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清华大学教授的文章， 转之以为final year同侪共勉）
许多同学应该都还记得联考前夕的焦虑：差一分可能要掉好几个志愿，甚至于一生的命运从此改观！到了大四，这种焦虑可能更强烈而复杂：到底要先当兵，就业，还是先考研究所？
我就经常碰到学生充满焦虑的问我这些问题。可是，这些焦虑实在是莫须有的！生命是一种长期而持续的累积过程，绝不会因为单一的事件而毁了一个人的一生，也不会因为单一的事件而救了一个人的一生。属于我们该得的，迟早会得到；属于我们不该得的，即使侥幸巧取也不可能长久保有。如果我们看清这个事实，许多所谓"人生的重大抉择"就可以淡然处之，根本无需焦虑。而所谓"人生的困境"，也往往当下就变得无足挂齿。
我自己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从一进大学就决定不再念研究所，所以，大学四年的时间多半在念人文科学的东西。毕业后工作了几年，才决定要念研究所。硕士毕业后，立下决心：从此不再为文凭而念书。谁知道，世事难料，当了五年讲师后，我又被时势所迫，整装出国念博士。出国时，一位大学同学笑我：全班最晚念博士的都要回国了，你现在才要出去？两年后我从剑桥回来，觉得人生际遇无常，莫此为甚：一个从大一就决定再也不钻营学位的人，竟然连硕士和博士都拿到了！属于我们该得的，哪样曾经少过？而人生中该得与不该得的究竟有多少，我们又何曾知晓？从此我对际遇一事不能不更加淡然。 当讲师期间，有些态度较极端的学生会当面表现出他们的不屑；从剑桥回来时，却被学生当做不得了的事看待。这种表面上的大起大落，其实都是好事者之言，完全看不到事实的真相。
从表面上看来，两年就拿到剑桥博士，这好像很了不起。但是，在这"两年"之前我已经花整整一年，将研究主题有关的论文全部看完，并找出研究方向；而之前更已花三年时间做控制方面的研究，并且在国际著名的学术期刊中发表论文。而从硕士毕业到拿博士，期间七年的时间我从不停止过研究与自修。所以，这个博士其实是累积了七年的成果，或者，只算我花在控制学门的时间，也至少有五年），根本也没什么好惊讶的。
常人不从长期而持续的累积过程来看待生命因积蓄而有的成果，老爱在表面上以断裂而孤立的事件夸大议论，因此每每在平淡无奇的事件上强做悲喜。可是对我来讲，当讲师期间被学生瞧不起，以及剑桥刚回来时被同学夸大本事，都只是表象。事实是：我只在乎每天二十四小时点点滴滴的累积。拿硕士或博士只是特定时刻里这些成果累积的外在展示而已，人生命中真实的累积从不曾因这些事件而终止或加添。常有学生满怀忧虑的问我："老师，我很想先当完兵，工作一两年再考研究所。这样好吗？"很好，这样子有机会先用实务来印证学理，你念研究所时会比别人了解自己要的是什么 。
"可是，我怕当完兵又工作后，会失去斗志，因此考不上研究所。"
"那你就先考研究所好了。"
"可是，假如我先念研究所，我怕自己又会像念大学时一样茫然，因此念的不甘不愿的。"
"那你还是先去工作好了！"
"可是……"
我完全可以体会到他们的焦虑，可是却无法压抑住对于这种话的感慨。其实，说穿了他所需要的就是两年研究所加两年工作，以便加深知识的深广度和获取实务经验。先工作或先升学，表面上大相径庭，其实骨子里的差别根本可以忽略。在"朝三暮四"这个成语故事里，主人原本喂养猴子的橡实是"早上四颗下午三颗"，后来改为"朝三暮四"，猴子就不高兴而坚持改回到"朝四暮三" 。其实，先工作或先升学，期间差异就有如"朝三暮四"与"朝四暮三"，原不值得计较。但是，我们经常看不到这种生命过程中长远而持续的累积，老爱将一时际遇中的小差别夸大到攸关生死的地步。
最讽刺的是：当我们面对两个可能的方案，而焦虑的不知何所抉择时，通常表示这两个方案可能一样好，或者一样坏，因而实际上选择哪个都一样，唯一的差别只是先后之序而已。而且，愈是让我们焦虑得厉害的，其实差别越小，愈不值得焦虑。反而真正有明显的好坏差别时，我们轻易的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可是我们却经常看不到长远的将来， 短视的盯著两案短期内的得失：想选甲案，就舍不得乙案的好处；想选乙案，又舍不得甲案的好处。如果看得够远，人生长则八、九十，短则五、六十年，先做哪一件事又有什么关系？甚至当完兵又工作后，再花一整年准备研究所，又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有些人还是会忧虑说："我当完兵又工作后，会不会因为家累或记忆力衰退而比较难考上研究所？"
我只能这样回答："一个人考不上研究所，只有两个可能：或者他不够聪明，或者他的确够聪明。不够聪明而考不上，那也没什么好抱怨的。假如你够聪明，还考不上研究所，那只能说你的决心不够强。假如你是决心不够强，就表示你生命中还有其他的可能性，其重要程度并不下于硕士学位，而你舍不得丢下他。既然如此，考不上研究所也无须感到遗憾。不是吗？"
人生的路这么多，为什么要老斤斤计较著一个可能性？我高中最要好的朋友，一生背运 ：高中考两次，高一念两次，大学又考两次，甚至连机车驾照都考两次。毕业后，他告诉自己：我没有人脉，也没有学历，只能靠加倍的诚恳和努力。现在，他自己拥有一家公司，年收入数千万。
一个人在升学过程中不顺利，而在事业上顺利，这是常见的事。有才华的人，不会因为被名校拒绝而连带失去他的才华，只不过要另外找适合他表现的场所而已。反过来，一个人在升学过程中太顺利，也难免因而放不下身段去创业，而只能乖乖领薪水过活。福祸如何，谁能全面知晓？
我们又有什么好得意？又有什么好忧虑？人生的得与失，有时候怎么也说不清楚，有时候却再简单不过了：我们得到平日累积的成果，而失去我们不曾努力累积的！所以重要的不是和别人比成就，而是努力去做自己想做的。功不唐捐，最后该得到的不会少你一分，不该得到的也不会多你一分。
