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战淝水

决战淝水
－淝水之战的全过程再现

作者：秦大路
出处：轩辕春秋文化论坛

引言 改变历史的战争

五胡十六国时期，基本完成北方统一的前秦与盘踞江左的东晋政权于公元383年在淮南淝水展开了一场“规模惊人”的大战。这是一场北国勇武雄健之风与江左雍容散淡之气的世纪对决，也是一次决定五胡时代中国命运的交锋。这场战争的结果完全出乎当时很多人的意料之外，史书告诉我们，东晋军队以少胜多，八万晋军战胜了号称九十七万的前秦大军。

这场令人错愕不已的战争，所引发的影响和余波远远超出了战争本身，中国中古时代三世纪、四世纪的政治格局因此发生了改变。淝水之战直接导致了前秦统治的分崩离析，后来前秦主苻坚也被叛乱者姚苌缢杀。而偏居江左的东晋，则赖此战得以继续维持其政权，汉文化正朔也藉此传承下来。中国大分裂、大混乱的局面不但未能终结，还愈演愈烈，南北统一，被整整推后了两个世纪。可以说，没有前秦在淝水之战后的崩溃，就不会有拓拔氏北魏的崛起，长达一百六十余年的南北朝也无从谈起，更遑论承袭于北魏北周的隋唐时代了。

淝水之战的历史影响是如此的重大，人们便热衷于传奇性的记述而忽略真实的历史。千百年来，“投鞭断流”、“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等成语令人耳熟能详。苻坚的刚愎自用，谢安的纹枰谈兵，都已成了无数文人和史家的谈资。不少人认为，淝水之战是一场偶然性压倒必然性的战争。然而，淝水之战不是一个孤立的历史事件，欲了解淝水之战的动因和影响，过程和细节，不能离开五胡乱华以来南北历史的总进程。本文试图探讨“偶然性事件”背后的必然性因素，并着重过程解析而不轻易给出简单的结论。

一、前秦的崛起与统一北方的征程

五胡乱华，始于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自永嘉之祸后，塞外胡族纷纷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他们陆续统治了古代中国的核心地带――关中、关东和华北等地域。这一期间，汉人渐渐退出了北方的政治舞台。在南北朝以前的整整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北方大地上五胡杂立，兵戈不休，各方势力互争雄长，诸如匈奴、羯、氐、羌、鲜卑等胡族走马灯似的称王建国，这一时期史称五胡十六国时期。

前秦苻坚是五胡十六国时期一位很有作为的君主。苻坚于公元357年发动宫廷政变后登上前秦王位。从公元357年至淝水之战前的大约二十六年里，先秦军队东征西讨，最后统一了北方大部。

前秦于公元357年消灭了以姚襄为首的羌族势力，接着剿灭了后赵张平等地方诸侯。公元366年，前秦平定了匈奴右贤王曹毂、左贤王刘卫辰的叛乱。

公元370年，前秦命王猛、邓羌率步骑六万伐慕容鲜卑的前燕。前燕、前秦两国，论经济，人口，疆土，和军力，前燕都强于前秦。也许苻坚的初衷只是讨伐前燕，并无灭燕的企图。然而战事的进展却大大出乎双方的意料。王猛、邓羌打败了前燕太傅慕容评率领的四十余万前燕军队。随后苻坚亲率十万大军支援王猛，进而彻底消灭了前燕的军事力量。建国六十余年的前燕遂告灭亡。

公元373年，前秦发兵五万，攻取隶属东晋的梁州（今陕西汉中地区）和益州（今四川），将势力扩展到长江和汉水上游。梁益二州，分别是汉高祖刘邦和蜀昭烈帝刘备王祚兴起之地。早年梁益二州由东晋桓温收复，并入东晋时间并不长，属于东晋的战略边缘地带，当时尚处于地方军阀的半割据状态。因而丢掉梁益二州，对东晋来说损失虽大，但未伤及元气。

公元376年，前秦在东西线几乎同时开辟了两个战场。前秦命苟苌、毛盛、梁熙、姚苌等将率步骑十三万进兵凉州姑臧，前凉主张天锡兵败投降，前凉灭。西线战事尚未完全结束，苻坚命苻洛为北讨大都督，率领幽冀兵十万，又命俱难、邓羌等率步骑二十万人，另从西线凉州战场抽调八千骑兵，分路进攻拓拔鲜卑的代国，代国遂宣告灭亡。此次灭代之役，前秦动用的总兵力约为三十万人。前凉和代国被灭后，苻坚基本上统一了北方大部。

前秦统一北方的征程是一部武功赫赫的征伐史。《晋书·苻坚载纪》称，“（前秦）平燕定蜀，擒代吞凉，跨三分之二，居九州之七。”截止淝水之战以前，天下形胜，除荆州、淮南与江南以外，前秦已得十之七八。前秦的疆域，已是“东极沧海，西连龟兹，南苞襄阳，北尽沙漠”[1]。东方的新罗、肃慎，西域的大宛、康居、于阗，以及天竺等诸国，都遣使和前秦建立友好关系。这一时期前秦十分强大，“虽五胡之盛，莫之比也。”[2]

然而，翻开《晋书》和《资治通鉴》的相关章节，我们会发现这部武功赫赫的征伐史同时也是一部叛乱不断、战祸频仍、民族冲突此起彼伏的历史。自公元357年苻坚登位至公元383年的淝水之战前，前秦发生战争的频率相当惊人。除公元362年、363年外，每一年都有战事。这些战事中，除了上述“平燕定蜀，擒代吞凉”的统一战争及与东晋发生一系列小规模的战争外，大多数都属于平定各类叛乱。内战发生的频率与外战相当，说明前秦的统治并不稳固。

前秦在平定叛乱或征服邻国之后，采取惩罚性移民，通过强制措施，把敌对方的部族大量迁至关中、关东与河北等地，企图瓦解对方在原住地的统治。例如，公元358年，苻坚迁张平部民三千余户于长安。360年，十月，乌桓独孤部、鲜卑没奕干各帅众数万降秦，先迁置塞南，后被迁至塞北。365年，前秦击败匈奴右贤王曹毂后徙其豪杰六千余户于长安。370年前秦灭前燕后徙慕容以下鲜卑豪族四万多户至长安。371年苻坚徙关东豪杰及杂夷十五万户于关中，又迁乌桓部落于冯翊、北地，迁丁零翟斌部于新安、渑池。376年，九月，前秦灭前凉后将七千多户豪强世族迁徙到关中。同年，灭代后迁散拓拔鲜卑部落，安置于北部边陲。[3]

强制性移民措施来源已久，两汉、曹魏、西晋、后赵等朝均有大规模迁徙豪强、胡族的记载。统治阶级为了消除这些势力在原住地的影响，往往采取这种移民手段。前秦治下这种迁徙远多于前朝，这与频繁发生的民族冲突是相关的。苻坚的做法与前朝略有不同的是，他总是将战败一方迁徙至战略核心地带，如关中、中原，以及北部要塞北地、雁门等郡。这些被迁徙者到了新的居住地后，不少贵族沦为贫民。例如，前燕被灭后，有的鲜卑贵族竟在长安街头贩卖草鞋度日。这种迁徙政策虽并未真正起到加强统治的作用，相反，却大大加剧了不同民族间的仇恨。一旦天下有变，这些部族都将成为不安定的因素。


二、北方统一表象下潜藏的各种民族势力

苻坚之统一北方，是武力扩张的必然结果。其内部各种势力间政治、军事的整合，以及北方各民族的融合远未完成。此时各方军事势力被前秦强大的军力暂时所压制。这些势力都是日后导致前秦在淝水之战后统治土崩瓦解的重要因素。稍作分析归总，当时前秦版图内割据或隐伏的军事势力大致分为以下若干部[4]：

·慕容鲜卑。慕容鲜卑是当时鲜卑族里最强大的一支。慕容氏所建立的前燕国，虽被前秦所灭，但鲜卑人被大量迁移至关中、关东等地，仍是逐群而居，易于聚集起事。慕容氏中的显贵们，如慕容暐、慕容垂、慕容冲、慕容泓等人，纷纷出任前秦高官，并拥有一定的兵权。这种分散但并未消亡的势力在淝水之战后东山再起，建立了西燕和后燕。

·拓拔鲜卑。由于拓跋部众还梳着辫子，故当时人又称之为“索头”鲜卑。拓拔鲜卑曾建立代国，从山西北部到漠北以南的广大区域均在代国的实际控制中。前秦灭代后，苻坚的诏书中曾说，“索头世跨朔北，中分区域，东宾秽貊，西引乌孙，控弦百万，虎视云中。”[5]可见拓拔鲜卑的强大。代国的最后一任统治者为拓跋什翼犍。淝水之战仅仅三年后，即公元386年，拓拔什翼犍之孙拓拔珪在内蒙牛川称王，拉开了建立北魏的序幕。

·羌族。羌族为关陇地区的主要民族之一。后赵时期，举族被迁徒到关东。后赵末年，其首领姚戈仲降晋。姚戈仲死后其子姚襄叛晋，企图以洛阳为基地建国。姚襄部先为东晋桓温所败，后为前秦所灭。后姚襄之弟姚苌率部众降秦，姚苌屡立战功，成为苻坚的爱将之一。淝水之战后，姚苌率羌族建立后秦。公元385年，苻坚为姚苌俘获后被缢死。

·前凉。公元376年，统治了七十多年的张氏前凉为前秦所灭。淝水之战中，张天锡于阵前降东晋。前凉张氏的势力在淝水之战后不曾恢复。前凉的疆域后为略阳氐族吕光所控制。

·略阳氐吕光部。临渭氐苻氏与略阳氐吕氏均来自陇右。吕光曾为前秦大将，曾屡立战功，对苻坚也忠心不贰。淝水之战前吕光曾率七万步骑远征西域，讨平西域三十六国。淝水之战后吕光部却并未返回关中救援苻坚，而是击败前秦凉州刺史梁熙，在凉州建立割据政权，史称后凉，并继续控制西域。

·铁弗匈奴刘卫辰部。北人称胡父鲜卑母为“铁弗”。铁弗匈奴刘卫辰部，早期时而降秦，时而降燕，反复无常。前秦灭代后，苻坚以黄河为界，河西归属刘卫辰。淝水之战后刘卫辰占据朔方地，后被北魏拓跋珪所灭。刘卫辰之子为刘勃勃，即是后来建立大夏国的赫连勃勃大王。大夏国亦为北魏所灭。

·铁弗匈奴刘库仁部。刘库仁原为代国的南部大人，前秦灭代后归附前秦，被封为广武将军。黄河以东，前代国雁门、上谷、代郡等重镇归刘库仁统辖。刘库仁死后其弟刘头眷代领部众。

·乌桓。乌桓内附后散居于河北、关东等地。淝水之战后乌桓人大都效忠于慕容垂，成为反对前秦的一支重要的力量，并为建立后燕国立下了功劳。乌桓族以张骧部、刘大为部、鲁利部为最强。公元398年（天兴元年），张骧子张超据渤海郡南皮（今河北省南皮县），自称乌丸王，被北魏灭。

·丁零族翟氏。前秦统一北方后丁零部被迁于新安、渑池等地。淝水之战后首领翟斌率先起兵反秦，翟氏所部丁零人曾长期在中原与鲜卑人角逐。丁零部曾统治河北七郡，三万余户人口。翟斌率丁零族归附后燕慕容垂后被杀，族众被纳入后燕。

·陇西鲜卑乞伏国仁。一支在陇西一带辗转迁徙的鲜卑族，首领为乞伏国仁。曾接受前秦统治，公元383年（淝水之战当年）率部叛乱。公元385年乞伏国仁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史称西秦。

·后赵残余势力。后赵将领张平、李历、高昌曾遣使投降后燕，又降东晋，最后又归附前秦，各受爵位，一些人甚至同时拥有这三国的爵位。他们摇摆不定的目的是为了中立自固，这样一来，也使中原局势徒生变数。势力最大者为张平，曾一度占领山西全境。张平后被前秦所灭，张平本人被任命为大将军。张平的养子为猛将张蚝，曾参加淝水之战。

