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古龙之高考作文

题目:"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是唐朝诗人刘长卿在《别严士元》中的诗句。曾经有人这样理解这句诗：1、这是歌颂春天的美好意境。2、闲花、细雨表达了不为人知的寂寞。3、看不见、听不见不等于无所作为，是一种恬淡的处世之道。4、这种意境已经不适合当今的世界……根据你的看法写一篇作文。题目自拟，体裁不限。字数800以上。

       盛夏，夜，深夜。

　　景山山颠。

　　山上有人，两个人，一男一女。

　　这两人就是当今武林名声最响的两位杀手，男的名秋细雨，女的叫叶闲花，江湖人称"细雨闲花"。

　   诗人刘长卿曾用"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来描述这两个可怕的杀手。细雨湿衣，湿衣的是鲜血；闲花落地，落地的是人头。这两人杀人来无影去无踪，如果他们想杀你，当你还没看到他们人影没听到他们声音的时候，你就已经死了。

　　秋细雨三天前接到一份帖子，指名要杀叶闲花。事成之后，不但有三百万两冥币，更可以让他在"红楼梦中人"选秀节目中担任曹雪芹的角色！

　　但是杀死叶闲花比杀死比尔还要困难得多。

　　江湖中没有一个人清楚叶闲花的武功来历，性格脾气，但是每个人都知道叶闲花的故事。

　　叶闲花有一双迷人的大眼睛，据说她曾一动不动地瞪死过赵薇和高圆圆，而那一年她才十七岁。

　　叶闲花声音有如黄莺般幽婉醉人，传说听过她说话后林志玲身体酥麻了整整一年，你说要不要命？

　　叶闲花轻功独步武林，踏雪无痕，落地无声，号称超过当年青翼蝠王韦一笑。有人见她上星期在高速公路上偷了刘翔奥运会入场证，刘翔追出一万公里最后被活活累倒。

　　一般人听到叶闲花的故事早就吓得去买尿不湿了，但是秋细雨没有去买。

　　秋细雨不是一般人。

　　他知道，杀人不但要靠技术，还要拼人品！

　　秋细雨很镇定，他正用一把指甲刀修整着手指甲，他的手指修长有力。

　　他要等待，等待对方先沉不住气。高手相争，不允许一丝一毫的失误，先沉不住气的人就会露出破绽。

　　致命的破绽！

　　因此秋细雨一言不发，只是静静地玩弄着指甲刀。

　　没想到叶闲花更是好整以暇，自己悠然自得地涂口红，喷香水。

　　秋细雨只好先发制人，道："你知道我找你出来是为什么。"

　　叶闲花温柔道："在我们动手之前，不能先谈谈么？"

　　秋细雨道："我是来杀人的，不是来聊天的。"

　　叶闲花道："你有把握杀我？"

　　秋细雨道："我从不做没有把握的事情。"

　　叶闲花道："我要提醒你一件事。"

　　秋细雨道："你说。"

　　叶闲花道："百晓生作杀手谱，小女子是杀手榜排名第一，阁下区区第二，你真能杀得了我么？"

　　秋细雨道："我也要提醒你一件事。"

　　叶闲花道："你说。"

　　秋细雨道："论杀手实力，我本在你之前，只是那次排名百晓生采用了短信投票系统，中国'花痴'人数过于庞大才让你得了第一。"

　　叶闲花的脸色一变，道："我更要提醒你，我的粉丝团叫'花粉'，不叫'花痴'！"

　　秋细雨道："我最后要提醒你，你的那些'花粉'全都是花痴。还有，我们已经跑题了。"

　　叶闲花道："我们这样拼命厮杀，你难道不怕麻烦么？"

　　秋细雨道："你以后再也不用怕麻烦了，天下只有一种人永远不怕麻烦，死人！"

　　叶闲花道："这么说你非逼我出手不可？"

　　秋细雨没有回答，他已不用回答。

　　秋细雨道："亮兵器！"

　　叶闲花道："我用刀。"

　　秋细雨道："你用刀？刀在何处？"

　　叶闲花道："我就是刀！"

　　叶闲花露出甜甜的笑容，忽然间褪下了自己的衣服，全身上下只剩下蕾丝比基尼和黑色丝袜。

　　叶闲花的脸美得让人窒息，再配上这样的身材，这样的服饰，充满了一种原始的诱惑力。

　　她的眼睛会说话，她的媚笑会说话，她的手，她的胸膛，她的腿……她身上每分每寸都会说话。

　　她知道，只要是个不瞎的男人，现在肯定会被她迷得神魂颠倒。

　　秋细雨是个男人，而且是个不瞎的男人。

　　可他现在却偏偏好像瞎了一样，完全无动于衷。

　　他知道，美丽的女人是一把刀，当你沉醉的时候，刀就会切进你的胸口。

　　秋细雨沉吟道："我只想问你一件事。"

　　叶闲花娇笑着："请讲。"

　　秋细雨道："大夏天的，穿这么少你丫不怕蚊子叮啊？"

　　叶闲花沉默了半晌，幽幽地道："你一定以为刚才我在喷香水，是不是？我告诉你，我喷的是六神花露水！"

　　叶闲花又道："不过这不是普通的六神，是我特别提炼的药水，无色无味无毒，不过却会慢慢扩散在空气中，闻到它的人会四肢**不能动弹。"

　　秋细雨一惊，忽然觉得身体已经麻木不听使唤，不由得一身冷汗。

　　叶闲花又道："你以为我和你扯淡是因为我害怕，以为我脱掉衣服是想色诱你，其实这都是为了拖延时间让药水能扩散到你周围。"

　　秋细雨面上不动声色，道："难道你自己不怕药水的厉害？"

　　叶闲花得意地道："一开始我涂的口红就是解药，所以我仍然可以自由行动。"

　　叶闲花逼视着秋细雨，问道："现在你还认为你能杀了我么？"

　　秋细雨道："我能。"

　　叶闲花道："你不能动而我能动，你却能杀了我，这不是很好笑么？"

　　秋细雨道："是很好笑，但是你一定会被我杀死。"

　　叶闲花道："为什么我会被你杀死？"

　　秋细雨忽然反问道："飞刀能不能杀人？"

　　叶闲花道："好像能。"

　　秋细雨道："我有没有手？"

　　叶闲花道："的确有。"

　　秋细雨道："我手上有没有刀？"

　　叶闲花道："你手上好像只有指甲刀。"

　　秋细雨道："足够了。"

　　叶闲花道："足够了？"

　　秋细雨道："我有手有刀，就能置人死地。"

　　叶闲花道："指甲刀也能杀人？实在可笑！"

　　秋细雨道："以前江湖中有七十三个人觉得我这把指甲刀很可笑。"

　　叶闲花道："现在呢？"

　　秋细雨道："现在人都已死了，死在这把刀下。"

　　叶闲花道："你的手还能动？"

　　秋细雨道："你要不要试试？"

　   叶闲花脸上的笑容渐渐凝固，忽然间，她已出手！

　　一招"冒牌九阴白骨爪"直逼秋细雨天灵盖，这一招她已练过七年四个月零二十九天，她完全有把握相信没有任何人可以抵挡得了这一招。

　　可这一次她错了。

　　刀光一闪，"盗版小李飞刀"已插入她的咽喉。

　　她到死也不相信，一把指甲刀可以要了她的命！

　　闲花终于落地！

　　三个时辰后，药水的药效渐渐淡去，秋细雨终于可以动弹了。

　　望着叶闲花的尸体，秋细雨道："虽然你已经死了，但是我还要告诉你两件事。第一，我一直用甲刀修整着手指甲是为了调整手和刀之间的同步率，说白了就是找手感。第二，我杀你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钱或者名利。"

　   一边说，秋细雨一边从叶闲花衣服的口袋里搜出了刘翔的奥运会入场证。

　　秋细雨坚定地说："我爱北京，我要看奥运！"

人生没有困境

（台湾清华大学教授的文章， 转之以为final year同侪共勉）

许多同学应该都还记得联考前夕的焦虑：差一分可能要掉好几个志愿，甚至于一生的命运从此改观！到了大四，这种焦虑可能更强烈而复杂：到底要先当兵，就业，还是先考研究所？

我就经常碰到学生充满焦虑的问我这些问题。可是，这些焦虑实在是莫须有的！生命是一种长期而持续的累积过程，绝不会因为单一的事件而毁了一个人的一生，也不会因为单一的事件而救了一个人的一生。属于我们该得的，迟早会得到；属于我们不该得的，即使侥幸巧取也不可能长久保有。如果我们看清这个事实，许多所谓"人生的重大抉择"就可以淡然处之，根本无需焦虑。而所谓"人生的困境"，也往往当下就变得无足挂齿。