好像是前年的时候，我在往艺术中心的路上遇到一位高中同学。他在南加大当电机系的副教授，被清华电机聘回来开短期课程。从高中时代他就很用功，以第一志愿上台大电机后，四年都拿书卷奖，相信他在专业上的研究也已卓然有成。回想高中入学时，我们两个人的智力测验成绩分居全学年第一、第二名。可是从高一我就不曾放弃自己喜欢的文学、音乐、书法、艺术和哲学，而他却始终不曾分心，因此两个人在学术上的差距只会愈来愈远。反过来说，这十几二十年我在人文领域所获得的满足，恐怕已远非他所能理解的了。我太太问过我，如果我肯全心专注于一个研究领域，是不是至少会赶上这位同学的成就？我不这样想，两个不同性情的人，注定要走两条不同的路。不该得的东西，我们注定是得不到的，随随便便拿两个人来比，只看到他所得到的，却看不到他所失去的，这有什么意义？
有次清华电台访问我："老师你如何面对你人生中的困境？"我当场愣在那里，怎么样都想不出我这一生什么时候有过困境！后来仔细回想，才发现：我不是没有过困境，而是被常人当作"困境"的境遇，我都当作一时的际遇，不曾在意过而已。刚服完兵役时，长子已出生却还找不到工作。我曾焦虑过，却又觉得迟早会有工作，报酬也不至于低的离谱，不曾太放在心上。念硕士期间，家计全靠太太的薪水，省吃俭用，对我而言又算不上困境。一来，精神上我过的很充实，二来我知道这一切是为了让自己有机会转行去教书( 做自己想做的事)。三十一岁才要出国，而同学正要回系上任教，我很紧张(不知道剑桥要求的有多严)，却不曾丧气。因为，我知道自己过去一直很努力，也有很满意的心得和成果，只不过别人看不到而已。我没有过困境，因为我从不在乎外在的得失，也不武断的和别人比高下，而只在乎自己内在真实的累积。
我没有过困境，因为我确实了解到：生命是一种长期而持续的累积过程，绝不会因为单一的事件而有剧烈的起伏。同时我也相信：属于我们该得的，迟早会得到；属于我们不该得的，即使一分也不可能加增。假如你可以持有相同的信念，那么人生于你也会是宽广而长远，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困境"，也没有什么好焦虑的了。
Friday, November 16, 2007
Thursday, November 01, 2007
漫谈十七大后的中国
漫谈十七大后的中国
● 关愚谦
十七大终于落下了帷幕，欧洲各国发表了许多评论，褒贬不一，有的评论还切合实际，有的根本就不了解中国实情和历史演变，凭着成见来看中国。在台湾、港澳也有这样的人，不足为奇。
笔者在中国长大，出生在日本侵华时期，做过亡国奴，受过美英的殖民统治，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受过苏联那套经济理论的影响，经过毛泽东发动的政治运动，曾在中央机关长期工作，也曾被“充军”青海，当过农民、牧民、渔民。
笔者之所以说这么多，就是想告诉读者，对中共十七大，我是有发言权的，既可与以往进行比较，也可借鉴当今欧洲社会。遗憾的是，与笔者同时代走过来的许多朋友和同事都先后辞世。如果他们看到中国有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共十七大有如此划时代的纲领，一定会感慨万千。
老党员最关心股市
我的一位前领导、年逾90的老干部还以“小关”称呼我说：“小关，真没想到，我革命一辈子，没有想到我参加的党会有如此巨大的转变。”笔者问他变化在哪里，是好是坏？
他语重心长地说：“简直难以置信，现在的党和过去的党不是从一个娘胎里出来的，但有一点应该肯定，党敢于否定自己，敢于创新。过去打土豪劣绅，目的就是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看到中国强盛，现在这目的达到了，我死也瞑目了。不过，这个无产阶级革命党，性质起了很大变化，中国这个社会转了一个圈，好像又转回来了。我们过去反对的资本主义、封建那一套，现在又都复苏了。唉！”
王老说得对，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和过去不太一样了。实际上是大不一样了。领导这么大的一个国家，难啊！这次十七大，笔者正好在上海，发现这一年来，我那一圈子里的人，在一起吃饭，发牢骚的还大有人在，但是普遍都爱国了。他们绝大部分都是老干部、老党员，但对十七大不太关心，反而对谁出任下一届领导很关心，生怕中国领导层往左走，影响股市。
原来他们都是股民。其中一位说了真话：“老关，我们年纪大了，左右不了国家局势，但是，手头上的股票对我们今后的生活好坏很关键，都希望它往上涨，正因为如此，我们普遍非常爱国。”大家都跟着附和。想当年，这些朋友都生龙活虎，愿为国家、人民抛头颅洒热血，现在国富民安，经济蒸蒸日上，夙愿已酬，也年老了，只要股票不断往上涨，就可以颐养天年了，就是这么简单。这就是人权。
西方对中国态度很落伍
一位德国文化界朋友倒非常关心中共十七大，说十七大没有谈到改善人权和舆论自由，如对法轮功继续压制，还是实现一党制，哪里有什么民主？笔者驳斥他说，“一个国家由兴起走向完善，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何况一个13亿的大国。欧洲谈民主谈了几百年，德国实现民主也才不过几十年，美国民主仍然问题很多。中国有自己的5000年的文明史，有自己对世界的看法，许多问题有待解决。这么一个大国，改革开放才二、三十年，怎可能一下子都改变。更何况，也不需要走你们的老路。我目前不是担心中国的改革走得太慢，而是担心她走得过快了。