苻坚虽统一了北方，部族兵制依旧保留下来，各民族的军事势力并未被完全消除，民族丧乱的根源依然存在。正如公元360年苻融劝谏苻坚时所称的那样，各胡族虽表面臣服前秦，“实贪地利，非怀德也；不敢犯边，实惮兵威，非感恩也。”[6]前秦大举进攻东晋时，各部势力都在等待淝水之战的结局。前秦胜，对他们并无不利，各部首领都可加官进爵。若前秦败，也许这也是他们所盼望的，他们可以伺机再起，割据称王。淝水之战，对苻坚来说，是一场命运攸关、胜得败不得大战。


三、来自苻氏宗室内部的挑战

苻坚成功的领土扩张，善待汉人和胡人的政策，对汉化的积极推动，以及重农抑商，减免赋税，打击豪强等举措使他在历史上赢得了以汉人为主的史官们的喝彩。但苻坚在苻氏亲族中的威望，似乎不是特别的高。事实上，来自氐人内部的叛乱一直没有停息过。早在公元364年，汝南公苻腾造反。后来苻幼、苻柳、苻双、苻武等王公接连发动叛乱。公元380年，灭代的最大功臣，亲族中最有军事才能的行唐公苻洛与征北大将军、北海公苻重联合造反。直至淝水之战前一年，东海公苻阳与王猛之子王皮曾试图谋反，后因计划泄露而被镇压。

苻坚是通过发动宫廷政变来获得王位的，也许这是他受到某些亲族挑战的原因之一。对于重要的历史人物，传统的史书向来多采用模式化记述。《晋书·苻坚载纪》对淝水之战前的苻坚，显然是采用了一种“明君模板”。《晋书》成书于唐初。初唐史官的用心当然可以理解，因为同时代唐太宗李世民的登基过程与苻坚十分类似。为了突出苻坚发动宫廷政变的正当性，王位被颠覆的苻生在史书里也完全被颠覆，成为一位邪恶凶暴的君主。有现代史家认为，苻坚当政后曾干预史官，并对诸多史料进行了篡改，今天已经无从考证真实的苻生。[7]我们只知他是一位“独眼”暴君，天生狠毒乖戾，在位期间作恶多端，与商朝的纣王，后赵的石虎，及后来北齐的高洋、隋炀帝杨广等帝王一样，似为同一“暴君模板”处理后的人物。

政变后为了肃清一切可能的威胁，苻坚甚至逼死了一同参与政变的兄长苻法。《晋书·苻坚载纪》和《资治通鉴》里都称，前秦太后苟氏看见东海公苻法的宅门前车水马龙，担心这最终会对苻坚不利，于是就与大臣李威商量，赐苻法死。根据《晋书》和《资治通鉴》的记载，苻坚和苻法在东堂诀别，二人失声痛哭，以致口吐鲜血。竟然用苻法之死来反衬苻坚之仁，这段描述孰难置信。二十五年后，淝水之战前，苻法的儿子东海公苻阳谋反被执，曾当面质问苻坚，“臣父哀公死不以罪，臣为父复雠耳。”[8]

一方面，王室亲族不断谋反，另一方面，前秦治下的关东、河北等地危机四伏。于是苻坚于公元380年，决定分封宗室子弟和亲信出镇关东为诸侯，并成批往外迁徙氐人。苻坚这项措施获得了百官的支持，却受到了氐族的非议。史官赵整曾做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劳舅父是仇绥，尾长翼短不能飞。远徙种人留鲜卑，一旦缓急当语谁！”绝大部分史书把淝水战后鲜卑人在关中的叛乱归因于苻坚的这项措施，认为苻坚为打击本族豪强而把大量氐人被迁出关中是一个彻底失败的决定。《资治通鉴》和《晋书·苻坚载纪》都重点突出了这段记述。

苻坚的初衷，是效仿周武王和汉高祖分封天下的做法，欲将群雄之天下变为苻氏之天下。苻坚这么做的本意是以氐族来统治四方，加强统治，而非打击本族豪强势力。另外，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当时关中氐族大约有十五万户左右，而这次被迁出的大约有二万余户。可见关中氐族的势力虽有减弱，但不是特别显著。因而，这次迁徙的负面作用似乎被过分强调了。

这次氐人的迁徙对淝水之战有一些间接的影响。首先，由于氐族人口的减少，前秦进攻东晋时的主力――关中兵团的构成难免更为庞杂，其士兵必为氐、羌、鲜卑、汉等各族构成。其次，一些有军事才能的苻氏亲族纷纷被“外派”，使伐晋时主帅的选择捉襟见肘，最后落到了苻坚之弟苻融的头上。淝水之战的事实证明，苻融并不是一位合格的主帅。他的错误判断，使前秦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四、王猛的遗言和伐晋的朝议之争

公元375年，深受苻坚倚重的王猛病逝。根据《晋书·王猛传》的记载，王猛死前明确反对伐晋。他对苻坚说，“晋虽僻陋吴、越，乃正朔相承。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臣没之后，愿不以晋为图。鲜卑、羌虏，我之仇也，终为人患，宜渐除之，以便社稷。”《资治通鉴》的记载相似，唯一不同的是王猛的话里多了“上下安和”四个字。

王猛所说的“亲仁善邻”、“上下安和”，一语道破当时的局势。王猛认为，东晋内部君臣团结，政权稳固。王猛虽未直言前秦远未达到“亲仁善邻”和“上下安和”的状态，但言外之意非常明显。王猛对鲜卑人、羌人一直很警惕，他向来主张应先以消除民族隐患为首要国策。正如前文所述，前秦的统治秩序并不稳定，北方各民族间的矛盾和冲突此隐彼现，苻氏亲族内部的权争也纷乱不息，这一切，都被王猛洞察机先。遗憾的是，王猛也一直没有提出什么有效的办法和策略。

前燕当时人口数达九百多万，疆域广阔，综合实力强于前秦。但前燕内政不修，官僚腐败，君臣不和，特别是慕容垂家族的叛逃，给前燕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前燕亡国，固然有军事上的原因，但其根源在于，前燕的内政无法“上下安和”。前燕的覆亡实为前秦之前车之鉴。

当然，不可过分强调王猛遗言中反对伐晋的意义。淝水之战前的天下大势与王猛去逝时相较已大不相同。王猛病逝之前，前秦只占领了东晋的梁益二州（即汉中与蜀地）和前燕的疆土。王猛死后，前秦的疆域进一步扩展，前秦分别灭了雄踞凉州七十余年的张氏前凉和“控弦百万，虎视云中”的拓拔氏代国，后来又占领了东晋的襄阳和彭城，兵锋直指东晋的荆州和淮南。前秦的疆域之大，超过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的任何一个国家。此时天下大势与王猛死时相比已经有了很大变化，若仍以王猛的非“正朔相承”之说来约束苻坚“混六合为一家”的雄心，基本已无可能。

有的学者认为，从王猛的临终遗言看出，至少在淝水之战七八年前，苻坚南侵谋略已经形成。[9]这种说法不妥。公元375年时苻坚大约只有伐晋的打算，而无具体的谋略规划。王猛死后天下形势又有了很大的变化，前秦的疆域比以前更大了，从表面来看四方宾服，统治似乎也更稳固了，北方所有的敌对军事势力都已被压制或肃清。普天之下，只有东晋在前秦的统治范围之外。正如苻坚所言，“四方略定，唯东南一隅，未沾王化”。因而，南北统一的紧迫性不言而喻，南侵伐晋此时必然会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公元382年冬，亦即淝水之战前一年，前秦君臣就大举伐晋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由于东晋的实力不弱于前秦以前的任何一个敌人，伐晋问题又是关系国之根本的大问题，因而这次讨论异常激烈，持续了两个月之久。前秦朝廷上下基本分为两派，反对派中的代表人物为阳平公苻融，中山公苻诜，太子苻宏，尚书左仆射权翼，尚书原绍，太子左卫率石越，高僧释道安，宠妃张夫人等人。支持伐晋的人物中，除了苻坚本人外，史书重点突出了慕容垂，另外还有秘书监兼前将军朱肜。[10]史家对史料的筛选，容易给人造成错觉，即伐晋是苻坚的真正支持者是苻坚最危险的敌人。事实上，《晋书·苻坚载纪》曾指出，“群臣各有异同，庭议者久之”。这说明，支持的人当不在少数。我们大致可以推测，除慕容垂、朱肜和姚苌外，象亲族苻方、苻丕、苻睿，大将窦冲、吕光、张蚝、梁成、梁熙等人很可能都是支持伐晋的。慕容垂说，“弱并于强，小并于大，此理势自然，非难知也。以陛下神武应期，威加海外，虎旅百万，韩（信）白（起）满朝，而蕞尔江南，独违王命，岂可复留之以遗子孙哉！”这种说法实代表了很大一部分朝臣的想法。故很难把前秦的南侵之举归结为苻坚本人一意孤行的结果。

此前前秦针对东晋一直采用蚕食、渐进的战略。公元379年，前秦军攻打襄阳一年后攻破襄阳。东线彭城随即也落入前秦手中。如此一来，汉水、淮水以北的地区相继落入前秦之手。假若前秦依旧采取以前的战略，在多条战线上对东晋施加压力，层层逼进，多点进攻，使东晋的江淮防区腹背受敌，首尾不能相顾，也许历史的结局是另外一种情形。然而在382年年底的朝议之后，苻坚做出了新的决策，那就是，倾举国之力与东晋展开战略决战，尽快完成南北统一。

苻坚非常希望能复制当年西晋灭吴的胜利。然而，当年西晋六路伐吴的战略方案，前后经过了十几年的周密策划和准备，仅王濬的水师就准备了整整七年，统一之举不过水到渠成而已。而前秦在淝水之战前一年犹在讨论伐与不伐的问题。当年“吴之将亡，贤愚所知”[11]，而如今世异时移，东晋在江左“卓然自立”，苻坚若想再现三国统一的局面，自非易事。


五、东晋的长期战备及战略格局

尽管苻坚非常渴望重演西晋灭吴的统一大戏，然而，客观地讲，前秦的实力弱于南北统一前的西晋，而东晋则远远强于三国末期的吴国。

东晋对前秦南侵之野心，自然早有认识和准备。淝水之战前，东晋业已形成两个战略重点区域。一为桓氏家族所控制下的荆州集团，势力范围为长江中上游，桓温死后，其弟桓冲成为荆州集团的首脑人物。另一为谢氏家族所控制的长江下游和淮南区域，其首要人物为谢安。

关于谢安在淝水之战中的历史作用，历代文人墨客们不乏溢美之词。另一方面，由于史料未有片言只语记述谢安在淝水之战中提供过什么方略，从古到今也不断有人质疑谢安到底起到了什么具体作用。实际上，谢安的最大贡献在于，淝水之战前成功的在桓氏家族之外，以谢氏家族成员为班底、以北府兵为主力形成了一个军事集团。正是这个军事集团，日后在淝水之战中立下不世殊功，击败了强大的前秦军队。

东晋的政治体制历来被称为“强枝弱干”，即权臣、士族门阀的势力远远强于皇室的势力。早年东晋北线、西线各州郡俱受大司马桓温统辖，如梁益二州，荆襄各郡，京口、扬州，乃至接近中原腹地的徐州，都属于桓氏家族地势力范围。桓温死后，其弟桓豁、桓冲仍控制着上述地区。及至桓豁死后，桓冲已无力控制上述广大区域。公元377年，桓豁死，东晋朝廷以桓冲都督江、荆、梁、益、宁、交、广七州诸军事，领荆州刺史；又以与谢氏集团交好的王蕴领徐州刺史；以征西司马领南郡相的谢玄为兖州刺史，领广陵相，监江北诸军事。至此，桓冲只控制荆州一线，而淮南江北等地，落入了谢氏家族的势力范围。淝水之战前的几年里，东晋内政相对稳定，两大集团之间的合作远多于对峙和冲突。

