作为策动他国内乱的口实，达到乱人之国，灭人之邦，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目的！
现在，关于世界的前景问题，你们从各种各样的书刊和报刊上，可以读到很多说法。无非是两种：一种悲观；一种乐观。现在好像是乐观的占主流。西方有人认为，第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即将从地球上永远被清除出去。第二，模仿西方政治模式的民主化运动，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这个观点可以从国外的很多报刊杂志上（台湾、香港、美国之音）看到和听到。而这两种信念，也渗透到中国很多知识分子的思想中。我现在先不评论这两个观点，但是明确地说，我不同意它们！我对世界前景，从长期说是乐观的。但从近期看，却很难乐观。我没有看到可以乐观的根据。我看世界正面临前景莫测的巨大变局。世界如此，个人何足道？当然是——“无所谓”。
（学生笑）
（也笑）我说无所谓的意思是，我不怕那种要暗杀我的威胁。当然，如果有一天，把我干掉，有人会高兴。美国有人就会高兴。我给你们讲一件真事。我的一个亲属在某国留学。有一个相当有权威的外国学者请他吃饭。他是打工的自费留学生，时间就在前不久，今年4月间。那位学者说：“何新这个人，我们知道他的能力，我们知道他非常聪明，但是他被共产党收买了。他很危险。我们都是他的朋友，我们替他的命运担心。”
你们知道，“美国之音”播过骂我的文章。法国巴黎电台。英国BBC点过我的名。香港、台湾的刊物就更不用说了。有一个西方记者亲口告诉我，1988年我在《明报月刊》的文章发表，当天就被日本、美国、苏联在港新闻和谍报机关传报各国。他们干嘛这么注意我？无非是我作为一个普通中国知识分子，站在中国人自己的立场上讲了有利于中国人的话。因为我揭露了他们对中国心怀叵测的战略意图。于是他们就要毁掉我！我今天正式宣告，如果我有一天失踪，被绑架，被暗杀，甚或发生“自杀”，那都将是毫不奇怪的。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也不要求你们承认我。但是，我的文字，我的作为已经留在了历史上！我对得起你们，无负于这个民族和共和国，也对得起我的良心。这就够了！
（场上发出掌声）
我再告诉你们一件真实的事情。有一位非常有名的西方作家，她是我所遇到的真正热爱中国的外国人之一。她在外国读到了我揭露西方对华战略意图的论文，她说：“你写得非常好。但这话只能由你来讲，如果是我讲出来，我就要被悄悄地这个！——她用手作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
（学生低声议论）
对不起，我无法透露她的姓名，你们也许想不到吧，这就是现代民主的另一面！现实的世界并不是一个平等关系的世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有水平的关系，也有垂直的关系，在经济、政治上都是如此。有一个七发达国俱乐部，那就是今日世界经济的七个特权国、主宰国。美国就是他们的头。说到底，美国全球意图的根本目标是什么呢？是全球民主吗？是世界各国共同富裕和维护人权吗？美国有一个迪斯尼乐园，而这一套意识形态，也就是美国战略家提供给世界的另一种迪斯尼神话。
美国全球战略的根本目标是什么呢？从远期看，最终就是要在全球建立一个以美国为核心和担任政治领导，囊括全球的一体化经济政治体系，也就是“通过拥有一个中心首都即华盛顿的中心大陆——北美大陆，从自然地理上支配全球”。我说这个话，一定有人认为这是耸人听闻，你怎么知道？我告诉你们，这句话，是从美国人的书里抄出来的，这本书就是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写的《竞赛方略》。
这本书是写给美国的国会领导人读的，那个时候美苏还在竞争，东欧的阵营还没有解体。这本书中有一章，标题是《争夺欧亚大陆》。你们要想了解美国的世界战略吗，与其去读布什公开的施政文告，不如读些这种书。这本书第一章的题目叫《帝国冲突》。什么叫帝国冲突呢？有一个词，许多人认为已经过时了，就是“帝国主义”。但是这部书的第一章就讲这个问题，而且开宗明义。他告诉美国国会人士；美国和苏联的斗争，并不是像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仅仅是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也就是说，冷战的真实涵义，不仅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也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民主自由价值观念的斗争，说到底是由谁来主宰全球大陆、世界市场，由谁来建立这个世界帝国的斗争。这是两个主要帝国为争夺全球统治权力而战的斗争！这本书里有两张地图，非常有趣，分别是以美国为中心和以苏联为中心看到的世界。世界地图翻了一个角度，就把这个目的非常鲜明地突出来了。
还有一个美国战略家叫斯皮克曼。他早在1944年写的一本书中，就揭示了世界战略斗争的这一内容。这本书的名字有意思，叫《民主与和平的地理学》，1944年出版的。在这本书里，作者试图为美国决策集团设计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扩张战略，这就是著名的地缘战略。他清晰描述了美国应追求的世界地位，美国将会遇到的主要对手，以及美国必须拓展的新领地。他说，作为历史上的唯—一个世界性的民族，美国应当成为民族多元化、太平洋中心区域、世界新秩序的中心枢纽。只有在那个时候．美国立国者的伟大抱负才能实现。“美国的抱负不是追求一个多民族的世界，而在于完成世界统一的使命。”
由此我们可以体会美国人的战略精神。说实在的，我对美国有一种很矛盾的感情。一方面，我很钦佩它，它是那么有力量，那么强大，对吧？它的民族是世界化的，它能容纳很多东西。但是我也非常警惕这个国家。因为它那赤裸裸的弱肉强食哲学，它那种以帮助各国人民实现民主、人权、自由选择为名，而煽动内乱，贯彻自己战略目标的假仁假义和伪善！
去年中国发生的事件，我相信美国的战略家，早在事情发生之前很久就完全清楚地看到了（事实上费正清也在1988年底预测到中国将发生动乱）。而在6月事件以后，如果中国局面未能被政府所控制住的话，中国前景将四分五裂，这也是美国的战略家非常清楚的。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就是推波助澜，就是鼓励事态持续恶化。这一点从“美国之音”的鼓动中可以明白无误地意识到！可恨的是，他们要的实际就是这个前景，要的就是中国的颠覆和分裂局面！我讲得很累，我想休息5至10分钟，以后再和大家继续谈。好，谢谢大家。
（全场鼓掌。全场休息，学生除个别上厕所的以外，大都坐在原地未动。大约5分钟以后，学生们开始敲桌椅，催促何新：“快些开始下半场的演讲。”又过了5分钟，何新再次登台，场内一派肃静）
六、美国来信
我刚才抨击了美国的对华政策和世界战略，也许有人会认为我过于偏激。但是这儿还带来了几封美国人写给我的来信。这些信反映了一部分美国人对美国民主和去年中国事件的看法。这些美国人我一个都不认识，他们是看到我的文章，有的人还是看了国外骂我的文章而写信的。
下面我摘要读一读，由此，你们可以了解在美国还有不同于“美国之音”的另一种声音。有一位是华高自然科学工作者。他家人在美国已经生活了三代。他的信写得很长，我摘要念。他说：
“最近我们在美国的报刊上陆续看到关于您的观点的零星消息。感到非常有兴趣。过去一年，在中国，在我们这个越来越小的世界上，发生了很多困恼人的事情。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市面上也出现了大量与这种变革有关的书籍，在尽力地添补美国公众对中国人的辅辆饥肠。”
“但是。这些书籍和已发表的报纸文章，却给我们造成一种千篇一律的偏颇印象。对于拥有强烈好奇、而不愿人云亦云的人来说，对那种关于中国民主的空白论，愈来愈有普遍的乏味感 “以鄙人的陋见：一种判断、一种见解，最初不论曾经是多么勇敢、多么深刻，一旦变为被多数人不断重复而噪瞧不休的口头禅，也就可能丧失它可能一度具有的耀眼光彩，甚至存在将善良的人们，引向某种迷雾和灾难的危险。”
来信说：“二十年前的美国流行经过若干修补的左倾思想，曾经变为绝大多数知识青年狂热崇尚的火光。（他是指1970年美国大学生的校园造反运动）但是风云变幻20年后的今天，对于一个在美国生长了三代、受过教育、见过世面的美籍华人的我，却突然发现，在世界的另一角，在我的故土，竟会有那样多的成年人如醉如痴地，叫嚷着印在美国中学课本上那些最平庸、最陈词滥调的几句口号。
在洋洋自得之余，我也油然而生一种莫名其妙的冷嘲之感，历史的螺旋真像一个不解之谜。”
他又说：
“作为海外华人，大多数都不同意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制度可以适用中国。（其实，日本人、韩国人、新加坡人和国民党人都是这样。战后一群美国人给日本的忠告是：不适于日本人的美国制度就不能予以采用）
在不同的程度上，人们也都同意中国需要安定。国民党50年代强制维持台湾治安，甚至影响他们的声誉也再所不惜，才促进了台湾的经济发展。”
他还说：“从对你思想的评介中，知道你对游行者们把一切罪过归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点持反对态度。其实呢，这反映了中美间的文化冲突，实际也是一种政治文化的心理战。”他说：“每逢读到报刊上外国人称颂日本、南朝鲜人的苦干，教育普及，以及人们的多利等等道德时，都归功于孔夫子的教育。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只感到非常惭愧和受侮辱……”（略）
他的信还很长，我不详细念了。除此之外，我还收到很多外籍华人的来信，他们对我的观点态度和国内人们的想法，确有天壤之别。许多人早已加入了美国籍，但是作为一种根苗所在的故土，他们却仍深深钟情于中国，中国文化。再读一封信，这是三藩市一位纯粹的美国知识分子写给我的。他这样写道：
“您发表的谈话录中所表达的意见和观点，使我感到非常兴奋。因为，您看问题的角度，是大多数美国人很少有机会了解到的。