“你们西方很多人不愿接受中国兴旺富强起来这一事实。当第三世界国家起来了，你们就会指手画脚，这个不对，那个不民主，布什出兵伊拉克，是什么人权和民主。你们西方人永远会教育别人、指责别人、认为自己才是最先进的、最优秀的，凡是不符合西方利益的、不按西方的模式发展的，都是另类，都是威胁和危险，要采取各种办法来遏制她。难道让中国大乱、打内战、大批死人，才是人权？达赖喇嘛、陈水扁要把西藏和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谁反对它就是违反人权，你们西方国家，为了你们的利益，制造了很多游戏规则，要全世界的人去遵守。不遵守就压大帽子，甚至大动干戈。伊拉克是最典型的例子。这是什么人权？”
我这个德国朋友有这点好处，他觉得你有道理就点头同意，想找时间和我深谈。但请读者注意，不是所有的德国人都如此，有的固执得不得了。他请我就这次十七大会议的成绩做一个总结，我摇摇头说：“不可能！因为它触及的面太广，提出的今后的发展观，还只是大方向。中共有7000多万党员，素质参次不齐，是否能理解提出的新的纲领，能否按它执行，不是一天两天能做到的。”有一点，笔者很为满意的是，十七大终于提出了和谐发展的新理念。
·文发自德国汉堡
● 关愚谦
十七大终于落下了帷幕，欧洲各国发表了许多评论，褒贬不一，有的评论还切合实际，有的根本就不了解中国实情和历史演变，凭着成见来看中国。在台湾、港澳也有这样的人，不足为奇。
笔者在中国长大，出生在日本侵华时期，做过亡国奴，受过美英的殖民统治，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受过苏联那套经济理论的影响，经过毛泽东发动的政治运动，曾在中央机关长期工作，也曾被“充军”青海，当过农民、牧民、渔民。
笔者之所以说这么多，就是想告诉读者，对中共十七大，我是有发言权的，既可与以往进行比较，也可借鉴当今欧洲社会。遗憾的是，与笔者同时代走过来的许多朋友和同事都先后辞世。如果他们看到中国有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共十七大有如此划时代的纲领，一定会感慨万千。
老党员最关心股市
我的一位前领导、年逾90的老干部还以“小关”称呼我说：“小关，真没想到，我革命一辈子，没有想到我参加的党会有如此巨大的转变。”笔者问他变化在哪里，是好是坏？
他语重心长地说：“简直难以置信，现在的党和过去的党不是从一个娘胎里出来的，但有一点应该肯定，党敢于否定自己，敢于创新。过去打土豪劣绅，目的就是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看到中国强盛，现在这目的达到了，我死也瞑目了。不过，这个无产阶级革命党，性质起了很大变化，中国这个社会转了一个圈，好像又转回来了。我们过去反对的资本主义、封建那一套，现在又都复苏了。唉！”
王老说得对，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和过去不太一样了。实际上是大不一样了。领导这么大的一个国家，难啊！这次十七大，笔者正好在上海，发现这一年来，我那一圈子里的人，在一起吃饭，发牢骚的还大有人在，但是普遍都爱国了。他们绝大部分都是老干部、老党员，但对十七大不太关心，反而对谁出任下一届领导很关心，生怕中国领导层往左走，影响股市。
原来他们都是股民。其中一位说了真话：“老关，我们年纪大了，左右不了国家局势，但是，手头上的股票对我们今后的生活好坏很关键，都希望它往上涨，正因为如此，我们普遍非常爱国。”大家都跟着附和。想当年，这些朋友都生龙活虎，愿为国家、人民抛头颅洒热血，现在国富民安，经济蒸蒸日上，夙愿已酬，也年老了，只要股票不断往上涨，就可以颐养天年了，就是这么简单。这就是人权。
西方对中国态度很落伍
一位德国文化界朋友倒非常关心中共十七大，说十七大没有谈到改善人权和舆论自由，如对法轮功继续压制，还是实现一党制，哪里有什么民主？笔者驳斥他说，“一个国家由兴起走向完善，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何况一个13亿的大国。欧洲谈民主谈了几百年，德国实现民主也才不过几十年，美国民主仍然问题很多。中国有自己的5000年的文明史，有自己对世界的看法，许多问题有待解决。这么一个大国，改革开放才二、三十年，怎可能一下子都改变。更何况，也不需要走你们的老路。我目前不是担心中国的改革走得太慢，而是担心她走得过快了。
“你们西方很多人不愿接受中国兴旺富强起来这一事实。当第三世界国家起来了，你们就会指手画脚，这个不对，那个不民主，布什出兵伊拉克，是什么人权和民主。你们西方人永远会教育别人、指责别人、认为自己才是最先进的、最优秀的，凡是不符合西方利益的、不按西方的模式发展的，都是另类，都是威胁和危险，要采取各种办法来遏制她。难道让中国大乱、打内战、大批死人，才是人权？达赖喇嘛、陈水扁要把西藏和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谁反对它就是违反人权，你们西方国家，为了你们的利益，制造了很多游戏规则，要全世界的人去遵守。不遵守就压大帽子，甚至大动干戈。伊拉克是最典型的例子。这是什么人权？”
我这个德国朋友有这点好处，他觉得你有道理就点头同意，想找时间和我深谈。但请读者注意，不是所有的德国人都如此，有的固执得不得了。他请我就这次十七大会议的成绩做一个总结，我摇摇头说：“不可能！因为它触及的面太广，提出的今后的发展观，还只是大方向。中共有7000多万党员，素质参次不齐，是否能理解提出的新的纲领，能否按它执行，不是一天两天能做到的。”有一点，笔者很为满意的是，十七大终于提出了和谐发展的新理念。
·文发自德国汉堡
中共党内民主的大趋势
中共党内民主的大趋势
[郑永年] (2007-10-30)