自永嘉南渡以来，江淮之间，广陵左近是北方流民南来聚集之地。公元377年，在谢安的授意下，谢玄在京口收容大量北方流民，建立新军，因京口又称北府，故这支新军被称为北府兵。“中原南徙之众，尤多磊落英多之士”[12]，谢玄以彭城刘牢之、东海何谦、琅邪诸葛侃、乐安高衡、东平刘轨、西河田洛及晋陵孙无终等骁勇之士为北府兵将领。北方流民“人多劲悍”，由他们组成军队后，经过训练，便成为一支屡建奇功的劲旅。《晋书·刘牢之传》称，“玄以牢之为参军，领精锐为前锋，百战百胜，号为北府兵。”

谢玄所组建的新军具有异乎寻常的历史意义。吕思勉先生曾说过，乱世中，军队非再造不可。只有再造新军，才能彻底涤除旧军之积弊，才能彻底保证新军严明的纪律、先进的战术和高昂的斗志，进而确保强大的战力。没有史籍记载北府兵经过特别的训练，有专家认为，北府兵并未经过精良的训练，并称北府兵之所以善战，主要在于他们来自流民，习战有素。[13]这种说法不妥。根据北府兵历次骄人的战绩来看，这支军队已经具备了集团或规模作战的实力。没有严格的战术训练，是不可能达到这样的作战水平。正如清人王夫之所言，“谢玄监军江北，择将简兵，六年而后用之，以破苻坚于淝水，非一旦一夕之效矣。”[14]北府兵不仅在淝水之战中立下大功，日后更成为刘裕北伐的主力和建国之本。

北府兵创建后，东晋针对前秦的南侵，已经形成了荆州和江淮两大战略防区。桓冲荆州集团在中上游的策略，是“全重江南，轻戍江北”[15]。襄阳失守后，桓冲集团的重点防线由江汉北部退至沿江地带。桓冲集团的有三大任务。其一是力阻江北前秦军渡江南下，其二为阻断前秦水军由巴蜀和汉水东进南下，其三为与长江下游的北府兵互相策应，减轻前秦对都城建康的压力。

东晋真正的战略核心区域是谢氏家族控制下的江淮防区，包括长江下游和江北淮南等地。此防区承担了拱卫建康、抵御北敌主力的任务。特别是淮南淝水一带，乃“吴楚要冲”，自古以来有“淮右襟喉，江南唇齿”之称，为兵家必争之地。此地虽有保卫建康的重要意义，但地势相对较为平缓，无险可守，易为对方突破。从前秦的角度来看，前秦更愿意选择此地展开战略决战。如果前秦得胜，大军可以直接进逼都城建康，饮马长江，荆州也成为孤悬，大局可定。因而，江淮战场上的决战将成为决定东晋王祚气运的生死决战，双方都认识到了这一点。


六、公元378、379年的秦晋战争

淝水之战是前秦东晋系列战争中的最重要的决战。淝水之战前，前秦的南侵已经拉开了序幕，几年时间里，双方陆陆续续爆发了多次战役。由于公元383年发生了改变历史的淝水之战，史家大都较为忽略公元378、379年的秦晋战争。

公元378年，前秦在东西线分别进兵。西线方面，苻坚派其子征南大将军、长乐公苻丕，武卫将军苟苌、尚书慕容暐率步骑七万进攻襄阳，又以荆州刺史杨安为前锋，征虏将军始平石越率领精骑一万出鲁阳关，京兆尹慕容垂、扬武将军姚苌帅众五万出南乡，领军将军苟池、右将军毛当、强弩将军王显帅众四万出武当，会攻襄阳。前秦兵分四路，步骑总兵力为十七万。围攻达一年之久，后襄阳陷落，东晋襄阳刺史朱序被前秦生俘。

同年，前秦兖州刺史彭超建议在东线进攻彭城（今江苏徐州），以成“征南棋劫之势，东西并进”[16]，目的是与西线围攻襄阳的前秦军互相策应。随后苻坚命彭超都督东讨诸军事，俱难、毛盛等人率兵七万进攻彭城、淮阴、盱眙。公元379年五月，前秦分别攻取彭城、淮阴、盱眙，前秦的势力已伸至淮南。这时西线襄阳战事已经结束，前秦毛当、王显率兵二万自襄阳东进，与彭超、俱难部会攻淮南。随后六万前秦军围攻三阿。三阿距离广陵（今江苏扬州）不过百里。东晋朝廷大震。

东晋兖州刺史谢玄率领北府兵发动反击，自广陵救援三阿。双方在三阿发生激战，谢玄大败俱难、彭超，前秦军退至盱眙。六月，谢玄与田洛率军五万进攻盱眙，再败俱难和彭超，斩秦将都颜，晋军收复盱眙。前秦军遂退至淮阴。谢玄命何谦、刘牢之等将率水军乘潮而上，夜袭淮阴，斩秦将邵保，俱难、彭超退兵至淮北。至此，前秦军完全退出了淮南，失去了先前取得的战果。谢玄火速进兵，率领北府兵将领何谦、戴循、田洛等人，与俱难、彭超在君川展开会战，大败秦军，俱难、彭超北逃，仅以身免。

北府兵在一个月内以少胜多，四战四捷，威震江淮。粉碎了前秦的东线攻势，化解了建康的压力，把前秦军逼回至淮北。俱难、彭超为前秦名将，俱难更是前秦当年灭代的主将之一。此战后，彭超自杀，俱难削爵为民。谢玄被东晋朝廷封为冠军将军，加领徐州刺史。

公元378年、379年发生的秦晋战争，前秦动用的兵力前后总计达26万，东晋投入的兵力约5万左右。战场上双方各有胜负，东晋并不弱于前秦。前秦军在西线围攻襄阳时，桓冲在上明并未发一兵一卒救援，前秦攻下襄阳尚费时达一年之久，可见前秦方面胜的很艰苦。而东线方面，彭城为东晋主动放弃。前后四战，前秦俱败，七万军队大部被歼。前秦虽在东线惨败，但仍然获得了重镇彭城。西线攻取了襄阳，可以遏制荆州集团。而彭城，则可以成为会合北方幽州、冀州、青州等三州兵的枢纽，做为再次进攻淮南、威胁健康的基地。对东晋来说，虽丢掉了彭城，但战场上取得胜利也有很大的意义，此战既化解了建康的燃眉之急，又打出了谢玄和北府兵的威风。大概自此时起北府兵有了“百战百胜，敌人畏之”称誉。此时距谢玄创建北府兵不过仅一年多时间。

公元381、382年之际，前秦都贵率军二万攻打竟陵。桓冲命桓石虔、桓石民等率领水陆军二万拒迎敌。晋军大败秦军，攻克管城，擒获秦将阎振、吴仲，斩首七千人，俘虏一万人。

淝水之战前的系列战争说明，东晋比前秦以前所吞并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为强大。苻坚认识到了这一点，但他统一南方的雄心，并未因此而减弱。


七、前秦仓促的军事准备

公元383年正月，苻坚命大将吕光率精锐七万五千余人讨伐西域。吕光部俱为精锐，其兵力甚至超过了当年灭燕时王猛、邓羌所率的总兵力。两个月来前秦朝堂上一直在争论是否要大举伐晋，此时争论也许刚刚结束。如果前秦决定要在这一年讨伐东晋，那么这时出兵西域就十分令人费解。另一方面，《晋书》、《资治通鉴》等史书也没有任何关于前秦在383年春天发动全国总动员的记载。据此可以推测，当时前秦并未就伐晋之举做出一个具体的日程表。这说明，苻坚虽然打算攻打东晋，具体日程也许并非在383年。

入夏后，东晋桓冲荆州集团的北伐彻底打乱了苻坚早先的部署。桓冲率众十万，分四路进攻前秦。桓冲的主攻方向为襄阳，另遣前将军刘波等攻沔北诸城，辅国将军杨亮进攻蜀地，鹰扬将军郭铨进攻武当。这次北伐几乎动用了东晋荆州集团的全部兵力。初期，东晋军队攻取了一些城池。苻坚分别派苻睿、慕容垂率军救援襄阳，张蚝、姚苌率军救援涪城，张崇率军救援武当。战事从五月开始，持续了两个多月，桓冲后来退兵。

到了七月，襄阳战事刚刚结束，苻坚便决定大举伐晋。苻坚下诏征调了所有的公私马匹，并且“人十丁遣一兵”，即每十丁调一人，试图组成一支总兵力达九十七万的军队，这似乎是一支前所未有的强大军队，其中骑兵二十七万、步兵七十万。另有“良家子”组成的三万“羽林郎”，即禁卫军。三万羽林郎的构成均为富家子弟，战斗力甚至可以忽略。九十七万只是前秦全国所能动员的军队总数，或者说是“帐面数字”，实际中能否达到这个数目，值得怀疑。

每十丁调一人，说明前秦征调的军队远远超出了其常备军力的范围。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的中国人口约为1616万[17]。经过五胡之乱后，中原人口锐减，当时中国的人口数量应在两千万以内。东晋荆州与江左地区相对战乱较少，人口应处于稳定恢复期。无法考证前秦人口的确切数目，有资料指出，苻坚曾统计人口，当时北方人口约为一千六百万。[18]前秦不可能完全依赖“人十丁遣一兵”来组成军队。丁是指担任赋役的成年男子，当时尚属于战乱时期，成年男子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应低于和平时期。如果苻坚对总人口里的成年男子十中取一的话，无论如何无法组成九十七万的军队。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推论，前秦当时拥有数量庞大的常备军，而“人十丁遣一兵”是指临时征募的军队，二者之和构成了前秦南侵的总兵力。

十六国时期，胡族政权在中原建立了相对稳固的统治之后，不同程度地保留本族部族兵制的传统，并杂采汉制，用征、募等比较规范的方式集兵。[19]前秦军队包含了氐、羌、匈奴、汉、鲜卑、乌桓、丁零等大量部族单位，各部族兵的首脑往往为本族酋豪。临时征募的军队，畏威而来者三分有二。军队的这种构成即使到了几十年后的北魏时期也没有大的改变。例如公元450年北魏与南朝刘宋的瓜步之战中，拓跋焘下书给宋将臧质说：“吾今所遣斗兵，尽非我国人（指鲜卑拓跋部人）：城东北是丁零与胡，南是三秦氐、羌。设使丁零死者，正可减常山、赵郡贼；胡死，减并州贼；氐、羌死，正减关中贼。卿若杀丁零、胡，无不利。”[20]北魏时期军中的民族矛盾依旧十分惊人。史书没有明确记载淝水之战中前秦军的构成，但这种构成与北魏拓拔焘所描述的情形应极为类似。

从襄阳战事结束，到苻坚下诏大举兴兵南侵，时间不过一个月。如此重大的军事计划的决策和实施过程过于仓促。另一方面，使人觉得此次伐晋倒像是对桓冲北伐的临时反击。与传统的军队集结方式不同，苻坚不是把军队集结成数路后再向南统一进军，而是一边调兵，一边进军，军队的组织和调动显得十分混乱。表面上看起来前秦军队“前后千里，旗鼓相望”，而实质表明军队的集结尚未完成。所以才有“（苻）坚至项城，凉州之兵始达咸阳”的情形出现。

如此庞大的军队，必然需要一位杰出的统帅，节制各路大军，负责全局之运筹指挥。没有军事经验的苻坚担任了这支军队的统帅。前锋军团的主帅为其弟苻融。关于苻融军事才能方面的记述，《晋书·苻融传》中只有一句，“为将善谋略，好施爱士，专方征伐，必有殊功。”然而遍翻《晋书》与《资治通鉴》，并未找到苻融到底有哪些“殊功”。苻融并未指挥过前秦“平燕定蜀，擒代吞凉”中的任何一役，关于其他中小规模战役的描述文字中也看不到他的身影。因而苻融的军事才能和军事经验非常值得怀疑。这方面苻融甚至不及苻丕、苻睿等人。而且苻融是王公大臣中最极力反对南侵的一位，苻坚命苻融为征南大都督，不能不说有欠考虑。

