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清华大学教授的文章， 转之以为final year同侪共勉）
许多同学应该都还记得联考前夕的焦虑：差一分可能要掉好几个志愿，甚至于一生的命运从此改观！到了大四，这种焦虑可能更强烈而复杂：到底要先当兵，就业，还是先考研究所？
我就经常碰到学生充满焦虑的问我这些问题。可是，这些焦虑实在是莫须有的！生命是一种长期而持续的累积过程，绝不会因为单一的事件而毁了一个人的一生，也不会因为单一的事件而救了一个人的一生。属于我们该得的，迟早会得到；属于我们不该得的，即使侥幸巧取也不可能长久保有。如果我们看清这个事实，许多所谓"人生的重大抉择"就可以淡然处之，根本无需焦虑。而所谓"人生的困境"，也往往当下就变得无足挂齿。
我自己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从一进大学就决定不再念研究所，所以，大学四年的时间多半在念人文科学的东西。毕业后工作了几年，才决定要念研究所。硕士毕业后，立下决心：从此不再为文凭而念书。谁知道，世事难料，当了五年讲师后，我又被时势所迫，整装出国念博士。出国时，一位大学同学笑我：全班最晚念博士的都要回国了，你现在才要出去？两年后我从剑桥回来，觉得人生际遇无常，莫此为甚：一个从大一就决定再也不钻营学位的人，竟然连硕士和博士都拿到了！属于我们该得的，哪样曾经少过？而人生中该得与不该得的究竟有多少，我们又何曾知晓？从此我对际遇一事不能不更加淡然。 当讲师期间，有些态度较极端的学生会当面表现出他们的不屑；从剑桥回来时，却被学生当做不得了的事看待。这种表面上的大起大落，其实都是好事者之言，完全看不到事实的真相。
从表面上看来，两年就拿到剑桥博士，这好像很了不起。但是，在这"两年"之前我已经花整整一年，将研究主题有关的论文全部看完，并找出研究方向；而之前更已花三年时间做控制方面的研究，并且在国际著名的学术期刊中发表论文。而从硕士毕业到拿博士，期间七年的时间我从不停止过研究与自修。所以，这个博士其实是累积了七年的成果，或者，只算我花在控制学门的时间，也至少有五年），根本也没什么好惊讶的。
常人不从长期而持续的累积过程来看待生命因积蓄而有的成果，老爱在表面上以断裂而孤立的事件夸大议论，因此每每在平淡无奇的事件上强做悲喜。可是对我来讲，当讲师期间被学生瞧不起，以及剑桥刚回来时被同学夸大本事，都只是表象。事实是：我只在乎每天二十四小时点点滴滴的累积。拿硕士或博士只是特定时刻里这些成果累积的外在展示而已，人生命中真实的累积从不曾因这些事件而终止或加添。常有学生满怀忧虑的问我："老师，我很想先当完兵，工作一两年再考研究所。这样好吗？"很好，这样子有机会先用实务来印证学理，你念研究所时会比别人了解自己要的是什么 。
"可是，我怕当完兵又工作后，会失去斗志，因此考不上研究所。"
"那你就先考研究所好了。"
"可是，假如我先念研究所，我怕自己又会像念大学时一样茫然，因此念的不甘不愿的。"
"那你还是先去工作好了！"
"可是……"
我完全可以体会到他们的焦虑，可是却无法压抑住对于这种话的感慨。其实，说穿了他所需要的就是两年研究所加两年工作，以便加深知识的深广度和获取实务经验。先工作或先升学，表面上大相径庭，其实骨子里的差别根本可以忽略。在"朝三暮四"这个成语故事里，主人原本喂养猴子的橡实是"早上四颗下午三颗"，后来改为"朝三暮四"，猴子就不高兴而坚持改回到"朝四暮三" 。其实，先工作或先升学，期间差异就有如"朝三暮四"与"朝四暮三"，原不值得计较。但是，我们经常看不到这种生命过程中长远而持续的累积，老爱将一时际遇中的小差别夸大到攸关生死的地步。
最讽刺的是：当我们面对两个可能的方案，而焦虑的不知何所抉择时，通常表示这两个方案可能一样好，或者一样坏，因而实际上选择哪个都一样，唯一的差别只是先后之序而已。而且，愈是让我们焦虑得厉害的，其实差别越小，愈不值得焦虑。反而真正有明显的好坏差别时，我们轻易的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可是我们却经常看不到长远的将来， 短视的盯著两案短期内的得失：想选甲案，就舍不得乙案的好处；想选乙案，又舍不得甲案的好处。如果看得够远，人生长则八、九十，短则五、六十年，先做哪一件事又有什么关系？甚至当完兵又工作后，再花一整年准备研究所，又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有些人还是会忧虑说："我当完兵又工作后，会不会因为家累或记忆力衰退而比较难考上研究所？"
我只能这样回答："一个人考不上研究所，只有两个可能：或者他不够聪明，或者他的确够聪明。不够聪明而考不上，那也没什么好抱怨的。假如你够聪明，还考不上研究所，那只能说你的决心不够强。假如你是决心不够强，就表示你生命中还有其他的可能性，其重要程度并不下于硕士学位，而你舍不得丢下他。既然如此，考不上研究所也无须感到遗憾。不是吗？"
人生的路这么多，为什么要老斤斤计较著一个可能性？我高中最要好的朋友，一生背运 ：高中考两次，高一念两次，大学又考两次，甚至连机车驾照都考两次。毕业后，他告诉自己：我没有人脉，也没有学历，只能靠加倍的诚恳和努力。现在，他自己拥有一家公司，年收入数千万。
一个人在升学过程中不顺利，而在事业上顺利，这是常见的事。有才华的人，不会因为被名校拒绝而连带失去他的才华，只不过要另外找适合他表现的场所而已。反过来，一个人在升学过程中太顺利，也难免因而放不下身段去创业，而只能乖乖领薪水过活。福祸如何，谁能全面知晓？
我们又有什么好得意？又有什么好忧虑？人生的得与失，有时候怎么也说不清楚，有时候却再简单不过了：我们得到平日累积的成果，而失去我们不曾努力累积的！所以重要的不是和别人比成就，而是努力去做自己想做的。功不唐捐，最后该得到的不会少你一分，不该得到的也不会多你一分。
好像是前年的时候，我在往艺术中心的路上遇到一位高中同学。他在南加大当电机系的副教授，被清华电机聘回来开短期课程。从高中时代他就很用功，以第一志愿上台大电机后，四年都拿书卷奖，相信他在专业上的研究也已卓然有成。回想高中入学时，我们两个人的智力测验成绩分居全学年第一、第二名。可是从高一我就不曾放弃自己喜欢的文学、音乐、书法、艺术和哲学，而他却始终不曾分心，因此两个人在学术上的差距只会愈来愈远。反过来说，这十几二十年我在人文领域所获得的满足，恐怕已远非他所能理解的了。我太太问过我，如果我肯全心专注于一个研究领域，是不是至少会赶上这位同学的成就？我不这样想，两个不同性情的人，注定要走两条不同的路。不该得的东西，我们注定是得不到的，随随便便拿两个人来比，只看到他所得到的，却看不到他所失去的，这有什么意义？
有次清华电台访问我："老师你如何面对你人生中的困境？"我当场愣在那里，怎么样都想不出我这一生什么时候有过困境！后来仔细回想，才发现：我不是没有过困境，而是被常人当作"困境"的境遇，我都当作一时的际遇，不曾在意过而已。刚服完兵役时，长子已出生却还找不到工作。我曾焦虑过，却又觉得迟早会有工作，报酬也不至于低的离谱，不曾太放在心上。念硕士期间，家计全靠太太的薪水，省吃俭用，对我而言又算不上困境。一来，精神上我过的很充实，二来我知道这一切是为了让自己有机会转行去教书( 做自己想做的事)。三十一岁才要出国，而同学正要回系上任教，我很紧张(不知道剑桥要求的有多严)，却不曾丧气。因为，我知道自己过去一直很努力，也有很满意的心得和成果，只不过别人看不到而已。我没有过困境，因为我从不在乎外在的得失，也不武断的和别人比高下，而只在乎自己内在真实的累积。
我没有过困境，因为我确实了解到：生命是一种长期而持续的累积过程，绝不会因为单一的事件而有剧烈的起伏。同时我也相信：属于我们该得的，迟早会得到；属于我们不该得的，即使一分也不可能加增。假如你可以持有相同的信念，那么人生于你也会是宽广而长远，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困境"，也没有什么好焦虑的了。
Friday, November 16, 2007
Thursday, November 01, 2007
漫谈十七大后的中国
漫谈十七大后的中国
● 关愚谦
十七大终于落下了帷幕，欧洲各国发表了许多评论，褒贬不一，有的评论还切合实际，有的根本就不了解中国实情和历史演变，凭着成见来看中国。在台湾、港澳也有这样的人，不足为奇。
笔者在中国长大，出生在日本侵华时期，做过亡国奴，受过美英的殖民统治，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受过苏联那套经济理论的影响，经过毛泽东发动的政治运动，曾在中央机关长期工作，也曾被“充军”青海，当过农民、牧民、渔民。
笔者之所以说这么多，就是想告诉读者，对中共十七大，我是有发言权的，既可与以往进行比较，也可借鉴当今欧洲社会。遗憾的是，与笔者同时代走过来的许多朋友和同事都先后辞世。如果他们看到中国有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共十七大有如此划时代的纲领，一定会感慨万千。
老党员最关心股市
我的一位前领导、年逾90的老干部还以“小关”称呼我说：“小关，真没想到，我革命一辈子，没有想到我参加的党会有如此巨大的转变。”笔者问他变化在哪里，是好是坏？
他语重心长地说：“简直难以置信，现在的党和过去的党不是从一个娘胎里出来的，但有一点应该肯定，党敢于否定自己，敢于创新。过去打土豪劣绅，目的就是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看到中国强盛，现在这目的达到了，我死也瞑目了。不过，这个无产阶级革命党，性质起了很大变化，中国这个社会转了一个圈，好像又转回来了。我们过去反对的资本主义、封建那一套，现在又都复苏了。唉！”
王老说得对，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和过去不太一样了。实际上是大不一样了。领导这么大的一个国家，难啊！这次十七大，笔者正好在上海，发现这一年来，我那一圈子里的人，在一起吃饭，发牢骚的还大有人在，但是普遍都爱国了。他们绝大部分都是老干部、老党员，但对十七大不太关心，反而对谁出任下一届领导很关心，生怕中国领导层往左走，影响股市。
原来他们都是股民。其中一位说了真话：“老关，我们年纪大了，左右不了国家局势，但是，手头上的股票对我们今后的生活好坏很关键，都希望它往上涨，正因为如此，我们普遍非常爱国。”大家都跟着附和。想当年，这些朋友都生龙活虎，愿为国家、人民抛头颅洒热血，现在国富民安，经济蒸蒸日上，夙愿已酬，也年老了，只要股票不断往上涨，就可以颐养天年了，就是这么简单。这就是人权。
西方对中国态度很落伍
一位德国文化界朋友倒非常关心中共十七大，说十七大没有谈到改善人权和舆论自由，如对法轮功继续压制，还是实现一党制，哪里有什么民主？笔者驳斥他说，“一个国家由兴起走向完善，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何况一个13亿的大国。欧洲谈民主谈了几百年，德国实现民主也才不过几十年，美国民主仍然问题很多。中国有自己的5000年的文明史，有自己对世界的看法，许多问题有待解决。这么一个大国，改革开放才二、三十年，怎可能一下子都改变。更何况，也不需要走你们的老路。我目前不是担心中国的改革走得太慢，而是担心她走得过快了。
“你们西方很多人不愿接受中国兴旺富强起来这一事实。当第三世界国家起来了，你们就会指手画脚，这个不对，那个不民主，布什出兵伊拉克，是什么人权和民主。你们西方人永远会教育别人、指责别人、认为自己才是最先进的、最优秀的，凡是不符合西方利益的、不按西方的模式发展的，都是另类，都是威胁和危险，要采取各种办法来遏制她。难道让中国大乱、打内战、大批死人，才是人权？达赖喇嘛、陈水扁要把西藏和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谁反对它就是违反人权，你们西方国家，为了你们的利益，制造了很多游戏规则，要全世界的人去遵守。不遵守就压大帽子，甚至大动干戈。伊拉克是最典型的例子。这是什么人权？”
我这个德国朋友有这点好处，他觉得你有道理就点头同意，想找时间和我深谈。但请读者注意，不是所有的德国人都如此，有的固执得不得了。他请我就这次十七大会议的成绩做一个总结，我摇摇头说：“不可能！因为它触及的面太广，提出的今后的发展观，还只是大方向。中共有7000多万党员，素质参次不齐，是否能理解提出的新的纲领，能否按它执行，不是一天两天能做到的。”有一点，笔者很为满意的是，十七大终于提出了和谐发展的新理念。
·文发自德国汉堡
● 关愚谦
十七大终于落下了帷幕，欧洲各国发表了许多评论，褒贬不一，有的评论还切合实际，有的根本就不了解中国实情和历史演变，凭着成见来看中国。在台湾、港澳也有这样的人，不足为奇。
笔者在中国长大，出生在日本侵华时期，做过亡国奴，受过美英的殖民统治，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受过苏联那套经济理论的影响，经过毛泽东发动的政治运动，曾在中央机关长期工作，也曾被“充军”青海，当过农民、牧民、渔民。
笔者之所以说这么多，就是想告诉读者，对中共十七大，我是有发言权的，既可与以往进行比较，也可借鉴当今欧洲社会。遗憾的是，与笔者同时代走过来的许多朋友和同事都先后辞世。如果他们看到中国有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共十七大有如此划时代的纲领，一定会感慨万千。
老党员最关心股市
我的一位前领导、年逾90的老干部还以“小关”称呼我说：“小关，真没想到，我革命一辈子，没有想到我参加的党会有如此巨大的转变。”笔者问他变化在哪里，是好是坏？
他语重心长地说：“简直难以置信，现在的党和过去的党不是从一个娘胎里出来的，但有一点应该肯定，党敢于否定自己，敢于创新。过去打土豪劣绅，目的就是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看到中国强盛，现在这目的达到了，我死也瞑目了。不过，这个无产阶级革命党，性质起了很大变化，中国这个社会转了一个圈，好像又转回来了。我们过去反对的资本主义、封建那一套，现在又都复苏了。唉！”
王老说得对，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和过去不太一样了。实际上是大不一样了。领导这么大的一个国家，难啊！这次十七大，笔者正好在上海，发现这一年来，我那一圈子里的人，在一起吃饭，发牢骚的还大有人在，但是普遍都爱国了。他们绝大部分都是老干部、老党员，但对十七大不太关心，反而对谁出任下一届领导很关心，生怕中国领导层往左走，影响股市。
原来他们都是股民。其中一位说了真话：“老关，我们年纪大了，左右不了国家局势，但是，手头上的股票对我们今后的生活好坏很关键，都希望它往上涨，正因为如此，我们普遍非常爱国。”大家都跟着附和。想当年，这些朋友都生龙活虎，愿为国家、人民抛头颅洒热血，现在国富民安，经济蒸蒸日上，夙愿已酬，也年老了，只要股票不断往上涨，就可以颐养天年了，就是这么简单。这就是人权。
西方对中国态度很落伍
一位德国文化界朋友倒非常关心中共十七大，说十七大没有谈到改善人权和舆论自由，如对法轮功继续压制，还是实现一党制，哪里有什么民主？笔者驳斥他说，“一个国家由兴起走向完善，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何况一个13亿的大国。欧洲谈民主谈了几百年，德国实现民主也才不过几十年，美国民主仍然问题很多。中国有自己的5000年的文明史，有自己对世界的看法，许多问题有待解决。这么一个大国，改革开放才二、三十年，怎可能一下子都改变。更何况，也不需要走你们的老路。我目前不是担心中国的改革走得太慢，而是担心她走得过快了。
“你们西方很多人不愿接受中国兴旺富强起来这一事实。当第三世界国家起来了，你们就会指手画脚，这个不对，那个不民主，布什出兵伊拉克，是什么人权和民主。你们西方人永远会教育别人、指责别人、认为自己才是最先进的、最优秀的，凡是不符合西方利益的、不按西方的模式发展的，都是另类，都是威胁和危险，要采取各种办法来遏制她。难道让中国大乱、打内战、大批死人，才是人权？达赖喇嘛、陈水扁要把西藏和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谁反对它就是违反人权，你们西方国家，为了你们的利益，制造了很多游戏规则，要全世界的人去遵守。不遵守就压大帽子，甚至大动干戈。伊拉克是最典型的例子。这是什么人权？”
我这个德国朋友有这点好处，他觉得你有道理就点头同意，想找时间和我深谈。但请读者注意，不是所有的德国人都如此，有的固执得不得了。他请我就这次十七大会议的成绩做一个总结，我摇摇头说：“不可能！因为它触及的面太广，提出的今后的发展观，还只是大方向。中共有7000多万党员，素质参次不齐，是否能理解提出的新的纲领，能否按它执行，不是一天两天能做到的。”有一点，笔者很为满意的是，十七大终于提出了和谐发展的新理念。
·文发自德国汉堡
中共党内民主的大趋势
中共党内民主的大趋势
[郑永年] (2007-10-30)
自十六大以来，中共高层把推动党内民主作为其政治改革的一个最为重要的议程。中共现有7300多万党员，这个数量已经大大超过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人口：如欧洲的法国和中东的伊朗。
就是说，如果能够实现党内民主，这个民主已经是很大规模了。尽管党内民主还不是国家民主，但至少是国家民主的最重要的试验，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但什么是党内民主呢？这个问题从来就不是很清楚。尽管中共一直在强调要推行党内民主，但实际上并不存在其他模式可供借鉴。
共产党政治结构向民主政治转型至今还没有成功的先例。相反，失败的先例有很多。前苏联和东欧共产党政权在转型过程中都消失和解体了。
近年来，亚洲的越南共产党在探索党内民主方面也有很大的努力，主要是推行党的总书记的选举。越南的实践一出台，中共的一些干部就提倡学习越南。但很显然，党的高层并没有认同越南的模式。
公布政治局人选产生过程
应当说，这些年来中共高层一直是在实践中探索什么是党内民主，如何实现党内民主。这可以从刚刚过去的十七大的一些政治实践中看出。这次中央委员选举的差额较以往有了很大的提高。
十七大之后，有关方面也公布了十七大中央政治局委员候选人的产生过程。简单地说就是这些候选人是由400多位党的高级干部（包括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推选出来的。
至此，综合早先的一系列党内民主实践，中共党内民主的结构已经初步形成。
党内民主的最低目标当是党的生存和发展。因为社会经济的急剧转型，党必须与时俱进。党的高层这些年来一直在强调如何提高中共的执政能力问题。民主是提高中共执政能力的内在部分。
这里只讨论中央层面的党内民主实践，不包括地方层面。这些年来，地方层面的各种党内民主实践也在进行。近年来的实践可以概括成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就是精英政治的正常化和制度化。这里，首先就是如何防止党的主要领导人的专制行为。这是邓小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所特别强调的。
在所有列宁主义政党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防止党的主要领导人的专制行为。这一点，邓小平看得最清楚。邓小平因此强调以集体领导为核心的党内民主。
然而，尽管邓小平看到了这一点，他本人并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邓小平之后则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原因似乎很简单。邓小平和毛泽东一样，同属政治强人。政治强人之下很难有真正的集体领导。反过来说，在政治强人时代结束后，就必须发展出党内集体领导机制。
要确立集体领导，胡锦涛领导层废除了强人政治下一些非制度化（非正式）的政治机制，例如夏季的北戴河聚会和并不规范的政治局会议。政治局会议现在不仅规范和正式化，而且也增加了透明度，对外公开每次政治局例会的主题。
再者，领导人之间的分工也已经相当制度化。这些分工表现在党务系统、国务院系统、全国人大系统和政法系统等等之间。就是说，没有任何一位领导人可以凌驾于各个系统之上，在各个系统拥有实质性权力。所能做的，就是通过制度性机制对各个系统进行协调。
为了集体领导，这次十七大也正式确定了实行党委会常任制。这一新制度也是为了防止地方第一把手的腐败。
无论是民主还是反腐败，分权制衡必不可少。尽管邓小平时代明确反对实行西方式的三权分立政治体制，至今中共也没有说要实行这样的体制，但对分权制衡对党内民主的重要性，中共高层是有认识的。
这些年来，司法和审计系统的权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前不久又设立了预防腐败局。尽管在司法独立的道路上，中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这个方向渐趋明确。
由“上”到下，但并非个人
第二个方面就是党内的选举民主。民主政治不能简化成为单一的选举，但选举的确是民主政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央委员的差额选举已经推行了很多年，已经具备了自我生存的能力。
这次政治委员实行推选制度也是一大进步。推选仍然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和自下而上的选举不同。但这个“上”并非是一个或者几个主要领导人。
或许在推选过程中，主要领导人继续有很大的发言权，但候选人必须符合一些客观的标准并且得到其他中央委员（包括候补中央委员）多数的认可。
中国这些年来的一个主要政治问题是高层缺少政治权威。领导层有很多很好的改革和政策动议，但往往是执行不力。主要一个原因就是中央决策缺少权威。
一些政策，不用说是缺少人民的基础，在党的高级干部中也缺少基础。而推选制度有利于新当选的政治局具有较为有效的政治权威。未来的领导层光有来自现存主要领导人的个人支持已经大大不够，而且必须得到中央委员会的集体支持。
无论是中央委员的差额选举还是政治局委员的推选，都是一种有限选举形式。但有限选举在中国政治民主化过程的早期有其特殊的意义。
在民主政治中，尤其是民主政治发展的早期或者不成熟的民主实践中，最令人恐惧的就是那些蛊惑人心的政治人物，他们往往具有非凡的能力去煽动人们最不理性的一面，在其本身的私利最大化的同时把人民引向本来最不愿意看到的一个结局。
这在西方发生过，例如德国的希特勒。在亚非拉很多发展中的民主，这种情况到今天都还在发生。对中国这样大的一个国家，在民主化过程中，如何防止那些蛊惑人心的政治人物的崛起是一件重要政治任务。
人民既不要非民主的专制，也不要借民主手段实行变相的专制。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把有限民主视为是民主政治发展的有效途径。
只有公正，合法性才会提高
有限民主至少可以在政治精英之间发展出一些必不可少的民主规范和行为准则。实践多了，就会变成一种文化。而这种文化有利于遏制蛊惑人心的政治人物的突然崛起。
第三个重要方面就是确立党内民主的社会基础。党本身必须是人民的一部分，因此党内民主必须在一定的程度上和社会民主结合起来考量。
在西方，各政党必须直接诉诸于选民。中共不实行西方那样的直接民主，并不是说就不用考量“选民”的利益了。近年来的实践可以概括为通过各种社会经济利益的“内部化”来诉诸于“选民”利益。
就是说，在“利益代表”政策的引导下，执政党主动接纳各种社会经济利益于党内。接纳不同的社会经济利益不仅仅扩大了党的社会基础，更有利于党发展出有意义的党内民主。
这次在党代表群体中，增加了“两新组织”（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就是这方面的最新发展。不同的社会经济利益可以通过中央委员的选举过程，反映在中央的政策议程上。
各种社会经济利益是否得到公平公正的反映，则是选举制度需要完善的问题，就是说，选举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必须考量到如何能够公平公正地反映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和需求。
只有达到一定程度的公平公正性，党内选举才会提高和强化学界所说的党的统治的政治合法性。
党内民主的思想和初步制度结构已经形成。从思想到制度表达，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则很难，因为每走一步，就牵涉到巨大的利益调整。
不管怎样，这些年的探索已经有了初步成果。尽管不尽人意，但一旦有了一定的制度基础，就可以在实践中加以完善和发展。并且因为社会经济发展所造就的巨大动力，中共必须这样走下去，这不仅是为了党本身的生存发展，而且也是为了政治的制度性稳定。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郑永年] (2007-10-30)
自十六大以来，中共高层把推动党内民主作为其政治改革的一个最为重要的议程。中共现有7300多万党员，这个数量已经大大超过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人口：如欧洲的法国和中东的伊朗。
就是说，如果能够实现党内民主，这个民主已经是很大规模了。尽管党内民主还不是国家民主，但至少是国家民主的最重要的试验，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但什么是党内民主呢？这个问题从来就不是很清楚。尽管中共一直在强调要推行党内民主，但实际上并不存在其他模式可供借鉴。
共产党政治结构向民主政治转型至今还没有成功的先例。相反，失败的先例有很多。前苏联和东欧共产党政权在转型过程中都消失和解体了。
近年来，亚洲的越南共产党在探索党内民主方面也有很大的努力，主要是推行党的总书记的选举。越南的实践一出台，中共的一些干部就提倡学习越南。但很显然，党的高层并没有认同越南的模式。
公布政治局人选产生过程
应当说，这些年来中共高层一直是在实践中探索什么是党内民主，如何实现党内民主。这可以从刚刚过去的十七大的一些政治实践中看出。这次中央委员选举的差额较以往有了很大的提高。
十七大之后，有关方面也公布了十七大中央政治局委员候选人的产生过程。简单地说就是这些候选人是由400多位党的高级干部（包括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推选出来的。
至此，综合早先的一系列党内民主实践，中共党内民主的结构已经初步形成。
党内民主的最低目标当是党的生存和发展。因为社会经济的急剧转型，党必须与时俱进。党的高层这些年来一直在强调如何提高中共的执政能力问题。民主是提高中共执政能力的内在部分。
这里只讨论中央层面的党内民主实践，不包括地方层面。这些年来，地方层面的各种党内民主实践也在进行。近年来的实践可以概括成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就是精英政治的正常化和制度化。这里，首先就是如何防止党的主要领导人的专制行为。这是邓小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所特别强调的。
在所有列宁主义政党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防止党的主要领导人的专制行为。这一点，邓小平看得最清楚。邓小平因此强调以集体领导为核心的党内民主。
然而，尽管邓小平看到了这一点，他本人并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邓小平之后则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原因似乎很简单。邓小平和毛泽东一样，同属政治强人。政治强人之下很难有真正的集体领导。反过来说，在政治强人时代结束后，就必须发展出党内集体领导机制。
要确立集体领导，胡锦涛领导层废除了强人政治下一些非制度化（非正式）的政治机制，例如夏季的北戴河聚会和并不规范的政治局会议。政治局会议现在不仅规范和正式化，而且也增加了透明度，对外公开每次政治局例会的主题。
再者，领导人之间的分工也已经相当制度化。这些分工表现在党务系统、国务院系统、全国人大系统和政法系统等等之间。就是说，没有任何一位领导人可以凌驾于各个系统之上，在各个系统拥有实质性权力。所能做的，就是通过制度性机制对各个系统进行协调。
为了集体领导，这次十七大也正式确定了实行党委会常任制。这一新制度也是为了防止地方第一把手的腐败。
无论是民主还是反腐败，分权制衡必不可少。尽管邓小平时代明确反对实行西方式的三权分立政治体制，至今中共也没有说要实行这样的体制，但对分权制衡对党内民主的重要性，中共高层是有认识的。
这些年来，司法和审计系统的权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前不久又设立了预防腐败局。尽管在司法独立的道路上，中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这个方向渐趋明确。
由“上”到下，但并非个人
第二个方面就是党内的选举民主。民主政治不能简化成为单一的选举，但选举的确是民主政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央委员的差额选举已经推行了很多年，已经具备了自我生存的能力。
这次政治委员实行推选制度也是一大进步。推选仍然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和自下而上的选举不同。但这个“上”并非是一个或者几个主要领导人。
或许在推选过程中，主要领导人继续有很大的发言权，但候选人必须符合一些客观的标准并且得到其他中央委员（包括候补中央委员）多数的认可。
中国这些年来的一个主要政治问题是高层缺少政治权威。领导层有很多很好的改革和政策动议，但往往是执行不力。主要一个原因就是中央决策缺少权威。
一些政策，不用说是缺少人民的基础，在党的高级干部中也缺少基础。而推选制度有利于新当选的政治局具有较为有效的政治权威。未来的领导层光有来自现存主要领导人的个人支持已经大大不够，而且必须得到中央委员会的集体支持。
无论是中央委员的差额选举还是政治局委员的推选，都是一种有限选举形式。但有限选举在中国政治民主化过程的早期有其特殊的意义。
在民主政治中，尤其是民主政治发展的早期或者不成熟的民主实践中，最令人恐惧的就是那些蛊惑人心的政治人物，他们往往具有非凡的能力去煽动人们最不理性的一面，在其本身的私利最大化的同时把人民引向本来最不愿意看到的一个结局。
这在西方发生过，例如德国的希特勒。在亚非拉很多发展中的民主，这种情况到今天都还在发生。对中国这样大的一个国家，在民主化过程中，如何防止那些蛊惑人心的政治人物的崛起是一件重要政治任务。
人民既不要非民主的专制，也不要借民主手段实行变相的专制。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把有限民主视为是民主政治发展的有效途径。
只有公正，合法性才会提高
有限民主至少可以在政治精英之间发展出一些必不可少的民主规范和行为准则。实践多了，就会变成一种文化。而这种文化有利于遏制蛊惑人心的政治人物的突然崛起。
第三个重要方面就是确立党内民主的社会基础。党本身必须是人民的一部分，因此党内民主必须在一定的程度上和社会民主结合起来考量。
在西方，各政党必须直接诉诸于选民。中共不实行西方那样的直接民主，并不是说就不用考量“选民”的利益了。近年来的实践可以概括为通过各种社会经济利益的“内部化”来诉诸于“选民”利益。
就是说，在“利益代表”政策的引导下，执政党主动接纳各种社会经济利益于党内。接纳不同的社会经济利益不仅仅扩大了党的社会基础，更有利于党发展出有意义的党内民主。
这次在党代表群体中，增加了“两新组织”（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就是这方面的最新发展。不同的社会经济利益可以通过中央委员的选举过程，反映在中央的政策议程上。
各种社会经济利益是否得到公平公正的反映，则是选举制度需要完善的问题，就是说，选举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必须考量到如何能够公平公正地反映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和需求。
只有达到一定程度的公平公正性，党内选举才会提高和强化学界所说的党的统治的政治合法性。
党内民主的思想和初步制度结构已经形成。从思想到制度表达，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则很难，因为每走一步，就牵涉到巨大的利益调整。
不管怎样，这些年的探索已经有了初步成果。尽管不尽人意，但一旦有了一定的制度基础，就可以在实践中加以完善和发展。并且因为社会经济发展所造就的巨大动力，中共必须这样走下去，这不仅是为了党本身的生存发展，而且也是为了政治的制度性稳定。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从达赖喇嘛看北京过时的宣传手法
从达赖喇嘛看北京过时的宣传手法
[于时语] (2007-10-31)
最近一段时间来，不顾中国政府的高调反对，第十四世达赖喇嘛频频周旋于欧美首脑之间，在德国总理默克尔和美国总统布什之后，10月29日又与加拿大总理哈珀正式会晤，再加上美国国会颁布给达赖喇嘛“奖章”，北京外交束手无策。
除了其他具体因素，北京陈旧的宣传手法，不仅未能制止达赖喇嘛在西方政界的活动，实际助长了达赖喇嘛在欧美的身价，而加剧了北京这一系列外交挫折。
不妨提到新近闭幕的中共十七大，虽然露出不少政治新现象，欧美传媒的报道仍然普遍负面，其主要因素也是北京“全国人民热烈拥护”旧式宣传手法，令人回想到文革期间“欢欢喜喜迎九大”的场面。
北京过时的宣传手法也影响到对台关系，《亚洲时报》报道台湾大部分民众至今不了解胡锦涛“两岸和平协定”提议，便是明显例子。
北京“宣传部”宜改名
在西方，从政界到商界，宣传是至关重要的手段，美国政治选举费用指数式上升，主要便是竞选中越来越多的传媒尤其电视广告。
这种宣传包括大量夸张、不实、误导的成份，2004年美国总统选举中“快速巡逻艇”系列电视广告，使得克里遭受致命伤，是个典型。
伊拉克战争前一路顺风的英国首相布莱尔，美国《大西洋月刊》归纳他的成功秘诀是“一成真货，五成吆喝”（five parts spin to one part substance），是另一典型。
尽管如此，“宣传”（propaganda）一词本身却在国际上具有强烈贬义，而北京在这一方面大大落后于“国际接轨”：从中央到地方大大小小的“宣传部”，正如原先的“反革命罪”一样，光是在名称上就已经加剧了中国的负面形象。
中国要在21世纪作为有影响力的大国，有必要顺应世界潮流，将不合时宜的“宣传部”改名为“公共关系部”之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多方引进竞争体制，造成经济的飞速发展。可是北京的宣传机构仍然维持其垄断性。正如其他所有缺乏竞争的事物，造成宣传机构的僵化和颟顸低效。北京针对达赖喇嘛的国际宣传，是这一弊病的最好例子。
北京对外批评达赖喇嘛，始终离不开“分裂主义分子”这顶帽子，不知是北京自己的蹩脚翻译，还是洋人的揶揄，用了滑稽的英语词汇splittist，毫无杀伤力，只能惹人发笑，损及北京自身形象。
达赖的宣传真正有杀伤力
说到底，分而治之是西方强权几百年来的标准手段，在西方世界“深入人心”，至今不衰。美国国会新近以绝大多数票通过决议，公开倡议将伊拉克分为三个“自治地区”，何曾顾忌别国的“统一”？
欧美强权最近积极推动科索沃独立，也丝毫不顾塞尔维亚的主权和统一。更有甚者，华盛顿为了肢解伊朗，不惜支持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的“伊朗支部”，间接导致了土耳其威胁要出兵伊拉克北部的危机。
在中国崛起主导世界的说法甚嚣尘上、欧美朝野对西方失去世界领袖地位忧心忡忡之际，北京对外大力宣传达赖喇嘛是个splittist，无形中提高了他对欧美外交的“价值”，反而使得各国朝野趋之若鹜。
如果北京僵化的宣传机器屈尊学习一下处于强烈竞争体制中的西方公关宣传手段，尤其是后者的“敌情研究”（Opposition research），就会知道对达赖喇嘛真正有杀伤力的国际宣传，决不是他要“分裂中国”，而是他作为美国冷战时代工具的个人历史，尤其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曾经长期是达赖喇嘛的“衣食父母”，以及他近年来的“感恩图报”。
尽管欧美主流传媒一直讳言掩盖，美国中情局在冷战时代创造培养了现代“藏独”运动，并在“反暴力”达赖喇嘛知情的情况下，在西藏大力进行暴力行动，早有大量资料。连达赖喇嘛“出走”印度，也是中情局的一手安排。
已经不是韬光养晦时代
除了对藏独武装力量的大笔经援和军援，在美国国会接手之前，中情局从1950年代起，几十年来每年供给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个人的直接“薪水”达18万美金之巨，而尼克松（尼逊）上台之前，美国总统的年薪也才只有10万美元。
达赖喇嘛完全清楚华盛顿这一施主地位，其他不说，九一一事件之后，达赖喇嘛扮演了美国“反恐”战争“吹鼓手”角色，而不惜违背其精心维持的“和平”形象。
除了支持美国的阿富汗战争，达赖喇嘛在2003年还实际支持了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这与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坚持和平反战形成鲜明对比。
更有甚者，出于与中情局和美国军方的历史关系，对美军在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待俘虏、美国对俘虏实施酷刑、以及中情局在欧洲经营秘密“黑狱”等丑闻，尽管世界舆论为之哗然，达赖喇嘛从未公开谴责批评，并维持了与布什总统的“深交”。
除了在美国自由派之中，布什总统在欧洲的形象众所周知，中情局在欧洲更是臭名昭著，甚至有欧洲法院通缉中情局特工的事例。达赖喇嘛的这些历史关系和现代表演，加上他的纳粹党卫军“恩师”，全是远比“分裂主义分子”有效的国际公关宣传题目。
中国即将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实体，事关切身利益，而必须积极参与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韬光养晦时代一去不返。
公关宣传是游戏规则制定的有机部分，北京宣传机构的颟顸低效，不仅累及外交，也因新近“中国制造”信任危机中的无力反应而影响到经济利益。引进竞争机制改善僵化过时的宣传机构，应该成为当务之急。
·作者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
[于时语] (2007-10-31)
最近一段时间来，不顾中国政府的高调反对，第十四世达赖喇嘛频频周旋于欧美首脑之间，在德国总理默克尔和美国总统布什之后，10月29日又与加拿大总理哈珀正式会晤，再加上美国国会颁布给达赖喇嘛“奖章”，北京外交束手无策。
除了其他具体因素，北京陈旧的宣传手法，不仅未能制止达赖喇嘛在西方政界的活动，实际助长了达赖喇嘛在欧美的身价，而加剧了北京这一系列外交挫折。
不妨提到新近闭幕的中共十七大，虽然露出不少政治新现象，欧美传媒的报道仍然普遍负面，其主要因素也是北京“全国人民热烈拥护”旧式宣传手法，令人回想到文革期间“欢欢喜喜迎九大”的场面。
北京过时的宣传手法也影响到对台关系，《亚洲时报》报道台湾大部分民众至今不了解胡锦涛“两岸和平协定”提议，便是明显例子。
北京“宣传部”宜改名
在西方，从政界到商界，宣传是至关重要的手段，美国政治选举费用指数式上升，主要便是竞选中越来越多的传媒尤其电视广告。
这种宣传包括大量夸张、不实、误导的成份，2004年美国总统选举中“快速巡逻艇”系列电视广告，使得克里遭受致命伤，是个典型。
伊拉克战争前一路顺风的英国首相布莱尔，美国《大西洋月刊》归纳他的成功秘诀是“一成真货，五成吆喝”（five parts spin to one part substance），是另一典型。
尽管如此，“宣传”（propaganda）一词本身却在国际上具有强烈贬义，而北京在这一方面大大落后于“国际接轨”：从中央到地方大大小小的“宣传部”，正如原先的“反革命罪”一样，光是在名称上就已经加剧了中国的负面形象。
中国要在21世纪作为有影响力的大国，有必要顺应世界潮流，将不合时宜的“宣传部”改名为“公共关系部”之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多方引进竞争体制，造成经济的飞速发展。可是北京的宣传机构仍然维持其垄断性。正如其他所有缺乏竞争的事物，造成宣传机构的僵化和颟顸低效。北京针对达赖喇嘛的国际宣传，是这一弊病的最好例子。
北京对外批评达赖喇嘛，始终离不开“分裂主义分子”这顶帽子，不知是北京自己的蹩脚翻译，还是洋人的揶揄，用了滑稽的英语词汇splittist，毫无杀伤力，只能惹人发笑，损及北京自身形象。
达赖的宣传真正有杀伤力
说到底，分而治之是西方强权几百年来的标准手段，在西方世界“深入人心”，至今不衰。美国国会新近以绝大多数票通过决议，公开倡议将伊拉克分为三个“自治地区”，何曾顾忌别国的“统一”？
欧美强权最近积极推动科索沃独立，也丝毫不顾塞尔维亚的主权和统一。更有甚者，华盛顿为了肢解伊朗，不惜支持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的“伊朗支部”，间接导致了土耳其威胁要出兵伊拉克北部的危机。
在中国崛起主导世界的说法甚嚣尘上、欧美朝野对西方失去世界领袖地位忧心忡忡之际，北京对外大力宣传达赖喇嘛是个splittist，无形中提高了他对欧美外交的“价值”，反而使得各国朝野趋之若鹜。
如果北京僵化的宣传机器屈尊学习一下处于强烈竞争体制中的西方公关宣传手段，尤其是后者的“敌情研究”（Opposition research），就会知道对达赖喇嘛真正有杀伤力的国际宣传，决不是他要“分裂中国”，而是他作为美国冷战时代工具的个人历史，尤其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曾经长期是达赖喇嘛的“衣食父母”，以及他近年来的“感恩图报”。
尽管欧美主流传媒一直讳言掩盖，美国中情局在冷战时代创造培养了现代“藏独”运动，并在“反暴力”达赖喇嘛知情的情况下，在西藏大力进行暴力行动，早有大量资料。连达赖喇嘛“出走”印度，也是中情局的一手安排。
已经不是韬光养晦时代
除了对藏独武装力量的大笔经援和军援，在美国国会接手之前，中情局从1950年代起，几十年来每年供给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个人的直接“薪水”达18万美金之巨，而尼克松（尼逊）上台之前，美国总统的年薪也才只有10万美元。
达赖喇嘛完全清楚华盛顿这一施主地位，其他不说，九一一事件之后，达赖喇嘛扮演了美国“反恐”战争“吹鼓手”角色，而不惜违背其精心维持的“和平”形象。
除了支持美国的阿富汗战争，达赖喇嘛在2003年还实际支持了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这与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坚持和平反战形成鲜明对比。
更有甚者，出于与中情局和美国军方的历史关系，对美军在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待俘虏、美国对俘虏实施酷刑、以及中情局在欧洲经营秘密“黑狱”等丑闻，尽管世界舆论为之哗然，达赖喇嘛从未公开谴责批评，并维持了与布什总统的“深交”。
除了在美国自由派之中，布什总统在欧洲的形象众所周知，中情局在欧洲更是臭名昭著，甚至有欧洲法院通缉中情局特工的事例。达赖喇嘛的这些历史关系和现代表演，加上他的纳粹党卫军“恩师”，全是远比“分裂主义分子”有效的国际公关宣传题目。
中国即将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实体，事关切身利益，而必须积极参与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韬光养晦时代一去不返。
公关宣传是游戏规则制定的有机部分，北京宣传机构的颟顸低效，不仅累及外交，也因新近“中国制造”信任危机中的无力反应而影响到经济利益。引进竞争机制改善僵化过时的宣传机构，应该成为当务之急。
·作者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
Wednesday, October 24, 2007
男人穿裙子
男人穿裙子
by:根素拼音输入法
去苏格兰之前，就听说过苏格兰男人也穿裙子，当时也没在意，以为是个玩笑。到了格拉斯哥后，突然在街上看到穿裙子的男人，才大吃一惊，传说竟然是真的。
这让我不禁想起了第一次上课的场景。早就听说英国人的绅士精神，所以为了显示我们对主人的尊重，不远万里每人带了套西服，第一天听课，一大早西装革履地出发了。一堂下来，老师比划着领带和衣服给了几句让我们很是意外建议，我英语虽差，但还是听明白了，就是要我们明天可以穿得随便点、放松点。其实不用他说，见过几位英国人后我们就发现自己穿得不能说滑稽，也不能说不伦不类，但就是感觉不对劲。因为除了一两位岁数比较大一点的外，几乎都是T恤或衬衫不带领带的，非常地“easy”和随便，和我们想象的西装革履的英国人完全不一样。虽然以前也看过文章说英国的年轻人一点都不传统，穿着随便，但亲眼见了这样的情况还是很意外，因为这是工作时间，且接待的是“外宾”，这样的穿着还是有点太那个随便了吧。
想想国内有些企业要求员工上班时间西装领带皮鞋，一样都不能少，有的甚至会因为穿着不符合要求要罚款，真是不可思议。但更重要的是，西服并不是我们的国粹呀，凭什么要在自己家里穿西方人的礼服呢？礼服，肯定有些装饰性的元素存在，在重要的场合带带未尝不可，但要在平时工作中带着的确有点迂腐。比如说领带，据说起初的作用类似陕北人在头上裹的毛巾，有一定的实用性，如擦擦汗什么的，但现在除了能带来不方便和呼吸困难估计什么作用也没有了，难怪西方的年轻人都已抛弃了，可我们一个东方人为什么就又给捡起来呢。这还在其次，苏格兰男人穿裙子给我的更深层次震撼是：西服怎么就演变成“国粹”了呢？这个原因肯定很复杂，估计谁也说不太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学习西方文化的最直接产物。我们学习西方文化并没有错，穿西服也没有错，谁让我们积贫积弱不如人家呢。当年我们大唐盛世时不也有许多追随者吗？现在在某些东方人的国服里还能看到唐服的影子。这就又带来一个疑问，别人的国服里能看到唐服的影子而在自己的国服里怎么就看不到呢？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现在有国服吗？这些问题都要从我们中华民族为什么能延续五千年至今并出现再次崛起的迹象的顽强生命力说起。
古代文明能象中华民族这样延续下来并长盛不衰的可以说绝无仅有。翻开中华民族的历史，不难发现，我们有过辉煌也有过屈辱，有过扩张也有过被扩张，有过盛世也有过腐朽，但每一次腐朽都会带来涅槃般的重生，最近我们刚经历了让所有中国人倍感屈辱的过去，也必将引起一场反弹最强烈的重生，相信每个中国人都能在自己的身边看到这种重生的迹象。中华民族为什么会有这样神奇的生命力？这里面原因是多方面的，什么天时的地利的人和的讲上十天十夜也讲不完。下面这几个民族文化的特点肯定是原因之一，但绝非全部，这里略作分析，难免有误，仅望抛砖引玉，能引起共鸣足矣。
一、实用主义：如果说中国人有什么信仰的话，那首选就是实用主义了。有人可能觉得我们很爱面子，其实那都是表象，即使是爱面子，也藏着更深层次的实用主义。而且爱面子绝非中华民族的特点和特色，只是我们爱的方法和地方可能有点和西方人不一样罢了。比如说，我们对自己身体的高矮胖瘦不是那么的“爱”，却对聚会时付钱的方式很在乎，而西方人似乎相反而已。衣服本来的作用就是遮风避雨的个东西，但现在却发展到了本末倒置的地步，拿来作秀，怎么地不方便就怎样去设计。幸好绝大部分中国人还是不把衣服当回事的。比如西服，我们即能在结婚典礼上看见，也能在工地田间办公室会议室等诸多场合里看见。因为在绝大部分中国人眼里，西服就是一种衣服，我想怎样穿就怎样穿，想在哪穿就在哪穿。我这样讲，并没有一点讽刺的意思，我大约是毕业后参加工作很长时间后才明白西服原来是一种礼服，穿着很讲究的，但具体怎样知道的想不清楚了，估计是从听了“光膀子打领带，自行车骑到八十迈”的笑话开始的，也好像是从那时起，除非必要，再也不骑自行车穿西服了。想想以前穿西服配球鞋当运动服穿的过去就觉得对不起西服。西服在东方古国遭遇如此礼遇，和我们的实用主义是分不开的，想想如果你食不果腹，还会考虑什么衣不得体吗？“仓廪实而知礼节”，大概讲的也是这个意思。西服如果当工作服穿也是有其优势的，至少穿脱方便，不用系扣的。但一定要做得宽松点，即使是不当运动衣穿。所以从实用主义的角度考虑，老百姓选择西服是有其合理的原因的，把西服这样“糟蹋”也是合情理的。
二、优胜劣汰、胜者为王。西服在中国被这样“糟蹋”还有一个原因，也是中国人的特点，也是中华民族得以繁盛至今的秘密武器之一，那就是中国无贵族。同样的古文明，印度就不是这样的，英国也不是这样的，日本也不是这样的，这从君主立宪制，皇室得以保留就可侧面得以证实。最早关于这个特点的记录大概是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时喊的那个口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不知从那之前还是从那之后，反正王侯将相在中国就真的没种了，长的也就几百年，短的也就几十载，且有诗为证“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现在更是如此，不管你过去是什么身份单位，也不管你通过什么方法手段，只要你现在成功了，你就可以挤身“名流”。所以我们“有胜者王侯败者寇”这样的说法。这样的文化特点从进化论的角度看就是把优胜劣汰的原则发挥得淋漓尽致了，其实质是一种不看过去看现在，不看过程看结果的思维，和鲁迅讲的中国人善于忘却的道理相似。这种文化特点虽然会造就短视、不择手段等缺点，但的确丢掉了许多束缚并给人以希望。改革开放几十载就能领跑世界经济并发展到今天的地步，和这个特点不无关系的。因此虽然过去穿衣有高低贵贱只分，但一旦其制度不复存在，就再也不能从衣服看出贵贱了，西服也不例外。
有人批评中国人盲目引进外资，自我研发不重视，并以汽车为例，什么发动机都研发不了等等。我承认这些批评都有道理，我也想这样批评一下。可我更明白，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影响，是企业的自主选择，我认为他们的选择都是正确的。因为任何事情，中国人似乎总能找到自己的捷径，几十年前的电视、小家电和现在的汽车状况何其相似，现在我们的电视却被反倾销，几十年后的汽车市场呢？现在就已看出了苗头了吧。有些事情非不能而不为也，航空发动机，火箭卫星飞船原子弹都造出来了，汽车发动机就真搞不好吗？我们应把有限的精力发挥到应发挥的地方去，除了一些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技术，有现成的能借用为什么要另起炉灶呢？要知道我们已晚起步了上百年，如果走别人走过的路是赶不上人家的。所以虽然现在我们仍存在很多问题和不足，但要是以结果来看，我们这些年取得的经济成就足以证明我们选择的路是正确的，大方向是对的，我们刻苦学习别人没有白学。正是这种重结果不重过程的思维和作法，导致我们能借就借，不能借就自己搞，敞开胸怀，丢掉束缚，大踏步地挤身世界强林之列。
三、适应性：适者生存虽是外国人总结出来的东西，但用得最好的恐怕要数中国人了吧。中国人的适应性甚至于有点太强了，以至于似乎没了原则。就以消费为例，好像西方人很少吃带骨头和带刺的肉，中国人却有“鸡吃骨头鱼吃刺”的说法。有人说这和适应性有什么关系？别急，再和你讲个西方人的生产环节的事情，西方人做事循规蹈矩，很认真，每一道工序都严格执行，到了最后一道工序，总装，问题就很少，而中国人的生产如不是严加管理，很容易在上面的工序上有点小问题就 “将就”了下去，这样一道道累积到最后一道工序时，往往就问题很多，但中国人的灵活处理使得什么问题最终都能解决了，而这种解决问题的能力一方面是适应，另一方面是纵容，纵容别人也纵容自己。所以最终受害的是消费者也就是自己。我们虽然也吃不带骨头和刺的肉，但其文化氛围能容下骨头和刺，正影射了消费者要学会上道工序没做好，老百姓要自己挑骨头挑刺的观念。比如我们现在买东西都要挑真挑假的。这种强适应性造成的一个副作用就是潜规则。比如补课，其实无数教育家和国外的教育实践都证明，就中学和小学那点知识，根本不用学生加班加点地去学的，学生本来可以活得更轻松些的，但这要靠所有人都遵守不补课的规则的，因为如果有人一灵活，要补课，你不补的就要吃亏，你要想不吃亏就也得补课。结果规则形同虚设，大家都搞得挺疲劳。这个例子如果没说明问题就再举个。我听说过有个国家商店有双休日的，而且开业时间也较短。可是如果中国人去了，当地人就过不下去了。因为你休息，中国人不休息，你就卖不过中国人，你要想不吃亏就得也不休息。所以大家的工作时间都加长了，但市场份额不会因为你工作时间加长了而增加的，原来6小时赚的钱现在就得要8小时完成。同样的事情还有加班等问题，我就不详细分析了。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出灵活性带来的弊端。这种灵活性的本质就是没有原则的原则，有其缺点也就有其优点，这个你看中国的武术运动就明白了，西方人搞拳击，不能用脚，不能摔，你技术再高只能拳击对拳击，来个武术高手你就吃亏了。我看过几次中国武术和美国拳击的较量，几乎都以中国占压倒性地优势胜利而告终。其实这好像还根据实际情况对中国的比赛规则做了些限制呢，如果完全按中国武术的规则，美国人输得更惨。即使这样，有些拳击队员在中国武术队员的脚功面前竞被踢得腿软。看过《烈火金刚》的电影对最后一组镜头印象最深，日本人抄起刀要和中国人比武，而中国人抬起手枪结束了日本人的生命，我不禁拍案叫好。因此有这样的说法，日本人说八路不好，拼刺刀时开枪。在他们眼里，拼刺刀就是拼刺刀，你是不能开枪的。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你们日本人屠杀中国人的时候怎么不给中国人以刀枪，而屠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呢，连老人和孩子都不放过，这就是你们的武士道精神？按你这理论，你日本人没原子弹，美国人就不能仍原子弹了，可是美国人也没那么迂腐，果断地扔了原子弹，这看起来好像有点无赖和残忍，但却大大地加速了战争的结束，这对挣扎于战争多年之久的世界人民包括日本人在内应不是什么坏事。所以我从不对中国人这种灵活得看似没有原则的原则感到不对或羞耻，这是五千年生存经验留下来的民族本能。最近这些年，我们吃够了按西方列强的游戏规则玩的亏了，而我们一划出个圈圈他们就嚷嚷我们破坏规则。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有什么不变的规则吗？如果有，只有一个，那就是弱肉强食，谁强谁有理的规则。所谓文明，就是把本能和本性隐藏起来的一个幌子，文明程度越高，隐藏的越深，但一旦危及到生存的时候，比原始人更野蛮。这个不用我解释，战争就是最好的诠释，即使是在今天，伊拉克屡屡发生的虐囚事件等仍证明这个观点一点都没错。当一个强盗举起刀砍向你的头的时候，你要是文明的给他讲什么“对不起，请您不要故意伤害他人”，只能带来覆灭。所以中国人在对待衣服的时候从来都是灵活地把它仅看成个遮体避寒的东西，也总是对各种衣服就具有天然的适应性，所以自古至今我们的服饰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也就不足为奇了。
四、自我否定、自我批叛：再回到我们有没有国服的话题来。如果不算西服的话，我们现在有国服吗？没有，哪怕礼仪性的也没有。我们生活在一个文化真空的时代，整个国家都在复制深圳模式，经济起飞了，文化没跟上。失去了很多，但没有新的东西补上，诗歌找不到了，文学没人读了，民族歌曲曲高和寡，中山装正式退出了人们的视野……，可能有人说网络小说、博客、流行歌曲，西服这些不算补充吗？的确，新东西是很多，但你能认为这些元素能担负起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重任吗？当然，有些东西的消失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比如中山装，这个我不知能不能算作国服，但好像中山装不是起源于中国，而且其流行也不应算是自发的，类似的包括“同志”这个称呼。所以一旦时代潮流变了，必然会引起心理上的叛逆，但叛逆发生了，一时没有也不可能马上创造出对应的替代品，于是要么学习，要么复古。于是西服流行了，于是男称“先生”，女称“小姐”，不过现在“小姐”也被糟蹋了，见了年轻的女士都不知该怎样称呼了。这些变化都是民众自发的，要按照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存在的就是不合理的，一切的一切还是一切”逻辑出发，我们不应对其报以简单的批判态度。每一种新事物的出现都有其足够的理由，否则就不可能出现，而不管其合理还是不合理。还是以衣服来说，几十年间变化不可谓不多，可就是没有一种流传下来，而且没有一点创造力。比如说西服，从单排扣到双排扣再到单排扣，扣子的数量从一个到两个到四五个，衣服下面从不开口到开口再到左右都开口，等等，几乎所有的变化都变过了，但男人们仍只有两件衣服，夹克和西服。再如裤子从喇叭裤到锥形裤到体形裤，从长裤到九分裤到七分裤甚至一分裤，裙子从长的到短的从对称的到不对称的……，但这么多变化仍是两条袖的为裤，一条袖为裙，男的只能穿裤，女的两种都能穿(是不是有点不公平)，没有一点例外，比如说，让男的穿一条袖的裙，象苏格兰男人一样。这不是玩笑，也不是学苏格兰人，祖宗们就曾穿过裙子的，长袍马褂不就是一条袖的吗？只不过苏格兰人穿到了现在，我们却扔了。我们为什么扔了，因为不自信，为什么不自信，因为积贫积弱，事实在那摆着呢，你自信不起来。因为别人比我们强，我们就想弄明白为什么，于是肯定有人觉得和衣服有关，于是换衣服，这也不是发明，古代就有胡服骑射的例子。不但衣服要扔，汉字还差点给扔了呢，可能有人还不知道我们曾有过一场汉字危机，我也仅隐约记得上小学或初中时一位语文老师说过汉字不久就要消亡了，要用拼音代替了。当时虽百般不解，但是老师说的，也不得不半信半疑，现在才知道，其实“拉丁化”风暴早在上世纪初就席卷中华大地了。最早的“拉丁化”提倡者是清末民初的思想家钱玄同。三十年瞿秋白、鲁迅、毛泽东都是“拉丁化”积极倡导者，鲁迅认为“汉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甚至断言，“汉字不灭，中国必亡！”，毛主席也曾作出“走世界共同的拼音化道路”的“最高指示”。你也可以把汉字简化和汉语拼音方案看作是汉字“拉丁化”的序曲。我估计绝大部分中国人都不理解也不同意汉字“拉丁化”，因为这不就是“消灭”汉字吗，无论从感情上还是从逻辑上都接受不了。当然要“拉丁化”存在着太大的现实的阻力和技术的难度，所以即使的毛主席也无力左右，故这场“拉丁化”无疾而终。汉字虽然没扔，但我们不自觉地却捡了个英语的“包袱”，虽然英语几乎变成了世界语，但放眼世界，几乎没有哪个国家把英语看得似乎比本国语言更重要的了。比如考研，汉语不考考英语，职称同样，太多的例子，举不胜举，好多小孩汉语还不会说呢就学英语。我承认，基于同样的原因，人家比我们强，英语很重要，比如在计算机里不会点英语是要吃点亏，等等，我们多花点时间学学没什么不好的，但这样浓厚的学习氛围尤其是一些强制性的学习还是有点严重了，会埋没人才的。