自十六大以来，中共高层把推动党内民主作为其政治改革的一个最为重要的议程。中共现有7300多万党员，这个数量已经大大超过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人口：如欧洲的法国和中东的伊朗。
就是说，如果能够实现党内民主，这个民主已经是很大规模了。尽管党内民主还不是国家民主，但至少是国家民主的最重要的试验，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但什么是党内民主呢？这个问题从来就不是很清楚。尽管中共一直在强调要推行党内民主，但实际上并不存在其他模式可供借鉴。
共产党政治结构向民主政治转型至今还没有成功的先例。相反，失败的先例有很多。前苏联和东欧共产党政权在转型过程中都消失和解体了。
近年来，亚洲的越南共产党在探索党内民主方面也有很大的努力，主要是推行党的总书记的选举。越南的实践一出台，中共的一些干部就提倡学习越南。但很显然，党的高层并没有认同越南的模式。
公布政治局人选产生过程
应当说，这些年来中共高层一直是在实践中探索什么是党内民主，如何实现党内民主。这可以从刚刚过去的十七大的一些政治实践中看出。这次中央委员选举的差额较以往有了很大的提高。
十七大之后，有关方面也公布了十七大中央政治局委员候选人的产生过程。简单地说就是这些候选人是由400多位党的高级干部（包括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推选出来的。
至此，综合早先的一系列党内民主实践，中共党内民主的结构已经初步形成。
党内民主的最低目标当是党的生存和发展。因为社会经济的急剧转型，党必须与时俱进。党的高层这些年来一直在强调如何提高中共的执政能力问题。民主是提高中共执政能力的内在部分。
这里只讨论中央层面的党内民主实践，不包括地方层面。这些年来，地方层面的各种党内民主实践也在进行。近年来的实践可以概括成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就是精英政治的正常化和制度化。这里，首先就是如何防止党的主要领导人的专制行为。这是邓小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所特别强调的。
在所有列宁主义政党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防止党的主要领导人的专制行为。这一点，邓小平看得最清楚。邓小平因此强调以集体领导为核心的党内民主。
然而，尽管邓小平看到了这一点，他本人并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邓小平之后则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原因似乎很简单。邓小平和毛泽东一样，同属政治强人。政治强人之下很难有真正的集体领导。反过来说，在政治强人时代结束后，就必须发展出党内集体领导机制。
要确立集体领导，胡锦涛领导层废除了强人政治下一些非制度化（非正式）的政治机制，例如夏季的北戴河聚会和并不规范的政治局会议。政治局会议现在不仅规范和正式化，而且也增加了透明度，对外公开每次政治局例会的主题。
再者，领导人之间的分工也已经相当制度化。这些分工表现在党务系统、国务院系统、全国人大系统和政法系统等等之间。就是说，没有任何一位领导人可以凌驾于各个系统之上，在各个系统拥有实质性权力。所能做的，就是通过制度性机制对各个系统进行协调。
为了集体领导，这次十七大也正式确定了实行党委会常任制。这一新制度也是为了防止地方第一把手的腐败。
无论是民主还是反腐败，分权制衡必不可少。尽管邓小平时代明确反对实行西方式的三权分立政治体制，至今中共也没有说要实行这样的体制，但对分权制衡对党内民主的重要性，中共高层是有认识的。
这些年来，司法和审计系统的权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前不久又设立了预防腐败局。尽管在司法独立的道路上，中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这个方向渐趋明确。
由“上”到下，但并非个人
第二个方面就是党内的选举民主。民主政治不能简化成为单一的选举，但选举的确是民主政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央委员的差额选举已经推行了很多年，已经具备了自我生存的能力。
这次政治委员实行推选制度也是一大进步。推选仍然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和自下而上的选举不同。但这个“上”并非是一个或者几个主要领导人。
或许在推选过程中，主要领导人继续有很大的发言权，但候选人必须符合一些客观的标准并且得到其他中央委员（包括候补中央委员）多数的认可。
中国这些年来的一个主要政治问题是高层缺少政治权威。领导层有很多很好的改革和政策动议，但往往是执行不力。主要一个原因就是中央决策缺少权威。
一些政策，不用说是缺少人民的基础，在党的高级干部中也缺少基础。而推选制度有利于新当选的政治局具有较为有效的政治权威。未来的领导层光有来自现存主要领导人的个人支持已经大大不够，而且必须得到中央委员会的集体支持。
无论是中央委员的差额选举还是政治局委员的推选，都是一种有限选举形式。但有限选举在中国政治民主化过程的早期有其特殊的意义。
在民主政治中，尤其是民主政治发展的早期或者不成熟的民主实践中，最令人恐惧的就是那些蛊惑人心的政治人物，他们往往具有非凡的能力去煽动人们最不理性的一面，在其本身的私利最大化的同时把人民引向本来最不愿意看到的一个结局。