自从1989年春季以来，美国人得到了大量关于中国持不同政见者们的消息，如方励之、吾尔开希等等。许多关于1989年北京的游行示威的报道，失之于肤浅和偏颇。实际上，许多美国的新闻机构，并没有准确地报导示威者们所提出的具体要求。这些游行者们差不多总是被描画成要求推翻共产党的英雄。实际上，正如您所说，很多人其实只是要求共产党实现更清明的政治。
美国人从自己的政府和新闻机构那里得到一种片面的消息，这并不是第一次。在整个80年代，美国的电视、报纸、学界和政府，都制造了这样一种印象：即中国正因走向资本主义而带来经济的迅猛发展。而这一种解释的基调是一种由资本主义的胜利而来的沾沾自喜。这一种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为里根和布什的经济政策作了注脚。
由于人们得到的关于中国的消息仅仅是美国的资本家们所想要他们知道的消息，他们自然地把这些消息看成是一种资本主义的优越性的证据。（他们也正在运用同一种眼光来看待今天在苏联正发生的一些变化）
在这以前，在冷战的年代，他们制造的是一种完全相反的印象：中国被看作是一个头号敌人，一部巨型的共产主义机器，要将这种制度统治全世界。对于共产主义的敌意，加上对于亚洲人种的歧视，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美国对越南的侵略，以及对于其他亚洲国家的干涉。
很清楚，这种左右摇摆的极端印象同真正的中国——个巨大的发展中国家，承受着人口膨胀、环境恶化、教育落后、基础薄弱，以及历史、内战和外国入侵所遗留下来的一切问题——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
由于您大量地谈到了‘真正’的中国所遭遇的问题，我认为让美国人了解到您这一种观点，是很重要的。这样可以使他们更好地了解中国。
我也认为您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分析相当恰如其实。很少美国人意识到西方帝国主义和干涉主义在这个世界上造成的不幸。更少的美国人了解这些不幸所留下的感情伤痕。
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要使发达国家意识到发展中国家所遭遇到的深重的困难。但认识到这一点仅仅是一个开始。发达国家必须意识到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要为这些困难负责。并有责任为这些困难付出一定力量。若非如此，我恐怕西方国家有一天要为一些在历史上埋下的错误付出很重的代价（今天在中东的危险形势，就是一个信号）。”
他还说：“您对于美国的批评之所以令人信服，是因为您同样地愿意批评中国政府所犯下的一些严重错误。美国人在他人愿意承认自己的不是的时候，会更愿意接受批评的意见。口号式地谴责帝国主义是无法服人的。但理性的分析却可以让人服气。”
但是，一个美国知识分子认为服气的批评帝国主义的论点，一些中国人却并不认为服气。他们认为帝国主义没有那么坏，自己的祖国没有那么好。这也是近年的怪事之一！
七、爱国主义是否过时了？
现在流行的看法是外国月亮比中国的圆，外国人对中国人比中国人亲！可是据我知道，那些身在外国的中国人未必有这种体验。事实上中国人到了西方以后，心情往往是矛盾的，一方面可能钦佩、羡慕别人的发达。另一方面又有一种切身的非家园感，缺乏归属感，寄人篱下之感。叫做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家。你勤奋苦干，也许可以挣个几万美金，但是你却不容易挣到西方人、日本人对你的认同。结果定居了几代，还是被看作外国人。华人参政在美国是个大新闻。它是新闻本身就说明了这很稀罕。我们的传播界对于这类新闻也极乐于传播，似乎以此可以获得某种中国人的尊荣。以别人的价值为价值，以洋人的承认为承认，这本身就是自卑，就不光荣。你们不是有人崇拜尼采吗？可是尼采说过：价值由我出！我创造价值。这话有主观唯心论的色彩。但如果“我”不是只指个人，而是从民族的角度、国家意识的角度，勇于提出和敢于坚持独立的价值观，那么，这就是民族自豪感的基础！这样的民族、这样的个人、这样的精神，无论贫贱还是富贵，顺境还是逆境，弱小还是强大，是永远打不败的！
实际上，在西方人的眼睛里，对中国人在种族和文化上的轻蔑或歧视，始终是存在的。我们赞美李约瑟弘扬中国科学传统的工作。但是不要忘记，他的这一工作之所以获得重大的意义，恰恰是因为西方主流思想界普遍忽视或轻视古代中国科学。我认识一些西方人，所谓双学家，包括某些自称是非常友好，非常了解中国的汉学家，但我几乎无往不在地注意到，他们只拿中国文明当作一种早就过时的，像那种非洲木雕一类有趣、但却无足轻重的古玩。
这几年我们在国外获奖的一些作品，引起西方发生“轰动效应”或者号称“走向世界”的某一类作品，有些其实是中国人自轻自贱自虐，而且往往是很矫情地自轻自贱的文艺作品，这甚至一时成为时髦的风尚。怕得罪人，我不谈具体作品。
（学生议论）
当然，我也不是说凡在西方获奖的中国作品都是坏作品。西方确有一些知识分子是非常客观的、公正的（比如刚才我读的那些信）。但遗憾的是，他们并不总能把握西方舆论的主流。某些西方人认为中国文化只是世界文明的副流、支流，是已经被淘汰或必将被淘汰的！只有他们的希伯来、他们的希腊、罗马传统，才是正宗和主流，是常存不败的精神花朵。他们眼里的中国人，在文化和种族上是低能的，所以他们习惯于对我们用训诫、教诲的口吻说话。而我们这些年来，似乎也习惯了接受他们那一套口吻。
实际中国人应该有自知之明，如果我们不自强，我们是难以走向世界的！难以被世界承认！甚至就是被香港人承认也不容易。
我到香港去。香港大学有一个教授，他约我晚上到香港最热闹的海滩去散步。那里人很多，人挤人。他忽然推推我，说：‘这儿人多吧？”我说：“多。”他说：“比王府井怎么样？”我说：“还多。”他说：“你踢前面那人一脚。”我说：“我踢他干吗？”他说：“你踢他，看看他会不会像你们中国人，回过头来骂人？”我当时一听，觉得很憋气：“难道你不是中国人啊？”他也许是开玩笑。但事实是，甚至某些香港人也觉得他们在文明和价值上比大陆人（即所谓“中国人”）高一头。这一点，看看香港的某些政论刊物也可以证明。那种刊物不是在那里居高临下地骂街，就是在教训或训示中国应该做这个、做那个。其实他们自己未必真高明。20年前他们不敢如此。现在他们眼里的中国人似乎是野蛮人。
这种事多了。我想在座的许多同学，在海外都有当自费留学生的同学、朋友、亲属。他们在国外感觉如何？除极少数外，恐怕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我曾去过一个国家，主人临别时间我：“见到什么来前没有想到的？”我说：“我在国内就听说来贵国打工的自费生很苦，特别是那些女孩子。但我没想到有的人处境竟是这么惨！”
上次会见一位外国记者。这位先生上下发散着贵族气。我这人你们都看见了，土头土脑。他伸出两个手指头跟我握手，带着一种傲慢。上来他先跟我侃了一堆闲话：说什么他不关心政治。他只是从文化角度关注中国的民主和政治改革问题。但当我说民主啊，它就是政治！不但是政治，而且是战略问题。在今天的世界上，民主已经成了大国用来在一些国家内制造内乱的战略武器，这时候，他原来是这么坐着——向后仰靠在按发上，可是听到我说这些话时，他一下子就坐了起来。
他可能读了一些西方报刊上研究和评论我的文章，好奇而来找我。他想知道，中国知识分子中，为什么有这样的人，有这样一种观点呢？我知道他的来意，就像今天来北大之前，我也知道可能发生的事情一样。但是当我谈完这些观点的时候，却似乎出他意料，他赶快拿起笔来记录，在整个谈话的过程当中，他的姿态和调子，全变了。
他讲外语，不过我有一个非常高级的翻译，那个翻译很棒，一句盯一句。我讲的话很强硬。在整个谈话过程中，我的观点是这位老爷没想到的；有的话似乎触到了他的疼处。而在后面他的谈话就似乎变成了一种答辩。说实话，我那天和他谈完话的感觉是，我非常快乐，我跟朋友们说我今天痛快极了，没这么痛快过！我把这位傲慢的老外给炼了！
（学生笑，全场鼓掌）
那次谈话，本来他也许是想教训教训我。结果是我给他上课。而他反反复复在那儿重复的就是两个字：一个是“噢”；一个是法语的“是的”。直到最后谈到西方知识分子问题的时候，他才试图给我一个反击。他最后的那个答话，我印象很深，我也不得不佩服他还是有水平。中间有一件事，让我很感动，什么事呢？我提到了一位外国作家，是他们国家的人。我刚说完，翻译译过去，他就迅速而本能地反应说：谢谢你提到他！”这很体现了他的民族感情、爱国感情，以本国文化为自豪的感情啊。对这一点。我印象很深刻。反过来，我就想，要是我们中国人。会如何？假如外国有人对我们提到孔夫子，我们会如何反应？我们可能会说，提他干吗？ 2000年来中国落后，全是这个家伙造成的！别说他了！
（学生议论，笑声）”。
这位记者最后留下一段话，算是给我一个反击，那话也非常耐人寻味。他讲得既傲慢又很有趣，还不失身分。他说：“对于我们西方人来说现实的中国是并不存在的，我们对它也不感兴趣。对于我们，中国不过就像一个巨大的屏幕。自从17世纪以来．我们带着幻觉来到它面前，然后把我们的各种幻想、愿留和感受．都通通抛到这块屏幕上。”谈完这句话，不容我答复他就站起来，说：“谢谢！”（握手）从而结束了这次交谈。
这个话的含义是耐人寻味的。那里面仍然抱着一种对中国人的冷漠和傲视。你们自己去体会吧。后来报纸发表这次谈话的时候，把那段话删掉了。我觉得不该删。仔细玩味他的这些话，会知道他这里面隐含的意思：你们中国算老几？说实在我们对你们不感兴趣，我们之所以对它感兴趣，是从我们的立场和利益！（防人议论“应该互相利用”）
有人会说，好啊何新，你又把我们引上你这个套了，爱国主义，你不就是讲这个吗？好吧，我这儿还有一个材料，台湾的名人，陈映真。这个杂志是美国的中文杂志《海内外》，题目《记者与陈映真谈民运》。香港记者写的。
陈映真在台湾是个非常有名的不同政见人士。但是刘宾雁到台湾，几次要求见他，他说刘不够资格。他如何看待1989年的中国事件？文章太长，我不能多念，只能挑几段。
文章说：台湾最近举行选举。记者刚巧碰上陈映真，当时他正在美国驻台协会（也就是美国驻台湾的非正式的官方办事处）门外抗议美国国会议员索拉兹来台监督选举。是啊，台湾搞选举，你美国派人监察什么？
记者趁他喊完“索拉兹，滚回去”从宣传车爬下来时，把他拉到一边。谈及对中国民运的看法。陈映真说：“我懒得讲，我讲的话在香港登出来，一定要挨骂。”陈映真说：像方励之，他根本不应该跑到美国大使馆要求外国庇护他，他是应该这样的。”陈映真摆出双手，作被扣状。陈还说，他尤其痛恨中国知识分子及大学生盲目崇拜美式民主自由思想，及依赖外国势力援助这一点，他激动地说：“这是很混蛋的！现在在国外的反对力量，明显是有外国支持的。这肯定不会有前途，道德上也犯了罪。”他说：“最恨美国以人权外交为借口，染指各国的政治活动。”最耐人寻味的是他还说：‘什么自由民主、个人个性发展就好。我想是用科学、冷静态度检讨一下中国几十年来发展的时候了。”
