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需要马歇尔计划
● 吴木銮（福州）
在今年的G8峰会上，非洲议题是热点。非洲这些国家的经济史，确实是一部大量自然资源被开发和利用、当地人民财富并没有增加的故事。当今的富国和强国对非洲的额外关照理所当然。
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G8成员国重申原来的承诺，拨款600亿美元以防止爱之病、肺结核和疟疾的蔓延。但是，这项承诺又遭到各方的质疑。质疑是有道理的。在冷战结束后，当时众多非洲国家接受了“华盛顿共识”，开放自己的市场，放松政府管制，但最终是什么结果？
在许多非洲国家，过去的十年的经济史都可用“转型”来概括。自从上世纪90年中期，塞内加尔也尽了最大努力进行转型。为了报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塞内加尔贬值了货币，开放了市场，关税下降，一夜之间就成为欧洲出口商的天堂，当地市场迅速被挤垮。大部分非洲国家目前的经验是，开放市场，放松管制的结果是失业率上升，生活水平并没有改善。
中国当资本主义的教练
在“华盛顿共识”幻觉破灭后，非洲人似乎更欢迎中国的务实外交。欧美的精英们颇为妒忌地看着这一切，并表示是这是多大的历史讽刺：社会主义中国而不是欧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教育非洲人如何发展资本主义，如何发展经济。
6月8日，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汉办）合办的内罗毕广播孔子课堂，在内罗毕举行揭牌仪式。孔子课堂以《汉语 900句》为教材，越来越多的肯雅人对汉语产生兴趣，因此仅靠当地的教学力量无法满足需求，就需要通过广播汉语教学节目作为课堂教学的补充。据称，广播孔子课堂很受欢迎。
语言、文化的需求通常在经济合作达到一定的高度才会发生。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人在全世界的各个角落都有。但是，往往这都是零星的行为。只有两国的经济和其他方面的交往达到一定规模，具备较大规模传播的广播和课堂才成为需要。
但是，从近年来持续发生的中国工人在非洲受袭击事件来看，中国务实外交确实受到“非传统”挑战。在非洲国内，反对派或者反政府武装认为中国与当局合作，增加了当局的博弈能力，挑战了反对者的地位或者利益，因此可能把中国的工人作为报复对象。
而在国际上，西方人又指责中国支持一些独裁政权，削弱西方的影响力。
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在非洲的外交成功之处就在于不附加条件。这是一种善意。但是从长远来说，如果当地的市民社会没有发育，政局仍然动乱不堪，最终中国和中国商人的利益将会受损。
商业导向或政治改革
今年G8峰会的前一天，就是援助欧洲经济复兴的马歇尔计划60年纪念日。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提出，以马歇尔计划为镜，恢复商业内核是援助非洲的首要目标，只有以商业为导向的非洲外交和援助，才会取得持久的功效。
从历史上来说，马歇尔计划与其说是一个巨大的慈善项目，不如说是帮助欧洲恢复商业引擎，最终靠自己腾飞。马歇尔计划最初只获得14%的民意支持。但随着美国商业领导人的锐意进取，马歇尔计划的成效日益显现，民意支持率也迅速调整，终成丰功伟业。
从今天来看，当时欧洲经济濒于崩溃，粮食和燃料等物资极度匮乏。欧洲需要大量的资金来购买基础生产资料，还要大量的投入来恢复基础设施。但是，如果仅仅是130余亿美元资金的资助，没有商业阶层的培育，非洲仍然贫穷和腐败，经济会处于恶性循环中。
在G8峰会上，默克尔表示，非洲要减少贫困，消除战争，就必须进行政治改革。布什也持相似的观点，与中国所持的立场不同。如果在这个议题更改立场，与西方采取相同路径，中国的优势将不存在。
所以笔者认为，合适的路径就是在商业输出的同时，培育当地的商业和企业家精神。有稳定的企业家队伍和强大的商业精神，他们就会自动地维护自身的利益，就会产生持久的力量来要求政局保持稳定。这与中国在非洲所寻求的目标是一致的。
·作者是中国媒体人
Thursday, June 28, 2007
Tuesday, June 26, 2007
常谈常新的“利益攸关方”
常谈常新的“利益攸关方”
● 韦弦
自2005年8月中美第一次战略对话以来，不到两年的时间，中美之间进行了4次副外长级的战略对话。期间，美国前副国务卿佐立克关于利益攸关方的判断，成了中美关系中最热络的话题。如今，佐立克已另就新职，也淡出中美关系，但利益攸关方这个判断作为佐立克留给美国外交界的政治遗产，依然发挥着重要影响。
想把中国纳入美国的世界蓝图
客观讲，利益攸关方的判断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中国国际地位转变的现实，但也是美国想给中国国际角色演变套上的一个紧箍咒。
新中国成立至今58年，1978年正好处于中间段。前一个29年，中国在发展的道路上走得步履蹒跚、时有反复。但后一个29年，改革开放的政策壮大了中国的国力，其国际影响力不断上升，国际利益也不断延伸。历史的画卷虽然幻若烟尘，但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道路却是清晰可辨的。
其实，不仅对于美国，对于很多国家，包括很多区域性甚至全球性国际组织，今天的中国早已是切切实实的利益攸关方了。最近10年来，世界范围内以中国为主题的研讨和辩论随时随处可见。关于中国的书籍成为许多国家图书榜的爬榜高手。这些，都是利益攸关方这个判断符合现实的一面。
但利益攸关方这个判断在美国人的视野中，是有着比较强烈的主观色彩和自我中心色彩的。美国希望中国做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表面看起来是希望中国承担起应尽的国际义务和国际责任。但这些所谓的义务和责任，是以美国人的标准来判断的。其潜台词不过是，符合美国利益就是负责任，不符合美国利益就属于不负责任。
所以说，不能排除美国想用一个光鲜亮丽的词汇给中国施加一个不易摆脱的紧箍咒。表面上看，利益攸关方的判断是对中国实力、国际地位甚至国际利益的承认，但更深一层考虑还是想把中国纳入美国的世界蓝图中去。
不能只提单方面的利益攸关
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去年访问美国，在与布什总统会晤时表示，中美双方不仅是利益攸关方，而且更应该是建设性合作者。我们回头思索胡锦涛当时的表态，对中美关系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在美国最初的设计中，美国只是单方面希望中国做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而胡锦涛的表态事实上把这种单方面的企望变成了双方都应该承担的责任。事实也的确如此，美国不能总是单方面对中国提出种种所谓负责任的要求，而不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和双边责任。
所以，在刚刚结束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与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内格罗蓬特举行的第四轮中美战略对话中，台湾问题再次成为令人关注的焦点。在这轮对话中，双方认为必须妥善处理台湾问题，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维护中美关系大局。这种表述，应该讲是双方都体现出负责任的结果。
表述中没有提到国家统一和反台独，但强调了台海的和平与稳定。这显然与最近一段时期陈水扁的台独冒进行为有关。虽然台湾问题一直是中国内政，但美国的长期介入使之成了中美之间的敏感问题。台湾问题处理不好，会影响中美关系大局。而所谓的处理不好，指得是中美两方、而不是一方的言行。最近几年，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的分量时轻时重，这种分量的变化与台海局势的变化有关，也和美国的对台政策调整有关。
最近，美国对陈水扁大选绑公投企图表态强硬，不仅公开警告，而且明确拒绝台湾提出希望美国重申所谓的“六项保证”。这个行动与布什任内美国对台政策的调整是一脉相承的。符合台海和平与稳定的大局，应该说是一个负责任的行为。
也就是说，美国不能只是以“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对中国提出要求，要求中国在朝鲜、伊拉克、伊朗等美国所关心的问题上“负责任”，“配合”美国。美国也要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在台湾问题上恪守承诺，维护中美关系大局。这才是胡锦涛所讲的中美双方是利益攸关方的内涵。
美国也害怕中国负责任
另一方面，胡锦涛所谈到的中美双方更应该是建设性合作者，对今天的台湾问题同样是有所指的。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不应该做一个破坏性的参与者，绝不能因为美国的介入而使台海局势失控，使陈水扁成为一个有恃无恐的麻烦制造者。美国方面应该承担的责任不是偏袒台独，而是打压台独的冒险性。
其实，美国希望中国作为利益攸关方所要负的责任也是有限的，有保留的，甚至是有选择的。在一次国际研讨会上，面对美国学者提出的希望中国做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论调，一个中国学者曾经作出反驳，指出美国并不希望中国在所有问题上都真正负起责任。如果中国在所有国际问题上都负起责任，真正害怕的倒是美国了。
所谓的负责任，美国只是希望中国在美国需要的地方和时候负责任。人们经常看到，在有利于美国的全球或地区问题上，美国总是不忘敦促中国要负起责任。但在中美可能存在利益摩擦或对立的领域，美国并不希望中国出现，更不希望中国“负责任”。