这在西方发生过，例如德国的希特勒。在亚非拉很多发展中的民主，这种情况到今天都还在发生。对中国这样大的一个国家，在民主化过程中，如何防止那些蛊惑人心的政治人物的崛起是一件重要政治任务。
人民既不要非民主的专制，也不要借民主手段实行变相的专制。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把有限民主视为是民主政治发展的有效途径。
只有公正，合法性才会提高
有限民主至少可以在政治精英之间发展出一些必不可少的民主规范和行为准则。实践多了，就会变成一种文化。而这种文化有利于遏制蛊惑人心的政治人物的突然崛起。
第三个重要方面就是确立党内民主的社会基础。党本身必须是人民的一部分，因此党内民主必须在一定的程度上和社会民主结合起来考量。
在西方，各政党必须直接诉诸于选民。中共不实行西方那样的直接民主，并不是说就不用考量“选民”的利益了。近年来的实践可以概括为通过各种社会经济利益的“内部化”来诉诸于“选民”利益。
就是说，在“利益代表”政策的引导下，执政党主动接纳各种社会经济利益于党内。接纳不同的社会经济利益不仅仅扩大了党的社会基础，更有利于党发展出有意义的党内民主。
这次在党代表群体中，增加了“两新组织”（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就是这方面的最新发展。不同的社会经济利益可以通过中央委员的选举过程，反映在中央的政策议程上。
各种社会经济利益是否得到公平公正的反映，则是选举制度需要完善的问题，就是说，选举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必须考量到如何能够公平公正地反映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和需求。
只有达到一定程度的公平公正性，党内选举才会提高和强化学界所说的党的统治的政治合法性。
党内民主的思想和初步制度结构已经形成。从思想到制度表达，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则很难，因为每走一步，就牵涉到巨大的利益调整。
不管怎样，这些年的探索已经有了初步成果。尽管不尽人意，但一旦有了一定的制度基础，就可以在实践中加以完善和发展。并且因为社会经济发展所造就的巨大动力，中共必须这样走下去，这不仅是为了党本身的生存发展，而且也是为了政治的制度性稳定。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郑永年] (2007-10-30)
自十六大以来，中共高层把推动党内民主作为其政治改革的一个最为重要的议程。中共现有7300多万党员，这个数量已经大大超过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人口：如欧洲的法国和中东的伊朗。
就是说，如果能够实现党内民主，这个民主已经是很大规模了。尽管党内民主还不是国家民主，但至少是国家民主的最重要的试验，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但什么是党内民主呢？这个问题从来就不是很清楚。尽管中共一直在强调要推行党内民主，但实际上并不存在其他模式可供借鉴。
共产党政治结构向民主政治转型至今还没有成功的先例。相反，失败的先例有很多。前苏联和东欧共产党政权在转型过程中都消失和解体了。
近年来，亚洲的越南共产党在探索党内民主方面也有很大的努力，主要是推行党的总书记的选举。越南的实践一出台，中共的一些干部就提倡学习越南。但很显然，党的高层并没有认同越南的模式。
公布政治局人选产生过程
应当说，这些年来中共高层一直是在实践中探索什么是党内民主，如何实现党内民主。这可以从刚刚过去的十七大的一些政治实践中看出。这次中央委员选举的差额较以往有了很大的提高。
十七大之后，有关方面也公布了十七大中央政治局委员候选人的产生过程。简单地说就是这些候选人是由400多位党的高级干部（包括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推选出来的。
至此，综合早先的一系列党内民主实践，中共党内民主的结构已经初步形成。
党内民主的最低目标当是党的生存和发展。因为社会经济的急剧转型，党必须与时俱进。党的高层这些年来一直在强调如何提高中共的执政能力问题。民主是提高中共执政能力的内在部分。
这里只讨论中央层面的党内民主实践，不包括地方层面。这些年来，地方层面的各种党内民主实践也在进行。近年来的实践可以概括成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就是精英政治的正常化和制度化。这里，首先就是如何防止党的主要领导人的专制行为。这是邓小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所特别强调的。
在所有列宁主义政党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防止党的主要领导人的专制行为。这一点，邓小平看得最清楚。邓小平因此强调以集体领导为核心的党内民主。
然而，尽管邓小平看到了这一点，他本人并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邓小平之后则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原因似乎很简单。邓小平和毛泽东一样，同属政治强人。政治强人之下很难有真正的集体领导。反过来说，在政治强人时代结束后，就必须发展出党内集体领导机制。
