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模式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邱震海] (2007-03-31)
3月25日，是欧洲联盟成立50周年纪念日。50年前成立的欧洲共同市场已经从一个不起眼的六国集团，演变成了一个拥有27个成员国的联盟，其疆界从西班牙一直延伸到波罗的海国家和保加利亚。
观察欧盟情况有两种眼光，一种对从内部观察，而另一种则是从外部观察。从内部来看，欧盟问题颇多，近年欧洲宪法在荷兰、法国接连遭到公民投票拒绝，欧洲统一进程遇到重大挫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原因当然是欧盟在冷战结束后发展速度过快，内部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
从某种程度上说，欧盟经过50年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瓶颈阶段，未来到底是维持目前这种松散的主权国家联合体，还是进一步发展成为所谓的“欧洲合众国”，这不但涉及到欧盟本身的发展，而且也将对国际政治格局构成影响。但欧盟在交叉路口何去何从，则首选取决于内部经济发展水平的协调和民众的心理承受能力。
欧盟模式的三大启示
但从外部观察的眼光来看，欧盟模式却给人类提供了了不起的贡献和智慧。众所周知，欧洲大陆烽火连绵一千多年，如今环顾全球，欧洲却是唯一得以维持长久和平前景的土地，其间有许多经验和智慧值得人们吸取：
智慧之一是，人类没有永恒的仇恨；任何一种仇恨都是可以化干戈为玉帛的，关键是寻找双方乃至各方的共同利益和需求。
智慧之二是，人类有永恒的利益冲突，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是如此。但千年烽火连绵之后的欧洲人，在上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后终于认识到，以对抗、暴力（其最高形式就是战争）来寻求解决冲突，是一种非常古典的手段，其结果是生灵涂炭；既然邻居是无法选择的，而千年烽火连绵的结果又是生灵涂炭的无数次循环，那么人们就必须寻找一种理性的解决办法。
这种理性之道的前提未必意味着矛盾已平息，而恰恰是由于矛盾尚未解决；但各方同时又必定具备上述共识，这种共识，大概就是那种可被称为智慧的东西，一如历经沧桑的老人的人生经验之谈。
智慧之三是，当年法德联合的契机并非双方愿意走到一起，而恰恰是法国希望肢解德国，以防范德国东山再起，但戴高乐采取的不是传统的对抗手段，而是将法德双方的利益尽可能地融合在一起，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抽象的范畴而言，消灭潜在敌人的最好办法不是传统的对抗，而是双方联合起来做一些事情，就像非洲谚语所说的那样：“给他一座塔，他就能成为你的兄弟。”
亚洲可从欧盟吸取智慧
当然，从上世纪50年代初开始的欧洲统一进程，有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即各成员国的意识形态和战略利益大致相同；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冷战结束后，欧盟迅速东扩，吸纳了东欧前社会主义阵营的绝大部分成员，以此作为冷战的胜利果实，但也导致欧盟内部发展过快、经济水平参差不齐而出现的瓶颈。从某种程度上说，欧盟也是冷战的产物。
但问题在于：冷战结束后的今天，意识形态已经不再泾渭分明，大国间的战略利益呈现日益交叉的格局，全球如此，地区层面同样如此，今天错综复杂的亚洲格局，尤其是中日和中印关系，相信都有可从欧盟模式中吸取智慧的空间。
·作者为凤凰卫视评论员
Saturday, March 31, 2007
中国走向冷静
中国走向冷静
[陈冰] (2007-03-31)
在中国进入被民间视为吉祥的猪年之后，最吉祥的现象恐怕是中国正变得冷静。
无论从刚结束的全国人大、政协“两会”，还是自上而下推动的“面对现实”之风气来看，过去那种“官员吹盛世，商人谈暴发，学者论崛起，老百姓跟着喊强大”的浮躁气息正在降温，继而倡导的是忧患意识、公仆意识、节俭意识，提醒大众认识到中国还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政治上的冷静其实是意识到自身体制上的不完善，进而设计渐进式改革线路图；学术上的冷静是筛去极端和狂热情绪，在现实的地基上搭建新的理性蓝图；社会的冷静是剔除急功近利的暴发心态，在制度设置和财富分配上体现公正和扶强携弱的人道精神；文化上的冷静是知道世界是无止境的“天外有天”，但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价值观却是人类共有的，明智的策略是让多元的思想、丰富的创意尽情绽放，在辩论和实践中汲取为大众精神和物质上谋利的精华。
北京已发出各种“冷静的信号”，致力于破解上世纪80年代遗留的政治改革问题、90年代出现的社会不公问题和本世纪初的文化定位问题，表明中共领导的第三个“强力作为期”已迈出第一步。这是令人欣喜的好征兆，冷静地判识出自己在世界上所处的真实地位，就能脚踏实地、锐意进取。
政治民主化提上日程
上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从而使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相适应。在中共十三大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把政治改革提到议事日程。
但是，政治改革蓝图正进入探讨阶段尚未描绘出轮廓时，爆发了1989年政治风波。尽管国内外对这场风波的兴起和结束有种种不同的评价，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这场风波淹没了政治改革这个重要话题，“民主”几乎成为令人生畏的字眼。
经过十多年的实践，新一代中国领导人承续政治改革难题，表现出务实求真的勇气和理论突破的胆识。承认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够完善和不够成熟，把民主和法治作为建立“和谐社会”的第一要务，将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视为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均是政治思想的重大进步。如果说邓小平确立了市场为轴心的经济体制，那么胡锦涛、温家宝为代表的新一代领导人则很有可能确立以民主为核心的政治体制。
政治民主化不仅是人类文明的发展大势，也是中国社会进一步有序、活跃和社会和谐的现实需要。与80年代所不同的是，经过苏联、东欧、东南亚等国激进的民主改革后，目前中国的民主进程显得比较稳健：政府政策和学术讨论较少不切合现实的臆想；对西方民主中不适合中国土壤的东西有较明晰的认识；把重点放在减少权力集中和加强对政府的监督上，可谓有的放矢。中国领导人和大众似乎已形成共识，要建立中国式民主制度，首先要让民主政策解决实际问题，从而深化民主改革。
当然，在民主政治上“锐意进取”的空间仍很大：媒体承担准确解读政策的任务，也成为监督政府、避免决策偏差、及时反映民意的平台；一些可能不利于建构和谐社会的言论，可以通过辩论做到“以理服人”，用不着通过行政手段“以势压人”；决策过程可以进一步公开、公正，使得老百姓能够及时了解政策草案的第一句话是怎么来的，定案的最后一个句号是谁画的；通过选举制度革新来促进各级政府实现角色转换，迫使高高在上的“官老爷”变成兢兢业业的 “公仆”。只有官员真正认识到自己不过是从政的专业人员，对他人直呼其名而无需加上“书记”、“局长”等后缀感到自然时，民主制度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社会公平化进入实践
上世纪80年代末的政治改革暂停后，不可避免地出现大量的腐败现象和贫富差距的拉大。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三方互动”，才能形成开拓中有序，发展中有度，致富中携贫。由于民主和法治的革新力度不强，致使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不能有效遏止。
因此，90年代的经济发展是以牺牲环境和高耗能为显著特征，官员与商人结盟产生严重的腐败现象，教育、医疗、住房的急剧市场化和城乡福利不平等导致贫富差距迅速拉大，不少公益事业在“市场化”旗号下成了特权阶层谋利的机构。片面追求市场化的结果是，政府部分地放弃了在社会财富分配上的协调权，而这些权力又集中到精通“原始积累”的人手中，使得有权有势的少数人迅速暴发，刺激出“升官”与“发财”的浮躁风尘，沉默的大多数却在“盛世”喧嚣声中越来越感到生活的压力。
毋庸置疑，市场经济的积极方面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使得国力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增强；而其负面影响却也导致社会不公，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在观念和财富上形成较大反差，甚至对立。这时候重提久违了的“忧患意识”，以法律和制度来“让各个社会阶层包括弱势群体分享到经济改革的成果”，形成“在共建中共享，共享中共建”的和谐社会，说明新一代领导人对现实状况有冷静的研判。
更为理性的是，中央政府是通过法律、制度、财政预算这些在发达国家通行的方式来落实社会公正的，比过去以行政命令暂缓社会矛盾的 “去痛片”式做法截然不同。今年中央财政投入到农村、教育、医疗、就业、中西部等弱势领域的资金共计约1万亿元，其中增加的投入就超过千亿，民生受到格外重视。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行政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冷静还在于量力而行，并没有开出超出能力的空头支票。
文化全球化探寻新路
经过20多年与世界的全方位接触，中国先有“异化”反思和“西化”思潮，接着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压力下停止了对人类文明的进一步探讨；之后，在市场经济改革路向确立之后，经济文化上向西方学习，而在政治文化、思想文化上则更多地向中国传统回望，以致在民间形成“中国文化能包医当代世界百病”的膨胀症。
现在，北京在倡导多元文化的共容和整合，重建人文精神正成为全民共识，不仅纠正崇拜物质享受、贬低精神价值的单调人生观，也力图把中国人引向“面对世界，面向未来”的宽广视野。
正在兴起文化热潮，主流是整合人类文明的所有成果，试图超越中西学“体用”之争和狭隘的“全盘西化”、“寻根热”或者“国学济世救民”，致力于创造适应全球时代的中国新文化精神。这一过程中，中学、西学以及世界上各种文化，皆成重建人文精神大厦平等的砖瓦，不再以政治、民族、地缘作为取舍标准。这一过程中，不仅让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丰富化，而且追求文化产业和科学技术的创新力。
是的，无论从政治改革、社会公正的政策判识，还是从重建人文精神的大势来看，2007年的春天对中国而言是一个“冷静的春天”。没有高涨的激情，没有膨胀的大话，有的是脚踏实地的从容和面对现实的忧患。
·作者系旅英时评专栏作家
[陈冰] (2007-03-31)
在中国进入被民间视为吉祥的猪年之后，最吉祥的现象恐怕是中国正变得冷静。
无论从刚结束的全国人大、政协“两会”，还是自上而下推动的“面对现实”之风气来看，过去那种“官员吹盛世，商人谈暴发，学者论崛起，老百姓跟着喊强大”的浮躁气息正在降温，继而倡导的是忧患意识、公仆意识、节俭意识，提醒大众认识到中国还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政治上的冷静其实是意识到自身体制上的不完善，进而设计渐进式改革线路图；学术上的冷静是筛去极端和狂热情绪，在现实的地基上搭建新的理性蓝图；社会的冷静是剔除急功近利的暴发心态，在制度设置和财富分配上体现公正和扶强携弱的人道精神；文化上的冷静是知道世界是无止境的“天外有天”，但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价值观却是人类共有的，明智的策略是让多元的思想、丰富的创意尽情绽放，在辩论和实践中汲取为大众精神和物质上谋利的精华。
北京已发出各种“冷静的信号”，致力于破解上世纪80年代遗留的政治改革问题、90年代出现的社会不公问题和本世纪初的文化定位问题，表明中共领导的第三个“强力作为期”已迈出第一步。这是令人欣喜的好征兆，冷静地判识出自己在世界上所处的真实地位，就能脚踏实地、锐意进取。
政治民主化提上日程
上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从而使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相适应。在中共十三大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把政治改革提到议事日程。
但是，政治改革蓝图正进入探讨阶段尚未描绘出轮廓时，爆发了1989年政治风波。尽管国内外对这场风波的兴起和结束有种种不同的评价，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这场风波淹没了政治改革这个重要话题，“民主”几乎成为令人生畏的字眼。
经过十多年的实践，新一代中国领导人承续政治改革难题，表现出务实求真的勇气和理论突破的胆识。承认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够完善和不够成熟，把民主和法治作为建立“和谐社会”的第一要务，将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视为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均是政治思想的重大进步。如果说邓小平确立了市场为轴心的经济体制，那么胡锦涛、温家宝为代表的新一代领导人则很有可能确立以民主为核心的政治体制。
政治民主化不仅是人类文明的发展大势，也是中国社会进一步有序、活跃和社会和谐的现实需要。与80年代所不同的是，经过苏联、东欧、东南亚等国激进的民主改革后，目前中国的民主进程显得比较稳健：政府政策和学术讨论较少不切合现实的臆想；对西方民主中不适合中国土壤的东西有较明晰的认识；把重点放在减少权力集中和加强对政府的监督上，可谓有的放矢。中国领导人和大众似乎已形成共识，要建立中国式民主制度，首先要让民主政策解决实际问题，从而深化民主改革。
当然，在民主政治上“锐意进取”的空间仍很大：媒体承担准确解读政策的任务，也成为监督政府、避免决策偏差、及时反映民意的平台；一些可能不利于建构和谐社会的言论，可以通过辩论做到“以理服人”，用不着通过行政手段“以势压人”；决策过程可以进一步公开、公正，使得老百姓能够及时了解政策草案的第一句话是怎么来的，定案的最后一个句号是谁画的；通过选举制度革新来促进各级政府实现角色转换，迫使高高在上的“官老爷”变成兢兢业业的 “公仆”。只有官员真正认识到自己不过是从政的专业人员，对他人直呼其名而无需加上“书记”、“局长”等后缀感到自然时，民主制度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社会公平化进入实践
上世纪80年代末的政治改革暂停后，不可避免地出现大量的腐败现象和贫富差距的拉大。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三方互动”，才能形成开拓中有序，发展中有度，致富中携贫。由于民主和法治的革新力度不强，致使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不能有效遏止。
因此，90年代的经济发展是以牺牲环境和高耗能为显著特征，官员与商人结盟产生严重的腐败现象，教育、医疗、住房的急剧市场化和城乡福利不平等导致贫富差距迅速拉大，不少公益事业在“市场化”旗号下成了特权阶层谋利的机构。片面追求市场化的结果是，政府部分地放弃了在社会财富分配上的协调权，而这些权力又集中到精通“原始积累”的人手中，使得有权有势的少数人迅速暴发，刺激出“升官”与“发财”的浮躁风尘，沉默的大多数却在“盛世”喧嚣声中越来越感到生活的压力。
毋庸置疑，市场经济的积极方面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使得国力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增强；而其负面影响却也导致社会不公，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在观念和财富上形成较大反差，甚至对立。这时候重提久违了的“忧患意识”，以法律和制度来“让各个社会阶层包括弱势群体分享到经济改革的成果”，形成“在共建中共享，共享中共建”的和谐社会，说明新一代领导人对现实状况有冷静的研判。
更为理性的是，中央政府是通过法律、制度、财政预算这些在发达国家通行的方式来落实社会公正的，比过去以行政命令暂缓社会矛盾的 “去痛片”式做法截然不同。今年中央财政投入到农村、教育、医疗、就业、中西部等弱势领域的资金共计约1万亿元，其中增加的投入就超过千亿，民生受到格外重视。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行政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冷静还在于量力而行，并没有开出超出能力的空头支票。
文化全球化探寻新路
经过20多年与世界的全方位接触，中国先有“异化”反思和“西化”思潮，接着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压力下停止了对人类文明的进一步探讨；之后，在市场经济改革路向确立之后，经济文化上向西方学习，而在政治文化、思想文化上则更多地向中国传统回望，以致在民间形成“中国文化能包医当代世界百病”的膨胀症。
现在，北京在倡导多元文化的共容和整合，重建人文精神正成为全民共识，不仅纠正崇拜物质享受、贬低精神价值的单调人生观，也力图把中国人引向“面对世界，面向未来”的宽广视野。
正在兴起文化热潮，主流是整合人类文明的所有成果，试图超越中西学“体用”之争和狭隘的“全盘西化”、“寻根热”或者“国学济世救民”，致力于创造适应全球时代的中国新文化精神。这一过程中，中学、西学以及世界上各种文化，皆成重建人文精神大厦平等的砖瓦，不再以政治、民族、地缘作为取舍标准。这一过程中，不仅让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丰富化，而且追求文化产业和科学技术的创新力。
是的，无论从政治改革、社会公正的政策判识，还是从重建人文精神的大势来看，2007年的春天对中国而言是一个“冷静的春天”。没有高涨的激情，没有膨胀的大话，有的是脚踏实地的从容和面对现实的忧患。
·作者系旅英时评专栏作家
Thursday, March 29, 2007
思考的方法
思考的方法
作者：张五常
据说熊彼德（J. A. Schumpeter）曾在课堂上批评牛顿，指责这个如假包换的物理学天才只顾闭门思想，没有将他思考推理的方法公开而留诸后世！这批评有点道理。但牛顿在物理学上的丰功伟绩，是他在逃避瘟疫的两年中想出来的；其后就再没有甚么重大发现——虽是昙花一现，但这“一现”却是非同小可。爱因斯坦的思考方法，屡见经传：可惜他天赋之高，远超世俗，要学也学不到。
有些朋友以为爱因斯坦既然可以不用资料而将相对论想了出来，他们也可照样推理。但爱因斯坦所能办到的，跟他们有甚么相干？不自量力，以此为最！爱因斯坦的思考方法很可能是那自命不凡的人的一种思想障碍。
我不仅不敢与牛顿或爱因斯坦相比，就是半个天才也算不上。但正因为这个缘故，我倒可以写一点有实用性的思考方法。我的思考方法是学回来的。一个平凡的人能学得的思考方法，其他的凡夫俗子也可以学。天才的思考方法是天才的专利权，与我们无关。
在大学念书时，我从不缺课的习惯就是为了要学老师的思考方法。所有要考的试都考过了，我就转作旁听生。有一次，赫舒拉发（J. Hirshleifer）在课后来问我：“你旁听了我六个学期，难道我所知的经济学你还未学全吗？”我回答说：“你的经济学我早从你的著作中学会了，我听你的课与经济学无关——我要学的是你思考的方法。”
我这个偷“思”的习惯实行了很多年，屡遇明师及高手明友，是我平生最幸运的事。这些师友中，算得上是天才或准天才的着实不少。我细心观察他们的思考方法，在其中抽取那些一个非天才也可用得着的来学习，久而久之就变得甚为实用。但因为被我偷“思”的人很多，我就综合了各人的方法，作为己用。虽然这些人大都是经济学者，但天下思考推理殊途同归，强分门户就是自取平凡。兹将我综合了普通人也可作为实用的思考方法的大概，分析如下。
一、谁是谁非毫不重要
假如你跟另一个人同作分析或辩论时，他常强调某一个观点或发现是他的，或将“自己”放在问题之上，那你就可以肯定他是低手。思考是决不应被成见左右的。要“出风头”或要“领功”是人之常情，但在思考的过程上，“自己”的观点不可有特别的位置。“领功”是有了答案之后的事。在推理中，你要对不同的观点作客观的衡量。
有些人认为佛利民好胜、强词夺理地去维护自己的观点，这是错的。佛利民的思想快似闪电，但他认错更快！因为他认错太快，往往给人的印象就是没有认错。在我所认识的高手中，没有一个推理时将“自己”加上丝毫重量的。事后“领功”是另一回事。
同样地，在学术上没有权威或宗师这回事——这些只是仰慕者对他们的称呼；我们不要被名气吓倒了。任何高手都可以错，所以他们的观点或理论也只能被我们考虑及衡量，不可以尽信。当然，高手的推论较为深入，值得我们特别留意。我们应该对高手之见作较详尽理解，较小心地去衡量。但我们不可以为既是高手之见，就是对的。高手与低手之分，主要就是前者深入而广泛，后者肤浅而狭窄。
我一向都佩服史密斯、米尔及马歇尔等人。但当我研究佃农理论时，我就将他们的佃农理论一视同仁，没有将他们的大名放在心上，若非如此，我是不可能将他们的理论推翻的。
二、问题要达、要浅，要重要、要有不同答案的可能性
问题问得好，答案就往往得了过半。在“读书的方法”一文内，我述说了求学时的发问主旨。以发问作为思考的指引，有几点是要补充的。
第一、问题要一针见血。这是佛利民的拿手好戏。你问他一个问题，他喜欢这样回答：“且让我改一下你的问题。”（Let me rephrase your question.）他一改，就直达你要问的重心，十分清楚。我们凡夫俗子的仿效方法，就是要试将一个问题用几种形式去发问，务求达重点的所在。举一个例子。当佛利民解释某法国学者的货币理论时，我问：“他的主旨是否若时间长而事情不变，人们就觉得沉闷？”佛利民答：“你是要问，是否时间越多，时间在边际上的价值就越少？”这一改，就直达经济学上的“替换代价下降”（Diminishing Marginal Rate of Substitution）定律，他无需答我，答案已浮现出来了!
第二、问题要问得浅。这是艾智仁（A. A. Alchian）的专长。谈起货币理论，他问：“甚么是货币？为甚么市场不用马铃薯作货币？”当经济学界以功用（Utility）的量度困难为热门的争论时，艾智仁问：“甚么是功用？甚么是量度？我们用甚么准则来决定一样东西是被量度了的？”这是小孩子的发问方式。后来艾智仁找到了举世知名的答案。量度不外是以武断的方式加上数字作为衡量的准则，而功用就只不过是这些数字的随意定名。假设每个人都要将这数字增大，就成了功用原理。这武断的方法若能成功地解释人类的行为就是有用的，而功用本身与社会福利无关！
我自己的佃农理论，就是由几个浅问题问出来的。传统上的理论，都以为既然土地种植的收成是要将一部份分给地主，那么地主以分账的方法征收租金，就正如政府征税一样，会使农民减少劳力从而使生产下降。我问：“既然生产下降，租值就应减少了，为甚么地主不选用其他非分账式的收租办法？”我再问：“假如我是地主，我会怎么办？假如我是农民，我又会怎么办？”
第三、要断定问题的重要性。在我所知的高手中，衡量问题的重要与否是惯例，赫舒拉发更喜欢把这衡量放在一切考虑之前。学生问他一个问题，他可能回答：“这问题不重要。”于是就想也不再想。认为是重要的问题呢，他就从座上站起来！
判断问题的重要性并不太难。你要问：“假若这问题有了答案，我们会知道了些甚么？”若所知的与其他的知识没有甚么关连，或所知的改变不了众所周知的学问，那问题就无足轻重。
有很多问题不仅是不重要，而且是蠢问题。甚么是蠢问题呢？若问题只能有一个答案，没有其他的可能性，那就是蠢问题了。举一个例。经济学是基于一个“个人争取利益”的假设；这就暗示着个人生产是会尽可能减低生产费用。有一个学者大做文章，问个人的生产费用是否会过高了？但基于这作者自己的假设下，“过高”是不可能的。佛利民就下评语：“愚蠢的问题，得到愚蠢的答案，是应有之报！”
三、不要将预感抹杀了
逻辑是推理的规格；但若步步以逻辑为先，非逻辑不行，思考就会受到压制。不依逻辑的推理当然是矛盾丛生，不知所谓；但非经逻辑就想也不想的思考方法，往往把预感（Hunch ）抹煞了，以致甚么也想不到。逻辑学——尤其是数学逻辑——是一门湛深的学问，但若以逻辑先入为主，就会弄巧反拙。
在念书时我拜读过爱因斯坦与逻辑学高手朴柏（K. Popper）辩论的书信。他们争论的是科学方法论的问题。在这辩论中，我以为朴柏是胜了一筹；但在科学上的贡献，他却是藉藉无名的。
逻辑是可以帮助推理的正确性，却不是思想（Idea ）或见解的根源。科学方法论是用以证实理论的存在，但它本身对解释现象毫无用处。那些坚持非以正确方法推断出来的思想是犯了规，不能被科学接受的观点，只不过是某些难有大贡献的人的自我安慰。这种人我遇过了不少。他们都胸有实学，思想快捷——缺少了的就是想象力。
纯以预感而起，加上想象力去多方推敲，有了大概，再反覆以逻辑证实，是最有效的思考方法。只要得到的理论或见解是合乎逻辑及方法论的规格，是怎样想出来的无关重要。那些主张“演绎法”（Deductive Method）或“归纳法”（Inductive Method ）的纷争，不宜尽听。苹果掉到牛顿的头上（或牛顿午夜做梦），万有引力的理论就悟了出来。又有谁敢去管他的思考方法是否正确。
有一些独具卓见的学者，其逻辑推理的能力实在是平平无奇；他们的重要科学贡献是经后人修改而成的。英国早期的经济学家马尔萨斯（T. Malthus），推理的能力比不上一般大学生！近代获诺贝尔奖的海耶克及舒尔兹（T. Schultz），推理也没有过人之处。这可见思想见解（Idea）是首要，逻辑次之。
得到了一个稍有创见的预感，就不要因为未有逻辑的支持而放弃。在我所认识的学者中，善用预感的要首推高斯（R.H.Coase ）。无论我向他提出任何比较特出的意见，他就立即回答：“好像是对了”或“好像是不对的”。先有了一个假定的答案，然后再慢慢地将预感从头分析。
有一次，在一个会议上，有人提议大地主的农产品售价会是专利权的市价，缺乏市场竞争，对社会是有浪费的，我冲口而出：“怎么会呢？假若全世界可以种麦的地都属我所有，我就一定要将地分开租给不同的农民耕种；麦收成后农民就会在市场上竞争发售，那么麦价是竞争下的市价。”高斯在旁就立刻对我说：“你好像是对了。”三天之后，我再遇高斯时，他又说：“你好像是对了。”我问他我对了甚么？他说：“麦的市价。”几个月后，在闲谈中，高斯旧事重提：“我认为在麦的价格上你是对了的。”对一个不是自己的预感而日夕反覆推断，确是名家风范，是值得我们效法的。
另一个已故的高手朋友，名叫嘉素（R. Kessel），是行内知名的预感奇才。在1974年（他死前一年）我有幸跟他相聚几个月，能欣赏到他的不知从何而来的预感。嘉素有一条座右铭：“无论一个预感是怎样的不成理，它总要比一点意见也没有为佳。”他又强调：“若无半点见解在手，那你就甚么辩驳也赢不了。”
预感是每个重要发现都缺少不了的——从那里来没有一定的规格，有时究竟是甚么也不大清楚。在思考上，预感是一条路的开端——可走多远，到那里去，难以预先知道——但是非试走一下不可的。走这路时逻辑就在路上画上界线，将可行及不可行的分开。走了第一步，第二步可能较为清楚。好的预感的特征，就是路可以越走越远，越走越清楚，到后来就豁然贯通。“没出息”的预感的特征正相反。
不要以为我强调预感的重要，是有贬低逻辑及科学方法论之意。我曾经是加纳（R. Carnap）的学生，怎会轻视这些学问？我要指出的是逻辑是用以辅助预感的发展，用错了是可将预感抹煞了的。
四、转换角度可事半功倍
任何思考上的问题，是一定可以用多个不同的角度来推想的，换言之，同样的问题，可用不同的预感来试图分析。在这方面，我认识的高手都如出一辙——他们既不轻易放弃一个可能行得通的途径，也不墨守成规，尽可能用多个不同的角度来推想。转换角度有如下的效能——
第一、茅塞可以顿开。茅塞（Mental Block）是一个很难解释的思想障碍，是每个人都常有的。浅而重要的发现，往往一个聪明才智之士可能绞尽脑汁也想不到！但若将思想的角度稍为转变一下，可能令茅塞顿开。想不到的答案，大多数不是因为过于湛深，而是因为所用的角度是难以看到浅的一面。重要的例子不胜枚举。
一间工厂为了生产，对邻近的物业造成污染而有所损害。历久以来，经济学者都建议政府用几种办法去压制工厂的生产，从而减少邻近物业的损失。这个老问题到了高斯的手上，他就将角度倒转了：“压制工厂生产，就等于邻近的业主对工厂有所损害，究竟要被压制的应是那一方？”高斯定律是由此而出的。
另一个例子是关于近十多年来在世界上大行其道的“财务投资学”（Corporate Finance）。这门学问其中的一个创始人沙尔波（W.Sharpe）的成名之作，是在有风险的情况下，首次在原理上断定了资产的市价。虽然这原理是有着明显的缺点，但对一个在当时是高手云集而不可解决的重要问题，稍可成理的答案已足令其驰名遐迩。沙尔波的“破案”出发点，就是将一条当时众所周知的曲线倒转了来划。
第二、角度可以衡量答案。从一个角度看来是对的答案，换一个角度却可能是错了。任何推理所得的一个暂定的答案，都一定可以找到几个不同的角度来衡量。若不同的角度都不否决这个暂定的答案，我们就可对答案增加信心。当然，可靠的答案还是要经过逻辑及事实的考验的。
第三、角度有远近之分。在思考的过程中，细节与大要是互补短长的，无论细节想得如何周到，在大要上是有困难的见解，思考者就可能前功尽弃。但在大要上是对了的思想，细节的补充只是时间的问题——就算是错了细节也往往无伤大雅。在这方面的思考困难，就是若完全不顾细节，我们会很难知道大要。有了可靠的大要而再分析细节，准确性就高得多了。
思想一集中，脑袋就戴上了放大镜，重视细节——这是一般的习惯。善于思考的人会久不久将问题尽量推远以作整体性的考虑。
五、例子远胜符号
推理时可用例子，也可用符号；有些人两样都不用，只是照事论事，随意加点假设，就算是推理。后者是茶余饭后不经心的辩论，算不上是认真的思考。有科学性的思考，用例子是远胜用符号的。
数学是以符号组合而成的一种语言；严格来说，任何语言文字都是符号。画面是没有符号的，但也是表达的一种方式。用大量的字来表达画面，就成了例子。思想是抽象的。要证实抽象思想的正确性，数学就大有用途，因为它是最严谨的语言。但有效的思考方法却是要将抽象现实化。画面比符号较接近现实，因此较容易记；所以在思考上，用例子就远胜用符号了。
以善用数学而负盛名的经济学者，如森穆逊（P. Samuelson）、阿罗（K. Arrow）、乌沙华（H. Uzawa）、史得格斯（J. Stiglitz ）等人，都是以例子帮助思考的。以数学求证是得了大要之后的事。其他少用数学而善于思考的人，用例子更是得心应手。有些学者只是用符号或少用例子的，但有重要发现的却是少见。中国人天份之高举世知名，但用例子的能力就比较弱了。这一点我实在不明白（可能佛学的例子过于抽象，造成不良影响；这问题要请岑逸飞代为解答）。以我之见，韩非子还算过得去，但孟子及孙中山所用的例子就往往似是而非，不知所云；他们成不了推理高手，是不难了解的。
善用例子的人，再蠢也蠢不到哪里去。用例子有几个基本的法门，能否善用就要看个人的想像力了。现试将这些法门分列如下。
第一、例子要简而贴切。以例子辅助推理，理论的重要特征是要全部包括在例子之内。通常的办法就是将例子内的枝节删去，使重点突出，务求在重点上例子与理论有平行的对比。简化例子要有胆量，也要有想像力。在经济学历史上，简化例子最有本领的是李嘉图（D. Ricardo）——所以李嘉图的经济模型的广博度，至今仍未有人能望其项背。那就是说，例子简化得越利害，复杂的理论就越容易处理。
第二、例子要分真假。所有可用的例子都是被简化了的。以严格的准则来衡量，没有一个例子是真实的。但有些例子是空中楼阁，其非真实性与简化无关；另一类例子，却是因事实简化而变为非真实——我们称后者为“实例”。纯以幻想而得的例子容易更改，容易改为贴切，是可帮助推理的。但要有实际应用的理论，就必须有实例支持。少知世事的人可先从假例子入手，其后再找实例辅助；实证工夫做得多的人，往往可省去这一步。经验对思考有很大的帮助，就是因为实例知得多。
第三、例子要新奇（Novel）。众所周知的例子不仅缺乏吸引力；在思考上，较新奇的例子会较容易触发新奇的思想。第一个以花比美人的是天才，其后再用的就少了创见。工厂污染邻居的例子，庇古用时是新奇的；用得多了、启发力就减弱。高斯在同一问题上作分析，采用了牙医工具的声浪扰及邻居、大厦的阴影减少了隔邻泳池的阳光。这些比较新奇的例子，都启发了一点新的见解。
第四、要将例子一般化（Generalise）。这一点，中国人是特别弱的，事实不可以解释事实；太多理论就等于没有理论。将每个例子分开处理，理论及见解就变得复杂，各自成理。无意中变成了将事实解释事实。将多个不同的例子归纳为同类，加以一般化，是寻求一般性理论的一个重要方法。
马克思走李嘉图的路，将资本跟土地及劳力在概念上分开。所以马克思的资本论缺乏一般性，使剩余价值无家可归。李嘉图自己从来不相信价值是单从劳力而来的；他想不通将不同资源一般化的方法，自知他的理论有困难。这困难要到费沙（I. Fisher）才清楚地解决了。
在社会耗费的问题上，庇古所用的例子分类太多，以致他的理论模糊不清，前后不贯。这问题到了高斯手上，他就认为在社会上每个人无论做甚么对其他人都有影响；他于是就将所有对人有影响的行为归纳为产权的问题。
在另一个极端，过于一般性的理论，因为没有例外的例子，所以也没有解释的功能。有实用的理论是必须有被事实推翻的可能性。因此之故，例子既要归纳，也要分类。分类的方法就是要撇开细节，集中在重点上不同例子之间难以共存的地方。将一个例子分开来处理，我们也应该找寻跟这例子有一般性的其他例子。世界上没有一个“无法一般性化”的实例。若是有的活，在逻辑上这实例是无法用理论解释的——这就变成了科学以外的事。
第五、要试找反证的例子（Counter Example）。思考要找支持的例子；但考证是思考的一部分——考证就要试找反证的例子了。史德拉（G. Stigler）、贝加（G. Becker）等高手，在辩论时就喜用反证。可靠的理论，是一定要有可以想象的反证例子的——但若反证的是实例，理论就被推翻了。
六、百思不解就要暂时搁置
人的脑子是有着难以捉摸的机能——连电脑也能想出来的脑子，其机能当然要比电脑复杂得多。拼命想时想不到，不想时答案却走了出来，是常有的事。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在不经意中走出来的答案，一定是以前想过的老问题。以前想得越深，得来全不费工夫的机会就越大。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可以置信。
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时间并没有白费。将问题搁置一旁，过些时日再想，可有奇效。就是不再想答案也可能会在无意间得到的。我的价格管制文章写了3年，公司原理12年，玉器市场9年仍未开笔……，这些及其他文章加起来起码有百多年！不是言过其实，而是搁置着等时机成熟而已。贝加的文章，好的都是下了多年的工夫。高斯有几篇等了30多年的文章：他今年74岁了，等不到是经济学上的大损失。但人各有法，而等待是思考的一个重要的步骤。
科学上的思考是一门专业。跟其他专业一样，熟能生巧。可以告慰的，就是无论问题看来是如何的深奥，好的答案往往会比想象中的浅的。
作者：张五常
据说熊彼德（J. A. Schumpeter）曾在课堂上批评牛顿，指责这个如假包换的物理学天才只顾闭门思想，没有将他思考推理的方法公开而留诸后世！这批评有点道理。但牛顿在物理学上的丰功伟绩，是他在逃避瘟疫的两年中想出来的；其后就再没有甚么重大发现——虽是昙花一现，但这“一现”却是非同小可。爱因斯坦的思考方法，屡见经传：可惜他天赋之高，远超世俗，要学也学不到。
有些朋友以为爱因斯坦既然可以不用资料而将相对论想了出来，他们也可照样推理。但爱因斯坦所能办到的，跟他们有甚么相干？不自量力，以此为最！爱因斯坦的思考方法很可能是那自命不凡的人的一种思想障碍。
我不仅不敢与牛顿或爱因斯坦相比，就是半个天才也算不上。但正因为这个缘故，我倒可以写一点有实用性的思考方法。我的思考方法是学回来的。一个平凡的人能学得的思考方法，其他的凡夫俗子也可以学。天才的思考方法是天才的专利权，与我们无关。
在大学念书时，我从不缺课的习惯就是为了要学老师的思考方法。所有要考的试都考过了，我就转作旁听生。有一次，赫舒拉发（J. Hirshleifer）在课后来问我：“你旁听了我六个学期，难道我所知的经济学你还未学全吗？”我回答说：“你的经济学我早从你的著作中学会了，我听你的课与经济学无关——我要学的是你思考的方法。”
我这个偷“思”的习惯实行了很多年，屡遇明师及高手明友，是我平生最幸运的事。这些师友中，算得上是天才或准天才的着实不少。我细心观察他们的思考方法，在其中抽取那些一个非天才也可用得着的来学习，久而久之就变得甚为实用。但因为被我偷“思”的人很多，我就综合了各人的方法，作为己用。虽然这些人大都是经济学者，但天下思考推理殊途同归，强分门户就是自取平凡。兹将我综合了普通人也可作为实用的思考方法的大概，分析如下。
一、谁是谁非毫不重要
假如你跟另一个人同作分析或辩论时，他常强调某一个观点或发现是他的，或将“自己”放在问题之上，那你就可以肯定他是低手。思考是决不应被成见左右的。要“出风头”或要“领功”是人之常情，但在思考的过程上，“自己”的观点不可有特别的位置。“领功”是有了答案之后的事。在推理中，你要对不同的观点作客观的衡量。
有些人认为佛利民好胜、强词夺理地去维护自己的观点，这是错的。佛利民的思想快似闪电，但他认错更快！因为他认错太快，往往给人的印象就是没有认错。在我所认识的高手中，没有一个推理时将“自己”加上丝毫重量的。事后“领功”是另一回事。
同样地，在学术上没有权威或宗师这回事——这些只是仰慕者对他们的称呼；我们不要被名气吓倒了。任何高手都可以错，所以他们的观点或理论也只能被我们考虑及衡量，不可以尽信。当然，高手的推论较为深入，值得我们特别留意。我们应该对高手之见作较详尽理解，较小心地去衡量。但我们不可以为既是高手之见，就是对的。高手与低手之分，主要就是前者深入而广泛，后者肤浅而狭窄。
我一向都佩服史密斯、米尔及马歇尔等人。但当我研究佃农理论时，我就将他们的佃农理论一视同仁，没有将他们的大名放在心上，若非如此，我是不可能将他们的理论推翻的。
二、问题要达、要浅，要重要、要有不同答案的可能性
问题问得好，答案就往往得了过半。在“读书的方法”一文内，我述说了求学时的发问主旨。以发问作为思考的指引，有几点是要补充的。
第一、问题要一针见血。这是佛利民的拿手好戏。你问他一个问题，他喜欢这样回答：“且让我改一下你的问题。”（Let me rephrase your question.）他一改，就直达你要问的重心，十分清楚。我们凡夫俗子的仿效方法，就是要试将一个问题用几种形式去发问，务求达重点的所在。举一个例子。当佛利民解释某法国学者的货币理论时，我问：“他的主旨是否若时间长而事情不变，人们就觉得沉闷？”佛利民答：“你是要问，是否时间越多，时间在边际上的价值就越少？”这一改，就直达经济学上的“替换代价下降”（Diminishing Marginal Rate of Substitution）定律，他无需答我，答案已浮现出来了!