当中国大力发展与非洲国家关系时，当中国加大对非洲援助时，对这种负责任行为感到紧张的就是美国。他们担心中国弱化美国对非洲的影响力，所以指责中国企图控制非洲的能源。
利益攸关方的概念，两年来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不可谓不大，但各方对这个概念的诠释和理解却常谈常新。
·作者是北京国际问题学者
● 韦弦
自2005年8月中美第一次战略对话以来，不到两年的时间，中美之间进行了4次副外长级的战略对话。期间，美国前副国务卿佐立克关于利益攸关方的判断，成了中美关系中最热络的话题。如今，佐立克已另就新职，也淡出中美关系，但利益攸关方这个判断作为佐立克留给美国外交界的政治遗产，依然发挥着重要影响。
想把中国纳入美国的世界蓝图
客观讲，利益攸关方的判断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中国国际地位转变的现实，但也是美国想给中国国际角色演变套上的一个紧箍咒。
新中国成立至今58年，1978年正好处于中间段。前一个29年，中国在发展的道路上走得步履蹒跚、时有反复。但后一个29年，改革开放的政策壮大了中国的国力，其国际影响力不断上升，国际利益也不断延伸。历史的画卷虽然幻若烟尘，但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道路却是清晰可辨的。
其实，不仅对于美国，对于很多国家，包括很多区域性甚至全球性国际组织，今天的中国早已是切切实实的利益攸关方了。最近10年来，世界范围内以中国为主题的研讨和辩论随时随处可见。关于中国的书籍成为许多国家图书榜的爬榜高手。这些，都是利益攸关方这个判断符合现实的一面。
但利益攸关方这个判断在美国人的视野中，是有着比较强烈的主观色彩和自我中心色彩的。美国希望中国做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表面看起来是希望中国承担起应尽的国际义务和国际责任。但这些所谓的义务和责任，是以美国人的标准来判断的。其潜台词不过是，符合美国利益就是负责任，不符合美国利益就属于不负责任。
所以说，不能排除美国想用一个光鲜亮丽的词汇给中国施加一个不易摆脱的紧箍咒。表面上看，利益攸关方的判断是对中国实力、国际地位甚至国际利益的承认，但更深一层考虑还是想把中国纳入美国的世界蓝图中去。
不能只提单方面的利益攸关
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去年访问美国，在与布什总统会晤时表示，中美双方不仅是利益攸关方，而且更应该是建设性合作者。我们回头思索胡锦涛当时的表态，对中美关系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在美国最初的设计中，美国只是单方面希望中国做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而胡锦涛的表态事实上把这种单方面的企望变成了双方都应该承担的责任。事实也的确如此，美国不能总是单方面对中国提出种种所谓负责任的要求，而不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和双边责任。
所以，在刚刚结束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与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内格罗蓬特举行的第四轮中美战略对话中，台湾问题再次成为令人关注的焦点。在这轮对话中，双方认为必须妥善处理台湾问题，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维护中美关系大局。这种表述，应该讲是双方都体现出负责任的结果。
表述中没有提到国家统一和反台独，但强调了台海的和平与稳定。这显然与最近一段时期陈水扁的台独冒进行为有关。虽然台湾问题一直是中国内政，但美国的长期介入使之成了中美之间的敏感问题。台湾问题处理不好，会影响中美关系大局。而所谓的处理不好，指得是中美两方、而不是一方的言行。最近几年，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的分量时轻时重，这种分量的变化与台海局势的变化有关，也和美国的对台政策调整有关。
最近，美国对陈水扁大选绑公投企图表态强硬，不仅公开警告，而且明确拒绝台湾提出希望美国重申所谓的“六项保证”。这个行动与布什任内美国对台政策的调整是一脉相承的。符合台海和平与稳定的大局，应该说是一个负责任的行为。
也就是说，美国不能只是以“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对中国提出要求，要求中国在朝鲜、伊拉克、伊朗等美国所关心的问题上“负责任”，“配合”美国。美国也要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在台湾问题上恪守承诺，维护中美关系大局。这才是胡锦涛所讲的中美双方是利益攸关方的内涵。
美国也害怕中国负责任
另一方面，胡锦涛所谈到的中美双方更应该是建设性合作者，对今天的台湾问题同样是有所指的。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不应该做一个破坏性的参与者，绝不能因为美国的介入而使台海局势失控，使陈水扁成为一个有恃无恐的麻烦制造者。美国方面应该承担的责任不是偏袒台独，而是打压台独的冒险性。
其实，美国希望中国作为利益攸关方所要负的责任也是有限的，有保留的，甚至是有选择的。在一次国际研讨会上，面对美国学者提出的希望中国做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论调，一个中国学者曾经作出反驳，指出美国并不希望中国在所有问题上都真正负起责任。如果中国在所有国际问题上都负起责任，真正害怕的倒是美国了。
所谓的负责任，美国只是希望中国在美国需要的地方和时候负责任。人们经常看到，在有利于美国的全球或地区问题上，美国总是不忘敦促中国要负起责任。但在中美可能存在利益摩擦或对立的领域，美国并不希望中国出现，更不希望中国“负责任”。
当中国大力发展与非洲国家关系时，当中国加大对非洲援助时，对这种负责任行为感到紧张的就是美国。他们担心中国弱化美国对非洲的影响力，所以指责中国企图控制非洲的能源。
利益攸关方的概念，两年来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不可谓不大，但各方对这个概念的诠释和理解却常谈常新。
·作者是北京国际问题学者
Monday, June 25, 2007
库尔德族问题国际化的谜团
库尔德族问题国际化的谜团
[于时语] (2007-06-25)
最近一段时间来，土耳其和伊拉克库尔德族问题日益紧张。一面是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的军事行动和恐怖爆炸不断升温，导致土耳其军方重兵集结伊拉克边界，除了威胁将采取大规模越境行动，捣毁库尔德工人党的“境外巢穴”之外，更已经开始不断的小规模越境攻击。另一方面，是伊拉克库尔德族区领袖的反威胁，声称如果土耳其发动进攻，伊拉克库族会全面支持土国境内库族的造反行动。这一随时可能失控的局势，使得华盛顿的处境十分尴尬。
原本只局限于土耳其内部的库尔德族分离主义问题，目前显然已经国际化，原先可以追溯到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强瓜分原奥斯曼帝国领土的后遗症，演变到今天错综复杂的国际布局。
在土耳其国内，库尔德族长期受到残酷压制，具有极强的独立倾向。但是这一前景威胁到土耳其作为统一国家的生存，更会在地缘政治上切断土耳其与从里海到新疆的大片突厥族区域的直接连系。
更为复杂的是这一问题与近几个月来土耳其世俗势力与伊斯兰民主势力之间不断激化的矛盾交织。土耳其军方作为世俗势力的领袖，为了抗衡不断高涨的伊斯兰民主势力，而不得不借助土耳其民族主义，其中包含了极大的反美成分。反而是目前的伊斯兰政党政府正在努力缓解这种反美主义。《纽约时报》6月13日报道土耳其总理反对军方入侵伊拉克，反映了土耳其回教政府、军方世俗势力与华盛顿之间的这种微妙三角关系。
在伊拉克国内，库尔德族地区事实独立，经济繁荣，成为处处受到歧视压迫的库尔德族“民族解放运动”的“解放区”。库尔德族一旦全面控制伊拉克北方产油区，整个中东地区的库族独立运动再也无法压制。这是土耳其军方新近磨刀霍霍的主要原因。
库区是美国在伊拉克唯一的成功
伊拉克什叶派总理马利基新近四面楚歌，与库尔德族领袖妥协结盟，支持库尔德族全面接管北方石油重镇Kirkuk。另外许多伊拉克什叶派与库尔德族关于伊拉克成为松散邦联的政治主张相同，无形中增强了库族自治独立的势头。
对美国而言，土耳其是美国的长期盟友，是北约唯一的回教成员。但是土耳其近年来的两大趋势是伊斯兰民主力量和反美民族主义高涨，都对华盛顿不利，尤其是伊拉克战争前夕土耳其国会决议，拒绝美国开辟“北方战线”，造成美土关系前所未有的倒退。越来越多的美国外交战略家看到美土联盟的逐渐淡化以至于散伙，或许是不可避免的前景。
对比之下，伊拉克库尔德族区是美国在伊拉克的唯一“成功”，库族是美国在伊拉克可以基本信赖的唯一族群。布什政府近日提出要仿照“韩国模式”在伊拉克常年驻军，库族区是实施这一计划的唯一稳固地盘。
在当地回教邻国中，伊朗和叙利亚都有大量库尔德族人口，因此反对库尔德族独立运动，甚至可能因此与土耳其结成某种统一战线。对比之下，华盛顿表面上反对土耳其库尔德族的分离主义，实际积极支持伊朗内部的各种分离主义，包括库族独立运动。但是逊尼派土耳其如果全面占领伊拉克库尔德地区，也非什叶派支配的伊朗能够接受。
以色列同库尔德同病相怜
以色列也在库尔德族问题中扮演重要角色。以色列原是土耳其在中东的唯一盟友，尤其是与土耳其军方的关系极其密切。八年多前，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党魁欧贾兰被土耳其远从非洲坦桑尼亚捕拿归案，《纽约时报》便透露得益于以色列情报机构的秘密协助。