我们经常能在日常生活中听到类似的抱怨“中国人太……”、“你看看人国外……”等等，相信再自信再爱国的中国人都说过这样的话，至少听过，包括本人。于是有人说这是中国人不自信的表现，崇洋媚外等等。非也，这其实正是中华民族自我否定、自我批判精神的表现。往更深层次讲，这是一种民族自信的另类表现。那些敢于拿自己的缺点开玩笑的人往往是最自信的人，那些能看到自己的缺点的人往往是最优秀的人，民族也如此。我不否认，作为个体，某些人说那些话是骨子里的媚外，但大部分人是潜意识里表达对美好事物的一种向往，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恰是爱之切，恨之深的一种自然流露。当然，十年育树，百年育人，我们真正的经济崛起才几十年的事，文化的崛起是一个受经济制约的一个更漫长的事，有些事情，在我们有生之年只能表达一下愿望了，但我相信，几百年后，再看中华，定换了天地的。
回头再唐服怎样丢失的也就很清楚了。一个连自己的语言文字都能讨论改革的民族还有什么是不能扔的呢？总之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应变的民族，正是这种善变使得我们的祖先在五千年的历史变迁中易国不易族、服变魂不变地延续到今天。所以我们虽丢了唐服，但换来的是民族的繁衍和强盛，就象是一颗大树，春夏秋冬，风霜雪雨，改变的是枝花叶蔓，不变的是越扎越深的根。所以我从未对我们现在的文化迷失现象感到过担心，相反，我从人们对先进的技术和文化的学习里看到了一个强大的民族那海纳百川的胸襟和奋发图强的壮志。所以我们不能对其过分的苛求。但作为这个民族之中的个体，我们却应当对自己苛求。经济和文化是互相影响的，经济繁荣必然带来文化的的繁荣，反之亦然。其实这些年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国家地位的提升，我们的文化氛围早就发生了变化。前几年的唐服的流行就是这个就是一个最好的明证，是民族自信心增强的外在体验，有人也许会对这次流行没有持续表示遗憾，其实根本不必，这只是文化复兴的一个序曲。文化首先是经济的反映，其次也能反作用于经济。一人，一家，一国，富强起来最普通的路是先富后强，这个强也包括精神上的强。即先是经济上爆发，然后才“知书达礼”。当然精神的作用也同样重要，也有先勒紧腰带“知书达理”，后强家富国的。因此作为个体，应意识到我们正处于一个千年一遇的又一个伟大的民族复兴初期，而自觉地先从精神上富强起来，并从而感染他人，为文化复兴尽自己的微薄之力，虽一人力单，俩人力薄，但三人成虎，万人汇江河，总有一天会托起中华另一片天的，我相信那一天我们一定是穿着自己崭新的国服举国欢庆的。
by:根素拼音输入法
去苏格兰之前，就听说过苏格兰男人也穿裙子，当时也没在意，以为是个玩笑。到了格拉斯哥后，突然在街上看到穿裙子的男人，才大吃一惊，传说竟然是真的。
这让我不禁想起了第一次上课的场景。早就听说英国人的绅士精神，所以为了显示我们对主人的尊重，不远万里每人带了套西服，第一天听课，一大早西装革履地出发了。一堂下来，老师比划着领带和衣服给了几句让我们很是意外建议，我英语虽差，但还是听明白了，就是要我们明天可以穿得随便点、放松点。其实不用他说，见过几位英国人后我们就发现自己穿得不能说滑稽，也不能说不伦不类，但就是感觉不对劲。因为除了一两位岁数比较大一点的外，几乎都是T恤或衬衫不带领带的，非常地“easy”和随便，和我们想象的西装革履的英国人完全不一样。虽然以前也看过文章说英国的年轻人一点都不传统，穿着随便，但亲眼见了这样的情况还是很意外，因为这是工作时间，且接待的是“外宾”，这样的穿着还是有点太那个随便了吧。
想想国内有些企业要求员工上班时间西装领带皮鞋，一样都不能少，有的甚至会因为穿着不符合要求要罚款，真是不可思议。但更重要的是，西服并不是我们的国粹呀，凭什么要在自己家里穿西方人的礼服呢？礼服，肯定有些装饰性的元素存在，在重要的场合带带未尝不可，但要在平时工作中带着的确有点迂腐。比如说领带，据说起初的作用类似陕北人在头上裹的毛巾，有一定的实用性，如擦擦汗什么的，但现在除了能带来不方便和呼吸困难估计什么作用也没有了，难怪西方的年轻人都已抛弃了，可我们一个东方人为什么就又给捡起来呢。这还在其次，苏格兰男人穿裙子给我的更深层次震撼是：西服怎么就演变成“国粹”了呢？这个原因肯定很复杂，估计谁也说不太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学习西方文化的最直接产物。我们学习西方文化并没有错，穿西服也没有错，谁让我们积贫积弱不如人家呢。当年我们大唐盛世时不也有许多追随者吗？现在在某些东方人的国服里还能看到唐服的影子。这就又带来一个疑问，别人的国服里能看到唐服的影子而在自己的国服里怎么就看不到呢？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现在有国服吗？这些问题都要从我们中华民族为什么能延续五千年至今并出现再次崛起的迹象的顽强生命力说起。
古代文明能象中华民族这样延续下来并长盛不衰的可以说绝无仅有。翻开中华民族的历史，不难发现，我们有过辉煌也有过屈辱，有过扩张也有过被扩张，有过盛世也有过腐朽，但每一次腐朽都会带来涅槃般的重生，最近我们刚经历了让所有中国人倍感屈辱的过去，也必将引起一场反弹最强烈的重生，相信每个中国人都能在自己的身边看到这种重生的迹象。中华民族为什么会有这样神奇的生命力？这里面原因是多方面的，什么天时的地利的人和的讲上十天十夜也讲不完。下面这几个民族文化的特点肯定是原因之一，但绝非全部，这里略作分析，难免有误，仅望抛砖引玉，能引起共鸣足矣。
一、实用主义：如果说中国人有什么信仰的话，那首选就是实用主义了。有人可能觉得我们很爱面子，其实那都是表象，即使是爱面子，也藏着更深层次的实用主义。而且爱面子绝非中华民族的特点和特色，只是我们爱的方法和地方可能有点和西方人不一样罢了。比如说，我们对自己身体的高矮胖瘦不是那么的“爱”，却对聚会时付钱的方式很在乎，而西方人似乎相反而已。衣服本来的作用就是遮风避雨的个东西，但现在却发展到了本末倒置的地步，拿来作秀，怎么地不方便就怎样去设计。幸好绝大部分中国人还是不把衣服当回事的。比如西服，我们即能在结婚典礼上看见，也能在工地田间办公室会议室等诸多场合里看见。因为在绝大部分中国人眼里，西服就是一种衣服，我想怎样穿就怎样穿，想在哪穿就在哪穿。我这样讲，并没有一点讽刺的意思，我大约是毕业后参加工作很长时间后才明白西服原来是一种礼服，穿着很讲究的，但具体怎样知道的想不清楚了，估计是从听了“光膀子打领带，自行车骑到八十迈”的笑话开始的，也好像是从那时起，除非必要，再也不骑自行车穿西服了。想想以前穿西服配球鞋当运动服穿的过去就觉得对不起西服。西服在东方古国遭遇如此礼遇，和我们的实用主义是分不开的，想想如果你食不果腹，还会考虑什么衣不得体吗？“仓廪实而知礼节”，大概讲的也是这个意思。西服如果当工作服穿也是有其优势的，至少穿脱方便，不用系扣的。但一定要做得宽松点，即使是不当运动衣穿。所以从实用主义的角度考虑，老百姓选择西服是有其合理的原因的，把西服这样“糟蹋”也是合情理的。
二、优胜劣汰、胜者为王。西服在中国被这样“糟蹋”还有一个原因，也是中国人的特点，也是中华民族得以繁盛至今的秘密武器之一，那就是中国无贵族。同样的古文明，印度就不是这样的，英国也不是这样的，日本也不是这样的，这从君主立宪制，皇室得以保留就可侧面得以证实。最早关于这个特点的记录大概是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时喊的那个口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不知从那之前还是从那之后，反正王侯将相在中国就真的没种了，长的也就几百年，短的也就几十载，且有诗为证“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现在更是如此，不管你过去是什么身份单位，也不管你通过什么方法手段，只要你现在成功了，你就可以挤身“名流”。所以我们“有胜者王侯败者寇”这样的说法。这样的文化特点从进化论的角度看就是把优胜劣汰的原则发挥得淋漓尽致了，其实质是一种不看过去看现在，不看过程看结果的思维，和鲁迅讲的中国人善于忘却的道理相似。这种文化特点虽然会造就短视、不择手段等缺点，但的确丢掉了许多束缚并给人以希望。改革开放几十载就能领跑世界经济并发展到今天的地步，和这个特点不无关系的。因此虽然过去穿衣有高低贵贱只分，但一旦其制度不复存在，就再也不能从衣服看出贵贱了，西服也不例外。
有人批评中国人盲目引进外资，自我研发不重视，并以汽车为例，什么发动机都研发不了等等。我承认这些批评都有道理，我也想这样批评一下。可我更明白，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影响，是企业的自主选择，我认为他们的选择都是正确的。因为任何事情，中国人似乎总能找到自己的捷径，几十年前的电视、小家电和现在的汽车状况何其相似，现在我们的电视却被反倾销，几十年后的汽车市场呢？现在就已看出了苗头了吧。有些事情非不能而不为也，航空发动机，火箭卫星飞船原子弹都造出来了，汽车发动机就真搞不好吗？我们应把有限的精力发挥到应发挥的地方去，除了一些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技术，有现成的能借用为什么要另起炉灶呢？要知道我们已晚起步了上百年，如果走别人走过的路是赶不上人家的。所以虽然现在我们仍存在很多问题和不足，但要是以结果来看，我们这些年取得的经济成就足以证明我们选择的路是正确的，大方向是对的，我们刻苦学习别人没有白学。正是这种重结果不重过程的思维和作法，导致我们能借就借，不能借就自己搞，敞开胸怀，丢掉束缚，大踏步地挤身世界强林之列。
三、适应性：适者生存虽是外国人总结出来的东西，但用得最好的恐怕要数中国人了吧。中国人的适应性甚至于有点太强了，以至于似乎没了原则。就以消费为例，好像西方人很少吃带骨头和带刺的肉，中国人却有“鸡吃骨头鱼吃刺”的说法。有人说这和适应性有什么关系？别急，再和你讲个西方人的生产环节的事情，西方人做事循规蹈矩，很认真，每一道工序都严格执行，到了最后一道工序，总装，问题就很少，而中国人的生产如不是严加管理，很容易在上面的工序上有点小问题就 “将就”了下去，这样一道道累积到最后一道工序时，往往就问题很多，但中国人的灵活处理使得什么问题最终都能解决了，而这种解决问题的能力一方面是适应，另一方面是纵容，纵容别人也纵容自己。所以最终受害的是消费者也就是自己。我们虽然也吃不带骨头和刺的肉，但其文化氛围能容下骨头和刺，正影射了消费者要学会上道工序没做好，老百姓要自己挑骨头挑刺的观念。比如我们现在买东西都要挑真挑假的。这种强适应性造成的一个副作用就是潜规则。比如补课，其实无数教育家和国外的教育实践都证明，就中学和小学那点知识，根本不用学生加班加点地去学的，学生本来可以活得更轻松些的，但这要靠所有人都遵守不补课的规则的，因为如果有人一灵活，要补课，你不补的就要吃亏，你要想不吃亏就也得补课。结果规则形同虚设，大家都搞得挺疲劳。这个例子如果没说明问题就再举个。我听说过有个国家商店有双休日的，而且开业时间也较短。可是如果中国人去了，当地人就过不下去了。因为你休息，中国人不休息，你就卖不过中国人，你要想不吃亏就得也不休息。所以大家的工作时间都加长了，但市场份额不会因为你工作时间加长了而增加的，原来6小时赚的钱现在就得要8小时完成。同样的事情还有加班等问题，我就不详细分析了。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出灵活性带来的弊端。这种灵活性的本质就是没有原则的原则，有其缺点也就有其优点，这个你看中国的武术运动就明白了，西方人搞拳击，不能用脚，不能摔，你技术再高只能拳击对拳击，来个武术高手你就吃亏了。我看过几次中国武术和美国拳击的较量，几乎都以中国占压倒性地优势胜利而告终。其实这好像还根据实际情况对中国的比赛规则做了些限制呢，如果完全按中国武术的规则，美国人输得更惨。即使这样，有些拳击队员在中国武术队员的脚功面前竞被踢得腿软。看过《烈火金刚》的电影对最后一组镜头印象最深，日本人抄起刀要和中国人比武，而中国人抬起手枪结束了日本人的生命，我不禁拍案叫好。因此有这样的说法，日本人说八路不好，拼刺刀时开枪。在他们眼里，拼刺刀就是拼刺刀，你是不能开枪的。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你们日本人屠杀中国人的时候怎么不给中国人以刀枪，而屠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呢，连老人和孩子都不放过，这就是你们的武士道精神？按你这理论，你日本人没原子弹，美国人就不能仍原子弹了，可是美国人也没那么迂腐，果断地扔了原子弹，这看起来好像有点无赖和残忍，但却大大地加速了战争的结束，这对挣扎于战争多年之久的世界人民包括日本人在内应不是什么坏事。所以我从不对中国人这种灵活得看似没有原则的原则感到不对或羞耻，这是五千年生存经验留下来的民族本能。最近这些年，我们吃够了按西方列强的游戏规则玩的亏了，而我们一划出个圈圈他们就嚷嚷我们破坏规则。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有什么不变的规则吗？如果有，只有一个，那就是弱肉强食，谁强谁有理的规则。所谓文明，就是把本能和本性隐藏起来的一个幌子，文明程度越高，隐藏的越深，但一旦危及到生存的时候，比原始人更野蛮。这个不用我解释，战争就是最好的诠释，即使是在今天，伊拉克屡屡发生的虐囚事件等仍证明这个观点一点都没错。当一个强盗举起刀砍向你的头的时候，你要是文明的给他讲什么“对不起，请您不要故意伤害他人”，只能带来覆灭。所以中国人在对待衣服的时候从来都是灵活地把它仅看成个遮体避寒的东西，也总是对各种衣服就具有天然的适应性，所以自古至今我们的服饰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也就不足为奇了。
四、自我否定、自我批叛：再回到我们有没有国服的话题来。如果不算西服的话，我们现在有国服吗？没有，哪怕礼仪性的也没有。我们生活在一个文化真空的时代，整个国家都在复制深圳模式，经济起飞了，文化没跟上。失去了很多，但没有新的东西补上，诗歌找不到了，文学没人读了，民族歌曲曲高和寡，中山装正式退出了人们的视野……，可能有人说网络小说、博客、流行歌曲，西服这些不算补充吗？的确，新东西是很多，但你能认为这些元素能担负起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重任吗？当然，有些东西的消失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比如中山装，这个我不知能不能算作国服，但好像中山装不是起源于中国，而且其流行也不应算是自发的，类似的包括“同志”这个称呼。所以一旦时代潮流变了，必然会引起心理上的叛逆，但叛逆发生了，一时没有也不可能马上创造出对应的替代品，于是要么学习，要么复古。于是西服流行了，于是男称“先生”，女称“小姐”，不过现在“小姐”也被糟蹋了，见了年轻的女士都不知该怎样称呼了。这些变化都是民众自发的，要按照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存在的就是不合理的，一切的一切还是一切”逻辑出发，我们不应对其报以简单的批判态度。每一种新事物的出现都有其足够的理由，否则就不可能出现，而不管其合理还是不合理。还是以衣服来说，几十年间变化不可谓不多，可就是没有一种流传下来，而且没有一点创造力。比如说西服，从单排扣到双排扣再到单排扣，扣子的数量从一个到两个到四五个，衣服下面从不开口到开口再到左右都开口，等等，几乎所有的变化都变过了，但男人们仍只有两件衣服，夹克和西服。再如裤子从喇叭裤到锥形裤到体形裤，从长裤到九分裤到七分裤甚至一分裤，裙子从长的到短的从对称的到不对称的……，但这么多变化仍是两条袖的为裤，一条袖为裙，男的只能穿裤，女的两种都能穿(是不是有点不公平)，没有一点例外，比如说，让男的穿一条袖的裙，象苏格兰男人一样。这不是玩笑，也不是学苏格兰人，祖宗们就曾穿过裙子的，长袍马褂不就是一条袖的吗？只不过苏格兰人穿到了现在，我们却扔了。我们为什么扔了，因为不自信，为什么不自信，因为积贫积弱，事实在那摆着呢，你自信不起来。因为别人比我们强，我们就想弄明白为什么，于是肯定有人觉得和衣服有关，于是换衣服，这也不是发明，古代就有胡服骑射的例子。不但衣服要扔，汉字还差点给扔了呢，可能有人还不知道我们曾有过一场汉字危机，我也仅隐约记得上小学或初中时一位语文老师说过汉字不久就要消亡了，要用拼音代替了。当时虽百般不解，但是老师说的，也不得不半信半疑，现在才知道，其实“拉丁化”风暴早在上世纪初就席卷中华大地了。最早的“拉丁化”提倡者是清末民初的思想家钱玄同。三十年瞿秋白、鲁迅、毛泽东都是“拉丁化”积极倡导者，鲁迅认为“汉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甚至断言，“汉字不灭，中国必亡！”，毛主席也曾作出“走世界共同的拼音化道路”的“最高指示”。你也可以把汉字简化和汉语拼音方案看作是汉字“拉丁化”的序曲。我估计绝大部分中国人都不理解也不同意汉字“拉丁化”，因为这不就是“消灭”汉字吗，无论从感情上还是从逻辑上都接受不了。当然要“拉丁化”存在着太大的现实的阻力和技术的难度，所以即使的毛主席也无力左右，故这场“拉丁化”无疾而终。汉字虽然没扔，但我们不自觉地却捡了个英语的“包袱”，虽然英语几乎变成了世界语，但放眼世界，几乎没有哪个国家把英语看得似乎比本国语言更重要的了。比如考研，汉语不考考英语，职称同样，太多的例子，举不胜举，好多小孩汉语还不会说呢就学英语。我承认，基于同样的原因，人家比我们强，英语很重要，比如在计算机里不会点英语是要吃点亏，等等，我们多花点时间学学没什么不好的，但这样浓厚的学习氛围尤其是一些强制性的学习还是有点严重了，会埋没人才的。
我们经常能在日常生活中听到类似的抱怨“中国人太……”、“你看看人国外……”等等，相信再自信再爱国的中国人都说过这样的话，至少听过，包括本人。于是有人说这是中国人不自信的表现，崇洋媚外等等。非也，这其实正是中华民族自我否定、自我批判精神的表现。往更深层次讲，这是一种民族自信的另类表现。那些敢于拿自己的缺点开玩笑的人往往是最自信的人，那些能看到自己的缺点的人往往是最优秀的人，民族也如此。我不否认，作为个体，某些人说那些话是骨子里的媚外，但大部分人是潜意识里表达对美好事物的一种向往，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恰是爱之切，恨之深的一种自然流露。当然，十年育树，百年育人，我们真正的经济崛起才几十年的事，文化的崛起是一个受经济制约的一个更漫长的事，有些事情，在我们有生之年只能表达一下愿望了，但我相信，几百年后，再看中华，定换了天地的。
回头再唐服怎样丢失的也就很清楚了。一个连自己的语言文字都能讨论改革的民族还有什么是不能扔的呢？总之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应变的民族，正是这种善变使得我们的祖先在五千年的历史变迁中易国不易族、服变魂不变地延续到今天。所以我们虽丢了唐服，但换来的是民族的繁衍和强盛，就象是一颗大树，春夏秋冬，风霜雪雨，改变的是枝花叶蔓，不变的是越扎越深的根。所以我从未对我们现在的文化迷失现象感到过担心，相反，我从人们对先进的技术和文化的学习里看到了一个强大的民族那海纳百川的胸襟和奋发图强的壮志。所以我们不能对其过分的苛求。但作为这个民族之中的个体，我们却应当对自己苛求。经济和文化是互相影响的，经济繁荣必然带来文化的的繁荣，反之亦然。其实这些年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国家地位的提升，我们的文化氛围早就发生了变化。前几年的唐服的流行就是这个就是一个最好的明证，是民族自信心增强的外在体验，有人也许会对这次流行没有持续表示遗憾，其实根本不必，这只是文化复兴的一个序曲。文化首先是经济的反映，其次也能反作用于经济。一人，一家，一国，富强起来最普通的路是先富后强，这个强也包括精神上的强。即先是经济上爆发，然后才“知书达礼”。当然精神的作用也同样重要，也有先勒紧腰带“知书达理”，后强家富国的。因此作为个体，应意识到我们正处于一个千年一遇的又一个伟大的民族复兴初期，而自觉地先从精神上富强起来，并从而感染他人，为文化复兴尽自己的微薄之力，虽一人力单，俩人力薄，但三人成虎，万人汇江河，总有一天会托起中华另一片天的，我相信那一天我们一定是穿着自己崭新的国服举国欢庆的。
Wednesday, July 25, 2007
怎样为“中国制造”清洗污名
怎样为“中国制造”清洗污名
[陈冰] (2007-07-24)
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大白兔”奶糖伴随着童年时光。即便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到中国店总要给孩子买包“大白兔”奶糖，其中寄予的是对“中国制造”的信赖，也是对自己人生阅历的某种纪念。
但是，菲律宾食品及药物管理局指控“大白兔”奶糖等四款中国食品含有害物质，下令进口商回收。消息发布后，人们的第一感觉是“这也许是真的”。冠生园立即发布了不含甲醛等防腐剂的检测报告，但“大白兔”并没有清白。假冒名品的风气之猖獗，对假冒伪劣商品之害的切身体验，都让中国更愿意相信那是真的。
“大白兔”声誉受损，是“中国制造”遭受世界质疑、甚至诋毁的最新案例，从西方蔓延到了亚洲。在过去几个月，从宠物饲料、儿童玩具，到咳药水、牙膏，中国产品接二连三遭欧美禁控。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更发表报告称，中国是违反美国食品安全标准最严重的国家。《今日美国报》的文章称，“中国制造”现在看来像有另一层含义——“购买者小心”。在美国犹他州，有食品公司更打出“无中国产”的招牌以示安全。
遭遇抵制是必然的
就在 “中国制造”几乎与“有毒”、“威胁”划上等号的时候，中国进行了舆论反击和贸易反制。一方面媒体将“中国制造”的不幸遭遇视为妖魔化中国的最新表现，另一方面中国也禁止进口11家美国厂商生产的肉类制品。中国竭力避免将相关问题复杂化、政治化，而实际上这个问题已成了政治问题，并且无法避免。
那么，究竟如何看待“中国制造”所遭遇的麻烦？怎样为“中国制造”清洗罪名？
早在两年前，笔者从欧式“中国威胁说”（早报天下事2005年6月）中已预感到了今天正面临的挑战。当中国各类产品迅速占据欧美超市货架，把很多小店铺挤出街道，开始直接影响欧美经济的时候，“中国威胁论”的内容就会从远离大众关注点的军事、政治，转移到与生活相关的服装、鞋帽、电子、食品和环境保护等 “琐事”上。
所有后进国家在向世界舞台冲刺时，都要遭遇强势国家的抵制，因为这关系着欧美的就业、经济问题，而这两个问题是政党间的权力斗争直接相关，政治化在所难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制造”也有类似的遭遇，在大举进入美国市场时也曾被“妖魔化”，是“劣质产品”的代名词。几项产品质量不过关而让一个国家的所有产品受辱，在国际上是不得不面对的考验，不仅涉及商品本身的质量认同和评价标准，更牵扯着一个大众情绪。德国公司把印有“F－U－C－K YOU CHINA”辱华字样的白色T恤衫出售，部分地表达着欧美劳工阶层的潜在心理。
为什么食品首当其冲
不过，这种抵制却是正常的，中国人不必太过敏，关键是要正视存在的问题。抵制的过程是挑剔的过程，能够渡过“挑剔期”就接近“接受期”了。只是，“挑剔”可能有政治因素，也可能有经济因素，当然也有商品本身的缺陷，需要中国人认真分析。
不幸的是，西方及其他国家在对“中国制造”进行挑剔时，恰恰对准了中国的软肋——食品。其中原因有三，一是中国国内市场流通的食品比出口食品的质量和安全性要差很多，致癌物质苏丹红喂鸭子产出的红心蛋、含致癌物的多宝鱼、导致大头宝宝的劣质婴儿奶粉在市场畅行，假烟、假酒、注水猪肉、臊水油、粪便臭豆腐屡见不鲜，以致专家和大众都有“虽然有毒，但是少用无害”的无奈。西方的“检举”，会让中国老百姓感到是替天行道，进而加剧对中国各级政府执法不严的怨气，微妙的政治影响便开始发酵。
二是很多的“中国制造”，获利的其实是外国公司，中国不过是加工厂。相对食品而言，电子、服装、妆饰和其他日用品，获利空间都比较大，离“生命安全”、“儿童健康”这些关键词较远，而且中国人和海外华人在食品业的掌控能力较强，所以食品、玩具等便首当其冲，给全球的震撼力要远大于汽车、电子、数字产品出问题。
多种方式为“中国制造”正名
三是中国食品安全标准与欧美可能不同，监管缺失，市场混乱，生产卫生条件差，都是导致质量不过关的原因，国外的检举只要有理有据，是可以坦然接受并且加以改进的。
为“中国制造”清洗罪名的主角当然是中国人，即便是为外国企业“贴牌生产”，只要有“中国”二字就有中国人的责任。实际上，即便在食品行业，“中国制造”也并非真的就是“不安全”的别称。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近日强调，食品安全是全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并非一个国家所独有，各国政府都需要加强相关的监管制度和措施，以确保食品安全。
擦亮“中国制造”的声誉，首先是中国能够拿出一些独特的质量响当当的名牌和几个旗舰企业。三四件质量事故可以让一个国家的商品蒙难，一两种驰名产品也可以立国。英国政府对“疯牛病”的遮遮掩掩，导致英国失去70％以上的欧盟牛肉市场，“英国食品”从最安全跌落到“不可信”，其农业自此一蹶不振。同样，一个诺基亚支撑着芬兰的经济和国家声誉，索尼（新力）、丰田、本田把“日本制造”从“劣质产品”扭转为“优质产品”，现代、三星能遮盖掉“韩国制造”的种种阴影。要让“中国制造”闪光并且为全球信赖，竖起几个人见人爱的名牌是捷径。技术创新、销售战略、生产标准不仅要达到世界上最苛刻的标准，还要在名称上让全世界易记易接受。“东京通信工业”改为“索尼”后让这个名字风行世界的例子，极好地说明细节的重要性。“细节决定成败”，对富有诗意和善于狂想的中国企业家来说，这六个字分量极重。
利用法律来维护“中国制造”的声誉，也是重要武器。虽然中国国内的法律执行力度尚有欠缺，但在法治国家还真可以用法律来维护“中国制造”的尊严。2004年，浙江通领科技集团生产的GFCI（接地故障断路器）产品进入美国，迅速占领美国主流市场。但同时遭遇美国世界级电器巨头企业莱伏顿公司在美国三个州地方法院的起诉，称通领公司侵犯了他们的专利。这场官司现在有了结果，通领科技集团没有“偷”他们的专利，是自己研发出的。试想，如果没有勇气和底气去打赢这场官司，那么“中国制造”不仅“有毒”，而且 “偷盗”。这场官司获胜，为所有“中国制造”的信誉有正面作用。“大白兔”也应该在菲律宾打一场官司，如果坚信自己的产品没有防腐剂的话。
中国在各个出口行业，尤其是事关人命的食品、医药行业，进行严格的自我整治是非常必要的。“民以食为天”，这句古语曾被中国政府视为“最大的人权”。那么，本国国民都对自己所吃所喝不予信任，都不敢保证“无毒”，很难让外国人信任“中国制造”的食品就很安全。
另外，中国人常把“利”的反面看作“义”、“良知”，其实“利”的反面是“害”、“灾难”。无“义”的逐利可以接受，“有害”的逐利则万万不行。把政治上的“内外有别”、“抓大放小”应用于商业，是“中国制造”声誉受损的核心因素，值得全社会反思并且进行严格的制度建设。认识到了这一点，“中国制造”无论是出口还是内销，名字都会响亮起来。
·作者是中国资深媒体人
[陈冰] (2007-07-24)
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大白兔”奶糖伴随着童年时光。即便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到中国店总要给孩子买包“大白兔”奶糖，其中寄予的是对“中国制造”的信赖，也是对自己人生阅历的某种纪念。
但是，菲律宾食品及药物管理局指控“大白兔”奶糖等四款中国食品含有害物质，下令进口商回收。消息发布后，人们的第一感觉是“这也许是真的”。冠生园立即发布了不含甲醛等防腐剂的检测报告，但“大白兔”并没有清白。假冒名品的风气之猖獗，对假冒伪劣商品之害的切身体验，都让中国更愿意相信那是真的。
“大白兔”声誉受损，是“中国制造”遭受世界质疑、甚至诋毁的最新案例，从西方蔓延到了亚洲。在过去几个月，从宠物饲料、儿童玩具，到咳药水、牙膏，中国产品接二连三遭欧美禁控。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更发表报告称，中国是违反美国食品安全标准最严重的国家。《今日美国报》的文章称，“中国制造”现在看来像有另一层含义——“购买者小心”。在美国犹他州，有食品公司更打出“无中国产”的招牌以示安全。
遭遇抵制是必然的
就在 “中国制造”几乎与“有毒”、“威胁”划上等号的时候，中国进行了舆论反击和贸易反制。一方面媒体将“中国制造”的不幸遭遇视为妖魔化中国的最新表现，另一方面中国也禁止进口11家美国厂商生产的肉类制品。中国竭力避免将相关问题复杂化、政治化，而实际上这个问题已成了政治问题，并且无法避免。
那么，究竟如何看待“中国制造”所遭遇的麻烦？怎样为“中国制造”清洗罪名？
早在两年前，笔者从欧式“中国威胁说”（早报天下事2005年6月）中已预感到了今天正面临的挑战。当中国各类产品迅速占据欧美超市货架，把很多小店铺挤出街道，开始直接影响欧美经济的时候，“中国威胁论”的内容就会从远离大众关注点的军事、政治，转移到与生活相关的服装、鞋帽、电子、食品和环境保护等 “琐事”上。
所有后进国家在向世界舞台冲刺时，都要遭遇强势国家的抵制，因为这关系着欧美的就业、经济问题，而这两个问题是政党间的权力斗争直接相关，政治化在所难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制造”也有类似的遭遇，在大举进入美国市场时也曾被“妖魔化”，是“劣质产品”的代名词。几项产品质量不过关而让一个国家的所有产品受辱，在国际上是不得不面对的考验，不仅涉及商品本身的质量认同和评价标准，更牵扯着一个大众情绪。德国公司把印有“F－U－C－K YOU CHINA”辱华字样的白色T恤衫出售，部分地表达着欧美劳工阶层的潜在心理。
为什么食品首当其冲
不过，这种抵制却是正常的，中国人不必太过敏，关键是要正视存在的问题。抵制的过程是挑剔的过程，能够渡过“挑剔期”就接近“接受期”了。只是，“挑剔”可能有政治因素，也可能有经济因素，当然也有商品本身的缺陷，需要中国人认真分析。
不幸的是，西方及其他国家在对“中国制造”进行挑剔时，恰恰对准了中国的软肋——食品。其中原因有三，一是中国国内市场流通的食品比出口食品的质量和安全性要差很多，致癌物质苏丹红喂鸭子产出的红心蛋、含致癌物的多宝鱼、导致大头宝宝的劣质婴儿奶粉在市场畅行，假烟、假酒、注水猪肉、臊水油、粪便臭豆腐屡见不鲜，以致专家和大众都有“虽然有毒，但是少用无害”的无奈。西方的“检举”，会让中国老百姓感到是替天行道，进而加剧对中国各级政府执法不严的怨气，微妙的政治影响便开始发酵。
二是很多的“中国制造”，获利的其实是外国公司，中国不过是加工厂。相对食品而言，电子、服装、妆饰和其他日用品，获利空间都比较大，离“生命安全”、“儿童健康”这些关键词较远，而且中国人和海外华人在食品业的掌控能力较强，所以食品、玩具等便首当其冲，给全球的震撼力要远大于汽车、电子、数字产品出问题。
多种方式为“中国制造”正名
三是中国食品安全标准与欧美可能不同，监管缺失，市场混乱，生产卫生条件差，都是导致质量不过关的原因，国外的检举只要有理有据，是可以坦然接受并且加以改进的。
为“中国制造”清洗罪名的主角当然是中国人，即便是为外国企业“贴牌生产”，只要有“中国”二字就有中国人的责任。实际上，即便在食品行业，“中国制造”也并非真的就是“不安全”的别称。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近日强调，食品安全是全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并非一个国家所独有，各国政府都需要加强相关的监管制度和措施，以确保食品安全。
擦亮“中国制造”的声誉，首先是中国能够拿出一些独特的质量响当当的名牌和几个旗舰企业。三四件质量事故可以让一个国家的商品蒙难，一两种驰名产品也可以立国。英国政府对“疯牛病”的遮遮掩掩，导致英国失去70％以上的欧盟牛肉市场，“英国食品”从最安全跌落到“不可信”，其农业自此一蹶不振。同样，一个诺基亚支撑着芬兰的经济和国家声誉，索尼（新力）、丰田、本田把“日本制造”从“劣质产品”扭转为“优质产品”，现代、三星能遮盖掉“韩国制造”的种种阴影。要让“中国制造”闪光并且为全球信赖，竖起几个人见人爱的名牌是捷径。技术创新、销售战略、生产标准不仅要达到世界上最苛刻的标准，还要在名称上让全世界易记易接受。“东京通信工业”改为“索尼”后让这个名字风行世界的例子，极好地说明细节的重要性。“细节决定成败”，对富有诗意和善于狂想的中国企业家来说，这六个字分量极重。
利用法律来维护“中国制造”的声誉，也是重要武器。虽然中国国内的法律执行力度尚有欠缺，但在法治国家还真可以用法律来维护“中国制造”的尊严。2004年，浙江通领科技集团生产的GFCI（接地故障断路器）产品进入美国，迅速占领美国主流市场。但同时遭遇美国世界级电器巨头企业莱伏顿公司在美国三个州地方法院的起诉，称通领公司侵犯了他们的专利。这场官司现在有了结果，通领科技集团没有“偷”他们的专利，是自己研发出的。试想，如果没有勇气和底气去打赢这场官司，那么“中国制造”不仅“有毒”，而且 “偷盗”。这场官司获胜，为所有“中国制造”的信誉有正面作用。“大白兔”也应该在菲律宾打一场官司，如果坚信自己的产品没有防腐剂的话。
中国在各个出口行业，尤其是事关人命的食品、医药行业，进行严格的自我整治是非常必要的。“民以食为天”，这句古语曾被中国政府视为“最大的人权”。那么，本国国民都对自己所吃所喝不予信任，都不敢保证“无毒”，很难让外国人信任“中国制造”的食品就很安全。
另外，中国人常把“利”的反面看作“义”、“良知”，其实“利”的反面是“害”、“灾难”。无“义”的逐利可以接受，“有害”的逐利则万万不行。把政治上的“内外有别”、“抓大放小”应用于商业，是“中国制造”声誉受损的核心因素，值得全社会反思并且进行严格的制度建设。认识到了这一点，“中国制造”无论是出口还是内销，名字都会响亮起来。
·作者是中国资深媒体人
Saturday, July 21, 2007
以大历史的视角看台湾解严开禁
以大历史的视角看台湾解严开禁
[陈子帛] (2007-07-21)
台湾二十年前的解严开禁，影响和左右着其后剧烈而痛苦的民主化转型。无论是“宁静革命”抑或是“转型正义”，或者是“不完全民主形态”，台湾第一次政党轮替都是两岸四地第一次民主实践。其特殊意义和深远影响，只是单纯用台湾视角来看似乎是不足够的。
原因很简单。首先，由于受到各种既定意识形态的局限和约束，近期台湾朝野以及主流媒体对戒严开禁的纪念和评价，多半都有以偏概全的缺憾，难以完整、客观地展现出全貌。
其次，台湾终止和废除长达30年的军事戒严体制，是国共内战、两岸政治分裂的结果，同时也是两岸关系即将出现历史性突破的预热和准备。其影响其实已辐射到两岸长达20年的互动。今天台海关系的战略格局，与当年的解严开禁有不可割裂的关系。
再次，台湾始终是华人社会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区域，在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层面的变迁，很难脱离华人社会乃至国际政治局势的时代和历史背景。因此，对于台湾解严开禁的追忆与追思，如果采用大历史视角鸟瞰和观察，也许会有更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和启示。
解严前后的大陆与台湾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似乎更强调从小事件看大道理；从长远的社会、经济结构观察历史脉动；从中西比较中提出中国历史的特殊问题；注重人物与时势的交互作用、理念与制度的差距、行政技术与经济组织的冲突以及上层结构与下层结构的分合。限于篇幅，我们只能借助他的大历史概念，对1987年7月 15日那一个历史时刻及其对两岸关系的影响，做一次纵向的回顾和前瞻。
1987年7月15日之前的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刚刚起步，释放出前所未有的政治和经济能量，但也出现了若干瓶颈，政治上先后出现了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与解放思想、告别极左路线的动向。胡耀邦在元老和极左势力不正常的逼迫下，被迫辞去党的总书记职务；而在此之前的1984年，中英两国经过外交上的反复较量，签署了决定香港前途命运的中英联合声明，香港进入了主权回归的后过渡期。
而此时的台湾，党外运动方兴未艾，并通过参与地方选举和创办党外杂志等活动，成为执政者关注的对象。代表台湾本土势力的民主进步党于1986年9月28日在圆山大饭店宣布成立，震撼了台湾政界。军事戒严体制之下的台湾，首度出现了缝隙和松动。
再就是1988年，蒋经国先生病逝，李登辉继任，国民党陷入主流与非主流之争。这一年的香港和大陆，也各有跌宕起伏。
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最为重大的政治动荡，同时也直接诱发了香港百多万人的冒雨游行，港人表现出潜藏于内心深处的家国情怀；台湾的“野百合”运动同样具有学生运动的性质，却被李登辉巧妙地借用，作为逼退“万年国代”、“终身立委”的最佳利器。经此一役，中华民国政治体制开始出现解构性的蜕变，台湾化、本土化自此势不可挡。
苏东剧变，柏林墙倒塌，共产阵营崩解，台湾当局对中国大陆局势呼应了“中国崩溃论”，作出了战略上的误判。与此同时，李登辉在两岸关系上采取了以虚对实的策略因应。国统会的设立、国统纲领的颁布以及辜汪会谈的举行，促成了90年代初期台海关系的缓和，也给李登辉的战略图谋提供了将近十年的时间。继之而来的是1995／1996年台海危机的爆发，再就是旋踵而至的“两国论”。2000年台湾总统选举，国民党结束了在台湾半个世纪的统治，台湾实现了第一次政党轮替。
新时代的两岸政治景观
大陆在邓小平南巡之后，改革开放进入新的大步跨越阶段，江泽民树立了党内核心地位。在江泽民任期内，香港、澳门相继回归，中共高层权力在“十六大”上实现了难得一见的和平交接，胡锦涛成为大陆党、政、军第一把手，大陆的政治社会转型呈现了诸多不稳定症候群。
大陆经济的高速成长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诸多不适应症，各界对政治体制改革发出了更多的呼声和诉求，执政党遇到的挑战与机遇远比改革开放初期要多得多，政权的持续性和稳定性进一步表明了权力合法性的必须与重要，执政党的革命性同样遇到了建政初期所曾有过的强力挑战。
与此同时，香港作为另一个特殊区域，在过去十年间经历了诸多考验，“一国两制”的实践走过了不平凡的十年历程。它以事实否定了“香港已死”的悲观预测之后，仍然面临着经济结构转型没有完成、政治参与缺乏活力和空间的困顿。
人们也注意到，香港的政治和社会转型进入了与大陆和台湾迥然不一的境地，但却不由自主地模仿和参照了台湾的选举文化和表现形式。而“一国两制”条件下的香港，继续维持着法治社会的基本游戏规则。廉政制度的一如既往以及公民社会相对成熟的表现，也成为大陆社会转型过程中另一个比较直接的参照。
至于台湾在过去20年来的民主化转型过程，某些表面的乱象尽管被赋予民粹政治、“文革”翻版的负面解读，但迄今为止，民间社会的自救能力并没有减弱。政治互动和博弈虽然缺乏成熟的机制和游戏规则，却未曾偏离乱中有序的轨道。
无法避免的相互影响
在海外的政治观察家们，没有台湾民众在军事戒严体制下长期生活的切身经历和感受，很难了解挣脱军事戒严体制后的释放感，也很难想象作为独裁政治最后一位领导人在顺应历史潮流、放弃威权统治那一刻的内心挣扎，更无法想象台湾人回顾和解读那段历史的光怪陆离。
笔者不久前和台湾一位友人探讨解严开禁的意义，他竟然用“解放”二字予以诠释。如果我们经历过1949年、1976年，甚至1989年和1997年的历史的话，那就能更加深刻地理解台湾知识分子、台湾民众那种获得解放的感觉。
纵向回顾台湾“解放”时刻的前前后后，横向比较大陆及香港已经和正在发生的诸多种种，我们也许能超越具体历史时空，去理解和解读1987年7月15日。
台湾已经进行的、香港准备进行的以及中国大陆有可能进行的，相互之间未必有必然的逻辑关系，但却有无法切割的彼此影响和参照。
请记住2007年这一时刻。因为再过10年、20年，当我们对再次回顾台湾解禁时，一定会有比今天更加深刻的感悟。
·作者是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
[陈子帛] (2007-07-21)
台湾二十年前的解严开禁，影响和左右着其后剧烈而痛苦的民主化转型。无论是“宁静革命”抑或是“转型正义”，或者是“不完全民主形态”，台湾第一次政党轮替都是两岸四地第一次民主实践。其特殊意义和深远影响，只是单纯用台湾视角来看似乎是不足够的。
原因很简单。首先，由于受到各种既定意识形态的局限和约束，近期台湾朝野以及主流媒体对戒严开禁的纪念和评价，多半都有以偏概全的缺憾，难以完整、客观地展现出全貌。
其次，台湾终止和废除长达30年的军事戒严体制，是国共内战、两岸政治分裂的结果，同时也是两岸关系即将出现历史性突破的预热和准备。其影响其实已辐射到两岸长达20年的互动。今天台海关系的战略格局，与当年的解严开禁有不可割裂的关系。
再次，台湾始终是华人社会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区域，在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层面的变迁，很难脱离华人社会乃至国际政治局势的时代和历史背景。因此，对于台湾解严开禁的追忆与追思，如果采用大历史视角鸟瞰和观察，也许会有更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和启示。
解严前后的大陆与台湾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似乎更强调从小事件看大道理；从长远的社会、经济结构观察历史脉动；从中西比较中提出中国历史的特殊问题；注重人物与时势的交互作用、理念与制度的差距、行政技术与经济组织的冲突以及上层结构与下层结构的分合。限于篇幅，我们只能借助他的大历史概念，对1987年7月 15日那一个历史时刻及其对两岸关系的影响，做一次纵向的回顾和前瞻。
1987年7月15日之前的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刚刚起步，释放出前所未有的政治和经济能量，但也出现了若干瓶颈，政治上先后出现了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与解放思想、告别极左路线的动向。胡耀邦在元老和极左势力不正常的逼迫下，被迫辞去党的总书记职务；而在此之前的1984年，中英两国经过外交上的反复较量，签署了决定香港前途命运的中英联合声明，香港进入了主权回归的后过渡期。
而此时的台湾，党外运动方兴未艾，并通过参与地方选举和创办党外杂志等活动，成为执政者关注的对象。代表台湾本土势力的民主进步党于1986年9月28日在圆山大饭店宣布成立，震撼了台湾政界。军事戒严体制之下的台湾，首度出现了缝隙和松动。
再就是1988年，蒋经国先生病逝，李登辉继任，国民党陷入主流与非主流之争。这一年的香港和大陆，也各有跌宕起伏。
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最为重大的政治动荡，同时也直接诱发了香港百多万人的冒雨游行，港人表现出潜藏于内心深处的家国情怀；台湾的“野百合”运动同样具有学生运动的性质，却被李登辉巧妙地借用，作为逼退“万年国代”、“终身立委”的最佳利器。经此一役，中华民国政治体制开始出现解构性的蜕变，台湾化、本土化自此势不可挡。
苏东剧变，柏林墙倒塌，共产阵营崩解，台湾当局对中国大陆局势呼应了“中国崩溃论”，作出了战略上的误判。与此同时，李登辉在两岸关系上采取了以虚对实的策略因应。国统会的设立、国统纲领的颁布以及辜汪会谈的举行，促成了90年代初期台海关系的缓和，也给李登辉的战略图谋提供了将近十年的时间。继之而来的是1995／1996年台海危机的爆发，再就是旋踵而至的“两国论”。2000年台湾总统选举，国民党结束了在台湾半个世纪的统治，台湾实现了第一次政党轮替。
新时代的两岸政治景观
大陆在邓小平南巡之后，改革开放进入新的大步跨越阶段，江泽民树立了党内核心地位。在江泽民任期内，香港、澳门相继回归，中共高层权力在“十六大”上实现了难得一见的和平交接，胡锦涛成为大陆党、政、军第一把手，大陆的政治社会转型呈现了诸多不稳定症候群。
大陆经济的高速成长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诸多不适应症，各界对政治体制改革发出了更多的呼声和诉求，执政党遇到的挑战与机遇远比改革开放初期要多得多，政权的持续性和稳定性进一步表明了权力合法性的必须与重要，执政党的革命性同样遇到了建政初期所曾有过的强力挑战。
与此同时，香港作为另一个特殊区域，在过去十年间经历了诸多考验，“一国两制”的实践走过了不平凡的十年历程。它以事实否定了“香港已死”的悲观预测之后，仍然面临着经济结构转型没有完成、政治参与缺乏活力和空间的困顿。
人们也注意到，香港的政治和社会转型进入了与大陆和台湾迥然不一的境地，但却不由自主地模仿和参照了台湾的选举文化和表现形式。而“一国两制”条件下的香港，继续维持着法治社会的基本游戏规则。廉政制度的一如既往以及公民社会相对成熟的表现，也成为大陆社会转型过程中另一个比较直接的参照。
至于台湾在过去20年来的民主化转型过程，某些表面的乱象尽管被赋予民粹政治、“文革”翻版的负面解读，但迄今为止，民间社会的自救能力并没有减弱。政治互动和博弈虽然缺乏成熟的机制和游戏规则，却未曾偏离乱中有序的轨道。
无法避免的相互影响
在海外的政治观察家们，没有台湾民众在军事戒严体制下长期生活的切身经历和感受，很难了解挣脱军事戒严体制后的释放感，也很难想象作为独裁政治最后一位领导人在顺应历史潮流、放弃威权统治那一刻的内心挣扎，更无法想象台湾人回顾和解读那段历史的光怪陆离。
笔者不久前和台湾一位友人探讨解严开禁的意义，他竟然用“解放”二字予以诠释。如果我们经历过1949年、1976年，甚至1989年和1997年的历史的话，那就能更加深刻地理解台湾知识分子、台湾民众那种获得解放的感觉。
纵向回顾台湾“解放”时刻的前前后后，横向比较大陆及香港已经和正在发生的诸多种种，我们也许能超越具体历史时空，去理解和解读1987年7月15日。
台湾已经进行的、香港准备进行的以及中国大陆有可能进行的，相互之间未必有必然的逻辑关系，但却有无法切割的彼此影响和参照。
请记住2007年这一时刻。因为再过10年、20年，当我们对再次回顾台湾解禁时，一定会有比今天更加深刻的感悟。
·作者是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
Thursday, June 28, 2007
非洲需要马歇尔计划
非洲需要马歇尔计划
● 吴木銮（福州）
在今年的G8峰会上，非洲议题是热点。非洲这些国家的经济史，确实是一部大量自然资源被开发和利用、当地人民财富并没有增加的故事。当今的富国和强国对非洲的额外关照理所当然。
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G8成员国重申原来的承诺，拨款600亿美元以防止爱之病、肺结核和疟疾的蔓延。但是，这项承诺又遭到各方的质疑。质疑是有道理的。在冷战结束后，当时众多非洲国家接受了“华盛顿共识”，开放自己的市场，放松政府管制，但最终是什么结果？
在许多非洲国家，过去的十年的经济史都可用“转型”来概括。自从上世纪90年中期，塞内加尔也尽了最大努力进行转型。为了报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塞内加尔贬值了货币，开放了市场，关税下降，一夜之间就成为欧洲出口商的天堂，当地市场迅速被挤垮。大部分非洲国家目前的经验是，开放市场，放松管制的结果是失业率上升，生活水平并没有改善。
中国当资本主义的教练
在“华盛顿共识”幻觉破灭后，非洲人似乎更欢迎中国的务实外交。欧美的精英们颇为妒忌地看着这一切，并表示是这是多大的历史讽刺：社会主义中国而不是欧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教育非洲人如何发展资本主义，如何发展经济。
6月8日，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汉办）合办的内罗毕广播孔子课堂，在内罗毕举行揭牌仪式。孔子课堂以《汉语 900句》为教材，越来越多的肯雅人对汉语产生兴趣，因此仅靠当地的教学力量无法满足需求，就需要通过广播汉语教学节目作为课堂教学的补充。据称，广播孔子课堂很受欢迎。
语言、文化的需求通常在经济合作达到一定的高度才会发生。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人在全世界的各个角落都有。但是，往往这都是零星的行为。只有两国的经济和其他方面的交往达到一定规模，具备较大规模传播的广播和课堂才成为需要。
但是，从近年来持续发生的中国工人在非洲受袭击事件来看，中国务实外交确实受到“非传统”挑战。在非洲国内，反对派或者反政府武装认为中国与当局合作，增加了当局的博弈能力，挑战了反对者的地位或者利益，因此可能把中国的工人作为报复对象。
而在国际上，西方人又指责中国支持一些独裁政权，削弱西方的影响力。
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在非洲的外交成功之处就在于不附加条件。这是一种善意。但是从长远来说，如果当地的市民社会没有发育，政局仍然动乱不堪，最终中国和中国商人的利益将会受损。
商业导向或政治改革
今年G8峰会的前一天，就是援助欧洲经济复兴的马歇尔计划60年纪念日。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提出，以马歇尔计划为镜，恢复商业内核是援助非洲的首要目标，只有以商业为导向的非洲外交和援助，才会取得持久的功效。
从历史上来说，马歇尔计划与其说是一个巨大的慈善项目，不如说是帮助欧洲恢复商业引擎，最终靠自己腾飞。马歇尔计划最初只获得14%的民意支持。但随着美国商业领导人的锐意进取，马歇尔计划的成效日益显现，民意支持率也迅速调整，终成丰功伟业。
从今天来看，当时欧洲经济濒于崩溃，粮食和燃料等物资极度匮乏。欧洲需要大量的资金来购买基础生产资料，还要大量的投入来恢复基础设施。但是，如果仅仅是130余亿美元资金的资助，没有商业阶层的培育，非洲仍然贫穷和腐败，经济会处于恶性循环中。
在G8峰会上，默克尔表示，非洲要减少贫困，消除战争，就必须进行政治改革。布什也持相似的观点，与中国所持的立场不同。如果在这个议题更改立场，与西方采取相同路径，中国的优势将不存在。
所以笔者认为，合适的路径就是在商业输出的同时，培育当地的商业和企业家精神。有稳定的企业家队伍和强大的商业精神，他们就会自动地维护自身的利益，就会产生持久的力量来要求政局保持稳定。这与中国在非洲所寻求的目标是一致的。
·作者是中国媒体人
● 吴木銮（福州）
在今年的G8峰会上，非洲议题是热点。非洲这些国家的经济史，确实是一部大量自然资源被开发和利用、当地人民财富并没有增加的故事。当今的富国和强国对非洲的额外关照理所当然。
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G8成员国重申原来的承诺，拨款600亿美元以防止爱之病、肺结核和疟疾的蔓延。但是，这项承诺又遭到各方的质疑。质疑是有道理的。在冷战结束后，当时众多非洲国家接受了“华盛顿共识”，开放自己的市场，放松政府管制，但最终是什么结果？
在许多非洲国家，过去的十年的经济史都可用“转型”来概括。自从上世纪90年中期，塞内加尔也尽了最大努力进行转型。为了报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塞内加尔贬值了货币，开放了市场，关税下降，一夜之间就成为欧洲出口商的天堂，当地市场迅速被挤垮。大部分非洲国家目前的经验是，开放市场，放松管制的结果是失业率上升，生活水平并没有改善。
中国当资本主义的教练
在“华盛顿共识”幻觉破灭后，非洲人似乎更欢迎中国的务实外交。欧美的精英们颇为妒忌地看着这一切，并表示是这是多大的历史讽刺：社会主义中国而不是欧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教育非洲人如何发展资本主义，如何发展经济。
6月8日，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汉办）合办的内罗毕广播孔子课堂，在内罗毕举行揭牌仪式。孔子课堂以《汉语 900句》为教材，越来越多的肯雅人对汉语产生兴趣，因此仅靠当地的教学力量无法满足需求，就需要通过广播汉语教学节目作为课堂教学的补充。据称，广播孔子课堂很受欢迎。
语言、文化的需求通常在经济合作达到一定的高度才会发生。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人在全世界的各个角落都有。但是，往往这都是零星的行为。只有两国的经济和其他方面的交往达到一定规模，具备较大规模传播的广播和课堂才成为需要。
但是，从近年来持续发生的中国工人在非洲受袭击事件来看，中国务实外交确实受到“非传统”挑战。在非洲国内，反对派或者反政府武装认为中国与当局合作，增加了当局的博弈能力，挑战了反对者的地位或者利益，因此可能把中国的工人作为报复对象。
而在国际上，西方人又指责中国支持一些独裁政权，削弱西方的影响力。
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在非洲的外交成功之处就在于不附加条件。这是一种善意。但是从长远来说，如果当地的市民社会没有发育，政局仍然动乱不堪，最终中国和中国商人的利益将会受损。
商业导向或政治改革
今年G8峰会的前一天，就是援助欧洲经济复兴的马歇尔计划60年纪念日。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提出，以马歇尔计划为镜，恢复商业内核是援助非洲的首要目标，只有以商业为导向的非洲外交和援助，才会取得持久的功效。
从历史上来说，马歇尔计划与其说是一个巨大的慈善项目，不如说是帮助欧洲恢复商业引擎，最终靠自己腾飞。马歇尔计划最初只获得14%的民意支持。但随着美国商业领导人的锐意进取，马歇尔计划的成效日益显现，民意支持率也迅速调整，终成丰功伟业。
从今天来看，当时欧洲经济濒于崩溃，粮食和燃料等物资极度匮乏。欧洲需要大量的资金来购买基础生产资料，还要大量的投入来恢复基础设施。但是，如果仅仅是130余亿美元资金的资助，没有商业阶层的培育，非洲仍然贫穷和腐败，经济会处于恶性循环中。
在G8峰会上，默克尔表示，非洲要减少贫困，消除战争，就必须进行政治改革。布什也持相似的观点，与中国所持的立场不同。如果在这个议题更改立场，与西方采取相同路径，中国的优势将不存在。
所以笔者认为，合适的路径就是在商业输出的同时，培育当地的商业和企业家精神。有稳定的企业家队伍和强大的商业精神，他们就会自动地维护自身的利益，就会产生持久的力量来要求政局保持稳定。这与中国在非洲所寻求的目标是一致的。
·作者是中国媒体人
Tuesday, June 26, 2007
常谈常新的“利益攸关方”
常谈常新的“利益攸关方”
● 韦弦
自2005年8月中美第一次战略对话以来，不到两年的时间，中美之间进行了4次副外长级的战略对话。期间，美国前副国务卿佐立克关于利益攸关方的判断，成了中美关系中最热络的话题。如今，佐立克已另就新职，也淡出中美关系，但利益攸关方这个判断作为佐立克留给美国外交界的政治遗产，依然发挥着重要影响。
想把中国纳入美国的世界蓝图
客观讲，利益攸关方的判断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中国国际地位转变的现实，但也是美国想给中国国际角色演变套上的一个紧箍咒。
新中国成立至今58年，1978年正好处于中间段。前一个29年，中国在发展的道路上走得步履蹒跚、时有反复。但后一个29年，改革开放的政策壮大了中国的国力，其国际影响力不断上升，国际利益也不断延伸。历史的画卷虽然幻若烟尘，但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道路却是清晰可辨的。
其实，不仅对于美国，对于很多国家，包括很多区域性甚至全球性国际组织，今天的中国早已是切切实实的利益攸关方了。最近10年来，世界范围内以中国为主题的研讨和辩论随时随处可见。关于中国的书籍成为许多国家图书榜的爬榜高手。这些，都是利益攸关方这个判断符合现实的一面。
但利益攸关方这个判断在美国人的视野中，是有着比较强烈的主观色彩和自我中心色彩的。美国希望中国做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表面看起来是希望中国承担起应尽的国际义务和国际责任。但这些所谓的义务和责任，是以美国人的标准来判断的。其潜台词不过是，符合美国利益就是负责任，不符合美国利益就属于不负责任。
所以说，不能排除美国想用一个光鲜亮丽的词汇给中国施加一个不易摆脱的紧箍咒。表面上看，利益攸关方的判断是对中国实力、国际地位甚至国际利益的承认，但更深一层考虑还是想把中国纳入美国的世界蓝图中去。
不能只提单方面的利益攸关
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去年访问美国，在与布什总统会晤时表示，中美双方不仅是利益攸关方，而且更应该是建设性合作者。我们回头思索胡锦涛当时的表态，对中美关系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在美国最初的设计中，美国只是单方面希望中国做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而胡锦涛的表态事实上把这种单方面的企望变成了双方都应该承担的责任。事实也的确如此，美国不能总是单方面对中国提出种种所谓负责任的要求，而不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和双边责任。
所以，在刚刚结束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与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内格罗蓬特举行的第四轮中美战略对话中，台湾问题再次成为令人关注的焦点。在这轮对话中，双方认为必须妥善处理台湾问题，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维护中美关系大局。这种表述，应该讲是双方都体现出负责任的结果。
表述中没有提到国家统一和反台独，但强调了台海的和平与稳定。这显然与最近一段时期陈水扁的台独冒进行为有关。虽然台湾问题一直是中国内政，但美国的长期介入使之成了中美之间的敏感问题。台湾问题处理不好，会影响中美关系大局。而所谓的处理不好，指得是中美两方、而不是一方的言行。最近几年，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的分量时轻时重，这种分量的变化与台海局势的变化有关，也和美国的对台政策调整有关。
