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为“中国制造”清洗污名

怎样为“中国制造”清洗污名

[陈冰]　(2007-07-24)

　　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大白兔”奶糖伴随着童年时光。即便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到中国店总要给孩子买包“大白兔”奶糖，其中寄予的是对“中国制造”的信赖，也是对自己人生阅历的某种纪念。

　　但是，菲律宾食品及药物管理局指控“大白兔”奶糖等四款中国食品含有害物质，下令进口商回收。消息发布后，人们的第一感觉是“这也许是真的”。冠生园立即发布了不含甲醛等防腐剂的检测报告，但“大白兔”并没有清白。假冒名品的风气之猖獗，对假冒伪劣商品之害的切身体验，都让中国更愿意相信那是真的。

　　“大白兔”声誉受损，是“中国制造”遭受世界质疑、甚至诋毁的最新案例，从西方蔓延到了亚洲。在过去几个月，从宠物饲料、儿童玩具，到咳药水、牙膏，中国产品接二连三遭欧美禁控。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更发表报告称，中国是违反美国食品安全标准最严重的国家。《今日美国报》的文章称，“中国制造”现在看来像有另一层含义——“购买者小心”。在美国犹他州，有食品公司更打出“无中国产”的招牌以示安全。

遭遇抵制是必然的

　　就在 “中国制造”几乎与“有毒”、“威胁”划上等号的时候，中国进行了舆论反击和贸易反制。一方面媒体将“中国制造”的不幸遭遇视为妖魔化中国的最新表现，另一方面中国也禁止进口11家美国厂商生产的肉类制品。中国竭力避免将相关问题复杂化、政治化，而实际上这个问题已成了政治问题，并且无法避免。

　　那么，究竟如何看待“中国制造”所遭遇的麻烦？怎样为“中国制造”清洗罪名？

　　早在两年前，笔者从欧式“中国威胁说”（早报天下事2005年6月）中已预感到了今天正面临的挑战。当中国各类产品迅速占据欧美超市货架，把很多小店铺挤出街道，开始直接影响欧美经济的时候，“中国威胁论”的内容就会从远离大众关注点的军事、政治，转移到与生活相关的服装、鞋帽、电子、食品和环境保护等 “琐事”上。

　　所有后进国家在向世界舞台冲刺时，都要遭遇强势国家的抵制，因为这关系着欧美的就业、经济问题，而这两个问题是政党间的权力斗争直接相关，政治化在所难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制造”也有类似的遭遇，在大举进入美国市场时也曾被“妖魔化”，是“劣质产品”的代名词。几项产品质量不过关而让一个国家的所有产品受辱，在国际上是不得不面对的考验，不仅涉及商品本身的质量认同和评价标准，更牵扯着一个大众情绪。德国公司把印有“F－U－C－K　YOU　CHINA”辱华字样的白色T恤衫出售，部分地表达着欧美劳工阶层的潜在心理。

为什么食品首当其冲

　　不过，这种抵制却是正常的，中国人不必太过敏，关键是要正视存在的问题。抵制的过程是挑剔的过程，能够渡过“挑剔期”就接近“接受期”了。只是，“挑剔”可能有政治因素，也可能有经济因素，当然也有商品本身的缺陷，需要中国人认真分析。

　　不幸的是，西方及其他国家在对“中国制造”进行挑剔时，恰恰对准了中国的软肋——食品。其中原因有三，一是中国国内市场流通的食品比出口食品的质量和安全性要差很多，致癌物质苏丹红喂鸭子产出的红心蛋、含致癌物的多宝鱼、导致大头宝宝的劣质婴儿奶粉在市场畅行，假烟、假酒、注水猪肉、臊水油、粪便臭豆腐屡见不鲜，以致专家和大众都有“虽然有毒，但是少用无害”的无奈。西方的“检举”，会让中国老百姓感到是替天行道，进而加剧对中国各级政府执法不严的怨气，微妙的政治影响便开始发酵。

　　二是很多的“中国制造”，获利的其实是外国公司，中国不过是加工厂。相对食品而言，电子、服装、妆饰和其他日用品，获利空间都比较大，离“生命安全”、“儿童健康”这些关键词较远，而且中国人和海外华人在食品业的掌控能力较强，所以食品、玩具等便首当其冲，给全球的震撼力要远大于汽车、电子、数字产品出问题。

多种方式为“中国制造”正名

　　三是中国食品安全标准与欧美可能不同，监管缺失，市场混乱，生产卫生条件差，都是导致质量不过关的原因，国外的检举只要有理有据，是可以坦然接受并且加以改进的。

　　为“中国制造”清洗罪名的主角当然是中国人，即便是为外国企业“贴牌生产”，只要有“中国”二字就有中国人的责任。实际上，即便在食品行业，“中国制造”也并非真的就是“不安全”的别称。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近日强调，食品安全是全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并非一个国家所独有，各国政府都需要加强相关的监管制度和措施，以确保食品安全。