但是以土关系近年来经历了重大变化，在以色列眼中，首先是土耳其的伊斯兰民主化潮流眼看无法逆转，土以同盟和土美同盟一样，难以避免寿终正寝的远景，必须未雨绸缪；其次，以色列在大中东地区四面皆敌，其最好的战略前景，便是本区天下大乱，更何况库尔德族分离主义会打击以色列最大的国际威胁伊朗；第三，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伊拉克战争以来，以色列全面渗透伊拉克库尔德族区，而未来独立（或变相独立）的“库尔德国”也是四面皆敌，不得不与以色列同病相怜。《亚洲时报》便分析：以色列表面上支持土耳其，真心是借此激励库尔德族的独立运动。
在更广的国际舞台上，土耳其世俗民族主义与泛突厥主义有深刻关系，库尔德族问题导致土耳其民族主义高涨，不免刺激泛突厥主义，而必须为俄国、伊朗、中国密切关注。土耳其政府新近宣布欧盟的中亚政策必须咨询土耳其，是这一势头的一个征兆。
库尔德问题的近期前景可以大致预测如下：尽管在伊拉克焦头烂额，美国仍然是支配大中东的唯一超强，具有旁人无法比拟的政治、经济、军事杠杆。在目前的局势下，华盛顿不会允许土耳其全面越境进攻伊拉克库族区。不到万不得已，土耳其军方也不具备足够的脊梁，敢冒山姆大叔之大不韪，以及民选伊斯兰政府的反对而大规模进军伊拉克。
但是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的实力与日俱增，对境外库族兄弟的同情支持路人皆知，美国对伊拉克库尔德族的军援，据报已有不少落入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手中，日益繁荣富足的伊拉克库族区，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土国库族造反武装的避难所和经济资源。在这样的情况下，库尔德族问题将继续处于一种不稳定的临界状态，随时可能因某种意外事件而失控。
·作者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
[于时语] (2007-06-25)
最近一段时间来，土耳其和伊拉克库尔德族问题日益紧张。一面是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的军事行动和恐怖爆炸不断升温，导致土耳其军方重兵集结伊拉克边界，除了威胁将采取大规模越境行动，捣毁库尔德工人党的“境外巢穴”之外，更已经开始不断的小规模越境攻击。另一方面，是伊拉克库尔德族区领袖的反威胁，声称如果土耳其发动进攻，伊拉克库族会全面支持土国境内库族的造反行动。这一随时可能失控的局势，使得华盛顿的处境十分尴尬。
原本只局限于土耳其内部的库尔德族分离主义问题，目前显然已经国际化，原先可以追溯到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强瓜分原奥斯曼帝国领土的后遗症，演变到今天错综复杂的国际布局。
在土耳其国内，库尔德族长期受到残酷压制，具有极强的独立倾向。但是这一前景威胁到土耳其作为统一国家的生存，更会在地缘政治上切断土耳其与从里海到新疆的大片突厥族区域的直接连系。
更为复杂的是这一问题与近几个月来土耳其世俗势力与伊斯兰民主势力之间不断激化的矛盾交织。土耳其军方作为世俗势力的领袖，为了抗衡不断高涨的伊斯兰民主势力，而不得不借助土耳其民族主义，其中包含了极大的反美成分。反而是目前的伊斯兰政党政府正在努力缓解这种反美主义。《纽约时报》6月13日报道土耳其总理反对军方入侵伊拉克，反映了土耳其回教政府、军方世俗势力与华盛顿之间的这种微妙三角关系。
在伊拉克国内，库尔德族地区事实独立，经济繁荣，成为处处受到歧视压迫的库尔德族“民族解放运动”的“解放区”。库尔德族一旦全面控制伊拉克北方产油区，整个中东地区的库族独立运动再也无法压制。这是土耳其军方新近磨刀霍霍的主要原因。
库区是美国在伊拉克唯一的成功
伊拉克什叶派总理马利基新近四面楚歌，与库尔德族领袖妥协结盟，支持库尔德族全面接管北方石油重镇Kirkuk。另外许多伊拉克什叶派与库尔德族关于伊拉克成为松散邦联的政治主张相同，无形中增强了库族自治独立的势头。
对美国而言，土耳其是美国的长期盟友，是北约唯一的回教成员。但是土耳其近年来的两大趋势是伊斯兰民主力量和反美民族主义高涨，都对华盛顿不利，尤其是伊拉克战争前夕土耳其国会决议，拒绝美国开辟“北方战线”，造成美土关系前所未有的倒退。越来越多的美国外交战略家看到美土联盟的逐渐淡化以至于散伙，或许是不可避免的前景。
对比之下，伊拉克库尔德族区是美国在伊拉克的唯一“成功”，库族是美国在伊拉克可以基本信赖的唯一族群。布什政府近日提出要仿照“韩国模式”在伊拉克常年驻军，库族区是实施这一计划的唯一稳固地盘。
在当地回教邻国中，伊朗和叙利亚都有大量库尔德族人口，因此反对库尔德族独立运动，甚至可能因此与土耳其结成某种统一战线。对比之下，华盛顿表面上反对土耳其库尔德族的分离主义，实际积极支持伊朗内部的各种分离主义，包括库族独立运动。但是逊尼派土耳其如果全面占领伊拉克库尔德地区，也非什叶派支配的伊朗能够接受。
以色列同库尔德同病相怜
以色列也在库尔德族问题中扮演重要角色。以色列原是土耳其在中东的唯一盟友，尤其是与土耳其军方的关系极其密切。八年多前，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党魁欧贾兰被土耳其远从非洲坦桑尼亚捕拿归案，《纽约时报》便透露得益于以色列情报机构的秘密协助。
但是以土关系近年来经历了重大变化，在以色列眼中，首先是土耳其的伊斯兰民主化潮流眼看无法逆转，土以同盟和土美同盟一样，难以避免寿终正寝的远景，必须未雨绸缪；其次，以色列在大中东地区四面皆敌，其最好的战略前景，便是本区天下大乱，更何况库尔德族分离主义会打击以色列最大的国际威胁伊朗；第三，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伊拉克战争以来，以色列全面渗透伊拉克库尔德族区，而未来独立（或变相独立）的“库尔德国”也是四面皆敌，不得不与以色列同病相怜。《亚洲时报》便分析：以色列表面上支持土耳其，真心是借此激励库尔德族的独立运动。
在更广的国际舞台上，土耳其世俗民族主义与泛突厥主义有深刻关系，库尔德族问题导致土耳其民族主义高涨，不免刺激泛突厥主义，而必须为俄国、伊朗、中国密切关注。土耳其政府新近宣布欧盟的中亚政策必须咨询土耳其，是这一势头的一个征兆。
库尔德问题的近期前景可以大致预测如下：尽管在伊拉克焦头烂额，美国仍然是支配大中东的唯一超强，具有旁人无法比拟的政治、经济、军事杠杆。在目前的局势下，华盛顿不会允许土耳其全面越境进攻伊拉克库族区。不到万不得已，土耳其军方也不具备足够的脊梁，敢冒山姆大叔之大不韪，以及民选伊斯兰政府的反对而大规模进军伊拉克。
但是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的实力与日俱增，对境外库族兄弟的同情支持路人皆知，美国对伊拉克库尔德族的军援，据报已有不少落入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手中，日益繁荣富足的伊拉克库族区，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土国库族造反武装的避难所和经济资源。在这样的情况下，库尔德族问题将继续处于一种不稳定的临界状态，随时可能因某种意外事件而失控。
·作者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
Wednesday, June 13, 2007
高考给中国带来什么
高考给中国带来什么？
[陈冰] (2007-06-12)
“高考30年”，这个充满乡愁的字眼在中国媒体频频露面，让“改变了命运的人”惆怅万端。且不说那些步出文革步入大学的“老三届”几乎人人都是传奇，就连我等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跨过独木桥进入大学的“后来者”，提起高考总有无限感慨。“高考30年”，是一个值得纪念同时也值得反思的话题。
恢复高考制度，从某种角度看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声锣鼓。对知识的渴求，对真理的探索，对人类文明的洞见，撞开了僵化的体制，摒弃了奴才心态，开启出80年代一波又一波思想潮流，耕犁出90年代一层又一层市场经济运行规则，导引出21世纪的科学发展观。
这一系列改变中国面貌的力量，不是来自大学，而是因高考而辐射出的对科学和人文的尊重，以及由此聚合的追真问实、独立思考、放眼全球的探索和革新。
高考带给中国的还有“考试超越了教育”，掀动起繁荣的“考试产业”。大学在产业化的道路上越来越有企业的特征，而少了许多教育机构的色彩。“知识改变命运”的旗帜下很多人跳出“农门”，获得进入白领阶层的入场券，但同时也深刻改变了青少年的命运。
开启科学发展新时代
1977年，笔者还是青藏高原边缘上一个牧羊人家的孩子。那年夏天，县里的干部骑着马到各家各户传达中央文件，说那个在“天安门事件”中被打倒的邓小平要复出了。到了10月份，广播里播送着恢复高考的消息，父亲的脸上露出少有的微笑，“一个新的时代就要开始了”。这时候，我才知道还有“大学”这么一种学校，也才知道父亲居然曾经是老牌大学生。
次年，父亲的马背上多了一份《人民文学》。再过一年，平反、复职的父亲从马背上走下，带着全家走出深山，“考大学”成了我们坚定的梦想。
恢复高考制度，不仅是邓小平复出后的第一壮举，也开启了中国科学发展的新时代。高考把人们从战战兢兢的政治混水中解放出来，引向科学探索的路径。老知识分子走上专业岗位，新大学生在知识的沐浴下探索真理，城市工人沉浸于技术革新的揣摩中，就连农村和笔者曾经生活过的遥远的牧区，都拿起了识字课本。
高考只让一小部分“幸运儿”走进了大学，但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气，唤起了“振兴中华”的勇气和“攀登科学高峰”的信念。科学的光亮一旦照亮人们的眼睛，便有了真理标准问题的探讨，有了政治改革的呼吁，有了文化反思的冲动，有了西方科技和人文的引进，有了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有了参与全球化的底气，有了科学发展观的卓然而立。
过去近30年中国的剧变，是科学的力量催生出的。而对科学和人文的尊崇，始于高考恢复。
中国最公平的制度
高考还是迄今为止可信度和公平度最强的制度。各类考试、各种法律、规范和制度，人们对执行情况总有这样或那样的疑虑，唯独在高考上，人们寄予很强的信任感。无论从考试、阅卷、还是打分、张榜，整个过程在严密的监管下进行。大学录取过程中不乏“递条子”、“走后门”现象，但人们坚信高考分数是准确而无舞弊痕迹的。