这支短时间内组成的“混合”大军，要在两三个月内开赴淮南前线。如何能再次重演“平燕定蜀，擒代吞凉”的胜利？法国元帅屠云尼(MarshalTurenne1611·1675)曾说过，“上帝总是站在大兵力的那一方”。这一次，上天并没有青睐苻坚。


八、洛涧之战－具有战略意义的揭幕战

公元383八月，苻坚令阳平公苻融为征南大将军，前锋都督，统领张蚝，苻方，梁成，慕容玮，慕容垂等将，率步骑共二十五万人先行；又令姚苌督梁，益二州诸军事，率领水陆军从巴蜀沿江而下。随后，苻坚发长安戎卒六十余万，骑兵二十七万，前后千里，旌鼓相望，大军向淮南方向开拔。九月，苻融的前锋兵团已至颖口，苻坚统率的大军到达项城，幽冀兵则在彭城方向集结。

根据前秦的部署，前秦所有的兵力大约分为五路。前锋兵团为伐晋的主力，兵力大约为二十五万人，前锋都督苻融的军事经验虽不丰富，但主将张蚝，梁成，慕容垂等人都为前秦战功累累的名将。此部应为前秦的精锐。

苻坚亲率“长安戎卒”，即关中兵团，做为后续部队。此部数量最为庞大，约数十万人。这部大军战前驻扎于项城。关中兵团的数量和战斗力无法详考，根据战前战后前秦军队的表现来看，此部很大数量的兵卒很可能都是临时迫发之卒，即前文所述“人十丁遣一兵”所招募的军队。淝水之战后苻坚北逃的过程中，驻扎项城的大军没有任何军事行动。据此可以推断，苻坚率领的大部“长安戎卒”，在项城并未完成集结，大部分尚在行军途中。

第三路为来自河北山东等地的幽冀兵团，主将不祥。这部分军队开赴彭城。但所有史料都未记述幽冀兵在淝水之战中发挥过什么作用。幽州、冀州为前燕故地，是十六国时期北方重要的兵源所在地。按常理幽冀兵应该是一支很强的武装力量，早年灭代之役中，幽冀兵曾充当主力。淝水之战前夕，谢玄等人率领八万北府兵由淮南及广陵、京口一带，自东向西开赴淝水前线，丝毫无视来自彭城方向的威胁，似乎有些不合常理。合乎逻辑的解释是，幽冀兵与项城大军相似，军队无法在短时间内完成集结。很可能是三年前的一次叛乱导致了这种情形出现，即公元380年，行唐公苻洛和北海公苻重拥兵十余万在中山发动叛乱。叛乱被平定后，前秦在幽冀二州的军力并未得到相应的恢复，从而使前秦在彭城方向无法对东晋的淮南地区形成压力。

第四路为龙骧将军姚苌率领的梁州和益州的水陆军，自长江上游和沔水而下。苻坚将自己早年曾经担任过的龙骧将军赐给姚苌，除了表明他对姚苌本人的器重以外，也说明他对姚苌这一路极为重视。如果姚苌能打通荆州一线，攻破桓冲集团，那对整个战局的意义无法估量。但此部军队在巴东遇到东晋守将毛虎生的顽强阻击，在夏口遇到桓冲荆州集团的主力而止步不前。

第五路为来自陇右的凉州兵团，应属大将梁熙统辖，因路途遥远，淝水之战前，此部只到达咸阳，未能及时抵达战场。

由此可见，前秦能立即投入战场的主力为苻融率领的前锋兵团，其他各路都可称为偏师。东晋方面据此做了有针对性的部署。经谢安举荐，晋帝任命谢安之弟谢石为征虏将军、征讨大都督，以徐、兖二州刺史谢玄为前锋都督，与辅国将军谢琰、西中郎将桓伊等率领八万晋军抵御前秦。同时桓冲率十万晋军控制长江中游，阻止秦巴蜀军顺江东下，并对苻融的前锋兵团造成压力。

战役初期，前秦取得了一些初步胜利，也掌握了一定的主动权。公元383年十月，苻融率军度过淮河，围攻淮南重镇寿阳（今安徽寿县），十月十八日攻下寿阳，生擒东晋平虏将军徐元喜和安丰太守王先，苻融率军进抵淝水。这时慕容垂已率军攻下了郧城。慕容垂所部为三万人，目的是防止桓冲自荆州东援淮南。东晋曾派龙骧将军胡彬率领水军五千增援寿阳，寿阳失陷后胡彬受困于硖石。

苻融攻占寿阳后，并未继续东进，而是派梁成兵团五万人驻扎在洛涧，在淮河中布防水栅以阻止东晋水军西进。无法解释苻融这么做的理由。也许是为了“围城打援”，在东晋主力到达之前歼灭胡彬部。在截获胡彬部告急的情报后，苻融发信给苻坚。根据《资治通鉴》，其信件内容为“贼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晋书·苻坚载纪》的记述与之类似，为“贼少易俘，但惧其越逸，宜速进众军，掎禽贼帅。”显然苻融对军情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信中所言的“贼帅”，是硖石方向的胡彬，苻融将这部晋军误判为主力。苻坚收到书信后大喜，以为胜利指日可待，便把大军留在项城，亲率八千轻骑日夜兼程赶赴寿阳。至于苻坚亲自开赴战场令人不解，所率八千轻骑也不会发挥很大的作用。

十一月，梁成多次击败晋军。谢石、谢玄、桓伊、谢琰等人率水陆七万余人，在距离洛涧二十五里的地方驻军，由于畏惧梁成而不敢前进。谢玄命龙骧将军刘牢之率领精兵五千，夜袭梁成大营，前秦军猝不及防，为晋军大败，晋军斩秦将梁成、王咏，生擒梁他、王显、梁悌、慕容屈氏等将，士卒死伤一万五千，俘获了大量军械粮草。[21]梁成为前秦猛将，当年曾随王猛参加了灭燕之役，立下了大功。此次率军进驻洛涧后，几番小胜后麻痹大意，为谢玄、刘牢之所乘。洛涧之战是淝水之战中具有战略意义的揭幕战，洛涧之战完全改变了战场的态势，使苻融的“围城打援”的策略彻底失败。而晋军则顺利渡过洛涧，水军沿淮水西进，与胡彬部会师，最终水陆八万在淝水前全部完成集结，做好了与前秦主力展开决战的准备。


九、淝水之战的战况再现

现存史料对淝水之战的记述较为简略，重现淝水之战的细节，有相当的难度。

关于苻融前锋兵团的兵力，《晋书·苻坚载纪》等史书称有二十五万，《资治通鉴》和《晋书·朱序传》则称有三十万。我们不能根据《晋书》成书年代早来否定《资治通鉴》的真实性。因宋代也许有更详细准确的参考史料。这里采用《晋书·苻坚载纪》的数据，即前锋兵团为二十五万人。前锋大军到达颖口时，慕容垂率部三万人向荆州方向进军。这是前锋兵团的第一次分兵。攻占寿阳后，苻融命梁成部五万人进驻洛涧，这是第二次分兵。得知胡彬困守硖石后，苻融命令一部分军队进攻胡彬，未有史料记载秦军围攻硖石的兵力。硖石方向分散一部分兵力，秦将郭褒率军驻守寿阳，这样一来，淝水阵前的前锋兵团兵力总数并不大，不过十数万人。这样的兵力与东晋八万军队相比，并无明显的优势。另外秦军刚有洛涧之败，士气方面明显处于下风。

苻融对敌情掌握有误，错估了晋军的主力。再加上梁成部全军大败，主将被斩，这无疑会给前秦主帅作战勇气和军心带来极为消极的影响。所以当苻坚仓促赶赴寿阳，见到军容严整的晋军，大出所料，苻坚问苻融，：“此亦敌，何谓弱也！”。苻坚此时“怃然有惧色”。引起苻坚惊惧的，不仅仅是八公山下晋军的军容，还有数日前北府兵大败梁成时所表现出的战力。至于“八公山下，草木皆兵”的说法，很明显是讹传或杜撰。《晋书·苻坚载纪》付诸鬼神之谈，原文为“初，朝廷闻坚入寇，会稽王道子以威仪鼓吹求助于钟山之神，奉以相国之号。及坚之见草木状人，若有力焉。”[22]

关于前锋兵团内部的军队隶属关系，《晋书》与《资治通鉴》交待的不够清楚。如此庞大的前锋兵团不可能是单一的整体，而应是由不同将领统领下的数个建制单位所构成。《九家旧晋书辑本·陈郡谢录》中曾记载，“太元八年，秦主苻坚倾国大出，众号百万。先遣苻融、慕容暐、张蚝、苻方四师至颖口，梁成、王先等守洛涧。”[23]这是一条很重要的记录。“四师至颖口”，说明苻融的前锋兵团在分出慕容垂部与梁成部后只剩四部。《晋书·慕容暐载纪》称，前燕国皇帝慕容暐为平南将军、别部都督，所部自然不会承担主要的军事任务。张蚝时称“万人敌”，为当时的猛将，所部在淝水之战中与谢石部发生遭遇战，曾击退谢石，但并未与谢玄部发生激战。如此一来，双方的主力决战必在苻融的中军，即以氐族人组成的精锐，与谢玄所率的北府兵精锐之间展开。

淝水战前，苻坚派东晋降将朱序前去劝降谢石等人。[24]朱序私下里却对谢石等人说，如果秦国的百万兵众全部抵达，难以与他们抗衡。如今乘着各路军队尚未集结，应该迅速出击。当时谢石并未采纳朱序的建议，由于畏惧前秦军的强大，谢石欲坚守不战，待秦军师老自退。在谢琰的劝说下，谢石派使向前秦军邀战。谢石与前秦张蚝部发生激战，谢石败退。此时谢玄、谢琰率数万晋军，严阵以待，张蚝遂退。

这时前秦军已列阵于淝水前，一心欲与秦军决战的谢玄无法渡河。根据中国古代传统的行军布阵方式，苻融前锋兵团的上述“四师”，应分别充当左、中、右、后军。中军自然是苻坚、苻融亲率的氐族精锐，因张蚝部与自淮水而上的谢石部水军发生激战，张蚝部应为左军。慕容暐部为右军。后军应为苻方部，负责保护百官及运送辎重。这是笔者的一种假设。有资料认为，五胡十六国时期，胡族作战的惯例是以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兵为前驱，而本民族兵在阵后押阵。此种说法有待证实。明代佚名氏著《草庐经略》中称，前秦军当时结成一个队形非常严密的大阵，缺乏应变的灵活性。[25]今天无法确知前秦军队的战术组织和列阵等细节，只能做一些简单推测。

晋军方面，原本计划谢玄、谢琰、桓伊等人率八千精锐率先渡河，大部晋军仍驻扎于淝水之北。谢玄的初步计划中，八千精锐与前秦军进行初战。若初战不利，另一侧的晋军主力仍可坚守阵营。若初战顺利，则一鼓作气，后续大军尽数渡河，全力发动总攻。于是谢玄派人下书给苻坚说，“君孤军深入我境，在淝水前列阵，显然是持久之计，而不敢速战。烦请贵军稍稍后退，待我军渡河后，令双方将士周旋，决一胜负。我与阁下策马观战，岂非美事一件？”这时后秦诸将都反对后退，唯有苻坚和苻融表示同意。苻坚以为，在晋军半渡的过程中令铁骑掩杀，必会大获全胜。

苻坚兄弟铸下了惊天大错，在大战爆发之际，很难有序掌控十几万军队的退却。果然，秦军退却过程中失控，苻融驰马略阵，欲阻止前秦军的后退，这时谢玄的八千北府兵精锐已杀至阵前，直取前秦中军，结果苻融马倒被杀。所谓主力一失，全军尽墨。主帅被杀后，十几万的大军开始大溃败，随后八万晋军悉数渡河，向秦军发动后续打击，一时后秦死伤无数，苻坚本人也中了流矢。[26]。