　　擦亮“中国制造”的声誉，首先是中国能够拿出一些独特的质量响当当的名牌和几个旗舰企业。三四件质量事故可以让一个国家的商品蒙难，一两种驰名产品也可以立国。英国政府对“疯牛病”的遮遮掩掩，导致英国失去70％以上的欧盟牛肉市场，“英国食品”从最安全跌落到“不可信”，其农业自此一蹶不振。同样，一个诺基亚支撑着芬兰的经济和国家声誉，索尼（新力）、丰田、本田把“日本制造”从“劣质产品”扭转为“优质产品”，现代、三星能遮盖掉“韩国制造”的种种阴影。要让“中国制造”闪光并且为全球信赖，竖起几个人见人爱的名牌是捷径。技术创新、销售战略、生产标准不仅要达到世界上最苛刻的标准，还要在名称上让全世界易记易接受。“东京通信工业”改为“索尼”后让这个名字风行世界的例子，极好地说明细节的重要性。“细节决定成败”，对富有诗意和善于狂想的中国企业家来说，这六个字分量极重。

　　利用法律来维护“中国制造”的声誉，也是重要武器。虽然中国国内的法律执行力度尚有欠缺，但在法治国家还真可以用法律来维护“中国制造”的尊严。2004年，浙江通领科技集团生产的GFCI（接地故障断路器）产品进入美国，迅速占领美国主流市场。但同时遭遇美国世界级电器巨头企业莱伏顿公司在美国三个州地方法院的起诉，称通领公司侵犯了他们的专利。这场官司现在有了结果，通领科技集团没有“偷”他们的专利，是自己研发出的。试想，如果没有勇气和底气去打赢这场官司，那么“中国制造”不仅“有毒”，而且 “偷盗”。这场官司获胜，为所有“中国制造”的信誉有正面作用。“大白兔”也应该在菲律宾打一场官司，如果坚信自己的产品没有防腐剂的话。

　　中国在各个出口行业，尤其是事关人命的食品、医药行业，进行严格的自我整治是非常必要的。“民以食为天”，这句古语曾被中国政府视为“最大的人权”。那么，本国国民都对自己所吃所喝不予信任，都不敢保证“无毒”，很难让外国人信任“中国制造”的食品就很安全。

　　另外，中国人常把“利”的反面看作“义”、“良知”，其实“利”的反面是“害”、“灾难”。无“义”的逐利可以接受，“有害”的逐利则万万不行。把政治上的“内外有别”、“抓大放小”应用于商业，是“中国制造”声誉受损的核心因素，值得全社会反思并且进行严格的制度建设。认识到了这一点，“中国制造”无论是出口还是内销，名字都会响亮起来。

·作者是中国资深媒体人

以大历史的视角看台湾解严开禁

以大历史的视角看台湾解严开禁

[陈子帛]　(2007-07-21)

　　台湾二十年前的解严开禁，影响和左右着其后剧烈而痛苦的民主化转型。无论是“宁静革命”抑或是“转型正义”，或者是“不完全民主形态”，台湾第一次政党轮替都是两岸四地第一次民主实践。其特殊意义和深远影响，只是单纯用台湾视角来看似乎是不足够的。

　　原因很简单。首先，由于受到各种既定意识形态的局限和约束，近期台湾朝野以及主流媒体对戒严开禁的纪念和评价，多半都有以偏概全的缺憾，难以完整、客观地展现出全貌。

　　其次，台湾终止和废除长达30年的军事戒严体制，是国共内战、两岸政治分裂的结果，同时也是两岸关系即将出现历史性突破的预热和准备。其影响其实已辐射到两岸长达20年的互动。今天台海关系的战略格局，与当年的解严开禁有不可割裂的关系。

　　再次，台湾始终是华人社会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区域，在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层面的变迁，很难脱离华人社会乃至国际政治局势的时代和历史背景。因此，对于台湾解严开禁的追忆与追思，如果采用大历史视角鸟瞰和观察，也许会有更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和启示。

解严前后的大陆与台湾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似乎更强调从小事件看大道理；从长远的社会、经济结构观察历史脉动；从中西比较中提出中国历史的特殊问题；注重人物与时势的交互作用、理念与制度的差距、行政技术与经济组织的冲突以及上层结构与下层结构的分合。限于篇幅，我们只能借助他的大历史概念，对1987年7月 15日那一个历史时刻及其对两岸关系的影响，做一次纵向的回顾和前瞻。