我自己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从一进大学就决定不再念研究所，所以，大学四年的时间多半在念人文科学的东西。毕业后工作了几年，才决定要念研究所。硕士毕业后，立下决心：从此不再为文凭而念书。谁知道，世事难料，当了五年讲师后，我又被时势所迫，整装出国念博士。出国时，一位大学同学笑我：全班最晚念博士的都要回国了，你现在才要出去？两年后我从剑桥回来，觉得人生际遇无常，莫此为甚：一个从大一就决定再也不钻营学位的人，竟然连硕士和博士都拿到了！属于我们该得的，哪样曾经少过？而人生中该得与不该得的究竟有多少，我们又何曾知晓？从此我对际遇一事不能不更加淡然。 当讲师期间，有些态度较极端的学生会当面表现出他们的不屑；从剑桥回来时，却被学生当做不得了的事看待。这种表面上的大起大落，其实都是好事者之言，完全看不到事实的真相。

从表面上看来，两年就拿到剑桥博士，这好像很了不起。但是，在这"两年"之前我已经花整整一年，将研究主题有关的论文全部看完，并找出研究方向；而之前更已花三年时间做控制方面的研究，并且在国际著名的学术期刊中发表论文。而从硕士毕业到拿博士，期间七年的时间我从不停止过研究与自修。所以，这个博士其实是累积了七年的成果，或者，只算我花在控制学门的时间，也至少有五年），根本也没什么好惊讶的。

常人不从长期而持续的累积过程来看待生命因积蓄而有的成果，老爱在表面上以断裂而孤立的事件夸大议论，因此每每在平淡无奇的事件上强做悲喜。可是对我来讲，当讲师期间被学生瞧不起，以及剑桥刚回来时被同学夸大本事，都只是表象。事实是：我只在乎每天二十四小时点点滴滴的累积。拿硕士或博士只是特定时刻里这些成果累积的外在展示而已，人生命中真实的累积从不曾因这些事件而终止或加添。常有学生满怀忧虑的问我："老师，我很想先当完兵，工作一两年再考研究所。这样好吗？"很好，这样子有机会先用实务来印证学理，你念研究所时会比别人了解自己要的是什么 。

"可是，我怕当完兵又工作后，会失去斗志，因此考不上研究所。"
"那你就先考研究所好了。"
"可是，假如我先念研究所，我怕自己又会像念大学时一样茫然，因此念的不甘不愿的。"
"那你还是先去工作好了！"
"可是……"

我完全可以体会到他们的焦虑，可是却无法压抑住对于这种话的感慨。其实，说穿了他所需要的就是两年研究所加两年工作，以便加深知识的深广度和获取实务经验。先工作或先升学，表面上大相径庭，其实骨子里的差别根本可以忽略。在"朝三暮四"这个成语故事里，主人原本喂养猴子的橡实是"早上四颗下午三颗"，后来改为"朝三暮四"，猴子就不高兴而坚持改回到"朝四暮三" 。其实，先工作或先升学，期间差异就有如"朝三暮四"与"朝四暮三"，原不值得计较。但是，我们经常看不到这种生命过程中长远而持续的累积，老爱将一时际遇中的小差别夸大到攸关生死的地步。

最讽刺的是：当我们面对两个可能的方案，而焦虑的不知何所抉择时，通常表示这两个方案可能一样好，或者一样坏，因而实际上选择哪个都一样，唯一的差别只是先后之序而已。而且，愈是让我们焦虑得厉害的，其实差别越小，愈不值得焦虑。反而真正有明显的好坏差别时，我们轻易的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可是我们却经常看不到长远的将来， 短视的盯著两案短期内的得失：想选甲案，就舍不得乙案的好处；想选乙案，又舍不得甲案的好处。如果看得够远，人生长则八、九十，短则五、六十年，先做哪一件事又有什么关系？甚至当完兵又工作后，再花一整年准备研究所，又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有些人还是会忧虑说："我当完兵又工作后，会不会因为家累或记忆力衰退而比较难考上研究所？"

我只能这样回答："一个人考不上研究所，只有两个可能：或者他不够聪明，或者他的确够聪明。不够聪明而考不上，那也没什么好抱怨的。假如你够聪明，还考不上研究所，那只能说你的决心不够强。假如你是决心不够强，就表示你生命中还有其他的可能性，其重要程度并不下于硕士学位，而你舍不得丢下他。既然如此，考不上研究所也无须感到遗憾。不是吗？"

人生的路这么多，为什么要老斤斤计较著一个可能性？我高中最要好的朋友，一生背运 ：高中考两次，高一念两次，大学又考两次，甚至连机车驾照都考两次。毕业后，他告诉自己：我没有人脉，也没有学历，只能靠加倍的诚恳和努力。现在，他自己拥有一家公司，年收入数千万。

一个人在升学过程中不顺利，而在事业上顺利，这是常见的事。有才华的人，不会因为被名校拒绝而连带失去他的才华，只不过要另外找适合他表现的场所而已。反过来，一个人在升学过程中太顺利，也难免因而放不下身段去创业，而只能乖乖领薪水过活。福祸如何，谁能全面知晓？

我们又有什么好得意？又有什么好忧虑？人生的得与失，有时候怎么也说不清楚，有时候却再简单不过了：我们得到平日累积的成果，而失去我们不曾努力累积的！所以重要的不是和别人比成就，而是努力去做自己想做的。功不唐捐，最后该得到的不会少你一分，不该得到的也不会多你一分。

好像是前年的时候，我在往艺术中心的路上遇到一位高中同学。他在南加大当电机系的副教授，被清华电机聘回来开短期课程。从高中时代他就很用功，以第一志愿上台大电机后，四年都拿书卷奖，相信他在专业上的研究也已卓然有成。回想高中入学时，我们两个人的智力测验成绩分居全学年第一、第二名。可是从高一我就不曾放弃自己喜欢的文学、音乐、书法、艺术和哲学，而他却始终不曾分心，因此两个人在学术上的差距只会愈来愈远。反过来说，这十几二十年我在人文领域所获得的满足，恐怕已远非他所能理解的了。我太太问过我，如果我肯全心专注于一个研究领域，是不是至少会赶上这位同学的成就？我不这样想，两个不同性情的人，注定要走两条不同的路。不该得的东西，我们注定是得不到的，随随便便拿两个人来比，只看到他所得到的，却看不到他所失去的，这有什么意义？

有次清华电台访问我："老师你如何面对你人生中的困境？"我当场愣在那里，怎么样都想不出我这一生什么时候有过困境！后来仔细回想，才发现：我不是没有过困境，而是被常人当作"困境"的境遇，我都当作一时的际遇，不曾在意过而已。刚服完兵役时，长子已出生却还找不到工作。我曾焦虑过，却又觉得迟早会有工作，报酬也不至于低的离谱，不曾太放在心上。念硕士期间，家计全靠太太的薪水，省吃俭用，对我而言又算不上困境。一来，精神上我过的很充实，二来我知道这一切是为了让自己有机会转行去教书( 做自己想做的事)。三十一岁才要出国，而同学正要回系上任教，我很紧张(不知道剑桥要求的有多严)，却不曾丧气。因为，我知道自己过去一直很努力，也有很满意的心得和成果，只不过别人看不到而已。我没有过困境，因为我从不在乎外在的得失，也不武断的和别人比高下，而只在乎自己内在真实的累积。

我没有过困境，因为我确实了解到：生命是一种长期而持续的累积过程，绝不会因为单一的事件而有剧烈的起伏。同时我也相信：属于我们该得的，迟早会得到；属于我们不该得的，即使一分也不可能加增。假如你可以持有相同的信念，那么人生于你也会是宽广而长远，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困境"，也没有什么好焦虑的了。

漫谈十七大后的中国

漫谈十七大后的中国

● 关愚谦

　　十七大终于落下了帷幕，欧洲各国发表了许多评论，褒贬不一，有的评论还切合实际，有的根本就不了解中国实情和历史演变，凭着成见来看中国。在台湾、港澳也有这样的人，不足为奇。