关于此役中前秦军到底死伤多少，各种史料语焉不详。这也有些不合常理。此前进行的其他战役里，如379年的君川之战，洛涧之战，《资治通鉴》和《晋书》往往都给出了大致的伤亡数据，唯独最重要的淝水之战却没有数据记录。《资治通鉴》、《晋书苻坚载纪》《晋书谢玄传》都称“死者十之七八”。《晋书》成书于唐初，《资治通鉴》成书于宋代，而成书于年代更早的其他版本的《晋书》，如《九家旧晋书辑本》的相关描述中并没有“死者十之七八”的文字。《九家旧晋书辑本·陈郡谢录》中提到，此战中，晋军“俘获万计”。笔者推测，淝水之战中前秦军的伤亡和被俘总数应在十万以内。晋军还俘获了苻坚乘坐的王辇云母车。《九家旧晋书辑本·陈郡谢录》中提到收获的战利品十分丰厚，“其余宝器山积，锦罽万端。牛马驴骡骆驼十万匹。”战利品如此之丰厚，也许会转移晋军的注意力，使晋军并未全力追击前秦军。因而前秦军的实际伤亡数目或许更低。

《资治通鉴》中关于朱序的作用甚为可疑。朱序其时为前秦尚书，做为一个没有统兵权的文官，在十几万军中，喊叫“秦军败了”，如何会使前秦军队的军心迅速瓦解呢？朱序大喊一说在《晋书·朱序传》和《资治通鉴》中有叙述，而并不见于《晋书·苻坚载纪》、《晋书·谢玄传》和《晋书·刘牢之传》。因而朱序在此役中的作用，很可能是基于战后朱序自己的陈述，旁人也无法提供进一步佐证。不少资料认为朱序在淝水之战中起了重大作用，这一点笔者持相反意见。

淝水战后，晋军收复了寿阳。但并未继续向北进军。苻坚则逃至淮北，与慕容垂部会合。《晋书·苻坚载纪》称，“诸军悉溃，惟慕容垂一军独全，坚以千余骑赴之。”之所以慕容垂一军独全，是因为慕容垂部并未参加淝水之战。慕容垂将军队指挥权交给苻坚。[27]

苻坚退至洛阳后，收集残兵十余万，军容粗备，喘息略定。


十、并不圆满的大结局

淝水之战是秦晋系列战争的延续，或者说，是秦晋自公元378年以来系列会战的最后决战。对前秦来说，这是一场组织异常混乱，准备极为不足的战争。前秦动员了全国的兵力，但在淝水主战场只投入了不到二十万军队。八万对十几万，前秦在兵力上并不占很大优势。再加上洛涧新败，军中人心浮动，这都是前秦战败的必然性因素。临阵前的退兵，是最大的失误。那么我们可以做一个假设，假如前秦军不退兵，前秦的胜算有多少呢？如果双方都有备而战，展开一场决战，前秦也未必有很大的胜算。北府兵训练有素，作战顽强，在临阵冲锋中丝毫不落下风。对前秦来说，十几万前锋兵团合围八万晋军，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况且背后还受到桓冲集团的威胁。如果前秦拿不下淮南地区，拿不下荆州，就很难对建康有直接威胁。统一，也许就无限期推后了。前秦在淝水之战中的失败，是一系列指挥错误和其他综合因素导致的必然结果，其中固然有偶然因素，但每一个偶然因素的背后都有必然性的原因。

淝水之战，事实上并不是一场“规模惊人”的大决战，而是一场战役级的击溃战。本来只是战役的失败，但结果却是整个前秦后方军事系统彻底瓦解。在南北统一的战争中，当年曹操有赤壁之败，几十年后拓拔焘也有瓜步之战的失利，但这些战场上的失败都没有导致曹魏和北魏政权的崩溃。而前秦统治在淝水之战后却迅速瓦解。战场上的失利只是触发前秦统治发生“雪崩效应”的外在推动力，真正导致战后乱局的内在原因，正是多年潜藏积累的各种社会和民族矛盾。这次战役的失败，给前秦治下的各部族带来兴兵反秦的机会。

当时的前秦虽然表面上强大，却并不具备南北统一的条件。前秦之统一北方，用了整整二十六年时间。谁又能料到，淝水之战后，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前秦威行万里的盛世荣光即在刀光剑影中消失殆尽。

淝水之战刚刚结束，鲜卑乞伏国仁部在陇右拥众十几万反叛前秦。丁零族豪酋翟斌聚众在河南反叛前秦。苻飞龙、慕容垂率兵讨伐，慕容垂暗结丁零，杀苻飞龙及其部众，公开叛秦。短短的时间里，慕容垂集结二十余万丁零人、乌桓人围攻邺城。公元384年三月，鲜卑人慕容泓在华阴聚众起兵。不久鲜卑人慕容冲在平阳起兵。四月，姚苌率领羌族反叛。淝水之战后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北方陆续出现了五股反秦的军事割据势力。日后前秦正是被这些势力的共同打击下灭亡的。

如果点评东晋的功劳簿，立下淝水之战首功的非谢玄莫属。唐人魏元忠称赞道，“谢玄以书生之姿，拒苻坚天下之众，…未必儒臣不如武将。”[28]这位曾入选宋人张预的《十七史百将传》的儒将，不但有创建北府兵之功劳，更在历次与前秦的作战中屡次大败秦军，鲜有败绩。淝水之战中八千北府兵强攻前秦军中军大营，众志成城，覆军杀将而锐不可当，成为中国军史上的经典战例。谢石、谢琰、桓伊，以及以刘牢之为首的北府兵众将领，均立下奇功。朱序也许起了些作用，但被一些史料高估。

时人云，“安石不出，将如苍生何？”谢安为当世大才。但谢安在淝水之战中于具体军事方略方面却出力甚少，但也不能说谢安在淝水之战中无尺寸之功。谢安的功勋，主要表现在平衡了桓氏家族和谢氏家族的势力，稳定了东晋政局。战前数年，更是由于谢安之力，推动了北府兵的创建和江淮防区的形成。其临战前悠然神定的名士气度，在稳定人心方面也起到了不少作用，所谓“人气不动，便有胜理”。至于后人写诗赞他，诸如“高卧东山四十年，一堂丝竹败苻坚”，“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却是文人的夸张溢美之词了。

东晋虽是“正朔相承”，却是个毫无进取心的偏安政权。东晋并未乘北方分崩离析之际，全力进攻前秦。东晋的内政矛盾由于淝水战事的胜利而凸显。无论是桓冲集团还是谢氏集团，都最终未能承担起收复北方的重任。当谢安正式请旨伐秦，谢玄兵临彭城的时候，已是第二年的八月了。那时慕容垂已建立新的国家后燕。历史创造了机遇，但只有抓住机遇的人才能进一步改变历史。这一次机遇，最终落到了拓拔鲜卑氏的手中，正是他们，改变了当时中国的历史走向。

两百多年后，唐太宗与李靖在长安的宫殿里正进行着一段对话。

太宗曰：“古人临阵出奇，攻人不意，斯亦相变之法乎？”
靖曰：“前代战斗，多是以小术而胜无术，以片善而胜无善，斯安足以论兵法也？若谢玄之破坚，非谢玄之善也，盖坚之不善也。”[29]

诚哉斯言！

2005年6月8日


【注解】

[1]转引自《中国通史》（白彝寿）。原文来自《高僧传·晋长安五级寺释道安传》。

[2]《晋书·苻坚载纪》

[3]强制性的民族迁徙在十六国时期最为频繁。一方面这种迁徙加快了北方各民族的大融合，另一方面也大大增加了不稳定因素。十六国时期有多次战事都是因强行迁徙导致。

[4]关于北方各部势力的总结，资料来源为《中国民族史》、《资治通鉴》和《晋书》等相关章节。此处单列一篇，目的是强调前秦内部的各种民族矛盾，从而更易理解

[5]《资治通鉴》卷一百四

[6]《资治通鉴》卷一百一

[7]统治者对史官的干预古今相似。关于苻坚干预史官稽史，这里仅举一例。《晋书·苻坚载纪》，“初，坚母少寡，将军李威有辟阳之宠，史官载之。至是，坚收起居注及著作所录而观之，见其事，惭怒，乃焚其书，大检史官，将加其罪。著作郎赵泉、车敬等已死，乃止。”由此不难理解苻坚对史官的干预。

[8]《资治通鉴》卷一百四

[9]田余庆在《东晋门阀政治》中称，南北统一的谋略在王猛死前就已形成。本文持不同观点。

[10]《资治通鉴》卷一百四。清代笔记《池北偶谈》（清·王士禛）中说，朱肜支持苻坚伐晋。文中又说，朱肜当时与王猛齐名，但淝水之败，以至亡国，如何与王猛相提并论。事实上朱肜是前秦重臣，并非浪得虚名，曾在讨伐仇池部杨纂，攻取梁益二州及伐代之役中立下大功。

[11]《资治通鉴》卷八十一，为吴国丞相张悌所言

[12]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四

[13]田余庆的《东晋门阀政治》中称北府兵为流民武装集合，并未经过严格训练。本文持相反观点。

[14]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四

[15]《晋书·桓冲传》

[16]《资治通鉴》卷一百四

[17]《晋书·地理志》

[18]《汉族的发展和演变》，作者刘水龙，中国经济史论坛

[19]关于十六国与南北朝时的兵制，请参考《中国通史》（白彝寿等）的相关章节。

[20]《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六

[21]《晋书·谢玄传》中称，梁成被杀，梁他、王显、梁悌、慕容屈氏等人被擒，与《苻坚载纪》和《资治通鉴》的记述不同。另外，《晋书·苻坚载纪》、《晋书·谢玄传》俱称洛涧之战为夜袭，而《晋书·刘牢之传》则称“成阻涧列阵。牢之率参军刘袭、诸葛求等直进渡水，临阵斩成及其弟云，又分兵断其归津。”显然梁成有准备。本文采用“夜袭”一说。

[22]《晋书·苻坚载纪》中关于神话、谶纬与想像的此类文字不少，本文不一一列出。

[23]《九家旧晋书辑本》为后人所辑，内容大都来自宋人李昉主纂的《太平御览》。本文引用的陈郡谢录部分亦见于《太平御览》（卷三百九）

[24]关于朱序劝降谢石的时间，各种史料说法不一。《资治通鉴》称朱序的劝降发生在刘牢之的洛涧之战前，而《晋书·苻坚载纪》则称是在淝水之战前夕。笔者认为后者的说法更为可信。

[25]《草庐经略》（明·佚名）卷五，原文为，“李牧、悦绾等其众虽多，而能为奇阵，以分击者也。如刘曜之败于洛阳，苻坚之败于淝水，杨玄感之败于潼关，皆因其众结一大阵，不知分而为奇也。”

[26]这里有个值得研究的细节，前秦军是在苻融被杀前大溃败，还是在被杀后溃败？笔者以为苻融被杀是前秦军溃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前秦在与东晋的系列战争中，主将动辄被杀。如379年的战役中有多名主将被杀，洛涧之战中梁成等大将被杀，淝水之战中苻融被杀。这种情形在三国时期并不多见，可见前秦军在临阵战术方面并不先进。个人以为，五胡时代的军事战术是落后于三国时代的。

[27]慕容垂为什么交出军事指挥权？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这部分军队的组成成分并非鲜卑人。也就是说，此三万人不是自己的嫡系。当时慕容垂尚不具备反秦的条件。慕容垂后来主要依赖丁零人、乌桓人建立后燕，说明鲜卑人自己的军事势力此前在一定程度上已被消解分散。