最近，美国对陈水扁大选绑公投企图表态强硬，不仅公开警告，而且明确拒绝台湾提出希望美国重申所谓的“六项保证”。这个行动与布什任内美国对台政策的调整是一脉相承的。符合台海和平与稳定的大局，应该说是一个负责任的行为。
也就是说，美国不能只是以“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对中国提出要求，要求中国在朝鲜、伊拉克、伊朗等美国所关心的问题上“负责任”，“配合”美国。美国也要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在台湾问题上恪守承诺，维护中美关系大局。这才是胡锦涛所讲的中美双方是利益攸关方的内涵。
美国也害怕中国负责任
另一方面，胡锦涛所谈到的中美双方更应该是建设性合作者，对今天的台湾问题同样是有所指的。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不应该做一个破坏性的参与者，绝不能因为美国的介入而使台海局势失控，使陈水扁成为一个有恃无恐的麻烦制造者。美国方面应该承担的责任不是偏袒台独，而是打压台独的冒险性。
其实，美国希望中国作为利益攸关方所要负的责任也是有限的，有保留的，甚至是有选择的。在一次国际研讨会上，面对美国学者提出的希望中国做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论调，一个中国学者曾经作出反驳，指出美国并不希望中国在所有问题上都真正负起责任。如果中国在所有国际问题上都负起责任，真正害怕的倒是美国了。
所谓的负责任，美国只是希望中国在美国需要的地方和时候负责任。人们经常看到，在有利于美国的全球或地区问题上，美国总是不忘敦促中国要负起责任。但在中美可能存在利益摩擦或对立的领域，美国并不希望中国出现，更不希望中国“负责任”。
当中国大力发展与非洲国家关系时，当中国加大对非洲援助时，对这种负责任行为感到紧张的就是美国。他们担心中国弱化美国对非洲的影响力，所以指责中国企图控制非洲的能源。
利益攸关方的概念，两年来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不可谓不大，但各方对这个概念的诠释和理解却常谈常新。
·作者是北京国际问题学者
● 韦弦
自2005年8月中美第一次战略对话以来，不到两年的时间，中美之间进行了4次副外长级的战略对话。期间，美国前副国务卿佐立克关于利益攸关方的判断，成了中美关系中最热络的话题。如今，佐立克已另就新职，也淡出中美关系，但利益攸关方这个判断作为佐立克留给美国外交界的政治遗产，依然发挥着重要影响。
想把中国纳入美国的世界蓝图
客观讲，利益攸关方的判断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中国国际地位转变的现实，但也是美国想给中国国际角色演变套上的一个紧箍咒。
新中国成立至今58年，1978年正好处于中间段。前一个29年，中国在发展的道路上走得步履蹒跚、时有反复。但后一个29年，改革开放的政策壮大了中国的国力，其国际影响力不断上升，国际利益也不断延伸。历史的画卷虽然幻若烟尘，但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道路却是清晰可辨的。
其实，不仅对于美国，对于很多国家，包括很多区域性甚至全球性国际组织，今天的中国早已是切切实实的利益攸关方了。最近10年来，世界范围内以中国为主题的研讨和辩论随时随处可见。关于中国的书籍成为许多国家图书榜的爬榜高手。这些，都是利益攸关方这个判断符合现实的一面。
但利益攸关方这个判断在美国人的视野中，是有着比较强烈的主观色彩和自我中心色彩的。美国希望中国做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表面看起来是希望中国承担起应尽的国际义务和国际责任。但这些所谓的义务和责任，是以美国人的标准来判断的。其潜台词不过是，符合美国利益就是负责任，不符合美国利益就属于不负责任。
所以说，不能排除美国想用一个光鲜亮丽的词汇给中国施加一个不易摆脱的紧箍咒。表面上看，利益攸关方的判断是对中国实力、国际地位甚至国际利益的承认，但更深一层考虑还是想把中国纳入美国的世界蓝图中去。
不能只提单方面的利益攸关
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去年访问美国，在与布什总统会晤时表示，中美双方不仅是利益攸关方，而且更应该是建设性合作者。我们回头思索胡锦涛当时的表态，对中美关系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在美国最初的设计中，美国只是单方面希望中国做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而胡锦涛的表态事实上把这种单方面的企望变成了双方都应该承担的责任。事实也的确如此，美国不能总是单方面对中国提出种种所谓负责任的要求，而不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和双边责任。
所以，在刚刚结束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与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内格罗蓬特举行的第四轮中美战略对话中，台湾问题再次成为令人关注的焦点。在这轮对话中，双方认为必须妥善处理台湾问题，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维护中美关系大局。这种表述，应该讲是双方都体现出负责任的结果。
表述中没有提到国家统一和反台独，但强调了台海的和平与稳定。这显然与最近一段时期陈水扁的台独冒进行为有关。虽然台湾问题一直是中国内政，但美国的长期介入使之成了中美之间的敏感问题。台湾问题处理不好，会影响中美关系大局。而所谓的处理不好，指得是中美两方、而不是一方的言行。最近几年，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的分量时轻时重，这种分量的变化与台海局势的变化有关，也和美国的对台政策调整有关。
最近，美国对陈水扁大选绑公投企图表态强硬，不仅公开警告，而且明确拒绝台湾提出希望美国重申所谓的“六项保证”。这个行动与布什任内美国对台政策的调整是一脉相承的。符合台海和平与稳定的大局，应该说是一个负责任的行为。
也就是说，美国不能只是以“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对中国提出要求，要求中国在朝鲜、伊拉克、伊朗等美国所关心的问题上“负责任”，“配合”美国。美国也要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在台湾问题上恪守承诺，维护中美关系大局。这才是胡锦涛所讲的中美双方是利益攸关方的内涵。
美国也害怕中国负责任
另一方面，胡锦涛所谈到的中美双方更应该是建设性合作者，对今天的台湾问题同样是有所指的。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不应该做一个破坏性的参与者，绝不能因为美国的介入而使台海局势失控，使陈水扁成为一个有恃无恐的麻烦制造者。美国方面应该承担的责任不是偏袒台独，而是打压台独的冒险性。
其实，美国希望中国作为利益攸关方所要负的责任也是有限的，有保留的，甚至是有选择的。在一次国际研讨会上，面对美国学者提出的希望中国做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论调，一个中国学者曾经作出反驳，指出美国并不希望中国在所有问题上都真正负起责任。如果中国在所有国际问题上都负起责任，真正害怕的倒是美国了。
所谓的负责任，美国只是希望中国在美国需要的地方和时候负责任。人们经常看到，在有利于美国的全球或地区问题上，美国总是不忘敦促中国要负起责任。但在中美可能存在利益摩擦或对立的领域，美国并不希望中国出现，更不希望中国“负责任”。
当中国大力发展与非洲国家关系时，当中国加大对非洲援助时，对这种负责任行为感到紧张的就是美国。他们担心中国弱化美国对非洲的影响力，所以指责中国企图控制非洲的能源。
利益攸关方的概念，两年来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不可谓不大，但各方对这个概念的诠释和理解却常谈常新。
·作者是北京国际问题学者
Monday, June 25, 2007
库尔德族问题国际化的谜团
库尔德族问题国际化的谜团
[于时语] (2007-06-25)
最近一段时间来，土耳其和伊拉克库尔德族问题日益紧张。一面是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的军事行动和恐怖爆炸不断升温，导致土耳其军方重兵集结伊拉克边界，除了威胁将采取大规模越境行动，捣毁库尔德工人党的“境外巢穴”之外，更已经开始不断的小规模越境攻击。另一方面，是伊拉克库尔德族区领袖的反威胁，声称如果土耳其发动进攻，伊拉克库族会全面支持土国境内库族的造反行动。这一随时可能失控的局势，使得华盛顿的处境十分尴尬。
原本只局限于土耳其内部的库尔德族分离主义问题，目前显然已经国际化，原先可以追溯到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强瓜分原奥斯曼帝国领土的后遗症，演变到今天错综复杂的国际布局。
在土耳其国内，库尔德族长期受到残酷压制，具有极强的独立倾向。但是这一前景威胁到土耳其作为统一国家的生存，更会在地缘政治上切断土耳其与从里海到新疆的大片突厥族区域的直接连系。
更为复杂的是这一问题与近几个月来土耳其世俗势力与伊斯兰民主势力之间不断激化的矛盾交织。土耳其军方作为世俗势力的领袖，为了抗衡不断高涨的伊斯兰民主势力，而不得不借助土耳其民族主义，其中包含了极大的反美成分。反而是目前的伊斯兰政党政府正在努力缓解这种反美主义。《纽约时报》6月13日报道土耳其总理反对军方入侵伊拉克，反映了土耳其回教政府、军方世俗势力与华盛顿之间的这种微妙三角关系。
在伊拉克国内，库尔德族地区事实独立，经济繁荣，成为处处受到歧视压迫的库尔德族“民族解放运动”的“解放区”。库尔德族一旦全面控制伊拉克北方产油区，整个中东地区的库族独立运动再也无法压制。这是土耳其军方新近磨刀霍霍的主要原因。
库区是美国在伊拉克唯一的成功
伊拉克什叶派总理马利基新近四面楚歌，与库尔德族领袖妥协结盟，支持库尔德族全面接管北方石油重镇Kirkuk。另外许多伊拉克什叶派与库尔德族关于伊拉克成为松散邦联的政治主张相同，无形中增强了库族自治独立的势头。
对美国而言，土耳其是美国的长期盟友，是北约唯一的回教成员。但是土耳其近年来的两大趋势是伊斯兰民主力量和反美民族主义高涨，都对华盛顿不利，尤其是伊拉克战争前夕土耳其国会决议，拒绝美国开辟“北方战线”，造成美土关系前所未有的倒退。越来越多的美国外交战略家看到美土联盟的逐渐淡化以至于散伙，或许是不可避免的前景。
对比之下，伊拉克库尔德族区是美国在伊拉克的唯一“成功”，库族是美国在伊拉克可以基本信赖的唯一族群。布什政府近日提出要仿照“韩国模式”在伊拉克常年驻军，库族区是实施这一计划的唯一稳固地盘。
在当地回教邻国中，伊朗和叙利亚都有大量库尔德族人口，因此反对库尔德族独立运动，甚至可能因此与土耳其结成某种统一战线。对比之下，华盛顿表面上反对土耳其库尔德族的分离主义，实际积极支持伊朗内部的各种分离主义，包括库族独立运动。但是逊尼派土耳其如果全面占领伊拉克库尔德地区，也非什叶派支配的伊朗能够接受。
以色列同库尔德同病相怜
以色列也在库尔德族问题中扮演重要角色。以色列原是土耳其在中东的唯一盟友，尤其是与土耳其军方的关系极其密切。八年多前，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党魁欧贾兰被土耳其远从非洲坦桑尼亚捕拿归案，《纽约时报》便透露得益于以色列情报机构的秘密协助。
但是以土关系近年来经历了重大变化，在以色列眼中，首先是土耳其的伊斯兰民主化潮流眼看无法逆转，土以同盟和土美同盟一样，难以避免寿终正寝的远景，必须未雨绸缪；其次，以色列在大中东地区四面皆敌，其最好的战略前景，便是本区天下大乱，更何况库尔德族分离主义会打击以色列最大的国际威胁伊朗；第三，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伊拉克战争以来，以色列全面渗透伊拉克库尔德族区，而未来独立（或变相独立）的“库尔德国”也是四面皆敌，不得不与以色列同病相怜。《亚洲时报》便分析：以色列表面上支持土耳其，真心是借此激励库尔德族的独立运动。
在更广的国际舞台上，土耳其世俗民族主义与泛突厥主义有深刻关系，库尔德族问题导致土耳其民族主义高涨，不免刺激泛突厥主义，而必须为俄国、伊朗、中国密切关注。土耳其政府新近宣布欧盟的中亚政策必须咨询土耳其，是这一势头的一个征兆。
库尔德问题的近期前景可以大致预测如下：尽管在伊拉克焦头烂额，美国仍然是支配大中东的唯一超强，具有旁人无法比拟的政治、经济、军事杠杆。在目前的局势下，华盛顿不会允许土耳其全面越境进攻伊拉克库族区。不到万不得已，土耳其军方也不具备足够的脊梁，敢冒山姆大叔之大不韪，以及民选伊斯兰政府的反对而大规模进军伊拉克。
但是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的实力与日俱增，对境外库族兄弟的同情支持路人皆知，美国对伊拉克库尔德族的军援，据报已有不少落入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手中，日益繁荣富足的伊拉克库族区，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土国库族造反武装的避难所和经济资源。在这样的情况下，库尔德族问题将继续处于一种不稳定的临界状态，随时可能因某种意外事件而失控。
·作者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
[于时语] (2007-06-25)
最近一段时间来，土耳其和伊拉克库尔德族问题日益紧张。一面是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的军事行动和恐怖爆炸不断升温，导致土耳其军方重兵集结伊拉克边界，除了威胁将采取大规模越境行动，捣毁库尔德工人党的“境外巢穴”之外，更已经开始不断的小规模越境攻击。另一方面，是伊拉克库尔德族区领袖的反威胁，声称如果土耳其发动进攻，伊拉克库族会全面支持土国境内库族的造反行动。这一随时可能失控的局势，使得华盛顿的处境十分尴尬。
原本只局限于土耳其内部的库尔德族分离主义问题，目前显然已经国际化，原先可以追溯到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强瓜分原奥斯曼帝国领土的后遗症，演变到今天错综复杂的国际布局。
在土耳其国内，库尔德族长期受到残酷压制，具有极强的独立倾向。但是这一前景威胁到土耳其作为统一国家的生存，更会在地缘政治上切断土耳其与从里海到新疆的大片突厥族区域的直接连系。
更为复杂的是这一问题与近几个月来土耳其世俗势力与伊斯兰民主势力之间不断激化的矛盾交织。土耳其军方作为世俗势力的领袖，为了抗衡不断高涨的伊斯兰民主势力，而不得不借助土耳其民族主义，其中包含了极大的反美成分。反而是目前的伊斯兰政党政府正在努力缓解这种反美主义。《纽约时报》6月13日报道土耳其总理反对军方入侵伊拉克，反映了土耳其回教政府、军方世俗势力与华盛顿之间的这种微妙三角关系。
在伊拉克国内，库尔德族地区事实独立，经济繁荣，成为处处受到歧视压迫的库尔德族“民族解放运动”的“解放区”。库尔德族一旦全面控制伊拉克北方产油区，整个中东地区的库族独立运动再也无法压制。这是土耳其军方新近磨刀霍霍的主要原因。
库区是美国在伊拉克唯一的成功
伊拉克什叶派总理马利基新近四面楚歌，与库尔德族领袖妥协结盟，支持库尔德族全面接管北方石油重镇Kirkuk。另外许多伊拉克什叶派与库尔德族关于伊拉克成为松散邦联的政治主张相同，无形中增强了库族自治独立的势头。
对美国而言，土耳其是美国的长期盟友，是北约唯一的回教成员。但是土耳其近年来的两大趋势是伊斯兰民主力量和反美民族主义高涨，都对华盛顿不利，尤其是伊拉克战争前夕土耳其国会决议，拒绝美国开辟“北方战线”，造成美土关系前所未有的倒退。越来越多的美国外交战略家看到美土联盟的逐渐淡化以至于散伙，或许是不可避免的前景。
对比之下，伊拉克库尔德族区是美国在伊拉克的唯一“成功”，库族是美国在伊拉克可以基本信赖的唯一族群。布什政府近日提出要仿照“韩国模式”在伊拉克常年驻军，库族区是实施这一计划的唯一稳固地盘。
在当地回教邻国中，伊朗和叙利亚都有大量库尔德族人口，因此反对库尔德族独立运动，甚至可能因此与土耳其结成某种统一战线。对比之下，华盛顿表面上反对土耳其库尔德族的分离主义，实际积极支持伊朗内部的各种分离主义，包括库族独立运动。但是逊尼派土耳其如果全面占领伊拉克库尔德地区，也非什叶派支配的伊朗能够接受。
以色列同库尔德同病相怜
以色列也在库尔德族问题中扮演重要角色。以色列原是土耳其在中东的唯一盟友，尤其是与土耳其军方的关系极其密切。八年多前，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党魁欧贾兰被土耳其远从非洲坦桑尼亚捕拿归案，《纽约时报》便透露得益于以色列情报机构的秘密协助。
但是以土关系近年来经历了重大变化，在以色列眼中，首先是土耳其的伊斯兰民主化潮流眼看无法逆转，土以同盟和土美同盟一样，难以避免寿终正寝的远景，必须未雨绸缪；其次，以色列在大中东地区四面皆敌，其最好的战略前景，便是本区天下大乱，更何况库尔德族分离主义会打击以色列最大的国际威胁伊朗；第三，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伊拉克战争以来，以色列全面渗透伊拉克库尔德族区，而未来独立（或变相独立）的“库尔德国”也是四面皆敌，不得不与以色列同病相怜。《亚洲时报》便分析：以色列表面上支持土耳其，真心是借此激励库尔德族的独立运动。
在更广的国际舞台上，土耳其世俗民族主义与泛突厥主义有深刻关系，库尔德族问题导致土耳其民族主义高涨，不免刺激泛突厥主义，而必须为俄国、伊朗、中国密切关注。土耳其政府新近宣布欧盟的中亚政策必须咨询土耳其，是这一势头的一个征兆。
库尔德问题的近期前景可以大致预测如下：尽管在伊拉克焦头烂额，美国仍然是支配大中东的唯一超强，具有旁人无法比拟的政治、经济、军事杠杆。在目前的局势下，华盛顿不会允许土耳其全面越境进攻伊拉克库族区。不到万不得已，土耳其军方也不具备足够的脊梁，敢冒山姆大叔之大不韪，以及民选伊斯兰政府的反对而大规模进军伊拉克。
但是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的实力与日俱增，对境外库族兄弟的同情支持路人皆知，美国对伊拉克库尔德族的军援，据报已有不少落入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手中，日益繁荣富足的伊拉克库族区，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土国库族造反武装的避难所和经济资源。在这样的情况下，库尔德族问题将继续处于一种不稳定的临界状态，随时可能因某种意外事件而失控。
·作者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
Wednesday, June 13, 2007
高考给中国带来什么
高考给中国带来什么？
[陈冰] (2007-06-12)
“高考30年”，这个充满乡愁的字眼在中国媒体频频露面，让“改变了命运的人”惆怅万端。且不说那些步出文革步入大学的“老三届”几乎人人都是传奇，就连我等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跨过独木桥进入大学的“后来者”，提起高考总有无限感慨。“高考30年”，是一个值得纪念同时也值得反思的话题。
恢复高考制度，从某种角度看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声锣鼓。对知识的渴求，对真理的探索，对人类文明的洞见，撞开了僵化的体制，摒弃了奴才心态，开启出80年代一波又一波思想潮流，耕犁出90年代一层又一层市场经济运行规则，导引出21世纪的科学发展观。
这一系列改变中国面貌的力量，不是来自大学，而是因高考而辐射出的对科学和人文的尊重，以及由此聚合的追真问实、独立思考、放眼全球的探索和革新。
高考带给中国的还有“考试超越了教育”，掀动起繁荣的“考试产业”。大学在产业化的道路上越来越有企业的特征，而少了许多教育机构的色彩。“知识改变命运”的旗帜下很多人跳出“农门”，获得进入白领阶层的入场券，但同时也深刻改变了青少年的命运。
开启科学发展新时代
1977年，笔者还是青藏高原边缘上一个牧羊人家的孩子。那年夏天，县里的干部骑着马到各家各户传达中央文件，说那个在“天安门事件”中被打倒的邓小平要复出了。到了10月份，广播里播送着恢复高考的消息，父亲的脸上露出少有的微笑，“一个新的时代就要开始了”。这时候，我才知道还有“大学”这么一种学校，也才知道父亲居然曾经是老牌大学生。
次年，父亲的马背上多了一份《人民文学》。再过一年，平反、复职的父亲从马背上走下，带着全家走出深山，“考大学”成了我们坚定的梦想。
恢复高考制度，不仅是邓小平复出后的第一壮举，也开启了中国科学发展的新时代。高考把人们从战战兢兢的政治混水中解放出来，引向科学探索的路径。老知识分子走上专业岗位，新大学生在知识的沐浴下探索真理，城市工人沉浸于技术革新的揣摩中，就连农村和笔者曾经生活过的遥远的牧区，都拿起了识字课本。
高考只让一小部分“幸运儿”走进了大学，但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气，唤起了“振兴中华”的勇气和“攀登科学高峰”的信念。科学的光亮一旦照亮人们的眼睛，便有了真理标准问题的探讨，有了政治改革的呼吁，有了文化反思的冲动，有了西方科技和人文的引进，有了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有了参与全球化的底气，有了科学发展观的卓然而立。
过去近30年中国的剧变，是科学的力量催生出的。而对科学和人文的尊崇，始于高考恢复。
中国最公平的制度
高考还是迄今为止可信度和公平度最强的制度。各类考试、各种法律、规范和制度，人们对执行情况总有这样或那样的疑虑，唯独在高考上，人们寄予很强的信任感。无论从考试、阅卷、还是打分、张榜，整个过程在严密的监管下进行。大学录取过程中不乏“递条子”、“走后门”现象，但人们坚信高考分数是准确而无舞弊痕迹的。
还有，高考基本实现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无论是家庭背景多么寒酸，成绩突出就能被一流高校录取。能考上（不是花钱进入）大学的人，总能得到社会的尊重。
“高考30年”，如果把反思的视野稍稍延展，就会产生这样一个问号：高考制度在不断改革，高考方式在变化，人们对高考的态度也因社会变迁而发生变化，为什么高考的信誉能如此长时间地保持？为什么其他制度就不能像高考一样让老百姓基本上无可非议？
可以说，高考证明，在中国社会，很多制度是可以公正、清明、不折不扣执行。这似乎证明了有些人所言的“西式民主制度方能保证社会公正”是不完整的。那么，如何才能保证国家绝大多数法律、法规、制度都能做到公正、公平呢？
变态的教育观值得警觉
高考在给中国人带来理性头脑和科学的思维方式时，也带来教育观上的某些变态。教育的目的渐渐变成了应试水平的高低，而不是培养健全的人格、文明的生活方式、适应生存的心智。
伴随高考的是“考试产业”的繁荣。家长对高考的不惜血本和商人对市场的敏感洞察结合后，滋生出形形色色的补习班、培训中心、名师讲座、外语辅导、高考命题和教师推荐的参考书等等，从教学到出版全方位地绷紧青少年的考试之弦，以致让人从小感到“活着就是为了考试，成功在于成绩优异”。
很多跨过“独木桥”进入重点大学，甚至到海外获得博士学位的高材生，高考遗留的心理紧张阴影至今难以排遣。每逢求职面试、考核等，梦里呈现的总是“天哪，我还没复习好，怎么就要考试了”的万般焦虑。
对高考的崇尚，也剥夺了孩子们幸福的童年。本应该快乐的童年不再快乐，远离了无忧无虑好时光的“美好记忆”，多是背着越来越重的书包去参加各种补习课。教育的起跑线从小学提前到幼儿园，继而提前到零岁，现在盛行的是胎教，还没出生就嗅到考试的气息……这是“高考30年”应该关注的东西。
笔者曾目睹一位教师妈妈在婴儿出生后的第一天，就抱着孩子诵读“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说是要从小开发智力，将来才能考上大学。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在强调素质教育，但实际上是比任何时候都追求考试能力，孩子们的世界越来越小成，只剩下一张试卷。
于是，各类学校批量制造着“有知识无文明”、“能弹钢琴不懂音乐”、“重个人成功而不讲社会责任”的人。高校的招生人数在扩张，学习的压力没有减轻；一方面是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一方面企事业单位又在抱怨人才短缺。这些尴尬，应当是“高考30年”之际尤其深思的。
·作者系中国旅英资深媒体人
[陈冰] (2007-06-12)
“高考30年”，这个充满乡愁的字眼在中国媒体频频露面，让“改变了命运的人”惆怅万端。且不说那些步出文革步入大学的“老三届”几乎人人都是传奇，就连我等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跨过独木桥进入大学的“后来者”，提起高考总有无限感慨。“高考30年”，是一个值得纪念同时也值得反思的话题。
恢复高考制度，从某种角度看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声锣鼓。对知识的渴求，对真理的探索，对人类文明的洞见，撞开了僵化的体制，摒弃了奴才心态，开启出80年代一波又一波思想潮流，耕犁出90年代一层又一层市场经济运行规则，导引出21世纪的科学发展观。
这一系列改变中国面貌的力量，不是来自大学，而是因高考而辐射出的对科学和人文的尊重，以及由此聚合的追真问实、独立思考、放眼全球的探索和革新。
高考带给中国的还有“考试超越了教育”，掀动起繁荣的“考试产业”。大学在产业化的道路上越来越有企业的特征，而少了许多教育机构的色彩。“知识改变命运”的旗帜下很多人跳出“农门”，获得进入白领阶层的入场券，但同时也深刻改变了青少年的命运。
开启科学发展新时代
1977年，笔者还是青藏高原边缘上一个牧羊人家的孩子。那年夏天，县里的干部骑着马到各家各户传达中央文件，说那个在“天安门事件”中被打倒的邓小平要复出了。到了10月份，广播里播送着恢复高考的消息，父亲的脸上露出少有的微笑，“一个新的时代就要开始了”。这时候，我才知道还有“大学”这么一种学校，也才知道父亲居然曾经是老牌大学生。
次年，父亲的马背上多了一份《人民文学》。再过一年，平反、复职的父亲从马背上走下，带着全家走出深山，“考大学”成了我们坚定的梦想。
恢复高考制度，不仅是邓小平复出后的第一壮举，也开启了中国科学发展的新时代。高考把人们从战战兢兢的政治混水中解放出来，引向科学探索的路径。老知识分子走上专业岗位，新大学生在知识的沐浴下探索真理，城市工人沉浸于技术革新的揣摩中，就连农村和笔者曾经生活过的遥远的牧区，都拿起了识字课本。
高考只让一小部分“幸运儿”走进了大学，但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气，唤起了“振兴中华”的勇气和“攀登科学高峰”的信念。科学的光亮一旦照亮人们的眼睛，便有了真理标准问题的探讨，有了政治改革的呼吁，有了文化反思的冲动，有了西方科技和人文的引进，有了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有了参与全球化的底气，有了科学发展观的卓然而立。
过去近30年中国的剧变，是科学的力量催生出的。而对科学和人文的尊崇，始于高考恢复。
中国最公平的制度
高考还是迄今为止可信度和公平度最强的制度。各类考试、各种法律、规范和制度，人们对执行情况总有这样或那样的疑虑，唯独在高考上，人们寄予很强的信任感。无论从考试、阅卷、还是打分、张榜，整个过程在严密的监管下进行。大学录取过程中不乏“递条子”、“走后门”现象，但人们坚信高考分数是准确而无舞弊痕迹的。
还有，高考基本实现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无论是家庭背景多么寒酸，成绩突出就能被一流高校录取。能考上（不是花钱进入）大学的人，总能得到社会的尊重。
“高考30年”，如果把反思的视野稍稍延展，就会产生这样一个问号：高考制度在不断改革，高考方式在变化，人们对高考的态度也因社会变迁而发生变化，为什么高考的信誉能如此长时间地保持？为什么其他制度就不能像高考一样让老百姓基本上无可非议？
可以说，高考证明，在中国社会，很多制度是可以公正、清明、不折不扣执行。这似乎证明了有些人所言的“西式民主制度方能保证社会公正”是不完整的。那么，如何才能保证国家绝大多数法律、法规、制度都能做到公正、公平呢？
变态的教育观值得警觉
高考在给中国人带来理性头脑和科学的思维方式时，也带来教育观上的某些变态。教育的目的渐渐变成了应试水平的高低，而不是培养健全的人格、文明的生活方式、适应生存的心智。
伴随高考的是“考试产业”的繁荣。家长对高考的不惜血本和商人对市场的敏感洞察结合后，滋生出形形色色的补习班、培训中心、名师讲座、外语辅导、高考命题和教师推荐的参考书等等，从教学到出版全方位地绷紧青少年的考试之弦，以致让人从小感到“活着就是为了考试，成功在于成绩优异”。
很多跨过“独木桥”进入重点大学，甚至到海外获得博士学位的高材生，高考遗留的心理紧张阴影至今难以排遣。每逢求职面试、考核等，梦里呈现的总是“天哪，我还没复习好，怎么就要考试了”的万般焦虑。
对高考的崇尚，也剥夺了孩子们幸福的童年。本应该快乐的童年不再快乐，远离了无忧无虑好时光的“美好记忆”，多是背着越来越重的书包去参加各种补习课。教育的起跑线从小学提前到幼儿园，继而提前到零岁，现在盛行的是胎教，还没出生就嗅到考试的气息……这是“高考30年”应该关注的东西。
笔者曾目睹一位教师妈妈在婴儿出生后的第一天，就抱着孩子诵读“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说是要从小开发智力，将来才能考上大学。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在强调素质教育，但实际上是比任何时候都追求考试能力，孩子们的世界越来越小成，只剩下一张试卷。
于是，各类学校批量制造着“有知识无文明”、“能弹钢琴不懂音乐”、“重个人成功而不讲社会责任”的人。高校的招生人数在扩张，学习的压力没有减轻；一方面是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一方面企事业单位又在抱怨人才短缺。这些尴尬，应当是“高考30年”之际尤其深思的。
·作者系中国旅英资深媒体人
Tuesday, June 12, 2007
为什么美国很难确定其中国政策
为什么美国很难确定其中国政策?
● 郑永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短短一段时间里，美国很快确定了其对前苏联的策略，那就是“围堵”政策。美国的围堵政策导致了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阵营和前苏联阵营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
冷战结束后，美国一霸超强，其国际战略的矛头马上就对准了中国。这是因为在美国看来，苏联解体之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如迅速崛起的中国那样能够对美国的世界地位构成挑战了。
因此多年来，美国一直在寻求有效的对华战略和政策。从传统的围堵政策到接触政策再到和平演变政策，美国根据需要不时地作出这样那样的选择。
但到现在为止，美国还没有形成一个占主导地位的中国策略和政策。为什么？
世界体系产生结构性变化
这里的因素当然很多，包括美国持久而无效的反恐怖主义战争。但最主要的根源在于世界体系的结构性的变化。
结构性变化的基础在于近20多年来的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给传统上占主导地位的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结构引入了新因素。
也就是说，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给中美两国都带来了很大的制约。对美国来说，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制约了其在中国问题上的军事主义倾向性。对中国来说，则是提供了一个可以和平崛起的有效机制。
换句话说，中国可以借助全球化和区域化来达到国家的崛起，而无须再走过去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老路。
主权国家还是今天国际社会的最高权力载体，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并不能完全消除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结构。中美两大国之间仍然存在着学术界所说的“安全困境”。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会导致美国的警觉和担心，同样美国的军事发展也会给中国造成同样的效果。
正因为存在着安全困境，美国一直在寻求着围堵中国的有效方法。近年来，美国和其盟友日本、澳洲等国努力构造一个亚洲版北约就是这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同样，中国加紧国防现代化也是为了防御和反制一切尽可能产生的外在威胁。
但因为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美国等国家的围堵政策很难发挥其在冷战时期所发生过的效应。美国要围堵中国，就需要其他一些国家的通力合作。但这种合作在全球化和区域化时代显得相当困难。
就以日本和澳洲为例。尽管这两个国家在战略上和美国合作与结盟，但它们本身和中国的经贸关系已经相当深化，并且很多年来这两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度较之中国对这两国的依赖度大得多。
与之相比，亚洲的其他中小国家，也就更难和美国或者美国的盟友合作来围堵中国了。
中国开放的经济已经逐渐造就了中国和亚洲国家之间相当程度的经济一体化。对这些中小国家来说，其最大的利益就是从中国、美国和日本等大国都获得好处。
大国之间的和平相处，对这些中小国家是最有好处的。一旦大国之间发生冲突，它们很难选择靠向哪一边。
大国军事力量隐性化
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也使得大国军事力量隐性化。这和冷战期间美苏两大阵营之间的关系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在冷战时期，两大阵营间没有实质性的经济关系，军事对抗变得非常容易，也非常显性。
在全球化和区域化的时代，大国间的军事力量平衡也不可避免。在东亚更是这样。随着其经济发展，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呈现必然之势。
同时，日本也在追求与其经济力量相适应的国家军事地位和国家的（政治地位）“正常化”。但是因为大国间经济相互依赖性的不断深化，军事力量相对不容易走到前台。
这并不是说，军事力量变得不重要了，而是说这些国家在考量诉诸于军事力量来应付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时，必须考量到其经济利益。
这对美国和日本，还是中国，都是如此。经济的相互依赖性不能保证国家的理性决策，但其可以促使国家的决策变得理性一些。
但另一方面，正如这些年来人们所观察到的，中美之间经济贸易方面的纠纷越来越多。经济交往越多，冲突就越容易发生，这并不难理解。
中国方面所担心的就是美国越来越盛的贸易保护主义。但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取得成功，这是令人怀疑的。
在冷战期间，贸易保护主义非常容易。实际上，冷战时期，西方同盟内部国家之间（例如北约）的经济贸易往来，要远远多于和非同盟国家的贸易，而且主要的贸易都发生在同盟国家之间。
在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的语境下，美国即使对中国（或者其他一些国家）不满，也很难关上贸易大门。经济上的博弈往往不是零和游戏，只是相对利益问题，即一个国家可能要比另一个国家获得更多的利益。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会损害中国的利益，但同时也会损害其自身的利益。
更为重要的是，因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体系和产业链上的重要一环，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不仅会影响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而且也会影响中美两国分别和其他许许多多国家之间的关系。这就迫使中美两国在处理与对方的关系时，考量到其他相关国家的经济利益。
中美之间策略会相互转型
这些因素制约了美国的中国战略的形成，使得美国很难有一个明确的中国战略。相信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局面还会继续下去。
美国会继续在围堵和交往之间、在军事和经济之间作选择。因为国际政治的规律性因素的作用，加上美国国内的各种力量的影响，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在不同时期会向不同方向倾斜。
这种大局面决定了中美两国之间既具有合作的空间，但也不会出现蜜月。除了台湾问题，两国之间不太可能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如果考量到中美两大国都拥有核武，公开的军事冲突更不可能。）尽管在经贸领域，冲突会不断，但也不致于演变成军事冲突。
很显然，美国的中国战略往哪个方向倾斜，也受中国的美国战略的影响。可以这么说，美国在冷战结束后没有很快确定围堵中国的策略，和中国没有走往日苏联的对抗路线是有很大关系的。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时代，中美两国之间的战略是相互影响和相互转型的。相互转型性质既决定了中美关系可操作程度的提高，也表明了处理两国关系的复杂性的增加。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 郑永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短短一段时间里，美国很快确定了其对前苏联的策略，那就是“围堵”政策。美国的围堵政策导致了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阵营和前苏联阵营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
冷战结束后，美国一霸超强，其国际战略的矛头马上就对准了中国。这是因为在美国看来，苏联解体之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如迅速崛起的中国那样能够对美国的世界地位构成挑战了。
因此多年来，美国一直在寻求有效的对华战略和政策。从传统的围堵政策到接触政策再到和平演变政策，美国根据需要不时地作出这样那样的选择。
但到现在为止，美国还没有形成一个占主导地位的中国策略和政策。为什么？
世界体系产生结构性变化
这里的因素当然很多，包括美国持久而无效的反恐怖主义战争。但最主要的根源在于世界体系的结构性的变化。
结构性变化的基础在于近20多年来的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给传统上占主导地位的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结构引入了新因素。
也就是说，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给中美两国都带来了很大的制约。对美国来说，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制约了其在中国问题上的军事主义倾向性。对中国来说，则是提供了一个可以和平崛起的有效机制。
换句话说，中国可以借助全球化和区域化来达到国家的崛起，而无须再走过去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老路。
主权国家还是今天国际社会的最高权力载体，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并不能完全消除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结构。中美两大国之间仍然存在着学术界所说的“安全困境”。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会导致美国的警觉和担心，同样美国的军事发展也会给中国造成同样的效果。
正因为存在着安全困境，美国一直在寻求着围堵中国的有效方法。近年来，美国和其盟友日本、澳洲等国努力构造一个亚洲版北约就是这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同样，中国加紧国防现代化也是为了防御和反制一切尽可能产生的外在威胁。
但因为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美国等国家的围堵政策很难发挥其在冷战时期所发生过的效应。美国要围堵中国，就需要其他一些国家的通力合作。但这种合作在全球化和区域化时代显得相当困难。
就以日本和澳洲为例。尽管这两个国家在战略上和美国合作与结盟，但它们本身和中国的经贸关系已经相当深化，并且很多年来这两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度较之中国对这两国的依赖度大得多。
与之相比，亚洲的其他中小国家，也就更难和美国或者美国的盟友合作来围堵中国了。
中国开放的经济已经逐渐造就了中国和亚洲国家之间相当程度的经济一体化。对这些中小国家来说，其最大的利益就是从中国、美国和日本等大国都获得好处。
大国之间的和平相处，对这些中小国家是最有好处的。一旦大国之间发生冲突，它们很难选择靠向哪一边。
大国军事力量隐性化
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也使得大国军事力量隐性化。这和冷战期间美苏两大阵营之间的关系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在冷战时期，两大阵营间没有实质性的经济关系，军事对抗变得非常容易，也非常显性。
在全球化和区域化的时代，大国间的军事力量平衡也不可避免。在东亚更是这样。随着其经济发展，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呈现必然之势。
同时，日本也在追求与其经济力量相适应的国家军事地位和国家的（政治地位）“正常化”。但是因为大国间经济相互依赖性的不断深化，军事力量相对不容易走到前台。
这并不是说，军事力量变得不重要了，而是说这些国家在考量诉诸于军事力量来应付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时，必须考量到其经济利益。
这对美国和日本，还是中国，都是如此。经济的相互依赖性不能保证国家的理性决策，但其可以促使国家的决策变得理性一些。
但另一方面，正如这些年来人们所观察到的，中美之间经济贸易方面的纠纷越来越多。经济交往越多，冲突就越容易发生，这并不难理解。
中国方面所担心的就是美国越来越盛的贸易保护主义。但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取得成功，这是令人怀疑的。
在冷战期间，贸易保护主义非常容易。实际上，冷战时期，西方同盟内部国家之间（例如北约）的经济贸易往来，要远远多于和非同盟国家的贸易，而且主要的贸易都发生在同盟国家之间。
在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的语境下，美国即使对中国（或者其他一些国家）不满，也很难关上贸易大门。经济上的博弈往往不是零和游戏，只是相对利益问题，即一个国家可能要比另一个国家获得更多的利益。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会损害中国的利益，但同时也会损害其自身的利益。
更为重要的是，因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体系和产业链上的重要一环，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不仅会影响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而且也会影响中美两国分别和其他许许多多国家之间的关系。这就迫使中美两国在处理与对方的关系时，考量到其他相关国家的经济利益。
中美之间策略会相互转型
这些因素制约了美国的中国战略的形成，使得美国很难有一个明确的中国战略。相信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局面还会继续下去。
美国会继续在围堵和交往之间、在军事和经济之间作选择。因为国际政治的规律性因素的作用，加上美国国内的各种力量的影响，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在不同时期会向不同方向倾斜。
这种大局面决定了中美两国之间既具有合作的空间，但也不会出现蜜月。除了台湾问题，两国之间不太可能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如果考量到中美两大国都拥有核武，公开的军事冲突更不可能。）尽管在经贸领域，冲突会不断，但也不致于演变成军事冲突。
很显然，美国的中国战略往哪个方向倾斜，也受中国的美国战略的影响。可以这么说，美国在冷战结束后没有很快确定围堵中国的策略，和中国没有走往日苏联的对抗路线是有很大关系的。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时代，中美两国之间的战略是相互影响和相互转型的。相互转型性质既决定了中美关系可操作程度的提高，也表明了处理两国关系的复杂性的增加。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Monday, June 11, 2007
八国峰会转型：中国可发挥作用
八国峰会转型：中国可发挥作用
[邱震海] (2007-06-11)
八国集团峰会如期在德国闭幕。这次峰会有几个特点：一是之前美俄关系紧张，而且美国总统布什在捷克演讲时再次将矛头指向朝鲜；二是峰会的安保工作因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而承受了很大压力；三是在一系列具体议题上颇多争执，而且中国在其中很难置身度外。
“富国俱乐部”规则逼近中国
上述三大特点中，虽然安保的压力每年都有，但今天确实有登峰造极之势。笔者参加过1992年慕尼黑和1999年科隆峰会的采访，此次从媒体报道中，明显感到今天的示威势头大有超过以往之势。这也反映出八国峰会作为所谓“富国俱乐部”，在全面反映全球经济实际情况方面，已经走到了一个瓶颈，未来若不继续扩大与发展中国家的对话，甚至扩大自身范围，正如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所言，将“毫无意义”。
这是中国元首第四次应邀参加八国峰会。但与前几次峰会相比，这次中国在八国峰会上遇到的挑战显然要大得多，而这实际上也是因为中国同八国集团关系不断深入，亦即逐渐接近这一“富国俱乐部”的游戏规则有关。
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与八国集团一直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原因即在于这一集团的“富国俱乐部”性质。1999年科隆峰会上，德国总理施罗德首次提出接纳中国参加这一峰会。从2003年开始，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先后三次参加这一峰会。这回峰会开始前，东道主德国总理默克尔就表示，她希望今年的八国峰会重点关注气候变暖、全球化与自由贸易以及非洲发展问题。
所有这些问题都与中国有关。众所周知，中国近年因经济迅速发展，开始逐渐受到西方所谓“环境威胁论”的冲击；另外，在贸易方面，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存在一些冲突；至于非洲问题，更是美欧可能联手向中国施压的另一个领域。
在气候问题上，中国日前发表了保护气候国家文件，但显然美国不会满足于中国所作出的承诺，而要求中国在减少气体排放方面作出更明确的承诺。对中国来说，一方面须逐渐接受“富国俱乐部”的游戏规则，另一方面则又要维护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利，如何在两者之间保持平衡，显然是一个挑战。
八国峰会面对转型的挑战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此次峰会发言中指出：“气候变化关系到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关系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前途……我们应该携手推动国际社会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所确定的目标和框架，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开展积极、务实、有效的合作。无论从历史责任还是从现实能力而言，发达国家均应率先减排，并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方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是第一要务。同时，我们也要根据各自国情，尽己所能，采取措施，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这段话既做出对人类共同环境的承诺，也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利，同时更指出发达国家应率先减排。
虽然此次八国峰会在气候保护方面还是比较顺利地达成了协议，但看得出这一“富国俱乐部”的游戏规则已开始逼近中国。另外，在非洲问题上，美欧也将对中国发出责难，尤其是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上；对中国来说，目前正面临一个由自身发展带来的能源需求和履行国际义务之间的挑战。
1999年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创议吸收中国加入八国集团之后，中国就曾对与八国集团的关系作过内部评估。如今，中国与八国峰会发生关系已有四年，但如前所述，这是中国首次遇到来自这一“富国俱乐部”游戏规则的挑战。
未来中国与八国集团的关系到底是继续深入还是保持距离，是一个需要仔细思考的战略问题。当然，即便没有八国峰会，上述挑战也会早晚提到中国面前。但就目前而言，中国与八国集团之间的关系，还是应尽量保持在介入与低调之间，既不远离这一所谓国际主流群体，但又不致落入受其制约的陷阱。
另外，八国峰会所遭受到的日益激烈的抗议和反对，这一“富国俱乐部”未来如何转型，亦即在目前与主要发展中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是否扩大或转型成为一个覆盖全球经济的、平衡的峰会组织，已经作为议题提到人们的面前。而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若能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则既有利于中国回避“富国俱乐部”游戏规则，更有利于全球经济的平衡。
·作者为凤凰卫视评论员
[邱震海] (2007-06-11)
八国集团峰会如期在德国闭幕。这次峰会有几个特点：一是之前美俄关系紧张，而且美国总统布什在捷克演讲时再次将矛头指向朝鲜；二是峰会的安保工作因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而承受了很大压力；三是在一系列具体议题上颇多争执，而且中国在其中很难置身度外。
“富国俱乐部”规则逼近中国
上述三大特点中，虽然安保的压力每年都有，但今天确实有登峰造极之势。笔者参加过1992年慕尼黑和1999年科隆峰会的采访，此次从媒体报道中，明显感到今天的示威势头大有超过以往之势。这也反映出八国峰会作为所谓“富国俱乐部”，在全面反映全球经济实际情况方面，已经走到了一个瓶颈，未来若不继续扩大与发展中国家的对话，甚至扩大自身范围，正如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所言，将“毫无意义”。
这是中国元首第四次应邀参加八国峰会。但与前几次峰会相比，这次中国在八国峰会上遇到的挑战显然要大得多，而这实际上也是因为中国同八国集团关系不断深入，亦即逐渐接近这一“富国俱乐部”的游戏规则有关。
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与八国集团一直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原因即在于这一集团的“富国俱乐部”性质。1999年科隆峰会上，德国总理施罗德首次提出接纳中国参加这一峰会。从2003年开始，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先后三次参加这一峰会。这回峰会开始前，东道主德国总理默克尔就表示，她希望今年的八国峰会重点关注气候变暖、全球化与自由贸易以及非洲发展问题。
所有这些问题都与中国有关。众所周知，中国近年因经济迅速发展，开始逐渐受到西方所谓“环境威胁论”的冲击；另外，在贸易方面，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存在一些冲突；至于非洲问题，更是美欧可能联手向中国施压的另一个领域。
在气候问题上，中国日前发表了保护气候国家文件，但显然美国不会满足于中国所作出的承诺，而要求中国在减少气体排放方面作出更明确的承诺。对中国来说，一方面须逐渐接受“富国俱乐部”的游戏规则，另一方面则又要维护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利，如何在两者之间保持平衡，显然是一个挑战。
八国峰会面对转型的挑战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此次峰会发言中指出：“气候变化关系到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关系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前途……我们应该携手推动国际社会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所确定的目标和框架，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开展积极、务实、有效的合作。无论从历史责任还是从现实能力而言，发达国家均应率先减排，并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方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是第一要务。同时，我们也要根据各自国情，尽己所能，采取措施，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这段话既做出对人类共同环境的承诺，也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利，同时更指出发达国家应率先减排。
虽然此次八国峰会在气候保护方面还是比较顺利地达成了协议，但看得出这一“富国俱乐部”的游戏规则已开始逼近中国。另外，在非洲问题上，美欧也将对中国发出责难，尤其是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上；对中国来说，目前正面临一个由自身发展带来的能源需求和履行国际义务之间的挑战。
1999年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创议吸收中国加入八国集团之后，中国就曾对与八国集团的关系作过内部评估。如今，中国与八国峰会发生关系已有四年，但如前所述，这是中国首次遇到来自这一“富国俱乐部”游戏规则的挑战。
未来中国与八国集团的关系到底是继续深入还是保持距离，是一个需要仔细思考的战略问题。当然，即便没有八国峰会，上述挑战也会早晚提到中国面前。但就目前而言，中国与八国集团之间的关系，还是应尽量保持在介入与低调之间，既不远离这一所谓国际主流群体，但又不致落入受其制约的陷阱。
另外，八国峰会所遭受到的日益激烈的抗议和反对，这一“富国俱乐部”未来如何转型，亦即在目前与主要发展中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是否扩大或转型成为一个覆盖全球经济的、平衡的峰会组织，已经作为议题提到人们的面前。而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若能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则既有利于中国回避“富国俱乐部”游戏规则，更有利于全球经济的平衡。
·作者为凤凰卫视评论员
中国的“新文化互动”
中国的“新文化互动”
[陈冰] (2007-06-01)
“五四运动”88周年没有庆典，但科学和民主的讨论却在深入。无论是中国高层领导人、政界知识精英，还是资深学者、文化研究者，已突破了要不要民主、科学、自由、人权、法治的“瓶颈”，正在稳健地探索民主和科学的实现途径与落实之道。