　　笔者在中国长大，出生在日本侵华时期，做过亡国奴，受过美英的殖民统治，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受过苏联那套经济理论的影响，经过毛泽东发动的政治运动，曾在中央机关长期工作，也曾被“充军”青海，当过农民、牧民、渔民。

　　笔者之所以说这么多，就是想告诉读者，对中共十七大，我是有发言权的，既可与以往进行比较，也可借鉴当今欧洲社会。遗憾的是，与笔者同时代走过来的许多朋友和同事都先后辞世。如果他们看到中国有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共十七大有如此划时代的纲领，一定会感慨万千。

老党员最关心股市

　　我的一位前领导、年逾90的老干部还以“小关”称呼我说：“小关，真没想到，我革命一辈子，没有想到我参加的党会有如此巨大的转变。”笔者问他变化在哪里，是好是坏？

　　他语重心长地说：“简直难以置信，现在的党和过去的党不是从一个娘胎里出来的，但有一点应该肯定，党敢于否定自己，敢于创新。过去打土豪劣绅，目的就是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看到中国强盛，现在这目的达到了，我死也瞑目了。不过，这个无产阶级革命党，性质起了很大变化，中国这个社会转了一个圈，好像又转回来了。我们过去反对的资本主义、封建那一套，现在又都复苏了。唉！”

　　王老说得对，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和过去不太一样了。实际上是大不一样了。领导这么大的一个国家，难啊！这次十七大，笔者正好在上海，发现这一年来，我那一圈子里的人，在一起吃饭，发牢骚的还大有人在，但是普遍都爱国了。他们绝大部分都是老干部、老党员，但对十七大不太关心，反而对谁出任下一届领导很关心，生怕中国领导层往左走，影响股市。

　　原来他们都是股民。其中一位说了真话：“老关，我们年纪大了，左右不了国家局势，但是，手头上的股票对我们今后的生活好坏很关键，都希望它往上涨，正因为如此，我们普遍非常爱国。”大家都跟着附和。想当年，这些朋友都生龙活虎，愿为国家、人民抛头颅洒热血，现在国富民安，经济蒸蒸日上，夙愿已酬，也年老了，只要股票不断往上涨，就可以颐养天年了，就是这么简单。这就是人权。

西方对中国态度很落伍

　　一位德国文化界朋友倒非常关心中共十七大，说十七大没有谈到改善人权和舆论自由，如对法轮功继续压制，还是实现一党制，哪里有什么民主？笔者驳斥他说，“一个国家由兴起走向完善，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何况一个13亿的大国。欧洲谈民主谈了几百年，德国实现民主也才不过几十年，美国民主仍然问题很多。中国有自己的5000年的文明史，有自己对世界的看法，许多问题有待解决。这么一个大国，改革开放才二、三十年，怎可能一下子都改变。更何况，也不需要走你们的老路。我目前不是担心中国的改革走得太慢，而是担心她走得过快了。

　　“你们西方很多人不愿接受中国兴旺富强起来这一事实。当第三世界国家起来了，你们就会指手画脚，这个不对，那个不民主，布什出兵伊拉克，是什么人权和民主。你们西方人永远会教育别人、指责别人、认为自己才是最先进的、最优秀的，凡是不符合西方利益的、不按西方的模式发展的，都是另类，都是威胁和危险，要采取各种办法来遏制她。难道让中国大乱、打内战、大批死人，才是人权？达赖喇嘛、陈水扁要把西藏和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谁反对它就是违反人权，你们西方国家，为了你们的利益，制造了很多游戏规则，要全世界的人去遵守。不遵守就压大帽子，甚至大动干戈。伊拉克是最典型的例子。这是什么人权？”

　　我这个德国朋友有这点好处，他觉得你有道理就点头同意，想找时间和我深谈。但请读者注意，不是所有的德国人都如此，有的固执得不得了。他请我就这次十七大会议的成绩做一个总结，我摇摇头说：“不可能！因为它触及的面太广，提出的今后的发展观，还只是大方向。中共有7000多万党员，素质参次不齐，是否能理解提出的新的纲领，能否按它执行，不是一天两天能做到的。”有一点，笔者很为满意的是，十七大终于提出了和谐发展的新理念。

·文发自德国汉堡

中共党内民主的大趋势

中共党内民主的大趋势

[郑永年]　(2007-10-30)

　　自十六大以来，中共高层把推动党内民主作为其政治改革的一个最为重要的议程。中共现有7300多万党员，这个数量已经大大超过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人口：如欧洲的法国和中东的伊朗。

　　就是说，如果能够实现党内民主，这个民主已经是很大规模了。尽管党内民主还不是国家民主，但至少是国家民主的最重要的试验，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但什么是党内民主呢？这个问题从来就不是很清楚。尽管中共一直在强调要推行党内民主，但实际上并不存在其他模式可供借鉴。

　　共产党政治结构向民主政治转型至今还没有成功的先例。相反，失败的先例有很多。前苏联和东欧共产党政权在转型过程中都消失和解体了。

　　近年来，亚洲的越南共产党在探索党内民主方面也有很大的努力，主要是推行党的总书记的选举。越南的实践一出台，中共的一些干部就提倡学习越南。但很显然，党的高层并没有认同越南的模式。

公布政治局人选产生过程

　　应当说，这些年来中共高层一直是在实践中探索什么是党内民主，如何实现党内民主。这可以从刚刚过去的十七大的一些政治实践中看出。这次中央委员选举的差额较以往有了很大的提高。

　　十七大之后，有关方面也公布了十七大中央政治局委员候选人的产生过程。简单地说就是这些候选人是由400多位党的高级干部（包括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推选出来的。

　　至此，综合早先的一系列党内民主实践，中共党内民主的结构已经初步形成。

　　党内民主的最低目标当是党的生存和发展。因为社会经济的急剧转型，党必须与时俱进。党的高层这些年来一直在强调如何提高中共的执政能力问题。民主是提高中共执政能力的内在部分。

　　这里只讨论中央层面的党内民主实践，不包括地方层面。这些年来，地方层面的各种党内民主实践也在进行。近年来的实践可以概括成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就是精英政治的正常化和制度化。这里，首先就是如何防止党的主要领导人的专制行为。这是邓小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所特别强调的。

　　在所有列宁主义政党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防止党的主要领导人的专制行为。这一点，邓小平看得最清楚。邓小平因此强调以集体领导为核心的党内民主。

　　然而，尽管邓小平看到了这一点，他本人并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邓小平之后则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原因似乎很简单。邓小平和毛泽东一样，同属政治强人。政治强人之下很难有真正的集体领导。反过来说，在政治强人时代结束后，就必须发展出党内集体领导机制。

　　要确立集体领导，胡锦涛领导层废除了强人政治下一些非制度化（非正式）的政治机制，例如夏季的北戴河聚会和并不规范的政治局会议。政治局会议现在不仅规范和正式化，而且也增加了透明度，对外公开每次政治局例会的主题。

　　再者，领导人之间的分工也已经相当制度化。这些分工表现在党务系统、国务院系统、全国人大系统和政法系统等等之间。就是说，没有任何一位领导人可以凌驾于各个系统之上，在各个系统拥有实质性权力。所能做的，就是通过制度性机制对各个系统进行协调。

　　为了集体领导，这次十七大也正式确定了实行党委会常任制。这一新制度也是为了防止地方第一把手的腐败。

　　无论是民主还是反腐败，分权制衡必不可少。尽管邓小平时代明确反对实行西方式的三权分立政治体制，至今中共也没有说要实行这样的体制，但对分权制衡对党内民主的重要性，中共高层是有认识的。

　　这些年来，司法和审计系统的权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前不久又设立了预防腐败局。尽管在司法独立的道路上，中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这个方向渐趋明确。

由“上”到下，但并非个人

　　第二个方面就是党内的选举民主。民主政治不能简化成为单一的选举，但选举的确是民主政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央委员的差额选举已经推行了很多年，已经具备了自我生存的能力。

　　这次政治委员实行推选制度也是一大进步。推选仍然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和自下而上的选举不同。但这个“上”并非是一个或者几个主要领导人。