第二、问题要问得浅。这是艾智仁（A. A. Alchian）的专长。谈起货币理论，他问：“甚么是货币？为甚么市场不用马铃薯作货币？”当经济学界以功用（Utility）的量度困难为热门的争论时，艾智仁问：“甚么是功用？甚么是量度？我们用甚么准则来决定一样东西是被量度了的？”这是小孩子的发问方式。后来艾智仁找到了举世知名的答案。量度不外是以武断的方式加上数字作为衡量的准则，而功用就只不过是这些数字的随意定名。假设每个人都要将这数字增大，就成了功用原理。这武断的方法若能成功地解释人类的行为就是有用的，而功用本身与社会福利无关！
我自己的佃农理论，就是由几个浅问题问出来的。传统上的理论，都以为既然土地种植的收成是要将一部份分给地主，那么地主以分账的方法征收租金，就正如政府征税一样，会使农民减少劳力从而使生产下降。我问：“既然生产下降，租值就应减少了，为甚么地主不选用其他非分账式的收租办法？”我再问：“假如我是地主，我会怎么办？假如我是农民，我又会怎么办？”
第三、要断定问题的重要性。在我所知的高手中，衡量问题的重要与否是惯例，赫舒拉发更喜欢把这衡量放在一切考虑之前。学生问他一个问题，他可能回答：“这问题不重要。”于是就想也不再想。认为是重要的问题呢，他就从座上站起来！
判断问题的重要性并不太难。你要问：“假若这问题有了答案，我们会知道了些甚么？”若所知的与其他的知识没有甚么关连，或所知的改变不了众所周知的学问，那问题就无足轻重。
有很多问题不仅是不重要，而且是蠢问题。甚么是蠢问题呢？若问题只能有一个答案，没有其他的可能性，那就是蠢问题了。举一个例。经济学是基于一个“个人争取利益”的假设；这就暗示着个人生产是会尽可能减低生产费用。有一个学者大做文章，问个人的生产费用是否会过高了？但基于这作者自己的假设下，“过高”是不可能的。佛利民就下评语：“愚蠢的问题，得到愚蠢的答案，是应有之报！”
三、不要将预感抹杀了
逻辑是推理的规格；但若步步以逻辑为先，非逻辑不行，思考就会受到压制。不依逻辑的推理当然是矛盾丛生，不知所谓；但非经逻辑就想也不想的思考方法，往往把预感（Hunch ）抹煞了，以致甚么也想不到。逻辑学——尤其是数学逻辑——是一门湛深的学问，但若以逻辑先入为主，就会弄巧反拙。
在念书时我拜读过爱因斯坦与逻辑学高手朴柏（K. Popper）辩论的书信。他们争论的是科学方法论的问题。在这辩论中，我以为朴柏是胜了一筹；但在科学上的贡献，他却是藉藉无名的。
逻辑是可以帮助推理的正确性，却不是思想（Idea ）或见解的根源。科学方法论是用以证实理论的存在，但它本身对解释现象毫无用处。那些坚持非以正确方法推断出来的思想是犯了规，不能被科学接受的观点，只不过是某些难有大贡献的人的自我安慰。这种人我遇过了不少。他们都胸有实学，思想快捷——缺少了的就是想象力。
纯以预感而起，加上想象力去多方推敲，有了大概，再反覆以逻辑证实，是最有效的思考方法。只要得到的理论或见解是合乎逻辑及方法论的规格，是怎样想出来的无关重要。那些主张“演绎法”（Deductive Method）或“归纳法”（Inductive Method ）的纷争，不宜尽听。苹果掉到牛顿的头上（或牛顿午夜做梦），万有引力的理论就悟了出来。又有谁敢去管他的思考方法是否正确。
有一些独具卓见的学者，其逻辑推理的能力实在是平平无奇；他们的重要科学贡献是经后人修改而成的。英国早期的经济学家马尔萨斯（T. Malthus），推理的能力比不上一般大学生！近代获诺贝尔奖的海耶克及舒尔兹（T. Schultz），推理也没有过人之处。这可见思想见解（Idea）是首要，逻辑次之。
得到了一个稍有创见的预感，就不要因为未有逻辑的支持而放弃。在我所认识的学者中，善用预感的要首推高斯（R.H.Coase ）。无论我向他提出任何比较特出的意见，他就立即回答：“好像是对了”或“好像是不对的”。先有了一个假定的答案，然后再慢慢地将预感从头分析。
有一次，在一个会议上，有人提议大地主的农产品售价会是专利权的市价，缺乏市场竞争，对社会是有浪费的，我冲口而出：“怎么会呢？假若全世界可以种麦的地都属我所有，我就一定要将地分开租给不同的农民耕种；麦收成后农民就会在市场上竞争发售，那么麦价是竞争下的市价。”高斯在旁就立刻对我说：“你好像是对了。”三天之后，我再遇高斯时，他又说：“你好像是对了。”我问他我对了甚么？他说：“麦的市价。”几个月后，在闲谈中，高斯旧事重提：“我认为在麦的价格上你是对了的。”对一个不是自己的预感而日夕反覆推断，确是名家风范，是值得我们效法的。
另一个已故的高手朋友，名叫嘉素（R. Kessel），是行内知名的预感奇才。在1974年（他死前一年）我有幸跟他相聚几个月，能欣赏到他的不知从何而来的预感。嘉素有一条座右铭：“无论一个预感是怎样的不成理，它总要比一点意见也没有为佳。”他又强调：“若无半点见解在手，那你就甚么辩驳也赢不了。”
预感是每个重要发现都缺少不了的——从那里来没有一定的规格，有时究竟是甚么也不大清楚。在思考上，预感是一条路的开端——可走多远，到那里去，难以预先知道——但是非试走一下不可的。走这路时逻辑就在路上画上界线，将可行及不可行的分开。走了第一步，第二步可能较为清楚。好的预感的特征，就是路可以越走越远，越走越清楚，到后来就豁然贯通。“没出息”的预感的特征正相反。
不要以为我强调预感的重要，是有贬低逻辑及科学方法论之意。我曾经是加纳（R. Carnap）的学生，怎会轻视这些学问？我要指出的是逻辑是用以辅助预感的发展，用错了是可将预感抹煞了的。
四、转换角度可事半功倍
任何思考上的问题，是一定可以用多个不同的角度来推想的，换言之，同样的问题，可用不同的预感来试图分析。在这方面，我认识的高手都如出一辙——他们既不轻易放弃一个可能行得通的途径，也不墨守成规，尽可能用多个不同的角度来推想。转换角度有如下的效能——
第一、茅塞可以顿开。茅塞（Mental Block）是一个很难解释的思想障碍，是每个人都常有的。浅而重要的发现，往往一个聪明才智之士可能绞尽脑汁也想不到！但若将思想的角度稍为转变一下，可能令茅塞顿开。想不到的答案，大多数不是因为过于湛深，而是因为所用的角度是难以看到浅的一面。重要的例子不胜枚举。
一间工厂为了生产，对邻近的物业造成污染而有所损害。历久以来，经济学者都建议政府用几种办法去压制工厂的生产，从而减少邻近物业的损失。这个老问题到了高斯的手上，他就将角度倒转了：“压制工厂生产，就等于邻近的业主对工厂有所损害，究竟要被压制的应是那一方？”高斯定律是由此而出的。
另一个例子是关于近十多年来在世界上大行其道的“财务投资学”（Corporate Finance）。这门学问其中的一个创始人沙尔波（W.Sharpe）的成名之作，是在有风险的情况下，首次在原理上断定了资产的市价。虽然这原理是有着明显的缺点，但对一个在当时是高手云集而不可解决的重要问题，稍可成理的答案已足令其驰名遐迩。沙尔波的“破案”出发点，就是将一条当时众所周知的曲线倒转了来划。
第二、角度可以衡量答案。从一个角度看来是对的答案，换一个角度却可能是错了。任何推理所得的一个暂定的答案，都一定可以找到几个不同的角度来衡量。若不同的角度都不否决这个暂定的答案，我们就可对答案增加信心。当然，可靠的答案还是要经过逻辑及事实的考验的。
第三、角度有远近之分。在思考的过程中，细节与大要是互补短长的，无论细节想得如何周到，在大要上是有困难的见解，思考者就可能前功尽弃。但在大要上是对了的思想，细节的补充只是时间的问题——就算是错了细节也往往无伤大雅。在这方面的思考困难，就是若完全不顾细节，我们会很难知道大要。有了可靠的大要而再分析细节，准确性就高得多了。
思想一集中，脑袋就戴上了放大镜，重视细节——这是一般的习惯。善于思考的人会久不久将问题尽量推远以作整体性的考虑。
五、例子远胜符号
推理时可用例子，也可用符号；有些人两样都不用，只是照事论事，随意加点假设，就算是推理。后者是茶余饭后不经心的辩论，算不上是认真的思考。有科学性的思考，用例子是远胜用符号的。
数学是以符号组合而成的一种语言；严格来说，任何语言文字都是符号。画面是没有符号的，但也是表达的一种方式。用大量的字来表达画面，就成了例子。思想是抽象的。要证实抽象思想的正确性，数学就大有用途，因为它是最严谨的语言。但有效的思考方法却是要将抽象现实化。画面比符号较接近现实，因此较容易记；所以在思考上，用例子就远胜用符号了。
以善用数学而负盛名的经济学者，如森穆逊（P. Samuelson）、阿罗（K. Arrow）、乌沙华（H. Uzawa）、史得格斯（J. Stiglitz ）等人，都是以例子帮助思考的。以数学求证是得了大要之后的事。其他少用数学而善于思考的人，用例子更是得心应手。有些学者只是用符号或少用例子的，但有重要发现的却是少见。中国人天份之高举世知名，但用例子的能力就比较弱了。这一点我实在不明白（可能佛学的例子过于抽象，造成不良影响；这问题要请岑逸飞代为解答）。以我之见，韩非子还算过得去，但孟子及孙中山所用的例子就往往似是而非，不知所云；他们成不了推理高手，是不难了解的。
善用例子的人，再蠢也蠢不到哪里去。用例子有几个基本的法门，能否善用就要看个人的想像力了。现试将这些法门分列如下。
第一、例子要简而贴切。以例子辅助推理，理论的重要特征是要全部包括在例子之内。通常的办法就是将例子内的枝节删去，使重点突出，务求在重点上例子与理论有平行的对比。简化例子要有胆量，也要有想像力。在经济学历史上，简化例子最有本领的是李嘉图（D. Ricardo）——所以李嘉图的经济模型的广博度，至今仍未有人能望其项背。那就是说，例子简化得越利害，复杂的理论就越容易处理。
第二、例子要分真假。所有可用的例子都是被简化了的。以严格的准则来衡量，没有一个例子是真实的。但有些例子是空中楼阁，其非真实性与简化无关；另一类例子，却是因事实简化而变为非真实——我们称后者为“实例”。纯以幻想而得的例子容易更改，容易改为贴切，是可帮助推理的。但要有实际应用的理论，就必须有实例支持。少知世事的人可先从假例子入手，其后再找实例辅助；实证工夫做得多的人，往往可省去这一步。经验对思考有很大的帮助，就是因为实例知得多。
第三、例子要新奇（Novel）。众所周知的例子不仅缺乏吸引力；在思考上，较新奇的例子会较容易触发新奇的思想。第一个以花比美人的是天才，其后再用的就少了创见。工厂污染邻居的例子，庇古用时是新奇的；用得多了、启发力就减弱。高斯在同一问题上作分析，采用了牙医工具的声浪扰及邻居、大厦的阴影减少了隔邻泳池的阳光。这些比较新奇的例子，都启发了一点新的见解。
第四、要将例子一般化（Generalise）。这一点，中国人是特别弱的，事实不可以解释事实；太多理论就等于没有理论。将每个例子分开处理，理论及见解就变得复杂，各自成理。无意中变成了将事实解释事实。将多个不同的例子归纳为同类，加以一般化，是寻求一般性理论的一个重要方法。
马克思走李嘉图的路，将资本跟土地及劳力在概念上分开。所以马克思的资本论缺乏一般性，使剩余价值无家可归。李嘉图自己从来不相信价值是单从劳力而来的；他想不通将不同资源一般化的方法，自知他的理论有困难。这困难要到费沙（I. Fisher）才清楚地解决了。
在社会耗费的问题上，庇古所用的例子分类太多，以致他的理论模糊不清，前后不贯。这问题到了高斯手上，他就认为在社会上每个人无论做甚么对其他人都有影响；他于是就将所有对人有影响的行为归纳为产权的问题。
在另一个极端，过于一般性的理论，因为没有例外的例子，所以也没有解释的功能。有实用的理论是必须有被事实推翻的可能性。因此之故，例子既要归纳，也要分类。分类的方法就是要撇开细节，集中在重点上不同例子之间难以共存的地方。将一个例子分开来处理，我们也应该找寻跟这例子有一般性的其他例子。世界上没有一个“无法一般性化”的实例。若是有的活，在逻辑上这实例是无法用理论解释的——这就变成了科学以外的事。
第五、要试找反证的例子（Counter Example）。思考要找支持的例子；但考证是思考的一部分——考证就要试找反证的例子了。史德拉（G. Stigler）、贝加（G. Becker）等高手，在辩论时就喜用反证。可靠的理论，是一定要有可以想象的反证例子的——但若反证的是实例，理论就被推翻了。
六、百思不解就要暂时搁置
人的脑子是有着难以捉摸的机能——连电脑也能想出来的脑子，其机能当然要比电脑复杂得多。拼命想时想不到，不想时答案却走了出来，是常有的事。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在不经意中走出来的答案，一定是以前想过的老问题。以前想得越深，得来全不费工夫的机会就越大。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可以置信。
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时间并没有白费。将问题搁置一旁，过些时日再想，可有奇效。就是不再想答案也可能会在无意间得到的。我的价格管制文章写了3年，公司原理12年，玉器市场9年仍未开笔……，这些及其他文章加起来起码有百多年！不是言过其实，而是搁置着等时机成熟而已。贝加的文章，好的都是下了多年的工夫。高斯有几篇等了30多年的文章：他今年74岁了，等不到是经济学上的大损失。但人各有法，而等待是思考的一个重要的步骤。
科学上的思考是一门专业。跟其他专业一样，熟能生巧。可以告慰的，就是无论问题看来是如何的深奥，好的答案往往会比想象中的浅的。
Monday, March 26, 2007
中国要造大飞机被质疑
“叫得响的汽车品牌都没有”
——中国要造大飞机被质疑
来源: 环球时报
中国正式宣布自行研制大飞机已经好几天了，全球媒体关注的热情却丝毫没有减退。各种评论如潮水般涌来，从不同角度诠释着中国这一不平凡的决定，其中既有惊叹和肯定，也不乏质疑和猜测。但不管怎样，世界舆论超乎寻常的关注本身就说明，没有人能够忽视一个曾经不止一次创造经济和科技奇迹的国家的潜力。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中国航空业界人士对这项计划的难度有充分的估计，但对中国能够造出自己的大飞机毫不怀疑。专家们说，让大飞机上天飞行比发射火箭要更复杂，更困难，它代表了民用工业的制高点，是中国对核心工业技术的一次全面攻关，而它所带动的产业链效益是空前的，发展大飞机必将在中国工业现代化的历史上留下浓重而精彩的一笔。
这两天有关俄罗斯想参与中国大飞机计划的消息引起了各方关注。据俄罗斯《导报》3月20日报道，自中国有意自行研制大飞机以来，俄罗斯航空业领导人表示希望参与中国的项目，并且已经在同中国人谈判。具体计划是以伊尔-96客机为基础，研制容纳270-350名乘客的新型飞机。其实俄新社早在2005年9月就报道过俄罗斯伊柳申航空联合公司建议与中国合作研发MC21客机的消息，当时俄方还建议飞机在中国生产，计划到2012年取代俄现有的图-154客机。
是否与俄罗斯或其他国家合作制造大飞机，目前中国政府尚未对外宣布。不过，航空业内人士王钟强认为，现在看来，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大了。他说，俄罗斯民用航空如今辉煌不再，一方面因为世界燃油价格居高不下，俄旧式大飞机已无法与现代化、省油的大飞机竞争，另一方面俄罗斯现在售后服务不到位，需要一定的生产规模才能做到盈亏平衡，而目前中国潜在的市场容量相当大，如跟中国合作，提高售后服务就有了相应基础。因为引进外国飞机对俄民族航空业打击巨大，俄又缺少自行研发的资金与技术。
记者在俄罗斯的观察，俄近年来民用航空事故不断，国内早有呼声要苏联时期的飞机退出市场。22日俄《共青团真理报》就推出《俄罗斯航空业等待末日》的重头文章，报道指出，今年以来在俄已经发生10起空难，俄制飞机的未来非常悲观，而要摆脱困境，与外国合作必不可少。这其中，中国就是一个选择。
与俄罗斯不同，其他国家对中国大飞机的关注则多了旁观和评价的成分。查看这几天的世界新闻会发现，外国媒体和专家对中国大飞机的追踪热情丝毫不亚于中国媒体，而它们对中国造大飞机的预测尺度往往比国内媒体大胆。比如关于大客机的规模、投资日程、地点等具体内容中国方面并未公开，但美国和日本媒体纷纷报道，中国大型飞机国产化的计划是 “在2015年完成可运输100吨货物的运输机，在2020年开发完成实用性150座以上的干线用客机”，以及“在成都、西安和上海皆有建立大客机生产基地的可能性”，等等。
关于中国建造大飞机的前景，很多媒体都予以肯定。法国《世界报》文章引用波音公司老板的预言“我们的下一个竞争对手来自中国”，并称“相信永远只有波音与空客那是错误的”。印度科技部一名官员则表示，中国生产大飞机，是亚洲首次，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这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亚洲的骄傲，更是发展中国家的骄傲。美国《洛杉矶时报》20日报道说，虽然中国以前有几次发展自制飞机的尝试以失败告终，但是这次的努力有可能会成功，因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主要的工业力量之一，而且在航天工业方面有“专长”。
该报引用美国业内人士的话说，中国给波音和空客加工飞机部件已有一段时间了，造出自己的飞机对中国人来说“恐怕只是时间问题”，并举证说，在半导体和汽车工业方面，中国“就是采取这样的渐进策略获得成功的”。日本《朝日新闻》、英国《卫报》等多家媒体还认为，中国此举有利于打破波音、空客对市场的垄断，有利于世界飞机制造业的整体提升。共同社称，中国开发大飞机，使改变民航客机对欧美厂商依存状况走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印度教徒报》称，今后人们在购买大型飞机的时候，无疑又多了一个选择，多了一个“讨价还价的机会”。
当然，也有一些质疑的声音。韩国《朝鲜日报》说：目前连一个叫得响的汽车品牌都没有的中国有可能生产大型客机吗？被媒体广泛引用的另一种说法是：中国也许花10年时间能够制造出类似波音737或空客A320型的客机，但现在波音787和空客A350XWB型已经比前两款飞机先进很多了。持这种观点的人称，当中国再花20年造出这两种飞机时，“也许会发现自己仍然比西方落后20年”。
有一些西方人士甚至说，他们“毫不怀疑中国造出商用飞机”，但问题是，“中国的飞机能卖出去吗”。法国一位学者的话很能反映这一偏见，他说：买飞机买的是“质量”，不是“便宜”。美国《航空和空间技术周刊》称，尽管中国坚持不懈地积累了不少西方航空技术，但大飞机“可是要以高价卖给眼光挑剔的国际航空公司的”。《华尔街日报》认为中国在进入“它所不熟悉的客机市场时很难赢得市场的信任”。日本清谷防卫经济研究所所长清谷信一则预言，中国可能将第三世界作为自己大飞机的主要市场，但这样做“会和在世界各地已经建立了服务网络的俄罗斯和乌克兰航空企业产生竞争，并因此得不偿失”。
面对褒贬不一的评价，《环球时报》记者采访了一些中国专家。没想到，他们一听我们的问题就笑了。一位业内人士说：“他们质疑中国的能力？我们的飞机还没造出来，他怎么知道我们卖不掉？”
中国航空工业发展研究中心王柏学研究员说，我们肯定不能用现有能力来衡量中国，而需要用发展的眼光。中国需要一定的时间来积累造大飞机的能力，十年八年以后，我们的能力肯定不会停留在现有水平。专家说，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是无可置疑的。从上世纪60年代的“两弹一星”到新世纪之初的“神六”载人航天飞行，从世界最大的三峡大坝开工到世界最高的青藏铁路的通车，这一个个被攻克的技术难关背后和大型工程背后，都是中国的国家意志在坚定地发挥作用。的确，造大飞机的技术难度远远大于普通产品，比如研制周期长、资金投入大、市场风险高等，但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和政府的可靠支持将是攻克这一切的有力保证。
至于市场问题，王柏学说，中国会以市场为导向，根据客户的需要来建造飞机，而不是造了飞机再去找市场。波音和空客垄断了大部分市场，但只要我们认真研究，就会找出新的市场空间。此外，不要忘了中国自己就有着广阔的市场。但中国的雄心肯定不会仅满足于自产自销。正如“海尔”的家用电器已经打入世界各个角落，奇瑞汽车和中华汽车在中东和欧洲一些国家热销，中国商业卫星发射纪录在世界享有盛誉一样，我们有理由相信，贴着“中国制造”标志的飞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就会飞行在全球各国的天空。
专家指出，制造大飞机的意义将远不止于航空这一块，因为大飞机产业是一次冲锋的号角，代表了民用工业的制高点，其超长的产业链将有力提升中国的产业结构，带动其他项目的发展。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大响此前表示，仅发动机产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就是其他产业无法比拟的。他说，根据日本的统计，以单位重量的价值来计算，如果造船是１的话，那么小汽车为６，电视机为８，而发动机则高达１４００。此外，研究表明，向航空工业每投入1万美元，10年后就可以产生50万-80万美元的收益。而一旦中国大飞机取得技术突破，必然会带动一批新产业的发展。
印度空间研究组织航天科学家斯瓦迪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中国生产大飞机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任何一个有需要同时自己又有能力的国家，都会很自然地去做这件事。中国计划研制本土大型飞机已经很长时间了，现在时机已经成熟。生产大飞机不是出于商业冲动，而是一个大国发展的战略决策使然，它标志着一个国家的形象和实力。他说：“当印度条件成熟时，也会有这样的计划。”
——中国要造大飞机被质疑
来源: 环球时报
中国正式宣布自行研制大飞机已经好几天了，全球媒体关注的热情却丝毫没有减退。各种评论如潮水般涌来，从不同角度诠释着中国这一不平凡的决定，其中既有惊叹和肯定，也不乏质疑和猜测。但不管怎样，世界舆论超乎寻常的关注本身就说明，没有人能够忽视一个曾经不止一次创造经济和科技奇迹的国家的潜力。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中国航空业界人士对这项计划的难度有充分的估计，但对中国能够造出自己的大飞机毫不怀疑。专家们说，让大飞机上天飞行比发射火箭要更复杂，更困难，它代表了民用工业的制高点，是中国对核心工业技术的一次全面攻关，而它所带动的产业链效益是空前的，发展大飞机必将在中国工业现代化的历史上留下浓重而精彩的一笔。
这两天有关俄罗斯想参与中国大飞机计划的消息引起了各方关注。据俄罗斯《导报》3月20日报道，自中国有意自行研制大飞机以来，俄罗斯航空业领导人表示希望参与中国的项目，并且已经在同中国人谈判。具体计划是以伊尔-96客机为基础，研制容纳270-350名乘客的新型飞机。其实俄新社早在2005年9月就报道过俄罗斯伊柳申航空联合公司建议与中国合作研发MC21客机的消息，当时俄方还建议飞机在中国生产，计划到2012年取代俄现有的图-154客机。
是否与俄罗斯或其他国家合作制造大飞机，目前中国政府尚未对外宣布。不过，航空业内人士王钟强认为，现在看来，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大了。他说，俄罗斯民用航空如今辉煌不再，一方面因为世界燃油价格居高不下，俄旧式大飞机已无法与现代化、省油的大飞机竞争，另一方面俄罗斯现在售后服务不到位，需要一定的生产规模才能做到盈亏平衡，而目前中国潜在的市场容量相当大，如跟中国合作，提高售后服务就有了相应基础。因为引进外国飞机对俄民族航空业打击巨大，俄又缺少自行研发的资金与技术。
记者在俄罗斯的观察，俄近年来民用航空事故不断，国内早有呼声要苏联时期的飞机退出市场。22日俄《共青团真理报》就推出《俄罗斯航空业等待末日》的重头文章，报道指出，今年以来在俄已经发生10起空难，俄制飞机的未来非常悲观，而要摆脱困境，与外国合作必不可少。这其中，中国就是一个选择。
与俄罗斯不同，其他国家对中国大飞机的关注则多了旁观和评价的成分。查看这几天的世界新闻会发现，外国媒体和专家对中国大飞机的追踪热情丝毫不亚于中国媒体，而它们对中国造大飞机的预测尺度往往比国内媒体大胆。比如关于大客机的规模、投资日程、地点等具体内容中国方面并未公开，但美国和日本媒体纷纷报道，中国大型飞机国产化的计划是 “在2015年完成可运输100吨货物的运输机，在2020年开发完成实用性150座以上的干线用客机”，以及“在成都、西安和上海皆有建立大客机生产基地的可能性”，等等。
关于中国建造大飞机的前景，很多媒体都予以肯定。法国《世界报》文章引用波音公司老板的预言“我们的下一个竞争对手来自中国”，并称“相信永远只有波音与空客那是错误的”。印度科技部一名官员则表示，中国生产大飞机，是亚洲首次，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这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亚洲的骄傲，更是发展中国家的骄傲。美国《洛杉矶时报》20日报道说，虽然中国以前有几次发展自制飞机的尝试以失败告终，但是这次的努力有可能会成功，因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主要的工业力量之一，而且在航天工业方面有“专长”。
该报引用美国业内人士的话说，中国给波音和空客加工飞机部件已有一段时间了，造出自己的飞机对中国人来说“恐怕只是时间问题”，并举证说，在半导体和汽车工业方面，中国“就是采取这样的渐进策略获得成功的”。日本《朝日新闻》、英国《卫报》等多家媒体还认为，中国此举有利于打破波音、空客对市场的垄断，有利于世界飞机制造业的整体提升。共同社称，中国开发大飞机，使改变民航客机对欧美厂商依存状况走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印度教徒报》称，今后人们在购买大型飞机的时候，无疑又多了一个选择，多了一个“讨价还价的机会”。
当然，也有一些质疑的声音。韩国《朝鲜日报》说：目前连一个叫得响的汽车品牌都没有的中国有可能生产大型客机吗？被媒体广泛引用的另一种说法是：中国也许花10年时间能够制造出类似波音737或空客A320型的客机，但现在波音787和空客A350XWB型已经比前两款飞机先进很多了。持这种观点的人称，当中国再花20年造出这两种飞机时，“也许会发现自己仍然比西方落后20年”。
有一些西方人士甚至说，他们“毫不怀疑中国造出商用飞机”，但问题是，“中国的飞机能卖出去吗”。法国一位学者的话很能反映这一偏见，他说：买飞机买的是“质量”，不是“便宜”。美国《航空和空间技术周刊》称，尽管中国坚持不懈地积累了不少西方航空技术，但大飞机“可是要以高价卖给眼光挑剔的国际航空公司的”。《华尔街日报》认为中国在进入“它所不熟悉的客机市场时很难赢得市场的信任”。日本清谷防卫经济研究所所长清谷信一则预言，中国可能将第三世界作为自己大飞机的主要市场，但这样做“会和在世界各地已经建立了服务网络的俄罗斯和乌克兰航空企业产生竞争，并因此得不偿失”。
面对褒贬不一的评价，《环球时报》记者采访了一些中国专家。没想到，他们一听我们的问题就笑了。一位业内人士说：“他们质疑中国的能力？我们的飞机还没造出来，他怎么知道我们卖不掉？”
中国航空工业发展研究中心王柏学研究员说，我们肯定不能用现有能力来衡量中国，而需要用发展的眼光。中国需要一定的时间来积累造大飞机的能力，十年八年以后，我们的能力肯定不会停留在现有水平。专家说，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是无可置疑的。从上世纪60年代的“两弹一星”到新世纪之初的“神六”载人航天飞行，从世界最大的三峡大坝开工到世界最高的青藏铁路的通车，这一个个被攻克的技术难关背后和大型工程背后，都是中国的国家意志在坚定地发挥作用。的确，造大飞机的技术难度远远大于普通产品，比如研制周期长、资金投入大、市场风险高等，但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和政府的可靠支持将是攻克这一切的有力保证。
至于市场问题，王柏学说，中国会以市场为导向，根据客户的需要来建造飞机，而不是造了飞机再去找市场。波音和空客垄断了大部分市场，但只要我们认真研究，就会找出新的市场空间。此外，不要忘了中国自己就有着广阔的市场。但中国的雄心肯定不会仅满足于自产自销。正如“海尔”的家用电器已经打入世界各个角落，奇瑞汽车和中华汽车在中东和欧洲一些国家热销，中国商业卫星发射纪录在世界享有盛誉一样，我们有理由相信，贴着“中国制造”标志的飞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就会飞行在全球各国的天空。
专家指出，制造大飞机的意义将远不止于航空这一块，因为大飞机产业是一次冲锋的号角，代表了民用工业的制高点，其超长的产业链将有力提升中国的产业结构，带动其他项目的发展。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大响此前表示，仅发动机产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就是其他产业无法比拟的。他说，根据日本的统计，以单位重量的价值来计算，如果造船是１的话，那么小汽车为６，电视机为８，而发动机则高达１４００。此外，研究表明，向航空工业每投入1万美元，10年后就可以产生50万-80万美元的收益。而一旦中国大飞机取得技术突破，必然会带动一批新产业的发展。
印度空间研究组织航天科学家斯瓦迪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中国生产大飞机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任何一个有需要同时自己又有能力的国家，都会很自然地去做这件事。中国计划研制本土大型飞机已经很长时间了，现在时机已经成熟。生产大飞机不是出于商业冲动，而是一个大国发展的战略决策使然，它标志着一个国家的形象和实力。他说：“当印度条件成熟时，也会有这样的计划。”
Sunday, March 25, 2007
中国教育面临深层危机
中国教育面临深层危机
[郑永年] (2007-03-21)
去年11月，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和六位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谈话时说：“去年看望钱学森时，他提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人才。我理解，钱老说的人才，绝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师级人才。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
温家宝的话同时说出了中国教育改革的成与败。尽管温家宝这里谈论的是大学，但提出的问题实际上适用于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各类学校。成就指的是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在扩大；失败指的是中国没有培养出大师级人才。
教育改革却培养不出人才
仔细想一下，在中国迄今为止的教育改革中，成就和失败本来就是一回事，就是说学生增多和学校规模扩大这些所取得的成就，导致培养不出大师级人才这样一种结局。
为什么会导致这样一种荒唐的结果呢？在诸多原因中，最为基本的就是教育改革的目的或者方向出了根本性的问题。而方向出了问题又主要是因为中国的教育改革一直受两个因素驱动，那就是教育机构的职位寻租（一种变相的权力寻租）和教育主管机构的权力寻租。这两种寻租行为背后的推动力，则是教育产业化而产生的巨大经济利益。