[28]《旧唐书》卷96魏元忠传。

[29]《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第5。

唐史闲话之宰相风度

唐史闲话之宰相风度

作者：萧让
出处：轩辕春秋文化论坛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历代中秋咏月的佳作不胜枚举，我独爱此句，感其意境之雄浑高远，方知何谓盛唐气象。皓月当空，天青海碧，也不禁想起此诗的作者，被誉为“文中之帅”的开元名相张九龄来。
　　
　　张九龄，以诗文和风度名动一时，为人正直而有责任感，一心“致君尧舜上”的儒家知识分子典型，一度和玄宗也曾君臣相合，共创开元盛世，然终不敌李林甫之巧言令色善事人主，在其口蜜腹剑下败下阵来。颇有艺术家气质的玄宗以一种诗意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在秋天给张九龄送去一把扇子，暗示已经用不着他了。然张九龄虽被罢相，其翩翩神采仍让玄宗念念不忘，其后每逢荐引公卿，玄宗必问：“风度得如九龄否？”
　　
　　好一句“风度得如九龄否”！一语道破唐代对士人品貌的推崇。唐代以科举取仕，但科举高中并不等于就能马上当官，还需要经过一系列的考核，考核的标准有四条：
　　
　　一曰身，谓体貌丰伟。头一条就是要求风神俊朗，可见帅哥在唐朝实在很占便宜。而相貌太过丑陋的人是不能做官的，大概觉得有伤国体，很丢士大夫颜面。
　　
　　二曰言，言辞辩正。要能言善辩，哑巴、口吃患者、说不了两句话就被人驳得哑口无言的，统统不合格。这一条有点歧视残疾人，唐人也自有道理：作为一方父母，笨嘴拙舌吞吞吐吐，如何能民众心悦诚服？
　　
　　三曰书，楷法遒美。专指书法优美兼字迹清楚。
　　
　　四曰判，文理优长。唐代地方长官处理民事纠纷最后结案宣判的时候要写判词，这个要求是很高的，必须用对仗工整的四六体骈文，称为骈体判，既要引经据典符合法律条文，还要文采斐然琅琅上口，久而久之，竟形成一种新的文体--判词。白居易文集里的《甲乙判》就是他宦海生涯里处理案件的判词总汇，词理纵横，文笔灿烂，援引法律条文精辟准确，且幽默风趣不悖人情道理，后人称“百读不厌”。唐人之善化生活为艺术，由此可见一斑。
　　
　　故此唐代的政治家也多是书法家和文学家，只因这样的取仕标准，没两把刷子，是拿不下来的^_^ 诚如《容斋随笔》所言：“既以书为艺,故唐人无不工楷法,以判为贵,故无不习熟。而判语必骈俪,今所传<龙精凤髓判>及 <白乐天集*甲乙判>是也.自朝廷至县邑,莫不皆然,非读书散文不可也。宰臣每启拟一事,亦必偶数十语,今郑畋茌语\堂判犹存.”中唐之后，随着科举制的日渐完善，以风度、书法和文章取仕渐渐成为主流，这在名列百官之首的宰相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多善属文工书，优雅从容，温柔敦厚的士大夫品派，俨然成型，是之谓宰相风度，尤以元和诸相为最。
　　
　　据唐人笔记《幽闲鼓吹》记载，侍郎潘炎的妻子一次宴请儿子的同僚，遍阅诸人，独问：“末座惨绿少年何人也？”曰：“补阙杜黄裳。”潘夫人不禁赞叹： “此人气质大异常人，将来必然成为一代名相。”此后，人们便以惨绿少年作为风度翩翩的青年男子的代称。时光荏苒，昔日的翩翩少年杜黄裳果然荣登宰甫，一反过去朝廷对藩镇的软弱姑息，力主“以法度整顿诸侯”，在不长时间内即讨平西川、夏绥诸处叛乱，令唐之威令，几于复振，元和中兴，以此为始。唐之藩镇割据，自代宗时形成，德宗发动平藩之战，反引发朱泚之乱，此后朝廷对藩镇一味姑息，有求必应。宪宗元和年间，西川节度使韦皋病逝，部将刘辟作乱，满朝文武都以西蜀险固，不宜生事，准备依旧例予以承认，唯独一介书生杜黄裳强烈反对，坚请讨除。他举荐高崇文为帅，又奏请不再让宦官做监军，使高崇文得以放手施为，鹿头山八战八胜，活捉刘辟，平定西川。这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人心，于是奏请剪平藩镇，还政中央，整肃朝纲，纪律风气，为之一张。史称杜黄裳通达权变，有王佐大略，虽为相日短，比不上裴度的政绩彪炳，也没有武元衡那样悲壮的结局，故此可能给人印象不深，然正是在他的主持下，朝廷不再对藩镇妥协退让，诚为开风气之先的一代贤相。然而和他政治上的强硬立场相反，生活中的杜黄裳雅澹宽仁，一次生病，庸医误诊，将他整治得死去活来，别说是高官显宦（一般来说越是高官越怕死的说），就算一般老百姓，拔错一颗牙恐怕也会气得当场跳起来，何况象他那样给治丢了半条命的。杜黄裳却仍是一以贯之的淡然处之，始终不曾责骂加罪，可见他的修养和德行。
　　
　　杜黄裳之后拜相的武元衡，是一位极温雅沉静彬彬有礼的书生，晚唐著名诗人，诗风雅正，音韵清朗，切合音律。据正史所载，武元衡每有新诗出，必被好事者谱入歌曲，广为传唱。张为曾做《诗人主客图》分元和诗人为六派，各有主人一人，升堂、入室、及门等宾客若干，以武元衡为瑰奇美丽主，与白居易齐名，刘禹锡尚在其下，可见其影响力。高崇文虽有平蜀之功，然善治军不善治蜀，宪宗于是让武元衡代他为西川节度使。高崇文走的时候满载军资金帛伎乐古玩而归，“蜀地几为之空”。武元衡到任之后选贤才，安黎民，抚蛮夷，为政廉明，生活节俭，政绩卓著，中外同钦。然而蜀地自韦皋以来已养成了诗酒花韵召伎宴饮的官场习气，即席赋诗对于文采风流的武元衡来说当然是小菜一碟，但持身甚正的他并不真喜欢这种浮华风气，《新唐书》说他“雅性庄重，然淡于接物”，就是说他不喜欢应酬。从那句“满堂谁是知音者”的宴饮诗里，我们仿佛可以看见一片觥筹交错中武元衡那温和有礼而又有些寂寞的微笑。一次宴席上，西川从事（州府佐官）杨嗣喝得大醉，强逼武元衡用大酒杯喝酒。武元衡不喝，杨嗣就把酒浇在他身上，并声称我用酒来给你洗澡。武元衡一动不动，任他浇完了酒，才缓缓地站起来，淡淡一笑，换了一身衣服，又参加酒会，终不让宴会不欢而散。
　　
　　然而，谁若以为他的温文尔雅是怯懦无用，他的彬彬有礼是软弱可欺，那就错了。这个清雅俊逸如鹤一般的男子，在任何场合下都不会失礼，但任何压力都不能让他低头。元和三相，以他的性格最为倔强刚烈，是朝廷里最为强硬的主战派。得宪宗信任拜相之后，所有兵事都由武元衡主持，平定浙西节度李锜之乱，又力主征讨淮西吴元济叛乱。时强藩相互勾结，又重金贿赂朝廷大臣，互为呼应，武元衡承受着极重的压力，却从不为所动，一力主战，声色俱厉，决不对强藩退让半步。对于杜黄裳，藩镇想过贿赂，对于武元衡，就只有诋毁和攻击。在一切政治手段均告无效之后，元和十年，武元衡被藩镇派遣的刺客刺杀身亡。武元衡之死，极为惨烈悲壮，唐书描述如下：
　　
　　元衡宅在静安里，十年六月三日，将朝，出里东门，有暗中叱使灭烛者，导骑诃之，贼射之，中肩。又有匿树阴突出者，以棓击元衡左股。其徒驭已为贼所格奔逸，贼乃持元衡马，东南行十余步害之，批其颅骨怀去。及众呼偕至，持火照之，见元衡已踣于血中，即元衡宅东北隅墙之外。时夜漏未尽，陌上多朝骑及行人，铺卒连呼十余里，皆云贼杀宰相，声达朝堂，百官恟々，未知死者谁也。须臾，元衡马走至，遇人始辨之。既明，仗至紫宸门，有司以元衡遇害闻。上震惊，却朝而坐延英，召见宰相。惋恸者久之，为之再不食。
　　
　　武元衡是唐朝我最喜欢的宰相之一，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那悲剧性的结局吧。他的诗作以瑰奇艳丽著称，唐诗中色彩最浓烈的诗作就莫过于他的那首“麻衣如雪一枝梅，笑掩微妆入梦来。若到越溪逢越女，红莲池里白莲开”。末句色彩对比之强烈感性，常常让我想起他温和的微笑和悲情的结局，想起飞腾的火焰和淋漓的鲜血，昭示着生命的壮烈与不屈。他终以自己的生命为献祭，来实践自己的政治理想和追求。
　　
　　与武元衡同时遇刺的还有宰相裴度，他戴的扬州毡帽救了他一命（据说此后扬州毡帽风行一时），不少大臣慑于暴徒之残忍猖狂，提议放弃淮西用兵，并且罢免裴度。但是宪宗力排众议，不但不免裴度，而将他擢为宰相，全力主持淮西军务。
　　
　　裴度，晚唐著名政治家，曾为武元衡幕僚，受其影响很深。面对着强藩的暗杀威胁和朝廷内主和派的诸多牵制，裴度毅然肩负起平藩的重任。淮西之战自元和九年始，终于元和十二年，为宪宗平藩战事中之时间最长者。在这次战争中，裴度起的是总指挥的作用。参战将领虽不乏当世名将，但是都没有能力统筹战局，门户观念很重，难于团结。所以前期官军的战绩是不乐观的。元和十二年七月，讨伐淮西的战争进入第四个年头，前方战争屡屡失利，兵饷运输又发生了严重困难，大臣包括李逢吉等宰相在内形成了一股很强的反战势力。这时是裴度出来支撑局面，才使得进行已经的武力计划不至于中途流产。“若贼灭，则朝天有期；贼在，则归阙无日”，裴度立下生死状，自请去前方督战，取消宦官监军，全力支持李朔的作战计划。于是有了李朔雪夜入蔡州城擒吴元济的传奇。讨伐淮西的胜利，大大震慑了各地割据者，有自动归附的，也有犹豫观望的，在宪宗的支持下，裴度或游说或讨伐，终于平定各地大小藩镇，至少在名义上统一了全国。“当此之时，唐之威令，几于复振”，史称“元和中兴”，裴度不愧为“中兴”的功臣。韩愈曾撰碑文，以淮西的胜利裴度应居首功。李朔不服争功，谦和的裴度当即找人另撰碑文以李朔为首功，然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广为传颂的始终是韩文，在天下人的心里，自有他们的评判。
　　
　　裴度在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四朝历任显职，三度拜相，又被五次排挤出朝廷。宪宗去世后，好不容易解决的藩镇问题在穆宗朝又再度出现。穆宗不能给与裴度强有力的支持，诸宰相不是与之通力合作，而是不断的拉后腿。在累战无功的情况下，又是裴度再度出马，主持削藩。穆宗贪玩不理朝政，但在裴度打理下政局尚可支持。敬宗被宦官刘克明谋害，又是裴度出面收拾残局，诛杀刘克明，拥立文宗继位。晚唐宦官当道，人臣趋奉，如元稹等都奔走门下以求闻达，唯裴度敢于打击骄横的宦官。朋党相争之时，他也不拉帮结派，为将相20余年，荐引过李德裕、韩愈等名土，重用过李光颜、李朔等名将，还保护过刘禹锡等，但从不荐引无才的亲友为官。正因他抑权宦，无朋党，因此屡遭排挤，但威望德业，一直为世所重，一身系天下安危数十年，时人论将相，皆“推度为首”，就连“四夷君长”，“见唐使，辄问度老少用舍”。
　　
　　裴度卒于唐文宗开成四年（839年），享年70余岁，一生平藩镇，黜权奸，斗宦官，远朋党，善始善终，名动华夷，风度传于古今。关于裴度的风度，正史野史都记载很多，更成为后世小说戏剧的热门题材，至今流传的传统剧目中，仍有《裴度还带》这一出。裴度不信术数，不好服食，经常和人家说:管它是鱼肉还是果蔬，有了就吃，生老病死，顺其自然。他的处变不惊、神观迈爽，操守坚正，不仅直接影响了大唐的下一位名相李德裕，而且成为宋代宰臣效仿的榜样。宋代宰相常常都有一段“身外之物不足贵，宰相肚里能撑船”的故事。从吕蒙正拾千金而不动心，吕公著失重宝而不变色的这类轶事里，我们依稀可以看到唐人那洒脱豁达的流风余韵。
　　
　　然而今天我们谈起宰相风度，不仅仅在于他们面目的俊秀，风度的优雅，更在于他们温文尔雅的外表下那铁石般的意志和宽厚的心胸。为国家、为公义，一往无前，九死而无悔，对于个人的名利荣辱，却是淡然处之，毫不萦怀。武元衡受辱于小吏，裴度让功于李朔，但为了维护祖国的统一，即使面对着藩镇强权和死亡的威胁，也铁骨铮铮绝不后退半步。这种巨大的反差，更增加了他们的人格魅力，千载之下，读来仍然震撼人心。而这种笑看生死的择善固执，并不是后世小气文人的迂腐斗气，他们确有经世之才，救世之功，这才是最重要的。必要以开元盛世、元和中兴为背景，才能凸显其与酸文腐儒的不同。在其位需谋其政，身为宰相，一身系天下安危，首先应对国家尽责，对百姓尽心，在此基础上的淡泊和谦让，才分外让人感叹。
　　
　　因此让玄宗赞叹不已的张九龄的宰相风度，对于百姓来说，又是另具一番意义：不在于他的千古文章，不在于他的翩翩神采，而在于他刚直不阿的耿介风骨，以及悲天悯人的慈悲心肠。因怜惜岭南百姓翻山越岭的艰难，张九龄奏请将秦时的梅关古道从原来蜿蜒曲折的羊肠小道拓凿成一条宽阔平坦可供四马并行的车马大道。此后千余年，梅关古道一直是连接中原与岭南，沟通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的最重要通道和纽带：南北货物经此流通，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得以相连。今日韶关等地仍有风度楼、风度路、风度堂等，据说俱为纪念“九龄风度”而立。而最能体现“九龄风度”的，应该还是梅关古道上的那副对联吧：
　　不必定有梅花，聊以志将军姓氏；
　　从此可通粤海，愿无忘宰相风流。
　　
　　[注]：梅关，在江西大余与广东南雄之间，古称秦关，因汉代梅鋗将军居此，又称为梅岭。又因汉代禆将庚胜守此，故亦称大庚岭。宰相风流：指唐代张九龄在梅关劈山凿路、贯通南北往来之事。