　　或许在推选过程中，主要领导人继续有很大的发言权，但候选人必须符合一些客观的标准并且得到其他中央委员（包括候补中央委员）多数的认可。

　　中国这些年来的一个主要政治问题是高层缺少政治权威。领导层有很多很好的改革和政策动议，但往往是执行不力。主要一个原因就是中央决策缺少权威。

　　一些政策，不用说是缺少人民的基础，在党的高级干部中也缺少基础。而推选制度有利于新当选的政治局具有较为有效的政治权威。未来的领导层光有来自现存主要领导人的个人支持已经大大不够，而且必须得到中央委员会的集体支持。

　　无论是中央委员的差额选举还是政治局委员的推选，都是一种有限选举形式。但有限选举在中国政治民主化过程的早期有其特殊的意义。

　　在民主政治中，尤其是民主政治发展的早期或者不成熟的民主实践中，最令人恐惧的就是那些蛊惑人心的政治人物，他们往往具有非凡的能力去煽动人们最不理性的一面，在其本身的私利最大化的同时把人民引向本来最不愿意看到的一个结局。

　　这在西方发生过，例如德国的希特勒。在亚非拉很多发展中的民主，这种情况到今天都还在发生。对中国这样大的一个国家，在民主化过程中，如何防止那些蛊惑人心的政治人物的崛起是一件重要政治任务。

　　人民既不要非民主的专制，也不要借民主手段实行变相的专制。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把有限民主视为是民主政治发展的有效途径。

只有公正，合法性才会提高

　　有限民主至少可以在政治精英之间发展出一些必不可少的民主规范和行为准则。实践多了，就会变成一种文化。而这种文化有利于遏制蛊惑人心的政治人物的突然崛起。

　　第三个重要方面就是确立党内民主的社会基础。党本身必须是人民的一部分，因此党内民主必须在一定的程度上和社会民主结合起来考量。

　　在西方，各政党必须直接诉诸于选民。中共不实行西方那样的直接民主，并不是说就不用考量“选民”的利益了。近年来的实践可以概括为通过各种社会经济利益的“内部化”来诉诸于“选民”利益。

　　就是说，在“利益代表”政策的引导下，执政党主动接纳各种社会经济利益于党内。接纳不同的社会经济利益不仅仅扩大了党的社会基础，更有利于党发展出有意义的党内民主。

　　这次在党代表群体中，增加了“两新组织”（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就是这方面的最新发展。不同的社会经济利益可以通过中央委员的选举过程，反映在中央的政策议程上。

　　各种社会经济利益是否得到公平公正的反映，则是选举制度需要完善的问题，就是说，选举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必须考量到如何能够公平公正地反映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和需求。

　　只有达到一定程度的公平公正性，党内选举才会提高和强化学界所说的党的统治的政治合法性。

　　党内民主的思想和初步制度结构已经形成。从思想到制度表达，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则很难，因为每走一步，就牵涉到巨大的利益调整。

　　不管怎样，这些年的探索已经有了初步成果。尽管不尽人意，但一旦有了一定的制度基础，就可以在实践中加以完善和发展。并且因为社会经济发展所造就的巨大动力，中共必须这样走下去，这不仅是为了党本身的生存发展，而且也是为了政治的制度性稳定。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从达赖喇嘛看北京过时的宣传手法

从达赖喇嘛看北京过时的宣传手法

[于时语]　(2007-10-31)

　　最近一段时间来，不顾中国政府的高调反对，第十四世达赖喇嘛频频周旋于欧美首脑之间，在德国总理默克尔和美国总统布什之后，10月29日又与加拿大总理哈珀正式会晤，再加上美国国会颁布给达赖喇嘛“奖章”，北京外交束手无策。

　　除了其他具体因素，北京陈旧的宣传手法，不仅未能制止达赖喇嘛在西方政界的活动，实际助长了达赖喇嘛在欧美的身价，而加剧了北京这一系列外交挫折。

　　不妨提到新近闭幕的中共十七大，虽然露出不少政治新现象，欧美传媒的报道仍然普遍负面，其主要因素也是北京“全国人民热烈拥护”旧式宣传手法，令人回想到文革期间“欢欢喜喜迎九大”的场面。

　　北京过时的宣传手法也影响到对台关系，《亚洲时报》报道台湾大部分民众至今不了解胡锦涛“两岸和平协定”提议，便是明显例子。

北京“宣传部”宜改名

　　在西方，从政界到商界，宣传是至关重要的手段，美国政治选举费用指数式上升，主要便是竞选中越来越多的传媒尤其电视广告。

　　这种宣传包括大量夸张、不实、误导的成份，2004年美国总统选举中“快速巡逻艇”系列电视广告，使得克里遭受致命伤，是个典型。

　　伊拉克战争前一路顺风的英国首相布莱尔，美国《大西洋月刊》归纳他的成功秘诀是“一成真货，五成吆喝”（five parts spin to one part substance），是另一典型。

　　尽管如此，“宣传”（propaganda）一词本身却在国际上具有强烈贬义，而北京在这一方面大大落后于“国际接轨”：从中央到地方大大小小的“宣传部”，正如原先的“反革命罪”一样，光是在名称上就已经加剧了中国的负面形象。

　　中国要在21世纪作为有影响力的大国，有必要顺应世界潮流，将不合时宜的“宣传部”改名为“公共关系部”之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多方引进竞争体制，造成经济的飞速发展。可是北京的宣传机构仍然维持其垄断性。正如其他所有缺乏竞争的事物，造成宣传机构的僵化和颟顸低效。北京针对达赖喇嘛的国际宣传，是这一弊病的最好例子。

　　北京对外批评达赖喇嘛，始终离不开“分裂主义分子”这顶帽子，不知是北京自己的蹩脚翻译，还是洋人的揶揄，用了滑稽的英语词汇splittist，毫无杀伤力，只能惹人发笑，损及北京自身形象。

达赖的宣传真正有杀伤力

　　说到底，分而治之是西方强权几百年来的标准手段，在西方世界“深入人心”，至今不衰。美国国会新近以绝大多数票通过决议，公开倡议将伊拉克分为三个“自治地区”，何曾顾忌别国的“统一”？

　　欧美强权最近积极推动科索沃独立，也丝毫不顾塞尔维亚的主权和统一。更有甚者，华盛顿为了肢解伊朗，不惜支持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的“伊朗支部”，间接导致了土耳其威胁要出兵伊拉克北部的危机。

　　在中国崛起主导世界的说法甚嚣尘上、欧美朝野对西方失去世界领袖地位忧心忡忡之际，北京对外大力宣传达赖喇嘛是个splittist，无形中提高了他对欧美外交的“价值”，反而使得各国朝野趋之若鹜。

　　如果北京僵化的宣传机器屈尊学习一下处于强烈竞争体制中的西方公关宣传手段，尤其是后者的“敌情研究”（Opposition research），就会知道对达赖喇嘛真正有杀伤力的国际宣传，决不是他要“分裂中国”，而是他作为美国冷战时代工具的个人历史，尤其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曾经长期是达赖喇嘛的“衣食父母”，以及他近年来的“感恩图报”。

　　尽管欧美主流传媒一直讳言掩盖，美国中情局在冷战时代创造培养了现代“藏独”运动，并在“反暴力”达赖喇嘛知情的情况下，在西藏大力进行暴力行动，早有大量资料。连达赖喇嘛“出走”印度，也是中情局的一手安排。

已经不是韬光养晦时代

　　除了对藏独武装力量的大笔经援和军援，在美国国会接手之前，中情局从1950年代起，几十年来每年供给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个人的直接“薪水”达18万美金之巨，而尼克松（尼逊）上台之前，美国总统的年薪也才只有10万美元。

　　达赖喇嘛完全清楚华盛顿这一施主地位，其他不说，九一一事件之后，达赖喇嘛扮演了美国“反恐”战争“吹鼓手”角色，而不惜违背其精心维持的“和平”形象。

　　除了支持美国的阿富汗战争，达赖喇嘛在2003年还实际支持了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这与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坚持和平反战形成鲜明对比。

　　更有甚者，出于与中情局和美国军方的历史关系，对美军在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待俘虏、美国对俘虏实施酷刑、以及中情局在欧洲经营秘密“黑狱”等丑闻，尽管世界舆论为之哗然，达赖喇嘛从未公开谴责批评，并维持了与布什总统的“深交”。

　　除了在美国自由派之中，布什总统在欧洲的形象众所周知，中情局在欧洲更是臭名昭著，甚至有欧洲法院通缉中情局特工的事例。达赖喇嘛的这些历史关系和现代表演，加上他的纳粹党卫军“恩师”，全是远比“分裂主义分子”有效的国际公关宣传题目。