还有，高考基本实现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无论是家庭背景多么寒酸，成绩突出就能被一流高校录取。能考上（不是花钱进入）大学的人，总能得到社会的尊重。
“高考30年”，如果把反思的视野稍稍延展，就会产生这样一个问号：高考制度在不断改革，高考方式在变化，人们对高考的态度也因社会变迁而发生变化，为什么高考的信誉能如此长时间地保持？为什么其他制度就不能像高考一样让老百姓基本上无可非议？
可以说，高考证明，在中国社会，很多制度是可以公正、清明、不折不扣执行。这似乎证明了有些人所言的“西式民主制度方能保证社会公正”是不完整的。那么，如何才能保证国家绝大多数法律、法规、制度都能做到公正、公平呢？
变态的教育观值得警觉
高考在给中国人带来理性头脑和科学的思维方式时，也带来教育观上的某些变态。教育的目的渐渐变成了应试水平的高低，而不是培养健全的人格、文明的生活方式、适应生存的心智。
伴随高考的是“考试产业”的繁荣。家长对高考的不惜血本和商人对市场的敏感洞察结合后，滋生出形形色色的补习班、培训中心、名师讲座、外语辅导、高考命题和教师推荐的参考书等等，从教学到出版全方位地绷紧青少年的考试之弦，以致让人从小感到“活着就是为了考试，成功在于成绩优异”。
很多跨过“独木桥”进入重点大学，甚至到海外获得博士学位的高材生，高考遗留的心理紧张阴影至今难以排遣。每逢求职面试、考核等，梦里呈现的总是“天哪，我还没复习好，怎么就要考试了”的万般焦虑。
对高考的崇尚，也剥夺了孩子们幸福的童年。本应该快乐的童年不再快乐，远离了无忧无虑好时光的“美好记忆”，多是背着越来越重的书包去参加各种补习课。教育的起跑线从小学提前到幼儿园，继而提前到零岁，现在盛行的是胎教，还没出生就嗅到考试的气息……这是“高考30年”应该关注的东西。
笔者曾目睹一位教师妈妈在婴儿出生后的第一天，就抱着孩子诵读“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说是要从小开发智力，将来才能考上大学。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在强调素质教育，但实际上是比任何时候都追求考试能力，孩子们的世界越来越小成，只剩下一张试卷。
于是，各类学校批量制造着“有知识无文明”、“能弹钢琴不懂音乐”、“重个人成功而不讲社会责任”的人。高校的招生人数在扩张，学习的压力没有减轻；一方面是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一方面企事业单位又在抱怨人才短缺。这些尴尬，应当是“高考30年”之际尤其深思的。
·作者系中国旅英资深媒体人
[陈冰] (2007-06-12)
“高考30年”，这个充满乡愁的字眼在中国媒体频频露面，让“改变了命运的人”惆怅万端。且不说那些步出文革步入大学的“老三届”几乎人人都是传奇，就连我等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跨过独木桥进入大学的“后来者”，提起高考总有无限感慨。“高考30年”，是一个值得纪念同时也值得反思的话题。
恢复高考制度，从某种角度看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声锣鼓。对知识的渴求，对真理的探索，对人类文明的洞见，撞开了僵化的体制，摒弃了奴才心态，开启出80年代一波又一波思想潮流，耕犁出90年代一层又一层市场经济运行规则，导引出21世纪的科学发展观。
这一系列改变中国面貌的力量，不是来自大学，而是因高考而辐射出的对科学和人文的尊重，以及由此聚合的追真问实、独立思考、放眼全球的探索和革新。
高考带给中国的还有“考试超越了教育”，掀动起繁荣的“考试产业”。大学在产业化的道路上越来越有企业的特征，而少了许多教育机构的色彩。“知识改变命运”的旗帜下很多人跳出“农门”，获得进入白领阶层的入场券，但同时也深刻改变了青少年的命运。
开启科学发展新时代
1977年，笔者还是青藏高原边缘上一个牧羊人家的孩子。那年夏天，县里的干部骑着马到各家各户传达中央文件，说那个在“天安门事件”中被打倒的邓小平要复出了。到了10月份，广播里播送着恢复高考的消息，父亲的脸上露出少有的微笑，“一个新的时代就要开始了”。这时候，我才知道还有“大学”这么一种学校，也才知道父亲居然曾经是老牌大学生。
次年，父亲的马背上多了一份《人民文学》。再过一年，平反、复职的父亲从马背上走下，带着全家走出深山，“考大学”成了我们坚定的梦想。
恢复高考制度，不仅是邓小平复出后的第一壮举，也开启了中国科学发展的新时代。高考把人们从战战兢兢的政治混水中解放出来，引向科学探索的路径。老知识分子走上专业岗位，新大学生在知识的沐浴下探索真理，城市工人沉浸于技术革新的揣摩中，就连农村和笔者曾经生活过的遥远的牧区，都拿起了识字课本。
高考只让一小部分“幸运儿”走进了大学，但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气，唤起了“振兴中华”的勇气和“攀登科学高峰”的信念。科学的光亮一旦照亮人们的眼睛，便有了真理标准问题的探讨，有了政治改革的呼吁，有了文化反思的冲动，有了西方科技和人文的引进，有了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有了参与全球化的底气，有了科学发展观的卓然而立。
过去近30年中国的剧变，是科学的力量催生出的。而对科学和人文的尊崇，始于高考恢复。
中国最公平的制度
高考还是迄今为止可信度和公平度最强的制度。各类考试、各种法律、规范和制度，人们对执行情况总有这样或那样的疑虑，唯独在高考上，人们寄予很强的信任感。无论从考试、阅卷、还是打分、张榜，整个过程在严密的监管下进行。大学录取过程中不乏“递条子”、“走后门”现象，但人们坚信高考分数是准确而无舞弊痕迹的。
还有，高考基本实现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无论是家庭背景多么寒酸，成绩突出就能被一流高校录取。能考上（不是花钱进入）大学的人，总能得到社会的尊重。
“高考30年”，如果把反思的视野稍稍延展，就会产生这样一个问号：高考制度在不断改革，高考方式在变化，人们对高考的态度也因社会变迁而发生变化，为什么高考的信誉能如此长时间地保持？为什么其他制度就不能像高考一样让老百姓基本上无可非议？
可以说，高考证明，在中国社会，很多制度是可以公正、清明、不折不扣执行。这似乎证明了有些人所言的“西式民主制度方能保证社会公正”是不完整的。那么，如何才能保证国家绝大多数法律、法规、制度都能做到公正、公平呢？
变态的教育观值得警觉
高考在给中国人带来理性头脑和科学的思维方式时，也带来教育观上的某些变态。教育的目的渐渐变成了应试水平的高低，而不是培养健全的人格、文明的生活方式、适应生存的心智。
伴随高考的是“考试产业”的繁荣。家长对高考的不惜血本和商人对市场的敏感洞察结合后，滋生出形形色色的补习班、培训中心、名师讲座、外语辅导、高考命题和教师推荐的参考书等等，从教学到出版全方位地绷紧青少年的考试之弦，以致让人从小感到“活着就是为了考试，成功在于成绩优异”。
很多跨过“独木桥”进入重点大学，甚至到海外获得博士学位的高材生，高考遗留的心理紧张阴影至今难以排遣。每逢求职面试、考核等，梦里呈现的总是“天哪，我还没复习好，怎么就要考试了”的万般焦虑。
对高考的崇尚，也剥夺了孩子们幸福的童年。本应该快乐的童年不再快乐，远离了无忧无虑好时光的“美好记忆”，多是背着越来越重的书包去参加各种补习课。教育的起跑线从小学提前到幼儿园，继而提前到零岁，现在盛行的是胎教，还没出生就嗅到考试的气息……这是“高考30年”应该关注的东西。
笔者曾目睹一位教师妈妈在婴儿出生后的第一天，就抱着孩子诵读“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说是要从小开发智力，将来才能考上大学。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在强调素质教育，但实际上是比任何时候都追求考试能力，孩子们的世界越来越小成，只剩下一张试卷。
于是，各类学校批量制造着“有知识无文明”、“能弹钢琴不懂音乐”、“重个人成功而不讲社会责任”的人。高校的招生人数在扩张，学习的压力没有减轻；一方面是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一方面企事业单位又在抱怨人才短缺。这些尴尬，应当是“高考30年”之际尤其深思的。
·作者系中国旅英资深媒体人
Tuesday, June 12, 2007
为什么美国很难确定其中国政策
为什么美国很难确定其中国政策?
● 郑永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短短一段时间里，美国很快确定了其对前苏联的策略，那就是“围堵”政策。美国的围堵政策导致了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阵营和前苏联阵营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
冷战结束后，美国一霸超强，其国际战略的矛头马上就对准了中国。这是因为在美国看来，苏联解体之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如迅速崛起的中国那样能够对美国的世界地位构成挑战了。
因此多年来，美国一直在寻求有效的对华战略和政策。从传统的围堵政策到接触政策再到和平演变政策，美国根据需要不时地作出这样那样的选择。
但到现在为止，美国还没有形成一个占主导地位的中国策略和政策。为什么？
世界体系产生结构性变化
这里的因素当然很多，包括美国持久而无效的反恐怖主义战争。但最主要的根源在于世界体系的结构性的变化。
结构性变化的基础在于近20多年来的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给传统上占主导地位的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结构引入了新因素。