这就是台湾的一个爱国知识分子讲的话。我们在意识形态上会有很多分歧。但在爱国这一立场上，应该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停顿，场内鸦雀无声）
我引他的话干什么？因为我知道，有些概念，有些东西，明明它是对的，但是它现在居然臭了，包括“爱国”这样的字眼。
爱国这样的主义，这样的意识形态，在全世界各国、在各种意识形态下都不能反对。但在我们这里，这些年，它居然会臭！谁提起来谁头疼，而且谁讲它就被嘘出去、赶下台。这本身就已经说明，国家已经危险到何等程度了。你们可以说我何新是共产党走狗，那么陈映真不是吧？他也是这么看问题。而且他认为今天应该冷静地、深刻地反省中国的发展进程。我赞同。
我们都关注中国的发展，关注中国的前途，但是我们应不应该让我们的这种热情、这种追求，把中国引到一个非常可怕的局面当中去？这是我今天必须提请大家深思的。
八、中国人何处是家园？
有人说，中国那么穷，美国要你干吗？现在世界上最后一个殖民地都独立了，世界上现在还有殖民主义吗？现在世界是什么潮流？对，20世纪的一个历史特点：政治的殖民主义垮台。正是由于出现了以现代社会主义运动为前驱的一系列历史运动以后，政治军事的殖民主义已经垮台了。但是今天，经济的殖民主义，却依然存在，只是换了新的形态。经济殖民主义，在西方人的著作里面有一个观念，叫做“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的关系”。就是中心发达国家用经济手段加政治和意识形态手段，剥削外自不发达国家的关系。这么一个世界经济关系，正在全球可以说是方兴未艾地发生。这一个新的历史动向，很值得深思和注意！
谈到爱国主义这个问题呀，方励之讲的那个话有点玄妙的意思。他说呀，爱国主义这个观念过时了，老讲爱国主义非常狭隘。今天的人应该是世界主义者。为什么呢？他说你看现在的跨国公司、资本都是世界化的。你看现在世界整个经济潮流，全球都在趋向一体化。还讲什么爱国主义呀！而且，人到这个国家定居、到那个国家定居，似乎很方便，很自由。世界正在变成地球村，还什么爱国不爱国。观念多么陈旧！
我注意到了这些情况。但是资本无祖国，利益有没有祖国啊？利润有没有祖国呀？！投资哪儿都可以去投，利润也能随便流吗？最大多数的利润往哪儿流啊？是由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这是有统计数字的。没有回流的利润，发达国家会来投资吗？对发展中国家，这是一个很矛盾的问题。一方面，你不能不要发达国家的先进的技术和资金，因为你要搞现代化、工业化，资金不够，技术水平低下。但是另一方面，你眼看着这个血，大量的回流到发达国家去。这是一种新的世界范围的斗争。这里面有两个问题：对于不发达国家来说，对于后起的要追求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国家来说，面临着，第一不得不引进资本和技术；第二，要计算流多少血给他？流到什么时候？流到什么程度？是否会得不偿失？面对这么一个问题，这也是一种选择。你光看到那些跨国公司、资本的世界化，你还必须看到事情的另一面。香港有多少人吃大陆饭？说香港富足，我们不去谈别的背景，有多少人是赚你大陆的钱！空手道！白手起家而成了百万富翁？知道吗？几年前我去过香港。我认识一些人，十年前还是皮包公司，十年后巨富，吃谁的？靠什么？靠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吗？
中国一些青年人今天到世界各国去搞洋插队。但混得不错的能有多少？主流社会有几个能够打入？比如说在美国定居的华人里面，有多少人可以打入他们的精英文化？打入那里的高级精英文化圈子？我们可以开个表，统计一下。美国多少人口？华人占的比例多大？这个华人精英的比例和那个华人在美国的总体比例，相称吗？大多数人呢？一流的人才，拿三流的报酬。如此而已。而且中国人很高兴，别人赏给我们饭吃。这就是今天一些人的心理。我想我讲的都是实话吧？澳大利亚前两年前那么多人蜂拥而去自费留学。有的发了财的暴发户也买了一个护照，买一个留学的那个卡，都去了。怎么样呢？澳大利亚是一个经济不怎么富足，但人力奇缺，劳力不足的半发达国家。它本身也要在亚太的经济圈里追求发展。它要追亚洲四小龙，劳力不足怎么办？巧妙利用留学生作杂工。《解放日报》前不久发表了一篇文章《狼鞋走遍了澳大利亚》所谓狼鞋就是一种中国生产的旅游鞋。大量的中国留学生（自费生），”穿着这鞋，从澳洲的这个角走到那个角，去谋求一碗饭吃，寻找工作。而且澳大利亚的政策才聪明呢，它让你半年交一次学籍登记，每次都要上缴他一笔钱。这些孩子辛辛苦苦挣来的那点儿钱，养饱肚子以后，多数都交了学费，这是事实吧？
所以，闹什么呢？究竟哪儿是中国人的家啊？我知道，有人说这个国家这儿不好，那儿不好，这有问题，那有问题，我们全看得见，但哪儿是家呢？哪儿是你的家园呀！美国好，是你的家吗？中国人不爱自己的家园，行吗？
现在，不错，已经没有军事政治的直接殖民主义，那多累呀！还需要军队，需要打仗。但是现在发明了巨额外债和跨国公司，你不是要发展工业吗？我借给你，国际高利贷。利滚利。现在拉美就是这个情况，大家都看到了，永远还不清的债务。拉美在地理上是美国的后院，一墙之隔，但穷困是惊人的。他们从富亲戚那里除了欠债，几乎没有沾到什么光！我在新华社有一位常驻那边的朋友，他说那里某些国家，穷得简直不可思议，仿佛是被现代文明所抛弃的地方。
西方发达国家为什么如此热衷于插手中国的事情？为什么在中国拉一帮，打一帮，拼命制造政治分裂和民族分裂？其最终目的，就是推翻中国政府，培植一个亲美并仰食于美国的政权。如果中国政府采取亲美的路线呢？让步啊？让步，美国对中国人就好了吧？我想告诉大家，如果退让的话，美国将以经济利益为诱饵，以渗透攻心，又拉又打的方式，在中国寻找能够实行亲美路线的代理人，最终搞散中国。
大家注意，这个工作现在已经开始在做了！现在中国呢？是个大核桃，这个核桃如果一敲碎它，就可以有选择地被国际资本一口口吃下去。
你这个核桃碍西方老板的事情，而且个头太大了。都说中国落后贫穷，但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有份量的一个大核桃。你们以为敲碎中国这个核桃以后，我们中国人就会得到幸福啊？就会得到源源不断的美元援助吧？满足有些人的黄金梦吧？
不！中国制度的变色，统一政权的颠覆，只能导致经济破产、民族工业倒闭，公职员工集体失业，国家财富和资源有选择地被廉价拍卖给外来的阔佬。
我们看美国的一些影片，可以看到他们那里商业性竞争的残酷。两个集团为了争夺利润，你死我活。例如最近放映的《鹰冠庄园》，那是电视剧中的一部杰作，我认为它实际就是现代美国的一部《红楼梦》。鹰冠庄园是美国的象征也是缩影！那里几代人，曾是亲骨肉，为一块能带来巨大利润的土地，生死相搏的拚争。仇杀，阴谋，诽谤，造谣，暗杀，倾轧，尔虞我诈，你死我活，无所不用其极，什么公平竞争，自由民主，在巨额利润面前，都不存在了。那么一家人为了利润，都炼成那个样子，就更别说国与国之间了。而且美国的价值观念中还有一条。你没算计过我，你没斗过我，你失败了，那么你活该！你笨蛋！
谁让你上当的？谁让你是二百五啊！你这个冤大头！
（学生笑）
这个世界始终是强者生存的世界。一千年前如此，一千年后还是如此。想生存就要发愤图强，而要图强只能靠自己。外人不会帮你，也没有义务帮你！中国人，中华民族，是真想富强，还是想在有一天成为那种被列强踩在脚下的冤大头呢？
所以，我的结论是，如果中国人不想自杀，真的不想在严峻的国际竞争中被淘汰，中国人就必须在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凝聚起来！
九、做人要做打不垮的人
我希望大家理解我，理解我今天感情很不平静。在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圈里，没有人像我这么挨人骂的！没有人像我这样左右被夹攻的。
其实我做了些什么坏事呢？我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人，既不比别人好，也没比别人坏。仅仅因为在政治和文化上，我持有与当今主导潮流的某些知识分子中的政见集团不同的观点，有人就说，你是走狗！于是有人有意识地布置和发动了二个搞臭我的运动（我这样讲是有根据、有见证的）。人性中有三种最丑恶的感情，这就是嫉妒、仇恨和畏惧。而我却饱览了这些丑恶的东西。各种加之于我的诽谤、造谣、栽赃、人身攻击、政治诬陷，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冷笑）这也是一场政治心理战。
去年7月间有一个大学生来告诉我，全国都在传播一个谣言，说我举报了三千多知识分子。说天安门的坦克是应我的要求而出动的。诸如此类。
（学生笑）
你们笑了，说明你们现在也不信！刚才我已经说过了，我认识的头面知识分子，加在一起恐怕还不超过一百人。我举报三千多人？请开出名单来。造谣也造得不高明！
其他各种各样的谣言就更多了。例如今年3月的“美国之音”，居然在“新闻人物”中点名根据诽谤性的材料骂我。我真是不胜荣幸！造谣诽谤，人身攻击，从来都是政治攻击的一种手段，古往今来都是如此！但这是卑鄙的手段，下流的手段，弱者的手段。有人集中对我造谣、攻击、谩骂，只不过说明有人特别怕我和恨我而已！
我知道他们目的就是搞臭我。可以说这是一种国际性的诽谤运动。目的达到了没有？相当意义地达到，历史上如此集中地调动各种政治宣传工具，不择手段地诽谤一个普通人，恐怕还很少有过。但是花这种本钱，说明他们受到了惊恐，有人对我既恨又怕。西方、港台某些政治势力如此注意我，无非是两点；第一，他们发现我说破了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是他们本来想做的，说破就不好做了。变戏法儿的人最恨戏法被人揭穿！第二，他们知道我在民众中有一定的影响力。所以拼命要孤立和搞臭我，以抵消我的言论的影响。诽谤性的人身攻击，这实际也是场心理战。
他们的推理模式是十分有趣的：
大前提：凡坏人的话都是错误的。
小前提：何新是一个混蛋加坏蛋。
结论：所以何新的话，中国人千万别去相信。
总之，就是试图以人废言。什么民主，什么多元化，什么尊重少数，什么绅士风度，统统不要了。最好让中国人认为，我说的话都是假话，这样人们才能跟着他们的宣传走，最终像东欧苏联那样。