　　中国即将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实体，事关切身利益，而必须积极参与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韬光养晦时代一去不返。

　　公关宣传是游戏规则制定的有机部分，北京宣传机构的颟顸低效，不仅累及外交，也因新近“中国制造”信任危机中的无力反应而影响到经济利益。引进竞争机制改善僵化过时的宣传机构，应该成为当务之急。

·作者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

男人穿裙子

男人穿裙子
by:根素拼音输入法

去苏格兰之前，就听说过苏格兰男人也穿裙子，当时也没在意，以为是个玩笑。到了格拉斯哥后，突然在街上看到穿裙子的男人，才大吃一惊，传说竟然是真的。

这让我不禁想起了第一次上课的场景。早就听说英国人的绅士精神，所以为了显示我们对主人的尊重，不远万里每人带了套西服，第一天听课，一大早西装革履地出发了。一堂下来，老师比划着领带和衣服给了几句让我们很是意外建议，我英语虽差，但还是听明白了，就是要我们明天可以穿得随便点、放松点。其实不用他说，见过几位英国人后我们就发现自己穿得不能说滑稽，也不能说不伦不类，但就是感觉不对劲。因为除了一两位岁数比较大一点的外，几乎都是T恤或衬衫不带领带的，非常地“easy”和随便，和我们想象的西装革履的英国人完全不一样。虽然以前也看过文章说英国的年轻人一点都不传统，穿着随便，但亲眼见了这样的情况还是很意外，因为这是工作时间，且接待的是“外宾”，这样的穿着还是有点太那个随便了吧。

想想国内有些企业要求员工上班时间西装领带皮鞋，一样都不能少，有的甚至会因为穿着不符合要求要罚款，真是不可思议。但更重要的是，西服并不是我们的国粹呀，凭什么要在自己家里穿西方人的礼服呢？礼服，肯定有些装饰性的元素存在，在重要的场合带带未尝不可，但要在平时工作中带着的确有点迂腐。比如说领带，据说起初的作用类似陕北人在头上裹的毛巾，有一定的实用性，如擦擦汗什么的，但现在除了能带来不方便和呼吸困难估计什么作用也没有了，难怪西方的年轻人都已抛弃了，可我们一个东方人为什么就又给捡起来呢。这还在其次，苏格兰男人穿裙子给我的更深层次震撼是：西服怎么就演变成“国粹”了呢？这个原因肯定很复杂，估计谁也说不太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学习西方文化的最直接产物。我们学习西方文化并没有错，穿西服也没有错，谁让我们积贫积弱不如人家呢。当年我们大唐盛世时不也有许多追随者吗？现在在某些东方人的国服里还能看到唐服的影子。这就又带来一个疑问，别人的国服里能看到唐服的影子而在自己的国服里怎么就看不到呢？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现在有国服吗？这些问题都要从我们中华民族为什么能延续五千年至今并出现再次崛起的迹象的顽强生命力说起。

古代文明能象中华民族这样延续下来并长盛不衰的可以说绝无仅有。翻开中华民族的历史，不难发现，我们有过辉煌也有过屈辱，有过扩张也有过被扩张，有过盛世也有过腐朽，但每一次腐朽都会带来涅槃般的重生，最近我们刚经历了让所有中国人倍感屈辱的过去，也必将引起一场反弹最强烈的重生，相信每个中国人都能在自己的身边看到这种重生的迹象。中华民族为什么会有这样神奇的生命力？这里面原因是多方面的，什么天时的地利的人和的讲上十天十夜也讲不完。下面这几个民族文化的特点肯定是原因之一，但绝非全部，这里略作分析，难免有误，仅望抛砖引玉，能引起共鸣足矣。

一、实用主义：如果说中国人有什么信仰的话，那首选就是实用主义了。有人可能觉得我们很爱面子，其实那都是表象，即使是爱面子，也藏着更深层次的实用主义。而且爱面子绝非中华民族的特点和特色，只是我们爱的方法和地方可能有点和西方人不一样罢了。比如说，我们对自己身体的高矮胖瘦不是那么的“爱”，却对聚会时付钱的方式很在乎，而西方人似乎相反而已。衣服本来的作用就是遮风避雨的个东西，但现在却发展到了本末倒置的地步，拿来作秀，怎么地不方便就怎样去设计。幸好绝大部分中国人还是不把衣服当回事的。比如西服，我们即能在结婚典礼上看见，也能在工地田间办公室会议室等诸多场合里看见。因为在绝大部分中国人眼里，西服就是一种衣服，我想怎样穿就怎样穿，想在哪穿就在哪穿。我这样讲，并没有一点讽刺的意思，我大约是毕业后参加工作很长时间后才明白西服原来是一种礼服，穿着很讲究的，但具体怎样知道的想不清楚了，估计是从听了“光膀子打领带，自行车骑到八十迈”的笑话开始的，也好像是从那时起，除非必要，再也不骑自行车穿西服了。想想以前穿西服配球鞋当运动服穿的过去就觉得对不起西服。西服在东方古国遭遇如此礼遇，和我们的实用主义是分不开的，想想如果你食不果腹，还会考虑什么衣不得体吗？“仓廪实而知礼节”，大概讲的也是这个意思。西服如果当工作服穿也是有其优势的，至少穿脱方便，不用系扣的。但一定要做得宽松点，即使是不当运动衣穿。所以从实用主义的角度考虑，老百姓选择西服是有其合理的原因的，把西服这样“糟蹋”也是合情理的。

二、优胜劣汰、胜者为王。西服在中国被这样“糟蹋”还有一个原因，也是中国人的特点，也是中华民族得以繁盛至今的秘密武器之一，那就是中国无贵族。同样的古文明，印度就不是这样的，英国也不是这样的，日本也不是这样的，这从君主立宪制，皇室得以保留就可侧面得以证实。最早关于这个特点的记录大概是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时喊的那个口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不知从那之前还是从那之后，反正王侯将相在中国就真的没种了，长的也就几百年，短的也就几十载，且有诗为证“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现在更是如此，不管你过去是什么身份单位，也不管你通过什么方法手段，只要你现在成功了，你就可以挤身“名流”。所以我们“有胜者王侯败者寇”这样的说法。这样的文化特点从进化论的角度看就是把优胜劣汰的原则发挥得淋漓尽致了，其实质是一种不看过去看现在，不看过程看结果的思维，和鲁迅讲的中国人善于忘却的道理相似。这种文化特点虽然会造就短视、不择手段等缺点，但的确丢掉了许多束缚并给人以希望。改革开放几十载就能领跑世界经济并发展到今天的地步，和这个特点不无关系的。因此虽然过去穿衣有高低贵贱只分，但一旦其制度不复存在，就再也不能从衣服看出贵贱了，西服也不例外。
有人批评中国人盲目引进外资，自我研发不重视，并以汽车为例，什么发动机都研发不了等等。我承认这些批评都有道理，我也想这样批评一下。可我更明白，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影响，是企业的自主选择，我认为他们的选择都是正确的。因为任何事情，中国人似乎总能找到自己的捷径，几十年前的电视、小家电和现在的汽车状况何其相似，现在我们的电视却被反倾销，几十年后的汽车市场呢？现在就已看出了苗头了吧。有些事情非不能而不为也，航空发动机，火箭卫星飞船原子弹都造出来了，汽车发动机就真搞不好吗？我们应把有限的精力发挥到应发挥的地方去，除了一些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技术，有现成的能借用为什么要另起炉灶呢？要知道我们已晚起步了上百年，如果走别人走过的路是赶不上人家的。所以虽然现在我们仍存在很多问题和不足，但要是以结果来看，我们这些年取得的经济成就足以证明我们选择的路是正确的，大方向是对的，我们刻苦学习别人没有白学。正是这种重结果不重过程的思维和作法，导致我们能借就借，不能借就自己搞，敞开胸怀，丢掉束缚，大踏步地挤身世界强林之列。