到2005年底，中国高校在校学生超过2300万人，毛入学率达到了21%。从数字上看，这的确是个不小的成就。但这种增长方式俨如大跃进，只讲数字增加，不讲质量，更不讲其长远的影响。因而巨大的成就中隐含着危机的根源。这实际上同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和危机非常类似。
各级政府用政治方式来抓经济发展，也用政治方式来搞教育改革。在经济发展上，政府官员长期以来追求的是单纯的经济增长数字的增加，反映在教育上则是学生人数和入学率的增加，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是如此。而在经济上实行“抓大”政策的同时，在教育上也出现了相应的合并和升级风潮。因为数字增加的背后是巨大的经济利益，各级政府和各类学校就有巨大的动机来冒进，于是学院升大学，大学大合并。
这样的改革很难说是为了培养人才。如果比照其他发达或者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中国工业化的这个阶段，大量需要的是技能工人。而中国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则是工业化所需要的技能工人远远不足。尽管大学的扩大和扩招给予更多人予有受教育的机会，但如果培养了一大批没有用的高级人才又有何用呢？
教育变成暴利产业
培养人才的过程演变成了浪费人才的过程。中国基础研究的很多方面领先世界，但中国产品的附加值为什么远远赶不上其他国家呢？一个主要原因在于技能工人的缺乏。此外，科学技术创新也并不见得要在大学进行。世界上许许多多的技术创新活动是在技术学院完成的。学校升级和扩大，同技术创新又有什么关系呢？
经济利益和权力主导下的中国教育改革必然导致失败，就是说培养不出大师级人才。因为把教育产业化推向了极端，教育在中国成了一个暴利产业。正因为如此，各级政府分管教育的部门和各种社会利益集团都千方百计的来分享教育产业化的巨大利益。
经过了将近30年的改革，中国的计划经济已经转型成为市场经济，但教育科研资源的分配一直是高度集权的，就是说教育科研资源由各级主管部门来分配。大量科研经费集中在少数几个权势人物手中，集中在主管教育的政府官员和科研部门的掌权者手中。
因为缺少透明的竞争机制，资源分配不仅仅滋生大量腐败，而且更不利于年轻科研人员的创新。没有创新成分或者创新成分很小的项目得到了巨大的财务支持，但真正需要资助的创新项目则得不到支持。
同样，课程和各类学位设置也是集中在主管部门。很简单，主管部门的名目繁多的审批权给他们带来的是巨大的经济利益。集权现象本来就需要改革，但随着教育的产业化，集权现象不仅没有改革，反而越来越甚。各级主管部门变着法子通过形形式式的政策来收权，以获取经济利益。
今天，从幼儿园、小学、中学、高中到大学教育的整个教育过程中，很多政策的出台并不是为了培养人才，而是为了分享利益。换句话说，部分官员和教育界权势人物眼中所见到的并非是人才，而是各种各样的利益。各级官员和社会利益集团结合在一起，用政策的幌子来获取利益，也用政策来论证获取利益的合法和合理性。先界定要得到的经济利益，再去制定政策。自然，牺牲的是学生和家长。现在的情况是，教育改革越多、越深入，家长和学生受害就越深。
大家对教育体制怨声载道
可以举几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各类学校尤其是大学产业化的空间越来越大，只要想得出来，什么样的办法都可以用，因为教育主管部门对此并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规制体系。但是，在教育和科研方面，学校和教师的自主空间则是越来越小。现在大学生考试要标准答案，而研究生教学要指定教科书，把初中教育的方式应用到了大学研究生教育，或者说大学教育方式初中化。评判大学生优劣的标准当在于他们之间不同的研究方法、不同的思想和不同的答案。考试要标准答案，不知道要培养怎样的人才？同样，评判大学老师教授优劣的标准是其所用方法论的不同，传授思想的不同，他们所使用的教材也应当不同。如果把指定的教材给大学老师和教授，他们又怎么能培养出人才来？
在这种现象背后，一个恶性循环正在形成。从幼儿园老师到大学教授，因为受产业化的强大利益驱动，职位寻租越来越普遍。就大学而言，一些教师花在教育和科研上的时间和精力越来越少，往往是敷衍了事。在缺失职业伦理的情况下，来自主管部门的约束就变得更为需要。如果主管部门不加以管理，教师和学生之间各种不正当甚至非法交易会越来越甚，腐败就会变得不可遏制。但另一方面，教育主管部门一旦介入，就变成了权力寻租。各级主管喜欢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再利用这种权力来获取个人利益或者集体利益。结果，分权不行，集权也不行。
人们已经意识到以追求单纯的GDP数字增加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但人们是否也已经意识到教育上的大跃进改革模式更是不可持续的呢？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中国教育制度必须加以改革。这不仅仅是培养人才的问题，而且也是社会政治问题。中国的家长和学生，没有一个不对教育体制怨声载道的，越来越多的人成了教育制度的受害者。正因为如此，从中央到地方，越来越多的人也在呼吁教育的改革。
教育改革实际上也没有停止过，但问题是当教育改革演变成权力和利益之争的时候，当改革政策是为了权力和利益寻租而设计的时候，改革只能加深中国教育体制的危机。教育必须改革，但改革方向不能受制于权力和利益。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郑永年] (2007-03-21)
去年11月，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和六位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谈话时说：“去年看望钱学森时，他提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人才。我理解，钱老说的人才，绝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师级人才。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
温家宝的话同时说出了中国教育改革的成与败。尽管温家宝这里谈论的是大学，但提出的问题实际上适用于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各类学校。成就指的是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在扩大；失败指的是中国没有培养出大师级人才。
教育改革却培养不出人才
仔细想一下，在中国迄今为止的教育改革中，成就和失败本来就是一回事，就是说学生增多和学校规模扩大这些所取得的成就，导致培养不出大师级人才这样一种结局。
为什么会导致这样一种荒唐的结果呢？在诸多原因中，最为基本的就是教育改革的目的或者方向出了根本性的问题。而方向出了问题又主要是因为中国的教育改革一直受两个因素驱动，那就是教育机构的职位寻租（一种变相的权力寻租）和教育主管机构的权力寻租。这两种寻租行为背后的推动力，则是教育产业化而产生的巨大经济利益。
到2005年底，中国高校在校学生超过2300万人，毛入学率达到了21%。从数字上看，这的确是个不小的成就。但这种增长方式俨如大跃进，只讲数字增加，不讲质量，更不讲其长远的影响。因而巨大的成就中隐含着危机的根源。这实际上同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和危机非常类似。
各级政府用政治方式来抓经济发展，也用政治方式来搞教育改革。在经济发展上，政府官员长期以来追求的是单纯的经济增长数字的增加，反映在教育上则是学生人数和入学率的增加，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是如此。而在经济上实行“抓大”政策的同时，在教育上也出现了相应的合并和升级风潮。因为数字增加的背后是巨大的经济利益，各级政府和各类学校就有巨大的动机来冒进，于是学院升大学，大学大合并。
这样的改革很难说是为了培养人才。如果比照其他发达或者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中国工业化的这个阶段，大量需要的是技能工人。而中国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则是工业化所需要的技能工人远远不足。尽管大学的扩大和扩招给予更多人予有受教育的机会，但如果培养了一大批没有用的高级人才又有何用呢？
教育变成暴利产业
培养人才的过程演变成了浪费人才的过程。中国基础研究的很多方面领先世界，但中国产品的附加值为什么远远赶不上其他国家呢？一个主要原因在于技能工人的缺乏。此外，科学技术创新也并不见得要在大学进行。世界上许许多多的技术创新活动是在技术学院完成的。学校升级和扩大，同技术创新又有什么关系呢？
经济利益和权力主导下的中国教育改革必然导致失败，就是说培养不出大师级人才。因为把教育产业化推向了极端，教育在中国成了一个暴利产业。正因为如此，各级政府分管教育的部门和各种社会利益集团都千方百计的来分享教育产业化的巨大利益。
经过了将近30年的改革，中国的计划经济已经转型成为市场经济，但教育科研资源的分配一直是高度集权的，就是说教育科研资源由各级主管部门来分配。大量科研经费集中在少数几个权势人物手中，集中在主管教育的政府官员和科研部门的掌权者手中。
因为缺少透明的竞争机制，资源分配不仅仅滋生大量腐败，而且更不利于年轻科研人员的创新。没有创新成分或者创新成分很小的项目得到了巨大的财务支持，但真正需要资助的创新项目则得不到支持。
同样，课程和各类学位设置也是集中在主管部门。很简单，主管部门的名目繁多的审批权给他们带来的是巨大的经济利益。集权现象本来就需要改革，但随着教育的产业化，集权现象不仅没有改革，反而越来越甚。各级主管部门变着法子通过形形式式的政策来收权，以获取经济利益。
今天，从幼儿园、小学、中学、高中到大学教育的整个教育过程中，很多政策的出台并不是为了培养人才，而是为了分享利益。换句话说，部分官员和教育界权势人物眼中所见到的并非是人才，而是各种各样的利益。各级官员和社会利益集团结合在一起，用政策的幌子来获取利益，也用政策来论证获取利益的合法和合理性。先界定要得到的经济利益，再去制定政策。自然，牺牲的是学生和家长。现在的情况是，教育改革越多、越深入，家长和学生受害就越深。
大家对教育体制怨声载道
可以举几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各类学校尤其是大学产业化的空间越来越大，只要想得出来，什么样的办法都可以用，因为教育主管部门对此并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规制体系。但是，在教育和科研方面，学校和教师的自主空间则是越来越小。现在大学生考试要标准答案，而研究生教学要指定教科书，把初中教育的方式应用到了大学研究生教育，或者说大学教育方式初中化。评判大学生优劣的标准当在于他们之间不同的研究方法、不同的思想和不同的答案。考试要标准答案，不知道要培养怎样的人才？同样，评判大学老师教授优劣的标准是其所用方法论的不同，传授思想的不同，他们所使用的教材也应当不同。如果把指定的教材给大学老师和教授，他们又怎么能培养出人才来？
在这种现象背后，一个恶性循环正在形成。从幼儿园老师到大学教授，因为受产业化的强大利益驱动，职位寻租越来越普遍。就大学而言，一些教师花在教育和科研上的时间和精力越来越少，往往是敷衍了事。在缺失职业伦理的情况下，来自主管部门的约束就变得更为需要。如果主管部门不加以管理，教师和学生之间各种不正当甚至非法交易会越来越甚，腐败就会变得不可遏制。但另一方面，教育主管部门一旦介入，就变成了权力寻租。各级主管喜欢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再利用这种权力来获取个人利益或者集体利益。结果，分权不行，集权也不行。
人们已经意识到以追求单纯的GDP数字增加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但人们是否也已经意识到教育上的大跃进改革模式更是不可持续的呢？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中国教育制度必须加以改革。这不仅仅是培养人才的问题，而且也是社会政治问题。中国的家长和学生，没有一个不对教育体制怨声载道的，越来越多的人成了教育制度的受害者。正因为如此，从中央到地方，越来越多的人也在呼吁教育的改革。
教育改革实际上也没有停止过，但问题是当教育改革演变成权力和利益之争的时候，当改革政策是为了权力和利益寻租而设计的时候，改革只能加深中国教育体制的危机。教育必须改革，但改革方向不能受制于权力和利益。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中国崛起与外部挑战
中国崛起与外部挑战
[杜平] (2007-03-23)
萨默斯是杰出的经济学家，在克林顿执政时期当财政部长，后来回到哈佛大学担任校长，但因为说了一些“政治不正确”的话，所以在去年6月在压力之下辞职。但我记得他还说过另外一句话，我认为是正确的。他说，二战结束之后，世界上只发生两件事，一是柏林墙的倒塌，二是中国的崛起。我下面的演讲就是支持他的观点。
柏林墙倒塌意味着冷战结束，这是没有异议的，但说得还不完整。我要补充一句，那就是，它标志着美国从此成为唯一的超级强国。这个事实迄今为止还没有改变，所以柏林墙倒塌的影响依然在持续。
那么，中国是否在崛起？这不是任何人说了就算的，中国自己说就更不算，因为还要看别人是否感觉到中国在崛起。所以，我们首先看一下外部世界是怎么反应的。
外部世界的反应
七国集团（G7），各位都知道是怎么回事。我曾经多次采访七国集团的峰会，对它的分量还是比较了解的。只要比较一下就更清楚了。简单地说，七国集团虽然不是联合国安理会，但却胜似联合国安理会。为什么？因为它们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主导着整个世界的经济，包括货币政策和能源政策。凭什么？当然是凭实力。
可是，现在不同了，因为世界经济中出现了一个“不速之客”，那就是中国。2003年，七国集团在多哈举行半年一次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中国副财长和副行长首次应邀列席。这是不寻常的事情。俄罗斯是八国集团成员，但一直没有资格出席财长会议；而中国不是成员国，却反而被邀出席；七国集团不只讨论自己的事情，而且还把人民币作为主要话题。这是什么意思？
很简单，时代不同了。七国集团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关起门来密谋和主宰世界经贸事务。为什么不能？因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中的主角之一。主角不上台，戏就唱不起来。实际上，最近几年，在七国集团或者八国集团会议上，中国可谓是“喧宾夺主”，其他七国好像也乐见如此。
再举几个例子，看看外部世界是否承认中国在崛起。第一，最近这些年，欧盟和美国对中国贸易都出现了巨额逆差，但它们不愿意或者不能对自身的经济结构进行改革，反而要依赖中国，把解决贸易不平衡的希望，都寄托在人民币的升值之上。
第二，中美和中欧的贸易越来越多，很多人都说这不什么好事，没有错。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事实本身就能证明中国在崛起。在全世界，有实力、有能力与欧美发生贸易摩擦的国家是不多的，过去只有日本而已，中国现在已经取代了日本。
第三是外部世界对待中国的态度。任何一个国家，不论如何讨厌和瞧不起中国，不论是否希望中国强大，为了自身的利益都要避免得罪中国，都要与中国保持接触，至少在表面上要显得恭敬一点。畏中有敬，敬中有畏，这是面对一个势力快速增长的强国时，一般人都会有的心态。
崛起过程改变了历史
除了外部世界的反应，我认为中国崛起之势大致还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第四大经济体，仅在美、日、德之后，而这个次序很快就要改变；世界第三大贸易体、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对东亚和世界经济的引擎作用日益明显；发展潜力和方向一直是全球关注的焦点。
由于时间有限，这些问题不能详述，但最后一点值得强调一下。当一个国家的发展方向被全世界所关注时，那就意味着相互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利益关系，彼此的前途已经系在一起。我们不要忽视这一点，因为其中的含义非同小可。
第二，中国在全球的战略布局正在形成。首先是周边地区的传统威胁大多已经化解。看一下中国地图，从北到西再到南，就知道中国的安全感空前增强。其次是在全球战略上，中国可以拿来运用的手段越来越多，能够有效牵制战略对手的对华政策，包括安全的、经济的和外交的。再次是中国已开始参与主导国际事务，甚至参与主导全球事务的日程。这样的例子近年来有很多，包括在联合国和世贸组织之内，不能一一列举。
我听到有些人说感受不到中国的崛起，这只能怪自己太麻木。事实上，中国崛起的影响所及，不只是改变了世界的现状，而且更改变了历史的面貌。
第一，葡萄牙探险家达伽马在1498年绕过非洲好望角抵达印度，开创了欧洲文明主宰世界命运的历史。500年之后的今天，随着中国的崛起，附在实力之上的中华文明也在觉醒和复兴，虽然现在影响力依然嬴弱，但它的复苏，毕竟终结了欧洲文明唱独角戏的历史。
第二，西方国家过去一直不看好中国的发展前景，因为其政治体制和经济模式都是“异类”，但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不伦不类”的模式到现在为止还是成功的。保守一点说，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打破了世界上只有一种成功模式的历史。
第三，对中国崛起这个现象，世界上所有现成的理论都不能进行完整的解释。也就是说，中国的崛起使原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局限性都暴露出来。
可控与不可控的挑战
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将面对各种显性和隐性的挑战。由于演讲题目上只有“外部挑战”，所以我只谈外部挑战，所以不要说我看不到内部挑战。
中国的外部挑战有很多，朝鲜半岛局势、与美国的各种摩擦、与周边国家的领土纠纷，还有潜在的非传统威胁，包括恐怖袭击、金融危机、能源危机、大规模疫情以及其他不可预知的突发事件，等等。但是，我的观点是，这些外部挑战都是可以控制的，因为中国本身和国际社会都有一套应急和反应机制，并且正在健全之中。虽然不可能避免这些挑战的负面影响，但却不会完全失控。
当朝鲜核武危机显得很严峻的时候，有人很惊慌地说，这对中国发展构成了巨大挑战。我说不可能，因为中国外交部亚洲司百来个人就可以搞定它，这就是机制。金融危机很可怕，美国在30年代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大萧条，但却很快就复苏过来，因为有罗斯福“新政”，美国经济出现了崭新的局面。
任何国家不管大小，不管是沉沦还是崛起，都会有很多外部挑战，这是生存环境的常态。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处理这些问题是家常便饭，无需为此倾全国之力，更无需为此动摇国本。
因此，我的看法是，尽管所有这些挑战都有可能分散中国的资源、精力和注意力，甚至有可能使发展速度减缓，但却不可能发生长期的、全局性影响，不可能使崛起进程发生大倒退、大逆转。
我担心的是另外一种挑战。在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里，考验中国的是如何才能避免大规模战争，因为大规模战争才是无法控制的外部挑战。不用说中国还在崛起过程中，就连美国这样的超级强国，它都无法控制伊拉克这个中等规模的战争。为什么把这个问题看得如此严重？因为大规模战争将会断送中国崛起的前程。这里面有两个重点。
第一，当前的国际秩序虽然不尽如人意，但却是数百年来对中国最为有利的。所谓大规模战争，实际上就是强国之间的战争，这样的战争会彻底改变现有的秩序。中国不能阻止其他强国发生战争，但却必须避免主动和直接卷入。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因势利导，最大限度地利用国际秩序，才有能力把握自己的命运。
第二，历史上所有帝国的衰败史都证明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大规模战争是强国覆灭之路。奥匈帝国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彻底埋葬；德意志帝国在两次大战之后被两次肢解；大英帝国卷入两次大战，结果是丧失元气，一日不如一日；沙俄帝国在第一次大战中灭亡，列宁在此后创建的苏联帝国也在冷战中彻底瓦解，虽然兵不血刃，但其破坏性绝不亚于热战；而日本帝国在二战后更是一蹶不振，虽然塑造了经济神话，但却再也不是真正的强国。
大规模战争是强国之坟墓
有人可能要反问：美国直接参加了两次世界大战，为什么没有衰落，反而越来越强？下面就是我要说的原因。
美国两次都参战了，没有错，但是，两次大战爆发之后，美国都是长期置身事外，一方面隔岸观火；另一方面向欧洲输送武器，大发战争财。当参战国差不多精疲力竭的时候，或者因为迫不得已，美国才下决心参战。
第一次大战1914年爆发，1918年结束，美国在1917年12月才正式参战；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年爆发，美国在1942年夏天才开始向英国输送部队，准备加入欧洲战场，而法国那时已经沦陷三四年，德国和苏联也已交战三年；至于对日宣战，更是迫不得已。
因此，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所谓强国，不只是意味着有能力打赢一场大规模战争，而且更意味着有智慧避免大规模战争。
那么，中国能否避免大规模战争？我认为至少必须具备下面两个条件。
首先，不寻求战争不等于就能够避免战争，因为战争会找上门来。因此，避免大规模战争的最可靠保障之一，就是首先具备打赢一场大规模战争的能力。可以预料的是，中国今后还将顶着各种“中国威胁论”的压力和干扰，继续大幅度提升军事威慑力，包括发展“卫星杀手”之类的高尖端战略性武器。
其次，避免大规模战争的最可靠保障之二，就是避免与最强大的国家发生正面冲突，而应该与它进行合作，共同管理世界，维护符合双方利益的国际秩序。中国从未主动管理过世界秩序，所以其外交思想和外交理念面临着自我调整、自我创新的艰巨任务。
在结束演讲之前，我做一个小总结：中国崛起是一个过程，不是结局。在这个过程中，世界舞台依然是西方文明占主导地位，但中国将是不可替代的主角。21世纪不可能为中国所独有，但中国应当可以与美国一起共同主导和分享。
·作者是《联合早报》评论员。本文根据他在早报特派员论坛上发表的口头演讲而整理。
[杜平] (2007-03-23)
萨默斯是杰出的经济学家，在克林顿执政时期当财政部长，后来回到哈佛大学担任校长，但因为说了一些“政治不正确”的话，所以在去年6月在压力之下辞职。但我记得他还说过另外一句话，我认为是正确的。他说，二战结束之后，世界上只发生两件事，一是柏林墙的倒塌，二是中国的崛起。我下面的演讲就是支持他的观点。
柏林墙倒塌意味着冷战结束，这是没有异议的，但说得还不完整。我要补充一句，那就是，它标志着美国从此成为唯一的超级强国。这个事实迄今为止还没有改变，所以柏林墙倒塌的影响依然在持续。
那么，中国是否在崛起？这不是任何人说了就算的，中国自己说就更不算，因为还要看别人是否感觉到中国在崛起。所以，我们首先看一下外部世界是怎么反应的。
外部世界的反应
七国集团（G7），各位都知道是怎么回事。我曾经多次采访七国集团的峰会，对它的分量还是比较了解的。只要比较一下就更清楚了。简单地说，七国集团虽然不是联合国安理会，但却胜似联合国安理会。为什么？因为它们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主导着整个世界的经济，包括货币政策和能源政策。凭什么？当然是凭实力。
可是，现在不同了，因为世界经济中出现了一个“不速之客”，那就是中国。2003年，七国集团在多哈举行半年一次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中国副财长和副行长首次应邀列席。这是不寻常的事情。俄罗斯是八国集团成员，但一直没有资格出席财长会议；而中国不是成员国，却反而被邀出席；七国集团不只讨论自己的事情，而且还把人民币作为主要话题。这是什么意思？
很简单，时代不同了。七国集团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关起门来密谋和主宰世界经贸事务。为什么不能？因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中的主角之一。主角不上台，戏就唱不起来。实际上，最近几年，在七国集团或者八国集团会议上，中国可谓是“喧宾夺主”，其他七国好像也乐见如此。
再举几个例子，看看外部世界是否承认中国在崛起。第一，最近这些年，欧盟和美国对中国贸易都出现了巨额逆差，但它们不愿意或者不能对自身的经济结构进行改革，反而要依赖中国，把解决贸易不平衡的希望，都寄托在人民币的升值之上。
第二，中美和中欧的贸易越来越多，很多人都说这不什么好事，没有错。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事实本身就能证明中国在崛起。在全世界，有实力、有能力与欧美发生贸易摩擦的国家是不多的，过去只有日本而已，中国现在已经取代了日本。
第三是外部世界对待中国的态度。任何一个国家，不论如何讨厌和瞧不起中国，不论是否希望中国强大，为了自身的利益都要避免得罪中国，都要与中国保持接触，至少在表面上要显得恭敬一点。畏中有敬，敬中有畏，这是面对一个势力快速增长的强国时，一般人都会有的心态。
崛起过程改变了历史
除了外部世界的反应，我认为中国崛起之势大致还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第四大经济体，仅在美、日、德之后，而这个次序很快就要改变；世界第三大贸易体、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对东亚和世界经济的引擎作用日益明显；发展潜力和方向一直是全球关注的焦点。
由于时间有限，这些问题不能详述，但最后一点值得强调一下。当一个国家的发展方向被全世界所关注时，那就意味着相互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利益关系，彼此的前途已经系在一起。我们不要忽视这一点，因为其中的含义非同小可。
第二，中国在全球的战略布局正在形成。首先是周边地区的传统威胁大多已经化解。看一下中国地图，从北到西再到南，就知道中国的安全感空前增强。其次是在全球战略上，中国可以拿来运用的手段越来越多，能够有效牵制战略对手的对华政策，包括安全的、经济的和外交的。再次是中国已开始参与主导国际事务，甚至参与主导全球事务的日程。这样的例子近年来有很多，包括在联合国和世贸组织之内，不能一一列举。
我听到有些人说感受不到中国的崛起，这只能怪自己太麻木。事实上，中国崛起的影响所及，不只是改变了世界的现状，而且更改变了历史的面貌。
第一，葡萄牙探险家达伽马在1498年绕过非洲好望角抵达印度，开创了欧洲文明主宰世界命运的历史。500年之后的今天，随着中国的崛起，附在实力之上的中华文明也在觉醒和复兴，虽然现在影响力依然嬴弱，但它的复苏，毕竟终结了欧洲文明唱独角戏的历史。
第二，西方国家过去一直不看好中国的发展前景，因为其政治体制和经济模式都是“异类”，但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不伦不类”的模式到现在为止还是成功的。保守一点说，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打破了世界上只有一种成功模式的历史。
第三，对中国崛起这个现象，世界上所有现成的理论都不能进行完整的解释。也就是说，中国的崛起使原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局限性都暴露出来。
可控与不可控的挑战
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将面对各种显性和隐性的挑战。由于演讲题目上只有“外部挑战”，所以我只谈外部挑战，所以不要说我看不到内部挑战。
中国的外部挑战有很多，朝鲜半岛局势、与美国的各种摩擦、与周边国家的领土纠纷，还有潜在的非传统威胁，包括恐怖袭击、金融危机、能源危机、大规模疫情以及其他不可预知的突发事件，等等。但是，我的观点是，这些外部挑战都是可以控制的，因为中国本身和国际社会都有一套应急和反应机制，并且正在健全之中。虽然不可能避免这些挑战的负面影响，但却不会完全失控。
当朝鲜核武危机显得很严峻的时候，有人很惊慌地说，这对中国发展构成了巨大挑战。我说不可能，因为中国外交部亚洲司百来个人就可以搞定它，这就是机制。金融危机很可怕，美国在30年代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大萧条，但却很快就复苏过来，因为有罗斯福“新政”，美国经济出现了崭新的局面。
任何国家不管大小，不管是沉沦还是崛起，都会有很多外部挑战，这是生存环境的常态。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处理这些问题是家常便饭，无需为此倾全国之力，更无需为此动摇国本。
因此，我的看法是，尽管所有这些挑战都有可能分散中国的资源、精力和注意力，甚至有可能使发展速度减缓，但却不可能发生长期的、全局性影响，不可能使崛起进程发生大倒退、大逆转。
我担心的是另外一种挑战。在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里，考验中国的是如何才能避免大规模战争，因为大规模战争才是无法控制的外部挑战。不用说中国还在崛起过程中，就连美国这样的超级强国，它都无法控制伊拉克这个中等规模的战争。为什么把这个问题看得如此严重？因为大规模战争将会断送中国崛起的前程。这里面有两个重点。
第一，当前的国际秩序虽然不尽如人意，但却是数百年来对中国最为有利的。所谓大规模战争，实际上就是强国之间的战争，这样的战争会彻底改变现有的秩序。中国不能阻止其他强国发生战争，但却必须避免主动和直接卷入。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因势利导，最大限度地利用国际秩序，才有能力把握自己的命运。
第二，历史上所有帝国的衰败史都证明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大规模战争是强国覆灭之路。奥匈帝国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彻底埋葬；德意志帝国在两次大战之后被两次肢解；大英帝国卷入两次大战，结果是丧失元气，一日不如一日；沙俄帝国在第一次大战中灭亡，列宁在此后创建的苏联帝国也在冷战中彻底瓦解，虽然兵不血刃，但其破坏性绝不亚于热战；而日本帝国在二战后更是一蹶不振，虽然塑造了经济神话，但却再也不是真正的强国。