还有人骂我是什么这个主义、那个主义，也有人称我为什么“学者”，但那都不过是一个语言问题，命名问题。改变不了事物的实体，而只不过寄托骂人者的感情而已！我相信的是事物本身的力量，真理的力量，人民的力量。只要我讲的是真话，我将继续讲下去！无论他们怎样骂，我毫无悔意。我从小信奉的格言是：做人要做打不垮的人！
（何新看表）好了，该打住了。已经12点多了。因为时间的原因，今天只能谈到这里，给大家留5分钟时间，请大家提问题。
（会场静）
如果没有问题，那么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热烈掌声）
今天刚开始的时候，我感觉到很多不友好的东西。（笑，学生也笑）
但后来，我发现真话还是有力量的，北大的同学也是讲道理的。所以，我再一次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今天的合作！
（场上发出雷鸣般掌声）
我并不要求你们同意我今天讲的一切。你们回去可以想一想，议论议论。想一想我讲的东西是不是真的？是不是在理？我何新有一条，我从来不认为我说的是真理。我承认自己是一个充满谬误的人。这个骂我，那个骂我，都无所谓。我视之盖如雾月清风。如果回去想想不服气，那么还可以继续骂。我把自己的一切都托付给历史。信不信？将来看！
好，再次谢谢大家！
（全场热烈长时间持续鼓掌）
失业问题最可能成为动乱的导火索
失业问题最可能成为动乱的导火索
by: 何新
当前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陷入了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萧条。连续２７个月的社会消费指数的持续下跌，众多国有企业大面积地陷入破产和崩溃边缘，这两个情况在任何国家都是红灯。目前的失业情况，无论是绝对数字还是占人口比例以及上升速度，都可以称作全世界之最（可上吉尼斯记录）。这些情况，都表明已陷入深刻的经济危机。
可怕的是，目前存在有那样多面临着破产的国企。这些破产企业正在抛出大量的失业人口，即所谓下岗工人。而这些失业、无业人口已经成为社会中巨大的不稳定因素。
另外，不仅工人下岗的问题，由于城市中就业机会日渐狭小，使得农村当中想进入城市寻找机会的过剩劳动力，也失去了转移就业的机会，这也是非常危险的一种现实。
你看香港报纸，香港失业率只要上升千分之一个点，香港舆论就会大吵大闹，指责政府无能。但我们国内现在失业问题已如此严重，人们竟麻木不仁，海外则喝彩叫好，讲改革成功了，改得好。真是荒唐之极！
我曾经研究中国秦汉以下两千年的中国历史，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兴衰，改朝换代。结论是，除了外族入侵，基本上中国发生天下大乱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土地兼并导致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无业可就，成为流民，从而揭竿而起。从东汉的黄巾、唐末的黄巢、北宋的宋江直到李自成、太平天国，无不如此。以至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革命的基本成份也是靠无业、失业的农民。
现在人们似乎忘记了历史。目前中国的社会失业问题严重到已接近可怕的程度。无数青年人失去了机会，铤而走险。所以当前的社会犯罪问题如此严重。听说两会代表对高法高检的报告不满意，抱怨治安不好，执法力度不够。其实问题在社会，光抱怨两院有什么用？仅靠严刑苛法有什么用？杀头能治国吗？不治本，贼愈杀愈多（曾国藩语）。为什么老子会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这个失业问题，将是今后十年当中最困扰国家的问题，也是会直接导致动乱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存在使得一切乐观的经济统计没有意义了。什么我们的增长率多少，哪些企业已经脱困了，等等。你可以列出很多很多数字，也可以提供很多让人很乐观的情况，而且你可以讲很多大中小城市基本设施都改善了，高楼大厦，高速公路修建起来了，这些情况都是事实。但是，只要这个失业问题得不到解决，而且如果在今后十年当中问题甚至越来越大的话，那么，中国一定会走向动乱。
从历史看，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并不一定是同步保持的。伊朗１９７９年发生霍梅尼革命，当时伊朗经济年增长率超过１０％，是伊斯兰地区经济现代化最快的国家之一。
印尼近年发生动乱、政变，而印尼前些年经济发展位居亚洲四小虎之首。法国有一个研究法国革命的著名历史学家马迪厄，写了一本《法国革命史》，他这本书的第一页就讲，“这次革命不是发生在一个贫穷的国度，而是发生在一个富裕的国度。不是发生在大饥荒中，而是整个国家在欣欣向荣”。那么是什么东西使这次革命发生呢？他认为是由于社会结构失衡、两极分化与阶级斗争。而这书的作者并不是共产党人。
所以，我认为就业问题和失业数字是当前最重要的社会指标，其它数字没有意义，什么多少企业脱困了等等，尽管吹。但社会愈来愈乱，愈来愈不稳定，有目共睹。
在全世界，都把失业率下降与社会就业率上升，看作决定经济景气的重要数字。奇怪的是，这个数字在中国居然不被列于统计。你看国家统计局发给我们两会的这些年报，什么数字都有，就是没有这个失业率的数字。你说奇怪不奇怪？这叫实事求是吗？
by: 何新
当前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陷入了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萧条。连续２７个月的社会消费指数的持续下跌，众多国有企业大面积地陷入破产和崩溃边缘，这两个情况在任何国家都是红灯。目前的失业情况，无论是绝对数字还是占人口比例以及上升速度，都可以称作全世界之最（可上吉尼斯记录）。这些情况，都表明已陷入深刻的经济危机。
可怕的是，目前存在有那样多面临着破产的国企。这些破产企业正在抛出大量的失业人口，即所谓下岗工人。而这些失业、无业人口已经成为社会中巨大的不稳定因素。
另外，不仅工人下岗的问题，由于城市中就业机会日渐狭小，使得农村当中想进入城市寻找机会的过剩劳动力，也失去了转移就业的机会，这也是非常危险的一种现实。
你看香港报纸，香港失业率只要上升千分之一个点，香港舆论就会大吵大闹，指责政府无能。但我们国内现在失业问题已如此严重，人们竟麻木不仁，海外则喝彩叫好，讲改革成功了，改得好。真是荒唐之极！
我曾经研究中国秦汉以下两千年的中国历史，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兴衰，改朝换代。结论是，除了外族入侵，基本上中国发生天下大乱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土地兼并导致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无业可就，成为流民，从而揭竿而起。从东汉的黄巾、唐末的黄巢、北宋的宋江直到李自成、太平天国，无不如此。以至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革命的基本成份也是靠无业、失业的农民。
现在人们似乎忘记了历史。目前中国的社会失业问题严重到已接近可怕的程度。无数青年人失去了机会，铤而走险。所以当前的社会犯罪问题如此严重。听说两会代表对高法高检的报告不满意，抱怨治安不好，执法力度不够。其实问题在社会，光抱怨两院有什么用？仅靠严刑苛法有什么用？杀头能治国吗？不治本，贼愈杀愈多（曾国藩语）。为什么老子会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这个失业问题，将是今后十年当中最困扰国家的问题，也是会直接导致动乱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存在使得一切乐观的经济统计没有意义了。什么我们的增长率多少，哪些企业已经脱困了，等等。你可以列出很多很多数字，也可以提供很多让人很乐观的情况，而且你可以讲很多大中小城市基本设施都改善了，高楼大厦，高速公路修建起来了，这些情况都是事实。但是，只要这个失业问题得不到解决，而且如果在今后十年当中问题甚至越来越大的话，那么，中国一定会走向动乱。
从历史看，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并不一定是同步保持的。伊朗１９７９年发生霍梅尼革命，当时伊朗经济年增长率超过１０％，是伊斯兰地区经济现代化最快的国家之一。
印尼近年发生动乱、政变，而印尼前些年经济发展位居亚洲四小虎之首。法国有一个研究法国革命的著名历史学家马迪厄，写了一本《法国革命史》，他这本书的第一页就讲，“这次革命不是发生在一个贫穷的国度，而是发生在一个富裕的国度。不是发生在大饥荒中，而是整个国家在欣欣向荣”。那么是什么东西使这次革命发生呢？他认为是由于社会结构失衡、两极分化与阶级斗争。而这书的作者并不是共产党人。
所以，我认为就业问题和失业数字是当前最重要的社会指标，其它数字没有意义，什么多少企业脱困了等等，尽管吹。但社会愈来愈乱，愈来愈不稳定，有目共睹。
在全世界，都把失业率下降与社会就业率上升，看作决定经济景气的重要数字。奇怪的是，这个数字在中国居然不被列于统计。你看国家统计局发给我们两会的这些年报，什么数字都有，就是没有这个失业率的数字。你说奇怪不奇怪？这叫实事求是吗？
芬兰的廉洁从哪里来？
芬兰的廉洁从哪里来？
2005-12-13 15:14:33 文/孙宏光
芬兰地处北欧，全国人口只有520万，大体上只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大城市。这个国家1/3的土地在北极圈内，是不折不扣的寒冷地带。但就是这个小国寡民的芬兰，多年来在全世界的评比中，拿下了多项世界第一:世界经济论坛认为芬兰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国家;芬兰有世界最好的学校系统，中小学生的阅读能力、科学素养在全世界名列第一，数学排名第二，问题解决能力排在第三;芬兰人热爱大自然，全国67%的国土覆盖了森林，平均每25个人就拥有一个湖泊，在绿色排名中，芬兰是全球环境质量最好、最具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国家;芬兰人热爱自然，也能拥抱科技，它的互联网普及率世界第一、移动电话普及率世界第一，它甚至能够抢在信息产业超强的美国前面，率先迈入信息化社会……