三、适应性：适者生存虽是外国人总结出来的东西，但用得最好的恐怕要数中国人了吧。中国人的适应性甚至于有点太强了，以至于似乎没了原则。就以消费为例，好像西方人很少吃带骨头和带刺的肉，中国人却有“鸡吃骨头鱼吃刺”的说法。有人说这和适应性有什么关系？别急，再和你讲个西方人的生产环节的事情，西方人做事循规蹈矩，很认真，每一道工序都严格执行，到了最后一道工序，总装，问题就很少，而中国人的生产如不是严加管理，很容易在上面的工序上有点小问题就 “将就”了下去，这样一道道累积到最后一道工序时，往往就问题很多，但中国人的灵活处理使得什么问题最终都能解决了，而这种解决问题的能力一方面是适应，另一方面是纵容，纵容别人也纵容自己。所以最终受害的是消费者也就是自己。我们虽然也吃不带骨头和刺的肉，但其文化氛围能容下骨头和刺，正影射了消费者要学会上道工序没做好，老百姓要自己挑骨头挑刺的观念。比如我们现在买东西都要挑真挑假的。这种强适应性造成的一个副作用就是潜规则。比如补课，其实无数教育家和国外的教育实践都证明，就中学和小学那点知识，根本不用学生加班加点地去学的，学生本来可以活得更轻松些的，但这要靠所有人都遵守不补课的规则的，因为如果有人一灵活，要补课，你不补的就要吃亏，你要想不吃亏就也得补课。结果规则形同虚设，大家都搞得挺疲劳。这个例子如果没说明问题就再举个。我听说过有个国家商店有双休日的，而且开业时间也较短。可是如果中国人去了，当地人就过不下去了。因为你休息，中国人不休息，你就卖不过中国人，你要想不吃亏就得也不休息。所以大家的工作时间都加长了，但市场份额不会因为你工作时间加长了而增加的，原来6小时赚的钱现在就得要8小时完成。同样的事情还有加班等问题，我就不详细分析了。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出灵活性带来的弊端。这种灵活性的本质就是没有原则的原则，有其缺点也就有其优点，这个你看中国的武术运动就明白了，西方人搞拳击，不能用脚，不能摔，你技术再高只能拳击对拳击，来个武术高手你就吃亏了。我看过几次中国武术和美国拳击的较量，几乎都以中国占压倒性地优势胜利而告终。其实这好像还根据实际情况对中国的比赛规则做了些限制呢，如果完全按中国武术的规则，美国人输得更惨。即使这样，有些拳击队员在中国武术队员的脚功面前竞被踢得腿软。看过《烈火金刚》的电影对最后一组镜头印象最深，日本人抄起刀要和中国人比武，而中国人抬起手枪结束了日本人的生命，我不禁拍案叫好。因此有这样的说法，日本人说八路不好，拼刺刀时开枪。在他们眼里，拼刺刀就是拼刺刀，你是不能开枪的。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你们日本人屠杀中国人的时候怎么不给中国人以刀枪，而屠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呢，连老人和孩子都不放过，这就是你们的武士道精神？按你这理论，你日本人没原子弹，美国人就不能仍原子弹了，可是美国人也没那么迂腐，果断地扔了原子弹，这看起来好像有点无赖和残忍，但却大大地加速了战争的结束，这对挣扎于战争多年之久的世界人民包括日本人在内应不是什么坏事。所以我从不对中国人这种灵活得看似没有原则的原则感到不对或羞耻，这是五千年生存经验留下来的民族本能。最近这些年，我们吃够了按西方列强的游戏规则玩的亏了，而我们一划出个圈圈他们就嚷嚷我们破坏规则。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有什么不变的规则吗？如果有，只有一个，那就是弱肉强食，谁强谁有理的规则。所谓文明，就是把本能和本性隐藏起来的一个幌子，文明程度越高，隐藏的越深，但一旦危及到生存的时候，比原始人更野蛮。这个不用我解释，战争就是最好的诠释，即使是在今天，伊拉克屡屡发生的虐囚事件等仍证明这个观点一点都没错。当一个强盗举起刀砍向你的头的时候，你要是文明的给他讲什么“对不起，请您不要故意伤害他人”，只能带来覆灭。所以中国人在对待衣服的时候从来都是灵活地把它仅看成个遮体避寒的东西，也总是对各种衣服就具有天然的适应性，所以自古至今我们的服饰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也就不足为奇了。

四、自我否定、自我批叛：再回到我们有没有国服的话题来。如果不算西服的话，我们现在有国服吗？没有，哪怕礼仪性的也没有。我们生活在一个文化真空的时代，整个国家都在复制深圳模式，经济起飞了，文化没跟上。失去了很多，但没有新的东西补上，诗歌找不到了，文学没人读了，民族歌曲曲高和寡，中山装正式退出了人们的视野……，可能有人说网络小说、博客、流行歌曲，西服这些不算补充吗？的确，新东西是很多，但你能认为这些元素能担负起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重任吗？当然，有些东西的消失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比如中山装，这个我不知能不能算作国服，但好像中山装不是起源于中国，而且其流行也不应算是自发的，类似的包括“同志”这个称呼。所以一旦时代潮流变了，必然会引起心理上的叛逆，但叛逆发生了，一时没有也不可能马上创造出对应的替代品，于是要么学习，要么复古。于是西服流行了，于是男称“先生”，女称“小姐”，不过现在“小姐”也被糟蹋了，见了年轻的女士都不知该怎样称呼了。这些变化都是民众自发的，要按照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存在的就是不合理的，一切的一切还是一切”逻辑出发，我们不应对其报以简单的批判态度。每一种新事物的出现都有其足够的理由，否则就不可能出现，而不管其合理还是不合理。还是以衣服来说，几十年间变化不可谓不多，可就是没有一种流传下来，而且没有一点创造力。比如说西服，从单排扣到双排扣再到单排扣，扣子的数量从一个到两个到四五个，衣服下面从不开口到开口再到左右都开口，等等，几乎所有的变化都变过了，但男人们仍只有两件衣服，夹克和西服。再如裤子从喇叭裤到锥形裤到体形裤，从长裤到九分裤到七分裤甚至一分裤，裙子从长的到短的从对称的到不对称的……，但这么多变化仍是两条袖的为裤，一条袖为裙，男的只能穿裤，女的两种都能穿(是不是有点不公平)，没有一点例外，比如说，让男的穿一条袖的裙，象苏格兰男人一样。这不是玩笑，也不是学苏格兰人，祖宗们就曾穿过裙子的，长袍马褂不就是一条袖的吗？只不过苏格兰人穿到了现在，我们却扔了。我们为什么扔了，因为不自信，为什么不自信，因为积贫积弱，事实在那摆着呢，你自信不起来。因为别人比我们强，我们就想弄明白为什么，于是肯定有人觉得和衣服有关，于是换衣服，这也不是发明，古代就有胡服骑射的例子。不但衣服要扔，汉字还差点给扔了呢，可能有人还不知道我们曾有过一场汉字危机，我也仅隐约记得上小学或初中时一位语文老师说过汉字不久就要消亡了，要用拼音代替了。当时虽百般不解，但是老师说的，也不得不半信半疑，现在才知道，其实“拉丁化”风暴早在上世纪初就席卷中华大地了。最早的“拉丁化”提倡者是清末民初的思想家钱玄同。三十年瞿秋白、鲁迅、毛泽东都是“拉丁化”积极倡导者，鲁迅认为“汉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甚至断言，“汉字不灭，中国必亡！”，毛主席也曾作出“走世界共同的拼音化道路”的“最高指示”。你也可以把汉字简化和汉语拼音方案看作是汉字“拉丁化”的序曲。我估计绝大部分中国人都不理解也不同意汉字“拉丁化”，因为这不就是“消灭”汉字吗，无论从感情上还是从逻辑上都接受不了。当然要“拉丁化”存在着太大的现实的阻力和技术的难度，所以即使的毛主席也无力左右，故这场“拉丁化”无疾而终。汉字虽然没扔，但我们不自觉地却捡了个英语的“包袱”，虽然英语几乎变成了世界语，但放眼世界，几乎没有哪个国家把英语看得似乎比本国语言更重要的了。比如考研，汉语不考考英语，职称同样，太多的例子，举不胜举，好多小孩汉语还不会说呢就学英语。我承认，基于同样的原因，人家比我们强，英语很重要，比如在计算机里不会点英语是要吃点亏，等等，我们多花点时间学学没什么不好的，但这样浓厚的学习氛围尤其是一些强制性的学习还是有点严重了，会埋没人才的。
我们经常能在日常生活中听到类似的抱怨“中国人太……”、“你看看人国外……”等等，相信再自信再爱国的中国人都说过这样的话，至少听过，包括本人。于是有人说这是中国人不自信的表现，崇洋媚外等等。非也，这其实正是中华民族自我否定、自我批判精神的表现。往更深层次讲，这是一种民族自信的另类表现。那些敢于拿自己的缺点开玩笑的人往往是最自信的人，那些能看到自己的缺点的人往往是最优秀的人，民族也如此。我不否认，作为个体，某些人说那些话是骨子里的媚外，但大部分人是潜意识里表达对美好事物的一种向往，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恰是爱之切，恨之深的一种自然流露。当然，十年育树，百年育人，我们真正的经济崛起才几十年的事，文化的崛起是一个受经济制约的一个更漫长的事，有些事情，在我们有生之年只能表达一下愿望了，但我相信，几百年后，再看中华，定换了天地的。