要确立集体领导，胡锦涛领导层废除了强人政治下一些非制度化（非正式）的政治机制，例如夏季的北戴河聚会和并不规范的政治局会议。政治局会议现在不仅规范和正式化，而且也增加了透明度，对外公开每次政治局例会的主题。
再者，领导人之间的分工也已经相当制度化。这些分工表现在党务系统、国务院系统、全国人大系统和政法系统等等之间。就是说，没有任何一位领导人可以凌驾于各个系统之上，在各个系统拥有实质性权力。所能做的，就是通过制度性机制对各个系统进行协调。
为了集体领导，这次十七大也正式确定了实行党委会常任制。这一新制度也是为了防止地方第一把手的腐败。
无论是民主还是反腐败，分权制衡必不可少。尽管邓小平时代明确反对实行西方式的三权分立政治体制，至今中共也没有说要实行这样的体制，但对分权制衡对党内民主的重要性，中共高层是有认识的。
这些年来，司法和审计系统的权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前不久又设立了预防腐败局。尽管在司法独立的道路上，中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这个方向渐趋明确。
由“上”到下，但并非个人
第二个方面就是党内的选举民主。民主政治不能简化成为单一的选举，但选举的确是民主政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央委员的差额选举已经推行了很多年，已经具备了自我生存的能力。
这次政治委员实行推选制度也是一大进步。推选仍然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和自下而上的选举不同。但这个“上”并非是一个或者几个主要领导人。
或许在推选过程中，主要领导人继续有很大的发言权，但候选人必须符合一些客观的标准并且得到其他中央委员（包括候补中央委员）多数的认可。
中国这些年来的一个主要政治问题是高层缺少政治权威。领导层有很多很好的改革和政策动议，但往往是执行不力。主要一个原因就是中央决策缺少权威。
一些政策，不用说是缺少人民的基础，在党的高级干部中也缺少基础。而推选制度有利于新当选的政治局具有较为有效的政治权威。未来的领导层光有来自现存主要领导人的个人支持已经大大不够，而且必须得到中央委员会的集体支持。
无论是中央委员的差额选举还是政治局委员的推选，都是一种有限选举形式。但有限选举在中国政治民主化过程的早期有其特殊的意义。
在民主政治中，尤其是民主政治发展的早期或者不成熟的民主实践中，最令人恐惧的就是那些蛊惑人心的政治人物，他们往往具有非凡的能力去煽动人们最不理性的一面，在其本身的私利最大化的同时把人民引向本来最不愿意看到的一个结局。
这在西方发生过，例如德国的希特勒。在亚非拉很多发展中的民主，这种情况到今天都还在发生。对中国这样大的一个国家，在民主化过程中，如何防止那些蛊惑人心的政治人物的崛起是一件重要政治任务。
人民既不要非民主的专制，也不要借民主手段实行变相的专制。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把有限民主视为是民主政治发展的有效途径。
只有公正，合法性才会提高
有限民主至少可以在政治精英之间发展出一些必不可少的民主规范和行为准则。实践多了，就会变成一种文化。而这种文化有利于遏制蛊惑人心的政治人物的突然崛起。
第三个重要方面就是确立党内民主的社会基础。党本身必须是人民的一部分，因此党内民主必须在一定的程度上和社会民主结合起来考量。
在西方，各政党必须直接诉诸于选民。中共不实行西方那样的直接民主，并不是说就不用考量“选民”的利益了。近年来的实践可以概括为通过各种社会经济利益的“内部化”来诉诸于“选民”利益。
就是说，在“利益代表”政策的引导下，执政党主动接纳各种社会经济利益于党内。接纳不同的社会经济利益不仅仅扩大了党的社会基础，更有利于党发展出有意义的党内民主。
这次在党代表群体中，增加了“两新组织”（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就是这方面的最新发展。不同的社会经济利益可以通过中央委员的选举过程，反映在中央的政策议程上。
各种社会经济利益是否得到公平公正的反映，则是选举制度需要完善的问题，就是说，选举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必须考量到如何能够公平公正地反映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和需求。
只有达到一定程度的公平公正性，党内选举才会提高和强化学界所说的党的统治的政治合法性。
党内民主的思想和初步制度结构已经形成。从思想到制度表达，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则很难，因为每走一步，就牵涉到巨大的利益调整。
不管怎样，这些年的探索已经有了初步成果。尽管不尽人意，但一旦有了一定的制度基础，就可以在实践中加以完善和发展。并且因为社会经济发展所造就的巨大动力，中共必须这样走下去，这不仅是为了党本身的生存发展，而且也是为了政治的制度性稳定。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从达赖喇嘛看北京过时的宣传手法
从达赖喇嘛看北京过时的宣传手法
[于时语] (2007-10-31)
最近一段时间来，不顾中国政府的高调反对，第十四世达赖喇嘛频频周旋于欧美首脑之间，在德国总理默克尔和美国总统布什之后，10月29日又与加拿大总理哈珀正式会晤，再加上美国国会颁布给达赖喇嘛“奖章”，北京外交束手无策。