也就是说，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给中美两国都带来了很大的制约。对美国来说，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制约了其在中国问题上的军事主义倾向性。对中国来说，则是提供了一个可以和平崛起的有效机制。
换句话说，中国可以借助全球化和区域化来达到国家的崛起，而无须再走过去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老路。
主权国家还是今天国际社会的最高权力载体，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并不能完全消除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结构。中美两大国之间仍然存在着学术界所说的“安全困境”。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会导致美国的警觉和担心，同样美国的军事发展也会给中国造成同样的效果。
正因为存在着安全困境，美国一直在寻求着围堵中国的有效方法。近年来，美国和其盟友日本、澳洲等国努力构造一个亚洲版北约就是这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同样，中国加紧国防现代化也是为了防御和反制一切尽可能产生的外在威胁。
但因为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美国等国家的围堵政策很难发挥其在冷战时期所发生过的效应。美国要围堵中国，就需要其他一些国家的通力合作。但这种合作在全球化和区域化时代显得相当困难。
就以日本和澳洲为例。尽管这两个国家在战略上和美国合作与结盟，但它们本身和中国的经贸关系已经相当深化，并且很多年来这两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度较之中国对这两国的依赖度大得多。
与之相比，亚洲的其他中小国家，也就更难和美国或者美国的盟友合作来围堵中国了。
中国开放的经济已经逐渐造就了中国和亚洲国家之间相当程度的经济一体化。对这些中小国家来说，其最大的利益就是从中国、美国和日本等大国都获得好处。
大国之间的和平相处，对这些中小国家是最有好处的。一旦大国之间发生冲突，它们很难选择靠向哪一边。
大国军事力量隐性化
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也使得大国军事力量隐性化。这和冷战期间美苏两大阵营之间的关系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在冷战时期，两大阵营间没有实质性的经济关系，军事对抗变得非常容易，也非常显性。
在全球化和区域化的时代，大国间的军事力量平衡也不可避免。在东亚更是这样。随着其经济发展，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呈现必然之势。
同时，日本也在追求与其经济力量相适应的国家军事地位和国家的（政治地位）“正常化”。但是因为大国间经济相互依赖性的不断深化，军事力量相对不容易走到前台。
这并不是说，军事力量变得不重要了，而是说这些国家在考量诉诸于军事力量来应付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时，必须考量到其经济利益。
这对美国和日本，还是中国，都是如此。经济的相互依赖性不能保证国家的理性决策，但其可以促使国家的决策变得理性一些。
但另一方面，正如这些年来人们所观察到的，中美之间经济贸易方面的纠纷越来越多。经济交往越多，冲突就越容易发生，这并不难理解。
中国方面所担心的就是美国越来越盛的贸易保护主义。但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取得成功，这是令人怀疑的。
在冷战期间，贸易保护主义非常容易。实际上，冷战时期，西方同盟内部国家之间（例如北约）的经济贸易往来，要远远多于和非同盟国家的贸易，而且主要的贸易都发生在同盟国家之间。
在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的语境下，美国即使对中国（或者其他一些国家）不满，也很难关上贸易大门。经济上的博弈往往不是零和游戏，只是相对利益问题，即一个国家可能要比另一个国家获得更多的利益。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会损害中国的利益，但同时也会损害其自身的利益。
更为重要的是，因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体系和产业链上的重要一环，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不仅会影响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而且也会影响中美两国分别和其他许许多多国家之间的关系。这就迫使中美两国在处理与对方的关系时，考量到其他相关国家的经济利益。
中美之间策略会相互转型
这些因素制约了美国的中国战略的形成，使得美国很难有一个明确的中国战略。相信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局面还会继续下去。
美国会继续在围堵和交往之间、在军事和经济之间作选择。因为国际政治的规律性因素的作用，加上美国国内的各种力量的影响，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在不同时期会向不同方向倾斜。
这种大局面决定了中美两国之间既具有合作的空间，但也不会出现蜜月。除了台湾问题，两国之间不太可能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如果考量到中美两大国都拥有核武，公开的军事冲突更不可能。）尽管在经贸领域，冲突会不断，但也不致于演变成军事冲突。
很显然，美国的中国战略往哪个方向倾斜，也受中国的美国战略的影响。可以这么说，美国在冷战结束后没有很快确定围堵中国的策略，和中国没有走往日苏联的对抗路线是有很大关系的。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时代，中美两国之间的战略是相互影响和相互转型的。相互转型性质既决定了中美关系可操作程度的提高，也表明了处理两国关系的复杂性的增加。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 郑永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短短一段时间里，美国很快确定了其对前苏联的策略，那就是“围堵”政策。美国的围堵政策导致了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阵营和前苏联阵营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
冷战结束后，美国一霸超强，其国际战略的矛头马上就对准了中国。这是因为在美国看来，苏联解体之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如迅速崛起的中国那样能够对美国的世界地位构成挑战了。
因此多年来，美国一直在寻求有效的对华战略和政策。从传统的围堵政策到接触政策再到和平演变政策，美国根据需要不时地作出这样那样的选择。
但到现在为止，美国还没有形成一个占主导地位的中国策略和政策。为什么？
世界体系产生结构性变化
这里的因素当然很多，包括美国持久而无效的反恐怖主义战争。但最主要的根源在于世界体系的结构性的变化。
结构性变化的基础在于近20多年来的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给传统上占主导地位的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结构引入了新因素。
也就是说，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给中美两国都带来了很大的制约。对美国来说，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制约了其在中国问题上的军事主义倾向性。对中国来说，则是提供了一个可以和平崛起的有效机制。
换句话说，中国可以借助全球化和区域化来达到国家的崛起，而无须再走过去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老路。
主权国家还是今天国际社会的最高权力载体，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并不能完全消除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结构。中美两大国之间仍然存在着学术界所说的“安全困境”。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会导致美国的警觉和担心，同样美国的军事发展也会给中国造成同样的效果。
正因为存在着安全困境，美国一直在寻求着围堵中国的有效方法。近年来，美国和其盟友日本、澳洲等国努力构造一个亚洲版北约就是这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同样，中国加紧国防现代化也是为了防御和反制一切尽可能产生的外在威胁。
但因为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美国等国家的围堵政策很难发挥其在冷战时期所发生过的效应。美国要围堵中国，就需要其他一些国家的通力合作。但这种合作在全球化和区域化时代显得相当困难。
就以日本和澳洲为例。尽管这两个国家在战略上和美国合作与结盟，但它们本身和中国的经贸关系已经相当深化，并且很多年来这两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度较之中国对这两国的依赖度大得多。
与之相比，亚洲的其他中小国家，也就更难和美国或者美国的盟友合作来围堵中国了。