　　1987年7月15日之前的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刚刚起步，释放出前所未有的政治和经济能量，但也出现了若干瓶颈，政治上先后出现了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与解放思想、告别极左路线的动向。胡耀邦在元老和极左势力不正常的逼迫下，被迫辞去党的总书记职务；而在此之前的1984年，中英两国经过外交上的反复较量，签署了决定香港前途命运的中英联合声明，香港进入了主权回归的后过渡期。

　　而此时的台湾，党外运动方兴未艾，并通过参与地方选举和创办党外杂志等活动，成为执政者关注的对象。代表台湾本土势力的民主进步党于1986年9月28日在圆山大饭店宣布成立，震撼了台湾政界。军事戒严体制之下的台湾，首度出现了缝隙和松动。

　　再就是1988年，蒋经国先生病逝，李登辉继任，国民党陷入主流与非主流之争。这一年的香港和大陆，也各有跌宕起伏。

　　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最为重大的政治动荡，同时也直接诱发了香港百多万人的冒雨游行，港人表现出潜藏于内心深处的家国情怀；台湾的“野百合”运动同样具有学生运动的性质，却被李登辉巧妙地借用，作为逼退“万年国代”、“终身立委”的最佳利器。经此一役，中华民国政治体制开始出现解构性的蜕变，台湾化、本土化自此势不可挡。

　　苏东剧变，柏林墙倒塌，共产阵营崩解，台湾当局对中国大陆局势呼应了“中国崩溃论”，作出了战略上的误判。与此同时，李登辉在两岸关系上采取了以虚对实的策略因应。国统会的设立、国统纲领的颁布以及辜汪会谈的举行，促成了90年代初期台海关系的缓和，也给李登辉的战略图谋提供了将近十年的时间。继之而来的是1995／1996年台海危机的爆发，再就是旋踵而至的“两国论”。2000年台湾总统选举，国民党结束了在台湾半个世纪的统治，台湾实现了第一次政党轮替。

新时代的两岸政治景观

　　大陆在邓小平南巡之后，改革开放进入新的大步跨越阶段，江泽民树立了党内核心地位。在江泽民任期内，香港、澳门相继回归，中共高层权力在“十六大”上实现了难得一见的和平交接，胡锦涛成为大陆党、政、军第一把手，大陆的政治社会转型呈现了诸多不稳定症候群。

　　大陆经济的高速成长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诸多不适应症，各界对政治体制改革发出了更多的呼声和诉求，执政党遇到的挑战与机遇远比改革开放初期要多得多，政权的持续性和稳定性进一步表明了权力合法性的必须与重要，执政党的革命性同样遇到了建政初期所曾有过的强力挑战。

　　与此同时，香港作为另一个特殊区域，在过去十年间经历了诸多考验，“一国两制”的实践走过了不平凡的十年历程。它以事实否定了“香港已死”的悲观预测之后，仍然面临着经济结构转型没有完成、政治参与缺乏活力和空间的困顿。

　　人们也注意到，香港的政治和社会转型进入了与大陆和台湾迥然不一的境地，但却不由自主地模仿和参照了台湾的选举文化和表现形式。而“一国两制”条件下的香港，继续维持着法治社会的基本游戏规则。廉政制度的一如既往以及公民社会相对成熟的表现，也成为大陆社会转型过程中另一个比较直接的参照。

　　至于台湾在过去20年来的民主化转型过程，某些表面的乱象尽管被赋予民粹政治、“文革”翻版的负面解读，但迄今为止，民间社会的自救能力并没有减弱。政治互动和博弈虽然缺乏成熟的机制和游戏规则，却未曾偏离乱中有序的轨道。

无法避免的相互影响

　　在海外的政治观察家们，没有台湾民众在军事戒严体制下长期生活的切身经历和感受，很难了解挣脱军事戒严体制后的释放感，也很难想象作为独裁政治最后一位领导人在顺应历史潮流、放弃威权统治那一刻的内心挣扎，更无法想象台湾人回顾和解读那段历史的光怪陆离。

　　笔者不久前和台湾一位友人探讨解严开禁的意义，他竟然用“解放”二字予以诠释。如果我们经历过1949年、1976年，甚至1989年和1997年的历史的话，那就能更加深刻地理解台湾知识分子、台湾民众那种获得解放的感觉。

　　纵向回顾台湾“解放”时刻的前前后后，横向比较大陆及香港已经和正在发生的诸多种种，我们也许能超越具体历史时空，去理解和解读1987年7月15日。

　　台湾已经进行的、香港准备进行的以及中国大陆有可能进行的，相互之间未必有必然的逻辑关系，但却有无法切割的彼此影响和参照。

　　请记住2007年这一时刻。因为再过10年、20年，当我们对再次回顾台湾解禁时，一定会有比今天更加深刻的感悟。

·作者是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