大规模战争是强国之坟墓
有人可能要反问：美国直接参加了两次世界大战，为什么没有衰落，反而越来越强？下面就是我要说的原因。
美国两次都参战了，没有错，但是，两次大战爆发之后，美国都是长期置身事外，一方面隔岸观火；另一方面向欧洲输送武器，大发战争财。当参战国差不多精疲力竭的时候，或者因为迫不得已，美国才下决心参战。
第一次大战1914年爆发，1918年结束，美国在1917年12月才正式参战；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年爆发，美国在1942年夏天才开始向英国输送部队，准备加入欧洲战场，而法国那时已经沦陷三四年，德国和苏联也已交战三年；至于对日宣战，更是迫不得已。
因此，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所谓强国，不只是意味着有能力打赢一场大规模战争，而且更意味着有智慧避免大规模战争。
那么，中国能否避免大规模战争？我认为至少必须具备下面两个条件。
首先，不寻求战争不等于就能够避免战争，因为战争会找上门来。因此，避免大规模战争的最可靠保障之一，就是首先具备打赢一场大规模战争的能力。可以预料的是，中国今后还将顶着各种“中国威胁论”的压力和干扰，继续大幅度提升军事威慑力，包括发展“卫星杀手”之类的高尖端战略性武器。
其次，避免大规模战争的最可靠保障之二，就是避免与最强大的国家发生正面冲突，而应该与它进行合作，共同管理世界，维护符合双方利益的国际秩序。中国从未主动管理过世界秩序，所以其外交思想和外交理念面临着自我调整、自我创新的艰巨任务。
在结束演讲之前，我做一个小总结：中国崛起是一个过程，不是结局。在这个过程中，世界舞台依然是西方文明占主导地位，但中国将是不可替代的主角。21世纪不可能为中国所独有，但中国应当可以与美国一起共同主导和分享。
·作者是《联合早报》评论员。本文根据他在早报特派员论坛上发表的口头演讲而整理。
Tuesday, March 20, 2007
蓝绿之别
蓝绿之别
[蔡逸儒] (2007-03-19)
台湾政情变化多端，民进党所谓的“四大天王”——吕秀莲、游锡堃、苏贞昌和谢长廷，都已表态登记参选；国民党内则还在进行协调，马王之间仍在角力，连党主席改选一事也还未定案，现在又传出连战、吴伯雄之间也有误会，看得大家一头雾水。台湾媒体正在捕风捉影，看图说故事，想要从不同角度切入，理出一个头绪来。
其实，在笔者看来，这些种种传闻不能说是完全空穴来风，各种尝试不能说没有意义，但是有时候也觉得外界或政治人物常常把单纯的事情复杂化。大家谈的还是尔虞我诈的高阶政治，或密室政治，玩的也是机关算尽的把戏，大家根本都没把民众的真实感受放在心里，简直无聊之极。
笔者笃信“治大国若烹小鲜”的道理，认为凡事万变不离其宗，最后还是要回到民众的感受，政治与政策最后还是要落实到人民的生活层次。唱高调，喊口号，讲意识形态只是听了一时爽快，但根本不能解决问题，最后倒霉的就是一般民众。
国民党不能卧薪尝胆
还记得当年在前总统蒋经国手下服务时，他当时就常说，水电、交通、治安、教育、道路是否平整，物价波动如何，这些才是民众所关心的事情；什么国家安全、外交关系、意识形态等问题，一般升斗小民根本管不着、也不关心。换句话说，人民日常生活的小事，就是政府施政的头等大事。
这里说几个具体的事情。笔者日前刚由纽约返台，有事要找国民党副主席。有天下午1点40分打电话过去，接电话的总机小姐居然说党部还在休息，请笔者2点以后再打过来。 2点45分再打去居然又接错电话，而接错电话的单位又叫笔者久候，然后才说不知如何转接，要笔者重新打。这些都是小事，但却反映出一些问题。
蒋介石丢失了大陆，到台湾之后至少还曾进行过彻底的改造和检讨。但今天的国民党已经丢掉政权七年，现在正该是卧薪尝胆、把皮崩紧、全力打仗、准备夺回政权的时候，居然还是如此办事，完全是衙门作风，据说，地方党部的情况更差。显然国民党根本没有洗面革心、彻底改革，这要民众如何把票投下去？
再说亲民党。过去笔者和一位西方主要国家的驻台代表餐叙，闲谈之间他提到要和宋楚瑜见个面好像相当困难，宋似乎并不重视和外界的沟通。我说不会吧，其中或有误会，或有人为因素，亲民党应该巴不得有机会让外人理解、支持彼等的理念和政策。事后，笔者帮忙联络该党政策中心主任张显耀，很快就把事情安排妥当。
另外是民进党。还记得有次选举前夕，蓝绿两军已经杀得昏天黑地，不可开交，当时笔者因为要出国开会，撰写文章探讨民进党的中国政策，所以打电话去索取政策白皮书。笔者相信他们当然知道笔者是谁，文章也会对他们有很多的批评，但当天下午，其副秘书长赶回办公室后即亲自回电，并随即派人送上相关书籍。如果是老大的国民党，大概才懒得理你。
两年前12月立法委员选举后，笔者接受新加坡U频道访问，由于取景需要民进党中央党部的背景，大家都知道我不喜欢去那地方，结果一去又碰上一大堆繁文褥节，由于陈水扁将到，再加上一大堆安检规定，笔者火大之余就把相关人等臭骂一顿。当时以为反正也没人认识，结果回到家里电子信箱已经有民进党的党工来信，指正笔者实在犯不着对那些奉命行事的人发那么大的脾气，令人惊讶民进党人的效率。换成国民党的话，恐怕谁是谁都没搞清楚。
另外，好像是民进党的行政院副秘书长，后来也当过总统府副秘书长的刘世芳，她一度组织过什么基金会之类的机构，也不知那里拿到了笔者的名片，三不五时就发些多少总是与台独活动有关的宣传资料过来，有时还把收信对象完全搞错了。不胜其烦之余，笔者有天回了一封信，明告信发错了对象，并请她以后不要再寄来，结果居然还真有人立刻以其名回信道歉（是否是其幕僚代笔就不得而知了）。如果是国民党的话，大概也不会有任何回音。
大多数民众只看小节
上面笔者提的都是一般生活层面的小事情，但各党优劣立判。当然笔者无意以偏概全，也不认为这些枝节的小事和大是大非的国家认同、两岸统独可以相提并论，但问题是一般人民接触的就是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而民众心理的感受则是最直接的。笔者也曾经把这些例子直接告诉蓝军高层，彼等也不敢否认本身确实还是有很大的问题，至少在回应民意、勇于任事、为民服务方面确实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笔者提出这些事情不是要唱衰蓝军，也不想有人因此受到惩处，更无意扩大解释，但如果国民党或整个蓝军还是不能排除过去的心态和作风，还是没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认知，还是只晓得大搞宫廷政治、密室政治，不晓得穿起草鞋、卷起袖子，还要高来高去的装腔做势，摆足架子，坦白的说，它要赢回政权还真有如缘木求鱼一般的困难。
不认同绿营不表示就一定得支持蓝军，如果蓝军连这个道理都还没搞清楚，大家想想它的前途能够好到哪里去？而绿军只要不搞台独、不玩族群，未必不能赢得蓝军支持者的肯定，这点普通常识也并不难懂吧？大家好自为之，这才是百姓之福，否则大家真要上街头搞革命了。
·作者是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
[蔡逸儒] (2007-03-19)
台湾政情变化多端，民进党所谓的“四大天王”——吕秀莲、游锡堃、苏贞昌和谢长廷，都已表态登记参选；国民党内则还在进行协调，马王之间仍在角力，连党主席改选一事也还未定案，现在又传出连战、吴伯雄之间也有误会，看得大家一头雾水。台湾媒体正在捕风捉影，看图说故事，想要从不同角度切入，理出一个头绪来。
其实，在笔者看来，这些种种传闻不能说是完全空穴来风，各种尝试不能说没有意义，但是有时候也觉得外界或政治人物常常把单纯的事情复杂化。大家谈的还是尔虞我诈的高阶政治，或密室政治，玩的也是机关算尽的把戏，大家根本都没把民众的真实感受放在心里，简直无聊之极。
笔者笃信“治大国若烹小鲜”的道理，认为凡事万变不离其宗，最后还是要回到民众的感受，政治与政策最后还是要落实到人民的生活层次。唱高调，喊口号，讲意识形态只是听了一时爽快，但根本不能解决问题，最后倒霉的就是一般民众。
国民党不能卧薪尝胆
还记得当年在前总统蒋经国手下服务时，他当时就常说，水电、交通、治安、教育、道路是否平整，物价波动如何，这些才是民众所关心的事情；什么国家安全、外交关系、意识形态等问题，一般升斗小民根本管不着、也不关心。换句话说，人民日常生活的小事，就是政府施政的头等大事。
这里说几个具体的事情。笔者日前刚由纽约返台，有事要找国民党副主席。有天下午1点40分打电话过去，接电话的总机小姐居然说党部还在休息，请笔者2点以后再打过来。 2点45分再打去居然又接错电话，而接错电话的单位又叫笔者久候，然后才说不知如何转接，要笔者重新打。这些都是小事，但却反映出一些问题。
蒋介石丢失了大陆，到台湾之后至少还曾进行过彻底的改造和检讨。但今天的国民党已经丢掉政权七年，现在正该是卧薪尝胆、把皮崩紧、全力打仗、准备夺回政权的时候，居然还是如此办事，完全是衙门作风，据说，地方党部的情况更差。显然国民党根本没有洗面革心、彻底改革，这要民众如何把票投下去？
再说亲民党。过去笔者和一位西方主要国家的驻台代表餐叙，闲谈之间他提到要和宋楚瑜见个面好像相当困难，宋似乎并不重视和外界的沟通。我说不会吧，其中或有误会，或有人为因素，亲民党应该巴不得有机会让外人理解、支持彼等的理念和政策。事后，笔者帮忙联络该党政策中心主任张显耀，很快就把事情安排妥当。
另外是民进党。还记得有次选举前夕，蓝绿两军已经杀得昏天黑地，不可开交，当时笔者因为要出国开会，撰写文章探讨民进党的中国政策，所以打电话去索取政策白皮书。笔者相信他们当然知道笔者是谁，文章也会对他们有很多的批评，但当天下午，其副秘书长赶回办公室后即亲自回电，并随即派人送上相关书籍。如果是老大的国民党，大概才懒得理你。
两年前12月立法委员选举后，笔者接受新加坡U频道访问，由于取景需要民进党中央党部的背景，大家都知道我不喜欢去那地方，结果一去又碰上一大堆繁文褥节，由于陈水扁将到，再加上一大堆安检规定，笔者火大之余就把相关人等臭骂一顿。当时以为反正也没人认识，结果回到家里电子信箱已经有民进党的党工来信，指正笔者实在犯不着对那些奉命行事的人发那么大的脾气，令人惊讶民进党人的效率。换成国民党的话，恐怕谁是谁都没搞清楚。
另外，好像是民进党的行政院副秘书长，后来也当过总统府副秘书长的刘世芳，她一度组织过什么基金会之类的机构，也不知那里拿到了笔者的名片，三不五时就发些多少总是与台独活动有关的宣传资料过来，有时还把收信对象完全搞错了。不胜其烦之余，笔者有天回了一封信，明告信发错了对象，并请她以后不要再寄来，结果居然还真有人立刻以其名回信道歉（是否是其幕僚代笔就不得而知了）。如果是国民党的话，大概也不会有任何回音。
大多数民众只看小节
上面笔者提的都是一般生活层面的小事情，但各党优劣立判。当然笔者无意以偏概全，也不认为这些枝节的小事和大是大非的国家认同、两岸统独可以相提并论，但问题是一般人民接触的就是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而民众心理的感受则是最直接的。笔者也曾经把这些例子直接告诉蓝军高层，彼等也不敢否认本身确实还是有很大的问题，至少在回应民意、勇于任事、为民服务方面确实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笔者提出这些事情不是要唱衰蓝军，也不想有人因此受到惩处，更无意扩大解释，但如果国民党或整个蓝军还是不能排除过去的心态和作风，还是没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认知，还是只晓得大搞宫廷政治、密室政治，不晓得穿起草鞋、卷起袖子，还要高来高去的装腔做势，摆足架子，坦白的说，它要赢回政权还真有如缘木求鱼一般的困难。
不认同绿营不表示就一定得支持蓝军，如果蓝军连这个道理都还没搞清楚，大家想想它的前途能够好到哪里去？而绿军只要不搞台独、不玩族群，未必不能赢得蓝军支持者的肯定，这点普通常识也并不难懂吧？大家好自为之，这才是百姓之福，否则大家真要上街头搞革命了。
·作者是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
Friday, March 16, 2007
历史争论由亚洲扩展到北美
历史争论由亚洲扩展到北美
● 黄彬华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去年10月访问中国韩国之后，日本与近邻国家的关系有所改善，但民间的历史论争依然持续。或许是历史的发展，也可能是亚洲风向的扩展，日本与亚洲的历史论争，似乎已经漂洋过海到了太平洋彼岸，日本正倾全力要灭火。
最近，美国众议院民主党议员迈克·本田再度向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提交一项谴责战时日本强征慰安妇的决议案，要求日本政府在慰安妇问题上“正式承认、道歉并承担历史责任”。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已在2月15日举行听证会，邀请三名住在韩国与澳洲的慰安妇幸存者作证。
至今，美国众议院已经八次讨论有关议案，都因日本的游说、亲日派政客的作梗胎死腹中。比如去年9月，委员会虽然以多数票通过了议案，却因为前众议院议长哈斯特故意拖延，未能及时提交全体会议表决，最终成了废案。但在去年中期选举过后，民主党人出任众议院议长、亚太小组委员会委员长和外交委员会主席，这次通过决议的可能性就比过去高，日本政府因此神经紧张。
日本政府除了高薪雇用亲日的前众议院议长哈斯特当参谋之外，还派遣首相安倍的两名得力助手，即负责宣传事务的辅佐官世耕弘成和负责安保事务的小池百合子，先后赶去美国会见有关学者、舆论界和政界有力人士，力劝他们必须阻止有关议案的通过。日本驻美大使加藤良三也公开表示忧虑，警告有关当局，“如果议案通过将对美日关系产生不良影响”。安倍预定4月底访美，他更担忧面上无光。
日本还有一招，就是动员极右的国会议员集团，即“思考日本前途与历史教育议员之会”（简称：“思考会”）成员，到华盛顿直接会见美国官员，要“力挽狂澜”。
吸取历史教训的日裔
迈克·本田是众议院民主党人，唯一的日裔众议员。他是在美国出生的第三代日裔，二战时被美国强制收容，感受到美国政府后来道歉和赔偿的真诚。他认为日本应该效法美国，衷心道歉。
本田强调：“历史记录、慰安妇幸存者的证言，以及前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的个人谢罪都表明，日本军国主义军队在二战当时曾逼迫20万名女性成为性奴隶的事实。”同时指出：“日本唯有对过去的错误正式道歉，才能提高作为一个自由民主国家的地位。”
作为“亚太美人连线”主席，本田关注亚洲事务是理所当然的，但他积极参与战时日军暴行的调查，却使日本政府深感意外，更使它感到尴尬。过去，美国政府对日本与亚洲邻国的历史论争多采取视而不见态度，一是美国利益超越一切；二是美日同盟又凌驾于所有亚太事务之上，国家利益比什么人权、正义都还重要。
如今，美国在亚太的权益更形分散，美日同盟关系比重相对减弱；加上，美国国内党派势力又有逆转，特别是总统选举年的到来、民主党重新掌控国会等等，美国对历史问题的态度显然起了变化，屡遭亲日派打压而不能通过的慰安妇决议案，这次有反败为胜的可能。
承认暴行将留下祸根
慰安妇问题一直使日本不安，是因为日本保守势力认为，承认事实会使皇军蒙羞，它将被视为国耻，使日本人永远抬不起头来，会被受害者用来索求赔偿。
不仅对慰安妇问题，对战时日军所有暴行，包括大检证、南京大屠杀，日本一概矢口否认，或以“缺乏证据”作为藉口，模糊焦点，主要目的就是要否认到底，不使国家留下任何污点。用极右势力的“理论”来分析，就是“不要给子孙后代留下祸根”。“河野谈话”，在历史教科书问题上向亚洲舆论妥协，都被日本保守势力认为是软弱种下的祸根。
上世纪90年，基于强大的外舆论压力，宫泽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在1993年发表谈话，承认二战期间日军强征慰安妇的事实，并表示道歉和反省，同时希望日本能够通过历史教育，永远记住慰安妇的史实，不要犯同样的错误。
但党内极右势力不仅不买河野的账，还继续否认皇军参与慰安妇组织的事实。最强大的一股反对势力是，一批自称为少壮派的极端右翼，在安倍晋三和中川昭一等的领导下，在1997年成立了“思考日本前途与历史教育年轻议员之会”（2004年删除“年轻”二字，并扩展为超党派组织，现有成员130名），目的就是要“纠正”“河野谈话”的错误。
安倍的对应方式笨拙
“思考会”成员等待机会要废弃“河野谈话”，不料美国国会却突然关心起慰安妇问题来，使日本政府措手不及。而安倍政府的对应方式不仅笨拙，而且欲盖祢彰，自毁形象。
在一些欧美人士眼中，日本不仅是个成熟的国家，又是亚洲唯一“和平、民主、富裕”的国家。但从日本的出尔反尔，对历史真相不尊重，使他们惊觉原来日本是个如此“不诚实、不负责、不尊重历史”，甚至是个不尊重人权的国家。所以有此重大变化，原因是他们现在发现，日本虽然口头道歉，心中却没有丝毫反省或认罪的念头。他们开始体验到日本人“表里不一”的行为特征。
安倍其实是引用“思考会”的说法。其重要成员，前文部科学大臣中山成彬说，“如果发现过去的调查有错误，就应该要求政府重新审查河野谈话”。另一要员，自民党政调会长中川昭一也说：“河野谈话并非什么不能修改的大典，研究党内提言之后，更换河野谈话，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日本政要如此咬文嚼字，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在像架空日本和平宪法一样，要把“河野谈话”变得“完全无害”。
回顾二战会有新认识
3月10日的《产经新闻》发表《慰安妇问题：放置伪史因而留下祸根》为题的社论，直指河野洋平的谈话损伤了日本名誉，严重影响到日美关系。该报也指责《纽约时报》为“亲中派”，甚至说中国在离间日美两国关系。这说明，日本极端右翼确实是坐立不安，只是他们束手无策，而且是停留于战前的思维，因而无法向世人展示：日本也是个有“品格”的国家（《朝日新闻》语）。
日本舍本逐末，企图通过吹毛求疵将“河野谈话”推翻的策略，让原本袒护日本的欧美国家无法再保持沉默。其次是，美国一批回顾二战中国战场，特别是南京大屠杀的电影，年内将陆续上映。到时，一般美国人有机会重新审视历史，相信他们会用比过去更客观、更公正的态度来“欣赏”这些电影。新的发现、新的震惊、新的愤怒，相信也会跟着出现。
● 黄彬华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去年10月访问中国韩国之后，日本与近邻国家的关系有所改善，但民间的历史论争依然持续。或许是历史的发展，也可能是亚洲风向的扩展，日本与亚洲的历史论争，似乎已经漂洋过海到了太平洋彼岸，日本正倾全力要灭火。
最近，美国众议院民主党议员迈克·本田再度向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提交一项谴责战时日本强征慰安妇的决议案，要求日本政府在慰安妇问题上“正式承认、道歉并承担历史责任”。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已在2月15日举行听证会，邀请三名住在韩国与澳洲的慰安妇幸存者作证。
至今，美国众议院已经八次讨论有关议案，都因日本的游说、亲日派政客的作梗胎死腹中。比如去年9月，委员会虽然以多数票通过了议案，却因为前众议院议长哈斯特故意拖延，未能及时提交全体会议表决，最终成了废案。但在去年中期选举过后，民主党人出任众议院议长、亚太小组委员会委员长和外交委员会主席，这次通过决议的可能性就比过去高，日本政府因此神经紧张。
日本政府除了高薪雇用亲日的前众议院议长哈斯特当参谋之外，还派遣首相安倍的两名得力助手，即负责宣传事务的辅佐官世耕弘成和负责安保事务的小池百合子，先后赶去美国会见有关学者、舆论界和政界有力人士，力劝他们必须阻止有关议案的通过。日本驻美大使加藤良三也公开表示忧虑，警告有关当局，“如果议案通过将对美日关系产生不良影响”。安倍预定4月底访美，他更担忧面上无光。
日本还有一招，就是动员极右的国会议员集团，即“思考日本前途与历史教育议员之会”（简称：“思考会”）成员，到华盛顿直接会见美国官员，要“力挽狂澜”。
吸取历史教训的日裔
迈克·本田是众议院民主党人，唯一的日裔众议员。他是在美国出生的第三代日裔，二战时被美国强制收容，感受到美国政府后来道歉和赔偿的真诚。他认为日本应该效法美国，衷心道歉。
本田强调：“历史记录、慰安妇幸存者的证言，以及前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的个人谢罪都表明，日本军国主义军队在二战当时曾逼迫20万名女性成为性奴隶的事实。”同时指出：“日本唯有对过去的错误正式道歉，才能提高作为一个自由民主国家的地位。”
作为“亚太美人连线”主席，本田关注亚洲事务是理所当然的，但他积极参与战时日军暴行的调查，却使日本政府深感意外，更使它感到尴尬。过去，美国政府对日本与亚洲邻国的历史论争多采取视而不见态度，一是美国利益超越一切；二是美日同盟又凌驾于所有亚太事务之上，国家利益比什么人权、正义都还重要。
如今，美国在亚太的权益更形分散，美日同盟关系比重相对减弱；加上，美国国内党派势力又有逆转，特别是总统选举年的到来、民主党重新掌控国会等等，美国对历史问题的态度显然起了变化，屡遭亲日派打压而不能通过的慰安妇决议案，这次有反败为胜的可能。
承认暴行将留下祸根
慰安妇问题一直使日本不安，是因为日本保守势力认为，承认事实会使皇军蒙羞，它将被视为国耻，使日本人永远抬不起头来，会被受害者用来索求赔偿。
不仅对慰安妇问题，对战时日军所有暴行，包括大检证、南京大屠杀，日本一概矢口否认，或以“缺乏证据”作为藉口，模糊焦点，主要目的就是要否认到底，不使国家留下任何污点。用极右势力的“理论”来分析，就是“不要给子孙后代留下祸根”。“河野谈话”，在历史教科书问题上向亚洲舆论妥协，都被日本保守势力认为是软弱种下的祸根。
上世纪90年，基于强大的外舆论压力，宫泽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在1993年发表谈话，承认二战期间日军强征慰安妇的事实，并表示道歉和反省，同时希望日本能够通过历史教育，永远记住慰安妇的史实，不要犯同样的错误。
但党内极右势力不仅不买河野的账，还继续否认皇军参与慰安妇组织的事实。最强大的一股反对势力是，一批自称为少壮派的极端右翼，在安倍晋三和中川昭一等的领导下，在1997年成立了“思考日本前途与历史教育年轻议员之会”（2004年删除“年轻”二字，并扩展为超党派组织，现有成员130名），目的就是要“纠正”“河野谈话”的错误。
安倍的对应方式笨拙
“思考会”成员等待机会要废弃“河野谈话”，不料美国国会却突然关心起慰安妇问题来，使日本政府措手不及。而安倍政府的对应方式不仅笨拙，而且欲盖祢彰，自毁形象。
在一些欧美人士眼中，日本不仅是个成熟的国家，又是亚洲唯一“和平、民主、富裕”的国家。但从日本的出尔反尔，对历史真相不尊重，使他们惊觉原来日本是个如此“不诚实、不负责、不尊重历史”，甚至是个不尊重人权的国家。所以有此重大变化，原因是他们现在发现，日本虽然口头道歉，心中却没有丝毫反省或认罪的念头。他们开始体验到日本人“表里不一”的行为特征。
安倍其实是引用“思考会”的说法。其重要成员，前文部科学大臣中山成彬说，“如果发现过去的调查有错误，就应该要求政府重新审查河野谈话”。另一要员，自民党政调会长中川昭一也说：“河野谈话并非什么不能修改的大典，研究党内提言之后，更换河野谈话，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日本政要如此咬文嚼字，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在像架空日本和平宪法一样，要把“河野谈话”变得“完全无害”。
回顾二战会有新认识
3月10日的《产经新闻》发表《慰安妇问题：放置伪史因而留下祸根》为题的社论，直指河野洋平的谈话损伤了日本名誉，严重影响到日美关系。该报也指责《纽约时报》为“亲中派”，甚至说中国在离间日美两国关系。这说明，日本极端右翼确实是坐立不安，只是他们束手无策，而且是停留于战前的思维，因而无法向世人展示：日本也是个有“品格”的国家（《朝日新闻》语）。
日本舍本逐末，企图通过吹毛求疵将“河野谈话”推翻的策略，让原本袒护日本的欧美国家无法再保持沉默。其次是，美国一批回顾二战中国战场，特别是南京大屠杀的电影，年内将陆续上映。到时，一般美国人有机会重新审视历史，相信他们会用比过去更客观、更公正的态度来“欣赏”这些电影。新的发现、新的震惊、新的愤怒，相信也会跟着出现。
中国崛起是一种文化现象
中国崛起是一种文化现象
● 杜平
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的概念之后，中国学术界和舆论界似乎都有恍然大悟之感。其实，这并非是什么新东西。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曾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一起抓”，其中的“精神文明”就是“软实力”，只是听起来没有那么时髦而已。
但不管怎样，中国政府和民间现在都从战略的高度来思考精神文明建设，把“软实力”作为可持续发展所不可缺少的要素之一，约瑟夫·奈的提法对此是有贡献的。
告别民族自卑心理
然而，这里面也有不甚正确的现象，那就是，在谈论中国崛起的时候，人们往往把软实力和硬实力完全割裂，分而论之。比如说，在很多人看来，中国国力的快速增强与自身的文化无关，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仅没有得益于自身的文化，反而还受其制肘和阻碍。至于其他更激进的主张，这里就无需枚举。
认为传统文化窒息进步思想与现代化的观点，在“五四”时期曾经处于极端状态。紧接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使这种观点登峰造极。由于国家的长期衰败和任人欺凌，中国的民族精神出现了自卑意识。所以，近百年以来，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都自觉地从文化的根源上，去寻找导致中国长期落后的“劣根性”。
可是，带着自卑的心理去研究落后的原因，看到的自然都是消极的东西，所得出的结论就必然都是文化的“腐朽”与“落后”。久而久之，中国的传统文化，甚至整个民族的性格都成了一个包袱，变成一切错误和落后现象的渊薮。毛泽东曾提出要对传统文化“批判地吸收”，要汲其精华，剔其糟粕，但实际做法却是完全相反，是无情的批判和摧残，直至革掉自身文化之命。
文化有先进与落后之分，这个观点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因为其中有文化歧视之嫌，但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不仅如此，西方主流学者的研究结果是，文化能够决定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前途与命运。我记得内阁资政李光耀在接受美国一家媒体采访时，也曾明确提出这一点。他强调文化才是一个社会能否进步的决定性因素，而不是其他什么东西。
那么，中国文化究竟是先进的还是落后的？在谈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看一下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教授做的一个比较性研究，因为笔者觉得他的结论很有启发性。
所有差别都有文化原因
亨廷顿发现，在60年代，韩国和非洲的加纳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几乎完全相同，但过了30年之后，也就是在90年代初，韩国一跃而成为世界第14大经济体，其社会发展和政治文明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进步。而加纳在30年时间里一直是原地踏步，依然是贫穷和落后。亨廷顿经过比较之后作出的结论是，这两个国家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差别，其中当然有很多原因，但最关键原因是“文化在中间起了作用”。
文化是一套价值观，是一个民族的天性。韩国价值观中的勤劳、节俭、目标专注、重视教育、讲求纪律等等，都是加纳这个国家所缺少的。当然，韩国文化中还有其他进步元素，亨廷顿没有提及，包括笔者认为最明显的几个，即坚韧的毅力和不甘落后的进取意识。
有人也许会拿朝鲜作为例子，“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对亨廷顿的这个观点进行驳斥。确实，既然文化在起决定性作用，那么，同文同种的朝鲜为何又是那么不同？
实际上，朝鲜的事例不但不能驳倒亨廷顿的观点，反而更能反映出文化的作用是多么巨大。朝鲜的问题在于外来的政治意识形态与自身文化完全不相容，并且还借助政治高压手段，长期束缚、压抑、扭曲和阉割了优秀的本土文化。也就是说，朝鲜的落后与衰败绝对不是自身文化之错，而是因为作为民族灵魂的文化遭受了灭顶之灾。尽管如此，只要不完全泯灭，只要有合适的条件，它还能自我疗伤，继而焕发出进步的活力。
中国文化与进步力量是否能够相容，显然可以从类似的角度作如是观。过去几百年，中国为何持续衰落？最近几十年，中国又为何持续崛起？对传统文化持全盘否定态度的人，现在应该换个角度去思考。
当然，不可否认的一点是，中国最近30年来的快速进步，得益于思想的解放和门户的开放，得益于引进了先进的技术、资金和市场观念。但是，假若没有一个与外来观念相容的文化，所有的技术、资金、观念和机制都不会产生效果，至少不会充分地发挥效果。
硬实力与软实力相辅相成
性格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文化决定一个国家的兴衰。亨廷顿所举韩国文化中的优秀品质，在中华文化中更为突出，因为中华文化是韩国文化、乃至东亚文化的源头。以“文化是决定性因素”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重新崛起，我们就不会感到有多大意外，因为这是文化基因所注定之事。
中国的国力从90年代初开始快速增长。其间，形形色色的“中国崩溃论”被一个一个地击破。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一个有别于西方成功模式的经济体，竟然保持经济增长这么多年，并且连续超越了好几个世界强国，这一事实使得所有现成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都无法予以令人信服的解释。
退一步说，即便这些理论能够予以解释，那也只限于方法论。撇开文化因素去解释一个国家的进步与落后，结论只会流于表面，也就是舍本逐末。
文化是一种天性，而任何天性都是长短互见，善恶并存，中华文化也毫不例外。只有承认这个事实，人们才不会求全责备和妄自菲薄，也才能够有意识地对文化中的缺陷进行扼制，进行改良。一味地嘲笑、自卑、否定和摒弃，最后所得必定是灾难性结果。
再回到文前提到的“软实力”。现在很多人都说中国的软实力还不够，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有一点大家似乎都没有看清楚，那就是，硬实力和软实力之间的关系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假若没有相应的软实力，中国就不可能有现在的硬实力，经济的持续和快速增强就是不可想象。