中国开放的经济已经逐渐造就了中国和亚洲国家之间相当程度的经济一体化。对这些中小国家来说，其最大的利益就是从中国、美国和日本等大国都获得好处。
大国之间的和平相处，对这些中小国家是最有好处的。一旦大国之间发生冲突，它们很难选择靠向哪一边。
大国军事力量隐性化
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也使得大国军事力量隐性化。这和冷战期间美苏两大阵营之间的关系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在冷战时期，两大阵营间没有实质性的经济关系，军事对抗变得非常容易，也非常显性。
在全球化和区域化的时代，大国间的军事力量平衡也不可避免。在东亚更是这样。随着其经济发展，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呈现必然之势。
同时，日本也在追求与其经济力量相适应的国家军事地位和国家的（政治地位）“正常化”。但是因为大国间经济相互依赖性的不断深化，军事力量相对不容易走到前台。
这并不是说，军事力量变得不重要了，而是说这些国家在考量诉诸于军事力量来应付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时，必须考量到其经济利益。
这对美国和日本，还是中国，都是如此。经济的相互依赖性不能保证国家的理性决策，但其可以促使国家的决策变得理性一些。
但另一方面，正如这些年来人们所观察到的，中美之间经济贸易方面的纠纷越来越多。经济交往越多，冲突就越容易发生，这并不难理解。
中国方面所担心的就是美国越来越盛的贸易保护主义。但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取得成功，这是令人怀疑的。
在冷战期间，贸易保护主义非常容易。实际上，冷战时期，西方同盟内部国家之间（例如北约）的经济贸易往来，要远远多于和非同盟国家的贸易，而且主要的贸易都发生在同盟国家之间。
在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的语境下，美国即使对中国（或者其他一些国家）不满，也很难关上贸易大门。经济上的博弈往往不是零和游戏，只是相对利益问题，即一个国家可能要比另一个国家获得更多的利益。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会损害中国的利益，但同时也会损害其自身的利益。
更为重要的是，因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体系和产业链上的重要一环，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不仅会影响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而且也会影响中美两国分别和其他许许多多国家之间的关系。这就迫使中美两国在处理与对方的关系时，考量到其他相关国家的经济利益。
中美之间策略会相互转型
这些因素制约了美国的中国战略的形成，使得美国很难有一个明确的中国战略。相信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局面还会继续下去。
美国会继续在围堵和交往之间、在军事和经济之间作选择。因为国际政治的规律性因素的作用，加上美国国内的各种力量的影响，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在不同时期会向不同方向倾斜。
这种大局面决定了中美两国之间既具有合作的空间，但也不会出现蜜月。除了台湾问题，两国之间不太可能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如果考量到中美两大国都拥有核武，公开的军事冲突更不可能。）尽管在经贸领域，冲突会不断，但也不致于演变成军事冲突。
很显然，美国的中国战略往哪个方向倾斜，也受中国的美国战略的影响。可以这么说，美国在冷战结束后没有很快确定围堵中国的策略，和中国没有走往日苏联的对抗路线是有很大关系的。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时代，中美两国之间的战略是相互影响和相互转型的。相互转型性质既决定了中美关系可操作程度的提高，也表明了处理两国关系的复杂性的增加。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Monday, June 11, 2007
八国峰会转型：中国可发挥作用
八国峰会转型：中国可发挥作用
[邱震海] (2007-06-11)
八国集团峰会如期在德国闭幕。这次峰会有几个特点：一是之前美俄关系紧张，而且美国总统布什在捷克演讲时再次将矛头指向朝鲜；二是峰会的安保工作因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而承受了很大压力；三是在一系列具体议题上颇多争执，而且中国在其中很难置身度外。
“富国俱乐部”规则逼近中国
上述三大特点中，虽然安保的压力每年都有，但今天确实有登峰造极之势。笔者参加过1992年慕尼黑和1999年科隆峰会的采访，此次从媒体报道中，明显感到今天的示威势头大有超过以往之势。这也反映出八国峰会作为所谓“富国俱乐部”，在全面反映全球经济实际情况方面，已经走到了一个瓶颈，未来若不继续扩大与发展中国家的对话，甚至扩大自身范围，正如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所言，将“毫无意义”。
这是中国元首第四次应邀参加八国峰会。但与前几次峰会相比，这次中国在八国峰会上遇到的挑战显然要大得多，而这实际上也是因为中国同八国集团关系不断深入，亦即逐渐接近这一“富国俱乐部”的游戏规则有关。
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与八国集团一直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原因即在于这一集团的“富国俱乐部”性质。1999年科隆峰会上，德国总理施罗德首次提出接纳中国参加这一峰会。从2003年开始，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先后三次参加这一峰会。这回峰会开始前，东道主德国总理默克尔就表示，她希望今年的八国峰会重点关注气候变暖、全球化与自由贸易以及非洲发展问题。
所有这些问题都与中国有关。众所周知，中国近年因经济迅速发展，开始逐渐受到西方所谓“环境威胁论”的冲击；另外，在贸易方面，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存在一些冲突；至于非洲问题，更是美欧可能联手向中国施压的另一个领域。
在气候问题上，中国日前发表了保护气候国家文件，但显然美国不会满足于中国所作出的承诺，而要求中国在减少气体排放方面作出更明确的承诺。对中国来说，一方面须逐渐接受“富国俱乐部”的游戏规则，另一方面则又要维护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利，如何在两者之间保持平衡，显然是一个挑战。
八国峰会面对转型的挑战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此次峰会发言中指出：“气候变化关系到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关系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前途……我们应该携手推动国际社会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所确定的目标和框架，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开展积极、务实、有效的合作。无论从历史责任还是从现实能力而言，发达国家均应率先减排，并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方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是第一要务。同时，我们也要根据各自国情，尽己所能，采取措施，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这段话既做出对人类共同环境的承诺，也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利，同时更指出发达国家应率先减排。
虽然此次八国峰会在气候保护方面还是比较顺利地达成了协议，但看得出这一“富国俱乐部”的游戏规则已开始逼近中国。另外，在非洲问题上，美欧也将对中国发出责难，尤其是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上；对中国来说，目前正面临一个由自身发展带来的能源需求和履行国际义务之间的挑战。
1999年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创议吸收中国加入八国集团之后，中国就曾对与八国集团的关系作过内部评估。如今，中国与八国峰会发生关系已有四年，但如前所述，这是中国首次遇到来自这一“富国俱乐部”游戏规则的挑战。
未来中国与八国集团的关系到底是继续深入还是保持距离，是一个需要仔细思考的战略问题。当然，即便没有八国峰会，上述挑战也会早晚提到中国面前。但就目前而言，中国与八国集团之间的关系，还是应尽量保持在介入与低调之间，既不远离这一所谓国际主流群体，但又不致落入受其制约的陷阱。
另外，八国峰会所遭受到的日益激烈的抗议和反对，这一“富国俱乐部”未来如何转型，亦即在目前与主要发展中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是否扩大或转型成为一个覆盖全球经济的、平衡的峰会组织，已经作为议题提到人们的面前。而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若能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则既有利于中国回避“富国俱乐部”游戏规则，更有利于全球经济的平衡。