除了其他具体因素，北京陈旧的宣传手法，不仅未能制止达赖喇嘛在西方政界的活动，实际助长了达赖喇嘛在欧美的身价，而加剧了北京这一系列外交挫折。
不妨提到新近闭幕的中共十七大，虽然露出不少政治新现象，欧美传媒的报道仍然普遍负面，其主要因素也是北京“全国人民热烈拥护”旧式宣传手法，令人回想到文革期间“欢欢喜喜迎九大”的场面。
北京过时的宣传手法也影响到对台关系，《亚洲时报》报道台湾大部分民众至今不了解胡锦涛“两岸和平协定”提议，便是明显例子。
北京“宣传部”宜改名
在西方，从政界到商界，宣传是至关重要的手段，美国政治选举费用指数式上升，主要便是竞选中越来越多的传媒尤其电视广告。
这种宣传包括大量夸张、不实、误导的成份，2004年美国总统选举中“快速巡逻艇”系列电视广告，使得克里遭受致命伤，是个典型。
伊拉克战争前一路顺风的英国首相布莱尔，美国《大西洋月刊》归纳他的成功秘诀是“一成真货，五成吆喝”（five parts spin to one part substance），是另一典型。
尽管如此，“宣传”（propaganda）一词本身却在国际上具有强烈贬义，而北京在这一方面大大落后于“国际接轨”：从中央到地方大大小小的“宣传部”，正如原先的“反革命罪”一样，光是在名称上就已经加剧了中国的负面形象。
中国要在21世纪作为有影响力的大国，有必要顺应世界潮流，将不合时宜的“宣传部”改名为“公共关系部”之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多方引进竞争体制，造成经济的飞速发展。可是北京的宣传机构仍然维持其垄断性。正如其他所有缺乏竞争的事物，造成宣传机构的僵化和颟顸低效。北京针对达赖喇嘛的国际宣传，是这一弊病的最好例子。
北京对外批评达赖喇嘛，始终离不开“分裂主义分子”这顶帽子，不知是北京自己的蹩脚翻译，还是洋人的揶揄，用了滑稽的英语词汇splittist，毫无杀伤力，只能惹人发笑，损及北京自身形象。
达赖的宣传真正有杀伤力
说到底，分而治之是西方强权几百年来的标准手段，在西方世界“深入人心”，至今不衰。美国国会新近以绝大多数票通过决议，公开倡议将伊拉克分为三个“自治地区”，何曾顾忌别国的“统一”？
欧美强权最近积极推动科索沃独立，也丝毫不顾塞尔维亚的主权和统一。更有甚者，华盛顿为了肢解伊朗，不惜支持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的“伊朗支部”，间接导致了土耳其威胁要出兵伊拉克北部的危机。
在中国崛起主导世界的说法甚嚣尘上、欧美朝野对西方失去世界领袖地位忧心忡忡之际，北京对外大力宣传达赖喇嘛是个splittist，无形中提高了他对欧美外交的“价值”，反而使得各国朝野趋之若鹜。
如果北京僵化的宣传机器屈尊学习一下处于强烈竞争体制中的西方公关宣传手段，尤其是后者的“敌情研究”（Opposition research），就会知道对达赖喇嘛真正有杀伤力的国际宣传，决不是他要“分裂中国”，而是他作为美国冷战时代工具的个人历史，尤其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曾经长期是达赖喇嘛的“衣食父母”，以及他近年来的“感恩图报”。
尽管欧美主流传媒一直讳言掩盖，美国中情局在冷战时代创造培养了现代“藏独”运动，并在“反暴力”达赖喇嘛知情的情况下，在西藏大力进行暴力行动，早有大量资料。连达赖喇嘛“出走”印度，也是中情局的一手安排。
已经不是韬光养晦时代
除了对藏独武装力量的大笔经援和军援，在美国国会接手之前，中情局从1950年代起，几十年来每年供给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个人的直接“薪水”达18万美金之巨，而尼克松（尼逊）上台之前，美国总统的年薪也才只有10万美元。
达赖喇嘛完全清楚华盛顿这一施主地位，其他不说，九一一事件之后，达赖喇嘛扮演了美国“反恐”战争“吹鼓手”角色，而不惜违背其精心维持的“和平”形象。
除了支持美国的阿富汗战争，达赖喇嘛在2003年还实际支持了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这与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坚持和平反战形成鲜明对比。
更有甚者，出于与中情局和美国军方的历史关系，对美军在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待俘虏、美国对俘虏实施酷刑、以及中情局在欧洲经营秘密“黑狱”等丑闻，尽管世界舆论为之哗然，达赖喇嘛从未公开谴责批评，并维持了与布什总统的“深交”。
除了在美国自由派之中，布什总统在欧洲的形象众所周知，中情局在欧洲更是臭名昭著，甚至有欧洲法院通缉中情局特工的事例。达赖喇嘛的这些历史关系和现代表演，加上他的纳粹党卫军“恩师”，全是远比“分裂主义分子”有效的国际公关宣传题目。
中国即将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实体，事关切身利益，而必须积极参与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韬光养晦时代一去不返。
公关宣传是游戏规则制定的有机部分，北京宣传机构的颟顸低效，不仅累及外交，也因新近“中国制造”信任危机中的无力反应而影响到经济利益。引进竞争机制改善僵化过时的宣传机构，应该成为当务之急。
·作者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
[于时语] (2007-10-31)
最近一段时间来，不顾中国政府的高调反对，第十四世达赖喇嘛频频周旋于欧美首脑之间，在德国总理默克尔和美国总统布什之后，10月29日又与加拿大总理哈珀正式会晤，再加上美国国会颁布给达赖喇嘛“奖章”，北京外交束手无策。