中国总理温家宝今年在全国人大记者会上指出，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而是整个人类在漫长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这既代表了近年来中国人在全球化浪潮中的崭新视野，也是探索科学和民主“百年长途”的终极答案。
一场“新文化互动”，因此拉开序幕。北京的官员和学者在热论民主模式和实现公平正义的路径选择，虽然给民主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打上阶级烙印显得有些过于“政治正确”，但“创新理论”的勇气和风气依然健康活跃；深圳、重庆等地则以人类文明“普世价值”为思想新能源，把人文精神建设作为城市发展的新出路，建立市民社会、落实公民文化权利的具体政策正在一一出台；学术界对现代化道路“没有中西之分、只有先后之别”的体认，对现代科技、宪政民主的通透解释，对近代科学、近代工业及与其配套的政治社会体制的理性点拨，都意味着中国人对自身文化传统和人类文明演进的认识深度和广度已超越了以往。
“新文化”之新
笔者把中国正在进行的文化探讨和理论创新称作“新文化”，是因为其背景、目标和参与者的心态都与以往不同。从背景而言，以往的文化运动都是在相对封闭的状态中进行的，无论是19世纪末的维新运动，20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是上世纪60年代的“文革”，80年代的文化反思，只有极少数见识过世界或者痛感自身文化困境的人在起领导作用，是在救亡、图存甚至是权力斗争等局面下发生的，有明显的守势，难免有“崇洋”的浮躁和“中西之分”的狭隘。
而这次文化热潮，是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发生的，无论是倡导者还是接受者，很多人都见识过世界，体验过先进，知道发达国家在想什么、做什么，不再把自己的文化作为独立的单元，而是作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这样反倒显得从容大度，视野开阔。
从目标上来看，这次文化讨论的目标是如何在全球化时代保障中国的持续进步和繁荣，是在中国在国际上摆脱弱势地位后的主动出击，是与世界广泛接触后的经验升华，是谋求中国与世界和谐相处、和平发展的积极求索。少了昔日的壮怀激烈，也便少了浮浅的亢奋可能煽动出的社会秩序混乱；没了过去的妄自菲薄，也便少了极力维护文化主体性的强词夺理。
从参与者的心态看，以往人们总把中国文化当成西方文明镜面下的“弱势群体”看待，自卑感较强。从维新时期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从文革时期的“破四旧”（即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到80年代的“全盘西化”，均是自卑情结下的反应，衍生出的往往是暴力行动。
而目前的文化讨论是在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上升的情况下进行的，中国人虽不把自己看作“强势群体”，但至少认为是“中势群体”。有了文化自信，人们对世界对自身的看法显得客观公道，少了许多“尖利的山风”和“狂暴的海啸”，心平气和中梳理着自身文化中的继承之处和世界文明中可拿来的东西，理性的光芒因此缓缓闪出。
三重力量“互动”
与以往任何一次由知识分子领导的文化“运动”不同，这次的新文化探讨是由执政党中的思想精英率先推动的。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把“民主法制”摆在和谐社会六要素之首，1989年封冻的“民主”开始进入舆论视野，政界思想敏锐的有识之士以和谐理论为基点，探讨发展新路向和符合全球化时代的价值观。
政界的这些思想先进者，多是80年代文化反思中的温和派，十年来的沉淀使他们的文化观加重了厚度。政界的历练，又使他们出言格外谨慎，少了过去的虚张声势和自以为是。因此，新一轮文化探讨讲究建设性和实践性，总是要把“新见”拿到现实生活中加以对照，看能否对改变现状有实际的启蒙和效用，过去那种坐而论道、高谈阔论的风气在大大褪色。
于是，新文化探讨更多地表现为稳健的“互动”，而不是偏激的“运动”。“新文化互动”的力量表现在三个层面：首先是中国和世界的互动，国际上的新思潮和对华政策中所表现出的倾向，中国马上以开放和务实的策略应对；同样，中国政界和思想界的风吹草动，也能即刻在国际舆论中得到评价。双向互动的实践中，中国人明白了哪些东西是该坚持的，哪些是需要改进的；哪些是民族的特性，哪些是世界的共识。
其次，政界和学术界的互动也是新文化思潮的显著特征。官员每出一种新见，学术界总能校勘或者继续深化；而学者提出新的理论，官员们也能用实践之尺来丈量“可行性”和“不可行性”。政界和学术界的互动，使得政策更加严密，学术思想更富有解决现实问题的针对性。
再次，政府和民间的互动显示出活力。政府每出一个“新说法”或推行一项新政策，总会考虑大众会怎么反应；民间有什么声音，也能通过互联网和其他途径传递给政府。政府和民间的互动，推动决策时的以人为本，民众表达意见则服从理性。
拓宽思想的蓄水池
以“互动”的方式建构“新文化”，包含着理性、务实、民意、开放、民主、全球视野等诸多文明要件，有成功的迹象。但是，现在还不是欢呼雀跃的时候。“新文化”是在和谐社会、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多元文化、自由表达的轮廓初步形成时，才能宣布的。
拓宽思想和见识的蓄水池，是“新文化”孕育和成长的前提。中国的民主模式已经形成的断言，有些急功近利；用别致的广告词来虚托意识形态上的进步，是在掩饰文化的贫困；披着“洋皮”的羊们以仰视的姿态歌咏西方胜景，无助于刨根问底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以“保家卫国”的卫道士做派夸大传统文化的包罗万象，将会拖现代化的后腿。但首先，要让各种观点出笼，自由的思想和理性的辩论，是筛留新文化真经的通途。
真理的光辉总是在同谬论的磨擦中闪亮的。既然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包容多元已成新文化原则，那么就让各种见地自由表达并且接受批评者的挑剔。那些现在看来不可能实现的理论构想和政策创新，可能在某个时段成为治国良策；那些乍听起来新颖的策略，也可能在现实镜面照耀下证明是哗众取宠的狂想呓语。
“新文化”的生成需要更深层次的“互动”，通畅而不设限的言论渠道至关重要，体现着公平正义原则。当人们在公共舆论上具有平等权，不再“唯上”、“唯书”时，和谐社会的经络便打通了，新共识也便凝聚起来了。这种新共识，就是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主流文化。
·作者是旅英中国资深媒体人
[陈冰] (2007-06-01)
“五四运动”88周年没有庆典，但科学和民主的讨论却在深入。无论是中国高层领导人、政界知识精英，还是资深学者、文化研究者，已突破了要不要民主、科学、自由、人权、法治的“瓶颈”，正在稳健地探索民主和科学的实现途径与落实之道。
中国总理温家宝今年在全国人大记者会上指出，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而是整个人类在漫长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这既代表了近年来中国人在全球化浪潮中的崭新视野，也是探索科学和民主“百年长途”的终极答案。
一场“新文化互动”，因此拉开序幕。北京的官员和学者在热论民主模式和实现公平正义的路径选择，虽然给民主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打上阶级烙印显得有些过于“政治正确”，但“创新理论”的勇气和风气依然健康活跃；深圳、重庆等地则以人类文明“普世价值”为思想新能源，把人文精神建设作为城市发展的新出路，建立市民社会、落实公民文化权利的具体政策正在一一出台；学术界对现代化道路“没有中西之分、只有先后之别”的体认，对现代科技、宪政民主的通透解释，对近代科学、近代工业及与其配套的政治社会体制的理性点拨，都意味着中国人对自身文化传统和人类文明演进的认识深度和广度已超越了以往。
“新文化”之新
笔者把中国正在进行的文化探讨和理论创新称作“新文化”，是因为其背景、目标和参与者的心态都与以往不同。从背景而言，以往的文化运动都是在相对封闭的状态中进行的，无论是19世纪末的维新运动，20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是上世纪60年代的“文革”，80年代的文化反思，只有极少数见识过世界或者痛感自身文化困境的人在起领导作用，是在救亡、图存甚至是权力斗争等局面下发生的，有明显的守势，难免有“崇洋”的浮躁和“中西之分”的狭隘。
而这次文化热潮，是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发生的，无论是倡导者还是接受者，很多人都见识过世界，体验过先进，知道发达国家在想什么、做什么，不再把自己的文化作为独立的单元，而是作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这样反倒显得从容大度，视野开阔。
从目标上来看，这次文化讨论的目标是如何在全球化时代保障中国的持续进步和繁荣，是在中国在国际上摆脱弱势地位后的主动出击，是与世界广泛接触后的经验升华，是谋求中国与世界和谐相处、和平发展的积极求索。少了昔日的壮怀激烈，也便少了浮浅的亢奋可能煽动出的社会秩序混乱；没了过去的妄自菲薄，也便少了极力维护文化主体性的强词夺理。
从参与者的心态看，以往人们总把中国文化当成西方文明镜面下的“弱势群体”看待，自卑感较强。从维新时期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从文革时期的“破四旧”（即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到80年代的“全盘西化”，均是自卑情结下的反应，衍生出的往往是暴力行动。
而目前的文化讨论是在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上升的情况下进行的，中国人虽不把自己看作“强势群体”，但至少认为是“中势群体”。有了文化自信，人们对世界对自身的看法显得客观公道，少了许多“尖利的山风”和“狂暴的海啸”，心平气和中梳理着自身文化中的继承之处和世界文明中可拿来的东西，理性的光芒因此缓缓闪出。
三重力量“互动”
与以往任何一次由知识分子领导的文化“运动”不同，这次的新文化探讨是由执政党中的思想精英率先推动的。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把“民主法制”摆在和谐社会六要素之首，1989年封冻的“民主”开始进入舆论视野，政界思想敏锐的有识之士以和谐理论为基点，探讨发展新路向和符合全球化时代的价值观。
政界的这些思想先进者，多是80年代文化反思中的温和派，十年来的沉淀使他们的文化观加重了厚度。政界的历练，又使他们出言格外谨慎，少了过去的虚张声势和自以为是。因此，新一轮文化探讨讲究建设性和实践性，总是要把“新见”拿到现实生活中加以对照，看能否对改变现状有实际的启蒙和效用，过去那种坐而论道、高谈阔论的风气在大大褪色。
于是，新文化探讨更多地表现为稳健的“互动”，而不是偏激的“运动”。“新文化互动”的力量表现在三个层面：首先是中国和世界的互动，国际上的新思潮和对华政策中所表现出的倾向，中国马上以开放和务实的策略应对；同样，中国政界和思想界的风吹草动，也能即刻在国际舆论中得到评价。双向互动的实践中，中国人明白了哪些东西是该坚持的，哪些是需要改进的；哪些是民族的特性，哪些是世界的共识。
其次，政界和学术界的互动也是新文化思潮的显著特征。官员每出一种新见，学术界总能校勘或者继续深化；而学者提出新的理论，官员们也能用实践之尺来丈量“可行性”和“不可行性”。政界和学术界的互动，使得政策更加严密，学术思想更富有解决现实问题的针对性。
再次，政府和民间的互动显示出活力。政府每出一个“新说法”或推行一项新政策，总会考虑大众会怎么反应；民间有什么声音，也能通过互联网和其他途径传递给政府。政府和民间的互动，推动决策时的以人为本，民众表达意见则服从理性。
拓宽思想的蓄水池
以“互动”的方式建构“新文化”，包含着理性、务实、民意、开放、民主、全球视野等诸多文明要件，有成功的迹象。但是，现在还不是欢呼雀跃的时候。“新文化”是在和谐社会、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多元文化、自由表达的轮廓初步形成时，才能宣布的。
拓宽思想和见识的蓄水池，是“新文化”孕育和成长的前提。中国的民主模式已经形成的断言，有些急功近利；用别致的广告词来虚托意识形态上的进步，是在掩饰文化的贫困；披着“洋皮”的羊们以仰视的姿态歌咏西方胜景，无助于刨根问底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以“保家卫国”的卫道士做派夸大传统文化的包罗万象，将会拖现代化的后腿。但首先，要让各种观点出笼，自由的思想和理性的辩论，是筛留新文化真经的通途。
真理的光辉总是在同谬论的磨擦中闪亮的。既然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包容多元已成新文化原则，那么就让各种见地自由表达并且接受批评者的挑剔。那些现在看来不可能实现的理论构想和政策创新，可能在某个时段成为治国良策；那些乍听起来新颖的策略，也可能在现实镜面照耀下证明是哗众取宠的狂想呓语。
“新文化”的生成需要更深层次的“互动”，通畅而不设限的言论渠道至关重要，体现着公平正义原则。当人们在公共舆论上具有平等权，不再“唯上”、“唯书”时，和谐社会的经络便打通了，新共识也便凝聚起来了。这种新共识，就是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主流文化。
·作者是旅英中国资深媒体人
Tuesday, May 15, 2007
参照港澳模式不能光讲经济
参照港澳模式不能光讲经济
● 郑永年
澳门五一游行最终演变成警民冲突，外界对此有过度的解读，一些观察家想把此一事件和中央政府在港澳实行的“一国两制”的可行性联系起来。
任何社会都会不时地产生各种类型的冲突，但冲突发生了，就必须加以重视并对引起冲突的原因加以深刻的分析。尤其是在澳门。
多年来，澳门的管治模式经常被视为比香港更有效。但正因为这次发生了比较重大的冲突，人们才开始关注澳门的管治问题。
任何社会冲突发生的原因都是多方面的。这里主要想讨论一下经济因素在港澳社会冲突中所起的作用。尽管港澳两地政治经济情况不同，但经济因素本身和因经济因素引起的社会冲突多有类似之处。
自从港澳两地回归中国以来，经济方法可以说是两地管治制度中的主要方法。中央政府实际上也是希望通过经济方法一方面加强大陆和两地的关系，另一方面改善两地的民生，从而减少甚至消化政治压力，实行有效管治。
反腐为澳门游行的主要诉求
不能说港澳两地特区政府这些年来在发展经济上努力不够。香港回归后几次大游行尽管有各种政治上的因素，但经济问题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社会运动由民主派所动员和发动，但那么多的市民能够被动员起来，与他们经济地位的恶化有很大的关联。中央政府在这方面有理性的判断，因此这些年来在经济上对港澳两地有很大的动作，如“更紧密贸易关系”、“自由行”和“泛珠三角经济合作”等。
这些方面很有效，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香港的经济情况有很大的改观，社会趋于稳定。这是为什么香港民主派今天的动员力量不如前些年那么强大的主要一个原因。
与香港不同，澳门的经济结构非常单一。但澳门特区政府在发展博彩业、旅游业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但为什么经济发展良好的情况下，重大社会冲突还是爆发出来呢？这里主要有两个和经济发展非常相关的因素。
首先是经济利益导致管治腐败。在澳门，经济是由特区政府所推动的。在政府决定庞大的公共工程发展的情况下，如果没有透明有效的监管制度，腐败不可避免。
政府官员在分配公共工程相关的利益时，必然向自己或者和自己相关的人员倾斜。这种情况在澳门是相当明显的。反腐败是这次澳门五一游行的主要诉求之一。
香港的市场经济、法治和监管制度方面远比澳门发达。像澳门那样在经济利益分配方面的腐败在香港没有也不太可能出现。但香港也存在着不同类型的经济利益分配不公平的情况。这尤其表现在和大陆的经济关系上。
如上所说，大陆努力通过和香港发展经济关系来帮助改善香港的经济状况。但是很多经济贸易项目往往是由各级政府和香港的少数人主导的，利益分配往往向香港的大商家倾斜，中小企业往往得到很少，或者得不到其中的利益。这经常引起中小企业主的不满。
当然大陆和香港的不同经济关系对香港社会不同的阶层的影响是不同的。例如“更紧密贸易关系”和“自由行”在香港产生的利益分配格局是不同的，前者所产生的利益分配要比后者集中得多。
这就导致了第二个因素的出现，即与利益分配不公相联系的社会正义问题。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条件下，社会正义已经成为了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从这方面来说，香港和澳门所发生的社会冲突只是全球化和区域化问题的一个折射而已。全球化和区域化一方面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导致社会不正义，这几乎已经是个定论。那些有能力主导、有能力参与全球化区域化进程的社会成员获得巨大的好处，而那些或者没有能力，或者没有机会参与全球化区域化的社会成员则成为受害者。
经济停滞管治就出问题
毫无疑问，这些受害者都是中下层社会群体。全球化和区域化表明主要经济要素在全球或者区域范围内相对自由的流动，但唯一不能流动的就是中下层社会成员。
更为严重的是，随着全球化和区域化，外来低价劳工以各种不同方式进入港澳社会，和本地中下层社会成员竞争工作。这样，一方面是全球化和区域化充当着财富从多数流向少数的经济机制，另一方面又改变着原来有利于本地劳工的就业结构，破坏着原来存在的保护本地劳工利益的各种机制。
这两种力量很容易导致社会的分化，从而导致社会冲突的公开化。很显然，保护劳工利益、限制劳务输入和打击黑工也是澳门五一游行的重要诉求。香港的情况要好一些，但这样的问题在香港也是存在着的。
在一个开放的社会和经济体中，一旦管治和社会正义出现了问题，社会冲突变得不可避免。并且经济利益问题往往表现出政治性质，就是说以政治人物为主体的各种政治因素就会卷入甚至主导社会冲突或者社会运动。
在澳门，人们观察到，这次游行主要是由代表中下层社会群体的组织（如职工民心协进会、职工联盟、清洁员联工和博彩建筑联合自由工会等）和一些政治人物联合行动的产物。
在香港经济状况不好的时候，游行示威也有类似的情况，就是说，游行示威经常是民主派政治组织及其领袖动员经济状况受到负面影响的中产阶级或者社会下层成员的产物。
如果经济发展停滞不前或者每况愈下，那么港澳的管治必然要出现问题。但这并不是说只要经济发展了，管治就没有问题了。经济发展过程也创造出无数腐败的机会。如果腐败得不到遏制，管治必然出现问题。
同时，经济发展既为社会总体创造财富，但也会导致经济财富分配的不公和社会的分化，这也同样会导致社会冲突。
在港澳管治模式中，经济因素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但经济因素并不足够。特区政府在努力发展经济的同时也需要管治制度甚至是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
香港政府的清廉不仅仅是由于上文所提到的法治健全，也是因为香港有足够的监督政府的反对力量。澳门腐败盛行既和法治不健全有关，也同缺乏来自反对力量的有效监督有关。
对中央政府而言，要帮助港澳改善管治制度，光强调经济因素是不够。从港澳的长远利益来看，政治和经济的并行改革和发展不可或缺。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 郑永年
澳门五一游行最终演变成警民冲突，外界对此有过度的解读，一些观察家想把此一事件和中央政府在港澳实行的“一国两制”的可行性联系起来。
任何社会都会不时地产生各种类型的冲突，但冲突发生了，就必须加以重视并对引起冲突的原因加以深刻的分析。尤其是在澳门。
多年来，澳门的管治模式经常被视为比香港更有效。但正因为这次发生了比较重大的冲突，人们才开始关注澳门的管治问题。
任何社会冲突发生的原因都是多方面的。这里主要想讨论一下经济因素在港澳社会冲突中所起的作用。尽管港澳两地政治经济情况不同，但经济因素本身和因经济因素引起的社会冲突多有类似之处。
自从港澳两地回归中国以来，经济方法可以说是两地管治制度中的主要方法。中央政府实际上也是希望通过经济方法一方面加强大陆和两地的关系，另一方面改善两地的民生，从而减少甚至消化政治压力，实行有效管治。
反腐为澳门游行的主要诉求
不能说港澳两地特区政府这些年来在发展经济上努力不够。香港回归后几次大游行尽管有各种政治上的因素，但经济问题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社会运动由民主派所动员和发动，但那么多的市民能够被动员起来，与他们经济地位的恶化有很大的关联。中央政府在这方面有理性的判断，因此这些年来在经济上对港澳两地有很大的动作，如“更紧密贸易关系”、“自由行”和“泛珠三角经济合作”等。
这些方面很有效，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香港的经济情况有很大的改观，社会趋于稳定。这是为什么香港民主派今天的动员力量不如前些年那么强大的主要一个原因。
与香港不同，澳门的经济结构非常单一。但澳门特区政府在发展博彩业、旅游业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但为什么经济发展良好的情况下，重大社会冲突还是爆发出来呢？这里主要有两个和经济发展非常相关的因素。
首先是经济利益导致管治腐败。在澳门，经济是由特区政府所推动的。在政府决定庞大的公共工程发展的情况下，如果没有透明有效的监管制度，腐败不可避免。
政府官员在分配公共工程相关的利益时，必然向自己或者和自己相关的人员倾斜。这种情况在澳门是相当明显的。反腐败是这次澳门五一游行的主要诉求之一。
香港的市场经济、法治和监管制度方面远比澳门发达。像澳门那样在经济利益分配方面的腐败在香港没有也不太可能出现。但香港也存在着不同类型的经济利益分配不公平的情况。这尤其表现在和大陆的经济关系上。
如上所说，大陆努力通过和香港发展经济关系来帮助改善香港的经济状况。但是很多经济贸易项目往往是由各级政府和香港的少数人主导的，利益分配往往向香港的大商家倾斜，中小企业往往得到很少，或者得不到其中的利益。这经常引起中小企业主的不满。
当然大陆和香港的不同经济关系对香港社会不同的阶层的影响是不同的。例如“更紧密贸易关系”和“自由行”在香港产生的利益分配格局是不同的，前者所产生的利益分配要比后者集中得多。
这就导致了第二个因素的出现，即与利益分配不公相联系的社会正义问题。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条件下，社会正义已经成为了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从这方面来说，香港和澳门所发生的社会冲突只是全球化和区域化问题的一个折射而已。全球化和区域化一方面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导致社会不正义，这几乎已经是个定论。那些有能力主导、有能力参与全球化区域化进程的社会成员获得巨大的好处，而那些或者没有能力，或者没有机会参与全球化区域化的社会成员则成为受害者。
经济停滞管治就出问题
毫无疑问，这些受害者都是中下层社会群体。全球化和区域化表明主要经济要素在全球或者区域范围内相对自由的流动，但唯一不能流动的就是中下层社会成员。
更为严重的是，随着全球化和区域化，外来低价劳工以各种不同方式进入港澳社会，和本地中下层社会成员竞争工作。这样，一方面是全球化和区域化充当着财富从多数流向少数的经济机制，另一方面又改变着原来有利于本地劳工的就业结构，破坏着原来存在的保护本地劳工利益的各种机制。
这两种力量很容易导致社会的分化，从而导致社会冲突的公开化。很显然，保护劳工利益、限制劳务输入和打击黑工也是澳门五一游行的重要诉求。香港的情况要好一些，但这样的问题在香港也是存在着的。
在一个开放的社会和经济体中，一旦管治和社会正义出现了问题，社会冲突变得不可避免。并且经济利益问题往往表现出政治性质，就是说以政治人物为主体的各种政治因素就会卷入甚至主导社会冲突或者社会运动。
在澳门，人们观察到，这次游行主要是由代表中下层社会群体的组织（如职工民心协进会、职工联盟、清洁员联工和博彩建筑联合自由工会等）和一些政治人物联合行动的产物。
在香港经济状况不好的时候，游行示威也有类似的情况，就是说，游行示威经常是民主派政治组织及其领袖动员经济状况受到负面影响的中产阶级或者社会下层成员的产物。
如果经济发展停滞不前或者每况愈下，那么港澳的管治必然要出现问题。但这并不是说只要经济发展了，管治就没有问题了。经济发展过程也创造出无数腐败的机会。如果腐败得不到遏制，管治必然出现问题。
同时，经济发展既为社会总体创造财富，但也会导致经济财富分配的不公和社会的分化，这也同样会导致社会冲突。
在港澳管治模式中，经济因素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但经济因素并不足够。特区政府在努力发展经济的同时也需要管治制度甚至是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
香港政府的清廉不仅仅是由于上文所提到的法治健全，也是因为香港有足够的监督政府的反对力量。澳门腐败盛行既和法治不健全有关，也同缺乏来自反对力量的有效监督有关。
对中央政府而言，要帮助港澳改善管治制度，光强调经济因素是不够。从港澳的长远利益来看，政治和经济的并行改革和发展不可或缺。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Sunday, April 29, 2007
决战淝水
决战淝水
－淝水之战的全过程再现
作者：秦大路
出处：轩辕春秋文化论坛
引言 改变历史的战争
五胡十六国时期，基本完成北方统一的前秦与盘踞江左的东晋政权于公元383年在淮南淝水展开了一场“规模惊人”的大战。这是一场北国勇武雄健之风与江左雍容散淡之气的世纪对决，也是一次决定五胡时代中国命运的交锋。这场战争的结果完全出乎当时很多人的意料之外，史书告诉我们，东晋军队以少胜多，八万晋军战胜了号称九十七万的前秦大军。
这场令人错愕不已的战争，所引发的影响和余波远远超出了战争本身，中国中古时代三世纪、四世纪的政治格局因此发生了改变。淝水之战直接导致了前秦统治的分崩离析，后来前秦主苻坚也被叛乱者姚苌缢杀。而偏居江左的东晋，则赖此战得以继续维持其政权，汉文化正朔也藉此传承下来。中国大分裂、大混乱的局面不但未能终结，还愈演愈烈，南北统一，被整整推后了两个世纪。可以说，没有前秦在淝水之战后的崩溃，就不会有拓拔氏北魏的崛起，长达一百六十余年的南北朝也无从谈起，更遑论承袭于北魏北周的隋唐时代了。
淝水之战的历史影响是如此的重大，人们便热衷于传奇性的记述而忽略真实的历史。千百年来，“投鞭断流”、“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等成语令人耳熟能详。苻坚的刚愎自用，谢安的纹枰谈兵，都已成了无数文人和史家的谈资。不少人认为，淝水之战是一场偶然性压倒必然性的战争。然而，淝水之战不是一个孤立的历史事件，欲了解淝水之战的动因和影响，过程和细节，不能离开五胡乱华以来南北历史的总进程。本文试图探讨“偶然性事件”背后的必然性因素，并着重过程解析而不轻易给出简单的结论。
一、前秦的崛起与统一北方的征程
五胡乱华，始于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自永嘉之祸后，塞外胡族纷纷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他们陆续统治了古代中国的核心地带――关中、关东和华北等地域。这一期间，汉人渐渐退出了北方的政治舞台。在南北朝以前的整整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北方大地上五胡杂立，兵戈不休，各方势力互争雄长，诸如匈奴、羯、氐、羌、鲜卑等胡族走马灯似的称王建国，这一时期史称五胡十六国时期。
前秦苻坚是五胡十六国时期一位很有作为的君主。苻坚于公元357年发动宫廷政变后登上前秦王位。从公元357年至淝水之战前的大约二十六年里，先秦军队东征西讨，最后统一了北方大部。
前秦于公元357年消灭了以姚襄为首的羌族势力，接着剿灭了后赵张平等地方诸侯。公元366年，前秦平定了匈奴右贤王曹毂、左贤王刘卫辰的叛乱。
公元370年，前秦命王猛、邓羌率步骑六万伐慕容鲜卑的前燕。前燕、前秦两国，论经济，人口，疆土，和军力，前燕都强于前秦。也许苻坚的初衷只是讨伐前燕，并无灭燕的企图。然而战事的进展却大大出乎双方的意料。王猛、邓羌打败了前燕太傅慕容评率领的四十余万前燕军队。随后苻坚亲率十万大军支援王猛，进而彻底消灭了前燕的军事力量。建国六十余年的前燕遂告灭亡。
公元373年，前秦发兵五万，攻取隶属东晋的梁州（今陕西汉中地区）和益州（今四川），将势力扩展到长江和汉水上游。梁益二州，分别是汉高祖刘邦和蜀昭烈帝刘备王祚兴起之地。早年梁益二州由东晋桓温收复，并入东晋时间并不长，属于东晋的战略边缘地带，当时尚处于地方军阀的半割据状态。因而丢掉梁益二州，对东晋来说损失虽大，但未伤及元气。
公元376年，前秦在东西线几乎同时开辟了两个战场。前秦命苟苌、毛盛、梁熙、姚苌等将率步骑十三万进兵凉州姑臧，前凉主张天锡兵败投降，前凉灭。西线战事尚未完全结束，苻坚命苻洛为北讨大都督，率领幽冀兵十万，又命俱难、邓羌等率步骑二十万人，另从西线凉州战场抽调八千骑兵，分路进攻拓拔鲜卑的代国，代国遂宣告灭亡。此次灭代之役，前秦动用的总兵力约为三十万人。前凉和代国被灭后，苻坚基本上统一了北方大部。
前秦统一北方的征程是一部武功赫赫的征伐史。《晋书·苻坚载纪》称，“（前秦）平燕定蜀，擒代吞凉，跨三分之二，居九州之七。”截止淝水之战以前，天下形胜，除荆州、淮南与江南以外，前秦已得十之七八。前秦的疆域，已是“东极沧海，西连龟兹，南苞襄阳，北尽沙漠”[1]。东方的新罗、肃慎，西域的大宛、康居、于阗，以及天竺等诸国，都遣使和前秦建立友好关系。这一时期前秦十分强大，“虽五胡之盛，莫之比也。”[2]
然而，翻开《晋书》和《资治通鉴》的相关章节，我们会发现这部武功赫赫的征伐史同时也是一部叛乱不断、战祸频仍、民族冲突此起彼伏的历史。自公元357年苻坚登位至公元383年的淝水之战前，前秦发生战争的频率相当惊人。除公元362年、363年外，每一年都有战事。这些战事中，除了上述“平燕定蜀，擒代吞凉”的统一战争及与东晋发生一系列小规模的战争外，大多数都属于平定各类叛乱。内战发生的频率与外战相当，说明前秦的统治并不稳固。
前秦在平定叛乱或征服邻国之后，采取惩罚性移民，通过强制措施，把敌对方的部族大量迁至关中、关东与河北等地，企图瓦解对方在原住地的统治。例如，公元358年，苻坚迁张平部民三千余户于长安。360年，十月，乌桓独孤部、鲜卑没奕干各帅众数万降秦，先迁置塞南，后被迁至塞北。365年，前秦击败匈奴右贤王曹毂后徙其豪杰六千余户于长安。370年前秦灭前燕后徙慕容以下鲜卑豪族四万多户至长安。371年苻坚徙关东豪杰及杂夷十五万户于关中，又迁乌桓部落于冯翊、北地，迁丁零翟斌部于新安、渑池。376年，九月，前秦灭前凉后将七千多户豪强世族迁徙到关中。同年，灭代后迁散拓拔鲜卑部落，安置于北部边陲。[3]
强制性移民措施来源已久，两汉、曹魏、西晋、后赵等朝均有大规模迁徙豪强、胡族的记载。统治阶级为了消除这些势力在原住地的影响，往往采取这种移民手段。前秦治下这种迁徙远多于前朝，这与频繁发生的民族冲突是相关的。苻坚的做法与前朝略有不同的是，他总是将战败一方迁徙至战略核心地带，如关中、中原，以及北部要塞北地、雁门等郡。这些被迁徙者到了新的居住地后，不少贵族沦为贫民。例如，前燕被灭后，有的鲜卑贵族竟在长安街头贩卖草鞋度日。这种迁徙政策虽并未真正起到加强统治的作用，相反，却大大加剧了不同民族间的仇恨。一旦天下有变，这些部族都将成为不安定的因素。
二、北方统一表象下潜藏的各种民族势力
苻坚之统一北方，是武力扩张的必然结果。其内部各种势力间政治、军事的整合，以及北方各民族的融合远未完成。此时各方军事势力被前秦强大的军力暂时所压制。这些势力都是日后导致前秦在淝水之战后统治土崩瓦解的重要因素。稍作分析归总，当时前秦版图内割据或隐伏的军事势力大致分为以下若干部[4]：
·慕容鲜卑。慕容鲜卑是当时鲜卑族里最强大的一支。慕容氏所建立的前燕国，虽被前秦所灭，但鲜卑人被大量迁移至关中、关东等地，仍是逐群而居，易于聚集起事。慕容氏中的显贵们，如慕容暐、慕容垂、慕容冲、慕容泓等人，纷纷出任前秦高官，并拥有一定的兵权。这种分散但并未消亡的势力在淝水之战后东山再起，建立了西燕和后燕。
·拓拔鲜卑。由于拓跋部众还梳着辫子，故当时人又称之为“索头”鲜卑。拓拔鲜卑曾建立代国，从山西北部到漠北以南的广大区域均在代国的实际控制中。前秦灭代后，苻坚的诏书中曾说，“索头世跨朔北，中分区域，东宾秽貊，西引乌孙，控弦百万，虎视云中。”[5]可见拓拔鲜卑的强大。代国的最后一任统治者为拓跋什翼犍。淝水之战仅仅三年后，即公元386年，拓拔什翼犍之孙拓拔珪在内蒙牛川称王，拉开了建立北魏的序幕。
·羌族。羌族为关陇地区的主要民族之一。后赵时期，举族被迁徒到关东。后赵末年，其首领姚戈仲降晋。姚戈仲死后其子姚襄叛晋，企图以洛阳为基地建国。姚襄部先为东晋桓温所败，后为前秦所灭。后姚襄之弟姚苌率部众降秦，姚苌屡立战功，成为苻坚的爱将之一。淝水之战后，姚苌率羌族建立后秦。公元385年，苻坚为姚苌俘获后被缢死。
·前凉。公元376年，统治了七十多年的张氏前凉为前秦所灭。淝水之战中，张天锡于阵前降东晋。前凉张氏的势力在淝水之战后不曾恢复。前凉的疆域后为略阳氐族吕光所控制。
·略阳氐吕光部。临渭氐苻氏与略阳氐吕氏均来自陇右。吕光曾为前秦大将，曾屡立战功，对苻坚也忠心不贰。淝水之战前吕光曾率七万步骑远征西域，讨平西域三十六国。淝水之战后吕光部却并未返回关中救援苻坚，而是击败前秦凉州刺史梁熙，在凉州建立割据政权，史称后凉，并继续控制西域。
·铁弗匈奴刘卫辰部。北人称胡父鲜卑母为“铁弗”。铁弗匈奴刘卫辰部，早期时而降秦，时而降燕，反复无常。前秦灭代后，苻坚以黄河为界，河西归属刘卫辰。淝水之战后刘卫辰占据朔方地，后被北魏拓跋珪所灭。刘卫辰之子为刘勃勃，即是后来建立大夏国的赫连勃勃大王。大夏国亦为北魏所灭。
·铁弗匈奴刘库仁部。刘库仁原为代国的南部大人，前秦灭代后归附前秦，被封为广武将军。黄河以东，前代国雁门、上谷、代郡等重镇归刘库仁统辖。刘库仁死后其弟刘头眷代领部众。
·乌桓。乌桓内附后散居于河北、关东等地。淝水之战后乌桓人大都效忠于慕容垂，成为反对前秦的一支重要的力量，并为建立后燕国立下了功劳。乌桓族以张骧部、刘大为部、鲁利部为最强。公元398年（天兴元年），张骧子张超据渤海郡南皮（今河北省南皮县），自称乌丸王，被北魏灭。
·丁零族翟氏。前秦统一北方后丁零部被迁于新安、渑池等地。淝水之战后首领翟斌率先起兵反秦，翟氏所部丁零人曾长期在中原与鲜卑人角逐。丁零部曾统治河北七郡，三万余户人口。翟斌率丁零族归附后燕慕容垂后被杀，族众被纳入后燕。
·陇西鲜卑乞伏国仁。一支在陇西一带辗转迁徙的鲜卑族，首领为乞伏国仁。曾接受前秦统治，公元383年（淝水之战当年）率部叛乱。公元385年乞伏国仁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史称西秦。
·后赵残余势力。后赵将领张平、李历、高昌曾遣使投降后燕，又降东晋，最后又归附前秦，各受爵位，一些人甚至同时拥有这三国的爵位。他们摇摆不定的目的是为了中立自固，这样一来，也使中原局势徒生变数。势力最大者为张平，曾一度占领山西全境。张平后被前秦所灭，张平本人被任命为大将军。张平的养子为猛将张蚝，曾参加淝水之战。
苻坚虽统一了北方，部族兵制依旧保留下来，各民族的军事势力并未被完全消除，民族丧乱的根源依然存在。正如公元360年苻融劝谏苻坚时所称的那样，各胡族虽表面臣服前秦，“实贪地利，非怀德也；不敢犯边，实惮兵威，非感恩也。”[6]前秦大举进攻东晋时，各部势力都在等待淝水之战的结局。前秦胜，对他们并无不利，各部首领都可加官进爵。若前秦败，也许这也是他们所盼望的，他们可以伺机再起，割据称王。淝水之战，对苻坚来说，是一场命运攸关、胜得败不得大战。
三、来自苻氏宗室内部的挑战
苻坚成功的领土扩张，善待汉人和胡人的政策，对汉化的积极推动，以及重农抑商，减免赋税，打击豪强等举措使他在历史上赢得了以汉人为主的史官们的喝彩。但苻坚在苻氏亲族中的威望，似乎不是特别的高。事实上，来自氐人内部的叛乱一直没有停息过。早在公元364年，汝南公苻腾造反。后来苻幼、苻柳、苻双、苻武等王公接连发动叛乱。公元380年，灭代的最大功臣，亲族中最有军事才能的行唐公苻洛与征北大将军、北海公苻重联合造反。直至淝水之战前一年，东海公苻阳与王猛之子王皮曾试图谋反，后因计划泄露而被镇压。
苻坚是通过发动宫廷政变来获得王位的，也许这是他受到某些亲族挑战的原因之一。对于重要的历史人物，传统的史书向来多采用模式化记述。《晋书·苻坚载纪》对淝水之战前的苻坚，显然是采用了一种“明君模板”。《晋书》成书于唐初。初唐史官的用心当然可以理解，因为同时代唐太宗李世民的登基过程与苻坚十分类似。为了突出苻坚发动宫廷政变的正当性，王位被颠覆的苻生在史书里也完全被颠覆，成为一位邪恶凶暴的君主。有现代史家认为，苻坚当政后曾干预史官，并对诸多史料进行了篡改，今天已经无从考证真实的苻生。[7]我们只知他是一位“独眼”暴君，天生狠毒乖戾，在位期间作恶多端，与商朝的纣王，后赵的石虎，及后来北齐的高洋、隋炀帝杨广等帝王一样，似为同一“暴君模板”处理后的人物。
政变后为了肃清一切可能的威胁，苻坚甚至逼死了一同参与政变的兄长苻法。《晋书·苻坚载纪》和《资治通鉴》里都称，前秦太后苟氏看见东海公苻法的宅门前车水马龙，担心这最终会对苻坚不利，于是就与大臣李威商量，赐苻法死。根据《晋书》和《资治通鉴》的记载，苻坚和苻法在东堂诀别，二人失声痛哭，以致口吐鲜血。竟然用苻法之死来反衬苻坚之仁，这段描述孰难置信。二十五年后，淝水之战前，苻法的儿子东海公苻阳谋反被执，曾当面质问苻坚，“臣父哀公死不以罪，臣为父复雠耳。”[8]
一方面，王室亲族不断谋反，另一方面，前秦治下的关东、河北等地危机四伏。于是苻坚于公元380年，决定分封宗室子弟和亲信出镇关东为诸侯，并成批往外迁徙氐人。苻坚这项措施获得了百官的支持，却受到了氐族的非议。史官赵整曾做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劳舅父是仇绥，尾长翼短不能飞。远徙种人留鲜卑，一旦缓急当语谁！”绝大部分史书把淝水战后鲜卑人在关中的叛乱归因于苻坚的这项措施，认为苻坚为打击本族豪强而把大量氐人被迁出关中是一个彻底失败的决定。《资治通鉴》和《晋书·苻坚载纪》都重点突出了这段记述。
苻坚的初衷，是效仿周武王和汉高祖分封天下的做法，欲将群雄之天下变为苻氏之天下。苻坚这么做的本意是以氐族来统治四方，加强统治，而非打击本族豪强势力。另外，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当时关中氐族大约有十五万户左右，而这次被迁出的大约有二万余户。可见关中氐族的势力虽有减弱，但不是特别显著。因而，这次迁徙的负面作用似乎被过分强调了。
这次氐人的迁徙对淝水之战有一些间接的影响。首先，由于氐族人口的减少，前秦进攻东晋时的主力――关中兵团的构成难免更为庞杂，其士兵必为氐、羌、鲜卑、汉等各族构成。其次，一些有军事才能的苻氏亲族纷纷被“外派”，使伐晋时主帅的选择捉襟见肘，最后落到了苻坚之弟苻融的头上。淝水之战的事实证明，苻融并不是一位合格的主帅。他的错误判断，使前秦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四、王猛的遗言和伐晋的朝议之争
公元375年，深受苻坚倚重的王猛病逝。根据《晋书·王猛传》的记载，王猛死前明确反对伐晋。他对苻坚说，“晋虽僻陋吴、越，乃正朔相承。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臣没之后，愿不以晋为图。鲜卑、羌虏，我之仇也，终为人患，宜渐除之，以便社稷。”《资治通鉴》的记载相似，唯一不同的是王猛的话里多了“上下安和”四个字。
王猛所说的“亲仁善邻”、“上下安和”，一语道破当时的局势。王猛认为，东晋内部君臣团结，政权稳固。王猛虽未直言前秦远未达到“亲仁善邻”和“上下安和”的状态，但言外之意非常明显。王猛对鲜卑人、羌人一直很警惕，他向来主张应先以消除民族隐患为首要国策。正如前文所述，前秦的统治秩序并不稳定，北方各民族间的矛盾和冲突此隐彼现，苻氏亲族内部的权争也纷乱不息，这一切，都被王猛洞察机先。遗憾的是，王猛也一直没有提出什么有效的办法和策略。
前燕当时人口数达九百多万，疆域广阔，综合实力强于前秦。但前燕内政不修，官僚腐败，君臣不和，特别是慕容垂家族的叛逃，给前燕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前燕亡国，固然有军事上的原因，但其根源在于，前燕的内政无法“上下安和”。前燕的覆亡实为前秦之前车之鉴。
当然，不可过分强调王猛遗言中反对伐晋的意义。淝水之战前的天下大势与王猛去逝时相较已大不相同。王猛病逝之前，前秦只占领了东晋的梁益二州（即汉中与蜀地）和前燕的疆土。王猛死后，前秦的疆域进一步扩展，前秦分别灭了雄踞凉州七十余年的张氏前凉和“控弦百万，虎视云中”的拓拔氏代国，后来又占领了东晋的襄阳和彭城，兵锋直指东晋的荆州和淮南。前秦的疆域之大，超过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的任何一个国家。此时天下大势与王猛死时相比已经有了很大变化，若仍以王猛的非“正朔相承”之说来约束苻坚“混六合为一家”的雄心，基本已无可能。
有的学者认为，从王猛的临终遗言看出，至少在淝水之战七八年前，苻坚南侵谋略已经形成。[9]这种说法不妥。公元375年时苻坚大约只有伐晋的打算，而无具体的谋略规划。王猛死后天下形势又有了很大的变化，前秦的疆域比以前更大了，从表面来看四方宾服，统治似乎也更稳固了，北方所有的敌对军事势力都已被压制或肃清。普天之下，只有东晋在前秦的统治范围之外。正如苻坚所言，“四方略定，唯东南一隅，未沾王化”。因而，南北统一的紧迫性不言而喻，南侵伐晋此时必然会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公元382年冬，亦即淝水之战前一年，前秦君臣就大举伐晋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由于东晋的实力不弱于前秦以前的任何一个敌人，伐晋问题又是关系国之根本的大问题，因而这次讨论异常激烈，持续了两个月之久。前秦朝廷上下基本分为两派，反对派中的代表人物为阳平公苻融，中山公苻诜，太子苻宏，尚书左仆射权翼，尚书原绍，太子左卫率石越，高僧释道安，宠妃张夫人等人。支持伐晋的人物中，除了苻坚本人外，史书重点突出了慕容垂，另外还有秘书监兼前将军朱肜。[10]史家对史料的筛选，容易给人造成错觉，即伐晋是苻坚的真正支持者是苻坚最危险的敌人。事实上，《晋书·苻坚载纪》曾指出，“群臣各有异同，庭议者久之”。这说明，支持的人当不在少数。我们大致可以推测，除慕容垂、朱肜和姚苌外，象亲族苻方、苻丕、苻睿，大将窦冲、吕光、张蚝、梁成、梁熙等人很可能都是支持伐晋的。慕容垂说，“弱并于强，小并于大，此理势自然，非难知也。以陛下神武应期，威加海外，虎旅百万，韩（信）白（起）满朝，而蕞尔江南，独违王命，岂可复留之以遗子孙哉！”这种说法实代表了很大一部分朝臣的想法。故很难把前秦的南侵之举归结为苻坚本人一意孤行的结果。
此前前秦针对东晋一直采用蚕食、渐进的战略。公元379年，前秦军攻打襄阳一年后攻破襄阳。东线彭城随即也落入前秦手中。如此一来，汉水、淮水以北的地区相继落入前秦之手。假若前秦依旧采取以前的战略，在多条战线上对东晋施加压力，层层逼进，多点进攻，使东晋的江淮防区腹背受敌，首尾不能相顾，也许历史的结局是另外一种情形。然而在382年年底的朝议之后，苻坚做出了新的决策，那就是，倾举国之力与东晋展开战略决战，尽快完成南北统一。
苻坚非常希望能复制当年西晋灭吴的胜利。然而，当年西晋六路伐吴的战略方案，前后经过了十几年的周密策划和准备，仅王濬的水师就准备了整整七年，统一之举不过水到渠成而已。而前秦在淝水之战前一年犹在讨论伐与不伐的问题。当年“吴之将亡，贤愚所知”[11]，而如今世异时移，东晋在江左“卓然自立”，苻坚若想再现三国统一的局面，自非易事。
五、东晋的长期战备及战略格局
尽管苻坚非常渴望重演西晋灭吴的统一大戏，然而，客观地讲，前秦的实力弱于南北统一前的西晋，而东晋则远远强于三国末期的吴国。
东晋对前秦南侵之野心，自然早有认识和准备。淝水之战前，东晋业已形成两个战略重点区域。一为桓氏家族所控制下的荆州集团，势力范围为长江中上游，桓温死后，其弟桓冲成为荆州集团的首脑人物。另一为谢氏家族所控制的长江下游和淮南区域，其首要人物为谢安。
关于谢安在淝水之战中的历史作用，历代文人墨客们不乏溢美之词。另一方面，由于史料未有片言只语记述谢安在淝水之战中提供过什么方略，从古到今也不断有人质疑谢安到底起到了什么具体作用。实际上，谢安的最大贡献在于，淝水之战前成功的在桓氏家族之外，以谢氏家族成员为班底、以北府兵为主力形成了一个军事集团。正是这个军事集团，日后在淝水之战中立下不世殊功，击败了强大的前秦军队。
东晋的政治体制历来被称为“强枝弱干”，即权臣、士族门阀的势力远远强于皇室的势力。早年东晋北线、西线各州郡俱受大司马桓温统辖，如梁益二州，荆襄各郡，京口、扬州，乃至接近中原腹地的徐州，都属于桓氏家族地势力范围。桓温死后，其弟桓豁、桓冲仍控制着上述地区。及至桓豁死后，桓冲已无力控制上述广大区域。公元377年，桓豁死，东晋朝廷以桓冲都督江、荆、梁、益、宁、交、广七州诸军事，领荆州刺史；又以与谢氏集团交好的王蕴领徐州刺史；以征西司马领南郡相的谢玄为兖州刺史，领广陵相，监江北诸军事。至此，桓冲只控制荆州一线，而淮南江北等地，落入了谢氏家族的势力范围。淝水之战前的几年里，东晋内政相对稳定，两大集团之间的合作远多于对峙和冲突。
自永嘉南渡以来，江淮之间，广陵左近是北方流民南来聚集之地。公元377年，在谢安的授意下，谢玄在京口收容大量北方流民，建立新军，因京口又称北府，故这支新军被称为北府兵。“中原南徙之众，尤多磊落英多之士”[12]，谢玄以彭城刘牢之、东海何谦、琅邪诸葛侃、乐安高衡、东平刘轨、西河田洛及晋陵孙无终等骁勇之士为北府兵将领。北方流民“人多劲悍”，由他们组成军队后，经过训练，便成为一支屡建奇功的劲旅。《晋书·刘牢之传》称，“玄以牢之为参军，领精锐为前锋，百战百胜，号为北府兵。”
谢玄所组建的新军具有异乎寻常的历史意义。吕思勉先生曾说过，乱世中，军队非再造不可。只有再造新军，才能彻底涤除旧军之积弊，才能彻底保证新军严明的纪律、先进的战术和高昂的斗志，进而确保强大的战力。没有史籍记载北府兵经过特别的训练，有专家认为，北府兵并未经过精良的训练，并称北府兵之所以善战，主要在于他们来自流民，习战有素。[13]这种说法不妥。根据北府兵历次骄人的战绩来看，这支军队已经具备了集团或规模作战的实力。没有严格的战术训练，是不可能达到这样的作战水平。正如清人王夫之所言，“谢玄监军江北，择将简兵，六年而后用之，以破苻坚于淝水，非一旦一夕之效矣。”[14]北府兵不仅在淝水之战中立下大功，日后更成为刘裕北伐的主力和建国之本。
北府兵创建后，东晋针对前秦的南侵，已经形成了荆州和江淮两大战略防区。桓冲荆州集团在中上游的策略，是“全重江南，轻戍江北”[15]。襄阳失守后，桓冲集团的重点防线由江汉北部退至沿江地带。桓冲集团的有三大任务。其一是力阻江北前秦军渡江南下，其二为阻断前秦水军由巴蜀和汉水东进南下，其三为与长江下游的北府兵互相策应，减轻前秦对都城建康的压力。
东晋真正的战略核心区域是谢氏家族控制下的江淮防区，包括长江下游和江北淮南等地。此防区承担了拱卫建康、抵御北敌主力的任务。特别是淮南淝水一带，乃“吴楚要冲”，自古以来有“淮右襟喉，江南唇齿”之称，为兵家必争之地。此地虽有保卫建康的重要意义，但地势相对较为平缓，无险可守，易为对方突破。从前秦的角度来看，前秦更愿意选择此地展开战略决战。如果前秦得胜，大军可以直接进逼都城建康，饮马长江，荆州也成为孤悬，大局可定。因而，江淮战场上的决战将成为决定东晋王祚气运的生死决战，双方都认识到了这一点。
六、公元378、379年的秦晋战争
淝水之战是前秦东晋系列战争中的最重要的决战。淝水之战前，前秦的南侵已经拉开了序幕，几年时间里，双方陆陆续续爆发了多次战役。由于公元383年发生了改变历史的淝水之战，史家大都较为忽略公元378、379年的秦晋战争。
公元378年，前秦在东西线分别进兵。西线方面，苻坚派其子征南大将军、长乐公苻丕，武卫将军苟苌、尚书慕容暐率步骑七万进攻襄阳，又以荆州刺史杨安为前锋，征虏将军始平石越率领精骑一万出鲁阳关，京兆尹慕容垂、扬武将军姚苌帅众五万出南乡，领军将军苟池、右将军毛当、强弩将军王显帅众四万出武当，会攻襄阳。前秦兵分四路，步骑总兵力为十七万。围攻达一年之久，后襄阳陷落，东晋襄阳刺史朱序被前秦生俘。
同年，前秦兖州刺史彭超建议在东线进攻彭城（今江苏徐州），以成“征南棋劫之势，东西并进”[16]，目的是与西线围攻襄阳的前秦军互相策应。随后苻坚命彭超都督东讨诸军事，俱难、毛盛等人率兵七万进攻彭城、淮阴、盱眙。公元379年五月，前秦分别攻取彭城、淮阴、盱眙，前秦的势力已伸至淮南。这时西线襄阳战事已经结束，前秦毛当、王显率兵二万自襄阳东进，与彭超、俱难部会攻淮南。随后六万前秦军围攻三阿。三阿距离广陵（今江苏扬州）不过百里。东晋朝廷大震。
东晋兖州刺史谢玄率领北府兵发动反击，自广陵救援三阿。双方在三阿发生激战，谢玄大败俱难、彭超，前秦军退至盱眙。六月，谢玄与田洛率军五万进攻盱眙，再败俱难和彭超，斩秦将都颜，晋军收复盱眙。前秦军遂退至淮阴。谢玄命何谦、刘牢之等将率水军乘潮而上，夜袭淮阴，斩秦将邵保，俱难、彭超退兵至淮北。至此，前秦军完全退出了淮南，失去了先前取得的战果。谢玄火速进兵，率领北府兵将领何谦、戴循、田洛等人，与俱难、彭超在君川展开会战，大败秦军，俱难、彭超北逃，仅以身免。
北府兵在一个月内以少胜多，四战四捷，威震江淮。粉碎了前秦的东线攻势，化解了建康的压力，把前秦军逼回至淮北。俱难、彭超为前秦名将，俱难更是前秦当年灭代的主将之一。此战后，彭超自杀，俱难削爵为民。谢玄被东晋朝廷封为冠军将军，加领徐州刺史。
公元378年、379年发生的秦晋战争，前秦动用的兵力前后总计达26万，东晋投入的兵力约5万左右。战场上双方各有胜负，东晋并不弱于前秦。前秦军在西线围攻襄阳时，桓冲在上明并未发一兵一卒救援，前秦攻下襄阳尚费时达一年之久，可见前秦方面胜的很艰苦。而东线方面，彭城为东晋主动放弃。前后四战，前秦俱败，七万军队大部被歼。前秦虽在东线惨败，但仍然获得了重镇彭城。西线攻取了襄阳，可以遏制荆州集团。而彭城，则可以成为会合北方幽州、冀州、青州等三州兵的枢纽，做为再次进攻淮南、威胁健康的基地。对东晋来说，虽丢掉了彭城，但战场上取得胜利也有很大的意义，此战既化解了建康的燃眉之急，又打出了谢玄和北府兵的威风。大概自此时起北府兵有了“百战百胜，敌人畏之”称誉。此时距谢玄创建北府兵不过仅一年多时间。
公元381、382年之际，前秦都贵率军二万攻打竟陵。桓冲命桓石虔、桓石民等率领水陆军二万拒迎敌。晋军大败秦军，攻克管城，擒获秦将阎振、吴仲，斩首七千人，俘虏一万人。
淝水之战前的系列战争说明，东晋比前秦以前所吞并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为强大。苻坚认识到了这一点，但他统一南方的雄心，并未因此而减弱。
七、前秦仓促的军事准备
公元383年正月，苻坚命大将吕光率精锐七万五千余人讨伐西域。吕光部俱为精锐，其兵力甚至超过了当年灭燕时王猛、邓羌所率的总兵力。两个月来前秦朝堂上一直在争论是否要大举伐晋，此时争论也许刚刚结束。如果前秦决定要在这一年讨伐东晋，那么这时出兵西域就十分令人费解。另一方面，《晋书》、《资治通鉴》等史书也没有任何关于前秦在383年春天发动全国总动员的记载。据此可以推测，当时前秦并未就伐晋之举做出一个具体的日程表。这说明，苻坚虽然打算攻打东晋，具体日程也许并非在383年。
入夏后，东晋桓冲荆州集团的北伐彻底打乱了苻坚早先的部署。桓冲率众十万，分四路进攻前秦。桓冲的主攻方向为襄阳，另遣前将军刘波等攻沔北诸城，辅国将军杨亮进攻蜀地，鹰扬将军郭铨进攻武当。这次北伐几乎动用了东晋荆州集团的全部兵力。初期，东晋军队攻取了一些城池。苻坚分别派苻睿、慕容垂率军救援襄阳，张蚝、姚苌率军救援涪城，张崇率军救援武当。战事从五月开始，持续了两个多月，桓冲后来退兵。
到了七月，襄阳战事刚刚结束，苻坚便决定大举伐晋。苻坚下诏征调了所有的公私马匹，并且“人十丁遣一兵”，即每十丁调一人，试图组成一支总兵力达九十七万的军队，这似乎是一支前所未有的强大军队，其中骑兵二十七万、步兵七十万。另有“良家子”组成的三万“羽林郎”，即禁卫军。三万羽林郎的构成均为富家子弟，战斗力甚至可以忽略。九十七万只是前秦全国所能动员的军队总数，或者说是“帐面数字”，实际中能否达到这个数目，值得怀疑。
每十丁调一人，说明前秦征调的军队远远超出了其常备军力的范围。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的中国人口约为1616万[17]。经过五胡之乱后，中原人口锐减，当时中国的人口数量应在两千万以内。东晋荆州与江左地区相对战乱较少，人口应处于稳定恢复期。无法考证前秦人口的确切数目，有资料指出，苻坚曾统计人口，当时北方人口约为一千六百万。[18]前秦不可能完全依赖“人十丁遣一兵”来组成军队。丁是指担任赋役的成年男子，当时尚属于战乱时期，成年男子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应低于和平时期。如果苻坚对总人口里的成年男子十中取一的话，无论如何无法组成九十七万的军队。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推论，前秦当时拥有数量庞大的常备军，而“人十丁遣一兵”是指临时征募的军队，二者之和构成了前秦南侵的总兵力。
十六国时期，胡族政权在中原建立了相对稳固的统治之后，不同程度地保留本族部族兵制的传统，并杂采汉制，用征、募等比较规范的方式集兵。[19]前秦军队包含了氐、羌、匈奴、汉、鲜卑、乌桓、丁零等大量部族单位，各部族兵的首脑往往为本族酋豪。临时征募的军队，畏威而来者三分有二。军队的这种构成即使到了几十年后的北魏时期也没有大的改变。例如公元450年北魏与南朝刘宋的瓜步之战中，拓跋焘下书给宋将臧质说：“吾今所遣斗兵，尽非我国人（指鲜卑拓跋部人）：城东北是丁零与胡，南是三秦氐、羌。设使丁零死者，正可减常山、赵郡贼；胡死，减并州贼；氐、羌死，正减关中贼。卿若杀丁零、胡，无不利。”[20]北魏时期军中的民族矛盾依旧十分惊人。史书没有明确记载淝水之战中前秦军的构成，但这种构成与北魏拓拔焘所描述的情形应极为类似。
从襄阳战事结束，到苻坚下诏大举兴兵南侵，时间不过一个月。如此重大的军事计划的决策和实施过程过于仓促。另一方面，使人觉得此次伐晋倒像是对桓冲北伐的临时反击。与传统的军队集结方式不同，苻坚不是把军队集结成数路后再向南统一进军，而是一边调兵，一边进军，军队的组织和调动显得十分混乱。表面上看起来前秦军队“前后千里，旗鼓相望”，而实质表明军队的集结尚未完成。所以才有“（苻）坚至项城，凉州之兵始达咸阳”的情形出现。
如此庞大的军队，必然需要一位杰出的统帅，节制各路大军，负责全局之运筹指挥。没有军事经验的苻坚担任了这支军队的统帅。前锋军团的主帅为其弟苻融。关于苻融军事才能方面的记述，《晋书·苻融传》中只有一句，“为将善谋略，好施爱士，专方征伐，必有殊功。”然而遍翻《晋书》与《资治通鉴》，并未找到苻融到底有哪些“殊功”。苻融并未指挥过前秦“平燕定蜀，擒代吞凉”中的任何一役，关于其他中小规模战役的描述文字中也看不到他的身影。因而苻融的军事才能和军事经验非常值得怀疑。这方面苻融甚至不及苻丕、苻睿等人。而且苻融是王公大臣中最极力反对南侵的一位，苻坚命苻融为征南大都督，不能不说有欠考虑。
这支短时间内组成的“混合”大军，要在两三个月内开赴淮南前线。如何能再次重演“平燕定蜀，擒代吞凉”的胜利？法国元帅屠云尼(MarshalTurenne1611·1675)曾说过，“上帝总是站在大兵力的那一方”。这一次，上天并没有青睐苻坚。
八、洛涧之战－具有战略意义的揭幕战
公元383八月，苻坚令阳平公苻融为征南大将军，前锋都督，统领张蚝，苻方，梁成，慕容玮，慕容垂等将，率步骑共二十五万人先行；又令姚苌督梁，益二州诸军事，率领水陆军从巴蜀沿江而下。随后，苻坚发长安戎卒六十余万，骑兵二十七万，前后千里，旌鼓相望，大军向淮南方向开拔。九月，苻融的前锋兵团已至颖口，苻坚统率的大军到达项城，幽冀兵则在彭城方向集结。
根据前秦的部署，前秦所有的兵力大约分为五路。前锋兵团为伐晋的主力，兵力大约为二十五万人，前锋都督苻融的军事经验虽不丰富，但主将张蚝，梁成，慕容垂等人都为前秦战功累累的名将。此部应为前秦的精锐。
苻坚亲率“长安戎卒”，即关中兵团，做为后续部队。此部数量最为庞大，约数十万人。这部大军战前驻扎于项城。关中兵团的数量和战斗力无法详考，根据战前战后前秦军队的表现来看，此部很大数量的兵卒很可能都是临时迫发之卒，即前文所述“人十丁遣一兵”所招募的军队。淝水之战后苻坚北逃的过程中，驻扎项城的大军没有任何军事行动。据此可以推断，苻坚率领的大部“长安戎卒”，在项城并未完成集结，大部分尚在行军途中。
第三路为来自河北山东等地的幽冀兵团，主将不祥。这部分军队开赴彭城。但所有史料都未记述幽冀兵在淝水之战中发挥过什么作用。幽州、冀州为前燕故地，是十六国时期北方重要的兵源所在地。按常理幽冀兵应该是一支很强的武装力量，早年灭代之役中，幽冀兵曾充当主力。淝水之战前夕，谢玄等人率领八万北府兵由淮南及广陵、京口一带，自东向西开赴淝水前线，丝毫无视来自彭城方向的威胁，似乎有些不合常理。合乎逻辑的解释是，幽冀兵与项城大军相似，军队无法在短时间内完成集结。很可能是三年前的一次叛乱导致了这种情形出现，即公元380年，行唐公苻洛和北海公苻重拥兵十余万在中山发动叛乱。叛乱被平定后，前秦在幽冀二州的军力并未得到相应的恢复，从而使前秦在彭城方向无法对东晋的淮南地区形成压力。
第四路为龙骧将军姚苌率领的梁州和益州的水陆军，自长江上游和沔水而下。苻坚将自己早年曾经担任过的龙骧将军赐给姚苌，除了表明他对姚苌本人的器重以外，也说明他对姚苌这一路极为重视。如果姚苌能打通荆州一线，攻破桓冲集团，那对整个战局的意义无法估量。但此部军队在巴东遇到东晋守将毛虎生的顽强阻击，在夏口遇到桓冲荆州集团的主力而止步不前。
第五路为来自陇右的凉州兵团，应属大将梁熙统辖，因路途遥远，淝水之战前，此部只到达咸阳，未能及时抵达战场。
由此可见，前秦能立即投入战场的主力为苻融率领的前锋兵团，其他各路都可称为偏师。东晋方面据此做了有针对性的部署。经谢安举荐，晋帝任命谢安之弟谢石为征虏将军、征讨大都督，以徐、兖二州刺史谢玄为前锋都督，与辅国将军谢琰、西中郎将桓伊等率领八万晋军抵御前秦。同时桓冲率十万晋军控制长江中游，阻止秦巴蜀军顺江东下，并对苻融的前锋兵团造成压力。
战役初期，前秦取得了一些初步胜利，也掌握了一定的主动权。公元383年十月，苻融率军度过淮河，围攻淮南重镇寿阳（今安徽寿县），十月十八日攻下寿阳，生擒东晋平虏将军徐元喜和安丰太守王先，苻融率军进抵淝水。这时慕容垂已率军攻下了郧城。慕容垂所部为三万人，目的是防止桓冲自荆州东援淮南。东晋曾派龙骧将军胡彬率领水军五千增援寿阳，寿阳失陷后胡彬受困于硖石。