归根结底，中国的崛起不单单是一个经济现象，而更是一个文化现象；不只表明国力在增强，而且更意味着文化在复兴。
·作者是《联合早报》评论员
● 杜平
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的概念之后，中国学术界和舆论界似乎都有恍然大悟之感。其实，这并非是什么新东西。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曾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一起抓”，其中的“精神文明”就是“软实力”，只是听起来没有那么时髦而已。
但不管怎样，中国政府和民间现在都从战略的高度来思考精神文明建设，把“软实力”作为可持续发展所不可缺少的要素之一，约瑟夫·奈的提法对此是有贡献的。
告别民族自卑心理
然而，这里面也有不甚正确的现象，那就是，在谈论中国崛起的时候，人们往往把软实力和硬实力完全割裂，分而论之。比如说，在很多人看来，中国国力的快速增强与自身的文化无关，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仅没有得益于自身的文化，反而还受其制肘和阻碍。至于其他更激进的主张，这里就无需枚举。
认为传统文化窒息进步思想与现代化的观点，在“五四”时期曾经处于极端状态。紧接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使这种观点登峰造极。由于国家的长期衰败和任人欺凌，中国的民族精神出现了自卑意识。所以，近百年以来，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都自觉地从文化的根源上，去寻找导致中国长期落后的“劣根性”。
可是，带着自卑的心理去研究落后的原因，看到的自然都是消极的东西，所得出的结论就必然都是文化的“腐朽”与“落后”。久而久之，中国的传统文化，甚至整个民族的性格都成了一个包袱，变成一切错误和落后现象的渊薮。毛泽东曾提出要对传统文化“批判地吸收”，要汲其精华，剔其糟粕，但实际做法却是完全相反，是无情的批判和摧残，直至革掉自身文化之命。
文化有先进与落后之分，这个观点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因为其中有文化歧视之嫌，但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不仅如此，西方主流学者的研究结果是，文化能够决定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前途与命运。我记得内阁资政李光耀在接受美国一家媒体采访时，也曾明确提出这一点。他强调文化才是一个社会能否进步的决定性因素，而不是其他什么东西。
那么，中国文化究竟是先进的还是落后的？在谈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看一下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教授做的一个比较性研究，因为笔者觉得他的结论很有启发性。
所有差别都有文化原因
亨廷顿发现，在60年代，韩国和非洲的加纳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几乎完全相同，但过了30年之后，也就是在90年代初，韩国一跃而成为世界第14大经济体，其社会发展和政治文明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进步。而加纳在30年时间里一直是原地踏步，依然是贫穷和落后。亨廷顿经过比较之后作出的结论是，这两个国家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差别，其中当然有很多原因，但最关键原因是“文化在中间起了作用”。
文化是一套价值观，是一个民族的天性。韩国价值观中的勤劳、节俭、目标专注、重视教育、讲求纪律等等，都是加纳这个国家所缺少的。当然，韩国文化中还有其他进步元素，亨廷顿没有提及，包括笔者认为最明显的几个，即坚韧的毅力和不甘落后的进取意识。
有人也许会拿朝鲜作为例子，“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对亨廷顿的这个观点进行驳斥。确实，既然文化在起决定性作用，那么，同文同种的朝鲜为何又是那么不同？
实际上，朝鲜的事例不但不能驳倒亨廷顿的观点，反而更能反映出文化的作用是多么巨大。朝鲜的问题在于外来的政治意识形态与自身文化完全不相容，并且还借助政治高压手段，长期束缚、压抑、扭曲和阉割了优秀的本土文化。也就是说，朝鲜的落后与衰败绝对不是自身文化之错，而是因为作为民族灵魂的文化遭受了灭顶之灾。尽管如此，只要不完全泯灭，只要有合适的条件，它还能自我疗伤，继而焕发出进步的活力。
中国文化与进步力量是否能够相容，显然可以从类似的角度作如是观。过去几百年，中国为何持续衰落？最近几十年，中国又为何持续崛起？对传统文化持全盘否定态度的人，现在应该换个角度去思考。
当然，不可否认的一点是，中国最近30年来的快速进步，得益于思想的解放和门户的开放，得益于引进了先进的技术、资金和市场观念。但是，假若没有一个与外来观念相容的文化，所有的技术、资金、观念和机制都不会产生效果，至少不会充分地发挥效果。
硬实力与软实力相辅相成
性格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文化决定一个国家的兴衰。亨廷顿所举韩国文化中的优秀品质，在中华文化中更为突出，因为中华文化是韩国文化、乃至东亚文化的源头。以“文化是决定性因素”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重新崛起，我们就不会感到有多大意外，因为这是文化基因所注定之事。
中国的国力从90年代初开始快速增长。其间，形形色色的“中国崩溃论”被一个一个地击破。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一个有别于西方成功模式的经济体，竟然保持经济增长这么多年，并且连续超越了好几个世界强国，这一事实使得所有现成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都无法予以令人信服的解释。
退一步说，即便这些理论能够予以解释，那也只限于方法论。撇开文化因素去解释一个国家的进步与落后，结论只会流于表面，也就是舍本逐末。
文化是一种天性，而任何天性都是长短互见，善恶并存，中华文化也毫不例外。只有承认这个事实，人们才不会求全责备和妄自菲薄，也才能够有意识地对文化中的缺陷进行扼制，进行改良。一味地嘲笑、自卑、否定和摒弃，最后所得必定是灾难性结果。
再回到文前提到的“软实力”。现在很多人都说中国的软实力还不够，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有一点大家似乎都没有看清楚，那就是，硬实力和软实力之间的关系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假若没有相应的软实力，中国就不可能有现在的硬实力，经济的持续和快速增强就是不可想象。
归根结底，中国的崛起不单单是一个经济现象，而更是一个文化现象；不只表明国力在增强，而且更意味着文化在复兴。
·作者是《联合早报》评论员
Sunday, March 11, 2007
中国历史热反映大国焦虑
中国历史热反映大国焦虑
● 叶鹏飞
2006年的中国被戏称为“明年”，一股对朱明王朝的热情突然在大陆的网络界、出版界、影视界和舆论界燃烧开来，一下成燎原之势，热火朝天。
点燃明朝热的是一名叫“当年明月”的网民，他的网络连载《明朝那些事儿》从去年3月至今点击率已达数百万。《明朝那些事儿》出版图书后，迅速成为销售排行榜的前十名，并连带引发了出版界的明史热。
随后不到一年内陆续出版的明史著作就包括《大明朝的另类史》《品明朝》《明朝的皇帝》《正说明朝十六帝》《正说明朝十六臣》《大明十五疑案》《明朝出了个张居正》《大明王朝七张面孔》以及《皇帝、文臣和太监——明朝政局的“三角恋”》等，明史现象迅速征服了出版界。
影视界也不甘寂寞，《大明王朝1566：嘉靖与海瑞》《传奇皇帝朱元璋》以及关于郑和下西洋的《大航海》等电视连续剧相继面世，为明朝热在知识精英阶层之外，增添了另一股流行于普罗大众的风潮。
历史的回眸有必要
针对这股历史热，《中国新闻周刊》在今年2月12日第312期推出“明史热之冷思考”专题，重点讨论这个社会文化现象。专题引言说：“面对当今处在调和追求利润与保持道德水平的两难境地中的我们，一次历史的回眸显得很有必要。”
而在海峡的另一端，“历史热”也以另一种面貌出现在台湾社会。相较于大陆带有相当娱乐化的倾向，台湾的“历史热”则表现出强烈的政治色彩，由官方主导的“去中国化”运动，在为机场等公共建筑和公营机构“正名”后，开始打历史的主意。
台湾总统陈水扁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专访时指出，希望在任内继续强化台湾主体意识，使台湾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完整的国家”。
今年台湾新学期开始使用的新版高中历史课本，将《本国史》改称《中国史》；把过去惯用的国家指涉如“我国”“本国”“大陆”等用词全部改为“中国”，清人“移民”台湾被改为“殖民”，“光复”改为“战后”，“日据”改为“日治”，无怪乎反对者形容政府试图借历史进行“思想台独”。
历史热背后有官方意图？
历史向来就不单纯是过去所发生的事情，作为一个社会的经验累积和集体想象，社会在不同时期对历史的态度，其实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社会当时所面临的问题和困惑。清人龚自珍在《古史钩沉论》中说：“灭人之国，必先灭人之史，史亡，则国亡”；连横在《台湾通史》序中也提到：“国可灭，史不可灭”，代表的都是中国人对历史现实作用的深刻体会。
两岸不约而同地出现“历史热”，因而也成为观照两地社会在同一个时期不同精神面貌或集体潜意识的一面镜子。
与台湾“历史热”集中呈现在教科书的情况相比，大陆民众对于历史的热情表现在更多的渠道，背后反映的情绪也可能更多元。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樊树志认为，大陆的历史热不纯粹是媒体炒作，而是民间自发的潮流，“民间隐藏着一种对历史的渴望，民众对文化有着真诚的追求”。
樊树志分析，经济发展带动文化需求，而文化的需求是多样的；大众对于历史的爱好也是多层次的，所以带动了满足不同层次的“产品”：清宫秘史、百家讲坛、戏说、正史、品评，从阳春白雪到下里巴人，社会大众根据自己的需求寻找合适的方式亲近历史，试图从中获得启示，发现意义。
由于中国电视在前几年充斥着清宫剧，包括《雍正王朝》《康熙大帝》等历史正剧，到《宰相刘罗锅》《康熙微服私访》等戏说历史剧，以明史为主题的电视剧密集出现被视为是对清宫剧的反动。有论者更进一步认为，这是“民族回归”的象征，跨越满族人的王朝，探索由汉族建立的最后一个王朝。
对此，樊树志说，寻根只是少数，多数人对于明史的兴趣应该是出于真诚的文化需求。
然而文化需求并无法完全解释“历史热”现象，虽然明史热确实是一个纯粹的民间风潮，看不到官方的介入；从更大的角度审视，中央电视台热播《大国崛起》纪录片以及随之而来的热烈讨论，歌颂盛唐的82集连续剧《贞观长歌》被当做“主旋律”在黄金时档播出，都带有明显的官方意图。
从某种意义而言，无论是否有官方的影子，“历史热”反映了一种莫名的“大国焦虑”。
比较具体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经取代了普世的“实现共产主义”，成为中共执政的新天命。“大国崛起”正是伴随着中国“入世”后经济实力突飞猛进的命题，呼应着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大陆时事评论员丁松泉指出，作为崛起的新兴大国，中国特别关切未来的发展空间；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崛起所表现出的遏制与敌对姿态，则加重了中国对未来生存与发展空间的担忧。
丁松泉认为：“这种内外因素的压力使中国的政府、学界和普通大众特别是网民表现出非常深切的焦虑。”
回归历史寻求灵感或启发，或许正是这种“大国焦虑”自我调适的本能表现之一。
台湾为什么也焦虑
台湾其实也同样存在焦虑感，然而与大陆的“大国焦虑”不同，强调台湾主体性者的普遍焦虑，恐怕来自于对大陆崛起可能取代、并吞台湾而丧失自我主体身份的恐惧。
台湾的世新大学历史教授李筱峰支持修改历史教科书的发言，就透露了这种情绪。他说，台湾的历史教科书应该站在台湾主体的立场来写，如同各国历史课本都站在各自国家的历史立场来写，不应像过去把台湾当做“中国边陲”的立场来谈。
当然，观察台湾的流行现象和话题无法不考虑选举，今明两年分别有立法院和总统大选，“台湾认同”作为民进党的拿手议题，自然要再度被拿来消费利用，因此也不排除历史教育与国族认同的争议会随着选举的结束而消散。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修改历史教科书会引发台湾社会的议论，除了选举因素之外，恐怕也碰触到台湾民众深层的敏感神经。
面对大陆国力窜升的事实，希望独立建国的台独势力难免产生“时不我待”的焦虑，从重新诠释历史入手，建立独立于大陆的台湾国族身份认同，已经成为他们抵御大陆崛起的吸力最后的法宝。
一名同情政府做法的台湾记者的评论标题正好是《认同，要从教科书扎根》，他质问反对修改教科书者说：“为什么中国意识可以，台湾意识就不行？”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曾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人从眼下面对的问题来提问过去，借历史来表述当代的精神与情绪。两岸目前同时发生的“历史热”，或许就印证了克罗齐的说法。
香港人怕被同化
也怕被边缘化
香港回归中国大陆在今年刚好踏入十周年，但由去年开始，香港却逐渐兴起一股回归本土化的热潮。
今年2月14日，号称以全面记载香港“集体回忆”做卖点的香港地方志工程筹备委员会宣布，将于7月1日开始编修一部全面而系统的记载香港自然环境和社会状况的大型丛书《香港通志》，计划在六年内完成，估计耗资2亿5000万港元。
香港地方志筹备委员会成员、岭南大学香港与华南历史研究部主任刘智鹏表示，编修范围将由远古至1997年6月30日，会有1000至2000名学者及研究人员参加编修，有关人员将走访偏远乡郊，发掘淹埋于城市人烟的本地文物古迹。
几乎是同一天同一时刻，香港官方部门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主办的全港首个历史数码数据库，举行启动典礼。据了解，这个名为“香港记忆”的计划，准备在五年内把代表香港珍贵回忆的资料、故事或物品数码化，方便公众随时浏览。
负责计划的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何志平指出，透过搜集并展示民间的集体记忆，可以储存旧日的人和事，让年青一代了解父辈早期的生活状况、奋斗经过，从而有利培养香港人的本土意识，并增强社会归属感。
香港这股对本地文化及身份认同的“回归”热潮，在去年就已经开始。自从去年年底出现了一场保卫天星码头的运动后，“集体记忆”成为香港人的口头禅，许多香港市民纷纷发出宁要保留本土特色文化也不要经济发展的呼声，要求当局加强对香港本土特色文化的保护。
不单如此，教育界也出现本土化的现象。较早前，台湾新版历史教科书弃用“国父”，“我国”“本国”“大陆”等用语全改为“中国”，具革命性意涵的“起义”都改为“起事”，除了在台湾岛内及大陆引起广泛争议外，也在香港掀起一片历史讨论。有本地学者认为，现时香港中小学阶段的国史教育非常薄弱，尤其是通识科出现中国历史肢离化的趋势，呼吁教育界在探讨两岸政治以外，不妨从香港角度出发，加强对中国近代史的教育。
譬如，目前香港各大出版社对中国近代史的介绍如“六四事件”有不同版本；有教科书形容事件是“中共中央认为这是有人从中挑动”，但也有教科书批评“政府(对事件)处理和反应均失宜”。立法会教育界议员张文光批评教科书谈“六四”往往略过镇压部分，是刻意淡化史实，“这非忠于历史，是历史课的反面教材”。他建议教师寻求不同史料，补充教科书的不足，让学生更全面掌握中国历史。
对于香港这股本地化的现象，有香港学者认为，近年来，中国日益强大，但与此同时，当火车、地铁甚至公众场所都加入普通话广播，街上迎面都是大陆同胞，包括大陆的文化和习惯正在渗入香港的生活中，香港人开始感受到中国大陆崛起对香港造成的压力，并重新认识自己的身份，形成了一股对未来的焦虑感。
从事文化事业多年的次文化堂社长彭志铭就表示，香港中国化有点“劣币驱逐良币” 的意味，看看街上俗气的灯饰，店铺的颜色布置等，香港的每事每物都在迎合大陆同胞口味时，似乎在失去自己。“我们一方面害怕被同化，另一方面又怕被边缘化，却又难以改变这处境，内心难免焦躁，身份认同问题也开始突出。”
香港时事评论员洪清田认为，香港百多年取得闻名于世的经济商业成就，在诸多方面成为世界枢纽，必有某个程度上相对称、也堪足道的政经社会文化思潮。但这方面几乎完全不见史册。他建议香港成立一个“香港学研究所”，让更多人研究、了解香港独特的文化，以及其贯通千百年的中西方文化、现代和传统社会的背后原因。
● 叶鹏飞
2006年的中国被戏称为“明年”，一股对朱明王朝的热情突然在大陆的网络界、出版界、影视界和舆论界燃烧开来，一下成燎原之势，热火朝天。
点燃明朝热的是一名叫“当年明月”的网民，他的网络连载《明朝那些事儿》从去年3月至今点击率已达数百万。《明朝那些事儿》出版图书后，迅速成为销售排行榜的前十名，并连带引发了出版界的明史热。
随后不到一年内陆续出版的明史著作就包括《大明朝的另类史》《品明朝》《明朝的皇帝》《正说明朝十六帝》《正说明朝十六臣》《大明十五疑案》《明朝出了个张居正》《大明王朝七张面孔》以及《皇帝、文臣和太监——明朝政局的“三角恋”》等，明史现象迅速征服了出版界。
影视界也不甘寂寞，《大明王朝1566：嘉靖与海瑞》《传奇皇帝朱元璋》以及关于郑和下西洋的《大航海》等电视连续剧相继面世，为明朝热在知识精英阶层之外，增添了另一股流行于普罗大众的风潮。
历史的回眸有必要
针对这股历史热，《中国新闻周刊》在今年2月12日第312期推出“明史热之冷思考”专题，重点讨论这个社会文化现象。专题引言说：“面对当今处在调和追求利润与保持道德水平的两难境地中的我们，一次历史的回眸显得很有必要。”
而在海峡的另一端，“历史热”也以另一种面貌出现在台湾社会。相较于大陆带有相当娱乐化的倾向，台湾的“历史热”则表现出强烈的政治色彩，由官方主导的“去中国化”运动，在为机场等公共建筑和公营机构“正名”后，开始打历史的主意。
台湾总统陈水扁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专访时指出，希望在任内继续强化台湾主体意识，使台湾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完整的国家”。
今年台湾新学期开始使用的新版高中历史课本，将《本国史》改称《中国史》；把过去惯用的国家指涉如“我国”“本国”“大陆”等用词全部改为“中国”，清人“移民”台湾被改为“殖民”，“光复”改为“战后”，“日据”改为“日治”，无怪乎反对者形容政府试图借历史进行“思想台独”。
历史热背后有官方意图？
历史向来就不单纯是过去所发生的事情，作为一个社会的经验累积和集体想象，社会在不同时期对历史的态度，其实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社会当时所面临的问题和困惑。清人龚自珍在《古史钩沉论》中说：“灭人之国，必先灭人之史，史亡，则国亡”；连横在《台湾通史》序中也提到：“国可灭，史不可灭”，代表的都是中国人对历史现实作用的深刻体会。
两岸不约而同地出现“历史热”，因而也成为观照两地社会在同一个时期不同精神面貌或集体潜意识的一面镜子。
与台湾“历史热”集中呈现在教科书的情况相比，大陆民众对于历史的热情表现在更多的渠道，背后反映的情绪也可能更多元。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樊树志认为，大陆的历史热不纯粹是媒体炒作，而是民间自发的潮流，“民间隐藏着一种对历史的渴望，民众对文化有着真诚的追求”。
樊树志分析，经济发展带动文化需求，而文化的需求是多样的；大众对于历史的爱好也是多层次的，所以带动了满足不同层次的“产品”：清宫秘史、百家讲坛、戏说、正史、品评，从阳春白雪到下里巴人，社会大众根据自己的需求寻找合适的方式亲近历史，试图从中获得启示，发现意义。
由于中国电视在前几年充斥着清宫剧，包括《雍正王朝》《康熙大帝》等历史正剧，到《宰相刘罗锅》《康熙微服私访》等戏说历史剧，以明史为主题的电视剧密集出现被视为是对清宫剧的反动。有论者更进一步认为，这是“民族回归”的象征，跨越满族人的王朝，探索由汉族建立的最后一个王朝。
对此，樊树志说，寻根只是少数，多数人对于明史的兴趣应该是出于真诚的文化需求。
然而文化需求并无法完全解释“历史热”现象，虽然明史热确实是一个纯粹的民间风潮，看不到官方的介入；从更大的角度审视，中央电视台热播《大国崛起》纪录片以及随之而来的热烈讨论，歌颂盛唐的82集连续剧《贞观长歌》被当做“主旋律”在黄金时档播出，都带有明显的官方意图。
从某种意义而言，无论是否有官方的影子，“历史热”反映了一种莫名的“大国焦虑”。
比较具体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经取代了普世的“实现共产主义”，成为中共执政的新天命。“大国崛起”正是伴随着中国“入世”后经济实力突飞猛进的命题，呼应着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大陆时事评论员丁松泉指出，作为崛起的新兴大国，中国特别关切未来的发展空间；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崛起所表现出的遏制与敌对姿态，则加重了中国对未来生存与发展空间的担忧。
丁松泉认为：“这种内外因素的压力使中国的政府、学界和普通大众特别是网民表现出非常深切的焦虑。”
回归历史寻求灵感或启发，或许正是这种“大国焦虑”自我调适的本能表现之一。
台湾为什么也焦虑
台湾其实也同样存在焦虑感，然而与大陆的“大国焦虑”不同，强调台湾主体性者的普遍焦虑，恐怕来自于对大陆崛起可能取代、并吞台湾而丧失自我主体身份的恐惧。
台湾的世新大学历史教授李筱峰支持修改历史教科书的发言，就透露了这种情绪。他说，台湾的历史教科书应该站在台湾主体的立场来写，如同各国历史课本都站在各自国家的历史立场来写，不应像过去把台湾当做“中国边陲”的立场来谈。
当然，观察台湾的流行现象和话题无法不考虑选举，今明两年分别有立法院和总统大选，“台湾认同”作为民进党的拿手议题，自然要再度被拿来消费利用，因此也不排除历史教育与国族认同的争议会随着选举的结束而消散。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修改历史教科书会引发台湾社会的议论，除了选举因素之外，恐怕也碰触到台湾民众深层的敏感神经。
面对大陆国力窜升的事实，希望独立建国的台独势力难免产生“时不我待”的焦虑，从重新诠释历史入手，建立独立于大陆的台湾国族身份认同，已经成为他们抵御大陆崛起的吸力最后的法宝。
一名同情政府做法的台湾记者的评论标题正好是《认同，要从教科书扎根》，他质问反对修改教科书者说：“为什么中国意识可以，台湾意识就不行？”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曾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人从眼下面对的问题来提问过去，借历史来表述当代的精神与情绪。两岸目前同时发生的“历史热”，或许就印证了克罗齐的说法。
香港人怕被同化
也怕被边缘化
香港回归中国大陆在今年刚好踏入十周年，但由去年开始，香港却逐渐兴起一股回归本土化的热潮。
今年2月14日，号称以全面记载香港“集体回忆”做卖点的香港地方志工程筹备委员会宣布，将于7月1日开始编修一部全面而系统的记载香港自然环境和社会状况的大型丛书《香港通志》，计划在六年内完成，估计耗资2亿5000万港元。
香港地方志筹备委员会成员、岭南大学香港与华南历史研究部主任刘智鹏表示，编修范围将由远古至1997年6月30日，会有1000至2000名学者及研究人员参加编修，有关人员将走访偏远乡郊，发掘淹埋于城市人烟的本地文物古迹。
几乎是同一天同一时刻，香港官方部门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主办的全港首个历史数码数据库，举行启动典礼。据了解，这个名为“香港记忆”的计划，准备在五年内把代表香港珍贵回忆的资料、故事或物品数码化，方便公众随时浏览。
负责计划的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何志平指出，透过搜集并展示民间的集体记忆，可以储存旧日的人和事，让年青一代了解父辈早期的生活状况、奋斗经过，从而有利培养香港人的本土意识，并增强社会归属感。
香港这股对本地文化及身份认同的“回归”热潮，在去年就已经开始。自从去年年底出现了一场保卫天星码头的运动后，“集体记忆”成为香港人的口头禅，许多香港市民纷纷发出宁要保留本土特色文化也不要经济发展的呼声，要求当局加强对香港本土特色文化的保护。
不单如此，教育界也出现本土化的现象。较早前，台湾新版历史教科书弃用“国父”，“我国”“本国”“大陆”等用语全改为“中国”，具革命性意涵的“起义”都改为“起事”，除了在台湾岛内及大陆引起广泛争议外，也在香港掀起一片历史讨论。有本地学者认为，现时香港中小学阶段的国史教育非常薄弱，尤其是通识科出现中国历史肢离化的趋势，呼吁教育界在探讨两岸政治以外，不妨从香港角度出发，加强对中国近代史的教育。
譬如，目前香港各大出版社对中国近代史的介绍如“六四事件”有不同版本；有教科书形容事件是“中共中央认为这是有人从中挑动”，但也有教科书批评“政府(对事件)处理和反应均失宜”。立法会教育界议员张文光批评教科书谈“六四”往往略过镇压部分，是刻意淡化史实，“这非忠于历史，是历史课的反面教材”。他建议教师寻求不同史料，补充教科书的不足，让学生更全面掌握中国历史。
对于香港这股本地化的现象，有香港学者认为，近年来，中国日益强大，但与此同时，当火车、地铁甚至公众场所都加入普通话广播，街上迎面都是大陆同胞，包括大陆的文化和习惯正在渗入香港的生活中，香港人开始感受到中国大陆崛起对香港造成的压力，并重新认识自己的身份，形成了一股对未来的焦虑感。
从事文化事业多年的次文化堂社长彭志铭就表示，香港中国化有点“劣币驱逐良币” 的意味，看看街上俗气的灯饰，店铺的颜色布置等，香港的每事每物都在迎合大陆同胞口味时，似乎在失去自己。“我们一方面害怕被同化，另一方面又怕被边缘化，却又难以改变这处境，内心难免焦躁，身份认同问题也开始突出。”
香港时事评论员洪清田认为，香港百多年取得闻名于世的经济商业成就，在诸多方面成为世界枢纽，必有某个程度上相对称、也堪足道的政经社会文化思潮。但这方面几乎完全不见史册。他建议香港成立一个“香港学研究所”，让更多人研究、了解香港独特的文化，以及其贯通千百年的中西方文化、现代和传统社会的背后原因。
Friday, March 09, 2007
日本将成“中国一个省”？
日本将成“中国一个省”？
[黄彬华] (2007-03-09)
日本自民党三巨头之一的政策调查会会长中川昭一，2月26日在名古屋市内演讲时指称，中国迅速扩张军力，将来日本恐会被中国的强大势力所控制。
他说，“中国不断增加国防经费、扩充势力，未来15年内台湾局势若是生变，20年内日本可能沦为中国一个省”。他还说，“中国进行反卫星导弹实验，展示了中国从地面发射导弹击毁卫星的能力。这个实验的假想目标想必也包括日本所发射的人造卫星，此实验可能有意牵制日本发射情报卫星。”
中川还在国会宣扬其“中国军力威胁论”。他说，“中国现在宣扬和平崛起，显得低调，但等到2010年（上海万国博览会）结束，就可能变成非和平崛起。等到台湾完全被中国控制后，下一个就轮到日本了。”
接着，中川又在3月1日面市的《诸君》杂志上发表谈话说，“虽然目前考虑拒绝参加北京奥运会为时尚早，但是如果在今后一年之内，中国通过武力进攻台湾，或者进行大规模的人权打压，那就要另当别论了。”他还对该极右杂志说，为了对抗急速走向霸权的中国，日本必须与美国、澳洲、印度这些共有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国家建立牢不可破的关系。
抵制北京奥运
各式各样的“中国威胁论”曾经席卷日本，后来稍微平息，如今再度吹袭政坛，而且是当前政坛中心人物在煽风点火，直称“中国是个可怕的国家”，又声称“日本将沦为中国一个省”，号召“日本考虑抵制北京奥运”，这对一般日本人来说，不仅是个精神冲击，也是个战斗宣言，必然会产生强烈的共鸣。
日本人原本有强烈的民族危机感。过去中国落后贫穷，日本曾担忧有千千万万难民会涌向日本；现在中国崛起，又担忧它会威胁日本的安全，更担忧它的总体国力会超越日本，夺取东亚霸主地位。中川重唱“中国威胁论”肯定又会在日本成为时尚，而极端右翼更会如虎添翼，中日关系可能再次陷入谷底。
前首相小泉纯一郎把参拜靖国神社当作对抗中国的国策，很大程度上就是借助这种危机感来壮大自己。如今又出现直指“中国军事威胁日本”的政调会长中川昭一，向内看可能是内部权力斗争的象征，对外看则可能是中日关系再度面对波折的征兆。因为，现首相安倍上台，即刻对中国和韩国进行“破冰之旅”，又对是否执行“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国策采取模糊策略，使极端右翼担忧，安倍会因恐惧中国而改变政策。
安倍内阁的民调不断滑坡，对自民党政府是个重大危机，但对于那些对政权虎视眈眈者来说，则是一次权力洗牌的机会。目前，中川也许还不够资格挑战安倍，但在后安倍时代他就是其中一名候补。他虽然不是派系首领，却是日本一个著名的极端右翼世袭成员。他父亲中川一郎，绰号“北海之熊”，曾先后担任过内阁农林水产大臣和科技厅长官，而且有问鼎首相宝座的野心。1973年，中川一郎曾与渡边美智雄、石原慎太郎（现东京都知事）等极端右翼结成“青岚会”的政治团体，至今还对日本保守阵营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1983年，中川一郎在北海道离奇死亡（自杀）后，中川便继承其政治地盘，并当选为众议院议员，从此官运亨通，历任农林水产大臣、经济产业大臣，再当选为自民党政调会长。
中川出任小泉内阁经济产业大臣期间，主张在东海油气田问题上直接对抗中国。安倍上台，委任他为政调会长，虽不能直接干预内阁事务，却依然利用党内特殊地位，继续摆出超级鹰派姿态，包括主张日本检讨非核政策，且发表中国将吞并日本的言论，煽动日本人的反华情绪。过去，安倍会衷心感激他的拔刀相助，但今天是安倍自己当家作主的时刻，去年10月刚对中国韩国进行“破冰之旅”，又成功邀请到中国总理温家宝4月访日，修补中日关系成了当今安倍政权的首要任务。中川不识时务，此时公开宣扬“中国威胁论”，即使不是对安倍公开反叛，也是在安倍内外交困之际再给他头上泼冷水，因此中川有关中国的言论，只有增加安倍首相的政治负担，同时使人怀疑他另有政治企图。
制造民族猜疑