除了其他具体因素，北京陈旧的宣传手法，不仅未能制止达赖喇嘛在西方政界的活动，实际助长了达赖喇嘛在欧美的身价，而加剧了北京这一系列外交挫折。
不妨提到新近闭幕的中共十七大，虽然露出不少政治新现象，欧美传媒的报道仍然普遍负面，其主要因素也是北京“全国人民热烈拥护”旧式宣传手法，令人回想到文革期间“欢欢喜喜迎九大”的场面。
北京过时的宣传手法也影响到对台关系，《亚洲时报》报道台湾大部分民众至今不了解胡锦涛“两岸和平协定”提议，便是明显例子。
北京“宣传部”宜改名
在西方，从政界到商界，宣传是至关重要的手段，美国政治选举费用指数式上升，主要便是竞选中越来越多的传媒尤其电视广告。
这种宣传包括大量夸张、不实、误导的成份，2004年美国总统选举中“快速巡逻艇”系列电视广告，使得克里遭受致命伤，是个典型。
伊拉克战争前一路顺风的英国首相布莱尔，美国《大西洋月刊》归纳他的成功秘诀是“一成真货，五成吆喝”（five parts spin to one part substance），是另一典型。
尽管如此，“宣传”（propaganda）一词本身却在国际上具有强烈贬义，而北京在这一方面大大落后于“国际接轨”：从中央到地方大大小小的“宣传部”，正如原先的“反革命罪”一样，光是在名称上就已经加剧了中国的负面形象。
中国要在21世纪作为有影响力的大国，有必要顺应世界潮流，将不合时宜的“宣传部”改名为“公共关系部”之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多方引进竞争体制，造成经济的飞速发展。可是北京的宣传机构仍然维持其垄断性。正如其他所有缺乏竞争的事物，造成宣传机构的僵化和颟顸低效。北京针对达赖喇嘛的国际宣传，是这一弊病的最好例子。
北京对外批评达赖喇嘛，始终离不开“分裂主义分子”这顶帽子，不知是北京自己的蹩脚翻译，还是洋人的揶揄，用了滑稽的英语词汇splittist，毫无杀伤力，只能惹人发笑，损及北京自身形象。
达赖的宣传真正有杀伤力
说到底，分而治之是西方强权几百年来的标准手段，在西方世界“深入人心”，至今不衰。美国国会新近以绝大多数票通过决议，公开倡议将伊拉克分为三个“自治地区”，何曾顾忌别国的“统一”？
欧美强权最近积极推动科索沃独立，也丝毫不顾塞尔维亚的主权和统一。更有甚者，华盛顿为了肢解伊朗，不惜支持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的“伊朗支部”，间接导致了土耳其威胁要出兵伊拉克北部的危机。
在中国崛起主导世界的说法甚嚣尘上、欧美朝野对西方失去世界领袖地位忧心忡忡之际，北京对外大力宣传达赖喇嘛是个splittist，无形中提高了他对欧美外交的“价值”，反而使得各国朝野趋之若鹜。
如果北京僵化的宣传机器屈尊学习一下处于强烈竞争体制中的西方公关宣传手段，尤其是后者的“敌情研究”（Opposition research），就会知道对达赖喇嘛真正有杀伤力的国际宣传，决不是他要“分裂中国”，而是他作为美国冷战时代工具的个人历史，尤其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曾经长期是达赖喇嘛的“衣食父母”，以及他近年来的“感恩图报”。
尽管欧美主流传媒一直讳言掩盖，美国中情局在冷战时代创造培养了现代“藏独”运动，并在“反暴力”达赖喇嘛知情的情况下，在西藏大力进行暴力行动，早有大量资料。连达赖喇嘛“出走”印度，也是中情局的一手安排。
已经不是韬光养晦时代
除了对藏独武装力量的大笔经援和军援，在美国国会接手之前，中情局从1950年代起，几十年来每年供给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个人的直接“薪水”达18万美金之巨，而尼克松（尼逊）上台之前，美国总统的年薪也才只有10万美元。
达赖喇嘛完全清楚华盛顿这一施主地位，其他不说，九一一事件之后，达赖喇嘛扮演了美国“反恐”战争“吹鼓手”角色，而不惜违背其精心维持的“和平”形象。
除了支持美国的阿富汗战争，达赖喇嘛在2003年还实际支持了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这与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坚持和平反战形成鲜明对比。
更有甚者，出于与中情局和美国军方的历史关系，对美军在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待俘虏、美国对俘虏实施酷刑、以及中情局在欧洲经营秘密“黑狱”等丑闻，尽管世界舆论为之哗然，达赖喇嘛从未公开谴责批评，并维持了与布什总统的“深交”。
除了在美国自由派之中，布什总统在欧洲的形象众所周知，中情局在欧洲更是臭名昭著，甚至有欧洲法院通缉中情局特工的事例。达赖喇嘛的这些历史关系和现代表演，加上他的纳粹党卫军“恩师”，全是远比“分裂主义分子”有效的国际公关宣传题目。
中国即将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实体，事关切身利益，而必须积极参与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韬光养晦时代一去不返。
公关宣传是游戏规则制定的有机部分，北京宣传机构的颟顸低效，不仅累及外交，也因新近“中国制造”信任危机中的无力反应而影响到经济利益。引进竞争机制改善僵化过时的宣传机构，应该成为当务之急。
·作者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