苻融攻占寿阳后，并未继续东进，而是派梁成兵团五万人驻扎在洛涧，在淮河中布防水栅以阻止东晋水军西进。无法解释苻融这么做的理由。也许是为了“围城打援”，在东晋主力到达之前歼灭胡彬部。在截获胡彬部告急的情报后，苻融发信给苻坚。根据《资治通鉴》，其信件内容为“贼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晋书·苻坚载纪》的记述与之类似，为“贼少易俘，但惧其越逸，宜速进众军，掎禽贼帅。”显然苻融对军情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信中所言的“贼帅”，是硖石方向的胡彬，苻融将这部晋军误判为主力。苻坚收到书信后大喜，以为胜利指日可待，便把大军留在项城，亲率八千轻骑日夜兼程赶赴寿阳。至于苻坚亲自开赴战场令人不解，所率八千轻骑也不会发挥很大的作用。
十一月，梁成多次击败晋军。谢石、谢玄、桓伊、谢琰等人率水陆七万余人，在距离洛涧二十五里的地方驻军，由于畏惧梁成而不敢前进。谢玄命龙骧将军刘牢之率领精兵五千，夜袭梁成大营，前秦军猝不及防，为晋军大败，晋军斩秦将梁成、王咏，生擒梁他、王显、梁悌、慕容屈氏等将，士卒死伤一万五千，俘获了大量军械粮草。[21]梁成为前秦猛将，当年曾随王猛参加了灭燕之役，立下了大功。此次率军进驻洛涧后，几番小胜后麻痹大意，为谢玄、刘牢之所乘。洛涧之战是淝水之战中具有战略意义的揭幕战，洛涧之战完全改变了战场的态势，使苻融的“围城打援”的策略彻底失败。而晋军则顺利渡过洛涧，水军沿淮水西进，与胡彬部会师，最终水陆八万在淝水前全部完成集结，做好了与前秦主力展开决战的准备。
九、淝水之战的战况再现
现存史料对淝水之战的记述较为简略，重现淝水之战的细节，有相当的难度。
关于苻融前锋兵团的兵力，《晋书·苻坚载纪》等史书称有二十五万，《资治通鉴》和《晋书·朱序传》则称有三十万。我们不能根据《晋书》成书年代早来否定《资治通鉴》的真实性。因宋代也许有更详细准确的参考史料。这里采用《晋书·苻坚载纪》的数据，即前锋兵团为二十五万人。前锋大军到达颖口时，慕容垂率部三万人向荆州方向进军。这是前锋兵团的第一次分兵。攻占寿阳后，苻融命梁成部五万人进驻洛涧，这是第二次分兵。得知胡彬困守硖石后，苻融命令一部分军队进攻胡彬，未有史料记载秦军围攻硖石的兵力。硖石方向分散一部分兵力，秦将郭褒率军驻守寿阳，这样一来，淝水阵前的前锋兵团兵力总数并不大，不过十数万人。这样的兵力与东晋八万军队相比，并无明显的优势。另外秦军刚有洛涧之败，士气方面明显处于下风。
苻融对敌情掌握有误，错估了晋军的主力。再加上梁成部全军大败，主将被斩，这无疑会给前秦主帅作战勇气和军心带来极为消极的影响。所以当苻坚仓促赶赴寿阳，见到军容严整的晋军，大出所料，苻坚问苻融，：“此亦敌，何谓弱也！”。苻坚此时“怃然有惧色”。引起苻坚惊惧的，不仅仅是八公山下晋军的军容，还有数日前北府兵大败梁成时所表现出的战力。至于“八公山下，草木皆兵”的说法，很明显是讹传或杜撰。《晋书·苻坚载纪》付诸鬼神之谈，原文为“初，朝廷闻坚入寇，会稽王道子以威仪鼓吹求助于钟山之神，奉以相国之号。及坚之见草木状人，若有力焉。”[22]
关于前锋兵团内部的军队隶属关系，《晋书》与《资治通鉴》交待的不够清楚。如此庞大的前锋兵团不可能是单一的整体，而应是由不同将领统领下的数个建制单位所构成。《九家旧晋书辑本·陈郡谢录》中曾记载，“太元八年，秦主苻坚倾国大出，众号百万。先遣苻融、慕容暐、张蚝、苻方四师至颖口，梁成、王先等守洛涧。”[23]这是一条很重要的记录。“四师至颖口”，说明苻融的前锋兵团在分出慕容垂部与梁成部后只剩四部。《晋书·慕容暐载纪》称，前燕国皇帝慕容暐为平南将军、别部都督，所部自然不会承担主要的军事任务。张蚝时称“万人敌”，为当时的猛将，所部在淝水之战中与谢石部发生遭遇战，曾击退谢石，但并未与谢玄部发生激战。如此一来，双方的主力决战必在苻融的中军，即以氐族人组成的精锐，与谢玄所率的北府兵精锐之间展开。
淝水战前，苻坚派东晋降将朱序前去劝降谢石等人。[24]朱序私下里却对谢石等人说，如果秦国的百万兵众全部抵达，难以与他们抗衡。如今乘着各路军队尚未集结，应该迅速出击。当时谢石并未采纳朱序的建议，由于畏惧前秦军的强大，谢石欲坚守不战，待秦军师老自退。在谢琰的劝说下，谢石派使向前秦军邀战。谢石与前秦张蚝部发生激战，谢石败退。此时谢玄、谢琰率数万晋军，严阵以待，张蚝遂退。
这时前秦军已列阵于淝水前，一心欲与秦军决战的谢玄无法渡河。根据中国古代传统的行军布阵方式，苻融前锋兵团的上述“四师”，应分别充当左、中、右、后军。中军自然是苻坚、苻融亲率的氐族精锐，因张蚝部与自淮水而上的谢石部水军发生激战，张蚝部应为左军。慕容暐部为右军。后军应为苻方部，负责保护百官及运送辎重。这是笔者的一种假设。有资料认为，五胡十六国时期，胡族作战的惯例是以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兵为前驱，而本民族兵在阵后押阵。此种说法有待证实。明代佚名氏著《草庐经略》中称，前秦军当时结成一个队形非常严密的大阵，缺乏应变的灵活性。[25]今天无法确知前秦军队的战术组织和列阵等细节，只能做一些简单推测。
晋军方面，原本计划谢玄、谢琰、桓伊等人率八千精锐率先渡河，大部晋军仍驻扎于淝水之北。谢玄的初步计划中，八千精锐与前秦军进行初战。若初战不利，另一侧的晋军主力仍可坚守阵营。若初战顺利，则一鼓作气，后续大军尽数渡河，全力发动总攻。于是谢玄派人下书给苻坚说，“君孤军深入我境，在淝水前列阵，显然是持久之计，而不敢速战。烦请贵军稍稍后退，待我军渡河后，令双方将士周旋，决一胜负。我与阁下策马观战，岂非美事一件？”这时后秦诸将都反对后退，唯有苻坚和苻融表示同意。苻坚以为，在晋军半渡的过程中令铁骑掩杀，必会大获全胜。
苻坚兄弟铸下了惊天大错，在大战爆发之际，很难有序掌控十几万军队的退却。果然，秦军退却过程中失控，苻融驰马略阵，欲阻止前秦军的后退，这时谢玄的八千北府兵精锐已杀至阵前，直取前秦中军，结果苻融马倒被杀。所谓主力一失，全军尽墨。主帅被杀后，十几万的大军开始大溃败，随后八万晋军悉数渡河，向秦军发动后续打击，一时后秦死伤无数，苻坚本人也中了流矢。[26]。
关于此役中前秦军到底死伤多少，各种史料语焉不详。这也有些不合常理。此前进行的其他战役里，如379年的君川之战，洛涧之战，《资治通鉴》和《晋书》往往都给出了大致的伤亡数据，唯独最重要的淝水之战却没有数据记录。《资治通鉴》、《晋书苻坚载纪》《晋书谢玄传》都称“死者十之七八”。《晋书》成书于唐初，《资治通鉴》成书于宋代，而成书于年代更早的其他版本的《晋书》，如《九家旧晋书辑本》的相关描述中并没有“死者十之七八”的文字。《九家旧晋书辑本·陈郡谢录》中提到，此战中，晋军“俘获万计”。笔者推测，淝水之战中前秦军的伤亡和被俘总数应在十万以内。晋军还俘获了苻坚乘坐的王辇云母车。《九家旧晋书辑本·陈郡谢录》中提到收获的战利品十分丰厚，“其余宝器山积，锦罽万端。牛马驴骡骆驼十万匹。”战利品如此之丰厚，也许会转移晋军的注意力，使晋军并未全力追击前秦军。因而前秦军的实际伤亡数目或许更低。
《资治通鉴》中关于朱序的作用甚为可疑。朱序其时为前秦尚书，做为一个没有统兵权的文官，在十几万军中，喊叫“秦军败了”，如何会使前秦军队的军心迅速瓦解呢？朱序大喊一说在《晋书·朱序传》和《资治通鉴》中有叙述，而并不见于《晋书·苻坚载纪》、《晋书·谢玄传》和《晋书·刘牢之传》。因而朱序在此役中的作用，很可能是基于战后朱序自己的陈述，旁人也无法提供进一步佐证。不少资料认为朱序在淝水之战中起了重大作用，这一点笔者持相反意见。
淝水战后，晋军收复了寿阳。但并未继续向北进军。苻坚则逃至淮北，与慕容垂部会合。《晋书·苻坚载纪》称，“诸军悉溃，惟慕容垂一军独全，坚以千余骑赴之。”之所以慕容垂一军独全，是因为慕容垂部并未参加淝水之战。慕容垂将军队指挥权交给苻坚。[27]
苻坚退至洛阳后，收集残兵十余万，军容粗备，喘息略定。
十、并不圆满的大结局
淝水之战是秦晋系列战争的延续，或者说，是秦晋自公元378年以来系列会战的最后决战。对前秦来说，这是一场组织异常混乱，准备极为不足的战争。前秦动员了全国的兵力，但在淝水主战场只投入了不到二十万军队。八万对十几万，前秦在兵力上并不占很大优势。再加上洛涧新败，军中人心浮动，这都是前秦战败的必然性因素。临阵前的退兵，是最大的失误。那么我们可以做一个假设，假如前秦军不退兵，前秦的胜算有多少呢？如果双方都有备而战，展开一场决战，前秦也未必有很大的胜算。北府兵训练有素，作战顽强，在临阵冲锋中丝毫不落下风。对前秦来说，十几万前锋兵团合围八万晋军，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况且背后还受到桓冲集团的威胁。如果前秦拿不下淮南地区，拿不下荆州，就很难对建康有直接威胁。统一，也许就无限期推后了。前秦在淝水之战中的失败，是一系列指挥错误和其他综合因素导致的必然结果，其中固然有偶然因素，但每一个偶然因素的背后都有必然性的原因。
淝水之战，事实上并不是一场“规模惊人”的大决战，而是一场战役级的击溃战。本来只是战役的失败，但结果却是整个前秦后方军事系统彻底瓦解。在南北统一的战争中，当年曹操有赤壁之败，几十年后拓拔焘也有瓜步之战的失利，但这些战场上的失败都没有导致曹魏和北魏政权的崩溃。而前秦统治在淝水之战后却迅速瓦解。战场上的失利只是触发前秦统治发生“雪崩效应”的外在推动力，真正导致战后乱局的内在原因，正是多年潜藏积累的各种社会和民族矛盾。这次战役的失败，给前秦治下的各部族带来兴兵反秦的机会。
当时的前秦虽然表面上强大，却并不具备南北统一的条件。前秦之统一北方，用了整整二十六年时间。谁又能料到，淝水之战后，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前秦威行万里的盛世荣光即在刀光剑影中消失殆尽。
淝水之战刚刚结束，鲜卑乞伏国仁部在陇右拥众十几万反叛前秦。丁零族豪酋翟斌聚众在河南反叛前秦。苻飞龙、慕容垂率兵讨伐，慕容垂暗结丁零，杀苻飞龙及其部众，公开叛秦。短短的时间里，慕容垂集结二十余万丁零人、乌桓人围攻邺城。公元384年三月，鲜卑人慕容泓在华阴聚众起兵。不久鲜卑人慕容冲在平阳起兵。四月，姚苌率领羌族反叛。淝水之战后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北方陆续出现了五股反秦的军事割据势力。日后前秦正是被这些势力的共同打击下灭亡的。
如果点评东晋的功劳簿，立下淝水之战首功的非谢玄莫属。唐人魏元忠称赞道，“谢玄以书生之姿，拒苻坚天下之众，…未必儒臣不如武将。”[28]这位曾入选宋人张预的《十七史百将传》的儒将，不但有创建北府兵之功劳，更在历次与前秦的作战中屡次大败秦军，鲜有败绩。淝水之战中八千北府兵强攻前秦军中军大营，众志成城，覆军杀将而锐不可当，成为中国军史上的经典战例。谢石、谢琰、桓伊，以及以刘牢之为首的北府兵众将领，均立下奇功。朱序也许起了些作用，但被一些史料高估。
时人云，“安石不出，将如苍生何？”谢安为当世大才。但谢安在淝水之战中于具体军事方略方面却出力甚少，但也不能说谢安在淝水之战中无尺寸之功。谢安的功勋，主要表现在平衡了桓氏家族和谢氏家族的势力，稳定了东晋政局。战前数年，更是由于谢安之力，推动了北府兵的创建和江淮防区的形成。其临战前悠然神定的名士气度，在稳定人心方面也起到了不少作用，所谓“人气不动，便有胜理”。至于后人写诗赞他，诸如“高卧东山四十年，一堂丝竹败苻坚”，“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却是文人的夸张溢美之词了。
东晋虽是“正朔相承”，却是个毫无进取心的偏安政权。东晋并未乘北方分崩离析之际，全力进攻前秦。东晋的内政矛盾由于淝水战事的胜利而凸显。无论是桓冲集团还是谢氏集团，都最终未能承担起收复北方的重任。当谢安正式请旨伐秦，谢玄兵临彭城的时候，已是第二年的八月了。那时慕容垂已建立新的国家后燕。历史创造了机遇，但只有抓住机遇的人才能进一步改变历史。这一次机遇，最终落到了拓拔鲜卑氏的手中，正是他们，改变了当时中国的历史走向。
两百多年后，唐太宗与李靖在长安的宫殿里正进行着一段对话。
太宗曰：“古人临阵出奇，攻人不意，斯亦相变之法乎？”
靖曰：“前代战斗，多是以小术而胜无术，以片善而胜无善，斯安足以论兵法也？若谢玄之破坚，非谢玄之善也，盖坚之不善也。”[29]
诚哉斯言！
2005年6月8日
【注解】
[1]转引自《中国通史》（白彝寿）。原文来自《高僧传·晋长安五级寺释道安传》。
[2]《晋书·苻坚载纪》
[3]强制性的民族迁徙在十六国时期最为频繁。一方面这种迁徙加快了北方各民族的大融合，另一方面也大大增加了不稳定因素。十六国时期有多次战事都是因强行迁徙导致。
[4]关于北方各部势力的总结，资料来源为《中国民族史》、《资治通鉴》和《晋书》等相关章节。此处单列一篇，目的是强调前秦内部的各种民族矛盾，从而更易理解
[5]《资治通鉴》卷一百四
[6]《资治通鉴》卷一百一
[7]统治者对史官的干预古今相似。关于苻坚干预史官稽史，这里仅举一例。《晋书·苻坚载纪》，“初，坚母少寡，将军李威有辟阳之宠，史官载之。至是，坚收起居注及著作所录而观之，见其事，惭怒，乃焚其书，大检史官，将加其罪。著作郎赵泉、车敬等已死，乃止。”由此不难理解苻坚对史官的干预。
[8]《资治通鉴》卷一百四
[9]田余庆在《东晋门阀政治》中称，南北统一的谋略在王猛死前就已形成。本文持不同观点。
[10]《资治通鉴》卷一百四。清代笔记《池北偶谈》（清·王士禛）中说，朱肜支持苻坚伐晋。文中又说，朱肜当时与王猛齐名，但淝水之败，以至亡国，如何与王猛相提并论。事实上朱肜是前秦重臣，并非浪得虚名，曾在讨伐仇池部杨纂，攻取梁益二州及伐代之役中立下大功。
[11]《资治通鉴》卷八十一，为吴国丞相张悌所言
[12]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四
[13]田余庆的《东晋门阀政治》中称北府兵为流民武装集合，并未经过严格训练。本文持相反观点。
[14]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四
[15]《晋书·桓冲传》
[16]《资治通鉴》卷一百四
[17]《晋书·地理志》
[18]《汉族的发展和演变》，作者刘水龙，中国经济史论坛
[19]关于十六国与南北朝时的兵制，请参考《中国通史》（白彝寿等）的相关章节。
[20]《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六
[21]《晋书·谢玄传》中称，梁成被杀，梁他、王显、梁悌、慕容屈氏等人被擒，与《苻坚载纪》和《资治通鉴》的记述不同。另外，《晋书·苻坚载纪》、《晋书·谢玄传》俱称洛涧之战为夜袭，而《晋书·刘牢之传》则称“成阻涧列阵。牢之率参军刘袭、诸葛求等直进渡水，临阵斩成及其弟云，又分兵断其归津。”显然梁成有准备。本文采用“夜袭”一说。
[22]《晋书·苻坚载纪》中关于神话、谶纬与想像的此类文字不少，本文不一一列出。
[23]《九家旧晋书辑本》为后人所辑，内容大都来自宋人李昉主纂的《太平御览》。本文引用的陈郡谢录部分亦见于《太平御览》（卷三百九）
[24]关于朱序劝降谢石的时间，各种史料说法不一。《资治通鉴》称朱序的劝降发生在刘牢之的洛涧之战前，而《晋书·苻坚载纪》则称是在淝水之战前夕。笔者认为后者的说法更为可信。
[25]《草庐经略》（明·佚名）卷五，原文为，“李牧、悦绾等其众虽多，而能为奇阵，以分击者也。如刘曜之败于洛阳，苻坚之败于淝水，杨玄感之败于潼关，皆因其众结一大阵，不知分而为奇也。”
[26]这里有个值得研究的细节，前秦军是在苻融被杀前大溃败，还是在被杀后溃败？笔者以为苻融被杀是前秦军溃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前秦在与东晋的系列战争中，主将动辄被杀。如379年的战役中有多名主将被杀，洛涧之战中梁成等大将被杀，淝水之战中苻融被杀。这种情形在三国时期并不多见，可见前秦军在临阵战术方面并不先进。个人以为，五胡时代的军事战术是落后于三国时代的。
[27]慕容垂为什么交出军事指挥权？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这部分军队的组成成分并非鲜卑人。也就是说，此三万人不是自己的嫡系。当时慕容垂尚不具备反秦的条件。慕容垂后来主要依赖丁零人、乌桓人建立后燕，说明鲜卑人自己的军事势力此前在一定程度上已被消解分散。
[28]《旧唐书》卷96魏元忠传。
[29]《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第5。
－淝水之战的全过程再现
作者：秦大路
出处：轩辕春秋文化论坛
引言 改变历史的战争
五胡十六国时期，基本完成北方统一的前秦与盘踞江左的东晋政权于公元383年在淮南淝水展开了一场“规模惊人”的大战。这是一场北国勇武雄健之风与江左雍容散淡之气的世纪对决，也是一次决定五胡时代中国命运的交锋。这场战争的结果完全出乎当时很多人的意料之外，史书告诉我们，东晋军队以少胜多，八万晋军战胜了号称九十七万的前秦大军。
这场令人错愕不已的战争，所引发的影响和余波远远超出了战争本身，中国中古时代三世纪、四世纪的政治格局因此发生了改变。淝水之战直接导致了前秦统治的分崩离析，后来前秦主苻坚也被叛乱者姚苌缢杀。而偏居江左的东晋，则赖此战得以继续维持其政权，汉文化正朔也藉此传承下来。中国大分裂、大混乱的局面不但未能终结，还愈演愈烈，南北统一，被整整推后了两个世纪。可以说，没有前秦在淝水之战后的崩溃，就不会有拓拔氏北魏的崛起，长达一百六十余年的南北朝也无从谈起，更遑论承袭于北魏北周的隋唐时代了。
淝水之战的历史影响是如此的重大，人们便热衷于传奇性的记述而忽略真实的历史。千百年来，“投鞭断流”、“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等成语令人耳熟能详。苻坚的刚愎自用，谢安的纹枰谈兵，都已成了无数文人和史家的谈资。不少人认为，淝水之战是一场偶然性压倒必然性的战争。然而，淝水之战不是一个孤立的历史事件，欲了解淝水之战的动因和影响，过程和细节，不能离开五胡乱华以来南北历史的总进程。本文试图探讨“偶然性事件”背后的必然性因素，并着重过程解析而不轻易给出简单的结论。
一、前秦的崛起与统一北方的征程
五胡乱华，始于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自永嘉之祸后，塞外胡族纷纷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他们陆续统治了古代中国的核心地带――关中、关东和华北等地域。这一期间，汉人渐渐退出了北方的政治舞台。在南北朝以前的整整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北方大地上五胡杂立，兵戈不休，各方势力互争雄长，诸如匈奴、羯、氐、羌、鲜卑等胡族走马灯似的称王建国，这一时期史称五胡十六国时期。
前秦苻坚是五胡十六国时期一位很有作为的君主。苻坚于公元357年发动宫廷政变后登上前秦王位。从公元357年至淝水之战前的大约二十六年里，先秦军队东征西讨，最后统一了北方大部。
前秦于公元357年消灭了以姚襄为首的羌族势力，接着剿灭了后赵张平等地方诸侯。公元366年，前秦平定了匈奴右贤王曹毂、左贤王刘卫辰的叛乱。
公元370年，前秦命王猛、邓羌率步骑六万伐慕容鲜卑的前燕。前燕、前秦两国，论经济，人口，疆土，和军力，前燕都强于前秦。也许苻坚的初衷只是讨伐前燕，并无灭燕的企图。然而战事的进展却大大出乎双方的意料。王猛、邓羌打败了前燕太傅慕容评率领的四十余万前燕军队。随后苻坚亲率十万大军支援王猛，进而彻底消灭了前燕的军事力量。建国六十余年的前燕遂告灭亡。
公元373年，前秦发兵五万，攻取隶属东晋的梁州（今陕西汉中地区）和益州（今四川），将势力扩展到长江和汉水上游。梁益二州，分别是汉高祖刘邦和蜀昭烈帝刘备王祚兴起之地。早年梁益二州由东晋桓温收复，并入东晋时间并不长，属于东晋的战略边缘地带，当时尚处于地方军阀的半割据状态。因而丢掉梁益二州，对东晋来说损失虽大，但未伤及元气。
公元376年，前秦在东西线几乎同时开辟了两个战场。前秦命苟苌、毛盛、梁熙、姚苌等将率步骑十三万进兵凉州姑臧，前凉主张天锡兵败投降，前凉灭。西线战事尚未完全结束，苻坚命苻洛为北讨大都督，率领幽冀兵十万，又命俱难、邓羌等率步骑二十万人，另从西线凉州战场抽调八千骑兵，分路进攻拓拔鲜卑的代国，代国遂宣告灭亡。此次灭代之役，前秦动用的总兵力约为三十万人。前凉和代国被灭后，苻坚基本上统一了北方大部。
前秦统一北方的征程是一部武功赫赫的征伐史。《晋书·苻坚载纪》称，“（前秦）平燕定蜀，擒代吞凉，跨三分之二，居九州之七。”截止淝水之战以前，天下形胜，除荆州、淮南与江南以外，前秦已得十之七八。前秦的疆域，已是“东极沧海，西连龟兹，南苞襄阳，北尽沙漠”[1]。东方的新罗、肃慎，西域的大宛、康居、于阗，以及天竺等诸国，都遣使和前秦建立友好关系。这一时期前秦十分强大，“虽五胡之盛，莫之比也。”[2]
然而，翻开《晋书》和《资治通鉴》的相关章节，我们会发现这部武功赫赫的征伐史同时也是一部叛乱不断、战祸频仍、民族冲突此起彼伏的历史。自公元357年苻坚登位至公元383年的淝水之战前，前秦发生战争的频率相当惊人。除公元362年、363年外，每一年都有战事。这些战事中，除了上述“平燕定蜀，擒代吞凉”的统一战争及与东晋发生一系列小规模的战争外，大多数都属于平定各类叛乱。内战发生的频率与外战相当，说明前秦的统治并不稳固。
前秦在平定叛乱或征服邻国之后，采取惩罚性移民，通过强制措施，把敌对方的部族大量迁至关中、关东与河北等地，企图瓦解对方在原住地的统治。例如，公元358年，苻坚迁张平部民三千余户于长安。360年，十月，乌桓独孤部、鲜卑没奕干各帅众数万降秦，先迁置塞南，后被迁至塞北。365年，前秦击败匈奴右贤王曹毂后徙其豪杰六千余户于长安。370年前秦灭前燕后徙慕容以下鲜卑豪族四万多户至长安。371年苻坚徙关东豪杰及杂夷十五万户于关中，又迁乌桓部落于冯翊、北地，迁丁零翟斌部于新安、渑池。376年，九月，前秦灭前凉后将七千多户豪强世族迁徙到关中。同年，灭代后迁散拓拔鲜卑部落，安置于北部边陲。[3]
强制性移民措施来源已久，两汉、曹魏、西晋、后赵等朝均有大规模迁徙豪强、胡族的记载。统治阶级为了消除这些势力在原住地的影响，往往采取这种移民手段。前秦治下这种迁徙远多于前朝，这与频繁发生的民族冲突是相关的。苻坚的做法与前朝略有不同的是，他总是将战败一方迁徙至战略核心地带，如关中、中原，以及北部要塞北地、雁门等郡。这些被迁徙者到了新的居住地后，不少贵族沦为贫民。例如，前燕被灭后，有的鲜卑贵族竟在长安街头贩卖草鞋度日。这种迁徙政策虽并未真正起到加强统治的作用，相反，却大大加剧了不同民族间的仇恨。一旦天下有变，这些部族都将成为不安定的因素。
二、北方统一表象下潜藏的各种民族势力
苻坚之统一北方，是武力扩张的必然结果。其内部各种势力间政治、军事的整合，以及北方各民族的融合远未完成。此时各方军事势力被前秦强大的军力暂时所压制。这些势力都是日后导致前秦在淝水之战后统治土崩瓦解的重要因素。稍作分析归总，当时前秦版图内割据或隐伏的军事势力大致分为以下若干部[4]：
·慕容鲜卑。慕容鲜卑是当时鲜卑族里最强大的一支。慕容氏所建立的前燕国，虽被前秦所灭，但鲜卑人被大量迁移至关中、关东等地，仍是逐群而居，易于聚集起事。慕容氏中的显贵们，如慕容暐、慕容垂、慕容冲、慕容泓等人，纷纷出任前秦高官，并拥有一定的兵权。这种分散但并未消亡的势力在淝水之战后东山再起，建立了西燕和后燕。
·拓拔鲜卑。由于拓跋部众还梳着辫子，故当时人又称之为“索头”鲜卑。拓拔鲜卑曾建立代国，从山西北部到漠北以南的广大区域均在代国的实际控制中。前秦灭代后，苻坚的诏书中曾说，“索头世跨朔北，中分区域，东宾秽貊，西引乌孙，控弦百万，虎视云中。”[5]可见拓拔鲜卑的强大。代国的最后一任统治者为拓跋什翼犍。淝水之战仅仅三年后，即公元386年，拓拔什翼犍之孙拓拔珪在内蒙牛川称王，拉开了建立北魏的序幕。
·羌族。羌族为关陇地区的主要民族之一。后赵时期，举族被迁徒到关东。后赵末年，其首领姚戈仲降晋。姚戈仲死后其子姚襄叛晋，企图以洛阳为基地建国。姚襄部先为东晋桓温所败，后为前秦所灭。后姚襄之弟姚苌率部众降秦，姚苌屡立战功，成为苻坚的爱将之一。淝水之战后，姚苌率羌族建立后秦。公元385年，苻坚为姚苌俘获后被缢死。
·前凉。公元376年，统治了七十多年的张氏前凉为前秦所灭。淝水之战中，张天锡于阵前降东晋。前凉张氏的势力在淝水之战后不曾恢复。前凉的疆域后为略阳氐族吕光所控制。
·略阳氐吕光部。临渭氐苻氏与略阳氐吕氏均来自陇右。吕光曾为前秦大将，曾屡立战功，对苻坚也忠心不贰。淝水之战前吕光曾率七万步骑远征西域，讨平西域三十六国。淝水之战后吕光部却并未返回关中救援苻坚，而是击败前秦凉州刺史梁熙，在凉州建立割据政权，史称后凉，并继续控制西域。
·铁弗匈奴刘卫辰部。北人称胡父鲜卑母为“铁弗”。铁弗匈奴刘卫辰部，早期时而降秦，时而降燕，反复无常。前秦灭代后，苻坚以黄河为界，河西归属刘卫辰。淝水之战后刘卫辰占据朔方地，后被北魏拓跋珪所灭。刘卫辰之子为刘勃勃，即是后来建立大夏国的赫连勃勃大王。大夏国亦为北魏所灭。
·铁弗匈奴刘库仁部。刘库仁原为代国的南部大人，前秦灭代后归附前秦，被封为广武将军。黄河以东，前代国雁门、上谷、代郡等重镇归刘库仁统辖。刘库仁死后其弟刘头眷代领部众。
·乌桓。乌桓内附后散居于河北、关东等地。淝水之战后乌桓人大都效忠于慕容垂，成为反对前秦的一支重要的力量，并为建立后燕国立下了功劳。乌桓族以张骧部、刘大为部、鲁利部为最强。公元398年（天兴元年），张骧子张超据渤海郡南皮（今河北省南皮县），自称乌丸王，被北魏灭。
·丁零族翟氏。前秦统一北方后丁零部被迁于新安、渑池等地。淝水之战后首领翟斌率先起兵反秦，翟氏所部丁零人曾长期在中原与鲜卑人角逐。丁零部曾统治河北七郡，三万余户人口。翟斌率丁零族归附后燕慕容垂后被杀，族众被纳入后燕。
·陇西鲜卑乞伏国仁。一支在陇西一带辗转迁徙的鲜卑族，首领为乞伏国仁。曾接受前秦统治，公元383年（淝水之战当年）率部叛乱。公元385年乞伏国仁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史称西秦。
·后赵残余势力。后赵将领张平、李历、高昌曾遣使投降后燕，又降东晋，最后又归附前秦，各受爵位，一些人甚至同时拥有这三国的爵位。他们摇摆不定的目的是为了中立自固，这样一来，也使中原局势徒生变数。势力最大者为张平，曾一度占领山西全境。张平后被前秦所灭，张平本人被任命为大将军。张平的养子为猛将张蚝，曾参加淝水之战。
苻坚虽统一了北方，部族兵制依旧保留下来，各民族的军事势力并未被完全消除，民族丧乱的根源依然存在。正如公元360年苻融劝谏苻坚时所称的那样，各胡族虽表面臣服前秦，“实贪地利，非怀德也；不敢犯边，实惮兵威，非感恩也。”[6]前秦大举进攻东晋时，各部势力都在等待淝水之战的结局。前秦胜，对他们并无不利，各部首领都可加官进爵。若前秦败，也许这也是他们所盼望的，他们可以伺机再起，割据称王。淝水之战，对苻坚来说，是一场命运攸关、胜得败不得大战。
三、来自苻氏宗室内部的挑战
苻坚成功的领土扩张，善待汉人和胡人的政策，对汉化的积极推动，以及重农抑商，减免赋税，打击豪强等举措使他在历史上赢得了以汉人为主的史官们的喝彩。但苻坚在苻氏亲族中的威望，似乎不是特别的高。事实上，来自氐人内部的叛乱一直没有停息过。早在公元364年，汝南公苻腾造反。后来苻幼、苻柳、苻双、苻武等王公接连发动叛乱。公元380年，灭代的最大功臣，亲族中最有军事才能的行唐公苻洛与征北大将军、北海公苻重联合造反。直至淝水之战前一年，东海公苻阳与王猛之子王皮曾试图谋反，后因计划泄露而被镇压。
苻坚是通过发动宫廷政变来获得王位的，也许这是他受到某些亲族挑战的原因之一。对于重要的历史人物，传统的史书向来多采用模式化记述。《晋书·苻坚载纪》对淝水之战前的苻坚，显然是采用了一种“明君模板”。《晋书》成书于唐初。初唐史官的用心当然可以理解，因为同时代唐太宗李世民的登基过程与苻坚十分类似。为了突出苻坚发动宫廷政变的正当性，王位被颠覆的苻生在史书里也完全被颠覆，成为一位邪恶凶暴的君主。有现代史家认为，苻坚当政后曾干预史官，并对诸多史料进行了篡改，今天已经无从考证真实的苻生。[7]我们只知他是一位“独眼”暴君，天生狠毒乖戾，在位期间作恶多端，与商朝的纣王，后赵的石虎，及后来北齐的高洋、隋炀帝杨广等帝王一样，似为同一“暴君模板”处理后的人物。
政变后为了肃清一切可能的威胁，苻坚甚至逼死了一同参与政变的兄长苻法。《晋书·苻坚载纪》和《资治通鉴》里都称，前秦太后苟氏看见东海公苻法的宅门前车水马龙，担心这最终会对苻坚不利，于是就与大臣李威商量，赐苻法死。根据《晋书》和《资治通鉴》的记载，苻坚和苻法在东堂诀别，二人失声痛哭，以致口吐鲜血。竟然用苻法之死来反衬苻坚之仁，这段描述孰难置信。二十五年后，淝水之战前，苻法的儿子东海公苻阳谋反被执，曾当面质问苻坚，“臣父哀公死不以罪，臣为父复雠耳。”[8]
一方面，王室亲族不断谋反，另一方面，前秦治下的关东、河北等地危机四伏。于是苻坚于公元380年，决定分封宗室子弟和亲信出镇关东为诸侯，并成批往外迁徙氐人。苻坚这项措施获得了百官的支持，却受到了氐族的非议。史官赵整曾做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劳舅父是仇绥，尾长翼短不能飞。远徙种人留鲜卑，一旦缓急当语谁！”绝大部分史书把淝水战后鲜卑人在关中的叛乱归因于苻坚的这项措施，认为苻坚为打击本族豪强而把大量氐人被迁出关中是一个彻底失败的决定。《资治通鉴》和《晋书·苻坚载纪》都重点突出了这段记述。
苻坚的初衷，是效仿周武王和汉高祖分封天下的做法，欲将群雄之天下变为苻氏之天下。苻坚这么做的本意是以氐族来统治四方，加强统治，而非打击本族豪强势力。另外，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当时关中氐族大约有十五万户左右，而这次被迁出的大约有二万余户。可见关中氐族的势力虽有减弱，但不是特别显著。因而，这次迁徙的负面作用似乎被过分强调了。
这次氐人的迁徙对淝水之战有一些间接的影响。首先，由于氐族人口的减少，前秦进攻东晋时的主力――关中兵团的构成难免更为庞杂，其士兵必为氐、羌、鲜卑、汉等各族构成。其次，一些有军事才能的苻氏亲族纷纷被“外派”，使伐晋时主帅的选择捉襟见肘，最后落到了苻坚之弟苻融的头上。淝水之战的事实证明，苻融并不是一位合格的主帅。他的错误判断，使前秦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四、王猛的遗言和伐晋的朝议之争
公元375年，深受苻坚倚重的王猛病逝。根据《晋书·王猛传》的记载，王猛死前明确反对伐晋。他对苻坚说，“晋虽僻陋吴、越，乃正朔相承。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臣没之后，愿不以晋为图。鲜卑、羌虏，我之仇也，终为人患，宜渐除之，以便社稷。”《资治通鉴》的记载相似，唯一不同的是王猛的话里多了“上下安和”四个字。
王猛所说的“亲仁善邻”、“上下安和”，一语道破当时的局势。王猛认为，东晋内部君臣团结，政权稳固。王猛虽未直言前秦远未达到“亲仁善邻”和“上下安和”的状态，但言外之意非常明显。王猛对鲜卑人、羌人一直很警惕，他向来主张应先以消除民族隐患为首要国策。正如前文所述，前秦的统治秩序并不稳定，北方各民族间的矛盾和冲突此隐彼现，苻氏亲族内部的权争也纷乱不息，这一切，都被王猛洞察机先。遗憾的是，王猛也一直没有提出什么有效的办法和策略。
前燕当时人口数达九百多万，疆域广阔，综合实力强于前秦。但前燕内政不修，官僚腐败，君臣不和，特别是慕容垂家族的叛逃，给前燕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前燕亡国，固然有军事上的原因，但其根源在于，前燕的内政无法“上下安和”。前燕的覆亡实为前秦之前车之鉴。
当然，不可过分强调王猛遗言中反对伐晋的意义。淝水之战前的天下大势与王猛去逝时相较已大不相同。王猛病逝之前，前秦只占领了东晋的梁益二州（即汉中与蜀地）和前燕的疆土。王猛死后，前秦的疆域进一步扩展，前秦分别灭了雄踞凉州七十余年的张氏前凉和“控弦百万，虎视云中”的拓拔氏代国，后来又占领了东晋的襄阳和彭城，兵锋直指东晋的荆州和淮南。前秦的疆域之大，超过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的任何一个国家。此时天下大势与王猛死时相比已经有了很大变化，若仍以王猛的非“正朔相承”之说来约束苻坚“混六合为一家”的雄心，基本已无可能。
有的学者认为，从王猛的临终遗言看出，至少在淝水之战七八年前，苻坚南侵谋略已经形成。[9]这种说法不妥。公元375年时苻坚大约只有伐晋的打算，而无具体的谋略规划。王猛死后天下形势又有了很大的变化，前秦的疆域比以前更大了，从表面来看四方宾服，统治似乎也更稳固了，北方所有的敌对军事势力都已被压制或肃清。普天之下，只有东晋在前秦的统治范围之外。正如苻坚所言，“四方略定，唯东南一隅，未沾王化”。因而，南北统一的紧迫性不言而喻，南侵伐晋此时必然会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公元382年冬，亦即淝水之战前一年，前秦君臣就大举伐晋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由于东晋的实力不弱于前秦以前的任何一个敌人，伐晋问题又是关系国之根本的大问题，因而这次讨论异常激烈，持续了两个月之久。前秦朝廷上下基本分为两派，反对派中的代表人物为阳平公苻融，中山公苻诜，太子苻宏，尚书左仆射权翼，尚书原绍，太子左卫率石越，高僧释道安，宠妃张夫人等人。支持伐晋的人物中，除了苻坚本人外，史书重点突出了慕容垂，另外还有秘书监兼前将军朱肜。[10]史家对史料的筛选，容易给人造成错觉，即伐晋是苻坚的真正支持者是苻坚最危险的敌人。事实上，《晋书·苻坚载纪》曾指出，“群臣各有异同，庭议者久之”。这说明，支持的人当不在少数。我们大致可以推测，除慕容垂、朱肜和姚苌外，象亲族苻方、苻丕、苻睿，大将窦冲、吕光、张蚝、梁成、梁熙等人很可能都是支持伐晋的。慕容垂说，“弱并于强，小并于大，此理势自然，非难知也。以陛下神武应期，威加海外，虎旅百万，韩（信）白（起）满朝，而蕞尔江南，独违王命，岂可复留之以遗子孙哉！”这种说法实代表了很大一部分朝臣的想法。故很难把前秦的南侵之举归结为苻坚本人一意孤行的结果。
此前前秦针对东晋一直采用蚕食、渐进的战略。公元379年，前秦军攻打襄阳一年后攻破襄阳。东线彭城随即也落入前秦手中。如此一来，汉水、淮水以北的地区相继落入前秦之手。假若前秦依旧采取以前的战略，在多条战线上对东晋施加压力，层层逼进，多点进攻，使东晋的江淮防区腹背受敌，首尾不能相顾，也许历史的结局是另外一种情形。然而在382年年底的朝议之后，苻坚做出了新的决策，那就是，倾举国之力与东晋展开战略决战，尽快完成南北统一。
苻坚非常希望能复制当年西晋灭吴的胜利。然而，当年西晋六路伐吴的战略方案，前后经过了十几年的周密策划和准备，仅王濬的水师就准备了整整七年，统一之举不过水到渠成而已。而前秦在淝水之战前一年犹在讨论伐与不伐的问题。当年“吴之将亡，贤愚所知”[11]，而如今世异时移，东晋在江左“卓然自立”，苻坚若想再现三国统一的局面，自非易事。
五、东晋的长期战备及战略格局
尽管苻坚非常渴望重演西晋灭吴的统一大戏，然而，客观地讲，前秦的实力弱于南北统一前的西晋，而东晋则远远强于三国末期的吴国。
东晋对前秦南侵之野心，自然早有认识和准备。淝水之战前，东晋业已形成两个战略重点区域。一为桓氏家族所控制下的荆州集团，势力范围为长江中上游，桓温死后，其弟桓冲成为荆州集团的首脑人物。另一为谢氏家族所控制的长江下游和淮南区域，其首要人物为谢安。
关于谢安在淝水之战中的历史作用，历代文人墨客们不乏溢美之词。另一方面，由于史料未有片言只语记述谢安在淝水之战中提供过什么方略，从古到今也不断有人质疑谢安到底起到了什么具体作用。实际上，谢安的最大贡献在于，淝水之战前成功的在桓氏家族之外，以谢氏家族成员为班底、以北府兵为主力形成了一个军事集团。正是这个军事集团，日后在淝水之战中立下不世殊功，击败了强大的前秦军队。
东晋的政治体制历来被称为“强枝弱干”，即权臣、士族门阀的势力远远强于皇室的势力。早年东晋北线、西线各州郡俱受大司马桓温统辖，如梁益二州，荆襄各郡，京口、扬州，乃至接近中原腹地的徐州，都属于桓氏家族地势力范围。桓温死后，其弟桓豁、桓冲仍控制着上述地区。及至桓豁死后，桓冲已无力控制上述广大区域。公元377年，桓豁死，东晋朝廷以桓冲都督江、荆、梁、益、宁、交、广七州诸军事，领荆州刺史；又以与谢氏集团交好的王蕴领徐州刺史；以征西司马领南郡相的谢玄为兖州刺史，领广陵相，监江北诸军事。至此，桓冲只控制荆州一线，而淮南江北等地，落入了谢氏家族的势力范围。淝水之战前的几年里，东晋内政相对稳定，两大集团之间的合作远多于对峙和冲突。
自永嘉南渡以来，江淮之间，广陵左近是北方流民南来聚集之地。公元377年，在谢安的授意下，谢玄在京口收容大量北方流民，建立新军，因京口又称北府，故这支新军被称为北府兵。“中原南徙之众，尤多磊落英多之士”[12]，谢玄以彭城刘牢之、东海何谦、琅邪诸葛侃、乐安高衡、东平刘轨、西河田洛及晋陵孙无终等骁勇之士为北府兵将领。北方流民“人多劲悍”，由他们组成军队后，经过训练，便成为一支屡建奇功的劲旅。《晋书·刘牢之传》称，“玄以牢之为参军，领精锐为前锋，百战百胜，号为北府兵。”
谢玄所组建的新军具有异乎寻常的历史意义。吕思勉先生曾说过，乱世中，军队非再造不可。只有再造新军，才能彻底涤除旧军之积弊，才能彻底保证新军严明的纪律、先进的战术和高昂的斗志，进而确保强大的战力。没有史籍记载北府兵经过特别的训练，有专家认为，北府兵并未经过精良的训练，并称北府兵之所以善战，主要在于他们来自流民，习战有素。[13]这种说法不妥。根据北府兵历次骄人的战绩来看，这支军队已经具备了集团或规模作战的实力。没有严格的战术训练，是不可能达到这样的作战水平。正如清人王夫之所言，“谢玄监军江北，择将简兵，六年而后用之，以破苻坚于淝水，非一旦一夕之效矣。”[14]北府兵不仅在淝水之战中立下大功，日后更成为刘裕北伐的主力和建国之本。
北府兵创建后，东晋针对前秦的南侵，已经形成了荆州和江淮两大战略防区。桓冲荆州集团在中上游的策略，是“全重江南，轻戍江北”[15]。襄阳失守后，桓冲集团的重点防线由江汉北部退至沿江地带。桓冲集团的有三大任务。其一是力阻江北前秦军渡江南下，其二为阻断前秦水军由巴蜀和汉水东进南下，其三为与长江下游的北府兵互相策应，减轻前秦对都城建康的压力。
东晋真正的战略核心区域是谢氏家族控制下的江淮防区，包括长江下游和江北淮南等地。此防区承担了拱卫建康、抵御北敌主力的任务。特别是淮南淝水一带，乃“吴楚要冲”，自古以来有“淮右襟喉，江南唇齿”之称，为兵家必争之地。此地虽有保卫建康的重要意义，但地势相对较为平缓，无险可守，易为对方突破。从前秦的角度来看，前秦更愿意选择此地展开战略决战。如果前秦得胜，大军可以直接进逼都城建康，饮马长江，荆州也成为孤悬，大局可定。因而，江淮战场上的决战将成为决定东晋王祚气运的生死决战，双方都认识到了这一点。
六、公元378、379年的秦晋战争
淝水之战是前秦东晋系列战争中的最重要的决战。淝水之战前，前秦的南侵已经拉开了序幕，几年时间里，双方陆陆续续爆发了多次战役。由于公元383年发生了改变历史的淝水之战，史家大都较为忽略公元378、379年的秦晋战争。
公元378年，前秦在东西线分别进兵。西线方面，苻坚派其子征南大将军、长乐公苻丕，武卫将军苟苌、尚书慕容暐率步骑七万进攻襄阳，又以荆州刺史杨安为前锋，征虏将军始平石越率领精骑一万出鲁阳关，京兆尹慕容垂、扬武将军姚苌帅众五万出南乡，领军将军苟池、右将军毛当、强弩将军王显帅众四万出武当，会攻襄阳。前秦兵分四路，步骑总兵力为十七万。围攻达一年之久，后襄阳陷落，东晋襄阳刺史朱序被前秦生俘。
同年，前秦兖州刺史彭超建议在东线进攻彭城（今江苏徐州），以成“征南棋劫之势，东西并进”[16]，目的是与西线围攻襄阳的前秦军互相策应。随后苻坚命彭超都督东讨诸军事，俱难、毛盛等人率兵七万进攻彭城、淮阴、盱眙。公元379年五月，前秦分别攻取彭城、淮阴、盱眙，前秦的势力已伸至淮南。这时西线襄阳战事已经结束，前秦毛当、王显率兵二万自襄阳东进，与彭超、俱难部会攻淮南。随后六万前秦军围攻三阿。三阿距离广陵（今江苏扬州）不过百里。东晋朝廷大震。
东晋兖州刺史谢玄率领北府兵发动反击，自广陵救援三阿。双方在三阿发生激战，谢玄大败俱难、彭超，前秦军退至盱眙。六月，谢玄与田洛率军五万进攻盱眙，再败俱难和彭超，斩秦将都颜，晋军收复盱眙。前秦军遂退至淮阴。谢玄命何谦、刘牢之等将率水军乘潮而上，夜袭淮阴，斩秦将邵保，俱难、彭超退兵至淮北。至此，前秦军完全退出了淮南，失去了先前取得的战果。谢玄火速进兵，率领北府兵将领何谦、戴循、田洛等人，与俱难、彭超在君川展开会战，大败秦军，俱难、彭超北逃，仅以身免。
北府兵在一个月内以少胜多，四战四捷，威震江淮。粉碎了前秦的东线攻势，化解了建康的压力，把前秦军逼回至淮北。俱难、彭超为前秦名将，俱难更是前秦当年灭代的主将之一。此战后，彭超自杀，俱难削爵为民。谢玄被东晋朝廷封为冠军将军，加领徐州刺史。
公元378年、379年发生的秦晋战争，前秦动用的兵力前后总计达26万，东晋投入的兵力约5万左右。战场上双方各有胜负，东晋并不弱于前秦。前秦军在西线围攻襄阳时，桓冲在上明并未发一兵一卒救援，前秦攻下襄阳尚费时达一年之久，可见前秦方面胜的很艰苦。而东线方面，彭城为东晋主动放弃。前后四战，前秦俱败，七万军队大部被歼。前秦虽在东线惨败，但仍然获得了重镇彭城。西线攻取了襄阳，可以遏制荆州集团。而彭城，则可以成为会合北方幽州、冀州、青州等三州兵的枢纽，做为再次进攻淮南、威胁健康的基地。对东晋来说，虽丢掉了彭城，但战场上取得胜利也有很大的意义，此战既化解了建康的燃眉之急，又打出了谢玄和北府兵的威风。大概自此时起北府兵有了“百战百胜，敌人畏之”称誉。此时距谢玄创建北府兵不过仅一年多时间。
公元381、382年之际，前秦都贵率军二万攻打竟陵。桓冲命桓石虔、桓石民等率领水陆军二万拒迎敌。晋军大败秦军，攻克管城，擒获秦将阎振、吴仲，斩首七千人，俘虏一万人。
淝水之战前的系列战争说明，东晋比前秦以前所吞并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为强大。苻坚认识到了这一点，但他统一南方的雄心，并未因此而减弱。
七、前秦仓促的军事准备
公元383年正月，苻坚命大将吕光率精锐七万五千余人讨伐西域。吕光部俱为精锐，其兵力甚至超过了当年灭燕时王猛、邓羌所率的总兵力。两个月来前秦朝堂上一直在争论是否要大举伐晋，此时争论也许刚刚结束。如果前秦决定要在这一年讨伐东晋，那么这时出兵西域就十分令人费解。另一方面，《晋书》、《资治通鉴》等史书也没有任何关于前秦在383年春天发动全国总动员的记载。据此可以推测，当时前秦并未就伐晋之举做出一个具体的日程表。这说明，苻坚虽然打算攻打东晋，具体日程也许并非在383年。
入夏后，东晋桓冲荆州集团的北伐彻底打乱了苻坚早先的部署。桓冲率众十万，分四路进攻前秦。桓冲的主攻方向为襄阳，另遣前将军刘波等攻沔北诸城，辅国将军杨亮进攻蜀地，鹰扬将军郭铨进攻武当。这次北伐几乎动用了东晋荆州集团的全部兵力。初期，东晋军队攻取了一些城池。苻坚分别派苻睿、慕容垂率军救援襄阳，张蚝、姚苌率军救援涪城，张崇率军救援武当。战事从五月开始，持续了两个多月，桓冲后来退兵。
到了七月，襄阳战事刚刚结束，苻坚便决定大举伐晋。苻坚下诏征调了所有的公私马匹，并且“人十丁遣一兵”，即每十丁调一人，试图组成一支总兵力达九十七万的军队，这似乎是一支前所未有的强大军队，其中骑兵二十七万、步兵七十万。另有“良家子”组成的三万“羽林郎”，即禁卫军。三万羽林郎的构成均为富家子弟，战斗力甚至可以忽略。九十七万只是前秦全国所能动员的军队总数，或者说是“帐面数字”，实际中能否达到这个数目，值得怀疑。
每十丁调一人，说明前秦征调的军队远远超出了其常备军力的范围。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的中国人口约为1616万[17]。经过五胡之乱后，中原人口锐减，当时中国的人口数量应在两千万以内。东晋荆州与江左地区相对战乱较少，人口应处于稳定恢复期。无法考证前秦人口的确切数目，有资料指出，苻坚曾统计人口，当时北方人口约为一千六百万。[18]前秦不可能完全依赖“人十丁遣一兵”来组成军队。丁是指担任赋役的成年男子，当时尚属于战乱时期，成年男子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应低于和平时期。如果苻坚对总人口里的成年男子十中取一的话，无论如何无法组成九十七万的军队。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推论，前秦当时拥有数量庞大的常备军，而“人十丁遣一兵”是指临时征募的军队，二者之和构成了前秦南侵的总兵力。
十六国时期，胡族政权在中原建立了相对稳固的统治之后，不同程度地保留本族部族兵制的传统，并杂采汉制，用征、募等比较规范的方式集兵。[19]前秦军队包含了氐、羌、匈奴、汉、鲜卑、乌桓、丁零等大量部族单位，各部族兵的首脑往往为本族酋豪。临时征募的军队，畏威而来者三分有二。军队的这种构成即使到了几十年后的北魏时期也没有大的改变。例如公元450年北魏与南朝刘宋的瓜步之战中，拓跋焘下书给宋将臧质说：“吾今所遣斗兵，尽非我国人（指鲜卑拓跋部人）：城东北是丁零与胡，南是三秦氐、羌。设使丁零死者，正可减常山、赵郡贼；胡死，减并州贼；氐、羌死，正减关中贼。卿若杀丁零、胡，无不利。”[20]北魏时期军中的民族矛盾依旧十分惊人。史书没有明确记载淝水之战中前秦军的构成，但这种构成与北魏拓拔焘所描述的情形应极为类似。
从襄阳战事结束，到苻坚下诏大举兴兵南侵，时间不过一个月。如此重大的军事计划的决策和实施过程过于仓促。另一方面，使人觉得此次伐晋倒像是对桓冲北伐的临时反击。与传统的军队集结方式不同，苻坚不是把军队集结成数路后再向南统一进军，而是一边调兵，一边进军，军队的组织和调动显得十分混乱。表面上看起来前秦军队“前后千里，旗鼓相望”，而实质表明军队的集结尚未完成。所以才有“（苻）坚至项城，凉州之兵始达咸阳”的情形出现。
如此庞大的军队，必然需要一位杰出的统帅，节制各路大军，负责全局之运筹指挥。没有军事经验的苻坚担任了这支军队的统帅。前锋军团的主帅为其弟苻融。关于苻融军事才能方面的记述，《晋书·苻融传》中只有一句，“为将善谋略，好施爱士，专方征伐，必有殊功。”然而遍翻《晋书》与《资治通鉴》，并未找到苻融到底有哪些“殊功”。苻融并未指挥过前秦“平燕定蜀，擒代吞凉”中的任何一役，关于其他中小规模战役的描述文字中也看不到他的身影。因而苻融的军事才能和军事经验非常值得怀疑。这方面苻融甚至不及苻丕、苻睿等人。而且苻融是王公大臣中最极力反对南侵的一位，苻坚命苻融为征南大都督，不能不说有欠考虑。
这支短时间内组成的“混合”大军，要在两三个月内开赴淮南前线。如何能再次重演“平燕定蜀，擒代吞凉”的胜利？法国元帅屠云尼(MarshalTurenne1611·1675)曾说过，“上帝总是站在大兵力的那一方”。这一次，上天并没有青睐苻坚。
八、洛涧之战－具有战略意义的揭幕战
公元383八月，苻坚令阳平公苻融为征南大将军，前锋都督，统领张蚝，苻方，梁成，慕容玮，慕容垂等将，率步骑共二十五万人先行；又令姚苌督梁，益二州诸军事，率领水陆军从巴蜀沿江而下。随后，苻坚发长安戎卒六十余万，骑兵二十七万，前后千里，旌鼓相望，大军向淮南方向开拔。九月，苻融的前锋兵团已至颖口，苻坚统率的大军到达项城，幽冀兵则在彭城方向集结。
根据前秦的部署，前秦所有的兵力大约分为五路。前锋兵团为伐晋的主力，兵力大约为二十五万人，前锋都督苻融的军事经验虽不丰富，但主将张蚝，梁成，慕容垂等人都为前秦战功累累的名将。此部应为前秦的精锐。
苻坚亲率“长安戎卒”，即关中兵团，做为后续部队。此部数量最为庞大，约数十万人。这部大军战前驻扎于项城。关中兵团的数量和战斗力无法详考，根据战前战后前秦军队的表现来看，此部很大数量的兵卒很可能都是临时迫发之卒，即前文所述“人十丁遣一兵”所招募的军队。淝水之战后苻坚北逃的过程中，驻扎项城的大军没有任何军事行动。据此可以推断，苻坚率领的大部“长安戎卒”，在项城并未完成集结，大部分尚在行军途中。
第三路为来自河北山东等地的幽冀兵团，主将不祥。这部分军队开赴彭城。但所有史料都未记述幽冀兵在淝水之战中发挥过什么作用。幽州、冀州为前燕故地，是十六国时期北方重要的兵源所在地。按常理幽冀兵应该是一支很强的武装力量，早年灭代之役中，幽冀兵曾充当主力。淝水之战前夕，谢玄等人率领八万北府兵由淮南及广陵、京口一带，自东向西开赴淝水前线，丝毫无视来自彭城方向的威胁，似乎有些不合常理。合乎逻辑的解释是，幽冀兵与项城大军相似，军队无法在短时间内完成集结。很可能是三年前的一次叛乱导致了这种情形出现，即公元380年，行唐公苻洛和北海公苻重拥兵十余万在中山发动叛乱。叛乱被平定后，前秦在幽冀二州的军力并未得到相应的恢复，从而使前秦在彭城方向无法对东晋的淮南地区形成压力。
第四路为龙骧将军姚苌率领的梁州和益州的水陆军，自长江上游和沔水而下。苻坚将自己早年曾经担任过的龙骧将军赐给姚苌，除了表明他对姚苌本人的器重以外，也说明他对姚苌这一路极为重视。如果姚苌能打通荆州一线，攻破桓冲集团，那对整个战局的意义无法估量。但此部军队在巴东遇到东晋守将毛虎生的顽强阻击，在夏口遇到桓冲荆州集团的主力而止步不前。
第五路为来自陇右的凉州兵团，应属大将梁熙统辖，因路途遥远，淝水之战前，此部只到达咸阳，未能及时抵达战场。
由此可见，前秦能立即投入战场的主力为苻融率领的前锋兵团，其他各路都可称为偏师。东晋方面据此做了有针对性的部署。经谢安举荐，晋帝任命谢安之弟谢石为征虏将军、征讨大都督，以徐、兖二州刺史谢玄为前锋都督，与辅国将军谢琰、西中郎将桓伊等率领八万晋军抵御前秦。同时桓冲率十万晋军控制长江中游，阻止秦巴蜀军顺江东下，并对苻融的前锋兵团造成压力。
战役初期，前秦取得了一些初步胜利，也掌握了一定的主动权。公元383年十月，苻融率军度过淮河，围攻淮南重镇寿阳（今安徽寿县），十月十八日攻下寿阳，生擒东晋平虏将军徐元喜和安丰太守王先，苻融率军进抵淝水。这时慕容垂已率军攻下了郧城。慕容垂所部为三万人，目的是防止桓冲自荆州东援淮南。东晋曾派龙骧将军胡彬率领水军五千增援寿阳，寿阳失陷后胡彬受困于硖石。
苻融攻占寿阳后，并未继续东进，而是派梁成兵团五万人驻扎在洛涧，在淮河中布防水栅以阻止东晋水军西进。无法解释苻融这么做的理由。也许是为了“围城打援”，在东晋主力到达之前歼灭胡彬部。在截获胡彬部告急的情报后，苻融发信给苻坚。根据《资治通鉴》，其信件内容为“贼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晋书·苻坚载纪》的记述与之类似，为“贼少易俘，但惧其越逸，宜速进众军，掎禽贼帅。”显然苻融对军情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信中所言的“贼帅”，是硖石方向的胡彬，苻融将这部晋军误判为主力。苻坚收到书信后大喜，以为胜利指日可待，便把大军留在项城，亲率八千轻骑日夜兼程赶赴寿阳。至于苻坚亲自开赴战场令人不解，所率八千轻骑也不会发挥很大的作用。
十一月，梁成多次击败晋军。谢石、谢玄、桓伊、谢琰等人率水陆七万余人，在距离洛涧二十五里的地方驻军，由于畏惧梁成而不敢前进。谢玄命龙骧将军刘牢之率领精兵五千，夜袭梁成大营，前秦军猝不及防，为晋军大败，晋军斩秦将梁成、王咏，生擒梁他、王显、梁悌、慕容屈氏等将，士卒死伤一万五千，俘获了大量军械粮草。[21]梁成为前秦猛将，当年曾随王猛参加了灭燕之役，立下了大功。此次率军进驻洛涧后，几番小胜后麻痹大意，为谢玄、刘牢之所乘。洛涧之战是淝水之战中具有战略意义的揭幕战，洛涧之战完全改变了战场的态势，使苻融的“围城打援”的策略彻底失败。而晋军则顺利渡过洛涧，水军沿淮水西进，与胡彬部会师，最终水陆八万在淝水前全部完成集结，做好了与前秦主力展开决战的准备。
九、淝水之战的战况再现
现存史料对淝水之战的记述较为简略，重现淝水之战的细节，有相当的难度。
关于苻融前锋兵团的兵力，《晋书·苻坚载纪》等史书称有二十五万，《资治通鉴》和《晋书·朱序传》则称有三十万。我们不能根据《晋书》成书年代早来否定《资治通鉴》的真实性。因宋代也许有更详细准确的参考史料。这里采用《晋书·苻坚载纪》的数据，即前锋兵团为二十五万人。前锋大军到达颖口时，慕容垂率部三万人向荆州方向进军。这是前锋兵团的第一次分兵。攻占寿阳后，苻融命梁成部五万人进驻洛涧，这是第二次分兵。得知胡彬困守硖石后，苻融命令一部分军队进攻胡彬，未有史料记载秦军围攻硖石的兵力。硖石方向分散一部分兵力，秦将郭褒率军驻守寿阳，这样一来，淝水阵前的前锋兵团兵力总数并不大，不过十数万人。这样的兵力与东晋八万军队相比，并无明显的优势。另外秦军刚有洛涧之败，士气方面明显处于下风。
苻融对敌情掌握有误，错估了晋军的主力。再加上梁成部全军大败，主将被斩，这无疑会给前秦主帅作战勇气和军心带来极为消极的影响。所以当苻坚仓促赶赴寿阳，见到军容严整的晋军，大出所料，苻坚问苻融，：“此亦敌，何谓弱也！”。苻坚此时“怃然有惧色”。引起苻坚惊惧的，不仅仅是八公山下晋军的军容，还有数日前北府兵大败梁成时所表现出的战力。至于“八公山下，草木皆兵”的说法，很明显是讹传或杜撰。《晋书·苻坚载纪》付诸鬼神之谈，原文为“初，朝廷闻坚入寇，会稽王道子以威仪鼓吹求助于钟山之神，奉以相国之号。及坚之见草木状人，若有力焉。”[22]
关于前锋兵团内部的军队隶属关系，《晋书》与《资治通鉴》交待的不够清楚。如此庞大的前锋兵团不可能是单一的整体，而应是由不同将领统领下的数个建制单位所构成。《九家旧晋书辑本·陈郡谢录》中曾记载，“太元八年，秦主苻坚倾国大出，众号百万。先遣苻融、慕容暐、张蚝、苻方四师至颖口，梁成、王先等守洛涧。”[23]这是一条很重要的记录。“四师至颖口”，说明苻融的前锋兵团在分出慕容垂部与梁成部后只剩四部。《晋书·慕容暐载纪》称，前燕国皇帝慕容暐为平南将军、别部都督，所部自然不会承担主要的军事任务。张蚝时称“万人敌”，为当时的猛将，所部在淝水之战中与谢石部发生遭遇战，曾击退谢石，但并未与谢玄部发生激战。如此一来，双方的主力决战必在苻融的中军，即以氐族人组成的精锐，与谢玄所率的北府兵精锐之间展开。
淝水战前，苻坚派东晋降将朱序前去劝降谢石等人。[24]朱序私下里却对谢石等人说，如果秦国的百万兵众全部抵达，难以与他们抗衡。如今乘着各路军队尚未集结，应该迅速出击。当时谢石并未采纳朱序的建议，由于畏惧前秦军的强大，谢石欲坚守不战，待秦军师老自退。在谢琰的劝说下，谢石派使向前秦军邀战。谢石与前秦张蚝部发生激战，谢石败退。此时谢玄、谢琰率数万晋军，严阵以待，张蚝遂退。
这时前秦军已列阵于淝水前，一心欲与秦军决战的谢玄无法渡河。根据中国古代传统的行军布阵方式，苻融前锋兵团的上述“四师”，应分别充当左、中、右、后军。中军自然是苻坚、苻融亲率的氐族精锐，因张蚝部与自淮水而上的谢石部水军发生激战，张蚝部应为左军。慕容暐部为右军。后军应为苻方部，负责保护百官及运送辎重。这是笔者的一种假设。有资料认为，五胡十六国时期，胡族作战的惯例是以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兵为前驱，而本民族兵在阵后押阵。此种说法有待证实。明代佚名氏著《草庐经略》中称，前秦军当时结成一个队形非常严密的大阵，缺乏应变的灵活性。[25]今天无法确知前秦军队的战术组织和列阵等细节，只能做一些简单推测。
晋军方面，原本计划谢玄、谢琰、桓伊等人率八千精锐率先渡河，大部晋军仍驻扎于淝水之北。谢玄的初步计划中，八千精锐与前秦军进行初战。若初战不利，另一侧的晋军主力仍可坚守阵营。若初战顺利，则一鼓作气，后续大军尽数渡河，全力发动总攻。于是谢玄派人下书给苻坚说，“君孤军深入我境，在淝水前列阵，显然是持久之计，而不敢速战。烦请贵军稍稍后退，待我军渡河后，令双方将士周旋，决一胜负。我与阁下策马观战，岂非美事一件？”这时后秦诸将都反对后退，唯有苻坚和苻融表示同意。苻坚以为，在晋军半渡的过程中令铁骑掩杀，必会大获全胜。
苻坚兄弟铸下了惊天大错，在大战爆发之际，很难有序掌控十几万军队的退却。果然，秦军退却过程中失控，苻融驰马略阵，欲阻止前秦军的后退，这时谢玄的八千北府兵精锐已杀至阵前，直取前秦中军，结果苻融马倒被杀。所谓主力一失，全军尽墨。主帅被杀后，十几万的大军开始大溃败，随后八万晋军悉数渡河，向秦军发动后续打击，一时后秦死伤无数，苻坚本人也中了流矢。[26]。
关于此役中前秦军到底死伤多少，各种史料语焉不详。这也有些不合常理。此前进行的其他战役里，如379年的君川之战，洛涧之战，《资治通鉴》和《晋书》往往都给出了大致的伤亡数据，唯独最重要的淝水之战却没有数据记录。《资治通鉴》、《晋书苻坚载纪》《晋书谢玄传》都称“死者十之七八”。《晋书》成书于唐初，《资治通鉴》成书于宋代，而成书于年代更早的其他版本的《晋书》，如《九家旧晋书辑本》的相关描述中并没有“死者十之七八”的文字。《九家旧晋书辑本·陈郡谢录》中提到，此战中，晋军“俘获万计”。笔者推测，淝水之战中前秦军的伤亡和被俘总数应在十万以内。晋军还俘获了苻坚乘坐的王辇云母车。《九家旧晋书辑本·陈郡谢录》中提到收获的战利品十分丰厚，“其余宝器山积，锦罽万端。牛马驴骡骆驼十万匹。”战利品如此之丰厚，也许会转移晋军的注意力，使晋军并未全力追击前秦军。因而前秦军的实际伤亡数目或许更低。
《资治通鉴》中关于朱序的作用甚为可疑。朱序其时为前秦尚书，做为一个没有统兵权的文官，在十几万军中，喊叫“秦军败了”，如何会使前秦军队的军心迅速瓦解呢？朱序大喊一说在《晋书·朱序传》和《资治通鉴》中有叙述，而并不见于《晋书·苻坚载纪》、《晋书·谢玄传》和《晋书·刘牢之传》。因而朱序在此役中的作用，很可能是基于战后朱序自己的陈述，旁人也无法提供进一步佐证。不少资料认为朱序在淝水之战中起了重大作用，这一点笔者持相反意见。
淝水战后，晋军收复了寿阳。但并未继续向北进军。苻坚则逃至淮北，与慕容垂部会合。《晋书·苻坚载纪》称，“诸军悉溃，惟慕容垂一军独全，坚以千余骑赴之。”之所以慕容垂一军独全，是因为慕容垂部并未参加淝水之战。慕容垂将军队指挥权交给苻坚。[27]
苻坚退至洛阳后，收集残兵十余万，军容粗备，喘息略定。
十、并不圆满的大结局
淝水之战是秦晋系列战争的延续，或者说，是秦晋自公元378年以来系列会战的最后决战。对前秦来说，这是一场组织异常混乱，准备极为不足的战争。前秦动员了全国的兵力，但在淝水主战场只投入了不到二十万军队。八万对十几万，前秦在兵力上并不占很大优势。再加上洛涧新败，军中人心浮动，这都是前秦战败的必然性因素。临阵前的退兵，是最大的失误。那么我们可以做一个假设，假如前秦军不退兵，前秦的胜算有多少呢？如果双方都有备而战，展开一场决战，前秦也未必有很大的胜算。北府兵训练有素，作战顽强，在临阵冲锋中丝毫不落下风。对前秦来说，十几万前锋兵团合围八万晋军，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况且背后还受到桓冲集团的威胁。如果前秦拿不下淮南地区，拿不下荆州，就很难对建康有直接威胁。统一，也许就无限期推后了。前秦在淝水之战中的失败，是一系列指挥错误和其他综合因素导致的必然结果，其中固然有偶然因素，但每一个偶然因素的背后都有必然性的原因。
淝水之战，事实上并不是一场“规模惊人”的大决战，而是一场战役级的击溃战。本来只是战役的失败，但结果却是整个前秦后方军事系统彻底瓦解。在南北统一的战争中，当年曹操有赤壁之败，几十年后拓拔焘也有瓜步之战的失利，但这些战场上的失败都没有导致曹魏和北魏政权的崩溃。而前秦统治在淝水之战后却迅速瓦解。战场上的失利只是触发前秦统治发生“雪崩效应”的外在推动力，真正导致战后乱局的内在原因，正是多年潜藏积累的各种社会和民族矛盾。这次战役的失败，给前秦治下的各部族带来兴兵反秦的机会。
当时的前秦虽然表面上强大，却并不具备南北统一的条件。前秦之统一北方，用了整整二十六年时间。谁又能料到，淝水之战后，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前秦威行万里的盛世荣光即在刀光剑影中消失殆尽。
淝水之战刚刚结束，鲜卑乞伏国仁部在陇右拥众十几万反叛前秦。丁零族豪酋翟斌聚众在河南反叛前秦。苻飞龙、慕容垂率兵讨伐，慕容垂暗结丁零，杀苻飞龙及其部众，公开叛秦。短短的时间里，慕容垂集结二十余万丁零人、乌桓人围攻邺城。公元384年三月，鲜卑人慕容泓在华阴聚众起兵。不久鲜卑人慕容冲在平阳起兵。四月，姚苌率领羌族反叛。淝水之战后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北方陆续出现了五股反秦的军事割据势力。日后前秦正是被这些势力的共同打击下灭亡的。