日本有一批右翼论客，经常在杂志等刊物上宣扬中国威胁论，甚至出版《中国吞并日本》等书籍，包括以连续漫画方式吸引年轻人，既丑化邻国，又壮大自己，确实是一箭双雕的策略。日本人原本有排外本能，又有轻信传媒的传统，对于文字记载或画面描述的事情容易信以为真，加上日本人对抽象的问题不易理解，但对感性的、直接的描述容易接受，越是耸人听闻的言辞越能引起共鸣，而且他们对中国一向感到畏惧，因为古代中国是日本文化的源头，现代中国又是日本竞争的劲敌。从前是师傅，现在又是敌手的情况下，很容易联想到必输的恐惧。加上，在日本人的传统思维中，只有等级、输赢、争第一的概念，而没有平等共存的经验和意愿。曾被日本人看扁的中国的崛起，很自然被看成是新的威胁，甚至是扩张、是侵略的前奏，因为在过去百年里，日本就是如此看待中国、对待亚洲的。
右翼论客宣扬中国威胁，一是职业性的选择，容易起共鸣的题材；二是传统的生活方式，有广阔的活动空间；三是政治信念，自以为是爱国的表现。在日本，右翼总是跟黑帮、保守政坛结成“三位一体”。但执掌政权的政党，特别是政党巨头也参与挑衅邻国的言论活动，因而引起民族猜疑、外交紧张，不仅是区域和谐的破坏，也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阻碍。
[黄彬华] (2007-03-09)
日本自民党三巨头之一的政策调查会会长中川昭一，2月26日在名古屋市内演讲时指称，中国迅速扩张军力，将来日本恐会被中国的强大势力所控制。
他说，“中国不断增加国防经费、扩充势力，未来15年内台湾局势若是生变，20年内日本可能沦为中国一个省”。他还说，“中国进行反卫星导弹实验，展示了中国从地面发射导弹击毁卫星的能力。这个实验的假想目标想必也包括日本所发射的人造卫星，此实验可能有意牵制日本发射情报卫星。”
中川还在国会宣扬其“中国军力威胁论”。他说，“中国现在宣扬和平崛起，显得低调，但等到2010年（上海万国博览会）结束，就可能变成非和平崛起。等到台湾完全被中国控制后，下一个就轮到日本了。”
接着，中川又在3月1日面市的《诸君》杂志上发表谈话说，“虽然目前考虑拒绝参加北京奥运会为时尚早，但是如果在今后一年之内，中国通过武力进攻台湾，或者进行大规模的人权打压，那就要另当别论了。”他还对该极右杂志说，为了对抗急速走向霸权的中国，日本必须与美国、澳洲、印度这些共有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国家建立牢不可破的关系。
抵制北京奥运
各式各样的“中国威胁论”曾经席卷日本，后来稍微平息，如今再度吹袭政坛，而且是当前政坛中心人物在煽风点火，直称“中国是个可怕的国家”，又声称“日本将沦为中国一个省”，号召“日本考虑抵制北京奥运”，这对一般日本人来说，不仅是个精神冲击，也是个战斗宣言，必然会产生强烈的共鸣。
日本人原本有强烈的民族危机感。过去中国落后贫穷，日本曾担忧有千千万万难民会涌向日本；现在中国崛起，又担忧它会威胁日本的安全，更担忧它的总体国力会超越日本，夺取东亚霸主地位。中川重唱“中国威胁论”肯定又会在日本成为时尚，而极端右翼更会如虎添翼，中日关系可能再次陷入谷底。
前首相小泉纯一郎把参拜靖国神社当作对抗中国的国策，很大程度上就是借助这种危机感来壮大自己。如今又出现直指“中国军事威胁日本”的政调会长中川昭一，向内看可能是内部权力斗争的象征，对外看则可能是中日关系再度面对波折的征兆。因为，现首相安倍上台，即刻对中国和韩国进行“破冰之旅”，又对是否执行“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国策采取模糊策略，使极端右翼担忧，安倍会因恐惧中国而改变政策。
安倍内阁的民调不断滑坡，对自民党政府是个重大危机，但对于那些对政权虎视眈眈者来说，则是一次权力洗牌的机会。目前，中川也许还不够资格挑战安倍，但在后安倍时代他就是其中一名候补。他虽然不是派系首领，却是日本一个著名的极端右翼世袭成员。他父亲中川一郎，绰号“北海之熊”，曾先后担任过内阁农林水产大臣和科技厅长官，而且有问鼎首相宝座的野心。1973年，中川一郎曾与渡边美智雄、石原慎太郎（现东京都知事）等极端右翼结成“青岚会”的政治团体，至今还对日本保守阵营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1983年，中川一郎在北海道离奇死亡（自杀）后，中川便继承其政治地盘，并当选为众议院议员，从此官运亨通，历任农林水产大臣、经济产业大臣，再当选为自民党政调会长。
中川出任小泉内阁经济产业大臣期间，主张在东海油气田问题上直接对抗中国。安倍上台，委任他为政调会长，虽不能直接干预内阁事务，却依然利用党内特殊地位，继续摆出超级鹰派姿态，包括主张日本检讨非核政策，且发表中国将吞并日本的言论，煽动日本人的反华情绪。过去，安倍会衷心感激他的拔刀相助，但今天是安倍自己当家作主的时刻，去年10月刚对中国韩国进行“破冰之旅”，又成功邀请到中国总理温家宝4月访日，修补中日关系成了当今安倍政权的首要任务。中川不识时务，此时公开宣扬“中国威胁论”，即使不是对安倍公开反叛，也是在安倍内外交困之际再给他头上泼冷水，因此中川有关中国的言论，只有增加安倍首相的政治负担，同时使人怀疑他另有政治企图。
制造民族猜疑
日本有一批右翼论客，经常在杂志等刊物上宣扬中国威胁论，甚至出版《中国吞并日本》等书籍，包括以连续漫画方式吸引年轻人，既丑化邻国，又壮大自己，确实是一箭双雕的策略。日本人原本有排外本能，又有轻信传媒的传统，对于文字记载或画面描述的事情容易信以为真，加上日本人对抽象的问题不易理解，但对感性的、直接的描述容易接受，越是耸人听闻的言辞越能引起共鸣，而且他们对中国一向感到畏惧，因为古代中国是日本文化的源头，现代中国又是日本竞争的劲敌。从前是师傅，现在又是敌手的情况下，很容易联想到必输的恐惧。加上，在日本人的传统思维中，只有等级、输赢、争第一的概念，而没有平等共存的经验和意愿。曾被日本人看扁的中国的崛起，很自然被看成是新的威胁，甚至是扩张、是侵略的前奏，因为在过去百年里，日本就是如此看待中国、对待亚洲的。
右翼论客宣扬中国威胁，一是职业性的选择，容易起共鸣的题材；二是传统的生活方式，有广阔的活动空间；三是政治信念，自以为是爱国的表现。在日本，右翼总是跟黑帮、保守政坛结成“三位一体”。但执掌政权的政党，特别是政党巨头也参与挑衅邻国的言论活动，因而引起民族猜疑、外交紧张，不仅是区域和谐的破坏，也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阻碍。
俄罗斯的变迁与普京的历史地位
俄罗斯的变迁与普京的历史地位
[于时语] (2007-03-09)
自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第43届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上发表讲话，抨击美国在世界上滥用武力，并批评北约东扩威胁俄罗斯安全，关于美俄之间出现“第二次冷战”的预言不绝于欧美传媒，甚至有论客将普京的讲话比拟为1946年邱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首次提出“铁幕”一词的《富尔屯演讲》。
不管“第二次冷战”的说法有多少渲染成分，在普京领导下，俄罗斯逐渐摆脱苏联瓦解之后每况愈下的“欧亚病夫”状态，而在国际舞台上采取越来越自信和主动的角色，是明显的事实。
另外便是各种迹象显示他无意冒俄罗斯宪法不韪而在两任期满后强行连任。暂且不论关于其继任者的各种猜测，普京的历史地位是个很有意义的题目。
苏联解体是清末的速成版
回顾一下俄罗斯最近的历史。尽管时代和环境有很大的差异，苏联的崩溃和俄罗斯此后的经历，与中国自从满清衰败以来的历史进程有很大的平行之处，至少可以说苏联-俄罗斯很像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快镜头版本。
这里的历史大环境，都是一个曾经非常强大的帝国陷于僵硬过时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而不能自拔。
在满清，这是蔑视西方“奇技淫巧”的天朝固步自封的道德自大；在苏联，则是不切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加上列宁的专制体系，两者都无法顺应世局的演变，尤其是来自外部的巨大挑战，导致各种内部矛盾的激化，在内外交困的双重压力下由衰落而解体。
当然其中的巨大区别，是满清的崩溃，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和辛亥革命，经历了大半个世纪，而苏联从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停滞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失败而瓦解，只花了短短十几年工夫，这使得帝国解体的痛苦更加尖锐。普京曾将苏联的瓦解定为“二十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良有以也。
满清帝国和苏维埃帝国衰落崩溃的一个重要共同点，便是世界强权的乘机侵蚀。中国的例子大家耳熟能详，不再赘述。苏联-俄罗斯的衰落则伴随了美利坚世界帝国的全面蚕食：从食言而肥的北约东扩和“颜色革命”，直到新近普京慕尼黑讲话的导火线——美国在东欧建立反弹道导弹系统，无不说明这一国际政治现实。
也许有人会说旧苏联代表专制的“邪恶帝国”，而美国则代表“民主力量”。那么可以指出近代史上侵略中国的最主要国际强权大英帝国，其统治核心是君主立宪的民主政体。
其次，正如曾经长期主持加州伯克利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著名学者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教授指出：为了维持一个世界帝国，再是内部民主的强权也必然在海外实施非民主的手段，美利坚帝国并不例外。
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及其日益依赖埃及、约旦、沙地等专制阿拉伯政权的中东政策，充分证实这一论点。华盛顿对阿塞拜疆阿里耶夫父子专制王朝的全力支持，更说明至少在后苏联时期，国家利益和地缘政治才是美国蚕食俄罗斯势力范围的指导原则。
笔者几年前曾经指出俄罗斯和中国近代史的一大平行现象：从“专制”转为“民主共和”的正式开国总统耶尔辛（路漫漫注：大陆翻译“叶利钦”）和袁世凯，说穿了都是“窃国大盗”。
袁世凯的“窃国”主要是政治含义；耶尔辛之“窃国”更名副其实，在其任内，至少有2000到2500亿美元的俄国外汇储存，被耶尔辛亦商亦政的“密友”们偷盗，转到外国银行。
普京是俄罗斯的蒋介石
两名“窃国大盗”更为相似的功绩，是中央政府的权威沦丧，各地区各自为政，在中国成为军阀混战的开端。到了耶尔辛统治末期，除了车臣，其他省区也纷纷开始“财政自主”和政治独立，直至直接控制管理当地的军警。美国论客们预言华盛顿必须绕过莫斯科而直接与各地土皇帝打交道。
普京接手统治的俄罗斯，一半以上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之下，卢布大幅度贬值，以至美元成为国内主要通货，在经济崩溃之外，更面临政治上分崩离析。从这一角度，普京可以说是俄罗斯的蒋介石。
由于历史的原因，蒋介石领导南京国民政府“十年建国”的巨大功绩被长期掩盖。但是严肃的历史学家都知道，蒋介石是结束军阀混战和维护国家统一的大功臣。此外，南京政府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成功也与普京类似。从各自面临的困难来说，蒋介石的成就甚至超过了普京。
举例来说，普京任上的经济复苏，包括基本还清耶尔辛政府积累下的巨大外债，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国际油价高涨之后的飞来横财。可是南京政府在十年之内还清历届北洋政府累积的6亿6700万美元外债的90%，靠的基本上只是东南几省的有限税收，同时还必须担负“统一政令，统一军令”所需的巨大财政支出。
总之，如果说普京在俄罗斯近代史上扮演了蒋介石的角色，那么他的政治运气和基本条件还是远远优于蒋氏。这里除了俄罗斯巨大的能源储藏，也因为苏联帝国解体的快速，而为普京留下了蒋介石必须从头建立的军事和人才资源，使得俄罗斯避免了蒋氏面临的列强直接军事威胁。
但是我们不能低估普京本人强烈民族主义立场的作用。就是在俄罗斯新近恢复国际地位所仰仗的能源工业方面，普京在尤科斯石油公司原老板霍多尔科夫斯基准备将大量股份出售给美国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前夕采取的果断行动，不仅是美国石油战略的重大挫折，更是俄国后来得以全面控制这一资源武器的关键步骤。
将普京与蒋介石类比，也表明在一个缺乏公民社会结构和传统的环境中建立不受外部操纵的独立民主制度的巨大困难。
从这个角度，尽管普京有比蒋介石好得多的运气和条件，他和蒋氏一样都注定成为两国各自历史上的过渡性领袖。最近《洛杉矶时报》的右翼专栏作家布特（Max Boot）咒骂普京是“咆哮的虱子”，恰恰反衬了普京作为俄罗斯民族主义领袖的历史地位。
·作者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
[于时语] (2007-03-09)
自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第43届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上发表讲话，抨击美国在世界上滥用武力，并批评北约东扩威胁俄罗斯安全，关于美俄之间出现“第二次冷战”的预言不绝于欧美传媒，甚至有论客将普京的讲话比拟为1946年邱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首次提出“铁幕”一词的《富尔屯演讲》。
不管“第二次冷战”的说法有多少渲染成分，在普京领导下，俄罗斯逐渐摆脱苏联瓦解之后每况愈下的“欧亚病夫”状态，而在国际舞台上采取越来越自信和主动的角色，是明显的事实。
另外便是各种迹象显示他无意冒俄罗斯宪法不韪而在两任期满后强行连任。暂且不论关于其继任者的各种猜测，普京的历史地位是个很有意义的题目。
苏联解体是清末的速成版
回顾一下俄罗斯最近的历史。尽管时代和环境有很大的差异，苏联的崩溃和俄罗斯此后的经历，与中国自从满清衰败以来的历史进程有很大的平行之处，至少可以说苏联-俄罗斯很像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快镜头版本。
这里的历史大环境，都是一个曾经非常强大的帝国陷于僵硬过时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而不能自拔。
在满清，这是蔑视西方“奇技淫巧”的天朝固步自封的道德自大；在苏联，则是不切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加上列宁的专制体系，两者都无法顺应世局的演变，尤其是来自外部的巨大挑战，导致各种内部矛盾的激化，在内外交困的双重压力下由衰落而解体。
当然其中的巨大区别，是满清的崩溃，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和辛亥革命，经历了大半个世纪，而苏联从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停滞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失败而瓦解，只花了短短十几年工夫，这使得帝国解体的痛苦更加尖锐。普京曾将苏联的瓦解定为“二十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良有以也。
满清帝国和苏维埃帝国衰落崩溃的一个重要共同点，便是世界强权的乘机侵蚀。中国的例子大家耳熟能详，不再赘述。苏联-俄罗斯的衰落则伴随了美利坚世界帝国的全面蚕食：从食言而肥的北约东扩和“颜色革命”，直到新近普京慕尼黑讲话的导火线——美国在东欧建立反弹道导弹系统，无不说明这一国际政治现实。
也许有人会说旧苏联代表专制的“邪恶帝国”，而美国则代表“民主力量”。那么可以指出近代史上侵略中国的最主要国际强权大英帝国，其统治核心是君主立宪的民主政体。
其次，正如曾经长期主持加州伯克利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著名学者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教授指出：为了维持一个世界帝国，再是内部民主的强权也必然在海外实施非民主的手段，美利坚帝国并不例外。
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及其日益依赖埃及、约旦、沙地等专制阿拉伯政权的中东政策，充分证实这一论点。华盛顿对阿塞拜疆阿里耶夫父子专制王朝的全力支持，更说明至少在后苏联时期，国家利益和地缘政治才是美国蚕食俄罗斯势力范围的指导原则。
笔者几年前曾经指出俄罗斯和中国近代史的一大平行现象：从“专制”转为“民主共和”的正式开国总统耶尔辛（路漫漫注：大陆翻译“叶利钦”）和袁世凯，说穿了都是“窃国大盗”。
袁世凯的“窃国”主要是政治含义；耶尔辛之“窃国”更名副其实，在其任内，至少有2000到2500亿美元的俄国外汇储存，被耶尔辛亦商亦政的“密友”们偷盗，转到外国银行。
普京是俄罗斯的蒋介石
两名“窃国大盗”更为相似的功绩，是中央政府的权威沦丧，各地区各自为政，在中国成为军阀混战的开端。到了耶尔辛统治末期，除了车臣，其他省区也纷纷开始“财政自主”和政治独立，直至直接控制管理当地的军警。美国论客们预言华盛顿必须绕过莫斯科而直接与各地土皇帝打交道。
普京接手统治的俄罗斯，一半以上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之下，卢布大幅度贬值，以至美元成为国内主要通货，在经济崩溃之外，更面临政治上分崩离析。从这一角度，普京可以说是俄罗斯的蒋介石。
由于历史的原因，蒋介石领导南京国民政府“十年建国”的巨大功绩被长期掩盖。但是严肃的历史学家都知道，蒋介石是结束军阀混战和维护国家统一的大功臣。此外，南京政府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成功也与普京类似。从各自面临的困难来说，蒋介石的成就甚至超过了普京。
举例来说，普京任上的经济复苏，包括基本还清耶尔辛政府积累下的巨大外债，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国际油价高涨之后的飞来横财。可是南京政府在十年之内还清历届北洋政府累积的6亿6700万美元外债的90%，靠的基本上只是东南几省的有限税收，同时还必须担负“统一政令，统一军令”所需的巨大财政支出。
总之，如果说普京在俄罗斯近代史上扮演了蒋介石的角色，那么他的政治运气和基本条件还是远远优于蒋氏。这里除了俄罗斯巨大的能源储藏，也因为苏联帝国解体的快速，而为普京留下了蒋介石必须从头建立的军事和人才资源，使得俄罗斯避免了蒋氏面临的列强直接军事威胁。
但是我们不能低估普京本人强烈民族主义立场的作用。就是在俄罗斯新近恢复国际地位所仰仗的能源工业方面，普京在尤科斯石油公司原老板霍多尔科夫斯基准备将大量股份出售给美国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前夕采取的果断行动，不仅是美国石油战略的重大挫折，更是俄国后来得以全面控制这一资源武器的关键步骤。
将普京与蒋介石类比，也表明在一个缺乏公民社会结构和传统的环境中建立不受外部操纵的独立民主制度的巨大困难。
从这个角度，尽管普京有比蒋介石好得多的运气和条件，他和蒋氏一样都注定成为两国各自历史上的过渡性领袖。最近《洛杉矶时报》的右翼专栏作家布特（Max Boot）咒骂普京是“咆哮的虱子”，恰恰反衬了普京作为俄罗斯民族主义领袖的历史地位。
·作者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
陈水扁打台独牌
陈水扁打台独牌
[胡忠信] (2007-03-09)
陈水扁於元宵节丢出“台湾要独立”的震撼弹，加上亚洲股开盘全倒，隔日台股重挫了324点，台湾舆论哗然。华府、北京反应冷淡，陈水扁也启动府院党机器，坚称“四要一没有”就是“四不一没有”。早知如此，何必当初？陈水扁的“五日京兆”作法只有一日行情，新闻只有24小时生命。
陈水扁会比以往丢出更激烈台独言论，根本是冲着李登辉而来，在同一日ＦＡＰＡ年会上，李登辉痛批陈水扁只会“口号治国”，“怕美国人怕得要命”，陈水扁听了当然不是滋味，情绪反弹立即回应，两人比赛飙车，你丢家具、我丢瓦斯桶，互相较劲，遭殃的是股民。据统计，次日股巿巿值蒸发了7025亿元，每位股民平均损失了9万元台币。
台湾陷入了统独、蓝绿的内耗，李登辉登高一呼，以85高龄率先转向，提出“中间偏左”路线，抢攻民进党所留下的浅绿、浅蓝选票，李登辉有意收编中间选民的意向非常明显。2007年是修宪后另一次立委选举，立法院席次减半，加上单一小选区，有大多数立委将因此不会获得党内提名，台联影响力式微，李登辉有意将“无主之鬼”全数收编，组成超大型无党同盟，再加上与总统大选挂钩，声势不可低估。
李登辉老谋深算，陈水扁自然高度警觉，才有上述突发的猛暴型台独言论。即使陈水扁高分贝喊出“台湾要独立”，但大家心里有数，台湾修宪门槛高得很，必须有四分之三立委连署、二分之一全民公投赞成，要修宪改成“台湾共和国”并无可能。华府、北京看出了这点，不随陈水扁起舞，正如预料般地冷处理以对。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针对陈水扁台独言论，低头念稿以对，一副事不关己模样。中国当局则透过新闻稿方式严词谴责，做了一番交代。布什总统面临伊拉克、朝核以及国内民主党中期选举胜利的压力，已无心再处理台湾问题，只求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中国目前正在召开人大、政协两会，今夏又要召开中共十七大，面对胡锦涛的权力新部署，也不愿台湾生波。华府、北京冷漠面对陈水扁的激烈言论各有其背景因素。
跛鸭也要跳一跳
陈水扁面临任期最後一年，最担心自己成为跛鸭，即使跛鸭也要跳一跳，正如台湾俗谚：“鸡粪落土也冒烟”。陈水扁七年来无任何建树，在正名问题上拼业绩，把中油、中钢、中船、中华邮政等“中字辈”国营企业改成“台字辈”，既无政治风险，也获得“深绿教父”美名，年终拼业绩的态势非常明显。
民进党四大天王次第宣布参选总统，陈水扁热中介入“乔事情”，说穿了就是维护自己日渐松散的影响力。正如李登辉於1999年卸任前提出“两国论”，期待後继的连战跟进，偏偏连战提出“一个中国，各自表述”，李连自此形同陌路。陈水扁如法炮制，高举台独大旗，要求後继者影从。
一直保持低调，却抢得机先，率先领表参选的吕秀莲，却表现出不一样的两岸政策，大谈“建设性的交往关系”。吕秀莲个性独特，什麽事都有主见，陈水扁、苏贞昌要拆中正纪念堂围墙，吕秀莲就是要反对，吕秀莲的参选言论，必然不会与陈水扁同调。
谢长廷早在去年参选台北巿长时，就不欢迎陈水扁站台助选，两人也渐行渐远，结果是谢长廷竟在台北巿开出更多选票，甚至累积了参选总统能量。苏贞昌挟行政院长优势，不断释放利多，但有些未经深思熟虑，反弹也特别强烈，12年国教就是近例，中正纪念堂改名、拆墙还引来台北巿政府的全力杯葛。苏贞昌握行政大权，但也意味包袱深重，惟恐稍有闪失，苏贞昌对陈水扁亦步亦趋，已经像侍奉公婆洗脚的小媳妇，谢长廷民调甚至暂时领先苏贞昌，不难看出玄机所在。
神仙跳下来也救不了
民进党已全力布局总统大选，离奇的是，在一年前还认为“躺着就会当选”的马英九，目前却陷入“躺着看别人当选”的窘境。国民党如同大宅内连续剧，中国宫廷文化、威权体制如昔，事情摆不平、乔不定，还得八大老回朝决定。民进党已有四大天王挤破头参选，国民党还是五府千岁出面调解，从年前到过完年，还是马英九、王金平两人互相放话、较劲。
马英九的官司一审若有罪，还选得下去吗？国民党上下都没有人思考此后遗症，总认为没有马英九就没有国民党，如此思维，国民党小于马英九，党还有希望吗？王金平若在党内初选硬拼，当然拼不过马英九，党主席选举已有前例，王金平只有以静制动，走一步算一步。马王如同油水关系，早已无法交融，再多的见面仪式、再多的小人放话，徒然使马王合作落空，不要说连战回锅再任党主席，即使神仙跳下来也救不了。
民进党正在整合，国民党却在分裂，形势在演变。陈水扁的台独除了生波以外，并未影响大局。李登辉是否顺利组成第三势力，则是另一值得观察的动向。
·作者为台湾电视、广播节目政治评论员
[胡忠信] (2007-03-09)
陈水扁於元宵节丢出“台湾要独立”的震撼弹，加上亚洲股开盘全倒，隔日台股重挫了324点，台湾舆论哗然。华府、北京反应冷淡，陈水扁也启动府院党机器，坚称“四要一没有”就是“四不一没有”。早知如此，何必当初？陈水扁的“五日京兆”作法只有一日行情，新闻只有24小时生命。
陈水扁会比以往丢出更激烈台独言论，根本是冲着李登辉而来，在同一日ＦＡＰＡ年会上，李登辉痛批陈水扁只会“口号治国”，“怕美国人怕得要命”，陈水扁听了当然不是滋味，情绪反弹立即回应，两人比赛飙车，你丢家具、我丢瓦斯桶，互相较劲，遭殃的是股民。据统计，次日股巿巿值蒸发了7025亿元，每位股民平均损失了9万元台币。
台湾陷入了统独、蓝绿的内耗，李登辉登高一呼，以85高龄率先转向，提出“中间偏左”路线，抢攻民进党所留下的浅绿、浅蓝选票，李登辉有意收编中间选民的意向非常明显。2007年是修宪后另一次立委选举，立法院席次减半，加上单一小选区，有大多数立委将因此不会获得党内提名，台联影响力式微，李登辉有意将“无主之鬼”全数收编，组成超大型无党同盟，再加上与总统大选挂钩，声势不可低估。
李登辉老谋深算，陈水扁自然高度警觉，才有上述突发的猛暴型台独言论。即使陈水扁高分贝喊出“台湾要独立”，但大家心里有数，台湾修宪门槛高得很，必须有四分之三立委连署、二分之一全民公投赞成，要修宪改成“台湾共和国”并无可能。华府、北京看出了这点，不随陈水扁起舞，正如预料般地冷处理以对。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针对陈水扁台独言论，低头念稿以对，一副事不关己模样。中国当局则透过新闻稿方式严词谴责，做了一番交代。布什总统面临伊拉克、朝核以及国内民主党中期选举胜利的压力，已无心再处理台湾问题，只求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中国目前正在召开人大、政协两会，今夏又要召开中共十七大，面对胡锦涛的权力新部署，也不愿台湾生波。华府、北京冷漠面对陈水扁的激烈言论各有其背景因素。
跛鸭也要跳一跳
陈水扁面临任期最後一年，最担心自己成为跛鸭，即使跛鸭也要跳一跳，正如台湾俗谚：“鸡粪落土也冒烟”。陈水扁七年来无任何建树，在正名问题上拼业绩，把中油、中钢、中船、中华邮政等“中字辈”国营企业改成“台字辈”，既无政治风险，也获得“深绿教父”美名，年终拼业绩的态势非常明显。
民进党四大天王次第宣布参选总统，陈水扁热中介入“乔事情”，说穿了就是维护自己日渐松散的影响力。正如李登辉於1999年卸任前提出“两国论”，期待後继的连战跟进，偏偏连战提出“一个中国，各自表述”，李连自此形同陌路。陈水扁如法炮制，高举台独大旗，要求後继者影从。
一直保持低调，却抢得机先，率先领表参选的吕秀莲，却表现出不一样的两岸政策，大谈“建设性的交往关系”。吕秀莲个性独特，什麽事都有主见，陈水扁、苏贞昌要拆中正纪念堂围墙，吕秀莲就是要反对，吕秀莲的参选言论，必然不会与陈水扁同调。
谢长廷早在去年参选台北巿长时，就不欢迎陈水扁站台助选，两人也渐行渐远，结果是谢长廷竟在台北巿开出更多选票，甚至累积了参选总统能量。苏贞昌挟行政院长优势，不断释放利多，但有些未经深思熟虑，反弹也特别强烈，12年国教就是近例，中正纪念堂改名、拆墙还引来台北巿政府的全力杯葛。苏贞昌握行政大权，但也意味包袱深重，惟恐稍有闪失，苏贞昌对陈水扁亦步亦趋，已经像侍奉公婆洗脚的小媳妇，谢长廷民调甚至暂时领先苏贞昌，不难看出玄机所在。
神仙跳下来也救不了
民进党已全力布局总统大选，离奇的是，在一年前还认为“躺着就会当选”的马英九，目前却陷入“躺着看别人当选”的窘境。国民党如同大宅内连续剧，中国宫廷文化、威权体制如昔，事情摆不平、乔不定，还得八大老回朝决定。民进党已有四大天王挤破头参选，国民党还是五府千岁出面调解，从年前到过完年，还是马英九、王金平两人互相放话、较劲。
马英九的官司一审若有罪，还选得下去吗？国民党上下都没有人思考此后遗症，总认为没有马英九就没有国民党，如此思维，国民党小于马英九，党还有希望吗？王金平若在党内初选硬拼，当然拼不过马英九，党主席选举已有前例，王金平只有以静制动，走一步算一步。马王如同油水关系，早已无法交融，再多的见面仪式、再多的小人放话，徒然使马王合作落空，不要说连战回锅再任党主席，即使神仙跳下来也救不了。
民进党正在整合，国民党却在分裂，形势在演变。陈水扁的台独除了生波以外，并未影响大局。李登辉是否顺利组成第三势力，则是另一值得观察的动向。
·作者为台湾电视、广播节目政治评论员
Thursday, March 08, 2007
中国对世界外交的贡献
中国对世界外交的贡献
[陈冰] (2007-01-17)
如果用一个词概括2006年世界外交旋律，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可能选择“现实主义”。布什政府在中期选举中遭选民“教训”后，开始在伊拉克、伊朗、朝鲜等问题上采取量力而行的策略，单边主义让位给多边合作。
欧盟国家在全球变暖、地区冲突等问题上表现出更大的理性和进取心，没有在“知其不可为”的领域摆出“大牌”的架子。英国这样紧随美国的国家，也在萨达姆被绞、中东和平等事务上弹出与美明显不同的曲调。
日本鉴于经济和政治的现实考虑，主动向中国示好，两年多的“外交冷战”正在解冻。尽管从历史问题到军事战略上依然存在很大的障碍，中日关系改善的势头已很明显。俄罗斯的“石油牌”玩得过大，在引起欧洲和周边国家的强力抵制后恢复冷静，刚签署的与白俄罗斯的原油进出口协议，向邻国和欧洲输送低关税石油，是俄外交在畅饮“伏特加”醉后清醒的标志。
南美、非洲国家则依据自身的经济和政治需要，以更独立的外交政策谋求政经利益。即便是“桀骜不驯”的朝鲜，也在强大国际压力下有所克制，至少已回到六方会谈的谈判桌上。
现实主义的主旋律，跳动着“和谐”、“合作”、“民主”、“人道”、“平等”的音符，领唱者之一就是中国。毫无疑问，地球村又一次动了起来。冷战结束、苏东解体后的世界格局，因为中国的和平崛起而发生变化。尽管中国的外交实践和外交思想尚未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但正在启蒙世界走向新的旅程。
“善意型”外交启程
当“中国制造”拥挤在海关急于登上远洋货轮时，当更多的“中国制造”需要输入能源才能流出生产线时，中国的外交先行了，主动出击于全球各个角落。
与盛行于世界半个世纪甚至数百年的“力量型”和“利益型”的外交不同，中国新的全球外交充满善意。“善意型”外交不排除利益争取，也不排除政治钳制力，但高高在上的总则是“睦邻”、“友邻”、“富邻”。这里的“邻”既指美洲、非洲、欧洲不接壤的远邦，也指俄罗斯、朝鲜、日本、印度等接壤或隔海相望的近邻。在信息和交通高度发达的全球化时代，其实“邻国”已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个心态术语。
“善意型”外交的第一特征是急友邦之急，以诚恳的行动“雪中送炭”，在国力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帮助穷国。去年11月北京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上，胡锦涛主席宣布免除同中国有外交关系的所有非洲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截至2005年底到期的政府无息贷款债务。这是欧美歌星和社会名流呼吁 20年而八国集团政府没有做到的事，在中国却由政府主动实现了。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只是体谅非洲的贫困，帮助“全天候的好朋友、真诚合作的好伙伴、情同手足的好兄弟”。西方所谓中国对非洲实行“新殖民主义”的说法，既没有境界，也不浪漫，只显得落伍！。