欧盟模式的局限性

欧盟模式的局限性

● 王义桅（上海）

欧盟已步入知天命之年。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承载着过多的理想，饱含希望与失望。50年前成立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可谓人类崭新社会诞生的第一声啼哭。在联合自强、告别饥荒、战乱和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西欧成为未来世界的先行者；其一体化历程，成为人类社会进化的标尺。因此，不少人表达了欧盟模式成为世界典范的想法。在欧盟成立50年之际，这种想法再次发酵。对欧盟模式的希望，毋宁说折射出对现今世界的失望。

　　然而，这种希望忽视了欧盟的近忧与远虑。欧洲曾经是西方和世界的代名词。如今，它只是一个地方性的概念。欧盟的未来之痛和世界的多元化趋势，使欧盟模式不大可能为其他地区所效仿，其启示和借鉴意义也极有限。

欧盟成长的烦恼

　　虽然已是知天命之年，但欧盟正经历着“成长的烦恼”。2005年法国和荷兰先后否决《欧盟宪法》，一体化进程受阻，欧盟前途顿时蒙上阴影。欧盟的一体化实践正考验着西方民主能够走多远、制度创新能有多大活力。令人失望的是，共同市场对贸易的影响没有人们预料的那样明显。过去20年，欧盟内部的贸易并不比欧盟与全球其他地方的贸易增长更快。外国投资近年一直疲弱，这种情况也许暗示着，欧洲作为投资目的地的吸引力正日趋下降。

　　当然，欧盟成长的烦恼，美国的打压是外因——北约的存在，抽掉了欧盟安全合作的筋骨。美国加紧推动在波兰、捷克等地部署导弹防御系统，表面上为了防止伊朗等“无赖国家”的导弹威胁，实际上在分裂欧盟，在老欧洲和新欧洲之间制造间隙，同时增添了欧盟与俄罗斯的不信任。

　　在金融领域，欧元不断被美元打压，甚至有人说伊拉克战争是美元与欧元的战争，致使欧盟对美国建议成立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仍存提防。除了美国外，俄罗斯也趁火打劫，时常拿中断供应天然气来要挟欧盟成员国。

　　正因如此，不少人在唱衰欧盟。在不少美国专家看来，欧洲这个文化博物馆正掉进历史的垃圾堆里。美国的“欧盟怀疑论”人士指出，“旧世界”（欧洲大陆但不包括英国）完蛋了，欧洲经济正停滞不前，科技和企业的活力则转移到美国的硅谷和印度的班加罗尔。面对僵化的社会福利制度、“娇生惯养”的劳工以及地位牢固的特殊利益集团，欧洲政治领袖们全都束手无策。其结果是，欧盟已年满50，却不知天命！

欧盟的未来之痛

　　说是近忧也罢，更重要的是欧盟的远虑：内部动力和国际竞争力不足，欧盟在全球化的地位堪忧，时空体系错乱。

　　成立欧盟最重要的目的是使德国欧洲化，然而时过境迁，如今却是欧洲德国化——欧洲经济增长靠德国经济拉动，而德国十多年来为消化统一而损耗元气，经济发动机的角色黯淡。正如一句中国古话：“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

　　欧盟东扩过快导致消化不良，内耗不已，向下（国内社会化）和向上（超国家化）权力转移导致散漫低效，难以应对日新月异的全球化竞争，欧盟发展也因此失去明确的方向，集中表现在宪政危机——庆祝欧盟50岁生日的《柏林宣言》连“宪法”一词都不敢提——和未来的经济发展方向方面，而在英国式的自由改革模式或者是法德代表的社会福利模式之间，中东欧新欧盟成员似乎倾向于前者。

　　目前，欧盟在经济领域已有85％以上事务实行主权共享。就像未来的人提前降生在主权国际体系一样，欧盟愈来愈发现自己对全球化水土不服。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欧洲在历史上第一次被置于世界经济的边缘。

社会政治问题抵消经济效益

　　历史也许在开玩笑，欧盟致力于摒弃战争，却失去了竞争力；欧盟将繁荣富裕普及到较穷的国家，自己却越爬越下。欧盟在人类历史上的角色恰如慈善家和高尚的长者，只有过来人才能体会其价值。

　　过去50年，欧洲统计数据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人口，虽然所有成员国的人口总数只是略有上升，但年龄结构已是面目全非。

　　不久前英国《金融时报》在题为《欧洲富了，但老了》的文章中写道：“欧洲老了。似乎在欧洲共同体成立时，欧洲大陆就停止了生育。20世纪60年代，5岁以下的人口是人数最多的年龄层。现在，人数最多的是40至50岁的年龄层——还是那些人，只是年龄更大。欧盟不再是刚诞生时那个年轻而充满希望的联盟。……从最新的、顶部越来越沉着的人口金字塔中可以看到，欧洲未来几十年面临的挑战非常清楚——就是养老金和医疗保险，因为今天儿童数量的短缺减少了未来的劳动力。”

　　的确，高昂而富裕的生活方式，健全的福利制度，自我享受为中心的生活习气，高昂的失业率，导致欧盟各国人口再生产普遍不足。只有不断扩展，才能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但是，社会和政治问题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抵消了经济一体化进程带来的好处。

　　其集中体现便是认同危机和移民问题，更准确的说就是内部的阿拉伯移民问题：从马德里铁路“三一一”爆炸事件、伦敦地铁“七七”爆炸案，到丹麦漫画风波、梵高被害案，再到巴黎郊区骚乱。这一系列于近期接连发生的暴力事件证明，伊斯兰激进思想已经在欧洲的阿拉伯裔人口中蔓延。有人甚至认为，欧洲正在被伊斯兰化，伊斯兰激进势力正从内部摧毁西方。由此，欧盟一方面不愿意吸纳土耳其入盟，又怕得罪穆斯林世界和欧洲的穆斯林。

未来世界谁主沉浮？

　　布鲁斯·巴韦尔在《当欧洲入睡时：伊斯兰激进势力是如何从内部摧毁西方的》一书中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解读，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二战后的欧洲过于沉迷于文化多元主义、宽容精神和政治正确原则，致使其内部的伊斯兰激进势力日益坐大，终于酿成今天的苦果。从这个意义上说，苦苦奉行这些原则的欧洲各国政府和知识阶层，其实正是伊斯兰激进势力摧毁欧洲的共犯。

　　当然，瑕不掩瑜。并非欧盟在迷茫，世界本身也在迷茫。欧盟模式，为不确定性未来世界预留了希望的火种。许多人断言，欧盟模式代表了世界的未来。这是欧盟最大的软实力。真的是这样吗——欧盟的今天就是世界的明天？

　　在国际政治，财富、力量、道德是国际地位的三大标尺。同时具备三者，才能称得上王道；假借此三者，亦可谓霸权。在当今世界上，财富流向中国，权力集中在美国，欧盟则成为道德楷模。这预示着，一个分裂而多元世界的诞生。

　　世界多极化于是便体现在中美欧的不同时空游戏上。中国在崛起，恰如意气风发的少年，正迅速创造和积累世界财富，不免有些唯利是图，正以现代化和快速融入全球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然而面临着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这一历史之痛，目标是建构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身份。美国在相对衰落，不再引领全球化却仍当青年，好穷兵黩武，这一方面招人嫉恨，另一方面又提供全球公共产品而为全球化不可或缺的动力，现实的挑战是应对不断下滑的国际形象。

　　而欧盟的情形是，恰如人到中年，社会关怀远高于国家意识和民族情感，可能还有些清高和好高骛远。尽管从最初的六国已经发展成为27国，总面积超过4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5亿，国内生产总值逾10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四分之一，但是欧盟毕竟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超国家组织，不能自由使用自己的力量。

　　更一般地说，欧洲以前是国际体系的主要获利者，现今实力与其获利情况不相称，因而迟早要吐出那部分在国际体系中的权力，让渡给新兴崛起国家。而且，欧盟的财富和权力在成员国间相互“内耗”——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各国的保护主义抬头；加速扩大不但让欧盟扩大疲劳、“消化不良”，也带来了各种利益摩擦。

　　因而其对世界的影响并不体现在财富和权力层面，而更多是道德层面。2003年伊拉克战争前夕，法国外长德维尔潘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的发言，便是欧盟道德力量的极好体现。如今，欧盟在应对全球气候变暖、解决全球能源危机、共塑人类安全等领域扮演着领袖角色。“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如果没有欧盟，世界还要重复历史的悲剧，犯了错失未来的根本错误。

　　全球化源于地理大发现，跨越海洋，将陆地变成统一大市场。今天，全球化向纵深发展，然而水的游戏仍然没有变：中国仍然是水下选手，虽然不时冒出头，基本上是在水下掀起波涛。美国掌管水面部分——因而认定世界是平的；欧盟则成为水上部分，有些不着边际——正如蒸发的水汽，只有重新凝结成水落入海洋，才能重新参与水的游戏。

