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走向冷静

中国走向冷静

[陈冰]　(2007-03-31)

　　在中国进入被民间视为吉祥的猪年之后，最吉祥的现象恐怕是中国正变得冷静。

　　无论从刚结束的全国人大、政协“两会”，还是自上而下推动的“面对现实”之风气来看，过去那种“官员吹盛世，商人谈暴发，学者论崛起，老百姓跟着喊强大”的浮躁气息正在降温，继而倡导的是忧患意识、公仆意识、节俭意识，提醒大众认识到中国还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政治上的冷静其实是意识到自身体制上的不完善，进而设计渐进式改革线路图；学术上的冷静是筛去极端和狂热情绪，在现实的地基上搭建新的理性蓝图；社会的冷静是剔除急功近利的暴发心态，在制度设置和财富分配上体现公正和扶强携弱的人道精神；文化上的冷静是知道世界是无止境的“天外有天”，但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价值观却是人类共有的，明智的策略是让多元的思想、丰富的创意尽情绽放，在辩论和实践中汲取为大众精神和物质上谋利的精华。

　　北京已发出各种“冷静的信号”，致力于破解上世纪80年代遗留的政治改革问题、90年代出现的社会不公问题和本世纪初的文化定位问题，表明中共领导的第三个“强力作为期”已迈出第一步。这是令人欣喜的好征兆，冷静地判识出自己在世界上所处的真实地位，就能脚踏实地、锐意进取。

政治民主化提上日程

　　上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从而使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相适应。在中共十三大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把政治改革提到议事日程。

　　但是，政治改革蓝图正进入探讨阶段尚未描绘出轮廓时，爆发了1989年政治风波。尽管国内外对这场风波的兴起和结束有种种不同的评价，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这场风波淹没了政治改革这个重要话题，“民主”几乎成为令人生畏的字眼。

　　经过十多年的实践，新一代中国领导人承续政治改革难题，表现出务实求真的勇气和理论突破的胆识。承认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够完善和不够成熟，把民主和法治作为建立“和谐社会”的第一要务，将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视为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均是政治思想的重大进步。如果说邓小平确立了市场为轴心的经济体制，那么胡锦涛、温家宝为代表的新一代领导人则很有可能确立以民主为核心的政治体制。

　　政治民主化不仅是人类文明的发展大势，也是中国社会进一步有序、活跃和社会和谐的现实需要。与80年代所不同的是，经过苏联、东欧、东南亚等国激进的民主改革后，目前中国的民主进程显得比较稳健：政府政策和学术讨论较少不切合现实的臆想；对西方民主中不适合中国土壤的东西有较明晰的认识；把重点放在减少权力集中和加强对政府的监督上，可谓有的放矢。中国领导人和大众似乎已形成共识，要建立中国式民主制度，首先要让民主政策解决实际问题，从而深化民主改革。

　　当然，在民主政治上“锐意进取”的空间仍很大：媒体承担准确解读政策的任务，也成为监督政府、避免决策偏差、及时反映民意的平台；一些可能不利于建构和谐社会的言论，可以通过辩论做到“以理服人”，用不着通过行政手段“以势压人”；决策过程可以进一步公开、公正，使得老百姓能够及时了解政策草案的第一句话是怎么来的，定案的最后一个句号是谁画的；通过选举制度革新来促进各级政府实现角色转换，迫使高高在上的“官老爷”变成兢兢业业的 “公仆”。只有官员真正认识到自己不过是从政的专业人员，对他人直呼其名而无需加上“书记”、“局长”等后缀感到自然时，民主制度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社会公平化进入实践

　　上世纪80年代末的政治改革暂停后，不可避免地出现大量的腐败现象和贫富差距的拉大。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三方互动”，才能形成开拓中有序，发展中有度，致富中携贫。由于民主和法治的革新力度不强，致使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不能有效遏止。

　　因此，90年代的经济发展是以牺牲环境和高耗能为显著特征，官员与商人结盟产生严重的腐败现象，教育、医疗、住房的急剧市场化和城乡福利不平等导致贫富差距迅速拉大，不少公益事业在“市场化”旗号下成了特权阶层谋利的机构。片面追求市场化的结果是，政府部分地放弃了在社会财富分配上的协调权，而这些权力又集中到精通“原始积累”的人手中，使得有权有势的少数人迅速暴发，刺激出“升官”与“发财”的浮躁风尘，沉默的大多数却在“盛世”喧嚣声中越来越感到生活的压力。

　　毋庸置疑，市场经济的积极方面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使得国力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增强；而其负面影响却也导致社会不公，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在观念和财富上形成较大反差，甚至对立。这时候重提久违了的“忧患意识”，以法律和制度来“让各个社会阶层包括弱势群体分享到经济改革的成果”，形成“在共建中共享，共享中共建”的和谐社会，说明新一代领导人对现实状况有冷静的研判。

　　更为理性的是，中央政府是通过法律、制度、财政预算这些在发达国家通行的方式来落实社会公正的，比过去以行政命令暂缓社会矛盾的 “去痛片”式做法截然不同。今年中央财政投入到农村、教育、医疗、就业、中西部等弱势领域的资金共计约1万亿元，其中增加的投入就超过千亿，民生受到格外重视。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行政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冷静还在于量力而行，并没有开出超出能力的空头支票。

文化全球化探寻新路

　　经过20多年与世界的全方位接触，中国先有“异化”反思和“西化”思潮，接着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压力下停止了对人类文明的进一步探讨；之后，在市场经济改革路向确立之后，经济文化上向西方学习，而在政治文化、思想文化上则更多地向中国传统回望，以致在民间形成“中国文化能包医当代世界百病”的膨胀症。

　　现在，北京在倡导多元文化的共容和整合，重建人文精神正成为全民共识，不仅纠正崇拜物质享受、贬低精神价值的单调人生观，也力图把中国人引向“面对世界，面向未来”的宽广视野。

　　正在兴起文化热潮，主流是整合人类文明的所有成果，试图超越中西学“体用”之争和狭隘的“全盘西化”、“寻根热”或者“国学济世救民”，致力于创造适应全球时代的中国新文化精神。这一过程中，中学、西学以及世界上各种文化，皆成重建人文精神大厦平等的砖瓦，不再以政治、民族、地缘作为取舍标准。这一过程中，不仅让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丰富化，而且追求文化产业和科学技术的创新力。

　　是的，无论从政治改革、社会公正的政策判识，还是从重建人文精神的大势来看，2007年的春天对中国而言是一个“冷静的春天”。没有高涨的激情，没有膨胀的大话，有的是脚踏实地的从容和面对现实的忧患。

·作者系旅英时评专栏作家