如果点评东晋的功劳簿，立下淝水之战首功的非谢玄莫属。唐人魏元忠称赞道，“谢玄以书生之姿，拒苻坚天下之众，…未必儒臣不如武将。”[28]这位曾入选宋人张预的《十七史百将传》的儒将，不但有创建北府兵之功劳，更在历次与前秦的作战中屡次大败秦军，鲜有败绩。淝水之战中八千北府兵强攻前秦军中军大营，众志成城，覆军杀将而锐不可当，成为中国军史上的经典战例。谢石、谢琰、桓伊，以及以刘牢之为首的北府兵众将领，均立下奇功。朱序也许起了些作用，但被一些史料高估。
时人云，“安石不出，将如苍生何？”谢安为当世大才。但谢安在淝水之战中于具体军事方略方面却出力甚少，但也不能说谢安在淝水之战中无尺寸之功。谢安的功勋，主要表现在平衡了桓氏家族和谢氏家族的势力，稳定了东晋政局。战前数年，更是由于谢安之力，推动了北府兵的创建和江淮防区的形成。其临战前悠然神定的名士气度，在稳定人心方面也起到了不少作用，所谓“人气不动，便有胜理”。至于后人写诗赞他，诸如“高卧东山四十年，一堂丝竹败苻坚”，“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却是文人的夸张溢美之词了。
东晋虽是“正朔相承”，却是个毫无进取心的偏安政权。东晋并未乘北方分崩离析之际，全力进攻前秦。东晋的内政矛盾由于淝水战事的胜利而凸显。无论是桓冲集团还是谢氏集团，都最终未能承担起收复北方的重任。当谢安正式请旨伐秦，谢玄兵临彭城的时候，已是第二年的八月了。那时慕容垂已建立新的国家后燕。历史创造了机遇，但只有抓住机遇的人才能进一步改变历史。这一次机遇，最终落到了拓拔鲜卑氏的手中，正是他们，改变了当时中国的历史走向。
两百多年后，唐太宗与李靖在长安的宫殿里正进行着一段对话。
太宗曰：“古人临阵出奇，攻人不意，斯亦相变之法乎？”
靖曰：“前代战斗，多是以小术而胜无术，以片善而胜无善，斯安足以论兵法也？若谢玄之破坚，非谢玄之善也，盖坚之不善也。”[29]
诚哉斯言！
2005年6月8日
【注解】
[1]转引自《中国通史》（白彝寿）。原文来自《高僧传·晋长安五级寺释道安传》。
[2]《晋书·苻坚载纪》
[3]强制性的民族迁徙在十六国时期最为频繁。一方面这种迁徙加快了北方各民族的大融合，另一方面也大大增加了不稳定因素。十六国时期有多次战事都是因强行迁徙导致。
[4]关于北方各部势力的总结，资料来源为《中国民族史》、《资治通鉴》和《晋书》等相关章节。此处单列一篇，目的是强调前秦内部的各种民族矛盾，从而更易理解
[5]《资治通鉴》卷一百四
[6]《资治通鉴》卷一百一
[7]统治者对史官的干预古今相似。关于苻坚干预史官稽史，这里仅举一例。《晋书·苻坚载纪》，“初，坚母少寡，将军李威有辟阳之宠，史官载之。至是，坚收起居注及著作所录而观之，见其事，惭怒，乃焚其书，大检史官，将加其罪。著作郎赵泉、车敬等已死，乃止。”由此不难理解苻坚对史官的干预。
[8]《资治通鉴》卷一百四
[9]田余庆在《东晋门阀政治》中称，南北统一的谋略在王猛死前就已形成。本文持不同观点。
[10]《资治通鉴》卷一百四。清代笔记《池北偶谈》（清·王士禛）中说，朱肜支持苻坚伐晋。文中又说，朱肜当时与王猛齐名，但淝水之败，以至亡国，如何与王猛相提并论。事实上朱肜是前秦重臣，并非浪得虚名，曾在讨伐仇池部杨纂，攻取梁益二州及伐代之役中立下大功。
[11]《资治通鉴》卷八十一，为吴国丞相张悌所言
[12]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四
[13]田余庆的《东晋门阀政治》中称北府兵为流民武装集合，并未经过严格训练。本文持相反观点。
[14]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四
[15]《晋书·桓冲传》
[16]《资治通鉴》卷一百四
[17]《晋书·地理志》
[18]《汉族的发展和演变》，作者刘水龙，中国经济史论坛
[19]关于十六国与南北朝时的兵制，请参考《中国通史》（白彝寿等）的相关章节。
[20]《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六
[21]《晋书·谢玄传》中称，梁成被杀，梁他、王显、梁悌、慕容屈氏等人被擒，与《苻坚载纪》和《资治通鉴》的记述不同。另外，《晋书·苻坚载纪》、《晋书·谢玄传》俱称洛涧之战为夜袭，而《晋书·刘牢之传》则称“成阻涧列阵。牢之率参军刘袭、诸葛求等直进渡水，临阵斩成及其弟云，又分兵断其归津。”显然梁成有准备。本文采用“夜袭”一说。
[22]《晋书·苻坚载纪》中关于神话、谶纬与想像的此类文字不少，本文不一一列出。
[23]《九家旧晋书辑本》为后人所辑，内容大都来自宋人李昉主纂的《太平御览》。本文引用的陈郡谢录部分亦见于《太平御览》（卷三百九）
[24]关于朱序劝降谢石的时间，各种史料说法不一。《资治通鉴》称朱序的劝降发生在刘牢之的洛涧之战前，而《晋书·苻坚载纪》则称是在淝水之战前夕。笔者认为后者的说法更为可信。
[25]《草庐经略》（明·佚名）卷五，原文为，“李牧、悦绾等其众虽多，而能为奇阵，以分击者也。如刘曜之败于洛阳，苻坚之败于淝水，杨玄感之败于潼关，皆因其众结一大阵，不知分而为奇也。”
[26]这里有个值得研究的细节，前秦军是在苻融被杀前大溃败，还是在被杀后溃败？笔者以为苻融被杀是前秦军溃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前秦在与东晋的系列战争中，主将动辄被杀。如379年的战役中有多名主将被杀，洛涧之战中梁成等大将被杀，淝水之战中苻融被杀。这种情形在三国时期并不多见，可见前秦军在临阵战术方面并不先进。个人以为，五胡时代的军事战术是落后于三国时代的。
[27]慕容垂为什么交出军事指挥权？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这部分军队的组成成分并非鲜卑人。也就是说，此三万人不是自己的嫡系。当时慕容垂尚不具备反秦的条件。慕容垂后来主要依赖丁零人、乌桓人建立后燕，说明鲜卑人自己的军事势力此前在一定程度上已被消解分散。
[28]《旧唐书》卷96魏元忠传。
[29]《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第5。
Saturday, April 28, 2007
唐史闲话之宰相风度
唐史闲话之宰相风度
作者：萧让
出处：轩辕春秋文化论坛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历代中秋咏月的佳作不胜枚举，我独爱此句，感其意境之雄浑高远，方知何谓盛唐气象。皓月当空，天青海碧，也不禁想起此诗的作者，被誉为“文中之帅”的开元名相张九龄来。
张九龄，以诗文和风度名动一时，为人正直而有责任感，一心“致君尧舜上”的儒家知识分子典型，一度和玄宗也曾君臣相合，共创开元盛世，然终不敌李林甫之巧言令色善事人主，在其口蜜腹剑下败下阵来。颇有艺术家气质的玄宗以一种诗意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在秋天给张九龄送去一把扇子，暗示已经用不着他了。然张九龄虽被罢相，其翩翩神采仍让玄宗念念不忘，其后每逢荐引公卿，玄宗必问：“风度得如九龄否？”
好一句“风度得如九龄否”！一语道破唐代对士人品貌的推崇。唐代以科举取仕，但科举高中并不等于就能马上当官，还需要经过一系列的考核，考核的标准有四条：
一曰身，谓体貌丰伟。头一条就是要求风神俊朗，可见帅哥在唐朝实在很占便宜。而相貌太过丑陋的人是不能做官的，大概觉得有伤国体，很丢士大夫颜面。
二曰言，言辞辩正。要能言善辩，哑巴、口吃患者、说不了两句话就被人驳得哑口无言的，统统不合格。这一条有点歧视残疾人，唐人也自有道理：作为一方父母，笨嘴拙舌吞吞吐吐，如何能民众心悦诚服？
三曰书，楷法遒美。专指书法优美兼字迹清楚。
四曰判，文理优长。唐代地方长官处理民事纠纷最后结案宣判的时候要写判词，这个要求是很高的，必须用对仗工整的四六体骈文，称为骈体判，既要引经据典符合法律条文，还要文采斐然琅琅上口，久而久之，竟形成一种新的文体--判词。白居易文集里的《甲乙判》就是他宦海生涯里处理案件的判词总汇，词理纵横，文笔灿烂，援引法律条文精辟准确，且幽默风趣不悖人情道理，后人称“百读不厌”。唐人之善化生活为艺术，由此可见一斑。
故此唐代的政治家也多是书法家和文学家，只因这样的取仕标准，没两把刷子，是拿不下来的^_^ 诚如《容斋随笔》所言：“既以书为艺,故唐人无不工楷法,以判为贵,故无不习熟。而判语必骈俪,今所传<龙精凤髓判>及 <白乐天集*甲乙判>是也.自朝廷至县邑,莫不皆然,非读书散文不可也。宰臣每启拟一事,亦必偶数十语,今郑畋茌语\堂判犹存.”中唐之后，随着科举制的日渐完善，以风度、书法和文章取仕渐渐成为主流，这在名列百官之首的宰相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多善属文工书，优雅从容，温柔敦厚的士大夫品派，俨然成型，是之谓宰相风度，尤以元和诸相为最。
据唐人笔记《幽闲鼓吹》记载，侍郎潘炎的妻子一次宴请儿子的同僚，遍阅诸人，独问：“末座惨绿少年何人也？”曰：“补阙杜黄裳。”潘夫人不禁赞叹： “此人气质大异常人，将来必然成为一代名相。”此后，人们便以惨绿少年作为风度翩翩的青年男子的代称。时光荏苒，昔日的翩翩少年杜黄裳果然荣登宰甫，一反过去朝廷对藩镇的软弱姑息，力主“以法度整顿诸侯”，在不长时间内即讨平西川、夏绥诸处叛乱，令唐之威令，几于复振，元和中兴，以此为始。唐之藩镇割据，自代宗时形成，德宗发动平藩之战，反引发朱泚之乱，此后朝廷对藩镇一味姑息，有求必应。宪宗元和年间，西川节度使韦皋病逝，部将刘辟作乱，满朝文武都以西蜀险固，不宜生事，准备依旧例予以承认，唯独一介书生杜黄裳强烈反对，坚请讨除。他举荐高崇文为帅，又奏请不再让宦官做监军，使高崇文得以放手施为，鹿头山八战八胜，活捉刘辟，平定西川。这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人心，于是奏请剪平藩镇，还政中央，整肃朝纲，纪律风气，为之一张。史称杜黄裳通达权变，有王佐大略，虽为相日短，比不上裴度的政绩彪炳，也没有武元衡那样悲壮的结局，故此可能给人印象不深，然正是在他的主持下，朝廷不再对藩镇妥协退让，诚为开风气之先的一代贤相。然而和他政治上的强硬立场相反，生活中的杜黄裳雅澹宽仁，一次生病，庸医误诊，将他整治得死去活来，别说是高官显宦（一般来说越是高官越怕死的说），就算一般老百姓，拔错一颗牙恐怕也会气得当场跳起来，何况象他那样给治丢了半条命的。杜黄裳却仍是一以贯之的淡然处之，始终不曾责骂加罪，可见他的修养和德行。
杜黄裳之后拜相的武元衡，是一位极温雅沉静彬彬有礼的书生，晚唐著名诗人，诗风雅正，音韵清朗，切合音律。据正史所载，武元衡每有新诗出，必被好事者谱入歌曲，广为传唱。张为曾做《诗人主客图》分元和诗人为六派，各有主人一人，升堂、入室、及门等宾客若干，以武元衡为瑰奇美丽主，与白居易齐名，刘禹锡尚在其下，可见其影响力。高崇文虽有平蜀之功，然善治军不善治蜀，宪宗于是让武元衡代他为西川节度使。高崇文走的时候满载军资金帛伎乐古玩而归，“蜀地几为之空”。武元衡到任之后选贤才，安黎民，抚蛮夷，为政廉明，生活节俭，政绩卓著，中外同钦。然而蜀地自韦皋以来已养成了诗酒花韵召伎宴饮的官场习气，即席赋诗对于文采风流的武元衡来说当然是小菜一碟，但持身甚正的他并不真喜欢这种浮华风气，《新唐书》说他“雅性庄重，然淡于接物”，就是说他不喜欢应酬。从那句“满堂谁是知音者”的宴饮诗里，我们仿佛可以看见一片觥筹交错中武元衡那温和有礼而又有些寂寞的微笑。一次宴席上，西川从事（州府佐官）杨嗣喝得大醉，强逼武元衡用大酒杯喝酒。武元衡不喝，杨嗣就把酒浇在他身上，并声称我用酒来给你洗澡。武元衡一动不动，任他浇完了酒，才缓缓地站起来，淡淡一笑，换了一身衣服，又参加酒会，终不让宴会不欢而散。
然而，谁若以为他的温文尔雅是怯懦无用，他的彬彬有礼是软弱可欺，那就错了。这个清雅俊逸如鹤一般的男子，在任何场合下都不会失礼，但任何压力都不能让他低头。元和三相，以他的性格最为倔强刚烈，是朝廷里最为强硬的主战派。得宪宗信任拜相之后，所有兵事都由武元衡主持，平定浙西节度李锜之乱，又力主征讨淮西吴元济叛乱。时强藩相互勾结，又重金贿赂朝廷大臣，互为呼应，武元衡承受着极重的压力，却从不为所动，一力主战，声色俱厉，决不对强藩退让半步。对于杜黄裳，藩镇想过贿赂，对于武元衡，就只有诋毁和攻击。在一切政治手段均告无效之后，元和十年，武元衡被藩镇派遣的刺客刺杀身亡。武元衡之死，极为惨烈悲壮，唐书描述如下：
元衡宅在静安里，十年六月三日，将朝，出里东门，有暗中叱使灭烛者，导骑诃之，贼射之，中肩。又有匿树阴突出者，以棓击元衡左股。其徒驭已为贼所格奔逸，贼乃持元衡马，东南行十余步害之，批其颅骨怀去。及众呼偕至，持火照之，见元衡已踣于血中，即元衡宅东北隅墙之外。时夜漏未尽，陌上多朝骑及行人，铺卒连呼十余里，皆云贼杀宰相，声达朝堂，百官恟々，未知死者谁也。须臾，元衡马走至，遇人始辨之。既明，仗至紫宸门，有司以元衡遇害闻。上震惊，却朝而坐延英，召见宰相。惋恸者久之，为之再不食。
武元衡是唐朝我最喜欢的宰相之一，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那悲剧性的结局吧。他的诗作以瑰奇艳丽著称，唐诗中色彩最浓烈的诗作就莫过于他的那首“麻衣如雪一枝梅，笑掩微妆入梦来。若到越溪逢越女，红莲池里白莲开”。末句色彩对比之强烈感性，常常让我想起他温和的微笑和悲情的结局，想起飞腾的火焰和淋漓的鲜血，昭示着生命的壮烈与不屈。他终以自己的生命为献祭，来实践自己的政治理想和追求。
与武元衡同时遇刺的还有宰相裴度，他戴的扬州毡帽救了他一命（据说此后扬州毡帽风行一时），不少大臣慑于暴徒之残忍猖狂，提议放弃淮西用兵，并且罢免裴度。但是宪宗力排众议，不但不免裴度，而将他擢为宰相，全力主持淮西军务。
裴度，晚唐著名政治家，曾为武元衡幕僚，受其影响很深。面对着强藩的暗杀威胁和朝廷内主和派的诸多牵制，裴度毅然肩负起平藩的重任。淮西之战自元和九年始，终于元和十二年，为宪宗平藩战事中之时间最长者。在这次战争中，裴度起的是总指挥的作用。参战将领虽不乏当世名将，但是都没有能力统筹战局，门户观念很重，难于团结。所以前期官军的战绩是不乐观的。元和十二年七月，讨伐淮西的战争进入第四个年头，前方战争屡屡失利，兵饷运输又发生了严重困难，大臣包括李逢吉等宰相在内形成了一股很强的反战势力。这时是裴度出来支撑局面，才使得进行已经的武力计划不至于中途流产。“若贼灭，则朝天有期；贼在，则归阙无日”，裴度立下生死状，自请去前方督战，取消宦官监军，全力支持李朔的作战计划。于是有了李朔雪夜入蔡州城擒吴元济的传奇。讨伐淮西的胜利，大大震慑了各地割据者，有自动归附的，也有犹豫观望的，在宪宗的支持下，裴度或游说或讨伐，终于平定各地大小藩镇，至少在名义上统一了全国。“当此之时，唐之威令，几于复振”，史称“元和中兴”，裴度不愧为“中兴”的功臣。韩愈曾撰碑文，以淮西的胜利裴度应居首功。李朔不服争功，谦和的裴度当即找人另撰碑文以李朔为首功，然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广为传颂的始终是韩文，在天下人的心里，自有他们的评判。
裴度在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四朝历任显职，三度拜相，又被五次排挤出朝廷。宪宗去世后，好不容易解决的藩镇问题在穆宗朝又再度出现。穆宗不能给与裴度强有力的支持，诸宰相不是与之通力合作，而是不断的拉后腿。在累战无功的情况下，又是裴度再度出马，主持削藩。穆宗贪玩不理朝政，但在裴度打理下政局尚可支持。敬宗被宦官刘克明谋害，又是裴度出面收拾残局，诛杀刘克明，拥立文宗继位。晚唐宦官当道，人臣趋奉，如元稹等都奔走门下以求闻达，唯裴度敢于打击骄横的宦官。朋党相争之时，他也不拉帮结派，为将相20余年，荐引过李德裕、韩愈等名土，重用过李光颜、李朔等名将，还保护过刘禹锡等，但从不荐引无才的亲友为官。正因他抑权宦，无朋党，因此屡遭排挤，但威望德业，一直为世所重，一身系天下安危数十年，时人论将相，皆“推度为首”，就连“四夷君长”，“见唐使，辄问度老少用舍”。
裴度卒于唐文宗开成四年（839年），享年70余岁，一生平藩镇，黜权奸，斗宦官，远朋党，善始善终，名动华夷，风度传于古今。关于裴度的风度，正史野史都记载很多，更成为后世小说戏剧的热门题材，至今流传的传统剧目中，仍有《裴度还带》这一出。裴度不信术数，不好服食，经常和人家说:管它是鱼肉还是果蔬，有了就吃，生老病死，顺其自然。他的处变不惊、神观迈爽，操守坚正，不仅直接影响了大唐的下一位名相李德裕，而且成为宋代宰臣效仿的榜样。宋代宰相常常都有一段“身外之物不足贵，宰相肚里能撑船”的故事。从吕蒙正拾千金而不动心，吕公著失重宝而不变色的这类轶事里，我们依稀可以看到唐人那洒脱豁达的流风余韵。
然而今天我们谈起宰相风度，不仅仅在于他们面目的俊秀，风度的优雅，更在于他们温文尔雅的外表下那铁石般的意志和宽厚的心胸。为国家、为公义，一往无前，九死而无悔，对于个人的名利荣辱，却是淡然处之，毫不萦怀。武元衡受辱于小吏，裴度让功于李朔，但为了维护祖国的统一，即使面对着藩镇强权和死亡的威胁，也铁骨铮铮绝不后退半步。这种巨大的反差，更增加了他们的人格魅力，千载之下，读来仍然震撼人心。而这种笑看生死的择善固执，并不是后世小气文人的迂腐斗气，他们确有经世之才，救世之功，这才是最重要的。必要以开元盛世、元和中兴为背景，才能凸显其与酸文腐儒的不同。在其位需谋其政，身为宰相，一身系天下安危，首先应对国家尽责，对百姓尽心，在此基础上的淡泊和谦让，才分外让人感叹。
因此让玄宗赞叹不已的张九龄的宰相风度，对于百姓来说，又是另具一番意义：不在于他的千古文章，不在于他的翩翩神采，而在于他刚直不阿的耿介风骨，以及悲天悯人的慈悲心肠。因怜惜岭南百姓翻山越岭的艰难，张九龄奏请将秦时的梅关古道从原来蜿蜒曲折的羊肠小道拓凿成一条宽阔平坦可供四马并行的车马大道。此后千余年，梅关古道一直是连接中原与岭南，沟通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的最重要通道和纽带：南北货物经此流通，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得以相连。今日韶关等地仍有风度楼、风度路、风度堂等，据说俱为纪念“九龄风度”而立。而最能体现“九龄风度”的，应该还是梅关古道上的那副对联吧：
不必定有梅花，聊以志将军姓氏；
从此可通粤海，愿无忘宰相风流。
[注]：梅关，在江西大余与广东南雄之间，古称秦关，因汉代梅鋗将军居此，又称为梅岭。又因汉代禆将庚胜守此，故亦称大庚岭。宰相风流：指唐代张九龄在梅关劈山凿路、贯通南北往来之事。
作者：萧让
出处：轩辕春秋文化论坛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历代中秋咏月的佳作不胜枚举，我独爱此句，感其意境之雄浑高远，方知何谓盛唐气象。皓月当空，天青海碧，也不禁想起此诗的作者，被誉为“文中之帅”的开元名相张九龄来。
张九龄，以诗文和风度名动一时，为人正直而有责任感，一心“致君尧舜上”的儒家知识分子典型，一度和玄宗也曾君臣相合，共创开元盛世，然终不敌李林甫之巧言令色善事人主，在其口蜜腹剑下败下阵来。颇有艺术家气质的玄宗以一种诗意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在秋天给张九龄送去一把扇子，暗示已经用不着他了。然张九龄虽被罢相，其翩翩神采仍让玄宗念念不忘，其后每逢荐引公卿，玄宗必问：“风度得如九龄否？”
好一句“风度得如九龄否”！一语道破唐代对士人品貌的推崇。唐代以科举取仕，但科举高中并不等于就能马上当官，还需要经过一系列的考核，考核的标准有四条：
一曰身，谓体貌丰伟。头一条就是要求风神俊朗，可见帅哥在唐朝实在很占便宜。而相貌太过丑陋的人是不能做官的，大概觉得有伤国体，很丢士大夫颜面。
二曰言，言辞辩正。要能言善辩，哑巴、口吃患者、说不了两句话就被人驳得哑口无言的，统统不合格。这一条有点歧视残疾人，唐人也自有道理：作为一方父母，笨嘴拙舌吞吞吐吐，如何能民众心悦诚服？
三曰书，楷法遒美。专指书法优美兼字迹清楚。
四曰判，文理优长。唐代地方长官处理民事纠纷最后结案宣判的时候要写判词，这个要求是很高的，必须用对仗工整的四六体骈文，称为骈体判，既要引经据典符合法律条文，还要文采斐然琅琅上口，久而久之，竟形成一种新的文体--判词。白居易文集里的《甲乙判》就是他宦海生涯里处理案件的判词总汇，词理纵横，文笔灿烂，援引法律条文精辟准确，且幽默风趣不悖人情道理，后人称“百读不厌”。唐人之善化生活为艺术，由此可见一斑。
故此唐代的政治家也多是书法家和文学家，只因这样的取仕标准，没两把刷子，是拿不下来的^_^ 诚如《容斋随笔》所言：“既以书为艺,故唐人无不工楷法,以判为贵,故无不习熟。而判语必骈俪,今所传<龙精凤髓判>及 <白乐天集*甲乙判>是也.自朝廷至县邑,莫不皆然,非读书散文不可也。宰臣每启拟一事,亦必偶数十语,今郑畋茌语\堂判犹存.”中唐之后，随着科举制的日渐完善，以风度、书法和文章取仕渐渐成为主流，这在名列百官之首的宰相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多善属文工书，优雅从容，温柔敦厚的士大夫品派，俨然成型，是之谓宰相风度，尤以元和诸相为最。
据唐人笔记《幽闲鼓吹》记载，侍郎潘炎的妻子一次宴请儿子的同僚，遍阅诸人，独问：“末座惨绿少年何人也？”曰：“补阙杜黄裳。”潘夫人不禁赞叹： “此人气质大异常人，将来必然成为一代名相。”此后，人们便以惨绿少年作为风度翩翩的青年男子的代称。时光荏苒，昔日的翩翩少年杜黄裳果然荣登宰甫，一反过去朝廷对藩镇的软弱姑息，力主“以法度整顿诸侯”，在不长时间内即讨平西川、夏绥诸处叛乱，令唐之威令，几于复振，元和中兴，以此为始。唐之藩镇割据，自代宗时形成，德宗发动平藩之战，反引发朱泚之乱，此后朝廷对藩镇一味姑息，有求必应。宪宗元和年间，西川节度使韦皋病逝，部将刘辟作乱，满朝文武都以西蜀险固，不宜生事，准备依旧例予以承认，唯独一介书生杜黄裳强烈反对，坚请讨除。他举荐高崇文为帅，又奏请不再让宦官做监军，使高崇文得以放手施为，鹿头山八战八胜，活捉刘辟，平定西川。这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人心，于是奏请剪平藩镇，还政中央，整肃朝纲，纪律风气，为之一张。史称杜黄裳通达权变，有王佐大略，虽为相日短，比不上裴度的政绩彪炳，也没有武元衡那样悲壮的结局，故此可能给人印象不深，然正是在他的主持下，朝廷不再对藩镇妥协退让，诚为开风气之先的一代贤相。然而和他政治上的强硬立场相反，生活中的杜黄裳雅澹宽仁，一次生病，庸医误诊，将他整治得死去活来，别说是高官显宦（一般来说越是高官越怕死的说），就算一般老百姓，拔错一颗牙恐怕也会气得当场跳起来，何况象他那样给治丢了半条命的。杜黄裳却仍是一以贯之的淡然处之，始终不曾责骂加罪，可见他的修养和德行。
杜黄裳之后拜相的武元衡，是一位极温雅沉静彬彬有礼的书生，晚唐著名诗人，诗风雅正，音韵清朗，切合音律。据正史所载，武元衡每有新诗出，必被好事者谱入歌曲，广为传唱。张为曾做《诗人主客图》分元和诗人为六派，各有主人一人，升堂、入室、及门等宾客若干，以武元衡为瑰奇美丽主，与白居易齐名，刘禹锡尚在其下，可见其影响力。高崇文虽有平蜀之功，然善治军不善治蜀，宪宗于是让武元衡代他为西川节度使。高崇文走的时候满载军资金帛伎乐古玩而归，“蜀地几为之空”。武元衡到任之后选贤才，安黎民，抚蛮夷，为政廉明，生活节俭，政绩卓著，中外同钦。然而蜀地自韦皋以来已养成了诗酒花韵召伎宴饮的官场习气，即席赋诗对于文采风流的武元衡来说当然是小菜一碟，但持身甚正的他并不真喜欢这种浮华风气，《新唐书》说他“雅性庄重，然淡于接物”，就是说他不喜欢应酬。从那句“满堂谁是知音者”的宴饮诗里，我们仿佛可以看见一片觥筹交错中武元衡那温和有礼而又有些寂寞的微笑。一次宴席上，西川从事（州府佐官）杨嗣喝得大醉，强逼武元衡用大酒杯喝酒。武元衡不喝，杨嗣就把酒浇在他身上，并声称我用酒来给你洗澡。武元衡一动不动，任他浇完了酒，才缓缓地站起来，淡淡一笑，换了一身衣服，又参加酒会，终不让宴会不欢而散。
然而，谁若以为他的温文尔雅是怯懦无用，他的彬彬有礼是软弱可欺，那就错了。这个清雅俊逸如鹤一般的男子，在任何场合下都不会失礼，但任何压力都不能让他低头。元和三相，以他的性格最为倔强刚烈，是朝廷里最为强硬的主战派。得宪宗信任拜相之后，所有兵事都由武元衡主持，平定浙西节度李锜之乱，又力主征讨淮西吴元济叛乱。时强藩相互勾结，又重金贿赂朝廷大臣，互为呼应，武元衡承受着极重的压力，却从不为所动，一力主战，声色俱厉，决不对强藩退让半步。对于杜黄裳，藩镇想过贿赂，对于武元衡，就只有诋毁和攻击。在一切政治手段均告无效之后，元和十年，武元衡被藩镇派遣的刺客刺杀身亡。武元衡之死，极为惨烈悲壮，唐书描述如下：
元衡宅在静安里，十年六月三日，将朝，出里东门，有暗中叱使灭烛者，导骑诃之，贼射之，中肩。又有匿树阴突出者，以棓击元衡左股。其徒驭已为贼所格奔逸，贼乃持元衡马，东南行十余步害之，批其颅骨怀去。及众呼偕至，持火照之，见元衡已踣于血中，即元衡宅东北隅墙之外。时夜漏未尽，陌上多朝骑及行人，铺卒连呼十余里，皆云贼杀宰相，声达朝堂，百官恟々，未知死者谁也。须臾，元衡马走至，遇人始辨之。既明，仗至紫宸门，有司以元衡遇害闻。上震惊，却朝而坐延英，召见宰相。惋恸者久之，为之再不食。
武元衡是唐朝我最喜欢的宰相之一，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那悲剧性的结局吧。他的诗作以瑰奇艳丽著称，唐诗中色彩最浓烈的诗作就莫过于他的那首“麻衣如雪一枝梅，笑掩微妆入梦来。若到越溪逢越女，红莲池里白莲开”。末句色彩对比之强烈感性，常常让我想起他温和的微笑和悲情的结局，想起飞腾的火焰和淋漓的鲜血，昭示着生命的壮烈与不屈。他终以自己的生命为献祭，来实践自己的政治理想和追求。
与武元衡同时遇刺的还有宰相裴度，他戴的扬州毡帽救了他一命（据说此后扬州毡帽风行一时），不少大臣慑于暴徒之残忍猖狂，提议放弃淮西用兵，并且罢免裴度。但是宪宗力排众议，不但不免裴度，而将他擢为宰相，全力主持淮西军务。
裴度，晚唐著名政治家，曾为武元衡幕僚，受其影响很深。面对着强藩的暗杀威胁和朝廷内主和派的诸多牵制，裴度毅然肩负起平藩的重任。淮西之战自元和九年始，终于元和十二年，为宪宗平藩战事中之时间最长者。在这次战争中，裴度起的是总指挥的作用。参战将领虽不乏当世名将，但是都没有能力统筹战局，门户观念很重，难于团结。所以前期官军的战绩是不乐观的。元和十二年七月，讨伐淮西的战争进入第四个年头，前方战争屡屡失利，兵饷运输又发生了严重困难，大臣包括李逢吉等宰相在内形成了一股很强的反战势力。这时是裴度出来支撑局面，才使得进行已经的武力计划不至于中途流产。“若贼灭，则朝天有期；贼在，则归阙无日”，裴度立下生死状，自请去前方督战，取消宦官监军，全力支持李朔的作战计划。于是有了李朔雪夜入蔡州城擒吴元济的传奇。讨伐淮西的胜利，大大震慑了各地割据者，有自动归附的，也有犹豫观望的，在宪宗的支持下，裴度或游说或讨伐，终于平定各地大小藩镇，至少在名义上统一了全国。“当此之时，唐之威令，几于复振”，史称“元和中兴”，裴度不愧为“中兴”的功臣。韩愈曾撰碑文，以淮西的胜利裴度应居首功。李朔不服争功，谦和的裴度当即找人另撰碑文以李朔为首功，然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广为传颂的始终是韩文，在天下人的心里，自有他们的评判。
裴度在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四朝历任显职，三度拜相，又被五次排挤出朝廷。宪宗去世后，好不容易解决的藩镇问题在穆宗朝又再度出现。穆宗不能给与裴度强有力的支持，诸宰相不是与之通力合作，而是不断的拉后腿。在累战无功的情况下，又是裴度再度出马，主持削藩。穆宗贪玩不理朝政，但在裴度打理下政局尚可支持。敬宗被宦官刘克明谋害，又是裴度出面收拾残局，诛杀刘克明，拥立文宗继位。晚唐宦官当道，人臣趋奉，如元稹等都奔走门下以求闻达，唯裴度敢于打击骄横的宦官。朋党相争之时，他也不拉帮结派，为将相20余年，荐引过李德裕、韩愈等名土，重用过李光颜、李朔等名将，还保护过刘禹锡等，但从不荐引无才的亲友为官。正因他抑权宦，无朋党，因此屡遭排挤，但威望德业，一直为世所重，一身系天下安危数十年，时人论将相，皆“推度为首”，就连“四夷君长”，“见唐使，辄问度老少用舍”。
裴度卒于唐文宗开成四年（839年），享年70余岁，一生平藩镇，黜权奸，斗宦官，远朋党，善始善终，名动华夷，风度传于古今。关于裴度的风度，正史野史都记载很多，更成为后世小说戏剧的热门题材，至今流传的传统剧目中，仍有《裴度还带》这一出。裴度不信术数，不好服食，经常和人家说:管它是鱼肉还是果蔬，有了就吃，生老病死，顺其自然。他的处变不惊、神观迈爽，操守坚正，不仅直接影响了大唐的下一位名相李德裕，而且成为宋代宰臣效仿的榜样。宋代宰相常常都有一段“身外之物不足贵，宰相肚里能撑船”的故事。从吕蒙正拾千金而不动心，吕公著失重宝而不变色的这类轶事里，我们依稀可以看到唐人那洒脱豁达的流风余韵。
然而今天我们谈起宰相风度，不仅仅在于他们面目的俊秀，风度的优雅，更在于他们温文尔雅的外表下那铁石般的意志和宽厚的心胸。为国家、为公义，一往无前，九死而无悔，对于个人的名利荣辱，却是淡然处之，毫不萦怀。武元衡受辱于小吏，裴度让功于李朔，但为了维护祖国的统一，即使面对着藩镇强权和死亡的威胁，也铁骨铮铮绝不后退半步。这种巨大的反差，更增加了他们的人格魅力，千载之下，读来仍然震撼人心。而这种笑看生死的择善固执，并不是后世小气文人的迂腐斗气，他们确有经世之才，救世之功，这才是最重要的。必要以开元盛世、元和中兴为背景，才能凸显其与酸文腐儒的不同。在其位需谋其政，身为宰相，一身系天下安危，首先应对国家尽责，对百姓尽心，在此基础上的淡泊和谦让，才分外让人感叹。
因此让玄宗赞叹不已的张九龄的宰相风度，对于百姓来说，又是另具一番意义：不在于他的千古文章，不在于他的翩翩神采，而在于他刚直不阿的耿介风骨，以及悲天悯人的慈悲心肠。因怜惜岭南百姓翻山越岭的艰难，张九龄奏请将秦时的梅关古道从原来蜿蜒曲折的羊肠小道拓凿成一条宽阔平坦可供四马并行的车马大道。此后千余年，梅关古道一直是连接中原与岭南，沟通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的最重要通道和纽带：南北货物经此流通，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得以相连。今日韶关等地仍有风度楼、风度路、风度堂等，据说俱为纪念“九龄风度”而立。而最能体现“九龄风度”的，应该还是梅关古道上的那副对联吧：
不必定有梅花，聊以志将军姓氏；
从此可通粤海，愿无忘宰相风流。
[注]：梅关，在江西大余与广东南雄之间，古称秦关，因汉代梅鋗将军居此，又称为梅岭。又因汉代禆将庚胜守此，故亦称大庚岭。宰相风流：指唐代张九龄在梅关劈山凿路、贯通南北往来之事。
Monday, April 16, 2007
欧盟模式的局限性
欧盟模式的局限性
● 王义桅（上海）
欧盟已步入知天命之年。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承载着过多的理想，饱含希望与失望。50年前成立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可谓人类崭新社会诞生的第一声啼哭。在联合自强、告别饥荒、战乱和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西欧成为未来世界的先行者；其一体化历程，成为人类社会进化的标尺。因此，不少人表达了欧盟模式成为世界典范的想法。在欧盟成立50年之际，这种想法再次发酵。对欧盟模式的希望，毋宁说折射出对现今世界的失望。
然而，这种希望忽视了欧盟的近忧与远虑。欧洲曾经是西方和世界的代名词。如今，它只是一个地方性的概念。欧盟的未来之痛和世界的多元化趋势，使欧盟模式不大可能为其他地区所效仿，其启示和借鉴意义也极有限。
欧盟成长的烦恼
虽然已是知天命之年，但欧盟正经历着“成长的烦恼”。2005年法国和荷兰先后否决《欧盟宪法》，一体化进程受阻，欧盟前途顿时蒙上阴影。欧盟的一体化实践正考验着西方民主能够走多远、制度创新能有多大活力。令人失望的是，共同市场对贸易的影响没有人们预料的那样明显。过去20年，欧盟内部的贸易并不比欧盟与全球其他地方的贸易增长更快。外国投资近年一直疲弱，这种情况也许暗示着，欧洲作为投资目的地的吸引力正日趋下降。
当然，欧盟成长的烦恼，美国的打压是外因——北约的存在，抽掉了欧盟安全合作的筋骨。美国加紧推动在波兰、捷克等地部署导弹防御系统，表面上为了防止伊朗等“无赖国家”的导弹威胁，实际上在分裂欧盟，在老欧洲和新欧洲之间制造间隙，同时增添了欧盟与俄罗斯的不信任。
在金融领域，欧元不断被美元打压，甚至有人说伊拉克战争是美元与欧元的战争，致使欧盟对美国建议成立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仍存提防。除了美国外，俄罗斯也趁火打劫，时常拿中断供应天然气来要挟欧盟成员国。
正因如此，不少人在唱衰欧盟。在不少美国专家看来，欧洲这个文化博物馆正掉进历史的垃圾堆里。美国的“欧盟怀疑论”人士指出，“旧世界”（欧洲大陆但不包括英国）完蛋了，欧洲经济正停滞不前，科技和企业的活力则转移到美国的硅谷和印度的班加罗尔。面对僵化的社会福利制度、“娇生惯养”的劳工以及地位牢固的特殊利益集团，欧洲政治领袖们全都束手无策。其结果是，欧盟已年满50，却不知天命！
欧盟的未来之痛
说是近忧也罢，更重要的是欧盟的远虑：内部动力和国际竞争力不足，欧盟在全球化的地位堪忧，时空体系错乱。
成立欧盟最重要的目的是使德国欧洲化，然而时过境迁，如今却是欧洲德国化——欧洲经济增长靠德国经济拉动，而德国十多年来为消化统一而损耗元气，经济发动机的角色黯淡。正如一句中国古话：“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
欧盟东扩过快导致消化不良，内耗不已，向下（国内社会化）和向上（超国家化）权力转移导致散漫低效，难以应对日新月异的全球化竞争，欧盟发展也因此失去明确的方向，集中表现在宪政危机——庆祝欧盟50岁生日的《柏林宣言》连“宪法”一词都不敢提——和未来的经济发展方向方面，而在英国式的自由改革模式或者是法德代表的社会福利模式之间，中东欧新欧盟成员似乎倾向于前者。
目前，欧盟在经济领域已有85％以上事务实行主权共享。就像未来的人提前降生在主权国际体系一样，欧盟愈来愈发现自己对全球化水土不服。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欧洲在历史上第一次被置于世界经济的边缘。
社会政治问题抵消经济效益
历史也许在开玩笑，欧盟致力于摒弃战争，却失去了竞争力；欧盟将繁荣富裕普及到较穷的国家，自己却越爬越下。欧盟在人类历史上的角色恰如慈善家和高尚的长者，只有过来人才能体会其价值。
过去50年，欧洲统计数据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人口，虽然所有成员国的人口总数只是略有上升，但年龄结构已是面目全非。
不久前英国《金融时报》在题为《欧洲富了，但老了》的文章中写道：“欧洲老了。似乎在欧洲共同体成立时，欧洲大陆就停止了生育。20世纪60年代，5岁以下的人口是人数最多的年龄层。现在，人数最多的是40至50岁的年龄层——还是那些人，只是年龄更大。欧盟不再是刚诞生时那个年轻而充满希望的联盟。……从最新的、顶部越来越沉着的人口金字塔中可以看到，欧洲未来几十年面临的挑战非常清楚——就是养老金和医疗保险，因为今天儿童数量的短缺减少了未来的劳动力。”
的确，高昂而富裕的生活方式，健全的福利制度，自我享受为中心的生活习气，高昂的失业率，导致欧盟各国人口再生产普遍不足。只有不断扩展，才能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但是，社会和政治问题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抵消了经济一体化进程带来的好处。
其集中体现便是认同危机和移民问题，更准确的说就是内部的阿拉伯移民问题：从马德里铁路“三一一”爆炸事件、伦敦地铁“七七”爆炸案，到丹麦漫画风波、梵高被害案，再到巴黎郊区骚乱。这一系列于近期接连发生的暴力事件证明，伊斯兰激进思想已经在欧洲的阿拉伯裔人口中蔓延。有人甚至认为，欧洲正在被伊斯兰化，伊斯兰激进势力正从内部摧毁西方。由此，欧盟一方面不愿意吸纳土耳其入盟，又怕得罪穆斯林世界和欧洲的穆斯林。
未来世界谁主沉浮？
布鲁斯·巴韦尔在《当欧洲入睡时：伊斯兰激进势力是如何从内部摧毁西方的》一书中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解读，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二战后的欧洲过于沉迷于文化多元主义、宽容精神和政治正确原则，致使其内部的伊斯兰激进势力日益坐大，终于酿成今天的苦果。从这个意义上说，苦苦奉行这些原则的欧洲各国政府和知识阶层，其实正是伊斯兰激进势力摧毁欧洲的共犯。
当然，瑕不掩瑜。并非欧盟在迷茫，世界本身也在迷茫。欧盟模式，为不确定性未来世界预留了希望的火种。许多人断言，欧盟模式代表了世界的未来。这是欧盟最大的软实力。真的是这样吗——欧盟的今天就是世界的明天？
在国际政治，财富、力量、道德是国际地位的三大标尺。同时具备三者，才能称得上王道；假借此三者，亦可谓霸权。在当今世界上，财富流向中国，权力集中在美国，欧盟则成为道德楷模。这预示着，一个分裂而多元世界的诞生。
世界多极化于是便体现在中美欧的不同时空游戏上。中国在崛起，恰如意气风发的少年，正迅速创造和积累世界财富，不免有些唯利是图，正以现代化和快速融入全球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然而面临着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这一历史之痛，目标是建构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身份。美国在相对衰落，不再引领全球化却仍当青年，好穷兵黩武，这一方面招人嫉恨，另一方面又提供全球公共产品而为全球化不可或缺的动力，现实的挑战是应对不断下滑的国际形象。
而欧盟的情形是，恰如人到中年，社会关怀远高于国家意识和民族情感，可能还有些清高和好高骛远。尽管从最初的六国已经发展成为27国，总面积超过4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5亿，国内生产总值逾10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四分之一，但是欧盟毕竟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超国家组织，不能自由使用自己的力量。
更一般地说，欧洲以前是国际体系的主要获利者，现今实力与其获利情况不相称，因而迟早要吐出那部分在国际体系中的权力，让渡给新兴崛起国家。而且，欧盟的财富和权力在成员国间相互“内耗”——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各国的保护主义抬头；加速扩大不但让欧盟扩大疲劳、“消化不良”，也带来了各种利益摩擦。
因而其对世界的影响并不体现在财富和权力层面，而更多是道德层面。2003年伊拉克战争前夕，法国外长德维尔潘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的发言，便是欧盟道德力量的极好体现。如今，欧盟在应对全球气候变暖、解决全球能源危机、共塑人类安全等领域扮演着领袖角色。“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如果没有欧盟，世界还要重复历史的悲剧，犯了错失未来的根本错误。
全球化源于地理大发现，跨越海洋，将陆地变成统一大市场。今天，全球化向纵深发展，然而水的游戏仍然没有变：中国仍然是水下选手，虽然不时冒出头，基本上是在水下掀起波涛。美国掌管水面部分——因而认定世界是平的；欧盟则成为水上部分，有些不着边际——正如蒸发的水汽，只有重新凝结成水落入海洋，才能重新参与水的游戏。
放眼世界，未来大国竞争不仅仅是综合国力的竞争，更在于以地区一体化为依托的大陆板块之间的竞争，并集中在欧洲、美洲、亚洲三大板块之间。地区一体化如果不是导向全球化，就会被全球化边缘化。欧盟的未来之痛，正在于此。欧盟并非世界的未来，而是多元化世界的一枝奇葩。这就是50岁欧盟所展示的天命。
·作者是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助理、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
● 王义桅（上海）
欧盟已步入知天命之年。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承载着过多的理想，饱含希望与失望。50年前成立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可谓人类崭新社会诞生的第一声啼哭。在联合自强、告别饥荒、战乱和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西欧成为未来世界的先行者；其一体化历程，成为人类社会进化的标尺。因此，不少人表达了欧盟模式成为世界典范的想法。在欧盟成立50年之际，这种想法再次发酵。对欧盟模式的希望，毋宁说折射出对现今世界的失望。
然而，这种希望忽视了欧盟的近忧与远虑。欧洲曾经是西方和世界的代名词。如今，它只是一个地方性的概念。欧盟的未来之痛和世界的多元化趋势，使欧盟模式不大可能为其他地区所效仿，其启示和借鉴意义也极有限。
欧盟成长的烦恼
虽然已是知天命之年，但欧盟正经历着“成长的烦恼”。2005年法国和荷兰先后否决《欧盟宪法》，一体化进程受阻，欧盟前途顿时蒙上阴影。欧盟的一体化实践正考验着西方民主能够走多远、制度创新能有多大活力。令人失望的是，共同市场对贸易的影响没有人们预料的那样明显。过去20年，欧盟内部的贸易并不比欧盟与全球其他地方的贸易增长更快。外国投资近年一直疲弱，这种情况也许暗示着，欧洲作为投资目的地的吸引力正日趋下降。
当然，欧盟成长的烦恼，美国的打压是外因——北约的存在，抽掉了欧盟安全合作的筋骨。美国加紧推动在波兰、捷克等地部署导弹防御系统，表面上为了防止伊朗等“无赖国家”的导弹威胁，实际上在分裂欧盟，在老欧洲和新欧洲之间制造间隙，同时增添了欧盟与俄罗斯的不信任。
在金融领域，欧元不断被美元打压，甚至有人说伊拉克战争是美元与欧元的战争，致使欧盟对美国建议成立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仍存提防。除了美国外，俄罗斯也趁火打劫，时常拿中断供应天然气来要挟欧盟成员国。
正因如此，不少人在唱衰欧盟。在不少美国专家看来，欧洲这个文化博物馆正掉进历史的垃圾堆里。美国的“欧盟怀疑论”人士指出，“旧世界”（欧洲大陆但不包括英国）完蛋了，欧洲经济正停滞不前，科技和企业的活力则转移到美国的硅谷和印度的班加罗尔。面对僵化的社会福利制度、“娇生惯养”的劳工以及地位牢固的特殊利益集团，欧洲政治领袖们全都束手无策。其结果是，欧盟已年满50，却不知天命！
欧盟的未来之痛
说是近忧也罢，更重要的是欧盟的远虑：内部动力和国际竞争力不足，欧盟在全球化的地位堪忧，时空体系错乱。
成立欧盟最重要的目的是使德国欧洲化，然而时过境迁，如今却是欧洲德国化——欧洲经济增长靠德国经济拉动，而德国十多年来为消化统一而损耗元气，经济发动机的角色黯淡。正如一句中国古话：“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
欧盟东扩过快导致消化不良，内耗不已，向下（国内社会化）和向上（超国家化）权力转移导致散漫低效，难以应对日新月异的全球化竞争，欧盟发展也因此失去明确的方向，集中表现在宪政危机——庆祝欧盟50岁生日的《柏林宣言》连“宪法”一词都不敢提——和未来的经济发展方向方面，而在英国式的自由改革模式或者是法德代表的社会福利模式之间，中东欧新欧盟成员似乎倾向于前者。
目前，欧盟在经济领域已有85％以上事务实行主权共享。就像未来的人提前降生在主权国际体系一样，欧盟愈来愈发现自己对全球化水土不服。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欧洲在历史上第一次被置于世界经济的边缘。
社会政治问题抵消经济效益
历史也许在开玩笑，欧盟致力于摒弃战争，却失去了竞争力；欧盟将繁荣富裕普及到较穷的国家，自己却越爬越下。欧盟在人类历史上的角色恰如慈善家和高尚的长者，只有过来人才能体会其价值。
过去50年，欧洲统计数据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人口，虽然所有成员国的人口总数只是略有上升，但年龄结构已是面目全非。
不久前英国《金融时报》在题为《欧洲富了，但老了》的文章中写道：“欧洲老了。似乎在欧洲共同体成立时，欧洲大陆就停止了生育。20世纪60年代，5岁以下的人口是人数最多的年龄层。现在，人数最多的是40至50岁的年龄层——还是那些人，只是年龄更大。欧盟不再是刚诞生时那个年轻而充满希望的联盟。……从最新的、顶部越来越沉着的人口金字塔中可以看到，欧洲未来几十年面临的挑战非常清楚——就是养老金和医疗保险，因为今天儿童数量的短缺减少了未来的劳动力。”
的确，高昂而富裕的生活方式，健全的福利制度，自我享受为中心的生活习气，高昂的失业率，导致欧盟各国人口再生产普遍不足。只有不断扩展，才能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但是，社会和政治问题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抵消了经济一体化进程带来的好处。
其集中体现便是认同危机和移民问题，更准确的说就是内部的阿拉伯移民问题：从马德里铁路“三一一”爆炸事件、伦敦地铁“七七”爆炸案，到丹麦漫画风波、梵高被害案，再到巴黎郊区骚乱。这一系列于近期接连发生的暴力事件证明，伊斯兰激进思想已经在欧洲的阿拉伯裔人口中蔓延。有人甚至认为，欧洲正在被伊斯兰化，伊斯兰激进势力正从内部摧毁西方。由此，欧盟一方面不愿意吸纳土耳其入盟，又怕得罪穆斯林世界和欧洲的穆斯林。
未来世界谁主沉浮？
布鲁斯·巴韦尔在《当欧洲入睡时：伊斯兰激进势力是如何从内部摧毁西方的》一书中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解读，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二战后的欧洲过于沉迷于文化多元主义、宽容精神和政治正确原则，致使其内部的伊斯兰激进势力日益坐大，终于酿成今天的苦果。从这个意义上说，苦苦奉行这些原则的欧洲各国政府和知识阶层，其实正是伊斯兰激进势力摧毁欧洲的共犯。
当然，瑕不掩瑜。并非欧盟在迷茫，世界本身也在迷茫。欧盟模式，为不确定性未来世界预留了希望的火种。许多人断言，欧盟模式代表了世界的未来。这是欧盟最大的软实力。真的是这样吗——欧盟的今天就是世界的明天？
在国际政治，财富、力量、道德是国际地位的三大标尺。同时具备三者，才能称得上王道；假借此三者，亦可谓霸权。在当今世界上，财富流向中国，权力集中在美国，欧盟则成为道德楷模。这预示着，一个分裂而多元世界的诞生。
世界多极化于是便体现在中美欧的不同时空游戏上。中国在崛起，恰如意气风发的少年，正迅速创造和积累世界财富，不免有些唯利是图，正以现代化和快速融入全球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然而面临着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这一历史之痛，目标是建构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身份。美国在相对衰落，不再引领全球化却仍当青年，好穷兵黩武，这一方面招人嫉恨，另一方面又提供全球公共产品而为全球化不可或缺的动力，现实的挑战是应对不断下滑的国际形象。
而欧盟的情形是，恰如人到中年，社会关怀远高于国家意识和民族情感，可能还有些清高和好高骛远。尽管从最初的六国已经发展成为27国，总面积超过4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5亿，国内生产总值逾10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四分之一，但是欧盟毕竟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超国家组织，不能自由使用自己的力量。
更一般地说，欧洲以前是国际体系的主要获利者，现今实力与其获利情况不相称，因而迟早要吐出那部分在国际体系中的权力，让渡给新兴崛起国家。而且，欧盟的财富和权力在成员国间相互“内耗”——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各国的保护主义抬头；加速扩大不但让欧盟扩大疲劳、“消化不良”，也带来了各种利益摩擦。
因而其对世界的影响并不体现在财富和权力层面，而更多是道德层面。2003年伊拉克战争前夕，法国外长德维尔潘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的发言，便是欧盟道德力量的极好体现。如今，欧盟在应对全球气候变暖、解决全球能源危机、共塑人类安全等领域扮演着领袖角色。“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如果没有欧盟，世界还要重复历史的悲剧，犯了错失未来的根本错误。
全球化源于地理大发现，跨越海洋，将陆地变成统一大市场。今天，全球化向纵深发展，然而水的游戏仍然没有变：中国仍然是水下选手，虽然不时冒出头，基本上是在水下掀起波涛。美国掌管水面部分——因而认定世界是平的；欧盟则成为水上部分，有些不着边际——正如蒸发的水汽，只有重新凝结成水落入海洋，才能重新参与水的游戏。
放眼世界，未来大国竞争不仅仅是综合国力的竞争，更在于以地区一体化为依托的大陆板块之间的竞争，并集中在欧洲、美洲、亚洲三大板块之间。地区一体化如果不是导向全球化，就会被全球化边缘化。欧盟的未来之痛，正在于此。欧盟并非世界的未来，而是多元化世界的一枝奇葩。这就是50岁欧盟所展示的天命。
·作者是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助理、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
Sunday, April 15, 2007
提倡横向发展，建立和谐亚洲
提倡横向发展，建立和谐亚洲
[谭中] (2007-04-14)
现在的国际局势可以用十六个字来形容：“纵向发展、矛盾冲突、距离缩短、民心向和”。事物发展趋势一般总有纵向、横向两大主流。国际形势中的所谓“纵向”就是各国竞相朝上发展，免不了在国际之间小则摩擦、大则冲突；所谓“横向”就是大家在各自发展时互相步调协调，甚至携手并肩，为打造和谐世界奠基。
当今纵向发展中出现的三大结果，一是世界超强美国碰壁，二是全球贫富悬殊加大，三是形形色色的“改造世界”运动越来越向既定国际秩序挑战，制造紧张气氛，不时使用恐怖爆炸。这第一结果与第三结果形成对立面。这种对立，既是纵横对立，也是纵横交织，即纵向发展对横向发展起着推动作用。
纵向发展是矛盾根源
九一一事件后布什政权在全球推行以“杀”促“变”的强权政治，纵向发展登峰造极，也把横向发展带动起来。美国恐怖研究专家、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学院（Radcliffe Institute）院长理查森女士说，美国出兵阿富汗六个月内制造的冤魂超过卡伊达的罪行。美军进驻伊拉克四周年，伊拉克无辜冤魂已经超过九一一事件的百倍，为伊斯兰反美圣战报复积蓄了巨大资本。包括理查森在内的明智美国观察家都认识到布什政权打恐政策彻底失败了。
布什政权以“杀”促变的强权政治并没有把阿富汗和伊拉克变成真正的“民主国家”。阿富汗的“民选”总统身边是美国军警保护，他不敢去首都以外视察，被人嘲笑为“喀布尔市长”。伊拉克情况更糟。谁都知道，美军从这两国撤走后，那儿的“民主”招牌马上就会被砸。这样看来，美国以“杀”促变究竟变了什么呢？最大的“变”就是把全球的“亲美、崇美、恐美”态度变成“恨美、反美、唾美”。
布什2000年竞选总统时，把中东反美活动归罪于克林顿政权的软弱，认为美国没有拿出足够的威力来使人害怕。可是今天，布什政权在中东大逞淫威反而把反美分子的恐美心理都扫光了。全球反美势力信心越来越足，美国挨打的被动处境越来越明显。布什变成全球“恨美、反美、唾美”的集中目标。最近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到中东去和布什唱对台戏，是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佩洛西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把布什从美国形象中撵走以减弱全球“恨美、反美、唾美”程度。
理查森说，法国大革命运动就有许多恐怖集团。世界共产主义革命也进行过许许多多恐怖活动。许多专家从学术上分析，认为“恐怖”是一种弱者反抗强者的非对称对抗手段。理查森说，“恐怖”是一种带象征性的发言权。所有这些都说明当今世界纵向发展是矛盾冲突根源，必须改变潮流。布什政权到国外搞“政权改变”结果使得反美圣战的“改革性”运动变本加厉，这一正一反的“变”所葬送的无辜生命空前未有，美国本身也尝到苦头。
说也奇怪，19世纪以来纵向发展最剧烈、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欧洲，现在倒成了横向发展的急先锋与典范。我一直认为欧洲的发展是孔子 “齐一变至于鲁”（从霸道进化到王道）的典型例证。无论是德国对历史错误的正视与日本在这上面的执迷不悟的鲜明对照也好，或是欧洲舆论对中国崛起、对文明冲突、对中东问题比美国人开明进步也好，都说明欧洲已经走在时代新潮流的最前列，亚洲在这方面还落后一大截。
要提倡亚洲团结
亚洲正处在纵向发展的高潮。这一现象既可喜、又可忧。如果亚洲变成19世纪的欧洲，将会是人类最大的忧患。作为带头羊的中国决不要“东施效颦”向美国看齐。一则世界上出了一个美国已经后患无穷了，二则美国崛起之路已山穷水尽，中国紧跟上去会变得焦头烂额。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朱鋒认为亚洲的大国关系仍处于“不稳定多极均势”，既沒有滑落到不稳定的多极制衡，也难效法欧盟模式。我认为这是单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问题，如果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和印度发扬“世界大同”的文明传统，中印结成CHINDIA（中印大同）式的横向伙伴关系，亚洲将会与欧洲并驾齐驱，甚至超前实现“和谐世界”。
毋庸讳言，打造和谐世界的责任已经落到中国头上，是“天降大任”于中国，这是因为：中国绝不能在一个纵向发展、矛盾冲突的世界安稳生存的。中国带头推动横向发展，首先就是为了本身利益。中国目前面临的形势也可以用十六个字来形容：“树大招风、一失百误、美国慎处、亚洲可靠”。
所谓“一失百误”，可以从最近美国出现宠物食品导致猫狗死亡而发现中国徐州安营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生产的谷朊粉中含有三聚氰胺从而禁止该公司产品进口的事件看出。中国当前的国际地位已经到了必须严格质量把关，稍一疏忽就会造成国际不幸事件的地步。换句话说，中国为了本身的生存、繁荣、发展必须一要严格律己，二要推己及人，三要从全世界出发。
中美关系重要，中国必须处处慎重。同时也要看到中国是亚洲国家，亚洲是中国的靠山。唐宋盛世，文明兴盛，贸易发达，亚洲和谐，全球太平。胡锦涛说过，要建立和谐世界，先要建立“和谐亚洲”。孙中山以后，中国就没人再提倡亚洲大团结，现在是时候了。中国把横向发展的事业推动起来，先使亚洲无极无忧、同心同德，也欢迎欧美来共享太平，那就是“太平洋上太平歌”了。
·作者是从印度退休的学者，现居芝加哥
[谭中] (2007-04-14)
现在的国际局势可以用十六个字来形容：“纵向发展、矛盾冲突、距离缩短、民心向和”。事物发展趋势一般总有纵向、横向两大主流。国际形势中的所谓“纵向”就是各国竞相朝上发展，免不了在国际之间小则摩擦、大则冲突；所谓“横向”就是大家在各自发展时互相步调协调，甚至携手并肩，为打造和谐世界奠基。
当今纵向发展中出现的三大结果，一是世界超强美国碰壁，二是全球贫富悬殊加大，三是形形色色的“改造世界”运动越来越向既定国际秩序挑战，制造紧张气氛，不时使用恐怖爆炸。这第一结果与第三结果形成对立面。这种对立，既是纵横对立，也是纵横交织，即纵向发展对横向发展起着推动作用。
纵向发展是矛盾根源
九一一事件后布什政权在全球推行以“杀”促“变”的强权政治，纵向发展登峰造极，也把横向发展带动起来。美国恐怖研究专家、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学院（Radcliffe Institute）院长理查森女士说，美国出兵阿富汗六个月内制造的冤魂超过卡伊达的罪行。美军进驻伊拉克四周年，伊拉克无辜冤魂已经超过九一一事件的百倍，为伊斯兰反美圣战报复积蓄了巨大资本。包括理查森在内的明智美国观察家都认识到布什政权打恐政策彻底失败了。
布什政权以“杀”促变的强权政治并没有把阿富汗和伊拉克变成真正的“民主国家”。阿富汗的“民选”总统身边是美国军警保护，他不敢去首都以外视察，被人嘲笑为“喀布尔市长”。伊拉克情况更糟。谁都知道，美军从这两国撤走后，那儿的“民主”招牌马上就会被砸。这样看来，美国以“杀”促变究竟变了什么呢？最大的“变”就是把全球的“亲美、崇美、恐美”态度变成“恨美、反美、唾美”。
布什2000年竞选总统时，把中东反美活动归罪于克林顿政权的软弱，认为美国没有拿出足够的威力来使人害怕。可是今天，布什政权在中东大逞淫威反而把反美分子的恐美心理都扫光了。全球反美势力信心越来越足，美国挨打的被动处境越来越明显。布什变成全球“恨美、反美、唾美”的集中目标。最近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到中东去和布什唱对台戏，是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佩洛西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把布什从美国形象中撵走以减弱全球“恨美、反美、唾美”程度。
理查森说，法国大革命运动就有许多恐怖集团。世界共产主义革命也进行过许许多多恐怖活动。许多专家从学术上分析，认为“恐怖”是一种弱者反抗强者的非对称对抗手段。理查森说，“恐怖”是一种带象征性的发言权。所有这些都说明当今世界纵向发展是矛盾冲突根源，必须改变潮流。布什政权到国外搞“政权改变”结果使得反美圣战的“改革性”运动变本加厉，这一正一反的“变”所葬送的无辜生命空前未有，美国本身也尝到苦头。
说也奇怪，19世纪以来纵向发展最剧烈、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欧洲，现在倒成了横向发展的急先锋与典范。我一直认为欧洲的发展是孔子 “齐一变至于鲁”（从霸道进化到王道）的典型例证。无论是德国对历史错误的正视与日本在这上面的执迷不悟的鲜明对照也好，或是欧洲舆论对中国崛起、对文明冲突、对中东问题比美国人开明进步也好，都说明欧洲已经走在时代新潮流的最前列，亚洲在这方面还落后一大截。
要提倡亚洲团结