·作者为凤凰卫视评论员
[邱震海] (2007-06-11)
八国集团峰会如期在德国闭幕。这次峰会有几个特点：一是之前美俄关系紧张，而且美国总统布什在捷克演讲时再次将矛头指向朝鲜；二是峰会的安保工作因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而承受了很大压力；三是在一系列具体议题上颇多争执，而且中国在其中很难置身度外。
“富国俱乐部”规则逼近中国
上述三大特点中，虽然安保的压力每年都有，但今天确实有登峰造极之势。笔者参加过1992年慕尼黑和1999年科隆峰会的采访，此次从媒体报道中，明显感到今天的示威势头大有超过以往之势。这也反映出八国峰会作为所谓“富国俱乐部”，在全面反映全球经济实际情况方面，已经走到了一个瓶颈，未来若不继续扩大与发展中国家的对话，甚至扩大自身范围，正如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所言，将“毫无意义”。
这是中国元首第四次应邀参加八国峰会。但与前几次峰会相比，这次中国在八国峰会上遇到的挑战显然要大得多，而这实际上也是因为中国同八国集团关系不断深入，亦即逐渐接近这一“富国俱乐部”的游戏规则有关。
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与八国集团一直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原因即在于这一集团的“富国俱乐部”性质。1999年科隆峰会上，德国总理施罗德首次提出接纳中国参加这一峰会。从2003年开始，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先后三次参加这一峰会。这回峰会开始前，东道主德国总理默克尔就表示，她希望今年的八国峰会重点关注气候变暖、全球化与自由贸易以及非洲发展问题。
所有这些问题都与中国有关。众所周知，中国近年因经济迅速发展，开始逐渐受到西方所谓“环境威胁论”的冲击；另外，在贸易方面，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存在一些冲突；至于非洲问题，更是美欧可能联手向中国施压的另一个领域。
在气候问题上，中国日前发表了保护气候国家文件，但显然美国不会满足于中国所作出的承诺，而要求中国在减少气体排放方面作出更明确的承诺。对中国来说，一方面须逐渐接受“富国俱乐部”的游戏规则，另一方面则又要维护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利，如何在两者之间保持平衡，显然是一个挑战。
八国峰会面对转型的挑战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此次峰会发言中指出：“气候变化关系到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关系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前途……我们应该携手推动国际社会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所确定的目标和框架，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开展积极、务实、有效的合作。无论从历史责任还是从现实能力而言，发达国家均应率先减排，并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方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是第一要务。同时，我们也要根据各自国情，尽己所能，采取措施，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这段话既做出对人类共同环境的承诺，也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利，同时更指出发达国家应率先减排。
虽然此次八国峰会在气候保护方面还是比较顺利地达成了协议，但看得出这一“富国俱乐部”的游戏规则已开始逼近中国。另外，在非洲问题上，美欧也将对中国发出责难，尤其是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上；对中国来说，目前正面临一个由自身发展带来的能源需求和履行国际义务之间的挑战。
1999年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创议吸收中国加入八国集团之后，中国就曾对与八国集团的关系作过内部评估。如今，中国与八国峰会发生关系已有四年，但如前所述，这是中国首次遇到来自这一“富国俱乐部”游戏规则的挑战。
未来中国与八国集团的关系到底是继续深入还是保持距离，是一个需要仔细思考的战略问题。当然，即便没有八国峰会，上述挑战也会早晚提到中国面前。但就目前而言，中国与八国集团之间的关系，还是应尽量保持在介入与低调之间，既不远离这一所谓国际主流群体，但又不致落入受其制约的陷阱。
另外，八国峰会所遭受到的日益激烈的抗议和反对，这一“富国俱乐部”未来如何转型，亦即在目前与主要发展中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是否扩大或转型成为一个覆盖全球经济的、平衡的峰会组织，已经作为议题提到人们的面前。而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若能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则既有利于中国回避“富国俱乐部”游戏规则，更有利于全球经济的平衡。
·作者为凤凰卫视评论员
中国的“新文化互动”
中国的“新文化互动”
[陈冰] (2007-06-01)
“五四运动”88周年没有庆典，但科学和民主的讨论却在深入。无论是中国高层领导人、政界知识精英，还是资深学者、文化研究者，已突破了要不要民主、科学、自由、人权、法治的“瓶颈”，正在稳健地探索民主和科学的实现途径与落实之道。
中国总理温家宝今年在全国人大记者会上指出，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而是整个人类在漫长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这既代表了近年来中国人在全球化浪潮中的崭新视野，也是探索科学和民主“百年长途”的终极答案。
一场“新文化互动”，因此拉开序幕。北京的官员和学者在热论民主模式和实现公平正义的路径选择，虽然给民主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打上阶级烙印显得有些过于“政治正确”，但“创新理论”的勇气和风气依然健康活跃；深圳、重庆等地则以人类文明“普世价值”为思想新能源，把人文精神建设作为城市发展的新出路，建立市民社会、落实公民文化权利的具体政策正在一一出台；学术界对现代化道路“没有中西之分、只有先后之别”的体认，对现代科技、宪政民主的通透解释，对近代科学、近代工业及与其配套的政治社会体制的理性点拨，都意味着中国人对自身文化传统和人类文明演进的认识深度和广度已超越了以往。
“新文化”之新
笔者把中国正在进行的文化探讨和理论创新称作“新文化”，是因为其背景、目标和参与者的心态都与以往不同。从背景而言，以往的文化运动都是在相对封闭的状态中进行的，无论是19世纪末的维新运动，20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是上世纪60年代的“文革”，80年代的文化反思，只有极少数见识过世界或者痛感自身文化困境的人在起领导作用，是在救亡、图存甚至是权力斗争等局面下发生的，有明显的守势，难免有“崇洋”的浮躁和“中西之分”的狭隘。
而这次文化热潮，是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发生的，无论是倡导者还是接受者，很多人都见识过世界，体验过先进，知道发达国家在想什么、做什么，不再把自己的文化作为独立的单元，而是作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这样反倒显得从容大度，视野开阔。
从目标上来看，这次文化讨论的目标是如何在全球化时代保障中国的持续进步和繁荣，是在中国在国际上摆脱弱势地位后的主动出击，是与世界广泛接触后的经验升华，是谋求中国与世界和谐相处、和平发展的积极求索。少了昔日的壮怀激烈，也便少了浮浅的亢奋可能煽动出的社会秩序混乱；没了过去的妄自菲薄，也便少了极力维护文化主体性的强词夺理。
从参与者的心态看，以往人们总把中国文化当成西方文明镜面下的“弱势群体”看待，自卑感较强。从维新时期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从文革时期的“破四旧”（即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到80年代的“全盘西化”，均是自卑情结下的反应，衍生出的往往是暴力行动。
而目前的文化讨论是在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上升的情况下进行的，中国人虽不把自己看作“强势群体”，但至少认为是“中势群体”。有了文化自信，人们对世界对自身的看法显得客观公道，少了许多“尖利的山风”和“狂暴的海啸”，心平气和中梳理着自身文化中的继承之处和世界文明中可拿来的东西，理性的光芒因此缓缓闪出。
三重力量“互动”
与以往任何一次由知识分子领导的文化“运动”不同，这次的新文化探讨是由执政党中的思想精英率先推动的。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把“民主法制”摆在和谐社会六要素之首，1989年封冻的“民主”开始进入舆论视野，政界思想敏锐的有识之士以和谐理论为基点，探讨发展新路向和符合全球化时代的价值观。