在透明国际近期公布的《2005全球腐败排行榜》上，芬兰的廉洁排名全球第二。此前，芬兰在这项排名中，已连续5年获得第一。
很多芬兰人都说，已经有许多年没有听说过有什么腐败的事情了。最近的一桩案子，还是发生在3年以前。2002年5月芬兰《晚报》披露，文化部部长苏维·林登批准向一家高尔夫公司提供17万欧元的政府资助，而她和她的丈夫及数位亲属都拥有该公司股份。政府司法总监闻讯立即展开调查。事件见报一周之内，林登便旋风般被迫下台。这种在我们看来小儿科的案子，已经算得上是芬兰几十年间惟一的一个大案。据统计，1985年至1992年间，芬兰只有25 起贿赂罪。现在在芬兰，全国的法院每年受理的行贿受贿案件加起来也不足10起，而且几乎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案。芬兰政府干净得已经快要让人们忘记还有腐败这回事了。在这次的《腐败榜》上，芬兰的邻国冰岛成为全球最廉洁的国家。自1918年冰岛成为主权国家以来，快90年了，一共只有４名高官因腐败而辞职，最近一次还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北欧地区的国家，差不多都是如此。
廉洁自律是社会风气
2001年美国《读者文摘》杂志曾在全世界范围内作了一项很有意思的试验。试验内容是要测试30多个国家(地区)民众的诚实程度。测试方法是在每个国家选择几个地区，故意在每个地区丢下10个钱包，里面装有相当于50美元的当地货币。钱包里同时附有失主的联系方式，拾到钱包的人如果想物归原主，可以轻易地联系到失主。最后统计钱包交还给失主的比率。试验发现，最诚实的5个国家是挪威、丹麦、新加坡、新西兰和芬兰。其中挪威和丹麦的钱包归还率竟然达到100%，芬兰也高达80%！耐人寻味的是，这5个国家，在《腐败榜》中，全部入选最廉洁的前十位。
社会风气的好与坏，对公务系统的廉洁影响极大。一旦贪污受贿成为社会普遍的一种习惯，送钱送物办事易如反掌，循正常渠道难比登天，守规矩的人吃亏，不守规矩的人发达，甚至腐败成了制度，星期一你贪污，星期二我贪污，人们不以腐败为耻，反以堕落为荣的话，可想而知反腐败的阻力和难度将会有多大。一项小小的拾金不昧的测验，折射出芬兰这个国家里人民对不属于自己的财物的态度。在芬兰，就算是在车流稀少的深夜街头，当红灯亮起，司机也会安静地停车等在那里，你看不到有谁会去闯红灯。芬兰人在日常生活中奉公守法的习惯，以及整个社会形成的强大的正气，你想在这样的国家里搞腐败，是不是很有难度呢？
所以芬兰的总检察长马蒂·库西迈基说，公民的自律是防止腐败最有效的手段。
透明处处可见，监管无处不在
但是公民的自律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要靠人们努力去争取。在历史上，芬兰也曾经是一个贪污受贿横行，腐败成为习惯的国家。芬兰治理腐败的经验，其实与全世界所有成功根治腐败的国家或地区一样，不外乎民主、法治、制衡、监督、公开、透明、教育等这些老生常谈的东西。讲理论，写10本书都可以，问题在于，你有没有决心去落实。
管住公务员的嘴。芬兰人热情好客，民间互相请客送礼也是人之常情。但是对芬兰的公务员来说，受礼和吃请绝对是天大的事，人际交往必须谨守分寸，法律规管十分严格，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一不小心就把前途和事业搭了进去。因此，芬兰的公务员进入政府工作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赶快向有经验的公务员请教，到底界线在哪里，以免误触法网。老公务员会告诉他们，一般的经验是:可以喝一杯啤酒，或者吃一个三明治，但如果不小心喝了别人的葡萄酒，那么分分钟都可能出问题。芬兰的法律规定公务员不能接受价值较高的礼品，而他们对价值较高还有细化的定义:根据物价指数调整，一般在 24美元(20欧元)左右。芬兰的物价水平较高，在一些餐馆里，一杯白开水可能都要收你5美元，这样看来就算你在餐馆里请公务员喝白开水，也要数一数能喝几杯才可以。这是公务员受请的规定。而如果是公务接待，也就是出于交际应酬的需要公款请客，上至总理下至普通的科员，一起吃饭的有些什么人，点了什么菜，花了多少钱，都要巨细无遗地在网上开列清单，人人可以看得到，件件能够查得清，一切摊在阳光下。媒体发现问题可以曝光，公众发现不妥可以举报、起诉。法律不仅细化可操作，更重要的是法律非常严肃，你绝对不能当它是摆设。芬兰就曾有中央银行行长级别的高官，在公务接待中一不小心上了一道鹅肝，传媒上网查阅菜单后曝了光，行长为了这道鹅肝而下台！
也许有人要对此嗤之以鼻，认为多此一举大可不必。小数怕长计，据统计中国公务吃喝每年的花费高达3000亿元人民币之巨！管住公务员的嘴，谁说是个小问题？
中国人去芬兰，对芬兰人的廉洁更是深有体会。曾有作者在报上发表文章，讲述他应在中国驻芬兰大使馆工作的叔叔之邀去芬兰，得知了这样一件事:每年的新年前夕，当地民间也有送礼的习俗。中国使馆的礼很简单:一瓶茅台酒一筒茶叶，另外再加一瓶红酒，略表对他们一年来给予帮助的感谢。事后才知道他们用自己的薪水买回了礼物。
芬兰的公务员的确需要小心。因为在芬兰，不仅接受金钱和实物算作受贿，就算是接受低于市场利息的低息贷款，甚至是接受不花人家一分钱的荣誉头衔，也可能被视为受贿。芬兰的人口少，生活圈子小，政府的人员也少，公职高薪，但谋职不易。一旦公务员被坐实了腐败，不仅会被立即革职，严重的话还会入狱，私营机构不愿雇佣，也会被社会上的人看不起，更重要的是在亲朋好友、街坊邻居面前永世不得抬头。腐败成本是十分高昂的。
要知道，芬兰可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之一，2004年他们的人均GDP高达35885美元。我们不妨大概算一下，考虑到收入比例，如果按照芬兰对公务员的要求来要求我们中国的公务员，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中国人均GDP1200美元，按照芬兰24/35885的比例，中国公务员可以收礼的界线就是0.8美元，6.5元人民币，只能吃一个盒饭。
看好公家的车。意大利西西里岛有个倒霉的市长，他和夫人出去私人旅行，让司机用公车把他们送到港口，旅行回来又让司机接了一次。似乎再平常不过的一件事，不料被人告上法庭，市长公车私用，补回汽油费都不行，公职丢了不说，还被判入狱6个月吃了官司。
这是在意大利，2005年廉洁程度排名第40的国家发生的事。意大利的事已经让我们吃惊，那么，排名第二的芬兰，又是如何管治公车的腐败呢？
说来你可能不相信，芬兰可以说根本就没有公车腐败。除总统外，芬兰整个公务员系统中，只有总理、外交部长、内务部长和国防部长4个人享有固定的专用公车待遇。而且他们也只能在上班时使用。据说虽然贵为一国元首，芬兰的总统常常骑自行车出去。
为了管住其他公务员集体使用的公车，芬兰政府曾设计了一套监控系统。公车上装有两个按钮的发射器，一个刻有公务字样，另一个刻着私事字样。如果是私事，就要照章纳税。公务员用车需要事先向政府办公部门申请并讲明去向，上车时还要分情况按下按钮，让监控中心收到信号具体掌握公车一路的行踪。如果按下了公务按钮，而汽车实际行驶的方向不对头，车上的无线电话就响了，监督人员会打来电话询问和提醒开车者……令人感慨的是，这个监控系统在芬兰装了近 5年，竟然没抓到哪怕一个违规者。不是因为系统不灵光，而是公务员实在是太守规矩了，政府试了几年后发现多此一举，干脆把系统都拆了。系统就算拆了，车上没有了眼睛，也没有人拿公车去办私事。
公务员如果有需要出差的话，自然有专门的部门替他订好交通和酒店。政府对出差的审批相当严格，想出趟差也不太容易。不过一旦获准出差在外面的食宿不会差，但是一般的原则是在出差地要尽量搭公共汽车。出差的补助每天有定额，政府做得更绝的是:如果出差少于一天，就要按小时来发放补助--连这种抠门的事都干得出来。想要趁出差之机逛旅游景点？自己掏钱吧。政府的补助可没有多给一分钱。
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一件事。前几年，中国某市的一位市长与美国雷德蒙市的艾文市长一起参与中央电视台的一档视频对话节目。节目尾声时，两国市长互相邀请到对方城市做客。但艾文面有难色，表示办公费用来自市民缴的税款，每一笔开支必须对纳税人负责，访华不在预算之列，她需要筹够了钱才能来。中国市长不仅愉快地接受了访美邀请，没有任何顾虑，而且还慷慨地表示，由中方支付艾文市长访华的一切费用。艾文市长喜形于色，表示当晚就可以收拾收拾上路了。主持人带头鼓掌，现场观众采声一片……相信看出门道来的人，只会感到难受吧:不知道是由公家出资，还是由中国市长个人出资？没说。似乎这个问题不值一哂。顺便提一句，美国雷德蒙市，是微软公司、任天堂美国公司和许多大企业的总部所在地，钱他们是绝对不缺的，缺的是政府官员滥用公帑的钱。
话题再转回到芬兰。如此富裕的国家，财力丰沛的政府，饭不让多吃，礼不让多收，车不让私开，玩不让尽兴……比周扒皮还过分，象吝啬鬼那样的小气，时时刻刻提防公务员贪贿腐化、滥权渎职，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芬兰的国有经济比重只有8%，而且这部分打理得也很好。政府几乎所有的收入都来自于人民缴纳的税收。政府很小心地花这笔钱，除留下维持政府运作的必要开支外，将其大部分投入到教育、医疗、科技、公用事业、社会福利救济等领域中，以另外一种方式返还给人民。而事实上，芬兰国有经济这8%，也多集中于这些社会公益或半公益的领域之中，而且监管得法，效率颇高。政府很少会去主动兴办经济实体，更不会去垄断某个赚钱的行业来与民争利。芬兰、瑞典、丹麦、挪威、冰岛这些北欧国家，我们注意到，在廉洁程度都位列前十名，社会福利好，但税率也很高。但是北欧人并没有太多抱怨，因为一方面他们普遍有社会责任感，另一方面政府廉洁，纳税人知道钱用在哪里、钱用得其所，人民缴税也缴得服气。
2005-12-13 15:14:33 文/孙宏光