回头再唐服怎样丢失的也就很清楚了。一个连自己的语言文字都能讨论改革的民族还有什么是不能扔的呢？总之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应变的民族，正是这种善变使得我们的祖先在五千年的历史变迁中易国不易族、服变魂不变地延续到今天。所以我们虽丢了唐服，但换来的是民族的繁衍和强盛，就象是一颗大树，春夏秋冬，风霜雪雨，改变的是枝花叶蔓，不变的是越扎越深的根。所以我从未对我们现在的文化迷失现象感到过担心，相反，我从人们对先进的技术和文化的学习里看到了一个强大的民族那海纳百川的胸襟和奋发图强的壮志。所以我们不能对其过分的苛求。但作为这个民族之中的个体，我们却应当对自己苛求。经济和文化是互相影响的，经济繁荣必然带来文化的的繁荣，反之亦然。其实这些年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国家地位的提升，我们的文化氛围早就发生了变化。前几年的唐服的流行就是这个就是一个最好的明证，是民族自信心增强的外在体验，有人也许会对这次流行没有持续表示遗憾，其实根本不必，这只是文化复兴的一个序曲。文化首先是经济的反映，其次也能反作用于经济。一人，一家，一国，富强起来最普通的路是先富后强，这个强也包括精神上的强。即先是经济上爆发，然后才“知书达礼”。当然精神的作用也同样重要，也有先勒紧腰带“知书达理”，后强家富国的。因此作为个体，应意识到我们正处于一个千年一遇的又一个伟大的民族复兴初期，而自觉地先从精神上富强起来，并从而感染他人，为文化复兴尽自己的微薄之力，虽一人力单，俩人力薄，但三人成虎，万人汇江河，总有一天会托起中华另一片天的，我相信那一天我们一定是穿着自己崭新的国服举国欢庆的。

怎样为“中国制造”清洗污名

怎样为“中国制造”清洗污名

[陈冰]　(2007-07-24)

　　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大白兔”奶糖伴随着童年时光。即便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到中国店总要给孩子买包“大白兔”奶糖，其中寄予的是对“中国制造”的信赖，也是对自己人生阅历的某种纪念。

　　但是，菲律宾食品及药物管理局指控“大白兔”奶糖等四款中国食品含有害物质，下令进口商回收。消息发布后，人们的第一感觉是“这也许是真的”。冠生园立即发布了不含甲醛等防腐剂的检测报告，但“大白兔”并没有清白。假冒名品的风气之猖獗，对假冒伪劣商品之害的切身体验，都让中国更愿意相信那是真的。

　　“大白兔”声誉受损，是“中国制造”遭受世界质疑、甚至诋毁的最新案例，从西方蔓延到了亚洲。在过去几个月，从宠物饲料、儿童玩具，到咳药水、牙膏，中国产品接二连三遭欧美禁控。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更发表报告称，中国是违反美国食品安全标准最严重的国家。《今日美国报》的文章称，“中国制造”现在看来像有另一层含义——“购买者小心”。在美国犹他州，有食品公司更打出“无中国产”的招牌以示安全。

遭遇抵制是必然的

　　就在 “中国制造”几乎与“有毒”、“威胁”划上等号的时候，中国进行了舆论反击和贸易反制。一方面媒体将“中国制造”的不幸遭遇视为妖魔化中国的最新表现，另一方面中国也禁止进口11家美国厂商生产的肉类制品。中国竭力避免将相关问题复杂化、政治化，而实际上这个问题已成了政治问题，并且无法避免。

　　那么，究竟如何看待“中国制造”所遭遇的麻烦？怎样为“中国制造”清洗罪名？

　　早在两年前，笔者从欧式“中国威胁说”（早报天下事2005年6月）中已预感到了今天正面临的挑战。当中国各类产品迅速占据欧美超市货架，把很多小店铺挤出街道，开始直接影响欧美经济的时候，“中国威胁论”的内容就会从远离大众关注点的军事、政治，转移到与生活相关的服装、鞋帽、电子、食品和环境保护等 “琐事”上。

　　所有后进国家在向世界舞台冲刺时，都要遭遇强势国家的抵制，因为这关系着欧美的就业、经济问题，而这两个问题是政党间的权力斗争直接相关，政治化在所难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制造”也有类似的遭遇，在大举进入美国市场时也曾被“妖魔化”，是“劣质产品”的代名词。几项产品质量不过关而让一个国家的所有产品受辱，在国际上是不得不面对的考验，不仅涉及商品本身的质量认同和评价标准，更牵扯着一个大众情绪。德国公司把印有“F－U－C－K　YOU　CHINA”辱华字样的白色T恤衫出售，部分地表达着欧美劳工阶层的潜在心理。

为什么食品首当其冲

　　不过，这种抵制却是正常的，中国人不必太过敏，关键是要正视存在的问题。抵制的过程是挑剔的过程，能够渡过“挑剔期”就接近“接受期”了。只是，“挑剔”可能有政治因素，也可能有经济因素，当然也有商品本身的缺陷，需要中国人认真分析。

　　不幸的是，西方及其他国家在对“中国制造”进行挑剔时，恰恰对准了中国的软肋——食品。其中原因有三，一是中国国内市场流通的食品比出口食品的质量和安全性要差很多，致癌物质苏丹红喂鸭子产出的红心蛋、含致癌物的多宝鱼、导致大头宝宝的劣质婴儿奶粉在市场畅行，假烟、假酒、注水猪肉、臊水油、粪便臭豆腐屡见不鲜，以致专家和大众都有“虽然有毒，但是少用无害”的无奈。西方的“检举”，会让中国老百姓感到是替天行道，进而加剧对中国各级政府执法不严的怨气，微妙的政治影响便开始发酵。

　　二是很多的“中国制造”，获利的其实是外国公司，中国不过是加工厂。相对食品而言，电子、服装、妆饰和其他日用品，获利空间都比较大，离“生命安全”、“儿童健康”这些关键词较远，而且中国人和海外华人在食品业的掌控能力较强，所以食品、玩具等便首当其冲，给全球的震撼力要远大于汽车、电子、数字产品出问题。

多种方式为“中国制造”正名

　　三是中国食品安全标准与欧美可能不同，监管缺失，市场混乱，生产卫生条件差，都是导致质量不过关的原因，国外的检举只要有理有据，是可以坦然接受并且加以改进的。

　　为“中国制造”清洗罪名的主角当然是中国人，即便是为外国企业“贴牌生产”，只要有“中国”二字就有中国人的责任。实际上，即便在食品行业，“中国制造”也并非真的就是“不安全”的别称。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近日强调，食品安全是全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并非一个国家所独有，各国政府都需要加强相关的监管制度和措施，以确保食品安全。

　　擦亮“中国制造”的声誉，首先是中国能够拿出一些独特的质量响当当的名牌和几个旗舰企业。三四件质量事故可以让一个国家的商品蒙难，一两种驰名产品也可以立国。英国政府对“疯牛病”的遮遮掩掩，导致英国失去70％以上的欧盟牛肉市场，“英国食品”从最安全跌落到“不可信”，其农业自此一蹶不振。同样，一个诺基亚支撑着芬兰的经济和国家声誉，索尼（新力）、丰田、本田把“日本制造”从“劣质产品”扭转为“优质产品”，现代、三星能遮盖掉“韩国制造”的种种阴影。要让“中国制造”闪光并且为全球信赖，竖起几个人见人爱的名牌是捷径。技术创新、销售战略、生产标准不仅要达到世界上最苛刻的标准，还要在名称上让全世界易记易接受。“东京通信工业”改为“索尼”后让这个名字风行世界的例子，极好地说明细节的重要性。“细节决定成败”，对富有诗意和善于狂想的中国企业家来说，这六个字分量极重。