“善意型”外交的第二个特征是充分理解有敌意的国家的苦衷，化解误会，面对现实解决问题。朝鲜核试射后，中国反对美国对朝进行包括军事行动在内的强硬制裁计划，却支持联合国通过柔性制裁朝鲜的决议案。这既给朝鲜悬崖勒马的机会，也体谅美国在伊拉克、伊朗的困境，终将把气氛紧张的争端疏导到和平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路径上。
日本新首相安倍就职后，中国政府体谅其急欲通过外交突破树立政治信誉的愿望，也考虑了日本民间对“靖国神社”的复杂感情，中方从大局出发，以宽厚的气度导引出中日外交冷战的解冻，促成两国在经济和东北亚区域安全上先行合作。中国对日的善意外交并非放弃自己的立场，而是着眼更长远的未来，将会平抑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为中国的完全统一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善意型”外交的第三个特征是力争在与各国保持对话和合作的前提下，对具体问题具体处理，自如地表达支持和反对立场，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差别和“敌国”与“友邦”的划分，同样也超越了西方 “大棒”与“胡萝卜”交替使用的策略。
外交思想融汇人类文明成果
中国主动出击的善意外交，赢回的不仅是世界的尊重，也是丰硕的外交成果。去年，全球各国首脑中有一半到中国访问，联合国三分之二的成员国与中国对话。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疏通了中国与俄罗斯、中亚国家的经络；“中国—东盟（亚细安）纪念峰会”使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更友好地走门串户，经济和文化合作越来越火；中非合作论坛吸引了非洲绝大部分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前往北京，居然比非洲首脑会议的出席率还高；中美经济战略对话中白宫把三分之一内阁成员派往北京，强大阵容中显现着“中国的重要性”；欧盟目前又开始讨论解除对华军售禁令。
所有这些，表明中国的外交实践是卓有成效的，正如美国《外交政策聚焦》杂志所言，“中国正逐渐成长为一个新的、全球性的、在关键时刻可以把球投在他手中的球员。”
几乎所有国家的政要和媒体，都承认中国全球外交所达到的前所未有的规模、水平、交往频率和不菲成就，但在解释中国外交成就背后的思想内涵上，很多人是没有触及到本质的，包括国内的一些学者专家。
“善意型”外交实践的背后是“和谐世界”思想。和谐世界思想有很强的道德追求，力图超越外交“只有永远利益”的既成定律，以天赋人性的善，来疏导外交死结和纠纷，在自己获益的同时让别国也得利。这既符合中华文化中的道德仁义追求，也符合基督教文化中的永久和平和公正秩序理念，因此具有广泛的感召力，能聚合全球人气。
“和谐世界”思想，“和”的是人类文明成果，致力“谐”调出兼容并蓄、互利共赢、和平竞争的新世界。
她把民主国际化，无论国大国小，国强国弱，都尊重其主权和国格，维护其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以“礼”服人而非以“力”服人；在外交运行中坚守人道主义原则和博爱精神，去掉种族、贫富、宗教和意识形态等一切标签，以大写的人的眼光、人的方式去处理国际争端，争取利益，不损害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权益，与霸权主义、武力主义和强盗逻辑等非人道做法相反；在国际关系中倡导自由，自由地选择社会制度，自由地发展贸易，自由地追求幸福，只要恪守公认的国际法和规则就好。美国在外交上叫嚷“民主、人权、自由、法治”，中国在外交上实践“民主、人权、自由、法治”。
启蒙作用的持续依赖国内改革
勿庸置疑，中国的外交实践和思想正在启蒙世界，正在说服朋友、影响敌人好说好商量，和平生财，平等互助，以义托利。但是，这种启蒙作用能否持续地发酵，进而影响各国特别是西方列强认同和谐世界观，改变功利至上的外交思维，将取决于中国国内的改革。国内“和谐社会”实现得越完美，就越能激励世界走上和谐道路。
一个国家的外交思想和内政主张可以有所不同，但世界在研判一个国家的外交声誉时常常联系其国内行情。美国在外交上实行的是强权主义，但仍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且被不少国家认同或苟且，与其国内基本实现民主自由有直接关系。中国 “和谐社会”的建构速度越快、力度越深，将会更有底气地在外交上推行和谐世界观。
·作者是旅英中国资深媒体人
[陈冰] (2007-01-17)
如果用一个词概括2006年世界外交旋律，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可能选择“现实主义”。布什政府在中期选举中遭选民“教训”后，开始在伊拉克、伊朗、朝鲜等问题上采取量力而行的策略，单边主义让位给多边合作。
欧盟国家在全球变暖、地区冲突等问题上表现出更大的理性和进取心，没有在“知其不可为”的领域摆出“大牌”的架子。英国这样紧随美国的国家，也在萨达姆被绞、中东和平等事务上弹出与美明显不同的曲调。
日本鉴于经济和政治的现实考虑，主动向中国示好，两年多的“外交冷战”正在解冻。尽管从历史问题到军事战略上依然存在很大的障碍，中日关系改善的势头已很明显。俄罗斯的“石油牌”玩得过大，在引起欧洲和周边国家的强力抵制后恢复冷静，刚签署的与白俄罗斯的原油进出口协议，向邻国和欧洲输送低关税石油，是俄外交在畅饮“伏特加”醉后清醒的标志。
南美、非洲国家则依据自身的经济和政治需要，以更独立的外交政策谋求政经利益。即便是“桀骜不驯”的朝鲜，也在强大国际压力下有所克制，至少已回到六方会谈的谈判桌上。
现实主义的主旋律，跳动着“和谐”、“合作”、“民主”、“人道”、“平等”的音符，领唱者之一就是中国。毫无疑问，地球村又一次动了起来。冷战结束、苏东解体后的世界格局，因为中国的和平崛起而发生变化。尽管中国的外交实践和外交思想尚未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但正在启蒙世界走向新的旅程。
“善意型”外交启程
当“中国制造”拥挤在海关急于登上远洋货轮时，当更多的“中国制造”需要输入能源才能流出生产线时，中国的外交先行了，主动出击于全球各个角落。
与盛行于世界半个世纪甚至数百年的“力量型”和“利益型”的外交不同，中国新的全球外交充满善意。“善意型”外交不排除利益争取，也不排除政治钳制力，但高高在上的总则是“睦邻”、“友邻”、“富邻”。这里的“邻”既指美洲、非洲、欧洲不接壤的远邦，也指俄罗斯、朝鲜、日本、印度等接壤或隔海相望的近邻。在信息和交通高度发达的全球化时代，其实“邻国”已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个心态术语。
“善意型”外交的第一特征是急友邦之急，以诚恳的行动“雪中送炭”，在国力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帮助穷国。去年11月北京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上，胡锦涛主席宣布免除同中国有外交关系的所有非洲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截至2005年底到期的政府无息贷款债务。这是欧美歌星和社会名流呼吁 20年而八国集团政府没有做到的事，在中国却由政府主动实现了。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只是体谅非洲的贫困，帮助“全天候的好朋友、真诚合作的好伙伴、情同手足的好兄弟”。西方所谓中国对非洲实行“新殖民主义”的说法，既没有境界，也不浪漫，只显得落伍！。
“善意型”外交的第二个特征是充分理解有敌意的国家的苦衷，化解误会，面对现实解决问题。朝鲜核试射后，中国反对美国对朝进行包括军事行动在内的强硬制裁计划，却支持联合国通过柔性制裁朝鲜的决议案。这既给朝鲜悬崖勒马的机会，也体谅美国在伊拉克、伊朗的困境，终将把气氛紧张的争端疏导到和平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路径上。
日本新首相安倍就职后，中国政府体谅其急欲通过外交突破树立政治信誉的愿望，也考虑了日本民间对“靖国神社”的复杂感情，中方从大局出发，以宽厚的气度导引出中日外交冷战的解冻，促成两国在经济和东北亚区域安全上先行合作。中国对日的善意外交并非放弃自己的立场，而是着眼更长远的未来，将会平抑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为中国的完全统一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善意型”外交的第三个特征是力争在与各国保持对话和合作的前提下，对具体问题具体处理，自如地表达支持和反对立场，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差别和“敌国”与“友邦”的划分，同样也超越了西方 “大棒”与“胡萝卜”交替使用的策略。
外交思想融汇人类文明成果
中国主动出击的善意外交，赢回的不仅是世界的尊重，也是丰硕的外交成果。去年，全球各国首脑中有一半到中国访问，联合国三分之二的成员国与中国对话。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疏通了中国与俄罗斯、中亚国家的经络；“中国—东盟（亚细安）纪念峰会”使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更友好地走门串户，经济和文化合作越来越火；中非合作论坛吸引了非洲绝大部分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前往北京，居然比非洲首脑会议的出席率还高；中美经济战略对话中白宫把三分之一内阁成员派往北京，强大阵容中显现着“中国的重要性”；欧盟目前又开始讨论解除对华军售禁令。
所有这些，表明中国的外交实践是卓有成效的，正如美国《外交政策聚焦》杂志所言，“中国正逐渐成长为一个新的、全球性的、在关键时刻可以把球投在他手中的球员。”
几乎所有国家的政要和媒体，都承认中国全球外交所达到的前所未有的规模、水平、交往频率和不菲成就，但在解释中国外交成就背后的思想内涵上，很多人是没有触及到本质的，包括国内的一些学者专家。
“善意型”外交实践的背后是“和谐世界”思想。和谐世界思想有很强的道德追求，力图超越外交“只有永远利益”的既成定律，以天赋人性的善，来疏导外交死结和纠纷，在自己获益的同时让别国也得利。这既符合中华文化中的道德仁义追求，也符合基督教文化中的永久和平和公正秩序理念，因此具有广泛的感召力，能聚合全球人气。
“和谐世界”思想，“和”的是人类文明成果，致力“谐”调出兼容并蓄、互利共赢、和平竞争的新世界。
她把民主国际化，无论国大国小，国强国弱，都尊重其主权和国格，维护其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以“礼”服人而非以“力”服人；在外交运行中坚守人道主义原则和博爱精神，去掉种族、贫富、宗教和意识形态等一切标签，以大写的人的眼光、人的方式去处理国际争端，争取利益，不损害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权益，与霸权主义、武力主义和强盗逻辑等非人道做法相反；在国际关系中倡导自由，自由地选择社会制度，自由地发展贸易，自由地追求幸福，只要恪守公认的国际法和规则就好。美国在外交上叫嚷“民主、人权、自由、法治”，中国在外交上实践“民主、人权、自由、法治”。
启蒙作用的持续依赖国内改革
勿庸置疑，中国的外交实践和思想正在启蒙世界，正在说服朋友、影响敌人好说好商量，和平生财，平等互助，以义托利。但是，这种启蒙作用能否持续地发酵，进而影响各国特别是西方列强认同和谐世界观，改变功利至上的外交思维，将取决于中国国内的改革。国内“和谐社会”实现得越完美，就越能激励世界走上和谐道路。
一个国家的外交思想和内政主张可以有所不同，但世界在研判一个国家的外交声誉时常常联系其国内行情。美国在外交上实行的是强权主义，但仍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且被不少国家认同或苟且，与其国内基本实现民主自由有直接关系。中国 “和谐社会”的建构速度越快、力度越深，将会更有底气地在外交上推行和谐世界观。
·作者是旅英中国资深媒体人
逢中必反？
逢中必反？
[蔡逸儒] (2007-02-14)
稍早，笔者曾写过一篇《台湾文化大革命》的文章，痛斥台湾当前的政治乱象。近日，台北更有人声称，台湾已经接近“政治内战”边缘，表明对时局的忧心与不满。是耶？非耶？各界有不同解读，但这至少反映出台湾部分民众焦虑不安的心理、社会的动荡以及朝野斗争的惨烈。
在笔者看来，台湾内政和两岸关系还会不断往坏的方向发展。美方高层驻台官员也同意笔者看法，甚至预见未来几年，大家工作都会很忙，日子恐怕都不会好过。
凡有“中国”字眼
全在整饬之列
台湾的民进党政府目前正全面推动“正名”工作，中钢、中船、中油都要改成“台钢”、“台船”、“台油”，中华邮政也要改成“台湾邮政”。若非经济成本及国际合同的限制，恐怕连中华航空、中华电信也要改成“台湾航空”、“台湾电信”。
凡有“中国”或“中字”字眼，全在整饬之列，违法在所不惜。不过民进党政府却又虎头蛇尾，只改中文而不敢轻易更动英文，摆明了就是要骗台湾百姓。难怪泛蓝立委挖苦说，民进党有本事就改个彻底，玩个大的，干脆把中华民国废了，改成“台湾共和国”。看看敢是不敢？行是不行？
其实海外各界对台湾的正名活动不能单一来看，必须将其与即将启动的修宪及教科书案一并加以观察，才能得到全貌。表面上看，修宪是由下而上的举动，但实际上却是民进党操控的结果，虽然不能成事但却会造成一股风潮，为将来预作准备。
修改教科书更是处心积虑，要从文化上“去中国化”。在略古详今、由近及远的藉口下，强化台湾主体意识，中国史现在已非本国史，而且连南京大屠杀居然都从高中教科书中删除。这真乃是可忍孰不可忍之事。如果大家不群起而攻之，未来任何可能都会发生，下一代年青人更不会对中国或中华文明有任何情感和认同了。
理性地看，即使民进党政府不守法，或是胡搞乱搞，台湾民众和反对党还是不能采取不理性、非法的暴力行动来回应，因为到时候大家不是被戴上“联共制台”、“不爱台湾”的大帽子，就是以暴易暴，玉石俱焚，最后搞得全民皆输，不能小不忍则乱大谋。
但若由感性出发，我们又不得不认识到，今天台湾民众面对的明明就是一群不讲理的小人和土匪，他们笃信有法不依，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道理，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民众不满又能奈彼等如何？如果说事情早晚都要处理，而民众还要温良恭俭让，那岂不都是为虎作伥？有何理由抱怨？
果真只有战争一条路？
再以“正名”活动来说，北京可能认为事不关己，而且台北虽然说是逢中必反，所有与“中国”有关的名称在台湾都受到全面打压，但这也不无自我矮化的可能，部分大陆官员和学者或许会持看笑话的心态来对待，但若说北京当局要看不出这是合渐进式台独，显然不会有人相信。
台北的做法目前或许只是个警讯，等到将来法理台独已安排妥当，北京要再反应恐怕已太迟。中国好歹要有个应对方案，只要拿不出具体办法，只能口头叫骂、威吓、警告，或是私下透过美国施压，民进党当然不但不会加以理会，而且还要继续挑衅，直到中国忍无可忍为止。真是伊于胡底？
不过话讲回来，北京也知道，民进党政府的挑衅行动明明是为了内部的选举。可是如果北京不把态度表达清楚，划清底线，民进党当然还会步步进逼，直到把信封撑破，把大陆逼入墙脚，双方兵戎相见为止。
笔者判断，公开的，中国多半还是只会原则性地表达立场，低调处理；私下的，继续透过美国对台施压，让台北适可而止；暗地里，北京可能会有最坏的心理打算，教育各级干部及军方，战争或许是最后的必要手段。
此时，笔者心中浮现的是多年旧识、清华大学教授阎学通的讲法，既然早打、晚打、小打、大打都是要打，那就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难道这就是最后的结果？思之令人怅然！
·作者是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中心研究员
[蔡逸儒] (2007-02-14)
稍早，笔者曾写过一篇《台湾文化大革命》的文章，痛斥台湾当前的政治乱象。近日，台北更有人声称，台湾已经接近“政治内战”边缘，表明对时局的忧心与不满。是耶？非耶？各界有不同解读，但这至少反映出台湾部分民众焦虑不安的心理、社会的动荡以及朝野斗争的惨烈。
在笔者看来，台湾内政和两岸关系还会不断往坏的方向发展。美方高层驻台官员也同意笔者看法，甚至预见未来几年，大家工作都会很忙，日子恐怕都不会好过。
凡有“中国”字眼
全在整饬之列
台湾的民进党政府目前正全面推动“正名”工作，中钢、中船、中油都要改成“台钢”、“台船”、“台油”，中华邮政也要改成“台湾邮政”。若非经济成本及国际合同的限制，恐怕连中华航空、中华电信也要改成“台湾航空”、“台湾电信”。
凡有“中国”或“中字”字眼，全在整饬之列，违法在所不惜。不过民进党政府却又虎头蛇尾，只改中文而不敢轻易更动英文，摆明了就是要骗台湾百姓。难怪泛蓝立委挖苦说，民进党有本事就改个彻底，玩个大的，干脆把中华民国废了，改成“台湾共和国”。看看敢是不敢？行是不行？
其实海外各界对台湾的正名活动不能单一来看，必须将其与即将启动的修宪及教科书案一并加以观察，才能得到全貌。表面上看，修宪是由下而上的举动，但实际上却是民进党操控的结果，虽然不能成事但却会造成一股风潮，为将来预作准备。
修改教科书更是处心积虑，要从文化上“去中国化”。在略古详今、由近及远的藉口下，强化台湾主体意识，中国史现在已非本国史，而且连南京大屠杀居然都从高中教科书中删除。这真乃是可忍孰不可忍之事。如果大家不群起而攻之，未来任何可能都会发生，下一代年青人更不会对中国或中华文明有任何情感和认同了。
理性地看，即使民进党政府不守法，或是胡搞乱搞，台湾民众和反对党还是不能采取不理性、非法的暴力行动来回应，因为到时候大家不是被戴上“联共制台”、“不爱台湾”的大帽子，就是以暴易暴，玉石俱焚，最后搞得全民皆输，不能小不忍则乱大谋。
但若由感性出发，我们又不得不认识到，今天台湾民众面对的明明就是一群不讲理的小人和土匪，他们笃信有法不依，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道理，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民众不满又能奈彼等如何？如果说事情早晚都要处理，而民众还要温良恭俭让，那岂不都是为虎作伥？有何理由抱怨？
果真只有战争一条路？
再以“正名”活动来说，北京可能认为事不关己，而且台北虽然说是逢中必反，所有与“中国”有关的名称在台湾都受到全面打压，但这也不无自我矮化的可能，部分大陆官员和学者或许会持看笑话的心态来对待，但若说北京当局要看不出这是合渐进式台独，显然不会有人相信。
台北的做法目前或许只是个警讯，等到将来法理台独已安排妥当，北京要再反应恐怕已太迟。中国好歹要有个应对方案，只要拿不出具体办法，只能口头叫骂、威吓、警告，或是私下透过美国施压，民进党当然不但不会加以理会，而且还要继续挑衅，直到中国忍无可忍为止。真是伊于胡底？
不过话讲回来，北京也知道，民进党政府的挑衅行动明明是为了内部的选举。可是如果北京不把态度表达清楚，划清底线，民进党当然还会步步进逼，直到把信封撑破，把大陆逼入墙脚，双方兵戎相见为止。
笔者判断，公开的，中国多半还是只会原则性地表达立场，低调处理；私下的，继续透过美国对台施压，让台北适可而止；暗地里，北京可能会有最坏的心理打算，教育各级干部及军方，战争或许是最后的必要手段。
此时，笔者心中浮现的是多年旧识、清华大学教授阎学通的讲法，既然早打、晚打、小打、大打都是要打，那就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难道这就是最后的结果？思之令人怅然！
·作者是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中心研究员
美国究竟会不会打伊朗？
美国究竟会不会打伊朗？
● 阮次山
仔细分析美国和伊朗之间在最近三年以来的外交角力，两国不但互相斗智、斗耐力，也在走钢索。
对美国来说，国际社会一度传言，问题不在于美国是否打伊朗，而是何时打，怎么打的问题，若依此逻辑，美国也就必需思考，一旦开打，后果会如何。
就伊朗而言，发展核能的立场是不能改变、软化的，但对来自美国的武力攻击的可能性，也不能不考虑。那么究竟在什么情况之下不惜一战，和美国这场角力要拗到什么程度才能适可而止，找机会下台？据我个人对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的亲身会晤观察，此人粗中有细，绝非狂妄之徒，他面对国内外压力，心中有一把精细的算盘，无论对付国内教士挂帅的政治体制或美国忽软忽硬的外交手段，他都胸有成竹。
虽然，从西方国家的观点去看，有些棋步，兵走险招，但他的耐力与手段似乎又坚韧无比。譬如，联合国安理会1737决议案限伊朗在2月21日前放弃浓缩铀计划，否则面临进一步制裁，内贾德却仍在2月22日声言决不放弃核计划。由美国主导的2月26日柏林六方会谈中仍讨论安理会下一步对伊朗如何制裁时，美国国务卿赖斯却在2月27日宣布，要与伊朗、叙利亚会谈解决伊拉克问题的方案，这项发展对内贾德来说，形同所面临的高压环境暂时减压，他的坚持似乎并未白费气力。
一切为了石油
从冷战时期到现在，美国对两伊（伊朗及伊拉克）这两个波斯湾大国，即具一个政策底线，不能容许“两伊”中任何一国独大。因此，1979年伊朗教士革命前，美国支持巴拉维政权抵制苏联支持的伊拉克政权。伊朗革命后，美国又支持萨达姆攻打伊朗，双方历经八年的交战，打了个平手，但两败俱伤，任何一方都无力独霸。美国政府这种制衡“两伊”政策的目的，众所周知：一切为石油。“两伊”的石油贮量达全球一半，两国中任何一国独强，都对邻近的油产丰盛的中东国家具有威胁，并能进而控制全球油源，美国当然要防止“两伊”在中东及波斯湾地区强大。
从布什政府的立场去分析，布什的伊朗政策既具“承先”的因素，也有其“与时俱进”的考虑：
＊保护美国已能控制的油源国，沙地阿拉伯、科威特、卡塔尔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支持以色列现况；防止以色列受邻国攻击；
＊促进中东民主化进程；向中东外销美国式民主，布什打伊拉克，迫使埃及与沙地进行民主选举即是一例；
＊防止伊朗及俄罗斯在中东地区影响力扩张；以及
＊防止中东地区反美情绪扩大导致美国影响力式微。
明白上述道理，我们就不难了解，布什政府在推翻了萨达姆政权后，何以不肯草率从伊拉克撤军，因为此时此刻，在伊拉克面临内战之际，美军如撤走，必把“两伊”地区及阿拉伯半岛的战略优势拱手让给伊朗。
从伊朗执政的教士体系及内贾德的考虑去看，伊朗在核问题上之所以不能让步，原因在于：
＊伊朗的油贮量日渐减少，不能不未雨绸缪，若发展核能，就不必把浓缩铀的来源寄望于他国，以免受人制约；
＊维护自我发展的独立主权，并在区域性影响力的发展中，寻求不断强大的空间与机会。
担心恐怖分子
由此可见，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一方面，布什在2002年宣布伊朗为邪恶三轴心国家之一，对伊朗教士政权以“敌国”视之，虽然明知道伊朗即使有能力发展核技术，要制成雏型核武至少还要五年的时间，何况要发展可运用的投掷技术，更非一年半载可以实现。据华府消息人士向笔者表示，由于对伊朗现任政府缺乏信心，美国对伊朗发展核技术的担心不全在于伊朗拥有核武后对以色列及中东地区可能构成的威胁，而在于：一旦能制造核武，伊朗可能运用此技术，无节制的交由国际恐怖分子使用，破坏了核不扩散条约的约束。这种忧虑也普遍存在于欧盟乃至于中国、俄罗斯等国政府心中，对朝鲜拥有核武的忧虑，基本上也源于此。
从国家主权的角度去分析，伊朗所提出的几个条件几乎是很说得过去的，譬如：
一、由于布什宣称伊朗为邪恶国家之一，美国既已攻击了其中之一的伊拉克，目前必须承诺不打伊朗；
二、今后继续容许伊朗和平发展核能；
三、保障伊朗今后在经济、国家安全发展的条件，即取消制裁措施；
四、美国归还伊朗在伊斯兰革命后所扣而不还的190亿美元（这笔款项是巴拉维王朝当年已支付的军购款项）。
两相对照，美国与伊朗之间的政策矛盾，和冷战时代美、苏对峙时的裁军谈判主要障碍，其实如出一辙：皆出于彼此缺乏互信。
由于布什在2003年对伊拉克发动了一场糊涂战，至今在伊拉克不知如何撤军，2006年，美国选民利用中期选举，明显的投了对他的不信任票。因此，是否要打伊朗，美国国会两院的反对程度，可能是布什必须慎重考虑的主要因素之一。
此外，众所周知，美国即使决定打伊朗，必将不会发动地面攻击，而可能是针对伊朗核设施及军事设施进行空中轰炸及导弹攻击。问题是：
＊某些伊朗设施深筑于地下，轰炸不见得能摧毁；
＊攻击发生后，伊朗可能对美国本土，海外美国设施进行各种防不胜防的报复性的攻击；
＊伊朗可能对以色列发动导弹攻击；
＊伊朗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造成波斯湾油源外出受阻；
＊发动空袭伊朗有可能激发民众爱国热情，反而巩固了现在的伊朗政权；
＊美国军方尚无攻击伊朗的充分条件；
＊伊朗乱局将导致全球油价上涨，不利全球经济；
＊伊朗军力远超过伊拉克，两伊战争期间，即使缺乏攻击性经验，但事实证明其防卫能力绝强，否则当年难以抵抗有美国支持的萨达姆的攻击，再加上民众的“反侵略”士气，打伊朗的后果将远超过伊拉克之战。
最近，英国广播公司（BBC）及美国《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曾先后披露，美国政府已拟就了空袭伊朗的方案，BBC甚至透露，位于佛罗里达州的美军中区指挥部已奉令拟好作业方案，这些披露并非空穴来风。
考虑空袭伊朗
事实上，据英国一家战争风险评估研究中心的友人告诉笔者，过去三个月，布什曾认真考虑过对伊朗进行空袭，而且，为了减少国家及民间舆论的阻力，美国曾想说服让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攻击。虽然美国和以色列并未签定军事同盟，但是，按两国在1975年， 1998年等历次签订的备忘录，美国可以协助以色列免受外国攻击的承诺为由，对伊朗进行空中攻击，这样就可避开挑起战端的指责，但是，以色列的奥尔默特政府断然拒绝此建议，因为，战争的源头若来自以色列，以色列等于向全球伊斯兰国家宣战，后患无穷。
上述英国学者也曾向笔者透露，美国与伊朗虽然在表面上并无官方往来，但是并不缺乏台底的沟通管道，伊朗方面也曾坦率的透过管道警告过美国，一旦遭遇空袭，伊朗将全面报复的决心。
因此，赖斯国务卿在2月27日宣布“接受”伊朗参与伊拉克问题会谈，以及伊朗首席核问题談判代表拉利贾尼在获知此事后表示：“只要有利于伊拉克的行动伊朗都积极参与”这种反应，即可充分证实，双方其实在台底已先达成默契，否则，若由赖斯单方面宣布而伊朗断然拒绝，美国何以在国际间维持其霸主颜面。
从冷战时代以来，美国对苏联，对中国，乃至于对越南，对被视为敌对的国家，都采取一贯战略，先是从对峙中运作孤立、围堵策略，待情况改变则进行和解与接触（engagement）行动。过去几个月，美国对伊朗也采取这种两手策略，一方面试图运作联合国制裁，施加国际压力，甚至放出要武力攻击的空气，在 “精神”上恫吓伊朗；另一方面，在时机成熟时，来个务实性大转弯，向伊朗递出橄榄枝，双管齐下，目的在于务实的解决问题，解除火药信管。毕竟，国与国之间只存在国家利益，并无永久的敌人也无永久的朋友。
难有具体成果
据笔者判断，赖斯所提议的伊拉克问题会谈，必难谈出具体成果。美国，伊朗，叙利亚在会谈过后，可能将对立依旧，倒是美国与伊朗恢复在2003年双方高阶会晤后首次高官面对面交往，虽然说象征性意义多过实质，而且双方约定不谈核问题，只涉及伊拉克问题，但已具破冰之效。
若读者还要追问：美国到底会否打伊朗？笔者要回答：可能性只存在于下列三种状况。
一、伊朗进行核武试验，触及国际红线；
二、有明显证据显示伊朗政府的确支持伊拉克反对力量，导致美国难以收拾伊拉克乱局；
三、伊朗主动攻击以色列。
除此之外，美国很难挥军攻打伊朗，因为攻击的后果实在难料也难收拾残局。
·作者是香港凤凰卫视资讯台总编辑
● 阮次山
仔细分析美国和伊朗之间在最近三年以来的外交角力，两国不但互相斗智、斗耐力，也在走钢索。
对美国来说，国际社会一度传言，问题不在于美国是否打伊朗，而是何时打，怎么打的问题，若依此逻辑，美国也就必需思考，一旦开打，后果会如何。
就伊朗而言，发展核能的立场是不能改变、软化的，但对来自美国的武力攻击的可能性，也不能不考虑。那么究竟在什么情况之下不惜一战，和美国这场角力要拗到什么程度才能适可而止，找机会下台？据我个人对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的亲身会晤观察，此人粗中有细，绝非狂妄之徒，他面对国内外压力，心中有一把精细的算盘，无论对付国内教士挂帅的政治体制或美国忽软忽硬的外交手段，他都胸有成竹。
虽然，从西方国家的观点去看，有些棋步，兵走险招，但他的耐力与手段似乎又坚韧无比。譬如，联合国安理会1737决议案限伊朗在2月21日前放弃浓缩铀计划，否则面临进一步制裁，内贾德却仍在2月22日声言决不放弃核计划。由美国主导的2月26日柏林六方会谈中仍讨论安理会下一步对伊朗如何制裁时，美国国务卿赖斯却在2月27日宣布，要与伊朗、叙利亚会谈解决伊拉克问题的方案，这项发展对内贾德来说，形同所面临的高压环境暂时减压，他的坚持似乎并未白费气力。
一切为了石油
从冷战时期到现在，美国对两伊（伊朗及伊拉克）这两个波斯湾大国，即具一个政策底线，不能容许“两伊”中任何一国独大。因此，1979年伊朗教士革命前，美国支持巴拉维政权抵制苏联支持的伊拉克政权。伊朗革命后，美国又支持萨达姆攻打伊朗，双方历经八年的交战，打了个平手，但两败俱伤，任何一方都无力独霸。美国政府这种制衡“两伊”政策的目的，众所周知：一切为石油。“两伊”的石油贮量达全球一半，两国中任何一国独强，都对邻近的油产丰盛的中东国家具有威胁，并能进而控制全球油源，美国当然要防止“两伊”在中东及波斯湾地区强大。
从布什政府的立场去分析，布什的伊朗政策既具“承先”的因素，也有其“与时俱进”的考虑：
＊保护美国已能控制的油源国，沙地阿拉伯、科威特、卡塔尔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支持以色列现况；防止以色列受邻国攻击；
＊促进中东民主化进程；向中东外销美国式民主，布什打伊拉克，迫使埃及与沙地进行民主选举即是一例；
＊防止伊朗及俄罗斯在中东地区影响力扩张；以及
＊防止中东地区反美情绪扩大导致美国影响力式微。
明白上述道理，我们就不难了解，布什政府在推翻了萨达姆政权后，何以不肯草率从伊拉克撤军，因为此时此刻，在伊拉克面临内战之际，美军如撤走，必把“两伊”地区及阿拉伯半岛的战略优势拱手让给伊朗。
从伊朗执政的教士体系及内贾德的考虑去看，伊朗在核问题上之所以不能让步，原因在于：