芬兰地处北欧，全国人口只有520万，大体上只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大城市。这个国家1/3的土地在北极圈内，是不折不扣的寒冷地带。但就是这个小国寡民的芬兰，多年来在全世界的评比中，拿下了多项世界第一:世界经济论坛认为芬兰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国家;芬兰有世界最好的学校系统，中小学生的阅读能力、科学素养在全世界名列第一，数学排名第二，问题解决能力排在第三;芬兰人热爱大自然，全国67%的国土覆盖了森林，平均每25个人就拥有一个湖泊，在绿色排名中，芬兰是全球环境质量最好、最具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国家;芬兰人热爱自然，也能拥抱科技，它的互联网普及率世界第一、移动电话普及率世界第一，它甚至能够抢在信息产业超强的美国前面，率先迈入信息化社会……
在透明国际近期公布的《2005全球腐败排行榜》上，芬兰的廉洁排名全球第二。此前，芬兰在这项排名中，已连续5年获得第一。
很多芬兰人都说，已经有许多年没有听说过有什么腐败的事情了。最近的一桩案子，还是发生在3年以前。2002年5月芬兰《晚报》披露，文化部部长苏维·林登批准向一家高尔夫公司提供17万欧元的政府资助，而她和她的丈夫及数位亲属都拥有该公司股份。政府司法总监闻讯立即展开调查。事件见报一周之内，林登便旋风般被迫下台。这种在我们看来小儿科的案子，已经算得上是芬兰几十年间惟一的一个大案。据统计，1985年至1992年间，芬兰只有25 起贿赂罪。现在在芬兰，全国的法院每年受理的行贿受贿案件加起来也不足10起，而且几乎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案。芬兰政府干净得已经快要让人们忘记还有腐败这回事了。在这次的《腐败榜》上，芬兰的邻国冰岛成为全球最廉洁的国家。自1918年冰岛成为主权国家以来，快90年了，一共只有４名高官因腐败而辞职，最近一次还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北欧地区的国家，差不多都是如此。
廉洁自律是社会风气
2001年美国《读者文摘》杂志曾在全世界范围内作了一项很有意思的试验。试验内容是要测试30多个国家(地区)民众的诚实程度。测试方法是在每个国家选择几个地区，故意在每个地区丢下10个钱包，里面装有相当于50美元的当地货币。钱包里同时附有失主的联系方式，拾到钱包的人如果想物归原主，可以轻易地联系到失主。最后统计钱包交还给失主的比率。试验发现，最诚实的5个国家是挪威、丹麦、新加坡、新西兰和芬兰。其中挪威和丹麦的钱包归还率竟然达到100%，芬兰也高达80%！耐人寻味的是，这5个国家，在《腐败榜》中，全部入选最廉洁的前十位。
社会风气的好与坏，对公务系统的廉洁影响极大。一旦贪污受贿成为社会普遍的一种习惯，送钱送物办事易如反掌，循正常渠道难比登天，守规矩的人吃亏，不守规矩的人发达，甚至腐败成了制度，星期一你贪污，星期二我贪污，人们不以腐败为耻，反以堕落为荣的话，可想而知反腐败的阻力和难度将会有多大。一项小小的拾金不昧的测验，折射出芬兰这个国家里人民对不属于自己的财物的态度。在芬兰，就算是在车流稀少的深夜街头，当红灯亮起，司机也会安静地停车等在那里，你看不到有谁会去闯红灯。芬兰人在日常生活中奉公守法的习惯，以及整个社会形成的强大的正气，你想在这样的国家里搞腐败，是不是很有难度呢？
所以芬兰的总检察长马蒂·库西迈基说，公民的自律是防止腐败最有效的手段。
透明处处可见，监管无处不在
但是公民的自律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要靠人们努力去争取。在历史上，芬兰也曾经是一个贪污受贿横行，腐败成为习惯的国家。芬兰治理腐败的经验，其实与全世界所有成功根治腐败的国家或地区一样，不外乎民主、法治、制衡、监督、公开、透明、教育等这些老生常谈的东西。讲理论，写10本书都可以，问题在于，你有没有决心去落实。
管住公务员的嘴。芬兰人热情好客，民间互相请客送礼也是人之常情。但是对芬兰的公务员来说，受礼和吃请绝对是天大的事，人际交往必须谨守分寸，法律规管十分严格，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一不小心就把前途和事业搭了进去。因此，芬兰的公务员进入政府工作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赶快向有经验的公务员请教，到底界线在哪里，以免误触法网。老公务员会告诉他们，一般的经验是:可以喝一杯啤酒，或者吃一个三明治，但如果不小心喝了别人的葡萄酒，那么分分钟都可能出问题。芬兰的法律规定公务员不能接受价值较高的礼品，而他们对价值较高还有细化的定义:根据物价指数调整，一般在 24美元(20欧元)左右。芬兰的物价水平较高，在一些餐馆里，一杯白开水可能都要收你5美元，这样看来就算你在餐馆里请公务员喝白开水，也要数一数能喝几杯才可以。这是公务员受请的规定。而如果是公务接待，也就是出于交际应酬的需要公款请客，上至总理下至普通的科员，一起吃饭的有些什么人，点了什么菜，花了多少钱，都要巨细无遗地在网上开列清单，人人可以看得到，件件能够查得清，一切摊在阳光下。媒体发现问题可以曝光，公众发现不妥可以举报、起诉。法律不仅细化可操作，更重要的是法律非常严肃，你绝对不能当它是摆设。芬兰就曾有中央银行行长级别的高官，在公务接待中一不小心上了一道鹅肝，传媒上网查阅菜单后曝了光，行长为了这道鹅肝而下台！
也许有人要对此嗤之以鼻，认为多此一举大可不必。小数怕长计，据统计中国公务吃喝每年的花费高达3000亿元人民币之巨！管住公务员的嘴，谁说是个小问题？
中国人去芬兰，对芬兰人的廉洁更是深有体会。曾有作者在报上发表文章，讲述他应在中国驻芬兰大使馆工作的叔叔之邀去芬兰，得知了这样一件事:每年的新年前夕，当地民间也有送礼的习俗。中国使馆的礼很简单:一瓶茅台酒一筒茶叶，另外再加一瓶红酒，略表对他们一年来给予帮助的感谢。事后才知道他们用自己的薪水买回了礼物。
芬兰的公务员的确需要小心。因为在芬兰，不仅接受金钱和实物算作受贿，就算是接受低于市场利息的低息贷款，甚至是接受不花人家一分钱的荣誉头衔，也可能被视为受贿。芬兰的人口少，生活圈子小，政府的人员也少，公职高薪，但谋职不易。一旦公务员被坐实了腐败，不仅会被立即革职，严重的话还会入狱，私营机构不愿雇佣，也会被社会上的人看不起，更重要的是在亲朋好友、街坊邻居面前永世不得抬头。腐败成本是十分高昂的。
要知道，芬兰可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之一，2004年他们的人均GDP高达35885美元。我们不妨大概算一下，考虑到收入比例，如果按照芬兰对公务员的要求来要求我们中国的公务员，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中国人均GDP1200美元，按照芬兰24/35885的比例，中国公务员可以收礼的界线就是0.8美元，6.5元人民币，只能吃一个盒饭。
看好公家的车。意大利西西里岛有个倒霉的市长，他和夫人出去私人旅行，让司机用公车把他们送到港口，旅行回来又让司机接了一次。似乎再平常不过的一件事，不料被人告上法庭，市长公车私用，补回汽油费都不行，公职丢了不说，还被判入狱6个月吃了官司。
这是在意大利，2005年廉洁程度排名第40的国家发生的事。意大利的事已经让我们吃惊，那么，排名第二的芬兰，又是如何管治公车的腐败呢？
说来你可能不相信，芬兰可以说根本就没有公车腐败。除总统外，芬兰整个公务员系统中，只有总理、外交部长、内务部长和国防部长4个人享有固定的专用公车待遇。而且他们也只能在上班时使用。据说虽然贵为一国元首，芬兰的总统常常骑自行车出去。
为了管住其他公务员集体使用的公车，芬兰政府曾设计了一套监控系统。公车上装有两个按钮的发射器，一个刻有公务字样，另一个刻着私事字样。如果是私事，就要照章纳税。公务员用车需要事先向政府办公部门申请并讲明去向，上车时还要分情况按下按钮，让监控中心收到信号具体掌握公车一路的行踪。如果按下了公务按钮，而汽车实际行驶的方向不对头，车上的无线电话就响了，监督人员会打来电话询问和提醒开车者……令人感慨的是，这个监控系统在芬兰装了近 5年，竟然没抓到哪怕一个违规者。不是因为系统不灵光，而是公务员实在是太守规矩了，政府试了几年后发现多此一举，干脆把系统都拆了。系统就算拆了，车上没有了眼睛，也没有人拿公车去办私事。
公务员如果有需要出差的话，自然有专门的部门替他订好交通和酒店。政府对出差的审批相当严格，想出趟差也不太容易。不过一旦获准出差在外面的食宿不会差，但是一般的原则是在出差地要尽量搭公共汽车。出差的补助每天有定额，政府做得更绝的是:如果出差少于一天，就要按小时来发放补助--连这种抠门的事都干得出来。想要趁出差之机逛旅游景点？自己掏钱吧。政府的补助可没有多给一分钱。
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一件事。前几年，中国某市的一位市长与美国雷德蒙市的艾文市长一起参与中央电视台的一档视频对话节目。节目尾声时，两国市长互相邀请到对方城市做客。但艾文面有难色，表示办公费用来自市民缴的税款，每一笔开支必须对纳税人负责，访华不在预算之列，她需要筹够了钱才能来。中国市长不仅愉快地接受了访美邀请，没有任何顾虑，而且还慷慨地表示，由中方支付艾文市长访华的一切费用。艾文市长喜形于色，表示当晚就可以收拾收拾上路了。主持人带头鼓掌，现场观众采声一片……相信看出门道来的人，只会感到难受吧:不知道是由公家出资，还是由中国市长个人出资？没说。似乎这个问题不值一哂。顺便提一句，美国雷德蒙市，是微软公司、任天堂美国公司和许多大企业的总部所在地，钱他们是绝对不缺的，缺的是政府官员滥用公帑的钱。
话题再转回到芬兰。如此富裕的国家，财力丰沛的政府，饭不让多吃，礼不让多收，车不让私开，玩不让尽兴……比周扒皮还过分，象吝啬鬼那样的小气，时时刻刻提防公务员贪贿腐化、滥权渎职，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芬兰的国有经济比重只有8%，而且这部分打理得也很好。政府几乎所有的收入都来自于人民缴纳的税收。政府很小心地花这笔钱，除留下维持政府运作的必要开支外，将其大部分投入到教育、医疗、科技、公用事业、社会福利救济等领域中，以另外一种方式返还给人民。而事实上，芬兰国有经济这8%，也多集中于这些社会公益或半公益的领域之中，而且监管得法，效率颇高。政府很少会去主动兴办经济实体，更不会去垄断某个赚钱的行业来与民争利。芬兰、瑞典、丹麦、挪威、冰岛这些北欧国家，我们注意到，在廉洁程度都位列前十名，社会福利好，但税率也很高。但是北欧人并没有太多抱怨，因为一方面他们普遍有社会责任感，另一方面政府廉洁，纳税人知道钱用在哪里、钱用得其所，人民缴税也缴得服气。