亚洲正处在纵向发展的高潮。这一现象既可喜、又可忧。如果亚洲变成19世纪的欧洲，将会是人类最大的忧患。作为带头羊的中国决不要“东施效颦”向美国看齐。一则世界上出了一个美国已经后患无穷了，二则美国崛起之路已山穷水尽，中国紧跟上去会变得焦头烂额。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朱鋒认为亚洲的大国关系仍处于“不稳定多极均势”，既沒有滑落到不稳定的多极制衡，也难效法欧盟模式。我认为这是单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问题，如果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和印度发扬“世界大同”的文明传统，中印结成CHINDIA（中印大同）式的横向伙伴关系，亚洲将会与欧洲并驾齐驱，甚至超前实现“和谐世界”。
毋庸讳言，打造和谐世界的责任已经落到中国头上，是“天降大任”于中国，这是因为：中国绝不能在一个纵向发展、矛盾冲突的世界安稳生存的。中国带头推动横向发展，首先就是为了本身利益。中国目前面临的形势也可以用十六个字来形容：“树大招风、一失百误、美国慎处、亚洲可靠”。
所谓“一失百误”，可以从最近美国出现宠物食品导致猫狗死亡而发现中国徐州安营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生产的谷朊粉中含有三聚氰胺从而禁止该公司产品进口的事件看出。中国当前的国际地位已经到了必须严格质量把关，稍一疏忽就会造成国际不幸事件的地步。换句话说，中国为了本身的生存、繁荣、发展必须一要严格律己，二要推己及人，三要从全世界出发。
中美关系重要，中国必须处处慎重。同时也要看到中国是亚洲国家，亚洲是中国的靠山。唐宋盛世，文明兴盛，贸易发达，亚洲和谐，全球太平。胡锦涛说过，要建立和谐世界，先要建立“和谐亚洲”。孙中山以后，中国就没人再提倡亚洲大团结，现在是时候了。中国把横向发展的事业推动起来，先使亚洲无极无忧、同心同德，也欢迎欧美来共享太平，那就是“太平洋上太平歌”了。
·作者是从印度退休的学者，现居芝加哥
Saturday, April 07, 2007
中国是人才外流最严重国家
社科院报告： 中国是人才外流最严重国家
● 沈泽玮
在全球人才竞争的格局中，很多国家经历了人才流失到人才回归的循环过程。在台海两岸，台湾走过了流失至回归的一环，而大陆则还处在人才外流的阶段。
中国社会科学院不久前发布的《2007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指出，在国际移民大潮中，中国现在是全世界人才外流最严重的国家，而且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因为在改革开放后出国的移民中，留学人员、知识型人才占很大比例。报告指出，在海外的中国大陆专业人才估计超过了30万人，许多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北大有些科系的学生76%移居美国。
中国人事部的最新数据也显示，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2006年底，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 106万7000人，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27万5000人，其中，2006年回国人员总数为4万2000人，比2005年增长21.3%。虽然回归步伐加快，但和选择留在国外的人才相比，比例还是相当失衡。按照国际通行计算方法，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出国留学人员的回归人数与滞留人数比比例的最佳状态是2:１，这个比例被称为“最佳黄金回归比例”。
海外人才不回国的原因林林总总；工作待遇、生活环境、家属就业、子女教育等各方面都是隐忧。
《国际先驱导报》引述一名在外企从事人力资源工作的人员说：“国内论资排辈，讲人情关系，社会背景等因素导致人不能发挥能力，导致人才外流。在国外更容易做出成绩来，国内有些科研条件达不到，各种繁琐制度也不利于做出成绩。”
另据《南方日报》报道，中国首届全国海归（海外归国人士）“杰出创业奖”获奖者罗奔说：“家属就业、子女入学这两个方面正是令海归人员不安心的最大障碍。”
为了把顶尖的“海不归”招揽回游，中国当局日前在全球人才争夺战中出牌。人事部、教育部等16个部门联合下发通知指示，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回国工作，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可以不受编制数额、增人指标、工资总额和出国前户口所在地的限制。而其报酬应与其本人能力、业绩、贡献挂钩。回国工作的高层次留学人才，也要优先安排其配偶就业；其子女如参加高中升学考试和高考，同等条件下可优先录取。
按中国官方定义，“高层次留学人才”指的是在海外各领域取得显著成绩，国内急需的高级管理人才、高级专业技术人才、学术技术带头人以及拥有开发前景的专利、发明或专有技术的人才。
中国当局出台的新政策有多少诱惑力，目前还不得而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海不归”在中国经济前进的道路上留下的空缺，却不是普通国内毕业生所能替补上的，这也构成了一边是高级海归紧张，一边是失业和潜在失业大军不断膨胀的反差景象。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长田成平在今年的两会上就指出，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有30%，今年共有495万人，加上去年30%失业的毕业生，今年要求职的大学毕业生总量在600万人左右。
市场需求和求职者的条件对不上，教育、经济、社会三者没能平衡发展，直接导致人才结构失调。那三成飘浮于市场的大学生找不到方向，人才放错地方，不幸成了垃圾。
台湾已从人才外流
走到回流阶段
就在中国面临人才流失和人才浪费的两难困局时，对岸的台湾早已走过人才外流到人才回流的一个阶段。
打从上世纪80年代经济起飞时，台湾就向海外技术移民伸出热情的双手。当时的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来鼓励他们回归，包括提供回迁费用、支持商业开发、为创新领先科技和制造业创建科技园区、建立旅外学人档等。而科技人才的推手就是已故经济部长、有台湾“科技之父”之称的李国鼎。
据大陆多篇人力资源报告指出，早在1961年，李国鼎旗帜鲜明地提出人力资源开发的问题。他说：“国家的开发固然尚需具备如天然资源……等因素，但最重要的实为人力资源。”
李国鼎十分重视海外人才在台湾经济与科技发展中的作用，他意识到海外人才是台湾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储水库”，“留学生留居海外，实为台湾最大的资源损失”。
为了吸引海外人才, 台湾在1974年建立旅外学人档案，将海外学人所学专业分为文、理、管、商、工、农、医及教育八大类，输入电脑。据报道，台湾在美国、日本设有许多办事处，仅在美国加州就有两处，存储3000多名工程师和电脑科学家的资料。此外，台湾当局也专门建立一个称为国建会的海外引智机构向大批人才撒网，上至科学院长、大学校长、研究所长、企业主管，下至一般工程技术人员都在网罗之列。
在各项优惠措施的召唤下，台湾留美学生回台率一度达95%，并在80年代形成一股回流高潮，让台湾在20年内从制鞋王、制衣王，一跃成为世界上微电子产业的三强之一。回台的人才包括高英武与张忠谋等人。高英武在 IBM任职20年，回台后担任台湾宏暮电脑企业总经理；享有“台湾半导体之父”美称的张忠谋原本在美国德州仪器担任副总裁，他返台后出任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董事长，并于1987年创建台积电。
台湾的经验，在彼岸的大陆获得重视。早在几年前，就有大陆教学人士提出成立一个类似台湾国建会的海外精英回国基金会，统筹海外人才回国事务。据报道，中国大陆目前还没有一套真正完整、健全的海外学人回国管理办法，政府主管海外的单位不少，但这些单位都没有决策权或统筹权。去年底，中国欧美同学会代表在第五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工作报告说，发起成立了一个“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经中央领导同意，组建了人才库专家评审委员会，明确建立人才库的任务和目标。
在自由市场里，人才就像货品，往往向回报最高的地方流去，但人才流动往往又不仅由经济主导，它也与政治、社会等因素紧扣。估算眼前所有的推力与吸力后，海外尖子最终会不会买一张回国的单程机票？除了硬环境的诱因，更多还是软环境的考量。
《南国都市报》的一篇文章指出：“如果祛除了学术腐败、官商勾结、大学行政化等这些“软障碍”，社会的公共服务比较完善，人文氛围也不错，那么高层次海归自然选择回国工作，毕竟这里有他们文化上的根。”
● 沈泽玮
在全球人才竞争的格局中，很多国家经历了人才流失到人才回归的循环过程。在台海两岸，台湾走过了流失至回归的一环，而大陆则还处在人才外流的阶段。
中国社会科学院不久前发布的《2007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指出，在国际移民大潮中，中国现在是全世界人才外流最严重的国家，而且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因为在改革开放后出国的移民中，留学人员、知识型人才占很大比例。报告指出，在海外的中国大陆专业人才估计超过了30万人，许多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北大有些科系的学生76%移居美国。
中国人事部的最新数据也显示，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2006年底，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 106万7000人，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27万5000人，其中，2006年回国人员总数为4万2000人，比2005年增长21.3%。虽然回归步伐加快，但和选择留在国外的人才相比，比例还是相当失衡。按照国际通行计算方法，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出国留学人员的回归人数与滞留人数比比例的最佳状态是2:１，这个比例被称为“最佳黄金回归比例”。
海外人才不回国的原因林林总总；工作待遇、生活环境、家属就业、子女教育等各方面都是隐忧。
《国际先驱导报》引述一名在外企从事人力资源工作的人员说：“国内论资排辈，讲人情关系，社会背景等因素导致人不能发挥能力，导致人才外流。在国外更容易做出成绩来，国内有些科研条件达不到，各种繁琐制度也不利于做出成绩。”
另据《南方日报》报道，中国首届全国海归（海外归国人士）“杰出创业奖”获奖者罗奔说：“家属就业、子女入学这两个方面正是令海归人员不安心的最大障碍。”
为了把顶尖的“海不归”招揽回游，中国当局日前在全球人才争夺战中出牌。人事部、教育部等16个部门联合下发通知指示，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回国工作，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可以不受编制数额、增人指标、工资总额和出国前户口所在地的限制。而其报酬应与其本人能力、业绩、贡献挂钩。回国工作的高层次留学人才，也要优先安排其配偶就业；其子女如参加高中升学考试和高考，同等条件下可优先录取。
按中国官方定义，“高层次留学人才”指的是在海外各领域取得显著成绩，国内急需的高级管理人才、高级专业技术人才、学术技术带头人以及拥有开发前景的专利、发明或专有技术的人才。
中国当局出台的新政策有多少诱惑力，目前还不得而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海不归”在中国经济前进的道路上留下的空缺，却不是普通国内毕业生所能替补上的，这也构成了一边是高级海归紧张，一边是失业和潜在失业大军不断膨胀的反差景象。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长田成平在今年的两会上就指出，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有30%，今年共有495万人，加上去年30%失业的毕业生，今年要求职的大学毕业生总量在600万人左右。
市场需求和求职者的条件对不上，教育、经济、社会三者没能平衡发展，直接导致人才结构失调。那三成飘浮于市场的大学生找不到方向，人才放错地方，不幸成了垃圾。
台湾已从人才外流
走到回流阶段
就在中国面临人才流失和人才浪费的两难困局时，对岸的台湾早已走过人才外流到人才回流的一个阶段。
打从上世纪80年代经济起飞时，台湾就向海外技术移民伸出热情的双手。当时的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来鼓励他们回归，包括提供回迁费用、支持商业开发、为创新领先科技和制造业创建科技园区、建立旅外学人档等。而科技人才的推手就是已故经济部长、有台湾“科技之父”之称的李国鼎。
据大陆多篇人力资源报告指出，早在1961年，李国鼎旗帜鲜明地提出人力资源开发的问题。他说：“国家的开发固然尚需具备如天然资源……等因素，但最重要的实为人力资源。”
李国鼎十分重视海外人才在台湾经济与科技发展中的作用，他意识到海外人才是台湾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储水库”，“留学生留居海外，实为台湾最大的资源损失”。
为了吸引海外人才, 台湾在1974年建立旅外学人档案，将海外学人所学专业分为文、理、管、商、工、农、医及教育八大类，输入电脑。据报道，台湾在美国、日本设有许多办事处，仅在美国加州就有两处，存储3000多名工程师和电脑科学家的资料。此外，台湾当局也专门建立一个称为国建会的海外引智机构向大批人才撒网，上至科学院长、大学校长、研究所长、企业主管，下至一般工程技术人员都在网罗之列。
在各项优惠措施的召唤下，台湾留美学生回台率一度达95%，并在80年代形成一股回流高潮，让台湾在20年内从制鞋王、制衣王，一跃成为世界上微电子产业的三强之一。回台的人才包括高英武与张忠谋等人。高英武在 IBM任职20年，回台后担任台湾宏暮电脑企业总经理；享有“台湾半导体之父”美称的张忠谋原本在美国德州仪器担任副总裁，他返台后出任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董事长，并于1987年创建台积电。
台湾的经验，在彼岸的大陆获得重视。早在几年前，就有大陆教学人士提出成立一个类似台湾国建会的海外精英回国基金会，统筹海外人才回国事务。据报道，中国大陆目前还没有一套真正完整、健全的海外学人回国管理办法，政府主管海外的单位不少，但这些单位都没有决策权或统筹权。去年底，中国欧美同学会代表在第五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工作报告说，发起成立了一个“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经中央领导同意，组建了人才库专家评审委员会，明确建立人才库的任务和目标。
在自由市场里，人才就像货品，往往向回报最高的地方流去，但人才流动往往又不仅由经济主导，它也与政治、社会等因素紧扣。估算眼前所有的推力与吸力后，海外尖子最终会不会买一张回国的单程机票？除了硬环境的诱因，更多还是软环境的考量。
《南国都市报》的一篇文章指出：“如果祛除了学术腐败、官商勾结、大学行政化等这些“软障碍”，社会的公共服务比较完善，人文氛围也不错，那么高层次海归自然选择回国工作，毕竟这里有他们文化上的根。”
Saturday, March 31, 2007
欧盟模式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欧盟模式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邱震海] (2007-03-31)
3月25日，是欧洲联盟成立50周年纪念日。50年前成立的欧洲共同市场已经从一个不起眼的六国集团，演变成了一个拥有27个成员国的联盟，其疆界从西班牙一直延伸到波罗的海国家和保加利亚。
观察欧盟情况有两种眼光，一种对从内部观察，而另一种则是从外部观察。从内部来看，欧盟问题颇多，近年欧洲宪法在荷兰、法国接连遭到公民投票拒绝，欧洲统一进程遇到重大挫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原因当然是欧盟在冷战结束后发展速度过快，内部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
从某种程度上说，欧盟经过50年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瓶颈阶段，未来到底是维持目前这种松散的主权国家联合体，还是进一步发展成为所谓的“欧洲合众国”，这不但涉及到欧盟本身的发展，而且也将对国际政治格局构成影响。但欧盟在交叉路口何去何从，则首选取决于内部经济发展水平的协调和民众的心理承受能力。
欧盟模式的三大启示
但从外部观察的眼光来看，欧盟模式却给人类提供了了不起的贡献和智慧。众所周知，欧洲大陆烽火连绵一千多年，如今环顾全球，欧洲却是唯一得以维持长久和平前景的土地，其间有许多经验和智慧值得人们吸取：
智慧之一是，人类没有永恒的仇恨；任何一种仇恨都是可以化干戈为玉帛的，关键是寻找双方乃至各方的共同利益和需求。
智慧之二是，人类有永恒的利益冲突，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是如此。但千年烽火连绵之后的欧洲人，在上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后终于认识到，以对抗、暴力（其最高形式就是战争）来寻求解决冲突，是一种非常古典的手段，其结果是生灵涂炭；既然邻居是无法选择的，而千年烽火连绵的结果又是生灵涂炭的无数次循环，那么人们就必须寻找一种理性的解决办法。
这种理性之道的前提未必意味着矛盾已平息，而恰恰是由于矛盾尚未解决；但各方同时又必定具备上述共识，这种共识，大概就是那种可被称为智慧的东西，一如历经沧桑的老人的人生经验之谈。
智慧之三是，当年法德联合的契机并非双方愿意走到一起，而恰恰是法国希望肢解德国，以防范德国东山再起，但戴高乐采取的不是传统的对抗手段，而是将法德双方的利益尽可能地融合在一起，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抽象的范畴而言，消灭潜在敌人的最好办法不是传统的对抗，而是双方联合起来做一些事情，就像非洲谚语所说的那样：“给他一座塔，他就能成为你的兄弟。”
亚洲可从欧盟吸取智慧
当然，从上世纪50年代初开始的欧洲统一进程，有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即各成员国的意识形态和战略利益大致相同；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冷战结束后，欧盟迅速东扩，吸纳了东欧前社会主义阵营的绝大部分成员，以此作为冷战的胜利果实，但也导致欧盟内部发展过快、经济水平参差不齐而出现的瓶颈。从某种程度上说，欧盟也是冷战的产物。
但问题在于：冷战结束后的今天，意识形态已经不再泾渭分明，大国间的战略利益呈现日益交叉的格局，全球如此，地区层面同样如此，今天错综复杂的亚洲格局，尤其是中日和中印关系，相信都有可从欧盟模式中吸取智慧的空间。
·作者为凤凰卫视评论员
[邱震海] (2007-03-31)
3月25日，是欧洲联盟成立50周年纪念日。50年前成立的欧洲共同市场已经从一个不起眼的六国集团，演变成了一个拥有27个成员国的联盟，其疆界从西班牙一直延伸到波罗的海国家和保加利亚。
观察欧盟情况有两种眼光，一种对从内部观察，而另一种则是从外部观察。从内部来看，欧盟问题颇多，近年欧洲宪法在荷兰、法国接连遭到公民投票拒绝，欧洲统一进程遇到重大挫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原因当然是欧盟在冷战结束后发展速度过快，内部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
从某种程度上说，欧盟经过50年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瓶颈阶段，未来到底是维持目前这种松散的主权国家联合体，还是进一步发展成为所谓的“欧洲合众国”，这不但涉及到欧盟本身的发展，而且也将对国际政治格局构成影响。但欧盟在交叉路口何去何从，则首选取决于内部经济发展水平的协调和民众的心理承受能力。
欧盟模式的三大启示
但从外部观察的眼光来看，欧盟模式却给人类提供了了不起的贡献和智慧。众所周知，欧洲大陆烽火连绵一千多年，如今环顾全球，欧洲却是唯一得以维持长久和平前景的土地，其间有许多经验和智慧值得人们吸取：
智慧之一是，人类没有永恒的仇恨；任何一种仇恨都是可以化干戈为玉帛的，关键是寻找双方乃至各方的共同利益和需求。
智慧之二是，人类有永恒的利益冲突，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是如此。但千年烽火连绵之后的欧洲人，在上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后终于认识到，以对抗、暴力（其最高形式就是战争）来寻求解决冲突，是一种非常古典的手段，其结果是生灵涂炭；既然邻居是无法选择的，而千年烽火连绵的结果又是生灵涂炭的无数次循环，那么人们就必须寻找一种理性的解决办法。
这种理性之道的前提未必意味着矛盾已平息，而恰恰是由于矛盾尚未解决；但各方同时又必定具备上述共识，这种共识，大概就是那种可被称为智慧的东西，一如历经沧桑的老人的人生经验之谈。
智慧之三是，当年法德联合的契机并非双方愿意走到一起，而恰恰是法国希望肢解德国，以防范德国东山再起，但戴高乐采取的不是传统的对抗手段，而是将法德双方的利益尽可能地融合在一起，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抽象的范畴而言，消灭潜在敌人的最好办法不是传统的对抗，而是双方联合起来做一些事情，就像非洲谚语所说的那样：“给他一座塔，他就能成为你的兄弟。”
亚洲可从欧盟吸取智慧
当然，从上世纪50年代初开始的欧洲统一进程，有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即各成员国的意识形态和战略利益大致相同；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冷战结束后，欧盟迅速东扩，吸纳了东欧前社会主义阵营的绝大部分成员，以此作为冷战的胜利果实，但也导致欧盟内部发展过快、经济水平参差不齐而出现的瓶颈。从某种程度上说，欧盟也是冷战的产物。
但问题在于：冷战结束后的今天，意识形态已经不再泾渭分明，大国间的战略利益呈现日益交叉的格局，全球如此，地区层面同样如此，今天错综复杂的亚洲格局，尤其是中日和中印关系，相信都有可从欧盟模式中吸取智慧的空间。
·作者为凤凰卫视评论员
中国走向冷静
中国走向冷静
[陈冰] (2007-03-31)
在中国进入被民间视为吉祥的猪年之后，最吉祥的现象恐怕是中国正变得冷静。
无论从刚结束的全国人大、政协“两会”，还是自上而下推动的“面对现实”之风气来看，过去那种“官员吹盛世，商人谈暴发，学者论崛起，老百姓跟着喊强大”的浮躁气息正在降温，继而倡导的是忧患意识、公仆意识、节俭意识，提醒大众认识到中国还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政治上的冷静其实是意识到自身体制上的不完善，进而设计渐进式改革线路图；学术上的冷静是筛去极端和狂热情绪，在现实的地基上搭建新的理性蓝图；社会的冷静是剔除急功近利的暴发心态，在制度设置和财富分配上体现公正和扶强携弱的人道精神；文化上的冷静是知道世界是无止境的“天外有天”，但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价值观却是人类共有的，明智的策略是让多元的思想、丰富的创意尽情绽放，在辩论和实践中汲取为大众精神和物质上谋利的精华。
北京已发出各种“冷静的信号”，致力于破解上世纪80年代遗留的政治改革问题、90年代出现的社会不公问题和本世纪初的文化定位问题，表明中共领导的第三个“强力作为期”已迈出第一步。这是令人欣喜的好征兆，冷静地判识出自己在世界上所处的真实地位，就能脚踏实地、锐意进取。
政治民主化提上日程
上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从而使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相适应。在中共十三大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把政治改革提到议事日程。
但是，政治改革蓝图正进入探讨阶段尚未描绘出轮廓时，爆发了1989年政治风波。尽管国内外对这场风波的兴起和结束有种种不同的评价，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这场风波淹没了政治改革这个重要话题，“民主”几乎成为令人生畏的字眼。
经过十多年的实践，新一代中国领导人承续政治改革难题，表现出务实求真的勇气和理论突破的胆识。承认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够完善和不够成熟，把民主和法治作为建立“和谐社会”的第一要务，将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视为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均是政治思想的重大进步。如果说邓小平确立了市场为轴心的经济体制，那么胡锦涛、温家宝为代表的新一代领导人则很有可能确立以民主为核心的政治体制。
政治民主化不仅是人类文明的发展大势，也是中国社会进一步有序、活跃和社会和谐的现实需要。与80年代所不同的是，经过苏联、东欧、东南亚等国激进的民主改革后，目前中国的民主进程显得比较稳健：政府政策和学术讨论较少不切合现实的臆想；对西方民主中不适合中国土壤的东西有较明晰的认识；把重点放在减少权力集中和加强对政府的监督上，可谓有的放矢。中国领导人和大众似乎已形成共识，要建立中国式民主制度，首先要让民主政策解决实际问题，从而深化民主改革。
当然，在民主政治上“锐意进取”的空间仍很大：媒体承担准确解读政策的任务，也成为监督政府、避免决策偏差、及时反映民意的平台；一些可能不利于建构和谐社会的言论，可以通过辩论做到“以理服人”，用不着通过行政手段“以势压人”；决策过程可以进一步公开、公正，使得老百姓能够及时了解政策草案的第一句话是怎么来的，定案的最后一个句号是谁画的；通过选举制度革新来促进各级政府实现角色转换，迫使高高在上的“官老爷”变成兢兢业业的 “公仆”。只有官员真正认识到自己不过是从政的专业人员，对他人直呼其名而无需加上“书记”、“局长”等后缀感到自然时，民主制度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社会公平化进入实践
上世纪80年代末的政治改革暂停后，不可避免地出现大量的腐败现象和贫富差距的拉大。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三方互动”，才能形成开拓中有序，发展中有度，致富中携贫。由于民主和法治的革新力度不强，致使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不能有效遏止。
因此，90年代的经济发展是以牺牲环境和高耗能为显著特征，官员与商人结盟产生严重的腐败现象，教育、医疗、住房的急剧市场化和城乡福利不平等导致贫富差距迅速拉大，不少公益事业在“市场化”旗号下成了特权阶层谋利的机构。片面追求市场化的结果是，政府部分地放弃了在社会财富分配上的协调权，而这些权力又集中到精通“原始积累”的人手中，使得有权有势的少数人迅速暴发，刺激出“升官”与“发财”的浮躁风尘，沉默的大多数却在“盛世”喧嚣声中越来越感到生活的压力。
毋庸置疑，市场经济的积极方面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使得国力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增强；而其负面影响却也导致社会不公，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在观念和财富上形成较大反差，甚至对立。这时候重提久违了的“忧患意识”，以法律和制度来“让各个社会阶层包括弱势群体分享到经济改革的成果”，形成“在共建中共享，共享中共建”的和谐社会，说明新一代领导人对现实状况有冷静的研判。
更为理性的是，中央政府是通过法律、制度、财政预算这些在发达国家通行的方式来落实社会公正的，比过去以行政命令暂缓社会矛盾的 “去痛片”式做法截然不同。今年中央财政投入到农村、教育、医疗、就业、中西部等弱势领域的资金共计约1万亿元，其中增加的投入就超过千亿，民生受到格外重视。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行政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冷静还在于量力而行，并没有开出超出能力的空头支票。
文化全球化探寻新路
经过20多年与世界的全方位接触，中国先有“异化”反思和“西化”思潮，接着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压力下停止了对人类文明的进一步探讨；之后，在市场经济改革路向确立之后，经济文化上向西方学习，而在政治文化、思想文化上则更多地向中国传统回望，以致在民间形成“中国文化能包医当代世界百病”的膨胀症。
现在，北京在倡导多元文化的共容和整合，重建人文精神正成为全民共识，不仅纠正崇拜物质享受、贬低精神价值的单调人生观，也力图把中国人引向“面对世界，面向未来”的宽广视野。
正在兴起文化热潮，主流是整合人类文明的所有成果，试图超越中西学“体用”之争和狭隘的“全盘西化”、“寻根热”或者“国学济世救民”，致力于创造适应全球时代的中国新文化精神。这一过程中，中学、西学以及世界上各种文化，皆成重建人文精神大厦平等的砖瓦，不再以政治、民族、地缘作为取舍标准。这一过程中，不仅让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丰富化，而且追求文化产业和科学技术的创新力。
是的，无论从政治改革、社会公正的政策判识，还是从重建人文精神的大势来看，2007年的春天对中国而言是一个“冷静的春天”。没有高涨的激情，没有膨胀的大话，有的是脚踏实地的从容和面对现实的忧患。
·作者系旅英时评专栏作家
[陈冰] (2007-03-31)
在中国进入被民间视为吉祥的猪年之后，最吉祥的现象恐怕是中国正变得冷静。
无论从刚结束的全国人大、政协“两会”，还是自上而下推动的“面对现实”之风气来看，过去那种“官员吹盛世，商人谈暴发，学者论崛起，老百姓跟着喊强大”的浮躁气息正在降温，继而倡导的是忧患意识、公仆意识、节俭意识，提醒大众认识到中国还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政治上的冷静其实是意识到自身体制上的不完善，进而设计渐进式改革线路图；学术上的冷静是筛去极端和狂热情绪，在现实的地基上搭建新的理性蓝图；社会的冷静是剔除急功近利的暴发心态，在制度设置和财富分配上体现公正和扶强携弱的人道精神；文化上的冷静是知道世界是无止境的“天外有天”，但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价值观却是人类共有的，明智的策略是让多元的思想、丰富的创意尽情绽放，在辩论和实践中汲取为大众精神和物质上谋利的精华。
北京已发出各种“冷静的信号”，致力于破解上世纪80年代遗留的政治改革问题、90年代出现的社会不公问题和本世纪初的文化定位问题，表明中共领导的第三个“强力作为期”已迈出第一步。这是令人欣喜的好征兆，冷静地判识出自己在世界上所处的真实地位，就能脚踏实地、锐意进取。
政治民主化提上日程
上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从而使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相适应。在中共十三大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把政治改革提到议事日程。
但是，政治改革蓝图正进入探讨阶段尚未描绘出轮廓时，爆发了1989年政治风波。尽管国内外对这场风波的兴起和结束有种种不同的评价，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这场风波淹没了政治改革这个重要话题，“民主”几乎成为令人生畏的字眼。
经过十多年的实践，新一代中国领导人承续政治改革难题，表现出务实求真的勇气和理论突破的胆识。承认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够完善和不够成熟，把民主和法治作为建立“和谐社会”的第一要务，将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视为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均是政治思想的重大进步。如果说邓小平确立了市场为轴心的经济体制，那么胡锦涛、温家宝为代表的新一代领导人则很有可能确立以民主为核心的政治体制。
政治民主化不仅是人类文明的发展大势，也是中国社会进一步有序、活跃和社会和谐的现实需要。与80年代所不同的是，经过苏联、东欧、东南亚等国激进的民主改革后，目前中国的民主进程显得比较稳健：政府政策和学术讨论较少不切合现实的臆想；对西方民主中不适合中国土壤的东西有较明晰的认识；把重点放在减少权力集中和加强对政府的监督上，可谓有的放矢。中国领导人和大众似乎已形成共识，要建立中国式民主制度，首先要让民主政策解决实际问题，从而深化民主改革。
当然，在民主政治上“锐意进取”的空间仍很大：媒体承担准确解读政策的任务，也成为监督政府、避免决策偏差、及时反映民意的平台；一些可能不利于建构和谐社会的言论，可以通过辩论做到“以理服人”，用不着通过行政手段“以势压人”；决策过程可以进一步公开、公正，使得老百姓能够及时了解政策草案的第一句话是怎么来的，定案的最后一个句号是谁画的；通过选举制度革新来促进各级政府实现角色转换，迫使高高在上的“官老爷”变成兢兢业业的 “公仆”。只有官员真正认识到自己不过是从政的专业人员，对他人直呼其名而无需加上“书记”、“局长”等后缀感到自然时，民主制度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社会公平化进入实践
上世纪80年代末的政治改革暂停后，不可避免地出现大量的腐败现象和贫富差距的拉大。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三方互动”，才能形成开拓中有序，发展中有度，致富中携贫。由于民主和法治的革新力度不强，致使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不能有效遏止。
因此，90年代的经济发展是以牺牲环境和高耗能为显著特征，官员与商人结盟产生严重的腐败现象，教育、医疗、住房的急剧市场化和城乡福利不平等导致贫富差距迅速拉大，不少公益事业在“市场化”旗号下成了特权阶层谋利的机构。片面追求市场化的结果是，政府部分地放弃了在社会财富分配上的协调权，而这些权力又集中到精通“原始积累”的人手中，使得有权有势的少数人迅速暴发，刺激出“升官”与“发财”的浮躁风尘，沉默的大多数却在“盛世”喧嚣声中越来越感到生活的压力。
毋庸置疑，市场经济的积极方面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使得国力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增强；而其负面影响却也导致社会不公，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在观念和财富上形成较大反差，甚至对立。这时候重提久违了的“忧患意识”，以法律和制度来“让各个社会阶层包括弱势群体分享到经济改革的成果”，形成“在共建中共享，共享中共建”的和谐社会，说明新一代领导人对现实状况有冷静的研判。
更为理性的是，中央政府是通过法律、制度、财政预算这些在发达国家通行的方式来落实社会公正的，比过去以行政命令暂缓社会矛盾的 “去痛片”式做法截然不同。今年中央财政投入到农村、教育、医疗、就业、中西部等弱势领域的资金共计约1万亿元，其中增加的投入就超过千亿，民生受到格外重视。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行政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冷静还在于量力而行，并没有开出超出能力的空头支票。
文化全球化探寻新路
经过20多年与世界的全方位接触，中国先有“异化”反思和“西化”思潮，接着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压力下停止了对人类文明的进一步探讨；之后，在市场经济改革路向确立之后，经济文化上向西方学习，而在政治文化、思想文化上则更多地向中国传统回望，以致在民间形成“中国文化能包医当代世界百病”的膨胀症。
现在，北京在倡导多元文化的共容和整合，重建人文精神正成为全民共识，不仅纠正崇拜物质享受、贬低精神价值的单调人生观，也力图把中国人引向“面对世界，面向未来”的宽广视野。
正在兴起文化热潮，主流是整合人类文明的所有成果，试图超越中西学“体用”之争和狭隘的“全盘西化”、“寻根热”或者“国学济世救民”，致力于创造适应全球时代的中国新文化精神。这一过程中，中学、西学以及世界上各种文化，皆成重建人文精神大厦平等的砖瓦，不再以政治、民族、地缘作为取舍标准。这一过程中，不仅让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丰富化，而且追求文化产业和科学技术的创新力。
是的，无论从政治改革、社会公正的政策判识，还是从重建人文精神的大势来看，2007年的春天对中国而言是一个“冷静的春天”。没有高涨的激情，没有膨胀的大话，有的是脚踏实地的从容和面对现实的忧患。
·作者系旅英时评专栏作家
Thursday, March 29, 2007
思考的方法
思考的方法
作者：张五常
据说熊彼德（J. A. Schumpeter）曾在课堂上批评牛顿，指责这个如假包换的物理学天才只顾闭门思想，没有将他思考推理的方法公开而留诸后世！这批评有点道理。但牛顿在物理学上的丰功伟绩，是他在逃避瘟疫的两年中想出来的；其后就再没有甚么重大发现——虽是昙花一现，但这“一现”却是非同小可。爱因斯坦的思考方法，屡见经传：可惜他天赋之高，远超世俗，要学也学不到。
有些朋友以为爱因斯坦既然可以不用资料而将相对论想了出来，他们也可照样推理。但爱因斯坦所能办到的，跟他们有甚么相干？不自量力，以此为最！爱因斯坦的思考方法很可能是那自命不凡的人的一种思想障碍。
我不仅不敢与牛顿或爱因斯坦相比，就是半个天才也算不上。但正因为这个缘故，我倒可以写一点有实用性的思考方法。我的思考方法是学回来的。一个平凡的人能学得的思考方法，其他的凡夫俗子也可以学。天才的思考方法是天才的专利权，与我们无关。
在大学念书时，我从不缺课的习惯就是为了要学老师的思考方法。所有要考的试都考过了，我就转作旁听生。有一次，赫舒拉发（J. Hirshleifer）在课后来问我：“你旁听了我六个学期，难道我所知的经济学你还未学全吗？”我回答说：“你的经济学我早从你的著作中学会了，我听你的课与经济学无关——我要学的是你思考的方法。”
我这个偷“思”的习惯实行了很多年，屡遇明师及高手明友，是我平生最幸运的事。这些师友中，算得上是天才或准天才的着实不少。我细心观察他们的思考方法，在其中抽取那些一个非天才也可用得着的来学习，久而久之就变得甚为实用。但因为被我偷“思”的人很多，我就综合了各人的方法，作为己用。虽然这些人大都是经济学者，但天下思考推理殊途同归，强分门户就是自取平凡。兹将我综合了普通人也可作为实用的思考方法的大概，分析如下。
一、谁是谁非毫不重要
假如你跟另一个人同作分析或辩论时，他常强调某一个观点或发现是他的，或将“自己”放在问题之上，那你就可以肯定他是低手。思考是决不应被成见左右的。要“出风头”或要“领功”是人之常情，但在思考的过程上，“自己”的观点不可有特别的位置。“领功”是有了答案之后的事。在推理中，你要对不同的观点作客观的衡量。
有些人认为佛利民好胜、强词夺理地去维护自己的观点，这是错的。佛利民的思想快似闪电，但他认错更快！因为他认错太快，往往给人的印象就是没有认错。在我所认识的高手中，没有一个推理时将“自己”加上丝毫重量的。事后“领功”是另一回事。
同样地，在学术上没有权威或宗师这回事——这些只是仰慕者对他们的称呼；我们不要被名气吓倒了。任何高手都可以错，所以他们的观点或理论也只能被我们考虑及衡量，不可以尽信。当然，高手的推论较为深入，值得我们特别留意。我们应该对高手之见作较详尽理解，较小心地去衡量。但我们不可以为既是高手之见，就是对的。高手与低手之分，主要就是前者深入而广泛，后者肤浅而狭窄。
我一向都佩服史密斯、米尔及马歇尔等人。但当我研究佃农理论时，我就将他们的佃农理论一视同仁，没有将他们的大名放在心上，若非如此，我是不可能将他们的理论推翻的。
二、问题要达、要浅，要重要、要有不同答案的可能性
问题问得好，答案就往往得了过半。在“读书的方法”一文内，我述说了求学时的发问主旨。以发问作为思考的指引，有几点是要补充的。
第一、问题要一针见血。这是佛利民的拿手好戏。你问他一个问题，他喜欢这样回答：“且让我改一下你的问题。”（Let me rephrase your question.）他一改，就直达你要问的重心，十分清楚。我们凡夫俗子的仿效方法，就是要试将一个问题用几种形式去发问，务求达重点的所在。举一个例子。当佛利民解释某法国学者的货币理论时，我问：“他的主旨是否若时间长而事情不变，人们就觉得沉闷？”佛利民答：“你是要问，是否时间越多，时间在边际上的价值就越少？”这一改，就直达经济学上的“替换代价下降”（Diminishing Marginal Rate of Substitution）定律，他无需答我，答案已浮现出来了!
第二、问题要问得浅。这是艾智仁（A. A. Alchian）的专长。谈起货币理论，他问：“甚么是货币？为甚么市场不用马铃薯作货币？”当经济学界以功用（Utility）的量度困难为热门的争论时，艾智仁问：“甚么是功用？甚么是量度？我们用甚么准则来决定一样东西是被量度了的？”这是小孩子的发问方式。后来艾智仁找到了举世知名的答案。量度不外是以武断的方式加上数字作为衡量的准则，而功用就只不过是这些数字的随意定名。假设每个人都要将这数字增大，就成了功用原理。这武断的方法若能成功地解释人类的行为就是有用的，而功用本身与社会福利无关！
我自己的佃农理论，就是由几个浅问题问出来的。传统上的理论，都以为既然土地种植的收成是要将一部份分给地主，那么地主以分账的方法征收租金，就正如政府征税一样，会使农民减少劳力从而使生产下降。我问：“既然生产下降，租值就应减少了，为甚么地主不选用其他非分账式的收租办法？”我再问：“假如我是地主，我会怎么办？假如我是农民，我又会怎么办？”
第三、要断定问题的重要性。在我所知的高手中，衡量问题的重要与否是惯例，赫舒拉发更喜欢把这衡量放在一切考虑之前。学生问他一个问题，他可能回答：“这问题不重要。”于是就想也不再想。认为是重要的问题呢，他就从座上站起来！
判断问题的重要性并不太难。你要问：“假若这问题有了答案，我们会知道了些甚么？”若所知的与其他的知识没有甚么关连，或所知的改变不了众所周知的学问，那问题就无足轻重。
有很多问题不仅是不重要，而且是蠢问题。甚么是蠢问题呢？若问题只能有一个答案，没有其他的可能性，那就是蠢问题了。举一个例。经济学是基于一个“个人争取利益”的假设；这就暗示着个人生产是会尽可能减低生产费用。有一个学者大做文章，问个人的生产费用是否会过高了？但基于这作者自己的假设下，“过高”是不可能的。佛利民就下评语：“愚蠢的问题，得到愚蠢的答案，是应有之报！”
三、不要将预感抹杀了
逻辑是推理的规格；但若步步以逻辑为先，非逻辑不行，思考就会受到压制。不依逻辑的推理当然是矛盾丛生，不知所谓；但非经逻辑就想也不想的思考方法，往往把预感（Hunch ）抹煞了，以致甚么也想不到。逻辑学——尤其是数学逻辑——是一门湛深的学问，但若以逻辑先入为主，就会弄巧反拙。
在念书时我拜读过爱因斯坦与逻辑学高手朴柏（K. Popper）辩论的书信。他们争论的是科学方法论的问题。在这辩论中，我以为朴柏是胜了一筹；但在科学上的贡献，他却是藉藉无名的。
逻辑是可以帮助推理的正确性，却不是思想（Idea ）或见解的根源。科学方法论是用以证实理论的存在，但它本身对解释现象毫无用处。那些坚持非以正确方法推断出来的思想是犯了规，不能被科学接受的观点，只不过是某些难有大贡献的人的自我安慰。这种人我遇过了不少。他们都胸有实学，思想快捷——缺少了的就是想象力。
纯以预感而起，加上想象力去多方推敲，有了大概，再反覆以逻辑证实，是最有效的思考方法。只要得到的理论或见解是合乎逻辑及方法论的规格，是怎样想出来的无关重要。那些主张“演绎法”（Deductive Method）或“归纳法”（Inductive Method ）的纷争，不宜尽听。苹果掉到牛顿的头上（或牛顿午夜做梦），万有引力的理论就悟了出来。又有谁敢去管他的思考方法是否正确。
有一些独具卓见的学者，其逻辑推理的能力实在是平平无奇；他们的重要科学贡献是经后人修改而成的。英国早期的经济学家马尔萨斯（T. Malthus），推理的能力比不上一般大学生！近代获诺贝尔奖的海耶克及舒尔兹（T. Schultz），推理也没有过人之处。这可见思想见解（Idea）是首要，逻辑次之。
得到了一个稍有创见的预感，就不要因为未有逻辑的支持而放弃。在我所认识的学者中，善用预感的要首推高斯（R.H.Coase ）。无论我向他提出任何比较特出的意见，他就立即回答：“好像是对了”或“好像是不对的”。先有了一个假定的答案，然后再慢慢地将预感从头分析。
有一次，在一个会议上，有人提议大地主的农产品售价会是专利权的市价，缺乏市场竞争，对社会是有浪费的，我冲口而出：“怎么会呢？假若全世界可以种麦的地都属我所有，我就一定要将地分开租给不同的农民耕种；麦收成后农民就会在市场上竞争发售，那么麦价是竞争下的市价。”高斯在旁就立刻对我说：“你好像是对了。”三天之后，我再遇高斯时，他又说：“你好像是对了。”我问他我对了甚么？他说：“麦的市价。”几个月后，在闲谈中，高斯旧事重提：“我认为在麦的价格上你是对了的。”对一个不是自己的预感而日夕反覆推断，确是名家风范，是值得我们效法的。
另一个已故的高手朋友，名叫嘉素（R. Kessel），是行内知名的预感奇才。在1974年（他死前一年）我有幸跟他相聚几个月，能欣赏到他的不知从何而来的预感。嘉素有一条座右铭：“无论一个预感是怎样的不成理，它总要比一点意见也没有为佳。”他又强调：“若无半点见解在手，那你就甚么辩驳也赢不了。”
预感是每个重要发现都缺少不了的——从那里来没有一定的规格，有时究竟是甚么也不大清楚。在思考上，预感是一条路的开端——可走多远，到那里去，难以预先知道——但是非试走一下不可的。走这路时逻辑就在路上画上界线，将可行及不可行的分开。走了第一步，第二步可能较为清楚。好的预感的特征，就是路可以越走越远，越走越清楚，到后来就豁然贯通。“没出息”的预感的特征正相反。
不要以为我强调预感的重要，是有贬低逻辑及科学方法论之意。我曾经是加纳（R. Carnap）的学生，怎会轻视这些学问？我要指出的是逻辑是用以辅助预感的发展，用错了是可将预感抹煞了的。
四、转换角度可事半功倍
任何思考上的问题，是一定可以用多个不同的角度来推想的，换言之，同样的问题，可用不同的预感来试图分析。在这方面，我认识的高手都如出一辙——他们既不轻易放弃一个可能行得通的途径，也不墨守成规，尽可能用多个不同的角度来推想。转换角度有如下的效能——
第一、茅塞可以顿开。茅塞（Mental Block）是一个很难解释的思想障碍，是每个人都常有的。浅而重要的发现，往往一个聪明才智之士可能绞尽脑汁也想不到！但若将思想的角度稍为转变一下，可能令茅塞顿开。想不到的答案，大多数不是因为过于湛深，而是因为所用的角度是难以看到浅的一面。重要的例子不胜枚举。
一间工厂为了生产，对邻近的物业造成污染而有所损害。历久以来，经济学者都建议政府用几种办法去压制工厂的生产，从而减少邻近物业的损失。这个老问题到了高斯的手上，他就将角度倒转了：“压制工厂生产，就等于邻近的业主对工厂有所损害，究竟要被压制的应是那一方？”高斯定律是由此而出的。
另一个例子是关于近十多年来在世界上大行其道的“财务投资学”（Corporate Finance）。这门学问其中的一个创始人沙尔波（W.Sharpe）的成名之作，是在有风险的情况下，首次在原理上断定了资产的市价。虽然这原理是有着明显的缺点，但对一个在当时是高手云集而不可解决的重要问题，稍可成理的答案已足令其驰名遐迩。沙尔波的“破案”出发点，就是将一条当时众所周知的曲线倒转了来划。
第二、角度可以衡量答案。从一个角度看来是对的答案，换一个角度却可能是错了。任何推理所得的一个暂定的答案，都一定可以找到几个不同的角度来衡量。若不同的角度都不否决这个暂定的答案，我们就可对答案增加信心。当然，可靠的答案还是要经过逻辑及事实的考验的。
第三、角度有远近之分。在思考的过程中，细节与大要是互补短长的，无论细节想得如何周到，在大要上是有困难的见解，思考者就可能前功尽弃。但在大要上是对了的思想，细节的补充只是时间的问题——就算是错了细节也往往无伤大雅。在这方面的思考困难，就是若完全不顾细节，我们会很难知道大要。有了可靠的大要而再分析细节，准确性就高得多了。
思想一集中，脑袋就戴上了放大镜，重视细节——这是一般的习惯。善于思考的人会久不久将问题尽量推远以作整体性的考虑。
五、例子远胜符号
推理时可用例子，也可用符号；有些人两样都不用，只是照事论事，随意加点假设，就算是推理。后者是茶余饭后不经心的辩论，算不上是认真的思考。有科学性的思考，用例子是远胜用符号的。
数学是以符号组合而成的一种语言；严格来说，任何语言文字都是符号。画面是没有符号的，但也是表达的一种方式。用大量的字来表达画面，就成了例子。思想是抽象的。要证实抽象思想的正确性，数学就大有用途，因为它是最严谨的语言。但有效的思考方法却是要将抽象现实化。画面比符号较接近现实，因此较容易记；所以在思考上，用例子就远胜用符号了。
以善用数学而负盛名的经济学者，如森穆逊（P. Samuelson）、阿罗（K. Arrow）、乌沙华（H. Uzawa）、史得格斯（J. Stiglitz ）等人，都是以例子帮助思考的。以数学求证是得了大要之后的事。其他少用数学而善于思考的人，用例子更是得心应手。有些学者只是用符号或少用例子的，但有重要发现的却是少见。中国人天份之高举世知名，但用例子的能力就比较弱了。这一点我实在不明白（可能佛学的例子过于抽象，造成不良影响；这问题要请岑逸飞代为解答）。以我之见，韩非子还算过得去，但孟子及孙中山所用的例子就往往似是而非，不知所云；他们成不了推理高手，是不难了解的。
善用例子的人，再蠢也蠢不到哪里去。用例子有几个基本的法门，能否善用就要看个人的想像力了。现试将这些法门分列如下。
第一、例子要简而贴切。以例子辅助推理，理论的重要特征是要全部包括在例子之内。通常的办法就是将例子内的枝节删去，使重点突出，务求在重点上例子与理论有平行的对比。简化例子要有胆量，也要有想像力。在经济学历史上，简化例子最有本领的是李嘉图（D. Ricardo）——所以李嘉图的经济模型的广博度，至今仍未有人能望其项背。那就是说，例子简化得越利害，复杂的理论就越容易处理。
第二、例子要分真假。所有可用的例子都是被简化了的。以严格的准则来衡量，没有一个例子是真实的。但有些例子是空中楼阁，其非真实性与简化无关；另一类例子，却是因事实简化而变为非真实——我们称后者为“实例”。纯以幻想而得的例子容易更改，容易改为贴切，是可帮助推理的。但要有实际应用的理论，就必须有实例支持。少知世事的人可先从假例子入手，其后再找实例辅助；实证工夫做得多的人，往往可省去这一步。经验对思考有很大的帮助，就是因为实例知得多。
第三、例子要新奇（Novel）。众所周知的例子不仅缺乏吸引力；在思考上，较新奇的例子会较容易触发新奇的思想。第一个以花比美人的是天才，其后再用的就少了创见。工厂污染邻居的例子，庇古用时是新奇的；用得多了、启发力就减弱。高斯在同一问题上作分析，采用了牙医工具的声浪扰及邻居、大厦的阴影减少了隔邻泳池的阳光。这些比较新奇的例子，都启发了一点新的见解。
第四、要将例子一般化（Generalise）。这一点，中国人是特别弱的，事实不可以解释事实；太多理论就等于没有理论。将每个例子分开处理，理论及见解就变得复杂，各自成理。无意中变成了将事实解释事实。将多个不同的例子归纳为同类，加以一般化，是寻求一般性理论的一个重要方法。
马克思走李嘉图的路，将资本跟土地及劳力在概念上分开。所以马克思的资本论缺乏一般性，使剩余价值无家可归。李嘉图自己从来不相信价值是单从劳力而来的；他想不通将不同资源一般化的方法，自知他的理论有困难。这困难要到费沙（I. Fisher）才清楚地解决了。
在社会耗费的问题上，庇古所用的例子分类太多，以致他的理论模糊不清，前后不贯。这问题到了高斯手上，他就认为在社会上每个人无论做甚么对其他人都有影响；他于是就将所有对人有影响的行为归纳为产权的问题。
在另一个极端，过于一般性的理论，因为没有例外的例子，所以也没有解释的功能。有实用的理论是必须有被事实推翻的可能性。因此之故，例子既要归纳，也要分类。分类的方法就是要撇开细节，集中在重点上不同例子之间难以共存的地方。将一个例子分开来处理，我们也应该找寻跟这例子有一般性的其他例子。世界上没有一个“无法一般性化”的实例。若是有的活，在逻辑上这实例是无法用理论解释的——这就变成了科学以外的事。
第五、要试找反证的例子（Counter Example）。思考要找支持的例子；但考证是思考的一部分——考证就要试找反证的例子了。史德拉（G. Stigler）、贝加（G. Becker）等高手，在辩论时就喜用反证。可靠的理论，是一定要有可以想象的反证例子的——但若反证的是实例，理论就被推翻了。
六、百思不解就要暂时搁置
人的脑子是有着难以捉摸的机能——连电脑也能想出来的脑子，其机能当然要比电脑复杂得多。拼命想时想不到，不想时答案却走了出来，是常有的事。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在不经意中走出来的答案，一定是以前想过的老问题。以前想得越深，得来全不费工夫的机会就越大。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可以置信。
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时间并没有白费。将问题搁置一旁，过些时日再想，可有奇效。就是不再想答案也可能会在无意间得到的。我的价格管制文章写了3年，公司原理12年，玉器市场9年仍未开笔……，这些及其他文章加起来起码有百多年！不是言过其实，而是搁置着等时机成熟而已。贝加的文章，好的都是下了多年的工夫。高斯有几篇等了30多年的文章：他今年74岁了，等不到是经济学上的大损失。但人各有法，而等待是思考的一个重要的步骤。
科学上的思考是一门专业。跟其他专业一样，熟能生巧。可以告慰的，就是无论问题看来是如何的深奥，好的答案往往会比想象中的浅的。
作者：张五常
据说熊彼德（J. A. Schumpeter）曾在课堂上批评牛顿，指责这个如假包换的物理学天才只顾闭门思想，没有将他思考推理的方法公开而留诸后世！这批评有点道理。但牛顿在物理学上的丰功伟绩，是他在逃避瘟疫的两年中想出来的；其后就再没有甚么重大发现——虽是昙花一现，但这“一现”却是非同小可。爱因斯坦的思考方法，屡见经传：可惜他天赋之高，远超世俗，要学也学不到。
有些朋友以为爱因斯坦既然可以不用资料而将相对论想了出来，他们也可照样推理。但爱因斯坦所能办到的，跟他们有甚么相干？不自量力，以此为最！爱因斯坦的思考方法很可能是那自命不凡的人的一种思想障碍。
我不仅不敢与牛顿或爱因斯坦相比，就是半个天才也算不上。但正因为这个缘故，我倒可以写一点有实用性的思考方法。我的思考方法是学回来的。一个平凡的人能学得的思考方法，其他的凡夫俗子也可以学。天才的思考方法是天才的专利权，与我们无关。
在大学念书时，我从不缺课的习惯就是为了要学老师的思考方法。所有要考的试都考过了，我就转作旁听生。有一次，赫舒拉发（J. Hirshleifer）在课后来问我：“你旁听了我六个学期，难道我所知的经济学你还未学全吗？”我回答说：“你的经济学我早从你的著作中学会了，我听你的课与经济学无关——我要学的是你思考的方法。”
我这个偷“思”的习惯实行了很多年，屡遇明师及高手明友，是我平生最幸运的事。这些师友中，算得上是天才或准天才的着实不少。我细心观察他们的思考方法，在其中抽取那些一个非天才也可用得着的来学习，久而久之就变得甚为实用。但因为被我偷“思”的人很多，我就综合了各人的方法，作为己用。虽然这些人大都是经济学者，但天下思考推理殊途同归，强分门户就是自取平凡。兹将我综合了普通人也可作为实用的思考方法的大概，分析如下。
一、谁是谁非毫不重要
假如你跟另一个人同作分析或辩论时，他常强调某一个观点或发现是他的，或将“自己”放在问题之上，那你就可以肯定他是低手。思考是决不应被成见左右的。要“出风头”或要“领功”是人之常情，但在思考的过程上，“自己”的观点不可有特别的位置。“领功”是有了答案之后的事。在推理中，你要对不同的观点作客观的衡量。
有些人认为佛利民好胜、强词夺理地去维护自己的观点，这是错的。佛利民的思想快似闪电，但他认错更快！因为他认错太快，往往给人的印象就是没有认错。在我所认识的高手中，没有一个推理时将“自己”加上丝毫重量的。事后“领功”是另一回事。
同样地，在学术上没有权威或宗师这回事——这些只是仰慕者对他们的称呼；我们不要被名气吓倒了。任何高手都可以错，所以他们的观点或理论也只能被我们考虑及衡量，不可以尽信。当然，高手的推论较为深入，值得我们特别留意。我们应该对高手之见作较详尽理解，较小心地去衡量。但我们不可以为既是高手之见，就是对的。高手与低手之分，主要就是前者深入而广泛，后者肤浅而狭窄。
我一向都佩服史密斯、米尔及马歇尔等人。但当我研究佃农理论时，我就将他们的佃农理论一视同仁，没有将他们的大名放在心上，若非如此，我是不可能将他们的理论推翻的。
二、问题要达、要浅，要重要、要有不同答案的可能性
问题问得好，答案就往往得了过半。在“读书的方法”一文内，我述说了求学时的发问主旨。以发问作为思考的指引，有几点是要补充的。
第一、问题要一针见血。这是佛利民的拿手好戏。你问他一个问题，他喜欢这样回答：“且让我改一下你的问题。”（Let me rephrase your question.）他一改，就直达你要问的重心，十分清楚。我们凡夫俗子的仿效方法，就是要试将一个问题用几种形式去发问，务求达重点的所在。举一个例子。当佛利民解释某法国学者的货币理论时，我问：“他的主旨是否若时间长而事情不变，人们就觉得沉闷？”佛利民答：“你是要问，是否时间越多，时间在边际上的价值就越少？”这一改，就直达经济学上的“替换代价下降”（Diminishing Marginal Rate of Substitution）定律，他无需答我，答案已浮现出来了!