＊伊朗的油贮量日渐减少，不能不未雨绸缪，若发展核能，就不必把浓缩铀的来源寄望于他国，以免受人制约；
＊维护自我发展的独立主权，并在区域性影响力的发展中，寻求不断强大的空间与机会。
担心恐怖分子
由此可见，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一方面，布什在2002年宣布伊朗为邪恶三轴心国家之一，对伊朗教士政权以“敌国”视之，虽然明知道伊朗即使有能力发展核技术，要制成雏型核武至少还要五年的时间，何况要发展可运用的投掷技术，更非一年半载可以实现。据华府消息人士向笔者表示，由于对伊朗现任政府缺乏信心，美国对伊朗发展核技术的担心不全在于伊朗拥有核武后对以色列及中东地区可能构成的威胁，而在于：一旦能制造核武，伊朗可能运用此技术，无节制的交由国际恐怖分子使用，破坏了核不扩散条约的约束。这种忧虑也普遍存在于欧盟乃至于中国、俄罗斯等国政府心中，对朝鲜拥有核武的忧虑，基本上也源于此。
从国家主权的角度去分析，伊朗所提出的几个条件几乎是很说得过去的，譬如：
一、由于布什宣称伊朗为邪恶国家之一，美国既已攻击了其中之一的伊拉克，目前必须承诺不打伊朗；
二、今后继续容许伊朗和平发展核能；
三、保障伊朗今后在经济、国家安全发展的条件，即取消制裁措施；
四、美国归还伊朗在伊斯兰革命后所扣而不还的190亿美元（这笔款项是巴拉维王朝当年已支付的军购款项）。
两相对照，美国与伊朗之间的政策矛盾，和冷战时代美、苏对峙时的裁军谈判主要障碍，其实如出一辙：皆出于彼此缺乏互信。
由于布什在2003年对伊拉克发动了一场糊涂战，至今在伊拉克不知如何撤军，2006年，美国选民利用中期选举，明显的投了对他的不信任票。因此，是否要打伊朗，美国国会两院的反对程度，可能是布什必须慎重考虑的主要因素之一。
此外，众所周知，美国即使决定打伊朗，必将不会发动地面攻击，而可能是针对伊朗核设施及军事设施进行空中轰炸及导弹攻击。问题是：
＊某些伊朗设施深筑于地下，轰炸不见得能摧毁；
＊攻击发生后，伊朗可能对美国本土，海外美国设施进行各种防不胜防的报复性的攻击；
＊伊朗可能对以色列发动导弹攻击；
＊伊朗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造成波斯湾油源外出受阻；
＊发动空袭伊朗有可能激发民众爱国热情，反而巩固了现在的伊朗政权；
＊美国军方尚无攻击伊朗的充分条件；
＊伊朗乱局将导致全球油价上涨，不利全球经济；
＊伊朗军力远超过伊拉克，两伊战争期间，即使缺乏攻击性经验，但事实证明其防卫能力绝强，否则当年难以抵抗有美国支持的萨达姆的攻击，再加上民众的“反侵略”士气，打伊朗的后果将远超过伊拉克之战。
最近，英国广播公司（BBC）及美国《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曾先后披露，美国政府已拟就了空袭伊朗的方案，BBC甚至透露，位于佛罗里达州的美军中区指挥部已奉令拟好作业方案，这些披露并非空穴来风。
考虑空袭伊朗
事实上，据英国一家战争风险评估研究中心的友人告诉笔者，过去三个月，布什曾认真考虑过对伊朗进行空袭，而且，为了减少国家及民间舆论的阻力，美国曾想说服让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攻击。虽然美国和以色列并未签定军事同盟，但是，按两国在1975年， 1998年等历次签订的备忘录，美国可以协助以色列免受外国攻击的承诺为由，对伊朗进行空中攻击，这样就可避开挑起战端的指责，但是，以色列的奥尔默特政府断然拒绝此建议，因为，战争的源头若来自以色列，以色列等于向全球伊斯兰国家宣战，后患无穷。
上述英国学者也曾向笔者透露，美国与伊朗虽然在表面上并无官方往来，但是并不缺乏台底的沟通管道，伊朗方面也曾坦率的透过管道警告过美国，一旦遭遇空袭，伊朗将全面报复的决心。
因此，赖斯国务卿在2月27日宣布“接受”伊朗参与伊拉克问题会谈，以及伊朗首席核问题談判代表拉利贾尼在获知此事后表示：“只要有利于伊拉克的行动伊朗都积极参与”这种反应，即可充分证实，双方其实在台底已先达成默契，否则，若由赖斯单方面宣布而伊朗断然拒绝，美国何以在国际间维持其霸主颜面。
从冷战时代以来，美国对苏联，对中国，乃至于对越南，对被视为敌对的国家，都采取一贯战略，先是从对峙中运作孤立、围堵策略，待情况改变则进行和解与接触（engagement）行动。过去几个月，美国对伊朗也采取这种两手策略，一方面试图运作联合国制裁，施加国际压力，甚至放出要武力攻击的空气，在 “精神”上恫吓伊朗；另一方面，在时机成熟时，来个务实性大转弯，向伊朗递出橄榄枝，双管齐下，目的在于务实的解决问题，解除火药信管。毕竟，国与国之间只存在国家利益，并无永久的敌人也无永久的朋友。
难有具体成果
据笔者判断，赖斯所提议的伊拉克问题会谈，必难谈出具体成果。美国，伊朗，叙利亚在会谈过后，可能将对立依旧，倒是美国与伊朗恢复在2003年双方高阶会晤后首次高官面对面交往，虽然说象征性意义多过实质，而且双方约定不谈核问题，只涉及伊拉克问题，但已具破冰之效。
若读者还要追问：美国到底会否打伊朗？笔者要回答：可能性只存在于下列三种状况。
一、伊朗进行核武试验，触及国际红线；
二、有明显证据显示伊朗政府的确支持伊拉克反对力量，导致美国难以收拾伊拉克乱局；
三、伊朗主动攻击以色列。
除此之外，美国很难挥军攻打伊朗，因为攻击的后果实在难料也难收拾残局。
·作者是香港凤凰卫视资讯台总编辑
尼逊访华35周年
尼逊访华35周年
[陈有为] (2007-03-06)
美国总统尼逊（路漫漫注：大陆翻译“尼克松”）1972年对中国进行的破冰之旅，即使在经过了一两代人之后，仍然显示出深远的影响。在35年后的今天，美国之音电台邀请布鲁金斯学会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贝德与笔者进行访谈，评估和分析当年这件扭转乾坤的大事。
贝德在里根、老布什与克林顿三届政府中，先后担任过国务院中国处长、副助理国务卿、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贸易代表的助理。他参与过对华决策过程与中美关系中的很多重大事件。笔者作为中国驻美使馆前政治参赞，在中美关系复杂敏感时期和他有过不少交往。
访谈是从尼逊访华背景开始的。当时美苏军备竞赛与冷战对抗正进入紧张阶段。为了使美国早日从越战中脱身，结束中美关系僵局，加强自己对抗苏联的地位，尼逊跨越重洋与毛泽东、周恩来会谈，最后发表具有历史意义的《上海公报》。他把这富有成效的七天访问称作“改变世界的一周”。
双边关系历经多次考验
所谓“改变世界”，主要是指中美两国实现和解、进行战略合作，使苏联东西两线腹背受敌。过去人们把尼逊访华对中国的意义局限于解除了中国北线的军事威胁，使苏联在战略上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但我在访谈中提出了一个新的论点，认为苏联对中国威胁的转化、后来的解体、中美战略合作的实现，为中国推行的改革开放创造了非常有利的外部条件。如果缺少这种外部条件，改革开放的局面肯定要困难得多。
《上海公报》以及1978年的建交公报、 1982年关于美台军售的“八·一七”公报，构成了尼逊之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基础。即使有人想改变，最终都是知难而退。即使经历过天安门事件、李登辉访美、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挨炸以及南海撞机事件，中美双方领导人都以明智和远见，使得两国关系转危为安，恢复正常稳定，经受了历史的考验。
35年来，中美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内涵与规模来看，过去长期纠缠不清的人权、劳改产品、言论与宗教自由、最惠国待遇等问题，已被贸易逆差、人民币汇率、能源合作、经济全球化以及反恐合作、朝核危机、中东局势等问题所取代。中美关系涉及的地域和范畴，也早已超越了双边关系，而对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产生着重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由于中国经济与综合国力的增长，中美关系在经济上进入了利益交织、相互依赖的阶段。近年来，中美关系愈趋成熟，双方建立起战略对话的有效机制，保持高层频繁接触与往来，就双边关系与世界热点问题进行坦诚交谈。特别是，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确立了“不改变现状”的政策目标与框架，对约束台独势力、维护台海稳定起到了关键作用。
贝德是善于深思和言谈谨慎的人士。虽然他目前的身份是学者而非官员，但他对中美关系的见解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官方的政策意图。
他认为，中美关系现在面临两大挑战：一是在政治与安全问题上的互信不尽如意。美国不知道中国10年之后能否接受世界的现状，能否成为佐立克所说的“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二是关于经济安全的问题。他说，10年前中国经济可以说是无足轻重，现在则成了贸易大国，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已经达到2400亿美元。
贝德说，他个人觉得，只要中美双方能够相互理解，中国能够保持和平政策，世界没有理由容纳不了中国。目前美中两国在安全、武器控制、朝核危机、伊朗等问题上进行合作。朝核六方会谈第一阶段达成协议，如果没有中国政府的作用是不可能的。
克林顿很早就想与北京合作
至于经济关系，贝德提醒说，现在国会有一大堆有关中美关系的提案，其中最为极端的是要取消最惠国待遇，虽然这不可能，但今后还会有其他带有挑衅性质的行动。贝德说，美国人真正关心的是，将来有4亿中国劳力要进入世界劳力市场，由于工资低，美国逆差大，对美国会带来什么影响，是一个令人思考的问题。
作为克林顿时期的对华政策高级官员，贝德在谈到中美关系时还透露了一些有关克林顿访华鲜为人知的情况。
他说，90年代中期，克林顿产生了需要使中美关系有所改变的想法。尽管天安门事件令人极为震惊，使人权问题十分突出、中美关系大起大落，但他认为中美关系应该作结构性的调整，把人权与贸易挂钩是错误的，需要重新建立起信任，把中美关系扩大到处理朝鲜问题、武器扩散、国际犯罪与走私等问题。因此，他作出了与江泽民互访的决定。
在那次访问中，他看到了中国的变化与成就，与江泽民就一系列问题达成了协议，缓解了紧张关系。
笔者就此问道，克林顿是否因为对访华之行感到满意，才在结束访问前发表对台政策“三不”主张，即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以国家身份参加联合国或其他国际组织，以表示对中国的某种回报。
贝德的回答是，“三不”并非新政策，从1970年代以来，历届总统都有同样的表述。克林顿之所以把它归纳为三点来重申，是因为中国政府希望由美国最高领导人出面再次强调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
在一个小时的访谈中，我们对听众的一些提问作了回答。从中可以感觉到中国公众对中美关系与台湾问题的深切关注。回想起在天安门事件发生后的一个阴沉夜晚，我约贝德先生以晚餐方式交谈时，他沉痛地表示，看到多年来为之努力的两国关系毁于一旦，真是伤心得想痛哭一场，可见他在感情上卷入中美关系之深。时隔近20年重聚，我们不禁为中美关系的巨大进展感到高兴，同时也希望两国关系能继续稳定发展。
·作者为华府中国论坛社社长
[陈有为] (2007-03-06)
美国总统尼逊（路漫漫注：大陆翻译“尼克松”）1972年对中国进行的破冰之旅，即使在经过了一两代人之后，仍然显示出深远的影响。在35年后的今天，美国之音电台邀请布鲁金斯学会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贝德与笔者进行访谈，评估和分析当年这件扭转乾坤的大事。
贝德在里根、老布什与克林顿三届政府中，先后担任过国务院中国处长、副助理国务卿、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贸易代表的助理。他参与过对华决策过程与中美关系中的很多重大事件。笔者作为中国驻美使馆前政治参赞，在中美关系复杂敏感时期和他有过不少交往。
访谈是从尼逊访华背景开始的。当时美苏军备竞赛与冷战对抗正进入紧张阶段。为了使美国早日从越战中脱身，结束中美关系僵局，加强自己对抗苏联的地位，尼逊跨越重洋与毛泽东、周恩来会谈，最后发表具有历史意义的《上海公报》。他把这富有成效的七天访问称作“改变世界的一周”。
双边关系历经多次考验
所谓“改变世界”，主要是指中美两国实现和解、进行战略合作，使苏联东西两线腹背受敌。过去人们把尼逊访华对中国的意义局限于解除了中国北线的军事威胁，使苏联在战略上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但我在访谈中提出了一个新的论点，认为苏联对中国威胁的转化、后来的解体、中美战略合作的实现，为中国推行的改革开放创造了非常有利的外部条件。如果缺少这种外部条件，改革开放的局面肯定要困难得多。
《上海公报》以及1978年的建交公报、 1982年关于美台军售的“八·一七”公报，构成了尼逊之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基础。即使有人想改变，最终都是知难而退。即使经历过天安门事件、李登辉访美、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挨炸以及南海撞机事件，中美双方领导人都以明智和远见，使得两国关系转危为安，恢复正常稳定，经受了历史的考验。
35年来，中美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内涵与规模来看，过去长期纠缠不清的人权、劳改产品、言论与宗教自由、最惠国待遇等问题，已被贸易逆差、人民币汇率、能源合作、经济全球化以及反恐合作、朝核危机、中东局势等问题所取代。中美关系涉及的地域和范畴，也早已超越了双边关系，而对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产生着重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由于中国经济与综合国力的增长，中美关系在经济上进入了利益交织、相互依赖的阶段。近年来，中美关系愈趋成熟，双方建立起战略对话的有效机制，保持高层频繁接触与往来，就双边关系与世界热点问题进行坦诚交谈。特别是，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确立了“不改变现状”的政策目标与框架，对约束台独势力、维护台海稳定起到了关键作用。
贝德是善于深思和言谈谨慎的人士。虽然他目前的身份是学者而非官员，但他对中美关系的见解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官方的政策意图。
他认为，中美关系现在面临两大挑战：一是在政治与安全问题上的互信不尽如意。美国不知道中国10年之后能否接受世界的现状，能否成为佐立克所说的“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二是关于经济安全的问题。他说，10年前中国经济可以说是无足轻重，现在则成了贸易大国，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已经达到2400亿美元。
贝德说，他个人觉得，只要中美双方能够相互理解，中国能够保持和平政策，世界没有理由容纳不了中国。目前美中两国在安全、武器控制、朝核危机、伊朗等问题上进行合作。朝核六方会谈第一阶段达成协议，如果没有中国政府的作用是不可能的。
克林顿很早就想与北京合作
至于经济关系，贝德提醒说，现在国会有一大堆有关中美关系的提案，其中最为极端的是要取消最惠国待遇，虽然这不可能，但今后还会有其他带有挑衅性质的行动。贝德说，美国人真正关心的是，将来有4亿中国劳力要进入世界劳力市场，由于工资低，美国逆差大，对美国会带来什么影响，是一个令人思考的问题。
作为克林顿时期的对华政策高级官员，贝德在谈到中美关系时还透露了一些有关克林顿访华鲜为人知的情况。
他说，90年代中期，克林顿产生了需要使中美关系有所改变的想法。尽管天安门事件令人极为震惊，使人权问题十分突出、中美关系大起大落，但他认为中美关系应该作结构性的调整，把人权与贸易挂钩是错误的，需要重新建立起信任，把中美关系扩大到处理朝鲜问题、武器扩散、国际犯罪与走私等问题。因此，他作出了与江泽民互访的决定。
在那次访问中，他看到了中国的变化与成就，与江泽民就一系列问题达成了协议，缓解了紧张关系。
笔者就此问道，克林顿是否因为对访华之行感到满意，才在结束访问前发表对台政策“三不”主张，即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以国家身份参加联合国或其他国际组织，以表示对中国的某种回报。
贝德的回答是，“三不”并非新政策，从1970年代以来，历届总统都有同样的表述。克林顿之所以把它归纳为三点来重申，是因为中国政府希望由美国最高领导人出面再次强调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
在一个小时的访谈中，我们对听众的一些提问作了回答。从中可以感觉到中国公众对中美关系与台湾问题的深切关注。回想起在天安门事件发生后的一个阴沉夜晚，我约贝德先生以晚餐方式交谈时，他沉痛地表示，看到多年来为之努力的两国关系毁于一旦，真是伤心得想痛哭一场，可见他在感情上卷入中美关系之深。时隔近20年重聚，我们不禁为中美关系的巨大进展感到高兴，同时也希望两国关系能继续稳定发展。
·作者为华府中国论坛社社长
中国地方与中央的博弈：现状与趋向
中国地方与中央的博弈：现状与趋向
● 周兆呈
中国地方和中央的博弈，与中国国情一样“历史悠久”。历来就有天高皇帝远、诸侯割据、军阀混战之说，在现有的政治语境中，常可以听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等，都是生动的形容。
人们对中央的角色常常持有“既恨又爱”的复杂心态。一方面，中共的政治原则一直是“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掌握最高权力。所以，常常会有对中央集权、民主不足的批评。
另一方面，在地方力量越来越有资本与中央讨价还价的时候，越来越多的阳奉阴违、暗渡陈仓，人们的潜意识里又不自觉地站在中央的角度，比较同情中央，比如宏观调控、比如环境保护、比如数据统计、比如审计、比如地方灾难事故等等，都普遍比较支持强化中央的权威。
中共1949年建政后，地方与中央关系先后经历过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期；1980年代开始，为配合改革开放，中央减政、地方松绑的“放权期”；1990年代，多次大规模宏观调控、国家地方分税制，以及回收一定投资审批权的“收权期”。
如今，中国已经渐渐改变过去“一放就乱，一乱就抓，一抓就死，一死就放”的模式，不再是简单的收与放，而是有放有收，监督与执法方面明显加强回收，经济和社会管理功能则尽可能下放。
地方与中央博弈的现状和实质
目前，地方与中央的博弈焦点，主要围绕在房地产领域产生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方面的问题。
房地产是资金密集、权力密集的行业。中国去年有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等七名省部级干部落马，这些人物的下台，基本上都与土地批租、土地出让、规划有关。房价居高不下、节节攀升，中央的宏观调控、国六条措施收效甚微，就是无法突破地方上盘根错节的利益网。
因此，很大程度上，中央与地方的差异已经不仅仅是房产增长是否会形成泡沫的观点差异，是否影响社会和谐的政策差异，而是直接的利益之争。或者说，地方为维护自身的政绩利益和个人利益，而必须与中央进行博弈。
在这些利益的分配中，不少利益中央没拿到，而是让利益集团拿走了。这些利益集团与地方"现管"的官员形成利益共同体，制造出的民怨、政治压力都要中央政府来承担，不论民众上访告状，还是对制度缺陷、监管疏失的指责，矛头都会指向中央政府。
中央应对的措施包括几个方面：一是将稳定房价与政绩考核挂钩，二就是加强垂直管理，强化监控部门。2000年以来，中央对一些关键的工商、税务、海关、医药、统计等监督执法部门加强垂直管理，便于督察和控制。
土地管理方面，去年9月，国务院成立国家土地总督察，由国土资源部部长兼任，在上海、北京、南京等九城市设立土地督察局。
第三，是从整体上加强对地方反腐败的直接控制。过去省、直辖市的纪检委书记都是由地方提名、中央任命。如今则是中央直接掌握对省级纪委书记的提名权和任命权，去年底中央直接“空降”官员担任京津沪和重庆四个直辖市以及河南、山西的纪委书记，广东、浙江、安徽、福建10个省市纪委书记实现异地官员任职，避免在当地形成“关系网”，加大监督力量。
当然，中央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不仅限于房地产领域，而应放在中央加强全面监管的宏观角度来看。
中央部门调控地方的尴尬
从中国的社会现实来看，地方日益扩权是大势所趋。而且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地方诸侯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
以中共十六大来说，选出的24名政治局委员，9名为常委，地方一把手有6名。中央部门只有统战部、中宣部、中组部、公安部和国防部的部长，都是意识形态和国家机器部门，没有国务院的重要职能部门。
从实际运作的角度来看，这在某种程度上为国务院部委与一些地方的关系制造了新的问题。由于政治局委员位列党和国家领导人，一些省市书记的政治地位和级别都比中央部门高，政策的调控力度难免会受影响。
比如，2004年上海举行汽车牌照拍卖，商务部部长助理公开批评上海违法，上海市政府官员公开反驳。一个已经被政治局委员兼任上海市委书记首肯的政策，一个中央委员任部长的商务部怎么去强力干涉？
所以，要强化中央调控能力，国务院一些重要的部门，比如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等负责人，是不是也应该考虑在十七大时进入政治局？
地方与中央博弈背后的政治趋向
在地方与中央的博弈中，我们可以得出四种趋向：
一、未来数年，中央势必将继续在监管、督察、反腐上着力。目前中央与地方存在信息不对称，这种不对称往往会成为地方官员掩护自身利益的护身符。
中央处理地方的问题，一个特点就是非经常性，对地方的问题往往是被动的，后知后觉。在依赖地方政府提供资料的情况之下，中央只能依靠督查组，或者媒体报道来处理“重大问题”。要改变这种被动的局面，加强监管、督察和反腐就成为必须之举。
二、地方与中央的博弈，不可能制造大的政治和社会动荡。这是由任命而非选举这种地方官员产生的模式而决定的。地方扩大的是经济自主权，而不是政治自主权，人事上不由自主。在任免权牢牢控制在中央手中的时候，地方其实并没有与中央讨价还价的资本，更难以挟地方力量要挟中央。
三、地方与中央的博弈，不会体现在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地方同中央在政治上要统一思想和步调，地方在政治方面挑战中央权威，绝对是自取灭亡。
而地方上若有一些政治改革上的尝试，通常都已经在中央获得一定的默许和认可，早期万里在安徽、赵紫阳在四川的农村改革，近至李源朝在江苏实行的政务改革，大都如此。
所以，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不会是政治性的课题，而是经济关系和行政制度的问题。政治上中央主导，经济上地方主动。
四、长远来看，中央的人治权威将逐渐弱化，应该建设制度性的中央权威。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胡锦涛，中国四代领导人的政治权威呈下降趋势。
中央过去在所有课题上都是“一言九鼎”，就像家族里面的父子关系。现在中央威权下降、地方自主性加强，常常会“一言九顶”，就像家族里面长子和兄弟的关系。
目前，中国从中央到地方，并不忌讳谈论地方和中央的博弈关系。双方博弈虽然与民主政治、地方自治没有直接的关联，但正是中国高层和舆论对两者关系的讨论持开放、包容的态度，这种博弈对启发中国的政治改革、建立有效的行政制度来确保社会变革，却是非常有帮助的。
·作者为本报助理编辑主任，本文根据早报特派员论坛讲稿整理
● 周兆呈
中国地方和中央的博弈，与中国国情一样“历史悠久”。历来就有天高皇帝远、诸侯割据、军阀混战之说，在现有的政治语境中，常可以听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等，都是生动的形容。
人们对中央的角色常常持有“既恨又爱”的复杂心态。一方面，中共的政治原则一直是“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掌握最高权力。所以，常常会有对中央集权、民主不足的批评。
另一方面，在地方力量越来越有资本与中央讨价还价的时候，越来越多的阳奉阴违、暗渡陈仓，人们的潜意识里又不自觉地站在中央的角度，比较同情中央，比如宏观调控、比如环境保护、比如数据统计、比如审计、比如地方灾难事故等等，都普遍比较支持强化中央的权威。
中共1949年建政后，地方与中央关系先后经历过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期；1980年代开始，为配合改革开放，中央减政、地方松绑的“放权期”；1990年代，多次大规模宏观调控、国家地方分税制，以及回收一定投资审批权的“收权期”。
如今，中国已经渐渐改变过去“一放就乱，一乱就抓，一抓就死，一死就放”的模式，不再是简单的收与放，而是有放有收，监督与执法方面明显加强回收，经济和社会管理功能则尽可能下放。
地方与中央博弈的现状和实质
目前，地方与中央的博弈焦点，主要围绕在房地产领域产生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方面的问题。
房地产是资金密集、权力密集的行业。中国去年有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等七名省部级干部落马，这些人物的下台，基本上都与土地批租、土地出让、规划有关。房价居高不下、节节攀升，中央的宏观调控、国六条措施收效甚微，就是无法突破地方上盘根错节的利益网。
因此，很大程度上，中央与地方的差异已经不仅仅是房产增长是否会形成泡沫的观点差异，是否影响社会和谐的政策差异，而是直接的利益之争。或者说，地方为维护自身的政绩利益和个人利益，而必须与中央进行博弈。
在这些利益的分配中，不少利益中央没拿到，而是让利益集团拿走了。这些利益集团与地方"现管"的官员形成利益共同体，制造出的民怨、政治压力都要中央政府来承担，不论民众上访告状，还是对制度缺陷、监管疏失的指责，矛头都会指向中央政府。
中央应对的措施包括几个方面：一是将稳定房价与政绩考核挂钩，二就是加强垂直管理，强化监控部门。2000年以来，中央对一些关键的工商、税务、海关、医药、统计等监督执法部门加强垂直管理，便于督察和控制。
土地管理方面，去年9月，国务院成立国家土地总督察，由国土资源部部长兼任，在上海、北京、南京等九城市设立土地督察局。
第三，是从整体上加强对地方反腐败的直接控制。过去省、直辖市的纪检委书记都是由地方提名、中央任命。如今则是中央直接掌握对省级纪委书记的提名权和任命权，去年底中央直接“空降”官员担任京津沪和重庆四个直辖市以及河南、山西的纪委书记，广东、浙江、安徽、福建10个省市纪委书记实现异地官员任职，避免在当地形成“关系网”，加大监督力量。
当然，中央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不仅限于房地产领域，而应放在中央加强全面监管的宏观角度来看。
中央部门调控地方的尴尬
从中国的社会现实来看，地方日益扩权是大势所趋。而且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地方诸侯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
以中共十六大来说，选出的24名政治局委员，9名为常委，地方一把手有6名。中央部门只有统战部、中宣部、中组部、公安部和国防部的部长，都是意识形态和国家机器部门，没有国务院的重要职能部门。
从实际运作的角度来看，这在某种程度上为国务院部委与一些地方的关系制造了新的问题。由于政治局委员位列党和国家领导人，一些省市书记的政治地位和级别都比中央部门高，政策的调控力度难免会受影响。
比如，2004年上海举行汽车牌照拍卖，商务部部长助理公开批评上海违法，上海市政府官员公开反驳。一个已经被政治局委员兼任上海市委书记首肯的政策，一个中央委员任部长的商务部怎么去强力干涉？
所以，要强化中央调控能力，国务院一些重要的部门，比如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等负责人，是不是也应该考虑在十七大时进入政治局？
地方与中央博弈背后的政治趋向
在地方与中央的博弈中，我们可以得出四种趋向：
一、未来数年，中央势必将继续在监管、督察、反腐上着力。目前中央与地方存在信息不对称，这种不对称往往会成为地方官员掩护自身利益的护身符。
中央处理地方的问题，一个特点就是非经常性，对地方的问题往往是被动的，后知后觉。在依赖地方政府提供资料的情况之下，中央只能依靠督查组，或者媒体报道来处理“重大问题”。要改变这种被动的局面，加强监管、督察和反腐就成为必须之举。
二、地方与中央的博弈，不可能制造大的政治和社会动荡。这是由任命而非选举这种地方官员产生的模式而决定的。地方扩大的是经济自主权，而不是政治自主权，人事上不由自主。在任免权牢牢控制在中央手中的时候，地方其实并没有与中央讨价还价的资本，更难以挟地方力量要挟中央。
三、地方与中央的博弈，不会体现在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地方同中央在政治上要统一思想和步调，地方在政治方面挑战中央权威，绝对是自取灭亡。
而地方上若有一些政治改革上的尝试，通常都已经在中央获得一定的默许和认可，早期万里在安徽、赵紫阳在四川的农村改革，近至李源朝在江苏实行的政务改革，大都如此。
所以，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不会是政治性的课题，而是经济关系和行政制度的问题。政治上中央主导，经济上地方主动。
四、长远来看，中央的人治权威将逐渐弱化，应该建设制度性的中央权威。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胡锦涛，中国四代领导人的政治权威呈下降趋势。
中央过去在所有课题上都是“一言九鼎”，就像家族里面的父子关系。现在中央威权下降、地方自主性加强，常常会“一言九顶”，就像家族里面长子和兄弟的关系。
目前，中国从中央到地方，并不忌讳谈论地方和中央的博弈关系。双方博弈虽然与民主政治、地方自治没有直接的关联，但正是中国高层和舆论对两者关系的讨论持开放、包容的态度，这种博弈对启发中国的政治改革、建立有效的行政制度来确保社会变革，却是非常有帮助的。
·作者为本报助理编辑主任，本文根据早报特派员论坛讲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