伊斯兰以武力传教吗？
伊斯兰以武力传教吗？
[于时语] (2006-09-23)
尽管有梵蒂冈和教宗本人的解释以及道歉，本笃16世的“失言”事件在穆斯林世界引起的反应愈演愈烈，进一步深化了西方与穆斯林世界之间的“文明冲突”。
顺便说一下，本笃16世只是就其在德国的言论“冒犯穆斯林的情感”表示了歉意，而没有如许多回教人士要求那样“承认错误”。后者牵涉到天主教教廷一直坚持的“教宗永远无错”教义（英语papal infallibility），是梵蒂冈不能让步的原则性问题。
不管本笃16世是否真的认同14世纪拜占庭（前作拜占廷）皇帝的意见：“穆罕默德带给世界的只有‘邪恶与非人道’的东西”，“失言”事件的中心是整个天主教会心目中伊斯兰作为宗教信仰所含的固有暴力成分，尤其是如《华盛顿邮报》强调：本笃16世借中世纪拜占庭皇帝之口说：“穆罕默德命令用刀剑来传播他宣扬的信仰。”
伊斯兰是一种依靠刀剑也即武力传播的信仰，是基督教世界非常普遍的观点。笔者很早就听到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一手举刀剑一手持可兰经”传教的宣传，所以谁不接受伊斯兰，谁就会死在刀剑之下。本笃16世近日显然也是用大多数基督徒深信不疑的“伊斯兰靠刀剑传播”的说法，来影射穆斯林固有的“暴力”倾向。
基督教世界曾长年内战
笔者并不否认今天伊斯兰世界尤其是回教极端分子中存在大量的暴力行为和暴力思想，而自从二次大战之后，欧洲代表的西方世界则基本生活在和平之中。所以单凭今天的情形，基督教代表和平理性的宗教，而伊斯兰则充满暴力的说法，似乎有不少市场。
这一“基督教和平、伊斯兰残暴”论，其实完全是短暂的历史假像。暂且不说十字军运动、欧洲中世纪血腥的宗教审判以及宗教改革之后的长年教派战争，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血腥暴力杀戮，是基督教列强发动的两次世界大战，也即“文明冲突”论客亨廷顿所谓的“基督教世界的内战”。尤其是对数百万犹太人的种族灭绝，以及美国在太平洋战争末期决定对平民投掷原子弹，伊斯兰有史以来所有的“暴力”加起来，也望尘莫及。
但是更需要澄清的问题，是伊斯兰究竟是否如基督教长期宣扬，是一种靠刀剑传播的宗教？
这需要从教义和实际两方面来分析。
从教义上讲，“穆罕默德命令用刀剑来传播他宣扬的信仰”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中伤：《可兰经》明文规定不能强迫别人信教。曾经撰写《伊斯兰简史》、身为天主教徒的英国著名作家凯伦·阿姆斯特朗（Karen Armstrong）新近在《卫报》上强调再次这一基本事实。
笔者也曾经介绍过：由于伊斯兰在中东三大一神教之中最晚建立，所以承认和接纳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经书和圣贤，并且将犹太人和基督徒都称为“圣书上的人民（People of The Book）”，而予以容忍尊重。中东地区和伊朗持续两千多年众多犹太社区，以及巴勒斯坦的大量基督徒人口，是这一传统的明证。中世纪的阿拉伯政权有意不让犹太人和基督徒改信回教，更是史有明文。
从实际讲，世界上所有广泛分布的宗教，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依靠武力确立和发扬光大。基督教是这样，伊斯兰也不例外。
甚至“慈悲为怀”的佛教，其传播也离不开武力。佛教最早在次大陆的确立，是靠了以武力统一北印度的阿育王的大力提倡。此后向中亚地区的扩展，主要是仰仗大月氏西迁建立的强大贵霜帝国的支持。佛教开始征服中国，则是借助了“五胡乱华”的机遇，以及胡族统治者的有意提倡，羯族领袖石勒是其中的典型。
各宗教的扩张都跟武力有关
基督教早期的成功，与罗马帝国的强大武力休戚相关。而基督教从欧洲向全世界扩展，尤其是传播到美洲、非洲以及亚洲菲律宾等地，基本上完全凭借西方殖民主义的武力。
伊斯兰信仰的迅速传播，同样离不开中世纪阿拉伯人的征服扩张，但是这像蒙古征服和西方的殖民扩张一样，主要受政治和经济因素驱动，而并不是为了传播宗教信仰的“十字军”运动。
有趣的是阿拉伯人崛起之后，最终扩张到大唐帝国的中亚领土，双方于公元751年在怛罗斯河地区展开决战，因为朝鲜族将军高仙芝率领的唐军败北，使得原来被佛教和儒教支配的广大中亚地区逐渐改信了伊斯兰。
“伊斯兰以刀剑传教”的最大反证是在欧洲的伊比利亚半岛，也即今天的西班牙和葡萄牙。自从公元8世纪起，信奉伊斯兰的北非摩尔人统治伊比利亚半岛几达 800年之久，其间半岛上的基督徒和犹太人社区一直延绵不绝。可是一旦基督教重新支配伊比利亚半岛，宗教审判法庭便以驱逐和处死的暴力手段，来强迫穆斯林和犹太人皈依基督教。今天以色列国内来自北非的所谓“西班牙犹太人”，便是被驱逐者的后代。而留在西班牙的犹太人和回教徒则在死刑威胁下被迫改宗基督教，以至伊斯兰在伊比利亚半岛绝迹。
穆斯林社会今天在经济和政治上的众多问题，说明伊斯兰亟需自我更新以适应现代世界。但是声称伊斯兰是本质上比基督教更有暴力倾向的信仰，以及“伊斯兰以刀剑传教”，就像萨达姆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样，是在教义和事实上都不能成立的误导宣传。
·作者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
[于时语] (2006-09-23)
尽管有梵蒂冈和教宗本人的解释以及道歉，本笃16世的“失言”事件在穆斯林世界引起的反应愈演愈烈，进一步深化了西方与穆斯林世界之间的“文明冲突”。
顺便说一下，本笃16世只是就其在德国的言论“冒犯穆斯林的情感”表示了歉意，而没有如许多回教人士要求那样“承认错误”。后者牵涉到天主教教廷一直坚持的“教宗永远无错”教义（英语papal infallibility），是梵蒂冈不能让步的原则性问题。
不管本笃16世是否真的认同14世纪拜占庭（前作拜占廷）皇帝的意见：“穆罕默德带给世界的只有‘邪恶与非人道’的东西”，“失言”事件的中心是整个天主教会心目中伊斯兰作为宗教信仰所含的固有暴力成分，尤其是如《华盛顿邮报》强调：本笃16世借中世纪拜占庭皇帝之口说：“穆罕默德命令用刀剑来传播他宣扬的信仰。”
伊斯兰是一种依靠刀剑也即武力传播的信仰，是基督教世界非常普遍的观点。笔者很早就听到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一手举刀剑一手持可兰经”传教的宣传，所以谁不接受伊斯兰，谁就会死在刀剑之下。本笃16世近日显然也是用大多数基督徒深信不疑的“伊斯兰靠刀剑传播”的说法，来影射穆斯林固有的“暴力”倾向。
基督教世界曾长年内战
笔者并不否认今天伊斯兰世界尤其是回教极端分子中存在大量的暴力行为和暴力思想，而自从二次大战之后，欧洲代表的西方世界则基本生活在和平之中。所以单凭今天的情形，基督教代表和平理性的宗教，而伊斯兰则充满暴力的说法，似乎有不少市场。
这一“基督教和平、伊斯兰残暴”论，其实完全是短暂的历史假像。暂且不说十字军运动、欧洲中世纪血腥的宗教审判以及宗教改革之后的长年教派战争，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血腥暴力杀戮，是基督教列强发动的两次世界大战，也即“文明冲突”论客亨廷顿所谓的“基督教世界的内战”。尤其是对数百万犹太人的种族灭绝，以及美国在太平洋战争末期决定对平民投掷原子弹，伊斯兰有史以来所有的“暴力”加起来，也望尘莫及。
但是更需要澄清的问题，是伊斯兰究竟是否如基督教长期宣扬，是一种靠刀剑传播的宗教？
这需要从教义和实际两方面来分析。
从教义上讲，“穆罕默德命令用刀剑来传播他宣扬的信仰”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中伤：《可兰经》明文规定不能强迫别人信教。曾经撰写《伊斯兰简史》、身为天主教徒的英国著名作家凯伦·阿姆斯特朗（Karen Armstrong）新近在《卫报》上强调再次这一基本事实。
笔者也曾经介绍过：由于伊斯兰在中东三大一神教之中最晚建立，所以承认和接纳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经书和圣贤，并且将犹太人和基督徒都称为“圣书上的人民（People of The Book）”，而予以容忍尊重。中东地区和伊朗持续两千多年众多犹太社区，以及巴勒斯坦的大量基督徒人口，是这一传统的明证。中世纪的阿拉伯政权有意不让犹太人和基督徒改信回教，更是史有明文。
从实际讲，世界上所有广泛分布的宗教，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依靠武力确立和发扬光大。基督教是这样，伊斯兰也不例外。
甚至“慈悲为怀”的佛教，其传播也离不开武力。佛教最早在次大陆的确立，是靠了以武力统一北印度的阿育王的大力提倡。此后向中亚地区的扩展，主要是仰仗大月氏西迁建立的强大贵霜帝国的支持。佛教开始征服中国，则是借助了“五胡乱华”的机遇，以及胡族统治者的有意提倡，羯族领袖石勒是其中的典型。
各宗教的扩张都跟武力有关
基督教早期的成功，与罗马帝国的强大武力休戚相关。而基督教从欧洲向全世界扩展，尤其是传播到美洲、非洲以及亚洲菲律宾等地，基本上完全凭借西方殖民主义的武力。
伊斯兰信仰的迅速传播，同样离不开中世纪阿拉伯人的征服扩张，但是这像蒙古征服和西方的殖民扩张一样，主要受政治和经济因素驱动，而并不是为了传播宗教信仰的“十字军”运动。
有趣的是阿拉伯人崛起之后，最终扩张到大唐帝国的中亚领土，双方于公元751年在怛罗斯河地区展开决战，因为朝鲜族将军高仙芝率领的唐军败北，使得原来被佛教和儒教支配的广大中亚地区逐渐改信了伊斯兰。
“伊斯兰以刀剑传教”的最大反证是在欧洲的伊比利亚半岛，也即今天的西班牙和葡萄牙。自从公元8世纪起，信奉伊斯兰的北非摩尔人统治伊比利亚半岛几达 800年之久，其间半岛上的基督徒和犹太人社区一直延绵不绝。可是一旦基督教重新支配伊比利亚半岛，宗教审判法庭便以驱逐和处死的暴力手段，来强迫穆斯林和犹太人皈依基督教。今天以色列国内来自北非的所谓“西班牙犹太人”，便是被驱逐者的后代。而留在西班牙的犹太人和回教徒则在死刑威胁下被迫改宗基督教，以至伊斯兰在伊比利亚半岛绝迹。