　　利用法律来维护“中国制造”的声誉，也是重要武器。虽然中国国内的法律执行力度尚有欠缺，但在法治国家还真可以用法律来维护“中国制造”的尊严。2004年，浙江通领科技集团生产的GFCI（接地故障断路器）产品进入美国，迅速占领美国主流市场。但同时遭遇美国世界级电器巨头企业莱伏顿公司在美国三个州地方法院的起诉，称通领公司侵犯了他们的专利。这场官司现在有了结果，通领科技集团没有“偷”他们的专利，是自己研发出的。试想，如果没有勇气和底气去打赢这场官司，那么“中国制造”不仅“有毒”，而且 “偷盗”。这场官司获胜，为所有“中国制造”的信誉有正面作用。“大白兔”也应该在菲律宾打一场官司，如果坚信自己的产品没有防腐剂的话。

　　中国在各个出口行业，尤其是事关人命的食品、医药行业，进行严格的自我整治是非常必要的。“民以食为天”，这句古语曾被中国政府视为“最大的人权”。那么，本国国民都对自己所吃所喝不予信任，都不敢保证“无毒”，很难让外国人信任“中国制造”的食品就很安全。

　　另外，中国人常把“利”的反面看作“义”、“良知”，其实“利”的反面是“害”、“灾难”。无“义”的逐利可以接受，“有害”的逐利则万万不行。把政治上的“内外有别”、“抓大放小”应用于商业，是“中国制造”声誉受损的核心因素，值得全社会反思并且进行严格的制度建设。认识到了这一点，“中国制造”无论是出口还是内销，名字都会响亮起来。

·作者是中国资深媒体人

以大历史的视角看台湾解严开禁

以大历史的视角看台湾解严开禁

[陈子帛]　(2007-07-21)

　　台湾二十年前的解严开禁，影响和左右着其后剧烈而痛苦的民主化转型。无论是“宁静革命”抑或是“转型正义”，或者是“不完全民主形态”，台湾第一次政党轮替都是两岸四地第一次民主实践。其特殊意义和深远影响，只是单纯用台湾视角来看似乎是不足够的。

　　原因很简单。首先，由于受到各种既定意识形态的局限和约束，近期台湾朝野以及主流媒体对戒严开禁的纪念和评价，多半都有以偏概全的缺憾，难以完整、客观地展现出全貌。

　　其次，台湾终止和废除长达30年的军事戒严体制，是国共内战、两岸政治分裂的结果，同时也是两岸关系即将出现历史性突破的预热和准备。其影响其实已辐射到两岸长达20年的互动。今天台海关系的战略格局，与当年的解严开禁有不可割裂的关系。

　　再次，台湾始终是华人社会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区域，在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层面的变迁，很难脱离华人社会乃至国际政治局势的时代和历史背景。因此，对于台湾解严开禁的追忆与追思，如果采用大历史视角鸟瞰和观察，也许会有更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和启示。

解严前后的大陆与台湾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似乎更强调从小事件看大道理；从长远的社会、经济结构观察历史脉动；从中西比较中提出中国历史的特殊问题；注重人物与时势的交互作用、理念与制度的差距、行政技术与经济组织的冲突以及上层结构与下层结构的分合。限于篇幅，我们只能借助他的大历史概念，对1987年7月 15日那一个历史时刻及其对两岸关系的影响，做一次纵向的回顾和前瞻。

　　1987年7月15日之前的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刚刚起步，释放出前所未有的政治和经济能量，但也出现了若干瓶颈，政治上先后出现了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与解放思想、告别极左路线的动向。胡耀邦在元老和极左势力不正常的逼迫下，被迫辞去党的总书记职务；而在此之前的1984年，中英两国经过外交上的反复较量，签署了决定香港前途命运的中英联合声明，香港进入了主权回归的后过渡期。

　　而此时的台湾，党外运动方兴未艾，并通过参与地方选举和创办党外杂志等活动，成为执政者关注的对象。代表台湾本土势力的民主进步党于1986年9月28日在圆山大饭店宣布成立，震撼了台湾政界。军事戒严体制之下的台湾，首度出现了缝隙和松动。

　　再就是1988年，蒋经国先生病逝，李登辉继任，国民党陷入主流与非主流之争。这一年的香港和大陆，也各有跌宕起伏。

　　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最为重大的政治动荡，同时也直接诱发了香港百多万人的冒雨游行，港人表现出潜藏于内心深处的家国情怀；台湾的“野百合”运动同样具有学生运动的性质，却被李登辉巧妙地借用，作为逼退“万年国代”、“终身立委”的最佳利器。经此一役，中华民国政治体制开始出现解构性的蜕变，台湾化、本土化自此势不可挡。

　　苏东剧变，柏林墙倒塌，共产阵营崩解，台湾当局对中国大陆局势呼应了“中国崩溃论”，作出了战略上的误判。与此同时，李登辉在两岸关系上采取了以虚对实的策略因应。国统会的设立、国统纲领的颁布以及辜汪会谈的举行，促成了90年代初期台海关系的缓和，也给李登辉的战略图谋提供了将近十年的时间。继之而来的是1995／1996年台海危机的爆发，再就是旋踵而至的“两国论”。2000年台湾总统选举，国民党结束了在台湾半个世纪的统治，台湾实现了第一次政党轮替。

新时代的两岸政治景观

　　大陆在邓小平南巡之后，改革开放进入新的大步跨越阶段，江泽民树立了党内核心地位。在江泽民任期内，香港、澳门相继回归，中共高层权力在“十六大”上实现了难得一见的和平交接，胡锦涛成为大陆党、政、军第一把手，大陆的政治社会转型呈现了诸多不稳定症候群。

　　大陆经济的高速成长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诸多不适应症，各界对政治体制改革发出了更多的呼声和诉求，执政党遇到的挑战与机遇远比改革开放初期要多得多，政权的持续性和稳定性进一步表明了权力合法性的必须与重要，执政党的革命性同样遇到了建政初期所曾有过的强力挑战。

　　与此同时，香港作为另一个特殊区域，在过去十年间经历了诸多考验，“一国两制”的实践走过了不平凡的十年历程。它以事实否定了“香港已死”的悲观预测之后，仍然面临着经济结构转型没有完成、政治参与缺乏活力和空间的困顿。

　　人们也注意到，香港的政治和社会转型进入了与大陆和台湾迥然不一的境地，但却不由自主地模仿和参照了台湾的选举文化和表现形式。而“一国两制”条件下的香港，继续维持着法治社会的基本游戏规则。廉政制度的一如既往以及公民社会相对成熟的表现，也成为大陆社会转型过程中另一个比较直接的参照。

　　至于台湾在过去20年来的民主化转型过程，某些表面的乱象尽管被赋予民粹政治、“文革”翻版的负面解读，但迄今为止，民间社会的自救能力并没有减弱。政治互动和博弈虽然缺乏成熟的机制和游戏规则，却未曾偏离乱中有序的轨道。

无法避免的相互影响

　　在海外的政治观察家们，没有台湾民众在军事戒严体制下长期生活的切身经历和感受，很难了解挣脱军事戒严体制后的释放感，也很难想象作为独裁政治最后一位领导人在顺应历史潮流、放弃威权统治那一刻的内心挣扎，更无法想象台湾人回顾和解读那段历史的光怪陆离。

　　笔者不久前和台湾一位友人探讨解严开禁的意义，他竟然用“解放”二字予以诠释。如果我们经历过1949年、1976年，甚至1989年和1997年的历史的话，那就能更加深刻地理解台湾知识分子、台湾民众那种获得解放的感觉。

　　纵向回顾台湾“解放”时刻的前前后后，横向比较大陆及香港已经和正在发生的诸多种种，我们也许能超越具体历史时空，去理解和解读1987年7月15日。

　　台湾已经进行的、香港准备进行的以及中国大陆有可能进行的，相互之间未必有必然的逻辑关系，但却有无法切割的彼此影响和参照。

　　请记住2007年这一时刻。因为再过10年、20年，当我们对再次回顾台湾解禁时，一定会有比今天更加深刻的感悟。

·作者是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