第二、问题要问得浅。这是艾智仁（A. A. Alchian）的专长。谈起货币理论，他问：“甚么是货币？为甚么市场不用马铃薯作货币？”当经济学界以功用（Utility）的量度困难为热门的争论时，艾智仁问：“甚么是功用？甚么是量度？我们用甚么准则来决定一样东西是被量度了的？”这是小孩子的发问方式。后来艾智仁找到了举世知名的答案。量度不外是以武断的方式加上数字作为衡量的准则，而功用就只不过是这些数字的随意定名。假设每个人都要将这数字增大，就成了功用原理。这武断的方法若能成功地解释人类的行为就是有用的，而功用本身与社会福利无关！
我自己的佃农理论，就是由几个浅问题问出来的。传统上的理论，都以为既然土地种植的收成是要将一部份分给地主，那么地主以分账的方法征收租金，就正如政府征税一样，会使农民减少劳力从而使生产下降。我问：“既然生产下降，租值就应减少了，为甚么地主不选用其他非分账式的收租办法？”我再问：“假如我是地主，我会怎么办？假如我是农民，我又会怎么办？”
第三、要断定问题的重要性。在我所知的高手中，衡量问题的重要与否是惯例，赫舒拉发更喜欢把这衡量放在一切考虑之前。学生问他一个问题，他可能回答：“这问题不重要。”于是就想也不再想。认为是重要的问题呢，他就从座上站起来！
判断问题的重要性并不太难。你要问：“假若这问题有了答案，我们会知道了些甚么？”若所知的与其他的知识没有甚么关连，或所知的改变不了众所周知的学问，那问题就无足轻重。
有很多问题不仅是不重要，而且是蠢问题。甚么是蠢问题呢？若问题只能有一个答案，没有其他的可能性，那就是蠢问题了。举一个例。经济学是基于一个“个人争取利益”的假设；这就暗示着个人生产是会尽可能减低生产费用。有一个学者大做文章，问个人的生产费用是否会过高了？但基于这作者自己的假设下，“过高”是不可能的。佛利民就下评语：“愚蠢的问题，得到愚蠢的答案，是应有之报！”
三、不要将预感抹杀了
逻辑是推理的规格；但若步步以逻辑为先，非逻辑不行，思考就会受到压制。不依逻辑的推理当然是矛盾丛生，不知所谓；但非经逻辑就想也不想的思考方法，往往把预感（Hunch ）抹煞了，以致甚么也想不到。逻辑学——尤其是数学逻辑——是一门湛深的学问，但若以逻辑先入为主，就会弄巧反拙。
在念书时我拜读过爱因斯坦与逻辑学高手朴柏（K. Popper）辩论的书信。他们争论的是科学方法论的问题。在这辩论中，我以为朴柏是胜了一筹；但在科学上的贡献，他却是藉藉无名的。
逻辑是可以帮助推理的正确性，却不是思想（Idea ）或见解的根源。科学方法论是用以证实理论的存在，但它本身对解释现象毫无用处。那些坚持非以正确方法推断出来的思想是犯了规，不能被科学接受的观点，只不过是某些难有大贡献的人的自我安慰。这种人我遇过了不少。他们都胸有实学，思想快捷——缺少了的就是想象力。
纯以预感而起，加上想象力去多方推敲，有了大概，再反覆以逻辑证实，是最有效的思考方法。只要得到的理论或见解是合乎逻辑及方法论的规格，是怎样想出来的无关重要。那些主张“演绎法”（Deductive Method）或“归纳法”（Inductive Method ）的纷争，不宜尽听。苹果掉到牛顿的头上（或牛顿午夜做梦），万有引力的理论就悟了出来。又有谁敢去管他的思考方法是否正确。
有一些独具卓见的学者，其逻辑推理的能力实在是平平无奇；他们的重要科学贡献是经后人修改而成的。英国早期的经济学家马尔萨斯（T. Malthus），推理的能力比不上一般大学生！近代获诺贝尔奖的海耶克及舒尔兹（T. Schultz），推理也没有过人之处。这可见思想见解（Idea）是首要，逻辑次之。
得到了一个稍有创见的预感，就不要因为未有逻辑的支持而放弃。在我所认识的学者中，善用预感的要首推高斯（R.H.Coase ）。无论我向他提出任何比较特出的意见，他就立即回答：“好像是对了”或“好像是不对的”。先有了一个假定的答案，然后再慢慢地将预感从头分析。
有一次，在一个会议上，有人提议大地主的农产品售价会是专利权的市价，缺乏市场竞争，对社会是有浪费的，我冲口而出：“怎么会呢？假若全世界可以种麦的地都属我所有，我就一定要将地分开租给不同的农民耕种；麦收成后农民就会在市场上竞争发售，那么麦价是竞争下的市价。”高斯在旁就立刻对我说：“你好像是对了。”三天之后，我再遇高斯时，他又说：“你好像是对了。”我问他我对了甚么？他说：“麦的市价。”几个月后，在闲谈中，高斯旧事重提：“我认为在麦的价格上你是对了的。”对一个不是自己的预感而日夕反覆推断，确是名家风范，是值得我们效法的。
另一个已故的高手朋友，名叫嘉素（R. Kessel），是行内知名的预感奇才。在1974年（他死前一年）我有幸跟他相聚几个月，能欣赏到他的不知从何而来的预感。嘉素有一条座右铭：“无论一个预感是怎样的不成理，它总要比一点意见也没有为佳。”他又强调：“若无半点见解在手，那你就甚么辩驳也赢不了。”
预感是每个重要发现都缺少不了的——从那里来没有一定的规格，有时究竟是甚么也不大清楚。在思考上，预感是一条路的开端——可走多远，到那里去，难以预先知道——但是非试走一下不可的。走这路时逻辑就在路上画上界线，将可行及不可行的分开。走了第一步，第二步可能较为清楚。好的预感的特征，就是路可以越走越远，越走越清楚，到后来就豁然贯通。“没出息”的预感的特征正相反。
不要以为我强调预感的重要，是有贬低逻辑及科学方法论之意。我曾经是加纳（R. Carnap）的学生，怎会轻视这些学问？我要指出的是逻辑是用以辅助预感的发展，用错了是可将预感抹煞了的。
四、转换角度可事半功倍
任何思考上的问题，是一定可以用多个不同的角度来推想的，换言之，同样的问题，可用不同的预感来试图分析。在这方面，我认识的高手都如出一辙——他们既不轻易放弃一个可能行得通的途径，也不墨守成规，尽可能用多个不同的角度来推想。转换角度有如下的效能——
第一、茅塞可以顿开。茅塞（Mental Block）是一个很难解释的思想障碍，是每个人都常有的。浅而重要的发现，往往一个聪明才智之士可能绞尽脑汁也想不到！但若将思想的角度稍为转变一下，可能令茅塞顿开。想不到的答案，大多数不是因为过于湛深，而是因为所用的角度是难以看到浅的一面。重要的例子不胜枚举。
一间工厂为了生产，对邻近的物业造成污染而有所损害。历久以来，经济学者都建议政府用几种办法去压制工厂的生产，从而减少邻近物业的损失。这个老问题到了高斯的手上，他就将角度倒转了：“压制工厂生产，就等于邻近的业主对工厂有所损害，究竟要被压制的应是那一方？”高斯定律是由此而出的。
另一个例子是关于近十多年来在世界上大行其道的“财务投资学”（Corporate Finance）。这门学问其中的一个创始人沙尔波（W.Sharpe）的成名之作，是在有风险的情况下，首次在原理上断定了资产的市价。虽然这原理是有着明显的缺点，但对一个在当时是高手云集而不可解决的重要问题，稍可成理的答案已足令其驰名遐迩。沙尔波的“破案”出发点，就是将一条当时众所周知的曲线倒转了来划。
第二、角度可以衡量答案。从一个角度看来是对的答案，换一个角度却可能是错了。任何推理所得的一个暂定的答案，都一定可以找到几个不同的角度来衡量。若不同的角度都不否决这个暂定的答案，我们就可对答案增加信心。当然，可靠的答案还是要经过逻辑及事实的考验的。
第三、角度有远近之分。在思考的过程中，细节与大要是互补短长的，无论细节想得如何周到，在大要上是有困难的见解，思考者就可能前功尽弃。但在大要上是对了的思想，细节的补充只是时间的问题——就算是错了细节也往往无伤大雅。在这方面的思考困难，就是若完全不顾细节，我们会很难知道大要。有了可靠的大要而再分析细节，准确性就高得多了。
思想一集中，脑袋就戴上了放大镜，重视细节——这是一般的习惯。善于思考的人会久不久将问题尽量推远以作整体性的考虑。
五、例子远胜符号
推理时可用例子，也可用符号；有些人两样都不用，只是照事论事，随意加点假设，就算是推理。后者是茶余饭后不经心的辩论，算不上是认真的思考。有科学性的思考，用例子是远胜用符号的。
数学是以符号组合而成的一种语言；严格来说，任何语言文字都是符号。画面是没有符号的，但也是表达的一种方式。用大量的字来表达画面，就成了例子。思想是抽象的。要证实抽象思想的正确性，数学就大有用途，因为它是最严谨的语言。但有效的思考方法却是要将抽象现实化。画面比符号较接近现实，因此较容易记；所以在思考上，用例子就远胜用符号了。
以善用数学而负盛名的经济学者，如森穆逊（P. Samuelson）、阿罗（K. Arrow）、乌沙华（H. Uzawa）、史得格斯（J. Stiglitz ）等人，都是以例子帮助思考的。以数学求证是得了大要之后的事。其他少用数学而善于思考的人，用例子更是得心应手。有些学者只是用符号或少用例子的，但有重要发现的却是少见。中国人天份之高举世知名，但用例子的能力就比较弱了。这一点我实在不明白（可能佛学的例子过于抽象，造成不良影响；这问题要请岑逸飞代为解答）。以我之见，韩非子还算过得去，但孟子及孙中山所用的例子就往往似是而非，不知所云；他们成不了推理高手，是不难了解的。
善用例子的人，再蠢也蠢不到哪里去。用例子有几个基本的法门，能否善用就要看个人的想像力了。现试将这些法门分列如下。
第一、例子要简而贴切。以例子辅助推理，理论的重要特征是要全部包括在例子之内。通常的办法就是将例子内的枝节删去，使重点突出，务求在重点上例子与理论有平行的对比。简化例子要有胆量，也要有想像力。在经济学历史上，简化例子最有本领的是李嘉图（D. Ricardo）——所以李嘉图的经济模型的广博度，至今仍未有人能望其项背。那就是说，例子简化得越利害，复杂的理论就越容易处理。
第二、例子要分真假。所有可用的例子都是被简化了的。以严格的准则来衡量，没有一个例子是真实的。但有些例子是空中楼阁，其非真实性与简化无关；另一类例子，却是因事实简化而变为非真实——我们称后者为“实例”。纯以幻想而得的例子容易更改，容易改为贴切，是可帮助推理的。但要有实际应用的理论，就必须有实例支持。少知世事的人可先从假例子入手，其后再找实例辅助；实证工夫做得多的人，往往可省去这一步。经验对思考有很大的帮助，就是因为实例知得多。
第三、例子要新奇（Novel）。众所周知的例子不仅缺乏吸引力；在思考上，较新奇的例子会较容易触发新奇的思想。第一个以花比美人的是天才，其后再用的就少了创见。工厂污染邻居的例子，庇古用时是新奇的；用得多了、启发力就减弱。高斯在同一问题上作分析，采用了牙医工具的声浪扰及邻居、大厦的阴影减少了隔邻泳池的阳光。这些比较新奇的例子，都启发了一点新的见解。
第四、要将例子一般化（Generalise）。这一点，中国人是特别弱的，事实不可以解释事实；太多理论就等于没有理论。将每个例子分开处理，理论及见解就变得复杂，各自成理。无意中变成了将事实解释事实。将多个不同的例子归纳为同类，加以一般化，是寻求一般性理论的一个重要方法。
马克思走李嘉图的路，将资本跟土地及劳力在概念上分开。所以马克思的资本论缺乏一般性，使剩余价值无家可归。李嘉图自己从来不相信价值是单从劳力而来的；他想不通将不同资源一般化的方法，自知他的理论有困难。这困难要到费沙（I. Fisher）才清楚地解决了。
在社会耗费的问题上，庇古所用的例子分类太多，以致他的理论模糊不清，前后不贯。这问题到了高斯手上，他就认为在社会上每个人无论做甚么对其他人都有影响；他于是就将所有对人有影响的行为归纳为产权的问题。
在另一个极端，过于一般性的理论，因为没有例外的例子，所以也没有解释的功能。有实用的理论是必须有被事实推翻的可能性。因此之故，例子既要归纳，也要分类。分类的方法就是要撇开细节，集中在重点上不同例子之间难以共存的地方。将一个例子分开来处理，我们也应该找寻跟这例子有一般性的其他例子。世界上没有一个“无法一般性化”的实例。若是有的活，在逻辑上这实例是无法用理论解释的——这就变成了科学以外的事。
第五、要试找反证的例子（Counter Example）。思考要找支持的例子；但考证是思考的一部分——考证就要试找反证的例子了。史德拉（G. Stigler）、贝加（G. Becker）等高手，在辩论时就喜用反证。可靠的理论，是一定要有可以想象的反证例子的——但若反证的是实例，理论就被推翻了。
六、百思不解就要暂时搁置
人的脑子是有着难以捉摸的机能——连电脑也能想出来的脑子，其机能当然要比电脑复杂得多。拼命想时想不到，不想时答案却走了出来，是常有的事。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在不经意中走出来的答案，一定是以前想过的老问题。以前想得越深，得来全不费工夫的机会就越大。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可以置信。
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时间并没有白费。将问题搁置一旁，过些时日再想，可有奇效。就是不再想答案也可能会在无意间得到的。我的价格管制文章写了3年，公司原理12年，玉器市场9年仍未开笔……，这些及其他文章加起来起码有百多年！不是言过其实，而是搁置着等时机成熟而已。贝加的文章，好的都是下了多年的工夫。高斯有几篇等了30多年的文章：他今年74岁了，等不到是经济学上的大损失。但人各有法，而等待是思考的一个重要的步骤。
科学上的思考是一门专业。跟其他专业一样，熟能生巧。可以告慰的，就是无论问题看来是如何的深奥，好的答案往往会比想象中的浅的。
Monday, March 26, 2007
中国要造大飞机被质疑
“叫得响的汽车品牌都没有”
——中国要造大飞机被质疑
来源: 环球时报
中国正式宣布自行研制大飞机已经好几天了，全球媒体关注的热情却丝毫没有减退。各种评论如潮水般涌来，从不同角度诠释着中国这一不平凡的决定，其中既有惊叹和肯定，也不乏质疑和猜测。但不管怎样，世界舆论超乎寻常的关注本身就说明，没有人能够忽视一个曾经不止一次创造经济和科技奇迹的国家的潜力。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中国航空业界人士对这项计划的难度有充分的估计，但对中国能够造出自己的大飞机毫不怀疑。专家们说，让大飞机上天飞行比发射火箭要更复杂，更困难，它代表了民用工业的制高点，是中国对核心工业技术的一次全面攻关，而它所带动的产业链效益是空前的，发展大飞机必将在中国工业现代化的历史上留下浓重而精彩的一笔。
这两天有关俄罗斯想参与中国大飞机计划的消息引起了各方关注。据俄罗斯《导报》3月20日报道，自中国有意自行研制大飞机以来，俄罗斯航空业领导人表示希望参与中国的项目，并且已经在同中国人谈判。具体计划是以伊尔-96客机为基础，研制容纳270-350名乘客的新型飞机。其实俄新社早在2005年9月就报道过俄罗斯伊柳申航空联合公司建议与中国合作研发MC21客机的消息，当时俄方还建议飞机在中国生产，计划到2012年取代俄现有的图-154客机。
是否与俄罗斯或其他国家合作制造大飞机，目前中国政府尚未对外宣布。不过，航空业内人士王钟强认为，现在看来，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大了。他说，俄罗斯民用航空如今辉煌不再，一方面因为世界燃油价格居高不下，俄旧式大飞机已无法与现代化、省油的大飞机竞争，另一方面俄罗斯现在售后服务不到位，需要一定的生产规模才能做到盈亏平衡，而目前中国潜在的市场容量相当大，如跟中国合作，提高售后服务就有了相应基础。因为引进外国飞机对俄民族航空业打击巨大，俄又缺少自行研发的资金与技术。
记者在俄罗斯的观察，俄近年来民用航空事故不断，国内早有呼声要苏联时期的飞机退出市场。22日俄《共青团真理报》就推出《俄罗斯航空业等待末日》的重头文章，报道指出，今年以来在俄已经发生10起空难，俄制飞机的未来非常悲观，而要摆脱困境，与外国合作必不可少。这其中，中国就是一个选择。
与俄罗斯不同，其他国家对中国大飞机的关注则多了旁观和评价的成分。查看这几天的世界新闻会发现，外国媒体和专家对中国大飞机的追踪热情丝毫不亚于中国媒体，而它们对中国造大飞机的预测尺度往往比国内媒体大胆。比如关于大客机的规模、投资日程、地点等具体内容中国方面并未公开，但美国和日本媒体纷纷报道，中国大型飞机国产化的计划是 “在2015年完成可运输100吨货物的运输机，在2020年开发完成实用性150座以上的干线用客机”，以及“在成都、西安和上海皆有建立大客机生产基地的可能性”，等等。
关于中国建造大飞机的前景，很多媒体都予以肯定。法国《世界报》文章引用波音公司老板的预言“我们的下一个竞争对手来自中国”，并称“相信永远只有波音与空客那是错误的”。印度科技部一名官员则表示，中国生产大飞机，是亚洲首次，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这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亚洲的骄傲，更是发展中国家的骄傲。美国《洛杉矶时报》20日报道说，虽然中国以前有几次发展自制飞机的尝试以失败告终，但是这次的努力有可能会成功，因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主要的工业力量之一，而且在航天工业方面有“专长”。
该报引用美国业内人士的话说，中国给波音和空客加工飞机部件已有一段时间了，造出自己的飞机对中国人来说“恐怕只是时间问题”，并举证说，在半导体和汽车工业方面，中国“就是采取这样的渐进策略获得成功的”。日本《朝日新闻》、英国《卫报》等多家媒体还认为，中国此举有利于打破波音、空客对市场的垄断，有利于世界飞机制造业的整体提升。共同社称，中国开发大飞机，使改变民航客机对欧美厂商依存状况走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印度教徒报》称，今后人们在购买大型飞机的时候，无疑又多了一个选择，多了一个“讨价还价的机会”。
当然，也有一些质疑的声音。韩国《朝鲜日报》说：目前连一个叫得响的汽车品牌都没有的中国有可能生产大型客机吗？被媒体广泛引用的另一种说法是：中国也许花10年时间能够制造出类似波音737或空客A320型的客机，但现在波音787和空客A350XWB型已经比前两款飞机先进很多了。持这种观点的人称，当中国再花20年造出这两种飞机时，“也许会发现自己仍然比西方落后20年”。
有一些西方人士甚至说，他们“毫不怀疑中国造出商用飞机”，但问题是，“中国的飞机能卖出去吗”。法国一位学者的话很能反映这一偏见，他说：买飞机买的是“质量”，不是“便宜”。美国《航空和空间技术周刊》称，尽管中国坚持不懈地积累了不少西方航空技术，但大飞机“可是要以高价卖给眼光挑剔的国际航空公司的”。《华尔街日报》认为中国在进入“它所不熟悉的客机市场时很难赢得市场的信任”。日本清谷防卫经济研究所所长清谷信一则预言，中国可能将第三世界作为自己大飞机的主要市场，但这样做“会和在世界各地已经建立了服务网络的俄罗斯和乌克兰航空企业产生竞争，并因此得不偿失”。
面对褒贬不一的评价，《环球时报》记者采访了一些中国专家。没想到，他们一听我们的问题就笑了。一位业内人士说：“他们质疑中国的能力？我们的飞机还没造出来，他怎么知道我们卖不掉？”
中国航空工业发展研究中心王柏学研究员说，我们肯定不能用现有能力来衡量中国，而需要用发展的眼光。中国需要一定的时间来积累造大飞机的能力，十年八年以后，我们的能力肯定不会停留在现有水平。专家说，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是无可置疑的。从上世纪60年代的“两弹一星”到新世纪之初的“神六”载人航天飞行，从世界最大的三峡大坝开工到世界最高的青藏铁路的通车，这一个个被攻克的技术难关背后和大型工程背后，都是中国的国家意志在坚定地发挥作用。的确，造大飞机的技术难度远远大于普通产品，比如研制周期长、资金投入大、市场风险高等，但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和政府的可靠支持将是攻克这一切的有力保证。
至于市场问题，王柏学说，中国会以市场为导向，根据客户的需要来建造飞机，而不是造了飞机再去找市场。波音和空客垄断了大部分市场，但只要我们认真研究，就会找出新的市场空间。此外，不要忘了中国自己就有着广阔的市场。但中国的雄心肯定不会仅满足于自产自销。正如“海尔”的家用电器已经打入世界各个角落，奇瑞汽车和中华汽车在中东和欧洲一些国家热销，中国商业卫星发射纪录在世界享有盛誉一样，我们有理由相信，贴着“中国制造”标志的飞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就会飞行在全球各国的天空。
专家指出，制造大飞机的意义将远不止于航空这一块，因为大飞机产业是一次冲锋的号角，代表了民用工业的制高点，其超长的产业链将有力提升中国的产业结构，带动其他项目的发展。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大响此前表示，仅发动机产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就是其他产业无法比拟的。他说，根据日本的统计，以单位重量的价值来计算，如果造船是１的话，那么小汽车为６，电视机为８，而发动机则高达１４００。此外，研究表明，向航空工业每投入1万美元，10年后就可以产生50万-80万美元的收益。而一旦中国大飞机取得技术突破，必然会带动一批新产业的发展。
印度空间研究组织航天科学家斯瓦迪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中国生产大飞机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任何一个有需要同时自己又有能力的国家，都会很自然地去做这件事。中国计划研制本土大型飞机已经很长时间了，现在时机已经成熟。生产大飞机不是出于商业冲动，而是一个大国发展的战略决策使然，它标志着一个国家的形象和实力。他说：“当印度条件成熟时，也会有这样的计划。”
——中国要造大飞机被质疑
来源: 环球时报
中国正式宣布自行研制大飞机已经好几天了，全球媒体关注的热情却丝毫没有减退。各种评论如潮水般涌来，从不同角度诠释着中国这一不平凡的决定，其中既有惊叹和肯定，也不乏质疑和猜测。但不管怎样，世界舆论超乎寻常的关注本身就说明，没有人能够忽视一个曾经不止一次创造经济和科技奇迹的国家的潜力。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中国航空业界人士对这项计划的难度有充分的估计，但对中国能够造出自己的大飞机毫不怀疑。专家们说，让大飞机上天飞行比发射火箭要更复杂，更困难，它代表了民用工业的制高点，是中国对核心工业技术的一次全面攻关，而它所带动的产业链效益是空前的，发展大飞机必将在中国工业现代化的历史上留下浓重而精彩的一笔。
这两天有关俄罗斯想参与中国大飞机计划的消息引起了各方关注。据俄罗斯《导报》3月20日报道，自中国有意自行研制大飞机以来，俄罗斯航空业领导人表示希望参与中国的项目，并且已经在同中国人谈判。具体计划是以伊尔-96客机为基础，研制容纳270-350名乘客的新型飞机。其实俄新社早在2005年9月就报道过俄罗斯伊柳申航空联合公司建议与中国合作研发MC21客机的消息，当时俄方还建议飞机在中国生产，计划到2012年取代俄现有的图-154客机。
是否与俄罗斯或其他国家合作制造大飞机，目前中国政府尚未对外宣布。不过，航空业内人士王钟强认为，现在看来，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大了。他说，俄罗斯民用航空如今辉煌不再，一方面因为世界燃油价格居高不下，俄旧式大飞机已无法与现代化、省油的大飞机竞争，另一方面俄罗斯现在售后服务不到位，需要一定的生产规模才能做到盈亏平衡，而目前中国潜在的市场容量相当大，如跟中国合作，提高售后服务就有了相应基础。因为引进外国飞机对俄民族航空业打击巨大，俄又缺少自行研发的资金与技术。
记者在俄罗斯的观察，俄近年来民用航空事故不断，国内早有呼声要苏联时期的飞机退出市场。22日俄《共青团真理报》就推出《俄罗斯航空业等待末日》的重头文章，报道指出，今年以来在俄已经发生10起空难，俄制飞机的未来非常悲观，而要摆脱困境，与外国合作必不可少。这其中，中国就是一个选择。
与俄罗斯不同，其他国家对中国大飞机的关注则多了旁观和评价的成分。查看这几天的世界新闻会发现，外国媒体和专家对中国大飞机的追踪热情丝毫不亚于中国媒体，而它们对中国造大飞机的预测尺度往往比国内媒体大胆。比如关于大客机的规模、投资日程、地点等具体内容中国方面并未公开，但美国和日本媒体纷纷报道，中国大型飞机国产化的计划是 “在2015年完成可运输100吨货物的运输机，在2020年开发完成实用性150座以上的干线用客机”，以及“在成都、西安和上海皆有建立大客机生产基地的可能性”，等等。
关于中国建造大飞机的前景，很多媒体都予以肯定。法国《世界报》文章引用波音公司老板的预言“我们的下一个竞争对手来自中国”，并称“相信永远只有波音与空客那是错误的”。印度科技部一名官员则表示，中国生产大飞机，是亚洲首次，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这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亚洲的骄傲，更是发展中国家的骄傲。美国《洛杉矶时报》20日报道说，虽然中国以前有几次发展自制飞机的尝试以失败告终，但是这次的努力有可能会成功，因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主要的工业力量之一，而且在航天工业方面有“专长”。
该报引用美国业内人士的话说，中国给波音和空客加工飞机部件已有一段时间了，造出自己的飞机对中国人来说“恐怕只是时间问题”，并举证说，在半导体和汽车工业方面，中国“就是采取这样的渐进策略获得成功的”。日本《朝日新闻》、英国《卫报》等多家媒体还认为，中国此举有利于打破波音、空客对市场的垄断，有利于世界飞机制造业的整体提升。共同社称，中国开发大飞机，使改变民航客机对欧美厂商依存状况走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印度教徒报》称，今后人们在购买大型飞机的时候，无疑又多了一个选择，多了一个“讨价还价的机会”。
当然，也有一些质疑的声音。韩国《朝鲜日报》说：目前连一个叫得响的汽车品牌都没有的中国有可能生产大型客机吗？被媒体广泛引用的另一种说法是：中国也许花10年时间能够制造出类似波音737或空客A320型的客机，但现在波音787和空客A350XWB型已经比前两款飞机先进很多了。持这种观点的人称，当中国再花20年造出这两种飞机时，“也许会发现自己仍然比西方落后20年”。
有一些西方人士甚至说，他们“毫不怀疑中国造出商用飞机”，但问题是，“中国的飞机能卖出去吗”。法国一位学者的话很能反映这一偏见，他说：买飞机买的是“质量”，不是“便宜”。美国《航空和空间技术周刊》称，尽管中国坚持不懈地积累了不少西方航空技术，但大飞机“可是要以高价卖给眼光挑剔的国际航空公司的”。《华尔街日报》认为中国在进入“它所不熟悉的客机市场时很难赢得市场的信任”。日本清谷防卫经济研究所所长清谷信一则预言，中国可能将第三世界作为自己大飞机的主要市场，但这样做“会和在世界各地已经建立了服务网络的俄罗斯和乌克兰航空企业产生竞争，并因此得不偿失”。
面对褒贬不一的评价，《环球时报》记者采访了一些中国专家。没想到，他们一听我们的问题就笑了。一位业内人士说：“他们质疑中国的能力？我们的飞机还没造出来，他怎么知道我们卖不掉？”
中国航空工业发展研究中心王柏学研究员说，我们肯定不能用现有能力来衡量中国，而需要用发展的眼光。中国需要一定的时间来积累造大飞机的能力，十年八年以后，我们的能力肯定不会停留在现有水平。专家说，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是无可置疑的。从上世纪60年代的“两弹一星”到新世纪之初的“神六”载人航天飞行，从世界最大的三峡大坝开工到世界最高的青藏铁路的通车，这一个个被攻克的技术难关背后和大型工程背后，都是中国的国家意志在坚定地发挥作用。的确，造大飞机的技术难度远远大于普通产品，比如研制周期长、资金投入大、市场风险高等，但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和政府的可靠支持将是攻克这一切的有力保证。
至于市场问题，王柏学说，中国会以市场为导向，根据客户的需要来建造飞机，而不是造了飞机再去找市场。波音和空客垄断了大部分市场，但只要我们认真研究，就会找出新的市场空间。此外，不要忘了中国自己就有着广阔的市场。但中国的雄心肯定不会仅满足于自产自销。正如“海尔”的家用电器已经打入世界各个角落，奇瑞汽车和中华汽车在中东和欧洲一些国家热销，中国商业卫星发射纪录在世界享有盛誉一样，我们有理由相信，贴着“中国制造”标志的飞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就会飞行在全球各国的天空。
专家指出，制造大飞机的意义将远不止于航空这一块，因为大飞机产业是一次冲锋的号角，代表了民用工业的制高点，其超长的产业链将有力提升中国的产业结构，带动其他项目的发展。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大响此前表示，仅发动机产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就是其他产业无法比拟的。他说，根据日本的统计，以单位重量的价值来计算，如果造船是１的话，那么小汽车为６，电视机为８，而发动机则高达１４００。此外，研究表明，向航空工业每投入1万美元，10年后就可以产生50万-80万美元的收益。而一旦中国大飞机取得技术突破，必然会带动一批新产业的发展。
印度空间研究组织航天科学家斯瓦迪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中国生产大飞机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任何一个有需要同时自己又有能力的国家，都会很自然地去做这件事。中国计划研制本土大型飞机已经很长时间了，现在时机已经成熟。生产大飞机不是出于商业冲动，而是一个大国发展的战略决策使然，它标志着一个国家的形象和实力。他说：“当印度条件成熟时，也会有这样的计划。”
Sunday, March 25, 2007
中国教育面临深层危机
中国教育面临深层危机
[郑永年] (2007-03-21)
去年11月，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和六位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谈话时说：“去年看望钱学森时，他提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人才。我理解，钱老说的人才，绝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师级人才。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
温家宝的话同时说出了中国教育改革的成与败。尽管温家宝这里谈论的是大学，但提出的问题实际上适用于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各类学校。成就指的是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在扩大；失败指的是中国没有培养出大师级人才。
教育改革却培养不出人才
仔细想一下，在中国迄今为止的教育改革中，成就和失败本来就是一回事，就是说学生增多和学校规模扩大这些所取得的成就，导致培养不出大师级人才这样一种结局。
为什么会导致这样一种荒唐的结果呢？在诸多原因中，最为基本的就是教育改革的目的或者方向出了根本性的问题。而方向出了问题又主要是因为中国的教育改革一直受两个因素驱动，那就是教育机构的职位寻租（一种变相的权力寻租）和教育主管机构的权力寻租。这两种寻租行为背后的推动力，则是教育产业化而产生的巨大经济利益。
到2005年底，中国高校在校学生超过2300万人，毛入学率达到了21%。从数字上看，这的确是个不小的成就。但这种增长方式俨如大跃进，只讲数字增加，不讲质量，更不讲其长远的影响。因而巨大的成就中隐含着危机的根源。这实际上同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和危机非常类似。
各级政府用政治方式来抓经济发展，也用政治方式来搞教育改革。在经济发展上，政府官员长期以来追求的是单纯的经济增长数字的增加，反映在教育上则是学生人数和入学率的增加，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是如此。而在经济上实行“抓大”政策的同时，在教育上也出现了相应的合并和升级风潮。因为数字增加的背后是巨大的经济利益，各级政府和各类学校就有巨大的动机来冒进，于是学院升大学，大学大合并。
这样的改革很难说是为了培养人才。如果比照其他发达或者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中国工业化的这个阶段，大量需要的是技能工人。而中国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则是工业化所需要的技能工人远远不足。尽管大学的扩大和扩招给予更多人予有受教育的机会，但如果培养了一大批没有用的高级人才又有何用呢？
教育变成暴利产业
培养人才的过程演变成了浪费人才的过程。中国基础研究的很多方面领先世界，但中国产品的附加值为什么远远赶不上其他国家呢？一个主要原因在于技能工人的缺乏。此外，科学技术创新也并不见得要在大学进行。世界上许许多多的技术创新活动是在技术学院完成的。学校升级和扩大，同技术创新又有什么关系呢？
经济利益和权力主导下的中国教育改革必然导致失败，就是说培养不出大师级人才。因为把教育产业化推向了极端，教育在中国成了一个暴利产业。正因为如此，各级政府分管教育的部门和各种社会利益集团都千方百计的来分享教育产业化的巨大利益。
经过了将近30年的改革，中国的计划经济已经转型成为市场经济，但教育科研资源的分配一直是高度集权的，就是说教育科研资源由各级主管部门来分配。大量科研经费集中在少数几个权势人物手中，集中在主管教育的政府官员和科研部门的掌权者手中。
因为缺少透明的竞争机制，资源分配不仅仅滋生大量腐败，而且更不利于年轻科研人员的创新。没有创新成分或者创新成分很小的项目得到了巨大的财务支持，但真正需要资助的创新项目则得不到支持。
同样，课程和各类学位设置也是集中在主管部门。很简单，主管部门的名目繁多的审批权给他们带来的是巨大的经济利益。集权现象本来就需要改革，但随着教育的产业化，集权现象不仅没有改革，反而越来越甚。各级主管部门变着法子通过形形式式的政策来收权，以获取经济利益。
今天，从幼儿园、小学、中学、高中到大学教育的整个教育过程中，很多政策的出台并不是为了培养人才，而是为了分享利益。换句话说，部分官员和教育界权势人物眼中所见到的并非是人才，而是各种各样的利益。各级官员和社会利益集团结合在一起，用政策的幌子来获取利益，也用政策来论证获取利益的合法和合理性。先界定要得到的经济利益，再去制定政策。自然，牺牲的是学生和家长。现在的情况是，教育改革越多、越深入，家长和学生受害就越深。
大家对教育体制怨声载道
可以举几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各类学校尤其是大学产业化的空间越来越大，只要想得出来，什么样的办法都可以用，因为教育主管部门对此并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规制体系。但是，在教育和科研方面，学校和教师的自主空间则是越来越小。现在大学生考试要标准答案，而研究生教学要指定教科书，把初中教育的方式应用到了大学研究生教育，或者说大学教育方式初中化。评判大学生优劣的标准当在于他们之间不同的研究方法、不同的思想和不同的答案。考试要标准答案，不知道要培养怎样的人才？同样，评判大学老师教授优劣的标准是其所用方法论的不同，传授思想的不同，他们所使用的教材也应当不同。如果把指定的教材给大学老师和教授，他们又怎么能培养出人才来？
在这种现象背后，一个恶性循环正在形成。从幼儿园老师到大学教授，因为受产业化的强大利益驱动，职位寻租越来越普遍。就大学而言，一些教师花在教育和科研上的时间和精力越来越少，往往是敷衍了事。在缺失职业伦理的情况下，来自主管部门的约束就变得更为需要。如果主管部门不加以管理，教师和学生之间各种不正当甚至非法交易会越来越甚，腐败就会变得不可遏制。但另一方面，教育主管部门一旦介入，就变成了权力寻租。各级主管喜欢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再利用这种权力来获取个人利益或者集体利益。结果，分权不行，集权也不行。
人们已经意识到以追求单纯的GDP数字增加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但人们是否也已经意识到教育上的大跃进改革模式更是不可持续的呢？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中国教育制度必须加以改革。这不仅仅是培养人才的问题，而且也是社会政治问题。中国的家长和学生，没有一个不对教育体制怨声载道的，越来越多的人成了教育制度的受害者。正因为如此，从中央到地方，越来越多的人也在呼吁教育的改革。
教育改革实际上也没有停止过，但问题是当教育改革演变成权力和利益之争的时候，当改革政策是为了权力和利益寻租而设计的时候，改革只能加深中国教育体制的危机。教育必须改革，但改革方向不能受制于权力和利益。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郑永年] (2007-03-21)
去年11月，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和六位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谈话时说：“去年看望钱学森时，他提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人才。我理解，钱老说的人才，绝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师级人才。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
温家宝的话同时说出了中国教育改革的成与败。尽管温家宝这里谈论的是大学，但提出的问题实际上适用于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各类学校。成就指的是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在扩大；失败指的是中国没有培养出大师级人才。
教育改革却培养不出人才
仔细想一下，在中国迄今为止的教育改革中，成就和失败本来就是一回事，就是说学生增多和学校规模扩大这些所取得的成就，导致培养不出大师级人才这样一种结局。
为什么会导致这样一种荒唐的结果呢？在诸多原因中，最为基本的就是教育改革的目的或者方向出了根本性的问题。而方向出了问题又主要是因为中国的教育改革一直受两个因素驱动，那就是教育机构的职位寻租（一种变相的权力寻租）和教育主管机构的权力寻租。这两种寻租行为背后的推动力，则是教育产业化而产生的巨大经济利益。
到2005年底，中国高校在校学生超过2300万人，毛入学率达到了21%。从数字上看，这的确是个不小的成就。但这种增长方式俨如大跃进，只讲数字增加，不讲质量，更不讲其长远的影响。因而巨大的成就中隐含着危机的根源。这实际上同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和危机非常类似。
各级政府用政治方式来抓经济发展，也用政治方式来搞教育改革。在经济发展上，政府官员长期以来追求的是单纯的经济增长数字的增加，反映在教育上则是学生人数和入学率的增加，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是如此。而在经济上实行“抓大”政策的同时，在教育上也出现了相应的合并和升级风潮。因为数字增加的背后是巨大的经济利益，各级政府和各类学校就有巨大的动机来冒进，于是学院升大学，大学大合并。
这样的改革很难说是为了培养人才。如果比照其他发达或者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中国工业化的这个阶段，大量需要的是技能工人。而中国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则是工业化所需要的技能工人远远不足。尽管大学的扩大和扩招给予更多人予有受教育的机会，但如果培养了一大批没有用的高级人才又有何用呢？
教育变成暴利产业
培养人才的过程演变成了浪费人才的过程。中国基础研究的很多方面领先世界，但中国产品的附加值为什么远远赶不上其他国家呢？一个主要原因在于技能工人的缺乏。此外，科学技术创新也并不见得要在大学进行。世界上许许多多的技术创新活动是在技术学院完成的。学校升级和扩大，同技术创新又有什么关系呢？
经济利益和权力主导下的中国教育改革必然导致失败，就是说培养不出大师级人才。因为把教育产业化推向了极端，教育在中国成了一个暴利产业。正因为如此，各级政府分管教育的部门和各种社会利益集团都千方百计的来分享教育产业化的巨大利益。
经过了将近30年的改革，中国的计划经济已经转型成为市场经济，但教育科研资源的分配一直是高度集权的，就是说教育科研资源由各级主管部门来分配。大量科研经费集中在少数几个权势人物手中，集中在主管教育的政府官员和科研部门的掌权者手中。
因为缺少透明的竞争机制，资源分配不仅仅滋生大量腐败，而且更不利于年轻科研人员的创新。没有创新成分或者创新成分很小的项目得到了巨大的财务支持，但真正需要资助的创新项目则得不到支持。
同样，课程和各类学位设置也是集中在主管部门。很简单，主管部门的名目繁多的审批权给他们带来的是巨大的经济利益。集权现象本来就需要改革，但随着教育的产业化，集权现象不仅没有改革，反而越来越甚。各级主管部门变着法子通过形形式式的政策来收权，以获取经济利益。
今天，从幼儿园、小学、中学、高中到大学教育的整个教育过程中，很多政策的出台并不是为了培养人才，而是为了分享利益。换句话说，部分官员和教育界权势人物眼中所见到的并非是人才，而是各种各样的利益。各级官员和社会利益集团结合在一起，用政策的幌子来获取利益，也用政策来论证获取利益的合法和合理性。先界定要得到的经济利益，再去制定政策。自然，牺牲的是学生和家长。现在的情况是，教育改革越多、越深入，家长和学生受害就越深。
大家对教育体制怨声载道
可以举几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各类学校尤其是大学产业化的空间越来越大，只要想得出来，什么样的办法都可以用，因为教育主管部门对此并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规制体系。但是，在教育和科研方面，学校和教师的自主空间则是越来越小。现在大学生考试要标准答案，而研究生教学要指定教科书，把初中教育的方式应用到了大学研究生教育，或者说大学教育方式初中化。评判大学生优劣的标准当在于他们之间不同的研究方法、不同的思想和不同的答案。考试要标准答案，不知道要培养怎样的人才？同样，评判大学老师教授优劣的标准是其所用方法论的不同，传授思想的不同，他们所使用的教材也应当不同。如果把指定的教材给大学老师和教授，他们又怎么能培养出人才来？
在这种现象背后，一个恶性循环正在形成。从幼儿园老师到大学教授，因为受产业化的强大利益驱动，职位寻租越来越普遍。就大学而言，一些教师花在教育和科研上的时间和精力越来越少，往往是敷衍了事。在缺失职业伦理的情况下，来自主管部门的约束就变得更为需要。如果主管部门不加以管理，教师和学生之间各种不正当甚至非法交易会越来越甚，腐败就会变得不可遏制。但另一方面，教育主管部门一旦介入，就变成了权力寻租。各级主管喜欢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再利用这种权力来获取个人利益或者集体利益。结果，分权不行，集权也不行。
人们已经意识到以追求单纯的GDP数字增加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但人们是否也已经意识到教育上的大跃进改革模式更是不可持续的呢？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中国教育制度必须加以改革。这不仅仅是培养人才的问题，而且也是社会政治问题。中国的家长和学生，没有一个不对教育体制怨声载道的，越来越多的人成了教育制度的受害者。正因为如此，从中央到地方，越来越多的人也在呼吁教育的改革。
教育改革实际上也没有停止过，但问题是当教育改革演变成权力和利益之争的时候，当改革政策是为了权力和利益寻租而设计的时候，改革只能加深中国教育体制的危机。教育必须改革，但改革方向不能受制于权力和利益。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中国崛起与外部挑战
中国崛起与外部挑战
[杜平] (2007-03-23)
萨默斯是杰出的经济学家，在克林顿执政时期当财政部长，后来回到哈佛大学担任校长，但因为说了一些“政治不正确”的话，所以在去年6月在压力之下辞职。但我记得他还说过另外一句话，我认为是正确的。他说，二战结束之后，世界上只发生两件事，一是柏林墙的倒塌，二是中国的崛起。我下面的演讲就是支持他的观点。
柏林墙倒塌意味着冷战结束，这是没有异议的，但说得还不完整。我要补充一句，那就是，它标志着美国从此成为唯一的超级强国。这个事实迄今为止还没有改变，所以柏林墙倒塌的影响依然在持续。
那么，中国是否在崛起？这不是任何人说了就算的，中国自己说就更不算，因为还要看别人是否感觉到中国在崛起。所以，我们首先看一下外部世界是怎么反应的。
外部世界的反应
七国集团（G7），各位都知道是怎么回事。我曾经多次采访七国集团的峰会，对它的分量还是比较了解的。只要比较一下就更清楚了。简单地说，七国集团虽然不是联合国安理会，但却胜似联合国安理会。为什么？因为它们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主导着整个世界的经济，包括货币政策和能源政策。凭什么？当然是凭实力。
可是，现在不同了，因为世界经济中出现了一个“不速之客”，那就是中国。2003年，七国集团在多哈举行半年一次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中国副财长和副行长首次应邀列席。这是不寻常的事情。俄罗斯是八国集团成员，但一直没有资格出席财长会议；而中国不是成员国，却反而被邀出席；七国集团不只讨论自己的事情，而且还把人民币作为主要话题。这是什么意思？
很简单，时代不同了。七国集团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关起门来密谋和主宰世界经贸事务。为什么不能？因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中的主角之一。主角不上台，戏就唱不起来。实际上，最近几年，在七国集团或者八国集团会议上，中国可谓是“喧宾夺主”，其他七国好像也乐见如此。
再举几个例子，看看外部世界是否承认中国在崛起。第一，最近这些年，欧盟和美国对中国贸易都出现了巨额逆差，但它们不愿意或者不能对自身的经济结构进行改革，反而要依赖中国，把解决贸易不平衡的希望，都寄托在人民币的升值之上。
第二，中美和中欧的贸易越来越多，很多人都说这不什么好事，没有错。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事实本身就能证明中国在崛起。在全世界，有实力、有能力与欧美发生贸易摩擦的国家是不多的，过去只有日本而已，中国现在已经取代了日本。
第三是外部世界对待中国的态度。任何一个国家，不论如何讨厌和瞧不起中国，不论是否希望中国强大，为了自身的利益都要避免得罪中国，都要与中国保持接触，至少在表面上要显得恭敬一点。畏中有敬，敬中有畏，这是面对一个势力快速增长的强国时，一般人都会有的心态。
崛起过程改变了历史
除了外部世界的反应，我认为中国崛起之势大致还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第四大经济体，仅在美、日、德之后，而这个次序很快就要改变；世界第三大贸易体、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对东亚和世界经济的引擎作用日益明显；发展潜力和方向一直是全球关注的焦点。
由于时间有限，这些问题不能详述，但最后一点值得强调一下。当一个国家的发展方向被全世界所关注时，那就意味着相互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利益关系，彼此的前途已经系在一起。我们不要忽视这一点，因为其中的含义非同小可。
第二，中国在全球的战略布局正在形成。首先是周边地区的传统威胁大多已经化解。看一下中国地图，从北到西再到南，就知道中国的安全感空前增强。其次是在全球战略上，中国可以拿来运用的手段越来越多，能够有效牵制战略对手的对华政策，包括安全的、经济的和外交的。再次是中国已开始参与主导国际事务，甚至参与主导全球事务的日程。这样的例子近年来有很多，包括在联合国和世贸组织之内，不能一一列举。
我听到有些人说感受不到中国的崛起，这只能怪自己太麻木。事实上，中国崛起的影响所及，不只是改变了世界的现状，而且更改变了历史的面貌。
第一，葡萄牙探险家达伽马在1498年绕过非洲好望角抵达印度，开创了欧洲文明主宰世界命运的历史。500年之后的今天，随着中国的崛起，附在实力之上的中华文明也在觉醒和复兴，虽然现在影响力依然嬴弱，但它的复苏，毕竟终结了欧洲文明唱独角戏的历史。
第二，西方国家过去一直不看好中国的发展前景，因为其政治体制和经济模式都是“异类”，但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不伦不类”的模式到现在为止还是成功的。保守一点说，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打破了世界上只有一种成功模式的历史。
第三，对中国崛起这个现象，世界上所有现成的理论都不能进行完整的解释。也就是说，中国的崛起使原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局限性都暴露出来。
可控与不可控的挑战
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将面对各种显性和隐性的挑战。由于演讲题目上只有“外部挑战”，所以我只谈外部挑战，所以不要说我看不到内部挑战。
中国的外部挑战有很多，朝鲜半岛局势、与美国的各种摩擦、与周边国家的领土纠纷，还有潜在的非传统威胁，包括恐怖袭击、金融危机、能源危机、大规模疫情以及其他不可预知的突发事件，等等。但是，我的观点是，这些外部挑战都是可以控制的，因为中国本身和国际社会都有一套应急和反应机制，并且正在健全之中。虽然不可能避免这些挑战的负面影响，但却不会完全失控。
当朝鲜核武危机显得很严峻的时候，有人很惊慌地说，这对中国发展构成了巨大挑战。我说不可能，因为中国外交部亚洲司百来个人就可以搞定它，这就是机制。金融危机很可怕，美国在30年代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大萧条，但却很快就复苏过来，因为有罗斯福“新政”，美国经济出现了崭新的局面。
任何国家不管大小，不管是沉沦还是崛起，都会有很多外部挑战，这是生存环境的常态。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处理这些问题是家常便饭，无需为此倾全国之力，更无需为此动摇国本。
因此，我的看法是，尽管所有这些挑战都有可能分散中国的资源、精力和注意力，甚至有可能使发展速度减缓，但却不可能发生长期的、全局性影响，不可能使崛起进程发生大倒退、大逆转。
我担心的是另外一种挑战。在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里，考验中国的是如何才能避免大规模战争，因为大规模战争才是无法控制的外部挑战。不用说中国还在崛起过程中，就连美国这样的超级强国，它都无法控制伊拉克这个中等规模的战争。为什么把这个问题看得如此严重？因为大规模战争将会断送中国崛起的前程。这里面有两个重点。
第一，当前的国际秩序虽然不尽如人意，但却是数百年来对中国最为有利的。所谓大规模战争，实际上就是强国之间的战争，这样的战争会彻底改变现有的秩序。中国不能阻止其他强国发生战争，但却必须避免主动和直接卷入。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因势利导，最大限度地利用国际秩序，才有能力把握自己的命运。
第二，历史上所有帝国的衰败史都证明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大规模战争是强国覆灭之路。奥匈帝国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彻底埋葬；德意志帝国在两次大战之后被两次肢解；大英帝国卷入两次大战，结果是丧失元气，一日不如一日；沙俄帝国在第一次大战中灭亡，列宁在此后创建的苏联帝国也在冷战中彻底瓦解，虽然兵不血刃，但其破坏性绝不亚于热战；而日本帝国在二战后更是一蹶不振，虽然塑造了经济神话，但却再也不是真正的强国。
大规模战争是强国之坟墓
有人可能要反问：美国直接参加了两次世界大战，为什么没有衰落，反而越来越强？下面就是我要说的原因。
美国两次都参战了，没有错，但是，两次大战爆发之后，美国都是长期置身事外，一方面隔岸观火；另一方面向欧洲输送武器，大发战争财。当参战国差不多精疲力竭的时候，或者因为迫不得已，美国才下决心参战。
第一次大战1914年爆发，1918年结束，美国在1917年12月才正式参战；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年爆发，美国在1942年夏天才开始向英国输送部队，准备加入欧洲战场，而法国那时已经沦陷三四年，德国和苏联也已交战三年；至于对日宣战，更是迫不得已。
因此，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所谓强国，不只是意味着有能力打赢一场大规模战争，而且更意味着有智慧避免大规模战争。
那么，中国能否避免大规模战争？我认为至少必须具备下面两个条件。
首先，不寻求战争不等于就能够避免战争，因为战争会找上门来。因此，避免大规模战争的最可靠保障之一，就是首先具备打赢一场大规模战争的能力。可以预料的是，中国今后还将顶着各种“中国威胁论”的压力和干扰，继续大幅度提升军事威慑力，包括发展“卫星杀手”之类的高尖端战略性武器。
其次，避免大规模战争的最可靠保障之二，就是避免与最强大的国家发生正面冲突，而应该与它进行合作，共同管理世界，维护符合双方利益的国际秩序。中国从未主动管理过世界秩序，所以其外交思想和外交理念面临着自我调整、自我创新的艰巨任务。
在结束演讲之前，我做一个小总结：中国崛起是一个过程，不是结局。在这个过程中，世界舞台依然是西方文明占主导地位，但中国将是不可替代的主角。21世纪不可能为中国所独有，但中国应当可以与美国一起共同主导和分享。
·作者是《联合早报》评论员。本文根据他在早报特派员论坛上发表的口头演讲而整理。
[杜平] (2007-03-23)
萨默斯是杰出的经济学家，在克林顿执政时期当财政部长，后来回到哈佛大学担任校长，但因为说了一些“政治不正确”的话，所以在去年6月在压力之下辞职。但我记得他还说过另外一句话，我认为是正确的。他说，二战结束之后，世界上只发生两件事，一是柏林墙的倒塌，二是中国的崛起。我下面的演讲就是支持他的观点。
柏林墙倒塌意味着冷战结束，这是没有异议的，但说得还不完整。我要补充一句，那就是，它标志着美国从此成为唯一的超级强国。这个事实迄今为止还没有改变，所以柏林墙倒塌的影响依然在持续。
那么，中国是否在崛起？这不是任何人说了就算的，中国自己说就更不算，因为还要看别人是否感觉到中国在崛起。所以，我们首先看一下外部世界是怎么反应的。
外部世界的反应
七国集团（G7），各位都知道是怎么回事。我曾经多次采访七国集团的峰会，对它的分量还是比较了解的。只要比较一下就更清楚了。简单地说，七国集团虽然不是联合国安理会，但却胜似联合国安理会。为什么？因为它们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主导着整个世界的经济，包括货币政策和能源政策。凭什么？当然是凭实力。
可是，现在不同了，因为世界经济中出现了一个“不速之客”，那就是中国。2003年，七国集团在多哈举行半年一次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中国副财长和副行长首次应邀列席。这是不寻常的事情。俄罗斯是八国集团成员，但一直没有资格出席财长会议；而中国不是成员国，却反而被邀出席；七国集团不只讨论自己的事情，而且还把人民币作为主要话题。这是什么意思？
很简单，时代不同了。七国集团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关起门来密谋和主宰世界经贸事务。为什么不能？因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中的主角之一。主角不上台，戏就唱不起来。实际上，最近几年，在七国集团或者八国集团会议上，中国可谓是“喧宾夺主”，其他七国好像也乐见如此。
再举几个例子，看看外部世界是否承认中国在崛起。第一，最近这些年，欧盟和美国对中国贸易都出现了巨额逆差，但它们不愿意或者不能对自身的经济结构进行改革，反而要依赖中国，把解决贸易不平衡的希望，都寄托在人民币的升值之上。
第二，中美和中欧的贸易越来越多，很多人都说这不什么好事，没有错。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事实本身就能证明中国在崛起。在全世界，有实力、有能力与欧美发生贸易摩擦的国家是不多的，过去只有日本而已，中国现在已经取代了日本。
第三是外部世界对待中国的态度。任何一个国家，不论如何讨厌和瞧不起中国，不论是否希望中国强大，为了自身的利益都要避免得罪中国，都要与中国保持接触，至少在表面上要显得恭敬一点。畏中有敬，敬中有畏，这是面对一个势力快速增长的强国时，一般人都会有的心态。
崛起过程改变了历史
除了外部世界的反应，我认为中国崛起之势大致还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第四大经济体，仅在美、日、德之后，而这个次序很快就要改变；世界第三大贸易体、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对东亚和世界经济的引擎作用日益明显；发展潜力和方向一直是全球关注的焦点。
由于时间有限，这些问题不能详述，但最后一点值得强调一下。当一个国家的发展方向被全世界所关注时，那就意味着相互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利益关系，彼此的前途已经系在一起。我们不要忽视这一点，因为其中的含义非同小可。
第二，中国在全球的战略布局正在形成。首先是周边地区的传统威胁大多已经化解。看一下中国地图，从北到西再到南，就知道中国的安全感空前增强。其次是在全球战略上，中国可以拿来运用的手段越来越多，能够有效牵制战略对手的对华政策，包括安全的、经济的和外交的。再次是中国已开始参与主导国际事务，甚至参与主导全球事务的日程。这样的例子近年来有很多，包括在联合国和世贸组织之内，不能一一列举。
我听到有些人说感受不到中国的崛起，这只能怪自己太麻木。事实上，中国崛起的影响所及，不只是改变了世界的现状，而且更改变了历史的面貌。
第一，葡萄牙探险家达伽马在1498年绕过非洲好望角抵达印度，开创了欧洲文明主宰世界命运的历史。500年之后的今天，随着中国的崛起，附在实力之上的中华文明也在觉醒和复兴，虽然现在影响力依然嬴弱，但它的复苏，毕竟终结了欧洲文明唱独角戏的历史。
第二，西方国家过去一直不看好中国的发展前景，因为其政治体制和经济模式都是“异类”，但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不伦不类”的模式到现在为止还是成功的。保守一点说，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打破了世界上只有一种成功模式的历史。
第三，对中国崛起这个现象，世界上所有现成的理论都不能进行完整的解释。也就是说，中国的崛起使原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局限性都暴露出来。
可控与不可控的挑战
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将面对各种显性和隐性的挑战。由于演讲题目上只有“外部挑战”，所以我只谈外部挑战，所以不要说我看不到内部挑战。
中国的外部挑战有很多，朝鲜半岛局势、与美国的各种摩擦、与周边国家的领土纠纷，还有潜在的非传统威胁，包括恐怖袭击、金融危机、能源危机、大规模疫情以及其他不可预知的突发事件，等等。但是，我的观点是，这些外部挑战都是可以控制的，因为中国本身和国际社会都有一套应急和反应机制，并且正在健全之中。虽然不可能避免这些挑战的负面影响，但却不会完全失控。
当朝鲜核武危机显得很严峻的时候，有人很惊慌地说，这对中国发展构成了巨大挑战。我说不可能，因为中国外交部亚洲司百来个人就可以搞定它，这就是机制。金融危机很可怕，美国在30年代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大萧条，但却很快就复苏过来，因为有罗斯福“新政”，美国经济出现了崭新的局面。
任何国家不管大小，不管是沉沦还是崛起，都会有很多外部挑战，这是生存环境的常态。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处理这些问题是家常便饭，无需为此倾全国之力，更无需为此动摇国本。
因此，我的看法是，尽管所有这些挑战都有可能分散中国的资源、精力和注意力，甚至有可能使发展速度减缓，但却不可能发生长期的、全局性影响，不可能使崛起进程发生大倒退、大逆转。
我担心的是另外一种挑战。在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里，考验中国的是如何才能避免大规模战争，因为大规模战争才是无法控制的外部挑战。不用说中国还在崛起过程中，就连美国这样的超级强国，它都无法控制伊拉克这个中等规模的战争。为什么把这个问题看得如此严重？因为大规模战争将会断送中国崛起的前程。这里面有两个重点。
第一，当前的国际秩序虽然不尽如人意，但却是数百年来对中国最为有利的。所谓大规模战争，实际上就是强国之间的战争，这样的战争会彻底改变现有的秩序。中国不能阻止其他强国发生战争，但却必须避免主动和直接卷入。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因势利导，最大限度地利用国际秩序，才有能力把握自己的命运。
第二，历史上所有帝国的衰败史都证明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大规模战争是强国覆灭之路。奥匈帝国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彻底埋葬；德意志帝国在两次大战之后被两次肢解；大英帝国卷入两次大战，结果是丧失元气，一日不如一日；沙俄帝国在第一次大战中灭亡，列宁在此后创建的苏联帝国也在冷战中彻底瓦解，虽然兵不血刃，但其破坏性绝不亚于热战；而日本帝国在二战后更是一蹶不振，虽然塑造了经济神话，但却再也不是真正的强国。
大规模战争是强国之坟墓
有人可能要反问：美国直接参加了两次世界大战，为什么没有衰落，反而越来越强？下面就是我要说的原因。
美国两次都参战了，没有错，但是，两次大战爆发之后，美国都是长期置身事外，一方面隔岸观火；另一方面向欧洲输送武器，大发战争财。当参战国差不多精疲力竭的时候，或者因为迫不得已，美国才下决心参战。
第一次大战1914年爆发，1918年结束，美国在1917年12月才正式参战；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年爆发，美国在1942年夏天才开始向英国输送部队，准备加入欧洲战场，而法国那时已经沦陷三四年，德国和苏联也已交战三年；至于对日宣战，更是迫不得已。
因此，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所谓强国，不只是意味着有能力打赢一场大规模战争，而且更意味着有智慧避免大规模战争。
那么，中国能否避免大规模战争？我认为至少必须具备下面两个条件。
首先，不寻求战争不等于就能够避免战争，因为战争会找上门来。因此，避免大规模战争的最可靠保障之一，就是首先具备打赢一场大规模战争的能力。可以预料的是，中国今后还将顶着各种“中国威胁论”的压力和干扰，继续大幅度提升军事威慑力，包括发展“卫星杀手”之类的高尖端战略性武器。
其次，避免大规模战争的最可靠保障之二，就是避免与最强大的国家发生正面冲突，而应该与它进行合作，共同管理世界，维护符合双方利益的国际秩序。中国从未主动管理过世界秩序，所以其外交思想和外交理念面临着自我调整、自我创新的艰巨任务。
在结束演讲之前，我做一个小总结：中国崛起是一个过程，不是结局。在这个过程中，世界舞台依然是西方文明占主导地位，但中国将是不可替代的主角。21世纪不可能为中国所独有，但中国应当可以与美国一起共同主导和分享。
·作者是《联合早报》评论员。本文根据他在早报特派员论坛上发表的口头演讲而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