穆斯林社会今天在经济和政治上的众多问题，说明伊斯兰亟需自我更新以适应现代世界。但是声称伊斯兰是本质上比基督教更有暴力倾向的信仰，以及“伊斯兰以刀剑传教”，就像萨达姆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样，是在教义和事实上都不能成立的误导宣传。
·作者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
从阿富汗看美国“输出民主”的悖论
从阿富汗看美国“输出民主”的悖论
[于时语] (2006-09-08)
曾经是布什政府向穆斯林国家“输出民主”成功典型的阿富汗，塔利班势力正在卷土重来，“民主改造” 前途未卜。《纽约时报》新近的社论《输掉阿富汗》，以及英国《卫报》报道阿富汗北约驻军司令、英军中将理查兹（David Richards）近日承认： “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在这里可能真的失败”，都彰显这一“民主样板”岌岌可危。
阿富汗局势恶化，固然与塔利班的顽强宗教信仰和巴基斯坦境内宗教势力的大力支持密切相关。但是最根本的原因，说到底是白宫一手扶立的卡尔扎伊“民主政权”未能获得广大民众的认同和支持，而始终被看成是华盛顿的傀儡，号令不出西方重兵驻扎的有限城市地区，以至卡尔扎伊总统本人经常被人蔑称为“喀布尔市长”和“美国大使助理”。
而卡尔扎伊“民主政权”不得人心的根本原因，正如《纽约时报》社论指出，是新政府普遍和深刻的腐败：上至政府大员，下到小小警察，无不滥用权力谋取私利，法院和法官也未能例外。
亲西方的代理人唯利是图
根据德国《明镜》周刊新近披露：就连卡尔扎伊总统的小弟、掌握南方要区暨塔利班根据地坎大哈省行政和“救济”大权的阿赫迈德，竟然也涉嫌卷入鸦片贩卖，获取巨额“保护费”。
以笔者之见，阿富汗新政权的腐败决不是偶然现象，也不能全部怪罪政治生命眼看来日无多的卡尔扎伊，而代表了布什政府向穆斯林国家“输出民主”的一个必然和根本的悖论。
美国要在穆斯林世界扶植亲西方的“民主政权”，必须先摧毁当地反殖运动以来的左翼民族主义，埃及故总统纳塞尔和伊拉克、叙利亚等地的复兴社会党代表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是其例子。此后华盛顿要坚决打击更为险恶的死敌——宗教势力主导的“政治伊斯兰”运动。
一旦实现“政权更易”，扶立了中意的西方代理人，美国“输出民主”的下一步便是推行利润第一的美国经济模式。这便是“输出民主”的基本悖论所在。
这是因为这些亲西方的代理人既无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崇高精神，又缺乏严格的宗教信仰和道德约束，唯一剩下的“信仰”便是唯利是图的拜金主义。当然拜金或曰“利润第一”是市场经济的主要原则，也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在原则上与民主制度并非不可调和，在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可以说是并行不悖。可是关键是西方社会数百年来经过痛苦的过程，发展和完善了制约政治腐败的社会机制和环境。这是大部分穆斯林世界，尤其是饱受战乱的国家完全不具备的社会条件。于是从上到下的全面腐败，成为华盛顿“输出民主”的必然结果。
华盛顿选择亲西方代理人的条件，也加速了这一腐败过程。就以卡尔扎伊为例，他与美国有很深的渊源，许多亲属早已移民美国。法国《世界报》首先揭露，卡尔扎伊本人旅居美国期间，也曾经为企图在阿富汗铺设输油管的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也即中海油企图竞购而被美国国会阻挠的石油公司）作过咨询服务。自己亲弟弟涉嫌保护鸦片贩运之外，卡尔扎伊领导的政府缺乏廉洁无私的道德权威和献身精神，因此毫不稀奇。
关键在于防止政治腐败
阿富汗新政权的迅速腐败，与美国占领伊拉克之后扶植的临时政府如出一辙。华盛顿当时急急要将伊拉克大批国有企业私营化，为衣锦还乡的“民主斗士”混水摸鱼创造了良好条件。例如五角大楼原先奉为“伊拉克的乔治·华盛顿”的查拉比，本是在约旦开设银行后侵吞巨额存款潜逃、被缺席判决17年徒刑的巨贪。临时政府其他成员也都不是省油的灯，包括私运数千万美元现金去国外“购买军火”的某国防部长。直到今天，伊拉克“民选政府”仍然腐败公行，非宗教背景的世俗官员尤甚。
世俗的巴解组织和哈玛斯宗教组织的力量消长，是这一现象的另一例子。据法国《费加罗报》，这一现象也在黎巴嫩战后重建过程中再演：真主党在重建和救援工作中的效率和廉洁，与世俗政府的颟顸迟缓形成鲜明对比。而西方许诺的大笔重建和救济资金，即使真正到位，也难免中饱腐败官员的私囊。
总之，布什政府急忙要在穆斯林世界现有社会条件下建立西式民主，就像毛泽东要通过“大跃进”，使得“一穷二白”的中国一步跨入共产主义社会一样荒唐。
最后必须指出，市场经济和发展民主社会之间的矛盾，是许多转型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尤其是防止政治腐败。在这一方面，新加坡可以说是为数很少的成功例子。相比之下，意识形态幻灭和精神道德约束弱化之后出现惟利是图的严重腐败，在中国大陆的经济改革和苏东巨变以来十分明显，令人担忧。以笔者之见，当务之急是尽快建立各种制约腐败的机制和环境，诸如政企界限、舆论监督和公民社会，而不是徒劳无功的过时“精神教育”。
[于时语] (2006-09-08)
曾经是布什政府向穆斯林国家“输出民主”成功典型的阿富汗，塔利班势力正在卷土重来，“民主改造” 前途未卜。《纽约时报》新近的社论《输掉阿富汗》，以及英国《卫报》报道阿富汗北约驻军司令、英军中将理查兹（David Richards）近日承认： “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在这里可能真的失败”，都彰显这一“民主样板”岌岌可危。
阿富汗局势恶化，固然与塔利班的顽强宗教信仰和巴基斯坦境内宗教势力的大力支持密切相关。但是最根本的原因，说到底是白宫一手扶立的卡尔扎伊“民主政权”未能获得广大民众的认同和支持，而始终被看成是华盛顿的傀儡，号令不出西方重兵驻扎的有限城市地区，以至卡尔扎伊总统本人经常被人蔑称为“喀布尔市长”和“美国大使助理”。
而卡尔扎伊“民主政权”不得人心的根本原因，正如《纽约时报》社论指出，是新政府普遍和深刻的腐败：上至政府大员，下到小小警察，无不滥用权力谋取私利，法院和法官也未能例外。
亲西方的代理人唯利是图
根据德国《明镜》周刊新近披露：就连卡尔扎伊总统的小弟、掌握南方要区暨塔利班根据地坎大哈省行政和“救济”大权的阿赫迈德，竟然也涉嫌卷入鸦片贩卖，获取巨额“保护费”。
以笔者之见，阿富汗新政权的腐败决不是偶然现象，也不能全部怪罪政治生命眼看来日无多的卡尔扎伊，而代表了布什政府向穆斯林国家“输出民主”的一个必然和根本的悖论。
美国要在穆斯林世界扶植亲西方的“民主政权”，必须先摧毁当地反殖运动以来的左翼民族主义，埃及故总统纳塞尔和伊拉克、叙利亚等地的复兴社会党代表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是其例子。此后华盛顿要坚决打击更为险恶的死敌——宗教势力主导的“政治伊斯兰”运动。
一旦实现“政权更易”，扶立了中意的西方代理人，美国“输出民主”的下一步便是推行利润第一的美国经济模式。这便是“输出民主”的基本悖论所在。
这是因为这些亲西方的代理人既无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崇高精神，又缺乏严格的宗教信仰和道德约束，唯一剩下的“信仰”便是唯利是图的拜金主义。当然拜金或曰“利润第一”是市场经济的主要原则，也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在原则上与民主制度并非不可调和，在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可以说是并行不悖。可是关键是西方社会数百年来经过痛苦的过程，发展和完善了制约政治腐败的社会机制和环境。这是大部分穆斯林世界，尤其是饱受战乱的国家完全不具备的社会条件。于是从上到下的全面腐败，成为华盛顿“输出民主”的必然结果。
华盛顿选择亲西方代理人的条件，也加速了这一腐败过程。就以卡尔扎伊为例，他与美国有很深的渊源，许多亲属早已移民美国。法国《世界报》首先揭露，卡尔扎伊本人旅居美国期间，也曾经为企图在阿富汗铺设输油管的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也即中海油企图竞购而被美国国会阻挠的石油公司）作过咨询服务。自己亲弟弟涉嫌保护鸦片贩运之外，卡尔扎伊领导的政府缺乏廉洁无私的道德权威和献身精神，因此毫不稀奇。
关键在于防止政治腐败
阿富汗新政权的迅速腐败，与美国占领伊拉克之后扶植的临时政府如出一辙。华盛顿当时急急要将伊拉克大批国有企业私营化，为衣锦还乡的“民主斗士”混水摸鱼创造了良好条件。例如五角大楼原先奉为“伊拉克的乔治·华盛顿”的查拉比，本是在约旦开设银行后侵吞巨额存款潜逃、被缺席判决17年徒刑的巨贪。临时政府其他成员也都不是省油的灯，包括私运数千万美元现金去国外“购买军火”的某国防部长。直到今天，伊拉克“民选政府”仍然腐败公行，非宗教背景的世俗官员尤甚。
世俗的巴解组织和哈玛斯宗教组织的力量消长，是这一现象的另一例子。据法国《费加罗报》，这一现象也在黎巴嫩战后重建过程中再演：真主党在重建和救援工作中的效率和廉洁，与世俗政府的颟顸迟缓形成鲜明对比。而西方许诺的大笔重建和救济资金，即使真正到位，也难免中饱腐败官员的私囊。
总之，布什政府急忙要在穆斯林世界现有社会条件下建立西式民主，就像毛泽东要通过“大跃进”，使得“一穷二白”的中国一步跨入共产主义社会一样荒唐。
最后必须指出，市场经济和发展民主社会之间的矛盾，是许多转型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尤其是防止政治腐败。在这一方面，新加坡可以说是为数很少的成功例子。相比之下，意识形态幻灭和精神道德约束弱化之后出现惟利是图的严重腐败，在中国大陆的经济改革和苏东巨变以来十分明显，令人担忧。以笔者之见，当务之急是尽快建立各种制约腐败的机制和环境，诸如政企界限、舆论监督和公民社会，而不是徒劳无功的过时“精神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