政界的这些思想先进者，多是80年代文化反思中的温和派，十年来的沉淀使他们的文化观加重了厚度。政界的历练，又使他们出言格外谨慎，少了过去的虚张声势和自以为是。因此，新一轮文化探讨讲究建设性和实践性，总是要把“新见”拿到现实生活中加以对照，看能否对改变现状有实际的启蒙和效用，过去那种坐而论道、高谈阔论的风气在大大褪色。
于是，新文化探讨更多地表现为稳健的“互动”，而不是偏激的“运动”。“新文化互动”的力量表现在三个层面：首先是中国和世界的互动，国际上的新思潮和对华政策中所表现出的倾向，中国马上以开放和务实的策略应对；同样，中国政界和思想界的风吹草动，也能即刻在国际舆论中得到评价。双向互动的实践中，中国人明白了哪些东西是该坚持的，哪些是需要改进的；哪些是民族的特性，哪些是世界的共识。
其次，政界和学术界的互动也是新文化思潮的显著特征。官员每出一种新见，学术界总能校勘或者继续深化；而学者提出新的理论，官员们也能用实践之尺来丈量“可行性”和“不可行性”。政界和学术界的互动，使得政策更加严密，学术思想更富有解决现实问题的针对性。
再次，政府和民间的互动显示出活力。政府每出一个“新说法”或推行一项新政策，总会考虑大众会怎么反应；民间有什么声音，也能通过互联网和其他途径传递给政府。政府和民间的互动，推动决策时的以人为本，民众表达意见则服从理性。
拓宽思想的蓄水池
以“互动”的方式建构“新文化”，包含着理性、务实、民意、开放、民主、全球视野等诸多文明要件，有成功的迹象。但是，现在还不是欢呼雀跃的时候。“新文化”是在和谐社会、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多元文化、自由表达的轮廓初步形成时，才能宣布的。
拓宽思想和见识的蓄水池，是“新文化”孕育和成长的前提。中国的民主模式已经形成的断言，有些急功近利；用别致的广告词来虚托意识形态上的进步，是在掩饰文化的贫困；披着“洋皮”的羊们以仰视的姿态歌咏西方胜景，无助于刨根问底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以“保家卫国”的卫道士做派夸大传统文化的包罗万象，将会拖现代化的后腿。但首先，要让各种观点出笼，自由的思想和理性的辩论，是筛留新文化真经的通途。
真理的光辉总是在同谬论的磨擦中闪亮的。既然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包容多元已成新文化原则，那么就让各种见地自由表达并且接受批评者的挑剔。那些现在看来不可能实现的理论构想和政策创新，可能在某个时段成为治国良策；那些乍听起来新颖的策略，也可能在现实镜面照耀下证明是哗众取宠的狂想呓语。
“新文化”的生成需要更深层次的“互动”，通畅而不设限的言论渠道至关重要，体现着公平正义原则。当人们在公共舆论上具有平等权，不再“唯上”、“唯书”时，和谐社会的经络便打通了，新共识也便凝聚起来了。这种新共识，就是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主流文化。
·作者是旅英中国资深媒体人
[陈冰] (2007-06-01)
“五四运动”88周年没有庆典，但科学和民主的讨论却在深入。无论是中国高层领导人、政界知识精英，还是资深学者、文化研究者，已突破了要不要民主、科学、自由、人权、法治的“瓶颈”，正在稳健地探索民主和科学的实现途径与落实之道。
中国总理温家宝今年在全国人大记者会上指出，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而是整个人类在漫长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这既代表了近年来中国人在全球化浪潮中的崭新视野，也是探索科学和民主“百年长途”的终极答案。
一场“新文化互动”，因此拉开序幕。北京的官员和学者在热论民主模式和实现公平正义的路径选择，虽然给民主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打上阶级烙印显得有些过于“政治正确”，但“创新理论”的勇气和风气依然健康活跃；深圳、重庆等地则以人类文明“普世价值”为思想新能源，把人文精神建设作为城市发展的新出路，建立市民社会、落实公民文化权利的具体政策正在一一出台；学术界对现代化道路“没有中西之分、只有先后之别”的体认，对现代科技、宪政民主的通透解释，对近代科学、近代工业及与其配套的政治社会体制的理性点拨，都意味着中国人对自身文化传统和人类文明演进的认识深度和广度已超越了以往。
“新文化”之新
笔者把中国正在进行的文化探讨和理论创新称作“新文化”，是因为其背景、目标和参与者的心态都与以往不同。从背景而言，以往的文化运动都是在相对封闭的状态中进行的，无论是19世纪末的维新运动，20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是上世纪60年代的“文革”，80年代的文化反思，只有极少数见识过世界或者痛感自身文化困境的人在起领导作用，是在救亡、图存甚至是权力斗争等局面下发生的，有明显的守势，难免有“崇洋”的浮躁和“中西之分”的狭隘。
而这次文化热潮，是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发生的，无论是倡导者还是接受者，很多人都见识过世界，体验过先进，知道发达国家在想什么、做什么，不再把自己的文化作为独立的单元，而是作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这样反倒显得从容大度，视野开阔。
从目标上来看，这次文化讨论的目标是如何在全球化时代保障中国的持续进步和繁荣，是在中国在国际上摆脱弱势地位后的主动出击，是与世界广泛接触后的经验升华，是谋求中国与世界和谐相处、和平发展的积极求索。少了昔日的壮怀激烈，也便少了浮浅的亢奋可能煽动出的社会秩序混乱；没了过去的妄自菲薄，也便少了极力维护文化主体性的强词夺理。
从参与者的心态看，以往人们总把中国文化当成西方文明镜面下的“弱势群体”看待，自卑感较强。从维新时期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从文革时期的“破四旧”（即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到80年代的“全盘西化”，均是自卑情结下的反应，衍生出的往往是暴力行动。
而目前的文化讨论是在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上升的情况下进行的，中国人虽不把自己看作“强势群体”，但至少认为是“中势群体”。有了文化自信，人们对世界对自身的看法显得客观公道，少了许多“尖利的山风”和“狂暴的海啸”，心平气和中梳理着自身文化中的继承之处和世界文明中可拿来的东西，理性的光芒因此缓缓闪出。
三重力量“互动”
与以往任何一次由知识分子领导的文化“运动”不同，这次的新文化探讨是由执政党中的思想精英率先推动的。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把“民主法制”摆在和谐社会六要素之首，1989年封冻的“民主”开始进入舆论视野，政界思想敏锐的有识之士以和谐理论为基点，探讨发展新路向和符合全球化时代的价值观。
政界的这些思想先进者，多是80年代文化反思中的温和派，十年来的沉淀使他们的文化观加重了厚度。政界的历练，又使他们出言格外谨慎，少了过去的虚张声势和自以为是。因此，新一轮文化探讨讲究建设性和实践性，总是要把“新见”拿到现实生活中加以对照，看能否对改变现状有实际的启蒙和效用，过去那种坐而论道、高谈阔论的风气在大大褪色。
于是，新文化探讨更多地表现为稳健的“互动”，而不是偏激的“运动”。“新文化互动”的力量表现在三个层面：首先是中国和世界的互动，国际上的新思潮和对华政策中所表现出的倾向，中国马上以开放和务实的策略应对；同样，中国政界和思想界的风吹草动，也能即刻在国际舆论中得到评价。双向互动的实践中，中国人明白了哪些东西是该坚持的，哪些是需要改进的；哪些是民族的特性，哪些是世界的共识。
其次，政界和学术界的互动也是新文化思潮的显著特征。官员每出一种新见，学术界总能校勘或者继续深化；而学者提出新的理论，官员们也能用实践之尺来丈量“可行性”和“不可行性”。政界和学术界的互动，使得政策更加严密，学术思想更富有解决现实问题的针对性。
再次，政府和民间的互动显示出活力。政府每出一个“新说法”或推行一项新政策，总会考虑大众会怎么反应；民间有什么声音，也能通过互联网和其他途径传递给政府。政府和民间的互动，推动决策时的以人为本，民众表达意见则服从理性。
拓宽思想的蓄水池
以“互动”的方式建构“新文化”，包含着理性、务实、民意、开放、民主、全球视野等诸多文明要件，有成功的迹象。但是，现在还不是欢呼雀跃的时候。“新文化”是在和谐社会、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多元文化、自由表达的轮廓初步形成时，才能宣布的。
拓宽思想和见识的蓄水池，是“新文化”孕育和成长的前提。中国的民主模式已经形成的断言，有些急功近利；用别致的广告词来虚托意识形态上的进步，是在掩饰文化的贫困；披着“洋皮”的羊们以仰视的姿态歌咏西方胜景，无助于刨根问底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以“保家卫国”的卫道士做派夸大传统文化的包罗万象，将会拖现代化的后腿。但首先，要让各种观点出笼，自由的思想和理性的辩论，是筛留新文化真经的通途。
真理的光辉总是在同谬论的磨擦中闪亮的。既然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包容多元已成新文化原则，那么就让各种见地自由表达并且接受批评者的挑剔。那些现在看来不可能实现的理论构想和政策创新，可能在某个时段成为治国良策；那些乍听起来新颖的策略，也可能在现实镜面照耀下证明是哗众取宠的狂想呓语。
“新文化”的生成需要更深层次的“互动”，通畅而不设限的言论渠道至关重要，体现着公平正义原则。当人们在公共舆论上具有平等权，不再“唯上”、“唯书”时，和谐社会的经络便打通了，新共识也便凝聚起来了。这种新共识，就是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主流文化。
·作者是旅英中国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