　　放眼世界，未来大国竞争不仅仅是综合国力的竞争，更在于以地区一体化为依托的大陆板块之间的竞争，并集中在欧洲、美洲、亚洲三大板块之间。地区一体化如果不是导向全球化，就会被全球化边缘化。欧盟的未来之痛，正在于此。欧盟并非世界的未来，而是多元化世界的一枝奇葩。这就是50岁欧盟所展示的天命。

·作者是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助理、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

提倡横向发展，建立和谐亚洲

提倡横向发展，建立和谐亚洲

[谭中]　(2007-04-14)

　　现在的国际局势可以用十六个字来形容：“纵向发展、矛盾冲突、距离缩短、民心向和”。事物发展趋势一般总有纵向、横向两大主流。国际形势中的所谓“纵向”就是各国竞相朝上发展，免不了在国际之间小则摩擦、大则冲突；所谓“横向”就是大家在各自发展时互相步调协调，甚至携手并肩，为打造和谐世界奠基。

　　当今纵向发展中出现的三大结果，一是世界超强美国碰壁，二是全球贫富悬殊加大，三是形形色色的“改造世界”运动越来越向既定国际秩序挑战，制造紧张气氛，不时使用恐怖爆炸。这第一结果与第三结果形成对立面。这种对立，既是纵横对立，也是纵横交织，即纵向发展对横向发展起着推动作用。

纵向发展是矛盾根源

　　九一一事件后布什政权在全球推行以“杀”促“变”的强权政治，纵向发展登峰造极，也把横向发展带动起来。美国恐怖研究专家、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学院（Radcliffe Institute）院长理查森女士说，美国出兵阿富汗六个月内制造的冤魂超过卡伊达的罪行。美军进驻伊拉克四周年，伊拉克无辜冤魂已经超过九一一事件的百倍，为伊斯兰反美圣战报复积蓄了巨大资本。包括理查森在内的明智美国观察家都认识到布什政权打恐政策彻底失败了。

　　布什政权以“杀”促变的强权政治并没有把阿富汗和伊拉克变成真正的“民主国家”。阿富汗的“民选”总统身边是美国军警保护，他不敢去首都以外视察，被人嘲笑为“喀布尔市长”。伊拉克情况更糟。谁都知道，美军从这两国撤走后，那儿的“民主”招牌马上就会被砸。这样看来，美国以“杀”促变究竟变了什么呢？最大的“变”就是把全球的“亲美、崇美、恐美”态度变成“恨美、反美、唾美”。

　　布什2000年竞选总统时，把中东反美活动归罪于克林顿政权的软弱，认为美国没有拿出足够的威力来使人害怕。可是今天，布什政权在中东大逞淫威反而把反美分子的恐美心理都扫光了。全球反美势力信心越来越足，美国挨打的被动处境越来越明显。布什变成全球“恨美、反美、唾美”的集中目标。最近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到中东去和布什唱对台戏，是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佩洛西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把布什从美国形象中撵走以减弱全球“恨美、反美、唾美”程度。

　　理查森说，法国大革命运动就有许多恐怖集团。世界共产主义革命也进行过许许多多恐怖活动。许多专家从学术上分析，认为“恐怖”是一种弱者反抗强者的非对称对抗手段。理查森说，“恐怖”是一种带象征性的发言权。所有这些都说明当今世界纵向发展是矛盾冲突根源，必须改变潮流。布什政权到国外搞“政权改变”结果使得反美圣战的“改革性”运动变本加厉，这一正一反的“变”所葬送的无辜生命空前未有，美国本身也尝到苦头。

　　说也奇怪，19世纪以来纵向发展最剧烈、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欧洲，现在倒成了横向发展的急先锋与典范。我一直认为欧洲的发展是孔子 “齐一变至于鲁”（从霸道进化到王道）的典型例证。无论是德国对历史错误的正视与日本在这上面的执迷不悟的鲜明对照也好，或是欧洲舆论对中国崛起、对文明冲突、对中东问题比美国人开明进步也好，都说明欧洲已经走在时代新潮流的最前列，亚洲在这方面还落后一大截。

要提倡亚洲团结

　　亚洲正处在纵向发展的高潮。这一现象既可喜、又可忧。如果亚洲变成19世纪的欧洲，将会是人类最大的忧患。作为带头羊的中国决不要“东施效颦”向美国看齐。一则世界上出了一个美国已经后患无穷了，二则美国崛起之路已山穷水尽，中国紧跟上去会变得焦头烂额。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朱鋒认为亚洲的大国关系仍处于“不稳定多极均势”，既沒有滑落到不稳定的多极制衡，也难效法欧盟模式。我认为这是单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问题，如果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和印度发扬“世界大同”的文明传统，中印结成CHINDIA（中印大同）式的横向伙伴关系，亚洲将会与欧洲并驾齐驱，甚至超前实现“和谐世界”。

　　毋庸讳言，打造和谐世界的责任已经落到中国头上，是“天降大任”于中国，这是因为：中国绝不能在一个纵向发展、矛盾冲突的世界安稳生存的。中国带头推动横向发展，首先就是为了本身利益。中国目前面临的形势也可以用十六个字来形容：“树大招风、一失百误、美国慎处、亚洲可靠”。

　　所谓“一失百误”，可以从最近美国出现宠物食品导致猫狗死亡而发现中国徐州安营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生产的谷朊粉中含有三聚氰胺从而禁止该公司产品进口的事件看出。中国当前的国际地位已经到了必须严格质量把关，稍一疏忽就会造成国际不幸事件的地步。换句话说，中国为了本身的生存、繁荣、发展必须一要严格律己，二要推己及人，三要从全世界出发。

　　中美关系重要，中国必须处处慎重。同时也要看到中国是亚洲国家，亚洲是中国的靠山。唐宋盛世，文明兴盛，贸易发达，亚洲和谐，全球太平。胡锦涛说过，要建立和谐世界，先要建立“和谐亚洲”。孙中山以后，中国就没人再提倡亚洲大团结，现在是时候了。中国把横向发展的事业推动起来，先使亚洲无极无忧、同心同德，也欢迎欧美来共享太平，那就是“太平洋上太平歌”了。

·作者是从印度退休的学者，现居芝加哥

中国是人才外流最严重国家

社科院报告： 中国是人才外流最严重国家

● 沈泽玮

　　在全球人才竞争的格局中，很多国家经历了人才流失到人才回归的循环过程。在台海两岸，台湾走过了流失至回归的一环，而大陆则还处在人才外流的阶段。

　　中国社会科学院不久前发布的《2007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指出，在国际移民大潮中，中国现在是全世界人才外流最严重的国家，而且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因为在改革开放后出国的移民中，留学人员、知识型人才占很大比例。报告指出，在海外的中国大陆专业人才估计超过了30万人，许多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北大有些科系的学生76%移居美国。

　　中国人事部的最新数据也显示，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2006年底，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 106万7000人，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27万5000人，其中，2006年回国人员总数为4万2000人，比2005年增长21.3%。虽然回归步伐加快，但和选择留在国外的人才相比，比例还是相当失衡。按照国际通行计算方法，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出国留学人员的回归人数与滞留人数比比例的最佳状态是2:１，这个比例被称为“最佳黄金回归比例”。

　　海外人才不回国的原因林林总总；工作待遇、生活环境、家属就业、子女教育等各方面都是隐忧。

　　《国际先驱导报》引述一名在外企从事人力资源工作的人员说：“国内论资排辈，讲人情关系，社会背景等因素导致人不能发挥能力，导致人才外流。在国外更容易做出成绩来，国内有些科研条件达不到，各种繁琐制度也不利于做出成绩。”

　　另据《南方日报》报道，中国首届全国海归（海外归国人士）“杰出创业奖”获奖者罗奔说：“家属就业、子女入学这两个方面正是令海归人员不安心的最大障碍。”

　　为了把顶尖的“海不归”招揽回游，中国当局日前在全球人才争夺战中出牌。人事部、教育部等16个部门联合下发通知指示，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回国工作，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可以不受编制数额、增人指标、工资总额和出国前户口所在地的限制。而其报酬应与其本人能力、业绩、贡献挂钩。回国工作的高层次留学人才，也要优先安排其配偶就业；其子女如参加高中升学考试和高考，同等条件下可优先录取。

　　按中国官方定义，“高层次留学人才”指的是在海外各领域取得显著成绩，国内急需的高级管理人才、高级专业技术人才、学术技术带头人以及拥有开发前景的专利、发明或专有技术的人才。

　　中国当局出台的新政策有多少诱惑力，目前还不得而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海不归”在中国经济前进的道路上留下的空缺，却不是普通国内毕业生所能替补上的，这也构成了一边是高级海归紧张，一边是失业和潜在失业大军不断膨胀的反差景象。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长田成平在今年的两会上就指出，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有30%，今年共有495万人，加上去年30%失业的毕业生，今年要求职的大学毕业生总量在600万人左右。

　　市场需求和求职者的条件对不上，教育、经济、社会三者没能平衡发展，直接导致人才结构失调。那三成飘浮于市场的大学生找不到方向，人才放错地方，不幸成了垃圾。

台湾已从人才外流

走到回流阶段

　　就在中国面临人才流失和人才浪费的两难困局时，对岸的台湾早已走过人才外流到人才回流的一个阶段。

　　打从上世纪80年代经济起飞时，台湾就向海外技术移民伸出热情的双手。当时的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来鼓励他们回归，包括提供回迁费用、支持商业开发、为创新领先科技和制造业创建科技园区、建立旅外学人档等。而科技人才的推手就是已故经济部长、有台湾“科技之父”之称的李国鼎。

　　据大陆多篇人力资源报告指出，早在1961年，李国鼎旗帜鲜明地提出人力资源开发的问题。他说：“国家的开发固然尚需具备如天然资源……等因素，但最重要的实为人力资源。”

　　李国鼎十分重视海外人才在台湾经济与科技发展中的作用，他意识到海外人才是台湾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储水库”，“留学生留居海外，实为台湾最大的资源损失”。

　　为了吸引海外人才, 台湾在1974年建立旅外学人档案，将海外学人所学专业分为文、理、管、商、工、农、医及教育八大类，输入电脑。据报道，台湾在美国、日本设有许多办事处，仅在美国加州就有两处，存储3000多名工程师和电脑科学家的资料。此外，台湾当局也专门建立一个称为国建会的海外引智机构向大批人才撒网，上至科学院长、大学校长、研究所长、企业主管，下至一般工程技术人员都在网罗之列。

　　在各项优惠措施的召唤下，台湾留美学生回台率一度达95%，并在80年代形成一股回流高潮，让台湾在20年内从制鞋王、制衣王，一跃成为世界上微电子产业的三强之一。回台的人才包括高英武与张忠谋等人。高英武在 IBM任职20年，回台后担任台湾宏暮电脑企业总经理；享有“台湾半导体之父”美称的张忠谋原本在美国德州仪器担任副总裁，他返台后出任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董事长，并于1987年创建台积电。

　　台湾的经验，在彼岸的大陆获得重视。早在几年前，就有大陆教学人士提出成立一个类似台湾国建会的海外精英回国基金会，统筹海外人才回国事务。据报道，中国大陆目前还没有一套真正完整、健全的海外学人回国管理办法，政府主管海外的单位不少，但这些单位都没有决策权或统筹权。去年底，中国欧美同学会代表在第五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工作报告说，发起成立了一个“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经中央领导同意，组建了人才库专家评审委员会，明确建立人才库的任务和目标。

　　在自由市场里，人才就像货品，往往向回报最高的地方流去，但人才流动往往又不仅由经济主导，它也与政治、社会等因素紧扣。估算眼前所有的推力与吸力后，海外尖子最终会不会买一张回国的单程机票？除了硬环境的诱因，更多还是软环境的考量。

　　《南国都市报》的一篇文章指出：“如果祛除了学术腐败、官商勾结、大学行政化等这些“软障碍”，社会的公共服务比较完善，人文氛围也不错，那么高层次海归自然选择回国工作，毕竟这里有他们文化上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